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江南诸府方志后,笔者特地制作了四张各地进士、举人和贡生数量的对照表,分见表1-1、表1-2、表1-3、表1-4。为对照更细致、清楚,笔者特意分段统计出明朝(表1-1、表1-3)弘治至隆庆、万历至崇祯,清朝(表1-2、表1-4)顺治至康熙、雍正至道光的人数,用小括号标记在总人数后。
表1-1 明代弘治至崇祯年间江南各府进士数量对照表
续表
表1-2 清代顺治至道光年间江南各府进士数量对照表
续表
表1-3 明代弘治至崇祯年间江南各府举人和贡生数量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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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坛和丹徒县志的“选举”贡生部分没有标明年号和年份,无法统计。
表1-4 清代顺治至道光年间江南各府举人和贡生数量对照表
续表
①《(康熙)常州府志》“选举”截止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此后据常州所属县志补录,但部分县志只标明武科,未区分进士还是举人,所以无从确定,皆归入武举人。
②原稿有脱落,只录到嘉庆十三年(1808)。
③《(民国)嵊县县志》“选举”的贡生部分没有标明年份,无法统计。
续表
从上列四表来看,明弘治至清道光年间江南11府的文武进士数量共9930名,排序是苏州1439人、绍兴1407人、杭州1385人、常州1349人、嘉兴1021人、湖州679人、扬州642人、松江630人、宁波595人、江宁414人、镇江377人。苏、绍、杭、常4府居先,嘉兴居中,湖州、扬州、松江和宁波次之,江宁和镇江殿后;文武举人和贡生共41540名[20],数量最多的是杭州,8948名;绍兴次之,7787名;苏州和常州紧跟其后,分别是7483名、7402名。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统计不够完整。部分府志由于原稿脱落等而丢失了某些信息,部分府志本身就有缺漏,某些信息含混不清。而且,由于资料缺乏和信息不全、过于零碎等原因,以下两类没有统计:(1)监生和秀才的人数;(2)在博学鸿词科、康熙与乾隆南巡时的召试中被录取的士人。而且,在科举之外,还可以通过承荫、袭封、举荐、捐买等途径获得官职或功名。可见,官僚和士绅的实际数量应该远远超过上述数目。尽管数据不完整,但上列四表还是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官僚和士绅阶层的规模与分布。参照上述数目,再结合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望族分布最多的是苏州、杭州、绍兴和常州四府。
还应指出的是,明清之际,南方家族的繁盛远远超过了北方,但其根基在北方,不应忽视。《顾亭林诗文集》卷五《华阴王氏宗祠记》载,清初陕西华阴人王宏撰“游婺州,二年而归”。因为受婺州家族活动影响,“乃作祠堂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姓敬宗之道。其乡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见此礼久矣!’”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江西高安人朱轼在《高氏族谱·序》中云:“燕晋士大夫不能言五世以上祖,而吾乡田夫野老动曰‘吾宋祖某,唐祖某,周秦汉祖某’。”[21]与朱轼大约同时的李塨《刘氏家谱·序》中云:“平居尝叹南人好虚大,家谱追溯瓜瓞,牵曼昔贤,虽假冒不计也;而北人又过弇陋,先世显绩卓行,不四五传,遂恍惚不复记忆。”[22]这三则材料反映的是明清之际南方和北方家族发展的差异。家谱和祠堂都具有收族统宗、维系家族凝聚力的作用,是一个家族尤其是望族不可缺少的要件,前者记载家族的世系、祖先的事迹与功业、祭祀仪典和家法族规等;后者是家族成员祭祀祖先,商议族内重要事务,或执行族法家规的场所。秦、燕、晋诸省人不筑祠堂,不敬先祖,不修家谱,不知族史,充分说明其地家族,尤其是望族不甚兴盛。不过,尽管如此,南方的望族不少迁自北方,其根基是在北方养成的,南北两地的望族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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