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一般的家族，男丁成家后往往要自立门户，与父母和兄弟比邻而居，累世同堂的情况并不常见，而望族则不同，主要采取两种居住方式：(1)整个家族由多个家庭组成，同地并邻而居，析产、分爨，但核心家庭累代同堂。(2)累世共财、合爨、同堂，既是家族，也是一个庞大的家庭。第一种是主要的存在方式，核心家庭三世、四世同堂共爨的情况相当普遍；第二种则比较少见，又称为义门，如号称“江南第一家”的浦江郑氏，自南宋迄明初，十三世合居聚食。在明初，五世祖郑德璋创办东明精舍，后改名东明书院，供郑氏子弟读书求学。七世祖郑鉴(字景明)“聚书数千卷”^[16]，宋濂于元末“得郑氏藏书八万卷”^[17]。明清两代，郑氏一门共三十余人留下了近五十种著述，涉及诗文、经史、书画、古琴、音韵和医学等领域，形成了源远流长、博雅厚重的家族文化，非常引人注目。再如，江宁府句容县戴睿家族在明成化年间已七世同居，扬州府泰州王玉家族在弘治年间已八世同居，台州府临海县王士芳家族在清乾隆年间已七世同居。

由于同姓聚居，在乡村，“兄弟析烟，亦不远徙。祖宗庐墓，永以相依。一村之中，同姓者至数十家，或数百家，往往以姓名其村巷”^[18]。一个中等以上的村落往往同时也是一个家族，有的大家族还聚居于毗邻的几个村庄。倘若众姓杂居，也必有一姓占多数。^[19]在城市或市镇，一个家族则多住在某一个或邻近的几个街区。《红楼梦》中，宁国府与荣国府分别位于街东和街西。第十六回、第二回、第七十五回云：“虽有一小巷界断不通，然这小巷亦系私地，并非官道，故可以连属”，“竟将大半条街占了”，“二府之门相隔，没有一箭之路”，即200米左右。贾氏宗祠在宁国府中路正院的西侧，是一个有着五间正堂、三间抱厦的院落。这种彼此相连，又相互独立的居住格局相当典型，比较常见。可见，无论城乡，家族成员都拥有共同的活动场所，如村落、街区、宗祠、祖茔、社庙等；至少能共享部分财产，如族田(义庄)等；部分资源，如族学、家塾等。

应该指出的是，明中叶以后，江南一带望族聚族而居的格局产生了一些变化，导致的原因主要是迁徙，有三种情况：(1)由于社会生产和商品经济的发展，新的城市和市镇不断涌现，而原有的城市和市镇也不断扩大规模。人口的流动性也随之明显加大，望族中部分有钱有势的家庭从农村迁至临近的市镇或城市。与乡村相比，城市和市镇物质更为富饶，生活更便利、优越，各种可资利用的社会资源也更为丰厚。(2)不少望族成员在自己或其子孙金榜题名，为官入仕后迁到县城、府城。如余姚泗门的谢迁于成化年间考中状元，官至少傅兼太子太傅。其子谢丕是弘治年间的探花，授编修。父子俩在绍兴府城建第寓居，往返于余姚与绍兴。余姚秘图山王华于明成化年间状元及第，也在绍兴府城光相桥营建府第。余姚孙家境官至文渊阁大学士的孙如游，其父孙鏊迁居县城；官至吏部尚书的孙鑨于明嘉靖三十五年(1556)成进士，迁居绍兴府城。余姚官至大学士的吕本也于府城建行府，其宅第至今尚存。常熟瞿氏世居藕渠，瞿景淳于嘉靖二十三年(1544)中会元后迁居城里，所在街区人称“会元坊”。在县城或府城修建宅第，既是为了更好地享受生活，同时也是显示其身份和地位的需要。(3)因避难、讲学、读书、经商、做官等其他原因迁徙异地。明嘉靖年间，武进唐氏的唐顺之在翰林院任编修任上辞职回乡。为了远离城市的喧嚣，潜心读书，他相继从城内迁至宜兴山中和更僻远的陈渡庄。昆山归氏的归有光乡试中举后多次参加会试都名落孙山，遂于嘉靖二十一年(1542)迁居嘉定安亭江上，聚徒讲学二十余年。总的来说，由于迁徙的逐渐增加，在城市和市镇，望族聚族而居的格局在一定程度上被打破。不过，就总体而言，聚族而居的特点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www.daowen.com)

由上可知，由于规模大，又采取聚居的方式，望族的文化生活具有相当强的公共性。其成员的构成、关系都比较复杂，族中事务繁多，更需要加强本家族的文化建设，以强化、传承其文化传统，保证整个家族的稳定与繁荣。官僚和士绅阶层既是明清社会的主干，也是家族的主干，在家族事务中发挥着主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