家族对内的职能是管理、约束族人的言行与思想，调整族人的关系，使他们和睦相处，以维持家族的延续；对外则须处理好各种社会关系，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各种资源和力量，以扩大本家族的影响，保持并提升其社会地位，因此，自古以来，家族大多注重交际，而明清尤盛，大量文集、诗集、词集、日记、游记和小说都反映了这一点，如王世贞的《弇州山人四部稿》和《弇州四部续稿》、潘允端的《玉华堂日记》、冯梦祯的《快雪堂日记》、祁彪佳的《祁忠敏公日记》、冒襄的《同人集》、张岱的《陶庵梦忆》、余怀的《板桥杂记》、曹溶的《静惕堂词集》、曹寅的《楝亭集》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根据这些典籍，江南望族对交际的重视体现为两点：(1)家族之间联系密切，交往频繁。一个家族每逢婚丧、诞寿、节日等，或其他重大事件，比如族中子弟科举登第，得官升迁等，与它有交往的家族或派代表，或寄书信致贺、吊唁、慰问，还要送礼，有一整套礼节；(2)望族文士大多热衷于交游活动。他们或带着家族的使命，或基于个人的兴趣和愿望，通过各种方式广交朋友。不管出于何种原因，他们不可能单纯以个人的身份与外界联系，而是代表着整个家族。同样，他们所结交的，也不仅是某个特定的个体，而是对方所属的家族。他们交游对象地位的高低、交游圈子的大小，以及交游活动的频繁程度，往往能折射出所属家族的社会地位和影响。

交际方式丰富多样，有结社，联姻，收徒，拜师，修同乡、同窗、同年和同僚之谊，订通家之好等，具体的手段则有雅集、饮宴、贺喜(包括婚庆、诞寿、节日等)、吊丧、造访和文字往返(包括书信、传记、行状、墓志铭、诗词、序跋、评点等)，活动的地点有私家宅院的厅堂与花园、画舫和会馆等。

这些交际方式古已有之，但于明清之际尤盛，最有特色的是结社。文(诗)社一般是由某位或某几位声名显赫的文士发起，主其事者多是望族子弟，他们凭借家族的地位和自身的威望扩大文(诗)社的影响力，招纳四方士子加入。同社者往往称盟兄、道弟或社友之类，定期聚会，社友轮流做东。文士们外出游历，也乐于和社友相聚，饮宴、吟咏、品评制义(艺)和征歌度曲等都是聚会的重要内容。

明嘉靖以后，江南结社成风，望族子弟多投身其中，乐此不疲。他们热衷于此道，决不仅仅是为了品文论诗，炫学逞才，更是为了扩大交游圈子，结交有权势和名望的权贵、缙绅，增强影响力，为科举得第、为官入仕、飞黄腾达争取更多的希望和机会。屠隆、李维桢、龙膺和潘之恒等声名显赫的文士，绝大多数爱好游历。屠隆足迹遍及杭州、苏州、常州、松江、徽州、福州等地，所到之处，皆与诸名士为诗文之会。他的《白榆社》和《栖真馆集》中提及后七子、白榆社、西泠社、南屏社、庐山社、七生社、芝社等10多个诗(文)社。又据汪道昆《太函集》卷一一七《招长卿入社》和卷七六《南屏社记》，屠隆《栖真馆集》卷一〇《西泠社叙》等，他至少加入了四个诗社；李维桢在《大泌山房集》中提到的诗(文)社有海岱诗社、丰乾社、白榆社、賩山社、白门社、桃花社、金陵大社、淮南社和湛园社等十余个^[42]；龙膺参与的社团主要有白榆社、白鹿社、横山社、阳春社、海淀诗会、金陵社集、青莲社、陆度航词社和木奴社等；^[43]潘之恒长期活跃于江宁、扬州、常州和徽州一带，曾加入白榆社、颍上社和南屏社等。通过结社，他们结交了大批朋友。朋友间互通声气，切磋琢磨，又互相揄扬和鼓吹，因而能有效地扩大影响。可以说，他们的声名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庞大的交际圈。天启以后，文(诗)社不再是单纯的文学和社交团体，带有比较浓厚的政治色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当时的朝政，东林和复社最具代表性，谢国桢先生的《明季党社运动考》有具体详尽的考察。据吴伟业《社事始末》和陆世仪《复社纪略》，复社由明末几社、应社等数十个诗(文)社联合而成，出自名门的张溥、张采、陈子龙、冒襄、侯方域、陈贞慧、方以智和吴定生等都是复社的领袖和骨干，势力最盛时成员多达数千人，曾于尹山、金陵和苏州虎丘举行三次大聚会，盛况空前。对于多数成员来说，复社不仅仅是习文论道之所，更是结交朋友的平台。

联姻被当作交际方式，其来有自，效用显著、持久。江南望族的联姻多讲究门当户对，有两大特点：其一，常基于世交、好友的关系累代联姻；其二，由于望族多人丁兴旺，再加上数代的积累，一般与多个望族建立姻亲关系。昆山梁辰鱼家族，在《(同治)苏州府志》“人物”中立传的有梁栋、梁昱、梁纨、梁鸣鸾、梁辰鱼和梁逸等六人，先祖曾任知府、同知、县学训导一类的官职，和昆山、太仓的叶家(叶重)、顾家(顾鼎臣)、王家(王世贞)、周家(周后叔)等联姻。梁氏虽然没有出现官位显赫的人物，但姻亲中顾梦圭、王世贞、叶盛等都累官至高位，颇有权势。这是梁氏能成为一方望族，并保持较高地位的重要原因。吴江沈氏和同地叶氏、昆山顾氏、秀水卜氏，余姚的吕氏与孙氏，苏州的申家与昆山的徐家，归安的茅氏和吴江的金氏、乌程的董氏，乌程的凌氏与闵氏，山阴的祁氏与同地的张氏、会稽的商氏，华亭顾清家族与陆深家族、王广心家族与周茂源家族、董其昌家族与徐阶家族及陆树声家族、陈子龙家族与张轨端家族及王胜时家族等，都是望族间联姻的例子。可见，江南望族并不是一个个孤立的家族，他们凭借联姻这一滚雪球似的方式，形成了阵容庞大的家族群。他们背景相似，联系密切，互相勾连，共同维护彼此的利益，可利用的资源不断增长，影响力也随之大为增强。

拜师和收徒也是源远流长的交际方式。由于崇文重教的风气，明清两代江南的家族一般都设有族学，村社则有社学；县级以上的行政单位都置办官学，包括县学、府学和国子监等；此外，还有大量书院散落各地。不少文士在发迹前选择在义学或私塾担任教书先生，而在官学和书院任职的，主要是功名已成的进士或举人，或是因各种原因离职的官员。由于学校数量多，对教师的需求量也随之增加，因此，明清两代的教师队伍相当庞大；而数量可观的学校也为望族与寒门子弟提供了受教育的机会。与前代相比，明清两代的师生、同窗关系更为普遍，而望族也相当看重这些关系，门生为师尊梓行文集便是体现之一。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收录的600部文集中，由作者后人或有师业授受关系的门生编辑并刊刻的多达160部。^[44]吴江黎里毛氏是当地大族，毛衢(字大亨，号鹿泉)于嘉靖二年(1523)中进士，官至提学副使。毛衢子毛图南(字宇化，号达庵)、寿南(字宇征，号仁山)兄弟相继于隆庆二年(1568)与万历十四年(1586)登进士。寿南授山阴知县，请会稽王骥德在署中教授其子毛以燧(字允遂)。此后，毛以燧与王骥德亦师亦友，交往了30多年，情谊深厚。以燧兄毛以亨任职南京时，出资刊刻了王骥德的《方诸馆乐府》。王骥德去世前，将《曲律》托付给毛以燧。毛以燧出资刊刻，并为之作跋。得知王骥德死讯，毛以燧作《哭王伯良先生诗十三首》以抒悲悼之情。此外，毛以燧还为王骥德的《新校注古本西厢记》作序。王氏与毛氏由师生关系而成生死之交，时人对师生之谊的看重真是令人感动。(www.daowen.com)

江南望族的交际方式是多样的，而交际活动也非常频繁、丰富。士绅多喜好出游，但单纯欣赏山水，娱乐消遣的不多，所到之处，便忙于拜亲、访友，因此，望族大多门庭若市，高朋满座。在如皋冒襄的水绘园，“四方宾至如归，若东林、几社、复社故人子弟，下逮方伎、隐逸、缁羽之伦，来未尝不留，留未尝辄去，去亦未尝不复来。征君投辖开尊，辄出家伶娱坐客，有紫云、杨枝、灵雏、秦箫诸人”。^[45]当时两淮和浙江的名流几乎都涉足过水绘园，如宜兴的陈维崧，昆山的徐元文，合肥的龚鼎孳，秀水的曹溶、邓汉仪，无锡的顾杲、陈瑚、许承钦、刘梁嵩，江都的李宗孔，太仓的王挺，无锡的周贞兹和周友燕等。与如皋冒氏一样宾客满庭的望族不在少数，屠隆的《白榆集》《由拳集》和《栖真馆集》，邹迪光的《调象庵集稿》和《石语斋集》，茅元仪的《石民横塘集》和顾嗣立的《闾丘诗集》等也记录了大量此类的聚会。不少士绅，如嘉兴吴正儒、秀水冯梦祯、鄞县屠隆、绍兴张岱、海宁查继佐、丹徒王文治等，常带着家乐畅游大江南北。明万历年间，吴正儒特制戏船一只，每逢开春，即把戏船开到杭州西湖、苏州、宜兴等地。^[46]屠隆“不耐岑寂”，遍游吴越和八闽，所到之处，或寻山访道，或与朋友相聚，啸傲赋诗，以诗文会友，以演戏为乐。^[47]张岱曾率家乐往来于杭州和绍兴，还曾远征山东，于崇祯二年(1629)到兖州为父祝寿，演出自己改编的《冰山记》。可见，士绅无论出外游历，还是居家款待来宾，都与昆曲有着密切的关系，听曲、观剧是他们交际活动中不可缺少的内容之一。

士绅间的雅集一般是较小规模的聚会，三五志趣相投的好友，或在融和天气，登高望远，发思古之幽情；或于月白风清之夜，在水边的亭榭，庭院的厅堂，诗酒唱和，品评书画，吹笛拍曲，称为流水曲觞；或鉴赏金石文物、奇花异卉；或切磋诗艺学问，精益求精。规模较大的聚会有曲会和曲宴等形式，更为热闹。曲宴指的是由某名流做东，以欣赏昆曲和吟诗作文为目的，以美酒佳肴为助兴之物的宴会，参加演出的有职业戏班的名伶、串客和家乐。由于交游活动极活跃、频繁，曲宴相当普遍，明清时期的集子大多都有不少描写曲宴的作品。曲会指的是由热心昆曲活动的士绅或曲师发起的赛曲大会，大会以唱曲(包括清唱和搬戏)为主，大家互相竞技，品评、交流，以提高表演水平。持续时间最长，且最有影响的是虎丘曲会。有关曲会和曲宴，拙著《戏班研究：明清家班》有较为详细的阐述，此处不赘。

可见，凭借丰富多样的交际手段和频繁的交际活动，望族往往结成稠密、庞大而牢固的关系网络。这些关系网络为士绅展示各个方面的才华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平台，从而不断促进其家族的发展和繁荣。而且，交游活动的兴盛导致文士之间各种形式的聚会非常普遍，而这些聚会中，作为高雅的艺术活动，听歌、度曲、观剧成为惯例，昆曲因此获得了大量的演出机会，对昆曲的传播、表演艺术的完善提高、观众的培养等，都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由上可知，家学、才女群、藏书楼、私家园林是明清江南望族最有代表性的四张文化标签，突显出重文、重学、重诗性的精神。望族文化以追求世泽长存，家声勿替，确保本家族的繁荣兴旺为核心，但又不仅仅囿于一族之利益，表现出创造、保护、传承文化的自觉意识和坚持不懈的文化精神，家族责任感和社会使命感在一定程度实现了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