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检江南诸府方志后，笔者特地制作了四张各地进士、举人和贡生数量的对照表，分见表1-1、表1-2、表1-3、表1-4。为对照更细致、清楚，笔者特意分段统计出明朝(表1-1、表1-3)弘治至隆庆、万历至崇祯，清朝(表1-2、表1-4)顺治至康熙、雍正至道光的人数，用小括号标记在总人数后。

表1-1　明代弘治至崇祯年间江南各府进士数量对照表

续表

表1-2　清代顺治至道光年间江南各府进士数量对照表

续表

表1-3　明代弘治至崇祯年间江南各府举人和贡生数量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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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金坛和丹徒县志的“选举”贡生部分没有标明年号和年份，无法统计。

表1-4　清代顺治至道光年间江南各府举人和贡生数量对照表

续表

①《(康熙)常州府志》“选举”截止于康熙三十四年(1695)，此后据常州所属县志补录，但部分县志只标明武科，未区分进士还是举人，所以无从确定，皆归入武举人。
②原稿有脱落，只录到嘉庆十三年(1808)。
③《(民国)嵊县县志》“选举”的贡生部分没有标明年份，无法统计。

续表

从上列四表来看，明弘治至清道光年间江南11府的文武进士数量共9930名，排序是苏州1439人、绍兴1407人、杭州1385人、常州1349人、嘉兴1021人、湖州679人、扬州642人、松江630人、宁波595人、江宁414人、镇江377人。苏、绍、杭、常4府居先，嘉兴居中，湖州、扬州、松江和宁波次之，江宁和镇江殿后；文武举人和贡生共41540名^[20]，数量最多的是杭州，8948名；绍兴次之，7787名；苏州和常州紧跟其后，分别是7483名、7402名。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统计不够完整。部分府志由于原稿脱落等而丢失了某些信息，部分府志本身就有缺漏，某些信息含混不清。而且，由于资料缺乏和信息不全、过于零碎等原因，以下两类没有统计：(1)监生和秀才的人数；(2)在博学鸿词科、康熙与乾隆南巡时的召试中被录取的士人。而且，在科举之外，还可以通过承荫、袭封、举荐、捐买等途径获得官职或功名。可见，官僚和士绅的实际数量应该远远超过上述数目。尽管数据不完整，但上列四表还是能较为准确地反映官僚和士绅阶层的规模与分布。参照上述数目，再结合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因素，笔者认为望族分布最多的是苏州、杭州、绍兴和常州四府。

还应指出的是，明清之际，南方家族的繁盛远远超过了北方，但其根基在北方，不应忽视。《顾亭林诗文集》卷五《华阴王氏宗祠记》载，清初陕西华阴人王宏撰“游婺州，二年而归”。因为受婺州家族活动影响，“乃作祠堂以奉其始祖，聚其子姓而告之以尊姓敬宗之道。其乡之老者喟然言曰：‘不见此礼久矣!’”历仕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江西高安人朱轼在《高氏族谱·序》中云：“燕晋士大夫不能言五世以上祖，而吾乡田夫野老动曰‘吾宋祖某，唐祖某，周秦汉祖某’。”^[21]与朱轼大约同时的李塨《刘氏家谱·序》中云：“平居尝叹南人好虚大，家谱追溯瓜瓞，牵曼昔贤，虽假冒不计也；而北人又过弇陋，先世显绩卓行，不四五传，遂恍惚不复记忆。”^[22]这三则材料反映的是明清之际南方和北方家族发展的差异。家谱和祠堂都具有收族统宗、维系家族凝聚力的作用，是一个家族尤其是望族不可缺少的要件，前者记载家族的世系、祖先的事迹与功业、祭祀仪典和家法族规等；后者是家族成员祭祀祖先，商议族内重要事务，或执行族法家规的场所。秦、燕、晋诸省人不筑祠堂，不敬先祖，不修家谱，不知族史，充分说明其地家族，尤其是望族不甚兴盛。不过，尽管如此，南方的望族不少迁自北方，其根基是在北方养成的，南北两地的望族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