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专制社会，等级制度森严，统治阶级能享受众多特权，如，官员除了优厚的俸禄，还有其他收入，可减免赋税、徭役；未经皇帝允许，一定品衔的官员犯罪不得受审、判决；官员犯罪可以用官品来抵当，用财物赎罪，遇到大赦可以复职。官员的父祖、母亲和妻儿可凭借封赠制度获得各种优待，如明代三品以上京官三年考绩得荫一子入监读书，累官可至部郎及郡守，内阁则得荫中书舍人或尚宝少卿，其他大臣有武功及庶僚死事、死谏者亦间以特恩；为了满足官员“上荣祖考，下及子孙”的愿望，朝廷参照官员的品衔和勋业，将官爵授予其父祖，其母亲和妻室也可获得诰命夫人、淑人、恭人、宜人、安人或孺人等封号。受封者倘若存世，称封；倘若已去世，称赠。封赠的官职并非实职，但因为是朝廷的赏赐，受封者及其家族都引以为豪，不少方志的《选举》或《人物》都辟有《封赠》，家谱也多收入受封者画像。除了本人和父母、妻子，其兄弟，乃至族人也多能在求学、交际、婚姻、置产、仕途、司法等方面获得诸多好处，为世人艳羡和尊重。可见，只要为官入仕，官员及其亲族都能厕身特权阶层。官员的职位越高，能获得的财产和占有的社会资源就越多，享有的话语权和行动力也就越大。

作为甄选官员的考试制度，明清两代，科举制度极受朝廷重视，选拔官员首重科甲出身的士子。士子一旦进士及第，绝大多数被分配到中央政府各部门或全国各地为官，有的还能成为圣眷优渥的权贵。他们所属的家族便脱颖而出，成为威震一方、闻名遐迩的大家巨族。如，松江府青浦县陆氏世代务农，明嘉靖二十年(1541)，族人陆树声(字与吉，号平泉)以会试第一、廷试二甲第四授庶吉士，累官至礼部尚书。陆树声弟树德(字与成)亦于嘉靖四十四年(1565)登进士，官至右佥都御史，巡抚山东。其后，陆氏轩冕蝉联，光耀门闾。陆树声子彦章(字伯达)，树德子彦祯(字以宁)分别于万历十七年(1589)、二十三年(1595)登进士。崇祯十五年(1642)应天府乡试，树声曾孙庆臻(字集生)、庆衍(字椒仲)和树德曾孙庆绍(字孟闻)、亮辅(字左臣)四人同榜题名，庆衍和亮辅俱于次年成进士。“其他明经、茂才异等不下数十余人”^[2]，可谓盛极一时。如，苏州府长洲陆墓镇的云东韩氏原是家境清寒的农户，明隆庆二年(1568)，族人韩世能(字存良，号敬堂)中进士，官至礼部侍郎。世能侄孙治，字君理，万历三十四年(1606)乡试中举，官至黄岩知县。韩治孙菼，字元少，号慕庐，清康熙十二年(1673)连中会元、状元，官至礼部尚书，兼翰林院掌院学士。韩菼长子孝嗣(字祖语)和次子孝基(字祖明，一作祖昭)分别于康熙四十八年(1709)、三十九年(1700)成进士，官内阁中书和翰林院庶吉士。韩孝嗣子曾(字续古)为雍正年间举人，官泗州学正；孝基子彦曾(字沥芳)于雍正八年(1730)中进士，官至司经局洗马。由于代有英才，韩氏成为苏州清代最为显赫的望族之一。再如，余姚江南徐氏自南宋建炎年间随高宗南渡，数百年一直默默无闻，至明代中期家声始振。自天顺至万历年间，徐氏共涌现7个进士，2个举人，其中，徐谏(字廷忠，号慎庵)于成化十七年(1481)中会元，官至大理寺少卿；另有任知府和县令者共5人，成为一个士大夫辈出的望族。其乡人，万历间曾担任礼部尚书、大学士的吕本誉之云：“徐自明兴，来泽诗书，登仕进爵，誉辉映光，显家国者固多，而道高望重，杰然出人表者亦难胜纪，且子姓族属，葛绵螽揖，名家巨族无逾徐矣。”^[3]余姚望族众多，吕氏和孙家境孙氏的显赫程度都胜过徐氏，吕氏的评价有溢美之嫌，但徐氏凭借科举跻身望族之列却是可以确定的。不仅上述三个家族，科举入仕是绝大多数家族通向荣华富贵的必经之路。

士子如果考中举人，或获得贡生、监生资格，就能享有不少特权，见县官可以不下拜；如果犯法，须先革除举人功名，方可治罪。也有机会进入官场，职位一般不高，多担任学正、教谕、训导、主簿、县丞、县令、通判、同知、知府或王府长史等，而武举人则多担任守备、总兵、都司、参将和游击等；^[4]历官至高位者也不乏其人，如：镇江府明天启七年(1627)举人孙时伟(字仲先)官至浙江右布政使，江宁府清康熙十一年(1672)贡生陈士芳(字衡元)官至大理寺卿，高淳县康熙二十一年(1682)武科举人杨天德(字大生)官至左都督，嘉兴府康熙间副贡李维均官至直隶总督，苏州府元和县乾隆间拔贡韩崶(字禹三，号桂舲)官至刑部尚书，还兼任兵部尚书。(www.daowen.com)

正因为朝廷重视，绝大多数家族都极为热衷于科举，大力兴办族学，通过各种方式鼓励、支持族中子弟。子弟获得进士、举人和贡生等功名后，其亲族一般会在宗祠前竖立旗杆，在其家大门之首挂上匾额，有的还要奉旨修建牌楼、牌坊。其目的一是光耀门楣，显示其社会地位已提高；二是作为榜样，激励族中子弟用功苦读，考取功名。由于“明清江南社会对读书做官极度重视”，“虽然明清政府对进士名额实行地区分配制度，但是考中进士的人数，明代浙江居全国各省之首，江苏次之；而清代则江苏第一，浙江次之”。^[5]对于多数士子来说，读书、科考是手段，为官入仕、光宗耀祖才是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