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和经商能孕育、催生望族，但并不能保证门祚的绵延久长。一旦后继乏人，或政局嬗变、朝代更替，很容易一蹶不振，甚至大厦倾圮。余姚秘图山王氏在明代成化、正德和嘉靖年间盛极一时，王华(字德辉，号海日翁)于明成化十七年(1481)考中状元，官至南京吏部尚书。其子王守仁(字伯安，号阳明)进士及第后历官两广巡抚、南京兵部尚书、都察院御史、湖广军务总督诸职，因平定南昌宁王朱宸濠谋反而赐封“新建伯”，其子正亿(字仲时，号龙阳)、孙承勋(字叔元，号瑞楼)、曾孙先通(字季贯，号则阳)、玄孙业泰(字士和)相继世袭爵位，承勋还于万历年间充任漕运总兵达二十年之久。再如，明正德五年(1510)，华亭徐氏族人徐旒(字朝望)考中举人，官至宣平县丞，徐家门声始振。徐辅从子徐阶，字子升，号少湖，又号存斋，嘉靖二年(1523)探花及第，累官至内阁首辅，为三朝元老；徐阶弟陟，字子明，号达斋，嘉靖二十六年(1547)登进士，累官至南京刑部侍郎。徐氏兄弟子孙科场得意者甚少，多以荫入仕而至高位。叶梦珠《阅世编》卷五《门祚一》称徐氏“八世一品，同郡罕比”。令人深思的是，余姚秘图山王氏和华亭徐氏都没能绵延久长。前者，王守仁去世后，其子孙为争夺爵位和财产数十年争讼不息，家道因此中落，明亡后更是湮没无闻；^[7]后者，入清后由于“世荫既革，科名莫继”^[8]而日趋式微。严迪昌将原因归之于“无文化”，他分析道：“仕而不学，虽能制义文、居高爵位，终于粗陋不文；商而不学，尽管擅巨赀、极淫靡，同样粗陋不文，全属‘无文化’之族。于是，‘百年大族得以传二、三世者寡’是必然的。”^[9]这些分析是很有道理的，“粗陋不文”，缺乏内涵，则容易浮躁，造成两大问题：(1)其后人易被蝇头小利诱惑、牵制，难以培养深厚的德行，激发远大的志向，从而沉溺于声色犬马，骄奢淫逸，或陷入爵位和财产之争，祸起萧墙；或一味倚仗权势，胡作非为，给整个家族带来灾祸。(2)很难创造共同且深厚的文化，增强家族的凝聚力。可见，读书不仅仅是为了做官，“以文培德”“以文养志”也非常重要。无锡钱泳父子云：“人有多积以遗授于子孙者，不如少积以培养其子孙也。”^[10]此语切中肯綮，是有识之士的肺腑之言。“富贵利达，朝荣夕萎；而著述行世，可以不朽”的理念在很大程度上达成了共识，成为士绅价值观比较重要的一部分。

基于这些认识，望族大多重视本家族的文化建设，办族学，请名师，广储各类典籍，父兄亲自督促、教导，实行各种奖学措施，开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族中子弟在苦读四书五经，研习制艺之余，也有条件和机会博览群书，经常接触文学和艺术等。江南各地都散落着大量私家藏书楼，如宁波范氏天一阁，昆山徐氏传是楼，山阴祁氏澹生堂，常熟钱氏绛云楼，秀水朱氏潜采堂、项氏天籁阁与万卷楼，江宁黄氏千顷堂，江阴李氏的得月楼等。卷帙浩繁的藏书养育了一代又一代学人，望族得以弦歌相继，斯文不坠。慈溪郑溱(字平子，号兰皋)于崇祯十三年(1640)中副榜，授县令不赴，明亡不仕新朝，闭门读书、授徒、藏书、著述，以文章显名于世。《(光绪)慈溪县志》卷三〇云：“(郑溱)弱冠游庠，研穷六籍，于诸史百家之书，无不手披口诵，钞纂等身。”郑溱之孙郑性(字义门，号南溪)承先志筑二老阁，庋藏典籍三万卷。郑性之后，郑大节、郑中节、郑竺、郑勋、郑观海等后裔皆谨守二老阁藏书，或自幼耳濡目染，于经史子集无不涉猎；或勤加校雠、刊刻。自明末至晚清，郑氏代有集传，名动海内，终成为浙东文献世家。阳湖孙氏在乾嘉间搜买经学、小学、诸子、天文、地理、医律、史学、类书、词赋、书画、小说等各类典籍，“置之家祠”，“仅以教课宗族子弟，俾循序诵习”。^[11]子弟得此培育，孙氏亦在乾嘉时期成为常州的文化大族。当然，仅仅凭借文化的成果还不够，科举入仕是必不可少的。上述郑溱之子郑梁(字禹梅)于清康熙二十七年(1688)成进士，官至广东高州知府，亦好著述、藏书。孙氏的孙星衍(字伯渊，号渊如)于乾隆五十二年(1787)中进士，嘉庆年间累官至山东布政使，在目录学和经学等方面都颇有造诣。

望族通过多种方式指引、教导，鼓励子孙读书、著述，使他们不仅精于制艺，在文学、艺术和学术等方面也都各有建树，故而人文蔚起，彬彬称盛。据现有的资料来看，形成了自身传统，并在文化领域有所建树的望族，一般都代有英贤，能历经外界的各种打击而经久弗替。(www.daowen.com)

上述三条路径之外，应该提及的还有三条：(1)因祖上开国、护国、救驾有功，或与皇室联姻，朝廷赏赐王、公等爵位，其后代可继承。(2)通过捐钱、纳粟买到官职或贡生与监生资格。明清两代，政府推行捐纳政策，买卖官职是一种公开的政府行为，朝野皆默认。在明代，捐纳大多是国家财政发生困难时采取的补救性措施，用以缓解政府的压力；从清代开始，捐纳政策进一步制度化，种类繁多，相当系统，且覆盖全国，富商、地主和其他富家子弟不必寒窗苦读，就可以进入官场，因此，捐纳制度虽然身背恶名、骂名，却受到欢迎。^[12](3)祖上悬壶济世，因医术高超而声隆望重，积累了不少人脉和财富，其子孙奋发读书，考中功名，进入仕途。这三条路径中，为国立功需要天时和地利，获得爵位的人数终究有限，而且也不能持久。一旦政权更替，爵位便化为乌有，有时还会带来灾祸；行医只能奠定基础，要出人头地，还得走科举之路；捐纳终非正途，也不是长久之计。总之，唯有凭锦绣文章获胜于科场，敲开官场大门，才是家族长盛不衰的王道。

可见，对于望族的形成和发展，仕、商、文都非常重要。仕和文是根底，也是强有力的保障；而商，则为仕与文提供经济上的支持。当然，经商不是家族崛起的必经之路，仍有为数众多的望族并不染指商业，甚至，部分世家旧族不愿摒弃农本商末、重义轻利的传统观念，从骨子里轻视商人。但总的来说，商业和商人的社会地位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仕、商与文的结合是明清江南望族繁荣兴旺最重要的原因，也是望族文化不断变化、发展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