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两代，作为全国的经济中心，江南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发生了显著变化。农村原来单一的经济结构解体，农业生产的商品化程度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棉花、桑麻、茶树、烟草、靛蓝等的大量种植为手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工商业中，丝织、棉纺、盐业、粮油、茶叶、酒业、木材、陶瓷、纸笔、刊刻、玉石器、典当及各种服务业等，都相当兴旺，物质空前丰富，为望族从事文化建设提供了厚实的物质基础。上述行业中，刊刻业与文学艺术的关系最为密切。明中叶以后，刊刻业由官刻转向坊刻和私刻，江宁、苏州、杭州、湖州和徽州等地涌出了一大批由书商经营、以营利为目的的书坊。据张秀民《明代南京的印书》一文统计，明代南京有57家书坊，这还不包括官刻和私刻。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经籍会通四”云：“凡金陵书肆，多在三山街及太学前。”孔尚任《桃花扇》第二十九出《逮社》中，明末南京书商、二酉堂主人蔡益所云：“天下书籍之富，无过俺金陵；这金陵书铺之多，无过俺三山街；这三山街书客之大，无过俺蔡益所。”可见三山街一带书坊的繁荣。书商们大多来自徽州，其书坊往往具有家族经营的特点。唐氏、周氏设立的书坊为数众多，且声名最著。前者有文林阁、富春堂、世德堂、集贤堂、兴贤堂、继志斋、广庆堂等12家；后者有大业堂、万卷楼、大有堂、嘉宾堂等8家。另有积德堂、师俭堂、凤毛馆、两衡堂、石渠阁、文秀堂、长春堂和奎壁斋等。到了清代，坊刻仍有15个，如三山堂、三乐斋、文英堂、文进斋、芥子园、萃文书屋等。^[2]苏州的刊刻业也非常兴盛，尤其是清代，远胜于江宁。据江澄波等人的《江苏刻书》记载，明代书坊有40家，清代则更多，增至57家。苏州的刊刻业也具有鲜明的家族性，以袁氏、黄氏、叶氏、陈氏、毛氏、席氏与钱氏为盛。嘉靖以来，名重一时的刻书家有“袁氏六俊”及其后人袁于令，黄氏三兄弟鲁曾、省曾和贯曾，叶氏的叶敬池、叶敬溪、叶启元玉夏斋、叶昆池能远居、叶瑶池天葆堂、叶瞻泉、叶华生，陈氏的陈龙山酉酉堂、陈长卿、陈仁锡等，其他还有沈与文、顾元庆、钱德苍、龚绍山、舒载阳、安少云尚友斋、顾元庆夷白斋、贯华堂、大观堂、拥万堂、书业堂、宝翰堂、吴县衍庆堂、吴县天许斋、陈大来、霏玉楼书坊等。^[3]杭州的书坊有古杭勤德堂、洪楩平山堂、众安桥杨家经坊、杨尔曾夷白堂、双桂堂、容与堂、胡文焕文会堂、曹以杜起凤馆、天绘楼、凝瑞楼和汪氏振绮楼等。其中，文会堂刻书大约450种，在坊刻中名列前茅。湖州的书坊也多具有家族经营的特点，以长兴雉城臧氏、乌程织里晟舍闵氏与凌氏、汇沮潘氏、归安花林茅氏最为杰出。《(同治)湖州府志》卷三三“书船”引康熙年间郑元庆《湖录》云：“明中叶如花林茅氏，晟舍凌氏、闵氏，汇沮潘氏，雉城臧氏皆广储签帙。旧家子弟好事者，往往以秘册镂刻流传。于是织里诸村民，以此网利，购书于船。南至钱塘，东抵松江，北达京口，走士大夫之门，出书目袖中，低昂其值，所至每以礼接之。客之未座，号为书客，间有奇僻之书，收藏家往往资其搜访。”臧氏、闵氏、凌氏、茅氏和潘氏都是官宦世家和书香门第，家中藏书宏富。茅坤、茅翁积父子于嘉靖年间开始刻书，茅坤侄茅一相(文霞阁)、一桂、一桢(凌霞山房)和孙子茅瑞征(浣花居)也都是有名的刻书家。茅氏已开始朱墨套印，多刊刻茅坤和茅元仪等人的著述和湖州的地方文献。凌氏、闵氏和臧氏刻书始于万历年间，凌氏凌约言于嘉靖十九年(1540)成进士，官至大名府通判；其子凌迪知(字稚哲)也是嘉靖时进士，官至兵部员外郎，撰有《万姓统谱》等。凌迪知罢官后校勘典籍，与其弟遇知从事雕版刻印，享誉一时。迪知子凌濛初除了从事小说与词曲创作，编选《南音三籁》，还经营套版印刷，颇得一时之名，其从兄弟凌瀛初、凌澄初，及子侄辈凌汝亨、凌瑞森、凌毓枬、凌琛、凌启康、凌宏宪等20余人都从事刊刻，凌氏遂成为一大刻书世家。闵氏闵珪为天顺八年(1464)进士，官至左都御史，著有《闵壮懿公诗集》《闵壮懿公文集》等；闵珪玄孙闵一范登万历八年(1580)进士，曾官巴陵知县，挂冠后以刻书为业。闵一范的从兄弟闵振业、闵振声，闵一范之子闵齐伋、闵齐华；从子闵元衢、闵元京等10多人都投身刻书业。闵、凌为世家、姻亲，曾合作刻书。他们得益于本家族丰富的藏书，共刻书140多种，多善本秘籍，精于套印，雕刻精良。刊刻业的繁荣是文化兴盛的体现，能有效扩大书籍的流通范围，拓展接受群体，从而对文化的传播起到相当大的推动作用。

此外，明中叶以后，随着商品生产与流通的扩大，自由的雇佣劳动力大量出现，原有的城市，如苏州、杭州、南京等，规模大幅度扩大。同时，新兴的中小市镇也不断兴起。据范金民《明清江南商业的发展》第五章第二节，明代嘉靖到万历年间，苏州(包括太仓)、常州、江宁、镇江、松江、杭州、嘉兴、湖州诸府共涌现298个市镇；清代乾隆至嘉庆年间，则增加到500个。其中，规模大、功能齐全的市镇占大多数。吴江县弘治年间修志时县志仅载2市4镇，嘉靖年间增为10市4镇，明末清初又增为10市7镇。嘉定县市镇由正德年间的15个，增加到万历时的3市17镇。松江府正德与嘉靖年间市镇44个，崇祯时达65个，新增了21个。杭州的临平、笕桥、瓶窑、长安、范村、塘栖等，嘉兴的澉浦、乍浦、当湖、新丰、新城、王江泾、王店、魏塘、斜塘、濮院等，湖州的双林、菱湖、南浔、乌青、练市、织里、安吉等，苏州吴江的盛泽、平望、黎里、同里和震泽等，嘉定的南翔、罗店等，都是著名的市镇。这些市镇“所环人烟小者数千家，大者万家，即其所聚，当亦不下中州郡县之饶者”。^[4]大量政治地位显赫、经济富足的官僚和士绅迁入城市、市镇。这些迁居者多是某个望族的重要人物，如归安迁入练市花林的茅氏父子、苏州迁入府城的申时行、绍兴迁入府城的谢迁父子、泰兴季家市迁入县城的季寓庸等。随着他们的迁居，原来主要活动于乡村的望族从此拥有了更为广阔的新天地。(www.daowen.com)

由上可知，商业的发展开辟了新的社会领域和文化空间。在新的领域和空间，财富更为集中，物质更为丰富，人们在一定程度上脱离了朝廷和官府的绝对控制，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都产生了显著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