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从11府中选择苏州、绍兴等五府作为代表，简述其望族的历史与特点。

苏州始建于春秋吴王阖闾时期，迄今已有2500多年的历史。秦时设会稽郡，东汉中期设吴郡，皆以苏州为首府。宋、元时期相继置平江府、平江路，入明改称苏州府，属南直隶，万历三十一年(1603)以后为应天巡抚驻地，辖吴县、长洲、常熟、吴江、昆山、嘉定和太仓州六县一州。清顺治二年(1645)，以明南直隶为基础设江南省；康熙六年(1667)，又析分江南省为江苏、安徽二省。苏州先后属江南省和江苏省，为江南巡抚、江苏布政使、江苏巡抚和江苏按察使驻地。雍正二年(1724)，自长洲析出元和县，常熟析出昭文县，吴江析出震泽县，昆山析出新阳县，仍隶属苏州府。至此，苏州共领九县，而太仓则升为直隶州，辖镇洋(自原太仓州析出)、崇明、嘉定和宝山(自嘉定县析出)四县。

明清两代，苏州是中国最富庶、繁华的地区之一。首先，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很发达。农业方面，生产方式发生明显变化，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的种类多，产量高，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充足的原材料。手工业方面，是全国丝织业的中心，棉纺织、成衣、碾米、酿酒、榨油、纸张加工、印刷、刊刻、草编、砖瓦石灰、铁器制作和珠宝制作等行业也都很兴旺。明中后期，出现大量手工业作坊和雇佣工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初露端倪。商业方面，店铺林立，百业兴旺，正如康乾时期山西人孙嘉淦在《南游记》(不分卷)中所描绘的那样，阊门内外“居货山积，行人水流，列肆招牌，灿若云锦。语其繁华，都门不逮”。其次，赋税繁重，一直居江南之首、全国之首。谈迁《国榷》卷七引陆深所言，谓洪武年间苏州每年上交税粮280.9万石，超过浙江全省总量。此后一直到清代，在全国都名列前茅。《日知录集释》卷一〇“苏松二府田赋之重”沈彤云：“苏州之田约居天下八十八分之一弱，而赋约居天下十分之一弱。”苏州财赋重出，学界多认为是朱元璋的报复行为，因为元末苏州士民支持张士诚。除此之外，农作物产量高，物产丰饶也是重要原因。再次，苏州不仅富甲天下，而且是人文渊薮，科举隆盛，著述、讲学、结社、藏书之风流行，文学、艺术和学术也极繁荣，涌现了一大批优秀的文学家、书画家、音乐家和学者。艺术方面，除了书画和器乐，歌舞和戏曲也一直广受欢迎，演出活跃。自明嘉靖到清乾隆年间，每年八月中秋的虎丘曲会是苏州人盛大的节日，体现了他们对昆曲的热爱。西溪山人的《吴门画舫录》和个中生的《吴门画舫续录》等文献描写了不少歌伎精于昆曲清唱和搬戏的故事，说明了即使在昆曲由极盛而转衰的乾嘉时期，仍具有相当深厚的基础。最后，苏州人口众多。据李伯重《工业发展与城市变化——明中叶至清中叶的苏州(上)》一书，在清中叶，苏州府城的人口已超过100万，加上郊区市镇的人口，高达150万人以上；嘉庆二十五年(1820)，苏州府城和郊区的人口密度约合每平方公里1540人。由上述可知，在经济和文化等方面，苏州都是执牛耳者，这就不难理解为何会流行“繁而不华汉川口，华而不繁广陵阜，人间都会最繁华，除是京师吴下有”的说法。总之，苏州是当时除京师之外地位最重要的地区之一。

据《(同治)苏州府志》载，明清两代，由于吴人好学重文的传统，在乡试、会试和殿试中登第者多达数千人。全国状元总数不过113名，苏州共35名，占了将近1/3，被公认为状元之乡。这些佼佼者大多踏入仕途，在政治、文学、艺术和学术等领域多有造诣，为世人所推重。一方面，他们成为楷模，极大地激励了同族、同乡的后进；另一方面，同族、同乡的后进多能得到他们的支持和提携，在科场和官场春风得意，因此，以科举起家的家族往往能联翩高第，成为著姓望族。同时，又有不少望族因为应举、做官、经商、回迁和避祸等原因移居苏州。这些望族中，明代以顾、陆、丁、金、管、李为六大姓，而清代则以迁自外地的彭、宋、潘、韩居首。长洲的文徵明家族、顾九思家族、顾国本家族、朱鸿渐家族、朱鸣虞家族、彭定求家族、宋德宜家族、朱希周家族、汪琬家族和陆肯堂家族，吴县的王鏊家族、袁褧家族、袁洪愈家族和缪彤家族，昆山的顾炎武家族、叶奕苞家族、归有光家族和徐乾学家族，常熟的归起先家族、孙朝肃家族和瞿景淳家族，太仓的王世贞家族、王衡家族和吴伟业家族，吴江的沈璟家族、叶绍袁家族和吴山家族等，都是簪组继世的大族。这些世族中，有不少热衷于昆曲，如长洲县的申时行家族，申时行(字汝默，号瑶泉)出身平民，明朝嘉靖四十一年(1562)状元及第，官至内阁首辅，其子、孙、曾孙和玄孙辈五人考中进士，一人考中武举人。这六人中，其子用懋(字敬中，号元渚)官至兵部尚书，其孙绍芳(字维烈)官至户部侍郎，其曾孙申穟(字菽旆)入清后顺治年间乡试中解元，康熙年间任广西提学副使。直到民国年间，申家在苏州依然保持一定的势力。申家自申时行万历年间开始，先后置办大、中、小三副家乐，延续近百年，直到清代康熙年间还有演出记载。申氏家乐当时在吴中一带享有盛名，被誉为“上三班”之一，郑敷教(桐庵)的《周铁墩传》和杨绳武的《书顾伶事》分别称申家梨园“为江南称首”，^[23]“明季为吴下甲”。^[24]太仓王衡家族源出太原王氏，东晋时门第曾显赫一时，后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败落。入明后，王锡爵(字元驭)、鼎爵(字家驭，号和石)兄弟分别在嘉靖和隆庆年间相继成进士。王锡爵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的会元和榜眼，官至内阁首辅，位极人臣，其子王衡(字辰玉，号缑山)为应天府解元和廷试榜眼，其孙王时敏(字逊之，号烟客、西庐老人)官至太常寺卿。在明代，王氏创造了兄弟进士、父子榜眼的佳话，门庭重振。入清后，王氏斯文不坠，“一门十进士”同朝为官，王锡爵曾孙王揆(字端士，一字芝廛)和王掞(字藻儒，一作藻如，号颛庵)相继于顺治和康熙年间考中进士，后者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其玄孙王原祁(字茂京，号麓台、石师道人)、王奕清(字幼芬，号拙园)、王奕鸿(字树先)和王遵扆(字箴六)亦于清康熙年间先后进士及第，王原祁官至户部侍郎，王奕清官至詹事府詹事。自明嘉靖至清康熙年间，王氏再度崛起后兴盛了两百多年。王氏亦自明万历年间畜养优人，至少置有两副家乐，延续了四代，直到清康熙年间才解散。王氏还培养了三位曲作家，包括创作散曲的王锡爵和编写剧本的王衡、王抃(字怿民，一字鹤尹，号巢松)，完成传奇和杂剧约九种。吴江的沈璟家族“风流照耀，先后相望”，“绵延至于十数世”。^[25]沈氏的昆曲活动非常丰富、兴盛，附编个案研究部分将详述，此处不赘。此外，长洲陆粲家族、张凤翼家族、许自昌家族、徐泰时家族、徐汧家族、尤侗家族和顾嗣立家族，吴县范允临家族、徐仲简家族和袁于令家族，昆山的叶奕苞家族和顾鼎臣家族，太仓的王世贞家族、吴伟业家族，吴江叶绍袁家族和徐大椿家族，常熟的严讷家族、徐复祚家族、翁祥宪家族和钱谦益家族，嘉定的徐学谟家族等都爱好昆曲，或置办家乐，或组织各种演出，或创作传奇和杂剧，或热衷于昆曲格律的研究和曲谱的编订，或致力于昆曲理论的建设，或从事昆曲典籍的收藏和刊刻，营造出浓厚的艺术氛围。

绍兴地处浙东，并不属于长江流域，但其自然环境与文化形态与苏州、杭州非常接近，同样被历代文人热爱、歌颂、吟咏、向往，因此笔者也将它归入江南。春秋时代，绍兴曾为越国首都，秦汉至北宋先后属会稽郡、东扬州和越州。南宋高宗赵构取“绍奕世之宏休，兴百年之丕绪”之意，于建炎五年(1131)改元绍兴，升越州为绍兴府，此后一直为浙东大郡。明清两代辖山阴、会稽、余姚、上虞、萧山、嵊县、诸暨和新昌八县。

绍兴自古山明水秀，东晋时就已充溢着一股清淑之气，“山阴道上行，山川自相映发”，“千岩竞秀，万壑争流。草木蒙笼其上，若云兴霞蔚”^[26]。南朝时，更是“良畴美柘，畦畎相望，连宇高甍，阡陌如绣”，处处丰饶、兴旺的景象^[27]。同时，文化日趋昌盛，曾出现王羲之、王献之等文化名人。自南宋高宗驻陛以来，绍兴更是名闻天下。明清两代，绍兴学塾遍举，书院勃兴，还有府学和县学等，读书、讲学之风盛行。仅就书院而言，据不完全统计，各县共有书院约五十所，著名的有姚江、稽山、蕺山、阳和、阳明、龙山、宗传、溪山和惜阴书院等。王守仁、刘宗周、周汝登和黄宗羲等大学者先后设书院，开讲坛，吸引了四方学者，受业者甚众。文教的发达昌盛促进了科举、学术、文学和艺术的蓬勃发展。儒学方面，据《明儒学案》载，绍兴共出现十九位哲学家，以山阴与余姚为最，王守仁、张元冲、张元忭、陶望龄、刘宗周、黄尊素等都是一代大儒，名闻遐迩，王守仁更是在继承宋代心学的基础上开创了王学，培养了钱德洪、王畿和张元忭等学者，促成了王学左派的形成，对晚明人文启蒙思潮的兴起产生了较为关键的影响。史学方面，绍兴是国内史学家最集中的地区之一，著名的有宋僖、胡粹中、马欢、张元抃、张岱、冯士元、周汝登、黄尊素、孟称舜等。入清后，绍兴的山阴和余姚等地更是浙东学派的重镇，在史学、经学、小学等方面都成就斐然，黄宗羲、毛奇龄、邵廷采、邵晋涵、卢文弨、章学诚都是一代巨匠。文学和艺术方面，书画以徐渭、陈洪绶和倪元璐等声名最为卓著；诗文、词曲则以史槃、王骥德、吕天成、王思任、张岱、毛奇龄、叶宪祖、孟称舜和祁彪佳等为翘楚。演剧活动非常普遍，就笔者过眼的材料来看，记载了家族祭祖和酬神演剧的家谱多出自绍兴余姚、萧山、山阴、会稽和上虞，足见浙东地区演剧之风的盛行。

按照各县进士与举人的数量，绍兴望族以余姚最盛，山阴、会稽次之，诸暨、嵊县和新昌殿后。从来源看，多自北方或其他地区迁入，喜好文学、艺术与学术，大兴藏书楼和私家园林，人才辈出，如余姚有秘图山派王氏，泗(又作四)门谢氏，孙家境孙氏，下河邵氏，竹桥黄氏，孝义西黄氏，牟山乡湖山陡黄氏，半霖沈氏，义门陈氏，长泠魏氏，兰风沈氏、魏氏和蒋氏等；山阴有状元坊张氏，梅墅祁氏，峡山何氏，天乐邵氏，州山吴氏，华舍赵氏，水澄刘氏，白洋朱氏，阳川孙氏，前梅周氏和徐氏等；会稽有商氏，陶堰陶氏，董氏和孟氏等；萧山有夏孝乡(长河)来氏，翁氏，毛氏，王氏，张氏，黄氏，何氏，沈氏，戴氏，周氏，童氏和徐氏等；上虞有倪氏等。^[28]

上述家族中，状元坊张氏乃衣冠大族，通显者甚众。据张岱《百丈泉》诗序^[29]所载，南宋抗金名将、官至少师并被封为魏国公的张浚是张家先祖。有元一代，张氏家族一度衰败。据张岱《家传》，入明之后，张浚后裔张天复于嘉靖年间进士及第，自此，张家势力如日中天。天复子张元忭(字子荩，号阳和)隆庆年间高中状元，历官翰林院修撰、侍读，迁左谕德，所著有《云门志略》《翰林诸书选粹》《张阳和先生不二斋文选》等。元忭子汝霖(字肃之，号雨若)、汝懋(号芝亭)皆是万历进士，分别官至山东副使、大理寺丞。张氏祖孙三代，如张汝霖、张耀芳(字尔弢，号大涤)、张联芳(字尔葆)、张烨芳(字尔蕴，号七磐)、张岱(字宗子，号陶庵)、张平子和张萼初(初字介子，又字燕客)等，都嗜好、精通昆曲，先后办过可餐班、武陵班、梯仙班、吴郡班、苏小小班和茂苑班等六副家乐。张氏对家伶要求极为严格，伶人称到其家排练、演出为“过剑门”^[30]。张氏常主持、组织昆曲演出，万历三十二年(1604)，张汝霖“游曹山，盛携声妓”^[31]，“大张乐于狮子岩下”^[32]。张汝霖长子耀芳造楼船演戏，《陶庵梦忆》卷八《楼船》有非常生动的描写。演出时，里中父老往观，船只千余艘，可以揣想其盛况。天启六年(1626)冬，耀芳之子张岱带领家伶李岕生、高眉生、王畹生、马小卿、潘小妃等人登龙山赏雪、唱曲。^[33]崇祯二年(1629)，张岱率家乐到山东兖州为父祝寿，途经镇江时已是半夜。他兴致大发，命家伶在金山寺大殿中演出“韩蕲王金山及长江大战诸剧”，即《双烈记》。一时间“锣鼓喧填，一寺人皆起看”^[34]。崇祯七年(1634)闰中秋，张岱又组织了蕺山会演，参加这次昆曲盛会的人多达七百有余，“拥观者千人”。其中，能够表演的有一百多人，既有崇尚昆曲的文士、技艺精湛的艺人，也有以串戏度曲为能事的名伎。仅张岱的家伶就演剧十余出，整个剧场“拥观者千人”，“无蚊虻声，四鼓方散”。^[35]张岱曾编写北曲杂剧《乔坐衙》，改编传奇《冰山记》，又通过《琅嬛文集》卷三《答袁箨庵》《陶庵梦忆》卷四中的《四美堂灯》和卷六《彭天锡串戏》就创作论和表演论等方面阐述见解和主张。可见，张氏的昆曲活动涉及创作、演出、戏班的置办、伶人的培养和理论批评等，非常活跃、全面。

梅墅祁氏向为书香门第，自四世祖祁仁于成化年间中进士，祁氏涌现了祁司员、祁清、祁承(字尔光，号夷度)和祁彪佳(字虎子，一字幼文，又字宏吉，号世培)等四位进士，举人和贡生的数量更多。祁清和祁承祖孙分别官至陕西右布政使和江西布政使右参政，祁彪佳则历官右佥都御史和苏松总督等。祁承一生嗜好藏书，成为著名的藏书家和目录学家，其澹生堂贮有十万多卷典籍，和宁波范氏的天一阁齐名，著有《澹生堂集》和《两浙著作考》等；其子祁彪佳、祁骏佳(字季超，号方山)，其孙祁理孙(字奕庆，号杏庵)与祁班孙(字奕喜)也继承先人之志，成为著名的藏书家。其从子祁豸佳(字止祥)与祁熊佳(字文载)都精通书画，享有时名。祁氏祖孙三代多人喜好昆曲，祁承“自束发角词场，目摄长鬣，何物寸管而能系人，若瓠瓜更浮湛，十年跳而工声歌者”^[36]；祁麟佳与彪佳兄弟、祁豸佳、祁鸿孙(字奕远)和祁班孙先后畜养四副家乐。祁彪佳《与孙孟诸公祖》云：“陆生班优人，实先兄之所遗。”祁彪佳《与张二酉姨父》云：“家先兄向有声音之僻，年来制有梨园戏具，乃方在合班，而先兄已溘先朝露矣。遗言以此奉老母，聊代斑舞。是时某以越中风俗恶薄，每蓄优人必有口舌，……遂托何姊夫经纪其事。”据此，祁麟佳于崇祯二年(1629)畜家乐，他离世后，其家乐属其弟彪佳所有，而彪佳又将家乐交给姐夫何芝田管理。《祁忠敏公日记》之《壬午日历》载，崇祯十五年(1642)十月十七日“是日买歌者秦青”。《癸未日历》载，崇祯十六年(1643)十月三十日归家，“举酌咸畅阁，听秦青歌”。据此，直到崇祯末年，祁彪佳家乐仍在活动，并增添了新的成员。从《祁忠敏公日记》来看，祁氏的演出活动非常频繁，参加演出的有祁氏家伶，也有职业戏班。祁豸佳与祁熊佳等人还亲自教习伶人，周亮工《读画录》卷一“祁止祥”云：“常自为新剧，按红牙，教诸童子。或自度曲，或令客度曲，自倚洞箫和之。”《琅嬛文集》卷六《祭祁文载文》云：祁熊佳“少年博学宏文，以五经拔贡，取两榜如拾芥”。“庚辰释褐，令延平五年，而北变之后，遂解绂遄归”。“留心字艺，游戏词坛，教习梨园，有老优教师所不曾经见者”。祁彪佳从兄祁豸佳著有杂剧《眉头眼角》和传奇《玉麈记》；长兄祁麟佳(字符儒)编《救精忠》《红粉禅》《庄长生》和《错转轮》等，合称《大室山房四剧》；三兄祁骏佳编《鸳鸯锦》杂剧；祁彪佳则著有《全节记》(又作《玉节记》)传奇、《远山堂曲品》和《远山堂剧品》等。其中《剧品》和《曲品》以搜罗广博著称，前者收明代杂剧剧目242种，后者收明人传奇剧目467种，保留了大量珍贵的资料。每种剧目后都附有评论，反映了他的戏曲主张。另外，祁氏收藏了大量曲籍，祁彪佳之子祁理孙还将所藏的元明杂剧272种编为《名剧汇》，见《奕庆藏书楼书目》(一作《祁氏读书楼书目》)。此外，山阴阳川孙氏，余姚吕氏、孙家境孙氏、泗门谢氏、兰风魏氏、白洋朱氏，诸暨店口镇义门陈氏，会稽孟氏，萧山长河来氏等都很热衷于昆曲活动，大大地推动了浙东昆曲的繁盛。

江宁的科甲并不隆盛，选择它作为代表，主要是因为它在政治领域的特殊地位。江宁府，明清两代辖江宁、上元、句容、溧水、高淳、六合、江浦和溧阳诸县。江宁为东吴、东晋、南朝四代与南唐等建都之地，有“六朝古都”“十朝胜会”之称。明洪武元年(1368)，明太祖朱元璋以南京为京师，改名为应天府。永乐十九年(1421)，成祖朱棣正式迁都北京，为了不违祖制，保留了原有中央政府的行政机构，包括六部、五衙门、国子监和教坊司等。从此，应天府成为留都。入清后，南京先后为江南省和江苏省省会，又是两江总督、江南布政使、江南按察使和江宁布政使驻地。除了是江南的政治中心，南京还是教育中心，明朝置有南国子监，入清后改为府学，夫子庙旁的贡院是乡试考场，前往读书、应试的读书人不计其数。同时，南京工商业发达，是丝织、土布、刊刻等行业的中心，物阜货丰，四方商贾云集，各类店铺鳞次栉比。又由于南京历史悠久，名胜古迹繁多，慕名而来的文人学士不计其数。这些文士会聚南京，多热衷于征歌、度曲、搬戏。余怀的《板桥杂记》、捧花生的《秦淮画舫录》、珠泉居士的《续板桥杂记》等文献记载了秦淮河边红牙檀板、妙舞清歌的盛况。再加上皇族、豪门、官署交际应酬和日常娱乐性质的演剧活动，一时有金陵歌舞甲天下的说法。

作为明清两代南方的首善之区，江宁的望族主要可分为三类：一是皇族，二是勋戚之族，三是世居或迁入的科举世家。其中，前两类最具特色。有明一代，南京“公侯戚畹，甲第连云”^[37]，最显赫的自然是朱氏。明朝自朱元璋开始实行宗室分封制，将成年的皇子(太子除外)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的后代亦在封地生活，除了世子承袭王位，其余都有爵位，依次为郡王、镇国将军、辅国将军、奉国将军、镇国中尉、辅国中尉和奉国中尉等。这些天潢贵胄中，部分因为各种原因定居或寄寓江宁，如朱元璋第七子齐王朱榑在建文和永乐年间两度被废，其子孙都被废为庶人，安置在南京。万历年间，其五世孙可浧三兄弟都工诗能文，喜好交游的名士。可浧，字泉亭，“读书通大义，积勤丰财，辟同春园于永安坊，以延宾客，远近慕之”^[38]。可浧弟承彩，《列朝诗集》丁集有传，其文云：“承彩，字国华，齐藩宗支，散居金陵。高帝子孙，于今为庶，国华独以文采风流，厚自标置，掉鞅诗坛，鼓吹骚雅。”承彩“尝于中秋夕开诗社于秦淮，会名士张幼于辈百二十人，名妓马湘兰以下四十余人”。^[39]可浧另一弟可潢，字巨源，“博学工文”，“雅好宾客，士大夫以得交为快”。^[40]此外，著名的还有南明弘光帝朱由崧、建安郡王朱统钷和镇国中尉朱统锐兄弟等。朱由崧崇祯十六年(1643)七月袭封福王，次年五月于南京建立南明弘光政权，居留南京大约一年。

勋戚之族有两类，部分自明初就驻留南京，也有不少是清兵入关后败退至南京，如魏国公徐弘基与徐文爵、临淮侯李邦镇与李弘济、忻城伯赵之龙、诚意伯刘孔昭、怀远侯常延龄、保国公朱国弼、灵璧侯汤国祚和汤文琼、安远侯柳祚昌、隆平侯张拱薇、宁晋伯刘允极、南和伯方一元、东宁伯焦梦熊和成安伯郭祚永等。以他们为核心，形成了一批豪门右族。朱元璋外甥李文忠先后被封曹国公、岐阳王，谥武靖。李文忠八世孙言恭，字惟寅，号青莲居士，袭临淮侯，守备南京，有《青莲阁集》和《贝叶斋集》等传世，钱谦益评价其诗“风气婉弱，时有韵致”；其子宗城，字葵岳，号汝藩，少以能诗知名，有《李汝蕃诗稿》《李汝蕃诗续稿》等。父子皆喜欢结交文士，“惟寅沿袭风流，奋迹词坛，招邀名流，折节寒素，两都词人游客，望走如骛”。宗城“征歌选妓，有承平王孙之风”。^[41]开国功臣魏国公徐达之后，嫡子袭爵位，支庶皆荫锦衣卫指挥。第六代魏国公徐俌(字公辅)于弘治九年(1496)守备南京，其弟天赐，字申子，官锦衣卫佥事，“能文章，喜宾客”，与诸弟、侄在大功坊瞻园之外另建小蓬莱、西园、凤台园、万竹园、大隐园和莫愁湖榭，“招名流啸咏其中”。^[42]晚明，徐邦瑞、徐维志、徐弘基(字绍公，号六岳)和徐文爵相继袭爵位，邦瑞弟邦宁，字仲谧，“工吟咏，著有《习静轩稿》”；其族弟徐京，字禹量，著有《居云集》；弘基“家多藏书，诗字有晋唐人风”。^[43]可见，部分勋戚之族也是不输文采。(www.daowen.com)

朱元璋非常重视音乐和戏曲的教化作用，设钟鼓司掌管宫中乐舞、演戏和杂耍，“习相传院本”^[44]；曾“定王府乐工，例设二十七户”^[45]，又“必以词曲一千七百本赐之”^[46]。诸王就藩，皆建王城，设乐院，“以供侑食享庙之用”^[47]。藩王府中，多有擅长戏曲的艺人，经常在祭祀、款客和自娱时演出，如周王府和秦王府等。朱由崧建立弘光政权后，曾驻跸于内守备府，又相继修兴宁宫，建慈禧殿等，常以饮酒、听戏为乐。为了听戏，他甚至置国家大事于不顾。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声色”云：“故事，宫中有大变，则夜半鸣钟。一夕大内钟鸣，外廷闻之大骇，谓有非常。须臾，内监启门而出，索鬼面头子数十，欲演戏耳。”同书卷二“韩赞周泣对”载，崇祯十七年(1644)除夕，清兵正大举南下，一路势如破竹，朱由崧却因“梨园殊少佳者”而“色忽不怡”。卷四“五月纪略”载，弘光元年五月端午节，“百官进贺”，朱由崧“以串戏无暇”为由“不视朝”。同卷“弘光出奔”又载，弘光元年五月初十日，清兵即将攻入南京城，他仍然“唤集梨园弟子入大内演戏”。入宫供奉演戏者为三：一是南教坊，“甲申秋，南教坊不足充下陈，私征之远境，阮大铖、杨文骢、冯可宗辈各购进”。^[48]二是内监，记载为53人。据陆圻《纤言》中篇《人参饲犬羊》、计六奇《明季南略》卷三“声色”、谈迁《国榷》卷一〇四，弘光元年(1645)正月，弘光分别于初六、十二、十三日、二十日召内监演戏。三是职业戏班，在弘光元年五月初十日，朱由崧召“梨园弟子入大内演戏”。听完戏，他出奔芜湖，“遗下宫娥女优五六十人”。^[49]据清饶智元《明宫杂咏》中《弘光宫词》，演出的剧目有《麒麟阁》和《燕子笺》等。这两个戏码都是昆曲，分别出自李玉和阮大铖的手笔。邹漪《明季遗闻》卷三、抱阳生《甲申朝事小纪初编》卷八和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卷上《福王上》等文献对朱由崧声色犬马的生活亦有记载。除了弘光帝，南明在绍兴的鲁监国、在桂林等地的桂藩与永历帝君臣亦穷奢极欲，即使在流亡失所、命悬一线之际，仍以看戏为乐。李介《天香阁随笔》卷二、《明季逸史》贞集、何是非《风倒梧桐记》、钱澄之《所知录》卷四和陈鼎《留溪外传》卷一八《也是和尚传》等文献多有记载。刘水云《明清家乐研究》第二章第二节述之甚详，此处不赘。

上述齐王朱榑后裔可浧三兄弟都热衷于社交，与好歌舞、戏曲的张献翼、马湘兰等相过从。据明初以来就形成的王府演戏传统和文士集会演戏成风的时俗来看，演戏娱宾很可能也是三兄弟社交活动的重要方式。马之骏《妙远堂诗》宿集有《和范长倩观国华诸歌童作剧二十首》，其小引云：“国华诸歌郎者，往为广陵汪氏歌儿，以急归长倩，长倩意甚嬖之，予曾同俞羡长席上戏排险韵十八为诗以赠之矣。”据潘之恒《鸾啸小品》卷二《吴剧》、卷三《广陵散二则》，扬州汪犹龙将所置家乐赠给了吴县的范允临，范又转送给朱国华。^[50]可知，朱承彩(国华)的确畜有家伶，常演戏款客。

除了皇室，豪右之家也多爱好演戏，每设宴款客，或令家伶登场演戏，或传呼教坊乐伎。临淮侯李言恭父子风流为一时之冠，文震亨《文生小草》(不分卷)有《李临淮玄素^[51]斫鲙观剧，分东字》；范凤翼《范勋卿诗集》卷四有《秋日李玄素彻侯招同汪遗民诸子饮瑶华堂观演家乐，即席赠歌童云在，和玄素作，每句次韵，另一格也》；明刘城《峄桐诗集》卷八《八月十四日李临淮玄素招集诸同人分得真字》云：“侯家丝管本宜人，为爱玄文寂寞亲”。“刻羽有歌齐奏伎，郁轮无技不呈身”。方以智《膝寓信笔》说他“能诗好客，三十初度，宴会瑶华堂，词客凡百余。歌舞既罢，共立前台上，限韵，先成者坐第一坐；不愿者立台下观”。^[52]魏国公徐文爵弟青君“性豪侈，自奉甚丰，广蓄姬妾。造园大功坊侧，树石亭台，拟于平泉、金谷。每当夏月，置宴河房，日选名妓四五人，邀宾侑酒。……夜以继日，把酒酣歌，纶巾鹤氅，真神仙中人也”。^[53]抚宁伯朱谦与皇室同姓不同宗，其子朱永袭爵位，晋抚宁侯，数传至国弼。国弼于崇祯皇帝自尽后逃奔南京，弘光时晋升为保国公。朱国弼亦畜家伎，《吴梅村全集》卷八《赠寇白门》注：“白门，故保国公朱氏所畜姬也，保国北行，白门被放，仍返南中。”寇湄，字白门，色艺双绝，颇有时名。《板桥杂记》卷中云：“白门娟娟静美，跌宕风流，能度曲，善画兰，粗知拈韵，能吟诗。”明亡后“筑园亭，结宾客，日与文人骚客相往返”。隆平侯张拱薇及其弟勋卫也爱好昆曲，崇祯十一年(1638)，张岱游历南京，张拱薇兄弟召秦淮歌妓顾眉、王月生、董小宛、李湘真、杨能等陪侍客人，歌妓们于牛首山献花岩演剧逞技。^[54]

选择扬州，是因为它在商业领域的重要地位。扬州是江淮地区的商业重镇，辖高邮州(含宝应、兴化)、泰州(含如皋)、通州(含海门)和江都、仪征、泰兴诸县。明清时期，朝廷将两淮盐运史和两淮盐运御史设在扬州，扬州成为全国最大的食盐集散地。“扬州繁华以盐盛”，在盐业的带动下，扬州百业俱兴，店铺林立，经济和文化都非常繁荣。除了商业繁荣，扬州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习武之风的盛行。从明弘治到清康熙年间，扬州武进士和举人共1033人，在11府中仅次于绍兴。可见，扬州望族多商贾和武将之家。商贾之家多兼儒业，又喜好结交文士，文学和昆曲活动大多非常繁盛，泰兴的季氏(季振宜)，迁自歙县岑山渡的程氏(程梦星、程谦德)、丰溪的吴氏(吴绮)、稠墅潜口的汪氏(汪廷璋、汪懋麟)、潭渡的黄氏(黄晟、黄履暹兄弟)、江村的江氏(江春)、桂林的洪氏(洪箴远、洪征治父子)、长龄的郑氏(郑侠如)，来自朝鲜的安氏(安尚义、安岐父子)，迁自祁门的马氏(马曰琯、马曰璐)，来自山西的亢氏(亢其宗)和徐氏(徐尚志)，来自陕西的张兰(广德)和张霞(大安)，以及罗荣泰、黄至筠(潆泰)和包松溪等，都热衷于养家乐，以听戏、观剧为交际、自娱的主要方式。他们不惜重金邀约杨八官、郝天秀、刘亮彩、吴大有、朱文元和魏长生等名角；又和蒋士铨、袁枚、金兆燕等文士交游，聘请词曲名家，蒋士铨的《红雪楼九种曲》中的《空谷香》和《四弦秋》就写成于江春康山草堂的秋声馆。他们还纷纷修筑私家园林，亢氏有亢园，郑侠如有休园，汪立德、秉德兄弟有小香雪、尺五楼，汪廷璋有熙春台，徐士业有水竹居，黄履暹、为荃叔侄有趣园、桃花坞，马曰琯、曰璐兄弟有小玲珑山馆，江春有江园(净香园)和康山草堂等，洪征治有大洪园(即倚虹园)和小洪园，程梦星有筱园等。这些园林不少都建有戏台，经常举行祭祀、款客和自娱性质的演出。盐商家乐还用于接驾演出，康熙和乾隆十二次南巡，多驻陛扬州。乾隆尤其嗜好看戏，每次南巡，沿途地方官和商人都纷纷投其所好，掀起了御前献演之风。每至扬州，两淮官员和盐商竭力投其所好，不仅“例蓄花、雅两部，以备演唱”，还招集各地戏班来演出。^[55]钱泳《履园丛话》卷一二《演戏》曰：“梨园演戏，高宗南巡时为最盛，而两淮盐务中尤为绝出。”盐商家乐也用于接待过往官员和各种祭祀，经常到外地或乡下进行商业演出。可见，盐商家乐的演出非常频繁，大大活跃了两淮地区尤其是扬州的戏曲舞台。

官府组织的演出也相当频仍。《(嘉庆)重修扬州府志》卷六〇曰：“官家公事张筵，陈列方丈，山珍海错之味罗致远方，伶优杂剧、歌舞吹弹各献伎于堂庑之下。”李斗《扬州画舫录》卷五曰：“天宁寺本官商士民祝釐之地，殿上敬设经坛，殿前盖松棚为戏台，演仙佛、麟凤、太平击壤之剧，谓之大戏，事竣拆卸。迨重宁寺构大戏台，遂移大戏于此。”官家公事演戏，主要是为了官场上的应酬和每年的祭祀活动。另外，乾隆年间扬州知府恒豫的家乐也比较闻名，李斗的《扬州画舫录》卷九有记载。

官宦世家的昆曲活动也相当活跃，以如皋为例。如皋虽为苏北一隅，但畜乐者并不少见，有马继祖、冒氏祖孙、从靖江迁入的朱凤台、黄振、顾云和徐观政等。冒氏最早畜养家乐的是冒梦龄，其子冒起宗、其孙冒襄、其曾孙青若四代相传，绵延一百多年。冒氏一年四季宾客盈门，东林、几社、复社故人及其子弟，甚至是方伎、隐逸、僧侣之辈都是冒氏的座上客。每有宾客，冒氏必摆宴张乐，侑酒佐欢。据《同人集》，冒氏家乐曾演出16个剧目，分别是《琵琶记》《燕子笺》《春灯谜》《牡丹亭》《邯郸梦》《紫玉钗》《紫钗记》《清忠谱》《秣陵春》《空青石》12种传奇，《人面桃花》《黑白卫》《狂鼓史》《义犬卢獒》4种杂剧。另外，冒襄编写的《山花锦》《朴巢记》也可能曾搬上舞台。卢香《冒巢先生传》说冒襄“自制词曲，教家部引商刻羽，听者竦异，以为钧天乐叠奏也”。^[56]《燕子笺》《邯郸梦》《秣陵春》和《狂鼓史》等作品演出频率最高。冒襄与其爱姬董小宛在水绘园夫唱妇随，亲自调教家乐。“诗文朋从之盛，园林声伎之乐，甲于江左”，^[57]评价是非常恰当的。兴化李春芳家族的昆曲活动也非常活跃，李春芳曾孙李长倩(字维曼)畜家乐，其《满庭芳》云：“家乐奏更深，倾城看艳质。”^[58]李春芳另一曾孙李长祚，字延明，崇祯年间举人，创作《千祥记》《红叶记》《梅雪缘》和《翠烟记》等传奇4种。另外，扬州畜养家乐的还有江都的刘峻度、李宗孔、张松坪、陈绳武(迁自关西)等，仪征的方元鹿、李情田、谢溶生等，泰州的王孙骖、袁天游、陈端等，海陵的俞濲(锦泉)等，通州的陈完、毕载积、朱青岩等。此外，江西谢廷赞和李明睿、海宁查继佐等，因为侨寓或游历等原因，其家乐曾在扬州演出。

在江南11府的望族版图中，松江的位次比较靠后，但也不可忽视。松江，古称华亭、云间和茸城等，初设于元代，兴盛于明清，明时辖华亭、上海和青浦县，清代自华亭析出娄县、宝山、奉贤、金山和南汇县等，历来为“天下大府”，东南名郡。《(嘉庆)松江府志》卷首魏元煜所写序言云：

松江濒海为郡，控引娄淞，襟带湖浦，其山川逋遒而清妍，其人物轩豁而俊伟，与夫种植之盛，财赋之繁，雄视江表诸州，为东南一大都会。

明清时期，松江府经济相当繁荣，不仅是重要的产粮区、漕运港口，还是棉编织业中心，航运业也很发达。由于康熙年间开放海禁，松江在清中叶发展成为国内的贸易大港。鸦片战争以后，列强纷纷开辟租界，在航运、银行、洋行、加工、印刷、制药等领域兴办了一批企业；清廷洋务派也相继成立江南制造局、招商局、机器织布局等，近代工业开始发展，在国内占据领先地位。文教也很兴盛，书院众多，有日新、求忠、云间、三林、观涛、诂经、龙门、申江(敬业)、格致等。因此，松江文声鹊起，“掇巍科，跻显位，上之为名宰相，次之为台阁侍从，以文章、勋业名海内者，比肩相望可谓盛矣”。^[59]明末清初的上海人叶梦珠《阅世编》卷五《门祚》列举当地67家望族；家族史研究专家吴仁安先生在大量文献中爬梳剔抉，辨伪考订，经过七八年的努力，考得三百余家，载录于专著《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这些望族多数崛起于明代中后期，凭科举丕扬家声，又通过联姻和培养后代不断壮大力量，有的还运用经济手段经营家业，数世之后便雄踞一方。华亭张弼家族、沈度家族、徐阶家族、冯恩家族、陆树声家族、曹豹家族、莫如忠家族、董其昌家族、唐文献家族、陈子龙家族、顾大申家族、王广心家族、顾正谊家族，上海陆深家族、潘允端家族和顾名世家族，嘉定侯峒曾家族，青浦王圻家族等，都堪称望族中的代表。

据潘允端《玉华堂日记》、范濂《云间据目钞》和叶梦珠《阅世编》等文献记载，不少望族的昆曲活动相当活跃，如上海潘允端家族、顾名世家族、秦嘉楫家族、张集家族与曹垂璨家族，华亭顾正谊家族、宋征舆家族、李逢甲家族与曹勋家族，娄县周茂源家族等。他们或畜家乐，或邀请亲友饮宴观剧，演出活动非常频繁，上海顾氏的露香园、潘氏的豫园都曾是歌舞繁盛之所。对此，本书第八章第一节将详述，此处不赘。

上述五府地域特色不尽相同，综合实力也各有等差，但都是望族繁多，人才迭出，文学、艺术和学术齐头并进，成果累然。不止这些地区，江南其他六府也莫不如此，文化繁荣是江南的共同特征。近年来研究家族文学成果颇丰的罗时进教授曾指出，明清江南为典型的“文化型社会”，可谓别具只眼。^[60]笔者认为，这种文化型社会是昆曲形成、发展并兴盛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