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统是望族的命脉所在，传承、光大自身的文化传统，是望族得以踵继不绝，奕世流芳的关键。笔者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认识江南望族的传统：

1.耕读并重，在广置田产的同时，崇文重教。据笔者查阅的数百部家谱来看，江南望族大多将“崇教学”“勤读书”“优重科名”“功名宜重”“塾师宜敬”等写入了家训和族约，普遍辟学田，办家塾、族学，有的还创立书院，为子弟提供受教育的机会。族中的图书、祖上的著述、父兄的教导等等，都是可以共享的资源。《宜兴上阳徐氏家乘》卷二《祠规》云：“祖宗远训，耕读并重，而克振家声，端有望于读书之子。嗣后有童生进学者赠银一两，以助读书之费；有生员观场者，赠银一两，以助卷资”。“祭后一日，集族中子侄能文者会课于祠内。族长主社，命题作文二篇……评次甲乙，优者给毫笔十枝，竹纸二刀；次者给毫笔五枝，竹纸一刀；下者只给毫笔二枝，略示劝惩，庶几克绍书香一脉云”。《(武进)陶氏宗谱》卷二一《祠中规条》云：“祠中应举会课，每岁春秋二次。……将卷封送名贤评定甲乙，取在前列者给以纸笔。至于应试郡邑，领案激劝银五星；入泮者衣顶银四金；科试五名内及补禀者花红银二金；拔副贡生旗匾银六金；乡试盘费四金，中式旗匾银十六两；会试盘费二十金，进士旗匾银三十金，解会元、鼎甲、出仕加倍。”为了鼓励子弟勤奋苦读，不少望族还实行了各种劝学和奖励措施，如坚持会课制，发放钱物和学习用品，资助赴试盘缠，奖励科举得中者等。得力于家族的大力支持和激励，再加上出人头地、光耀门楣的愿望所激发的强大动力，江南读书风气普遍浓厚，大批望族子弟从小养成爱好读书的习惯，终老不辍。高濂《遵生八笺·燕闲清赏笺》“论藏书”云：“开函摊几，俾长日深更，沉潜玩索，恍对圣贤，面谈千古，悦心快目，何乐可胜?”高濂以读书为乐，追求的是精神上的愉悦，已经脱离了现实的功利目的。曹溶《绛云楼书目·题词》云：“宗伯(钱谦益)每一部书，能言旧刻若何，新版若何，中间差别几何，验之纤悉不爽，盖于书无不读，去他人徒好书束高阁者远矣。”绛云楼遭遇火灾时，钱谦益捶胸顿足，五内摧伤，大呼：“天能烧我屋内书，不能烧我腹内书!”^[15]很显然，钱谦益以读书为他的生活方式，书籍已经深深地融入了他的生命。太仓张溥乃复社领袖，“幼嗜学，所读书必手钞，钞已，朗诵一过即焚之；又钞，如是者六七始已。左手握管处指掌成茧。冬日手皲，日沃汤数次。后名读书之斋曰‘七录’。……溥诗文敏捷，四方征索者，不起草，对客挥毫。俄顷立就，以故名高一时”。^[16]张溥刻苦攻读，终大有所成。同类事例，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第四章《苏南望族与家族教育》与第九章《苏南望族与图书》中，尚有不少。通过读书，既知廉耻，明事理，树忠孝，敬祖宗，修身养性，以成高风亮节；又长学识，增才华，养成深厚的文学修养；更要投身场屋，博取功名，保证家族人才辈出，门祚经久不衰。

还必须谈到的是，江南望族多重视女性的教育，《牡丹亭》第三出《训女》对此有非常生动的展现：

(外)叫春香。俺问你小姐终日绣房，有何生活?(贴)绣房中则是绣。(外)绣的许多?(贴)绣了打绵。(外)什么绵?(贴)睡眠。(外)好哩!夫人，你才说“长向花阴课女工”，却纵容女孩子儿闲眠，是何家教?叫女孩儿。(旦上)爹爹有何分付?(外)适问春香，你白日睡眠，是何道理?假如刺绣余闲，架上有书，可以寓目。他日到人家，知书知礼，父母光辉。这都是你娘亲失教也。

钱宜评曰：“归罪夫人，极是。世上慈母纵女不教，甚至逾闲者正复不少。故《易》于父母，皆称严君也。”

……

【前腔】(旦)黄堂父母，倚骄痴惯习如愚。刚打的秋千画图，闲榻着鸳鸯绣谱。从今后茶余饭饱破工夫，玉镜台前插架书。

(老旦)虽然如此，要个女先生讲解才好。

丽娘刺绣之余没有读书，杜父大为不满，责备杜母有失管教。同为女性的钱宜在评点作品时赞同杜父，认可教育女儿是母亲的责任^[17]。丽娘表示今后要多多读书，杜母建议请一个女先生。这个情节反映了深闺女性的生活常态，梳妆台、绣床旁边就摆着书架，刺绣、阅读是她们日常的主要活动。为了满足女性教育的需求，明末以来江南各地出现了一种新的职业——闺塾师，又称女先生。部分名士也公开招收女弟子，如李贽、袁枚等。李渔的传奇《怜香伴》中，曹语花与崔笺云天各一方，因闺中寂寞而染病。曹父贴出榜文，招收女弟子和女儿做伴。这一情节不是李渔的杜撰，而是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反映。得力于专业教师的传道解惑，又有父兄、母亲的指点，家中的藏书也很丰富，江南望族的女性大多知书达理，诗词歌赋与棋琴书画样样精通，吴江沈氏与叶氏、会稽商氏、山阴祁氏、鄞县屠氏、常州的恽氏、丹徒的鲍氏与张氏、钱塘洪氏、长洲许自昌家族，还有上文提及的吴县张氏与洞庭山席氏等，都培育了一批才女。与传统的不通文墨，唯知三从四德的女性相比，她们不仅才华横溢，识大体，有主见，还和男性文士一样吟诗、作文、填写、词曲，甚至还和他们唱酬，留下了大量著述。谢无量的《中国妇女文学史》和谭正璧的《中国女性文学史》是较早研究古代女性文学的专著。据胡文楷著、张宏生等增订的《历代妇女著作考》著录，从汉代至近代的女性著作共4000余种，明清两代竟达3700多种；籍贯可考的女作家共3000多名，其中，出自江浙一带的就有2300多种。闺秀也从事诗词评论，明江盈科辑有《闺秀诗评》，清雷瑨、雷珹辑有《闺秀词话》，清棣华园主人辑有《闺秀诗评》。在书画领域，闺秀也是人才济济，有王瞻民的《闺秀画人传》和佚名的《闺秀书画家百家小传》等。据这些文献来看，明清两代，尤其是晚明以来，江南才女文化勃兴，苏州、杭州、扬州、绍兴、常州、嘉兴和宁波等，都是才女荟萃之地。在文学和艺术领域，望族女性成为比较重要的一翼，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2.重视家学的传承和发扬。所谓“家学”，乃家族(或家庭)世代相传之学，并不仅仅指经史、金石、方舆、小学和文献等方面的学问，也指诗文、词曲、书画和音乐等方面的素养、才能和创作风格等。钱穆先生在《略论魏晋南北朝学术文化与当时门第之关系》中指出：“当时门第传统共同理想，所希望于门第中人，上自贤父兄，下至佳子弟，不外两大要目：一则希望其能具孝友之内行，一则希望其能有经籍文史学业之修养。此两种希望，并合成为当时共同之家教。其前一项表现，则成为家风。后一项之表现，则成为家学。”^[18]钱穆先生具体所指为魏晋时期的高门大户，但揭示的却是超越时代的普遍规律。他将家学与家风并列，归之于高门大户的共同理想，可见其重要性。家学的形成不仅需要父子、祖孙几代人的共同努力，而且往往要以强大的家族凝聚力为基础，以较为雄厚的财力为后盾。而家学形成之后，又能起到不断增强家族凝聚力的重要作用，因此，一个望族能否在文化领域有所建树，彰显其特色和价值，往往取决于它是否拥有深厚的家学。

明清两代的江南望族多具备创建家学的基础和条件，族中父祖辈多精通文墨，多才多艺，又注重对子孙的培养，而聚族而居的居住方式又提供了便利条件。其子孙从小受到影响，往跟随他们学习，并承其所业。如此代代相传，长期沉淀、积累，遂形成了家学。吴江沈璟壮年解组归田，放情词曲，精心考索声律垂三十年，成一代词家宗匠。此后，沈氏“微特群从子姓精研律吕，即闺房之秀亦并擅倚声”。^[19]可见，对词曲的爱好成为沈氏的一种传统，沈氏后人衣钵相承，代不乏人，最出色者为其侄自晋和自征。沈自晋“随词隐为东山之游”，“考宫叶徵，素承几砚，童而习之。及词隐殁，而乐府一脉，兄实身任之”。^[20]沈自友《鞠通生小传》称自晋“生有子而才，能世其家学”。^[21]自晋子永隆承父所业，“尝续范香令(文若)未完传奇，宛然范香令也，识者谓可与《望湖亭》并传”。^[22]可见，自晋父子以沈璟所业为家学，立志传承。沈自南《重订南九宫新谱·序》云：“岁乙酉之孟春，冯子犹龙氏过垂虹，造吾伯氏君善之庐，执手言曰：‘词隐先生为海内填词祖，而君家家学渊源也。’”案，乙酉，顺治二年(1645)。很显然，不仅沈氏成员，就连沈氏友人也视词曲之学为沈氏家学。沈自晋一生从事昆曲创作和曲学研究，曾创作传奇《望湖亭》《翠屏山》《耆英会》等三部和散曲集《赌野余音》《黍离续奏》《越溪新咏》和《不殊堂近稿》等数种，又主持修订、增补《南词新谱》，即使在清军南下、战火纷飞的逃难途中也坚持不懈。在沈自晋的主持之下，沈氏祖孙三辈有34位参加了《南词新谱》的编订。沈璟开创的家学不仅薪火相传，还得以发扬光大。

上文提及的海宁查氏自明代起家，习儒重文，先后形成了查继佐、查慎行为中心的两大诗人群体，诗学成查氏家学，累世文华灿然。雍正四年(1726)，慎行三弟嗣庭遭遇文字狱，兄弟子侄多卷入其中，其仲弟嗣瑮季子查开方值髫年，“遭家难，随父入诏狱，谪边戍，至性过人，感动观者。既长，偕兄扶榇归里，克以诗文继家学”。“尤珍先世手泽，校订伯慎行《补注苏诗》五十卷”，有《吾匏亭诗集》传世。^[23]身处危难之中，仍不忘继承家学，是因为家族传统赋予查氏后人强烈的使命感，从而产生了坚忍顽强的力量。正因为如此，在清代前期两次经受了文字狱的打击之后，到乾隆年间，查氏还能东山再起，一直到民国，代各有人，人各有集，文采风流，照耀东南。值得一提的是，查氏后人所继承的，不仅仅是查家的诗学传统，还有其先人查继佐和查慎行对昆曲的喜好，查开畜有家乐，查揆曾编写传奇，其详情见本书附编之《明清海宁查氏家族昆曲活动考述》，此处不赘。(www.daowen.com)

正是由于养成了深厚的家学，长洲文徵明家族在明代风流照耀，先后相望，太仓王衡家族跨越明清两代而不衰，松江华亭沈度家族、莫如忠家族、张弼家族和董其昌家族，上海陆深家族和宜兴储大文家族等都绵延了数百年。吴江和沈家世代联姻的叶绍袁家族“自明中叶迄于清季，数百年间，几至代各有人，人各有集。若天寥，若已畦，若学山，若分乾，若文竹，若改吟，尤皆主骚坛，负重望。风雅之传，今犹未沫，何其盛也”。^[24]钱谦益为明末清初诗坛领袖，开虞山诗派，其孙钱锦城少有诗名，能承其家学。王应奎《海虞诗苑》卷一〇称其“年未冠，而所作斐然，辄推领袖”。胡韫玉《胡秉虔传》云：“国朝学术可称极盛，余姚黄氏、鄞县万氏、高邮王氏、嘉定钱氏，其父子兄弟类能著书立说成一家言。家学之盛，超轶前古。”^[25]类似的例子比比皆是，明以来，尤其是清代的家学之盛，由此可见一斑。

3.部分望族还组织家族诗(文)社，经常聚会。如无锡秦氏明代正统、天顺年间的竹林会(秦锡等)与清乾隆年间的寄畅园九老会(秦孝然、秦实然等)，明隆庆年间上海潘氏四老堂会(潘恩等)，上元李登的雍睦会，清初嘉善曹氏的小兰亭社(曹勋、曹敷等)和杭州西溪洪氏闺秀的蕉园诗社，清乾隆年间常州武进庄氏南华九老会(庄清度、庄令翼等)，晚清平湖张氏的竹林诗社(张定闰、张金镛等)等。每社集时，少长咸至，拈题分韵，相互品评，其情景可据《红楼梦》中的描写揣知一二。贾探春倡立海棠诗社，旨在“宴集诗人于风庭月榭；醉飞吟盏于帘杏溪桃，作诗吟辞，以显大观园众姊妹之文采不让桃李须眉”。诗社成员有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贾迎春、贾探春、贾惜春和李纨等，李纨为社长，迎春、惜春为副社长。第三十七回、九十四回等多次写到海棠诗社集会时的情景，一人出题，一人监场，大家言笑晏晏，相处甚欢。诗(文)社的成立不仅有效地增强家族成员之间的联系，还营造出浓厚的文学氛围，促进诗文的创作。

4.大量收藏、整理、刊刻各类典籍。明清两代，江南望族大多筑有藏书楼。对于个人来说，“藏书以资博洽，为丈夫子生平第一要事”；^[26]对于后代来说，“遗子黄金满籯，不如一经”。^[27]明崇祯年间，常熟毛氏是藏书大家，其汲古阁图书多留有“汲古阁世宝”“子孙永宝”“子孙世昌”等藏书印。毛晋曾有幸搜得赵孟頫所藏书，于卷末书曰：“吾家业儒，辛苦置书以遗子孙，其志何如。后人不读，将至于鬻，颓其家声，不如禽犊。若归他室，当念斯言”。^[28]汪琬《传是楼记》载，清康熙年间，昆山徐乾学多方搜求典籍，聚书数万卷。一日率诸子登藏书楼，问其子云：“吾徐先世，故以清白起家，吾耳目濡染旧矣。盖尝慨夫为人之父祖者，每欲传其土田货财，而子孙未必能世富也；欲传其金玉珍玩、鼎彝尊斝之物，而又未必能世宝也；欲传其园池台榭、舞歌舆马之具，而又未必能世享其娱乐也。吾方以此为鉴。然则吾何以传女曹哉?”他以手指其书曰：“所传者惟是矣!”遂名其楼为“传是”。他们认为，家声的振扬与颓堕和藏书的多少是紧密相连的。藏书象征着文化积累与传承，读书不仅可以为官入仕，光宗耀祖，还可以耳濡目染，增长见识，懂得做人的道理，成博雅之人；对于典籍来说，私家藏书是保护、传承它们的重要途径。不少藏书家护惜所藏，不轻易示人；也有部分藏书家比较开明，本着当与读书人共享的理念，将藏书借与学者抄录、阅读，甚至无偿赠予亲友。吴县杨循吉生前就将藏书赠予友人，以求书尽其用。江阴李鹗翀“见图籍则破产以收，获异书则焚香肃拜。其与人共也，遇秘册必贻书相问，有求假必朝发夕至，且一经名人翻阅，则书更珍重”。^[29]秀水曹溶曾提出“流通古书”的倡议，呼吁藏书家各自列出目录，“标出所缺者”，“约定有无相易”。“主人自命门下之役，精工缮写，校对无误，一两月间各赍所钞互换”。^[30]常熟张金吾藏书“乐与人共，有叩必应”。^[31]他指出：“若不公诸同好，广为传布，则虽宝如球璧，什袭而藏，于是书何裨?于予又何裨?”^[32]瑞安孙衣言与其子孙诒让藏书八九万卷，开放其藏书楼，“乡里后生，有读书之才、读书之志，而能无谬我约，皆可以就我庐，读我书。天下之宝，我固不欲为一家之储也”。^[33]对藏书的意义，这些藏书家已经达成了共识：只有互通有无，乐与人共，典籍才能尽可能发挥其作用，并得到更好的保护。由上可知，江南望族藏书主要是出于一种文化认同，具体表现为对典籍的重视和爱护。此中融会了求知上进的精神和淡泊功名的情怀，以及一种传承文化的责任感。正是基于这种责任感，他们子承父业，兄弟相继，倾资搜求，毕生寻访，收藏了大量文化典籍。数量之宏富不逊于皇家和官府，为保存古代文献做出了巨大贡献。

吴晗(辰伯)的《两浙藏书家史略》与《江苏藏书家史略》通过大量文献典籍考得浙江与江苏历代藏书家各399人、490人，浙江以杭州和嘉兴为翘楚，江苏以常熟、江宁、扬州和吴县执牛耳。据叶瑞宝《苏州藏书史》载，仅苏州一地，顾氏一姓，就拥有40多位藏书家，明代顾元庆的大石山房、清代顾嗣立的秀野草堂、顾文彬和鹤逸祖孙的过云楼、顾沅的艺海楼等，都以藏书丰富著称。常熟，不过是一座蕞尔小城，明清两代却涌现了大量的藏书楼，有杨仪的七桧山房与万卷楼，赵用贤父子的脉望馆，秦四麟的致爽阁和又元斋，孙楼的博雅堂，毛晋父子的汲古阁，陆贻典的玄要斋，冯舒兄弟的空居阁与孱守堂，何大成的娱野园，钱谦益兄弟、祖孙的绛云楼(钱谦益)、竹深堂(钱谦贞)、述古堂与也是园(钱曾)，张仁济父子、叔侄的照旷阁(张仁济)、借月山房(张海鹏)、从善堂(张海鹏)、爱日精庐(张金吾)，陈揆的稽瑞楼，张燮的小嫏嬛福地，瞿绍基父子的铁琴铜剑楼，赵宗建的旧山楼，丁祖荫的缃素楼，翁心存祖孙的翁氏楼等。此外，太仓王世贞家族的小酉馆，昆山叶重华家族的菉竹堂、徐乾学家族的传是楼，吴县洞庭东山席氏的扫叶山房，松江华亭顾清家族的玉泓馆、陆深家族的俨山堂，杭州胡文焕家族的文会堂(后改名思蕙馆)、卢文弨家族的抱经堂、鲍廷博家族的知不足斋，兰溪胡应麟家族的二酉山房，江阴李鹗翀家族的得月楼，嘉兴项笃寿与元汴兄弟的天籁阁和万卷楼、高承埏家族的稽古堂、曹溶家族的静惕堂、朱彝尊的曝书亭和潜采堂，海盐胡震亨家族的好古堂、张维赤家族的研古楼、筠心堂和清绮斋，海宁查氏家族的得树楼、马思赞家族的道古楼和皆山堂、陈邦彦家族的春晖堂、吴蹇家族的拜经楼，归安茅维家族的白华楼，宁波范钦家族的天一阁，山阴张元忭家族的不二斋和祁彪佳家族的澹生堂，诸暨骆问礼家族的万一楼、钮清家族的世学楼，江宁上元黄虞稷家族的千顷堂等，也都名重一时。可见，明清江南望族藏书成风，其藏书之精、之富都是闻名遐迩。如，宁波天一阁存书达到了7万多卷，其中包括大量珍贵的家谱、地方志和登科录。秀水朱彝尊藏有8万卷，分为经、艺、史、志、子、集、类、说八大类。常熟汲古阁藏书达8.4万余卷，多宋元善本。

在藏书的同时，望族还致力于古籍的抄写和校勘。梁维枢《玉剑尊闻》卷三载，包柽芳，字子柳，嘉兴人。“喜书，闻有异本，即僻巷环堵，必徒步相访。得之，则分命左右缮写，手自摘录，垂丙夜不休。客至，散佚纵横，几案间几无所布席，而了不为异。”案，包柽芳，明嘉靖年间进士，曾任邵武同知。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续稿》卷六三《二酉山房记》载，胡应麟“亭午深夜，坐榻隐几，焚香展卷，就笔于研，取丹铅而讐之，倦则鼓琴以舒其思”。朱应辰《高工部传》载，秀水人高承埏曾担任工部主事，“公亦好聚书，多至数万卷，寝处其中，校勘不倦。时复卒卷，掩抑曰：‘先人有知，魂魄犹应眷此也。’”^[34]很显然，通过校书，他们收获了无数乐趣。典籍已经不再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物品，而是融入了他们强烈而深厚的感情，成为他们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还应指出的是，望族校勘典籍，主要是为了刊刻。对此，本书于本章第二节“影响望族文化的三大因素”、第三节“望族在地方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展开叙述，此处不赘。

从某种意义来说，图书是一种标志，校勘、刊刻、收藏的意义不仅仅在于典籍本身，更在于对文化的膜拜和热爱。大批望族以家族的力量投身其中，代代相传，在传承传统文化的同时，体现了保护文化的自觉意识和坚持不懈的文化精神。

5.致力于续写、整理、刊刻、保存家族文献。不少望族成员有志于续写先祖的著述，并为之付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吴县王鏊是明成化年间的会元、探花，官至武英殿大学士，著有《震泽集》(一名《王文恪公集》)《震泽长语》《震泽编》《震泽纪闻》和《姑苏志》等，其曾孙王禹声是明万历年间的会魁，官至湖广提督学政，其著述《鹃音》《白社诗草》附在《震泽集》后，又在《震泽纪闻》的基础上编写了《续震泽纪闻》。王禹声子王永熙将《震泽纪闻》和《续震泽纪闻》合为一编，取名《震泽王先生别集》，并付之枣梨。文徵明曾孙文震孟于明天启年间状元及第，官至礼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有《文肃公日记》《文文起诗》和《姑苏名贤小记》等留世。其子文秉在明亡后隐居著述，有《姑苏名贤续记》等。乌程凌迪知晚年辑《学海清澜》，未竟而卒，其子凌濛初续成之。大型学术史著作《宋元学案》的编纂历时150余年，余姚黄宗羲、其子黄百家、其五世孙黄璋、其六世孙黄征乂、其七世孙黄直垕皆参与其事，黄宗羲与黄百家父子出力尤多。

为了整理并刊刻自己和亲族的著述，望族投入的财力和心血是难以估算的。何明星对张舜徽先生《清人文集别录》收录的600部文集的作者身份和编辑方式分别进行了数据统计，得出的结论中，有两个数字是很能说明问题的：由作者五服九族之内的后人或有师业授受关系的门生编辑并刊刻的有160部；由作者自己编选、整理并刊行的，或自编文集，但在去世后由子孙、门人刊行的有126部。^[35]据此，流传至今的明清文集，不少由著者本人及其后代整理、校刻。长洲文徵明之孙文肇祉辑其族先人的文集14卷，命名《文氏五家集》，并刊刻行世；吴江叶绍袁为纪念早逝的妻子和儿女，寄托哀思，于明崇祯年间将其遗文编印成《午梦堂集》，收录了沈宜修的《鹂吹》、叶纨纨的《愁言》、叶小鸾的《返生香》、叶小纨的《鸳鸯梦》和《存余草》等十四种，其姻族沈氏也有多人参加了文集的编辑和整理；清乾隆间，吴江沈祖禹和沈彤等编著、校阅、刊刻了《吴江沈氏诗集录》12卷，共收录91位族人的950多首作品，其中有21位才女；无锡秦彬在清代道光年间编辑《锡山秦氏诗钞》，收录宋代以来242位族人的诗作；明万历年间，山阴张汝霖刊刻其父张元忭的文集，恳请名人邹元标写序，广为宣传。康熙五十六年(1717)，凤嬉堂刊刻张岱《西湖梦寻》，由其子张铎、张镛、张编辑，7位孙子和1位曾孙参与校对；常熟冯舒所撰《默庵遗稿》、所评《才调集》，其兄冯班《钝吟杂录》等，皆由其侄、毛晋女婿冯武刊印。长洲云东韩氏韩世能《云东拾草》由其子韩逢佑刊行；海宁查有钰和查辉于同治年间历经六年编纂、校正了《海昌查氏诗钞》，收录明成化以来240多位族人的3500多首诗作。

望族成员不仅整理、刊刻亲族的著述，还精心收藏书板和集子。上述藏书家的书架中，有不少是祖先和亲族的著述。上海曹氏为文献大家，文人辈出，著述颇丰，据同治年间曹骧编成的《上海曹氏书存目录》，曹氏收藏亲族的著述达数百种。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说明江南望族将整理、保存、出版家族文献视为不容推卸的责任。“文献不仅是记录知识的载体，更是一种历史，是宗族源远流长的历史的见证，是家族的光荣与地位的象征。”^[36]它们是共同体成员有限人生的寄托与智慧的结晶，凝聚着他们立言不朽的人生理念，浓缩了家族的文化精神。编辑、刊刻家族文献，便是树立起家族精神的旗帜，激励后人牢记、追慕先祖的业绩，并以先祖为楷模，奋发图强，为家族增添光彩；同时，家族文献也能展示本家族的文化实力和成就，有效提升家族的影响力和社会地位。

由上可见，江南望族普遍重教崇文，非常重视本家族的文化建设，尤其在诗文、书画和学术等方面付出了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种付出对于江南文化，乃至中国传统文化都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不仅酝酿了浓厚的文化氛围，还能促进文化的发展。陈寅恪曾在《崔浩与寇谦之》一文中予以总结：“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之名都大邑。是以地方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而汉族之学术文化变为地方化及家门化矣。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