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乃钟灵毓秀之地，自古崇文重教，曾涌现一大批杰出的文学家、艺术家、思想家和学者，文化积淀深厚。明清以来，商品经济的崛起又源源不断地输入新鲜血液，使江南文化发生了显著的变化。

首先，自然环境直接影响江南文化的呈现方式和形态。江南山明水媚，四季分明。山势并不高峻挺拔，却连绵起伏，葱茏灵秀，如紫金山、锡山、惠山等；水域不一定开阔、浩渺，大多蜿蜒曲折，波光潋滟，如杭州西湖、扬州瘦西湖、嘉兴南湖、山阴鉴湖等。山水之间，烟雨蒙蒙，杨柳依依，一年四季花开不断，明艳照眼。春有桃杏，夏有荷花，三秋桂子飘香，隆冬雪花轻扬。鲜花丛中，莺声呖呖；绿杨荫里，燕语啾啾。水波深处，时有画舫缓缓行进，笛声悠扬，琴音幽咽，娇声俏语伴着花香在风中传送，而远方隐隐约约的是塔影、石拱桥和乌篷船。深深的庭院里，亭榭画堂，时时闪动着歌儿舞女翩翩的舞姿，飘出水磨清曲曼妙的歌声。而小巷、青石板路、各色店铺和袅袅炊烟则组成了另一个世界，花纸伞下，永远是长发飘飘，如丁香一般的姑娘。总之，江南的秀美、清新、温润和妩媚是显而易见的。

其次，社会心理影响士民的观念世界和行为方式。这一点可从以下三个层面来理解：

1.江南自古繁华，奢靡之风比较盛行，而明清社会经济的发展直接促进了商业文化的空前繁荣。丰富的商品，便利的流通，对现世幸福的向往促使士民更乐于追求物质和感官享受。归有光在《震川先生集》卷一一《送昆山县令朱侯作》中的概括更加全面：“俗好媮靡，美衣鲜食，嫁娶葬埋，时节馈遗，饮酒燕会，竭力以饰观美。富家豪民，兼百室之产，役财骄溢；妇女、玉帛、甲第、田园、音乐，儗于王侯。”张瀚在《松窗梦语》卷四《百工记》中的阐述相当具体：

至于民间风俗，大都江南侈于江北，而江南之侈尤莫过于三吴。自昔吴俗习奢华、乐奇异，人情皆观赴焉。吴制服而华，以为非是弗文也；吴制器而美，以为非是弗珍也。四方重吴服而吴益工于服，四方重吴器而吴益工于器。是吴俗之侈者愈侈，而四方之观赴于吴者，又安能挽之俭也。

钱泳《履园丛话》卷七《醉乡》云：

时际升平，四方安乐，故士大夫俱尚豪华，而尤喜狭邪之游。在江宁则秦淮河上，在苏州则虎丘山塘，在扬州则天宁门外之平山堂，画船箫鼓，殆无虚日。妓之工于一艺者，如琵琶、鼓板、昆曲、小调，莫不童而习之，间亦有能诗画者，能琴棋者，亦不一其人。流连竟日，传播一时，才子佳人，芳声共著。然而以此丧身破家者有之，以此败名误事者有之，而人不知醒，譬诸饮酒，常在醉乡，是诚何心哉!可见，江南士民好轻衣、鲜食、美器、华堂，追求声色之娱，好游乐，奢靡成风，四方之民皆仿而效之。清初江苏巡抚汤斌曾指责这种奢靡之风：“优觞伎筵，酒船胜会，排列高果，铺设看席，靡费不赀，争相夸尚。”^[5]钱泳则从民生的角度予以评述：“金阊商贾云集，宴会无时，戏馆酒馆凡数十处，每日演剧养活小民不下数万人。”^[6]奢靡之风推动了娱乐业的发达，乘画舫，听箫鼓，赏昆曲，文士和商贾往往乐此不疲。可见，听歌、赏曲、观剧成为日常生活的主要内容，昆曲的兴盛与江南的奢靡之风有着较为密切的关系。

2.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士民尤其是文士阶层的价值观和行为方式。江南是晚明个性解放运动的重镇，王学左派的核心人物王艮、王畿，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顾炎武、黄宗羲等，都是江南人；深受王学左派影响的焦竑、汤显祖、袁宏道、江盈科、冯梦龙、凌濛初、王思任和张岱等，或是出生于江南，或在江南一带求学、做官。他们掀起的个性解放思潮以尊重人性，肯定人的价值为核心，反对理学对人性的束缚，要求满足人们对声、色、利、货的欲望。江南士民原本就追求享乐，个性解放思潮更是推动了人们主体意识的加强。同时，由于朝政衰弛，朝廷对道德的约束有所放松。于是，“好货”“好色”成为一时之潮流。出身豪门的张岱就在《自为墓志铭》中坦言自己是一个沉迷于声色犬马的浮华公子：“少为纨绔子弟，极好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蠧诗魔。”这篇墓志铭其实是宣言书，道出了张岱及其同类的生活态度和方式。他们敢于也善于享受生活，戏曲与精舍、美婢、娈童、鲜衣、骏马、美食、华灯、烟火、古董、花鸟等成为他们享乐生活的一部分，体现了人生须行乐，行乐须及时的人生观。

3.“市隐”文化心态的影响越来越显著。所谓“市隐”，始于晋唐，意为隐于朝堂和闹市，是一种淡泊名利，不乐仕进，以入世的方式追求“出世”“超世”的文化心态，也可称之为一种文化性格。^[7]明清两代，由于隐逸传统和明初朱元璋的严酷统治，再加上晚明个性解放思潮和禅宗思想的推动，江南的文士，上至吴宽、陆树声、申时行和钱谦益等朝廷重臣，下至沈周、袁褒、李流芳和张岱等布衣，多有“市隐”情结。长洲吴宽为成化八年(1472)状元，官至礼部尚书，一生好古力学，“于权势荣利则退避如畏然”，“在翰林时，于所居之东治园亭，杂莳花木，退朝执一卷，日哦其中，每良辰佳节，为具召客，分题联句为乐，若不知有官者”。^[8]长洲申时行为首辅大臣，致仕后“时时与故人遗老，修绿野、香山故事，赋落花及咏物诗，丹铅笔墨，与少年词人，争强角胜。每岁除夕、元旦，与王伯榖倡酬赋诗，二十余年不阙”。^[9]无锡王问擢广东按察佥事，却投劾而归，“筑室于湖滨宝界山，焚香读易，兴至则为诗文，或行草书数纸，或点染竹石花鸟，不矜研削，用自娱悦”。^[10]山阴周祚兄弟四人“皆取甲第”，“而能不恋热官，远师北地，游心风雅”。^[11]丹徒邬佐卿为宦家子，“天性朴雅，不事奔竞。楷书临《黄庭经》，诗工唐律，不与人争长，用自娱而已”。^[12]嘉定娄坚“五十贡于春官，不仕而归”，与唐时升、程嘉燧等“暇日整巾，拂撰杖屦，连袂笑谈”。^[13]常熟邵濂“小筑于北城之麓，双松表门，老槐架屋，疏泉理石，居然名士风流”。^[14]由于市隐心态的影响，不少文士在心理上与政治、功名保持着一定的距离，再加上他们有足够的才华、时间和财富，因而乐意在诗文、词曲、书画、家居、日常生活等方面上下功夫。诗文和书画方面，好表现士大夫的志趣和怀抱，以典雅、恬淡、精致、中和为美；家居方面，力图将自然风光移入宅中，美观和实用并重，注重意境的营造和细节的打磨，建筑了大量私家园林；日常生活方面，讲究环境的宁静优美，饮食、衣饰等不停留于温饱，对材料、质地、色彩、式样、图案、芳香和味道等也有诸多要求；而且，文士们还将诗文、音乐、舞蹈和词曲引入日常生活，如在酒筵间听歌、赏舞、看戏、吟诗、填词，和朋友聚会时拍曲、做画、品文、论史等。文士们以各种方式悦己意，畅己怀，快己心，目的是实现自我意志，保持独立的人格和自由的心灵。昆曲和诗文、词曲、书画和琴棋一样，成为文士“卧游”“畅神”之具。他们从事昆曲，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寄托情志，自娱自乐，追求适意和自足。可见，江南士民并不停留于追求物质和感官享受，也非常注重审美的愉悦和精神世界的满足，体现出一种诗性的文化精神。当然，还应指出的是，部分文士从事诗文、词曲、书画和学术等，并不仅仅是自娱自乐，也出于建构文化的自觉意识。明清史学、经学、文字、音韵、训诂、校勘诸学问的繁荣，藏书之风的盛行等，都体现了这一点。(www.daowen.com)

再次，移民也是影响江南文化的重要因素。历朝历代都有人数不等的移民因避乱、经商、求学、应举、游宦、从军和罪戍等从各地迁入江南，北方数量最多，徽州次之，江西、福建等地也为数不少。自晋代以来，北方地区多次发生战乱，如西晋的“永嘉丧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北宋末年的“靖康之乱”、南宋的金兵南下和“蒙古兵南侵”等。历次战乱中，北方多次出现大规模的移民潮，很大一部分移民迁入了江南各地。“靖康之乱”时，中原地区随皇室南迁到江南各地的家族众多，如长洲的韩菼家族，吴县的王鏊家族、东园徐氏、洞庭山消夏湾东蔡氏和洞庭东山万氏，昆山的三家市潘氏、积善乡王氏、吴家桥周氏和三沙王氏，江都的卞氏，湖州的屠勋家族，乌程的凤林严氏，太仓的顾氏，宁波鄞县的屠隆家族，绍兴的张岱家族，常州的马氏、宣庄的薛舍吴氏，武进的平陆潘氏、后萧陶氏，宜兴的筱里任氏，无锡的倪云林家族，镇江东兴的缪氏、开沙的丁氏、大港的姚氏，无锡和江阴等地江缪氏，江阴的郭氏，华亭的张履端家族、陈子龙家族、董其昌家族，上海徐光启家族，余姚景嘉桥鲁氏、孝义周氏和傅氏、云柯郑氏、烛溪郑氏、丰山毛氏和上塘王氏，嘉兴的徐氏，萧山的长河来氏等。此外，明万历后期以来，北方局势动荡不安，辽东有后金政权虎视眈眈，屡屡破关南侵。到了崇祯年间，高迎祥、李自成的起义军又威震陕西、河南、河北和京城一带。为逃避战乱，北方也有不少望族南迁。或来自徽州府(歙县、休宁、祁门和绩溪等)、太平府和宁国府等。自明迄清，以扬州、杭州和苏州等地为主，徽商活跃于江南的各个乡镇、府郡。《(万历)嘉定县志》卷一《疆域考·市镇》载，在商业繁荣的南翔镇，“往多徽商侨寓，百货填集，甲于诸镇”。而罗店镇“今徽商凑集，贸易之盛，几垺南翔矣”。《(康熙)吴江县志》卷一《市镇》载，在商业重镇盛泽，来自徽州和宁国二府的商人最多。难怪当时江南一带流传着“无徽不成镇”的民谚。徽商在江南的辐辏推动其他徽籍士民迁入江南，徽州成为江南移民主要的来源地之一。扬州的大姓程、江、汪、郑、黄、洪等，吴县拥有“六俊”的袁氏，常熟培养了孙梓、孙柚、孙森和孙承恩的孙氏，以及孕育了状元汪绎、汪应铨的休宁西门汪氏和默林汪氏，嘉定拥有李流芳、李杭之等知名书画家的李氏，占籍昆山的徐乾学、徐元文家族，钱塘与仁和的吴氏，在桐乡和杭州一带活动的鲍氏等，都是典型的例子。

经过历史上多次大规模的移民，部分县镇的移民数量甚至超过了土著，江南的人口构成发生显著改变，而活跃在江南各地的徽商更是加剧了这种变化。移民将重视政治伦理的中原文人文化、儒商并重的徽州文化，包括语言、思想观念、生活习惯、行为方式、文学艺术等都带到江南，不同特点的文化互相影响、融合，江南文化呈现出多元化的特点。

最后，行政区划对地域文化产生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公元317年，司马氏建立东晋政权，定都建康(今南京)，大批从北方逃来的皇族、官员和百姓落户新都及周边地区。这批外来者运用的是以洛阳话为代表的中原官话，而南京的本地话是吴语。由于这批外来者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占据主导地位，中原官话更显强势，在正式场合反而应用更多。中原官话和吴语长期融合、演变，渐渐形成了新的南京话，史称金陵雅音，或金陵士音。金陵雅音保留了不少吴语，南朝以来慢慢发生变化，但一直作为官话南北通用。明初，南京再度成为都城。官修《洪武正韵》颁行后，南京话更显重要。如果熟练运用，官吏、商人和知识分子往往能谋求到更好的前途，因此，南京话的地位进一步提升。而由于人口变动很大，南京话又一次发生了较为明显的变化。朱元璋从江浙和苏北等地迁徙大量人口定居南京，由六朝金陵雅音演化而来的南京话中又融入了江淮话和吴语，形成了南京官话。南京官话属于江淮官话，整个明代都是通行全国的官方语言。清雍正六年(1728)，皇帝下诏将官话改为北京官话，但南京官话的影响力一直持续到民国初年。

两宋之际，北宋皇室南渡后定都临安，随皇室南迁的中原士民也大多聚集在都城及周边的嘉兴、湖州、绍兴和苏州等地。移民带来的北方文化与吴越文化不断融合，中州音和当地方言互相影响，以柔婉软绵为特色的吴语因此多了一种硬朗之气，表现出独特的气质。

清顺治初以明南直隶为基础设江南省，省会是江宁；从康熙六年(1667)朝廷析分江南省为江苏和安徽两省，安徽布政使司驻地一直是江宁，乾隆二十五年(1760)才迁至安庆，长达近百年，因此，江宁与安徽各地，尤其是安徽南部，如芜湖、马鞍山、宣城、安庆等地，联系紧密，文化比较接近。

可见，政治是影响地域文化的重要因素。

由于自然环境、社会心理、移民、政治等多种因素的影响，江南文化成为传统文化和商业文化、北方文化与吴越文化互相融合与影响的产物，以仕、文、商三者的融合为基础和底色，柔肠与侠骨兼备，书卷气和烟火味并存，笔砚宣纸的雅韵与桃花扇底的暖香相杂，形成了非常独特的风味。笔者认为最能体现江南文化特色的载体是吴语(含吴方言、吴歌与评弹)、水乡(含园林)、刺绣(以苏绣和顾绣为代表)、绿茶(以西湖龙井和洞庭碧螺春为代表)、书院、诗(文)社、藏书楼、经史和小学、文人词(以浙西词派、阳羡词派和常州词派为代表)、书画(以吴门画派、松江画派和四王画派等为代表)、古琴、昆曲等12种。一言以蔽之，江南文化以儒雅、精致、细腻、含蓄、灵秀、甜美、柔媚、宛转、温润、闲适为主，又不乏明快、俚俗、诙谐、激越、刚强、大气等，可谓是柔中有刚，刚而又柔，柔刚相济；雅中有俗，俗中带雅，雅俗兼备。

综上所述，明清时期，江南望族文化以中华传统文化为源头，又受到商业文化的深刻影响。中华传统文化既是农耕文化，也是政治伦理型文化。农耕文化的源头，以及对家族利益的极度关注必然使望族文化带有一定的封闭性和狭隘性，但南北文化的融合、商业文化的渗透又决定了望族文化具有一定的开放性和兼容性；同时，代表了江南文化特色的12种载体又使望族文化带有非常鲜明、浓厚的地方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