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中华文化的中心原本在黄河流域。由于水灾和战乱，尤其是西晋的永嘉之乱、唐代的安史之乱和两宋之交的靖康之乱，中原士民屡次大规模南迁，中华文化的中心随之转移到南方。明清两代，南方最富庶发达的地区是江南。本书所指的江南介于长江下游与杭州湾之间，由11府组成。江宁府、镇江府和扬州府分别位于长江两岸，苏州府、常州府和湖州府诸府依太湖而筑，松江府位于长江与东海的交汇处，杭州府、嘉兴府、绍兴府和宁波府则环绕杭州湾。由于沿江、依湖、临海，江南多水乡泽国，风物清嘉，且田畴丰腴，气候适宜，盛产鱼米瓜果；又由于开发较早，交通便利，人烟辐辏，自宋元以来便商贾云集，手工业和商业都相当兴旺。明中叶以后，江南出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商品经济空前发展。由于农业和工商业的优势，江南在经济上占有重要地位。江西南城人罗玘《圭峰集》卷九《送李君知华亭县序》云：“尽中国之赋，不能当江南之半；尽江南之赋，不能当吴诸县之半。”上海人叶梦珠《阅世编》卷六《赋税》云：“吾乡赋税，甲于天下。苏州一府，赢于浙江全省；松属地方，抵苏十分之三，而赋额乃半于苏，则是江南之赋税，莫重于苏、松，而松为尤甚矣。”无锡人钱泳《履园丛话》卷四《水利》指出：“今以苏、松、常、镇、杭、嘉、湖、太仓推之，约其土地无有一省之多，而计其赋税，实当天下之半，是以七郡一州之赋税为国家之根本也。”据各府府志《赋役》《财赋》或《岁赋》的记载来看，上述引文所言不虚，江南的确在很大程度上维系着国家的经济命脉。经济的发展催生了一批新的城市和市镇，原有的城市也不断扩大规模，市民阶层日趋壮大。原居于四民之末的商人迅速崛起，不仅有意识地加强和士大夫的互动，有一部分还厕身士大夫阶层，对社会生活发挥了较为重大的影响；而且江南士民崇文重教，科甲隆兴，读书好学和文艺创作蔚然成风，诗文、词曲、小说、书画、经史和小学等成果累累。在思想界，尤其是明清之际，儒、道、释三家进一步融合。王阳明“心学”盛极一时，王学左派兴起后，个性解放思潮波涛汹涌，士大夫阶层的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随之发生了显著变化。同时，以禅宗为代表的佛学，还有道教思想、传统的市隐观念等，都相当活跃。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兴盛为望族的大量涌现奠定了厚实的基础，而望族的大量涌现又反过来促进了社会经济和文化教育的进一步发展。(www.daowe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