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将以江南望族为研究对象，着重考察其家族性的昆曲活动，包括以下五种情况：

1.以家族某位成员为主，亲族支持并参与，大致可分成四种：(1)置办家乐。主人及其亲族不仅是家乐的主要受众，也常常参与家乐的运作与管理。如晚明吴江沈自友家有歌姬数人，其女少君能弹弦索，常为家姬指点曲误；无锡邹式金和邹兑金兄弟曾帮助叔父邹迪光训练所畜家伶；清初海宁查继佐的侧室蒋氏精通音律，亲自训练家伎。(2)演出活动。包括在宗祠与私宅举行的演出活动、其他交际场所主宾以望族文士居多的演出活动、由家族出资或主持的酬神演剧等。(3)修订曲谱。如清顺治初年，由吴江沈自晋主持，其族人祖孙三代34人分工合作，完成《南词新谱》的编订和增补。(4)收藏昆曲典籍。藏书需要雄厚的财力，整个过程相当漫长、繁杂，非一人之力能完成，亲族的支持和参与是必要的。

2.不分主次，由亲族共同完成。如，清顺康年间，松江府华亭县宋氏一门多谙晓音律，兄弟、子侄7人填曲唱酬，互相评点，结集为《棣萼香词》，即《棣萼集》。

3.得到父兄或其他族人的授意、指教、鼓励、认可和赞赏。如，太仓王抃遵父命编写《戴花刘》杂剧，并于家宴之日演出。会稽王骥德遵父命修改其祖父少时撰写的《红叶记》传奇，易名为《题红记》。崇祯年间，吴江叶绍袁妻沈宜修与长女纨纨、季女小鸾相继去世，次女小纨作《鸳鸯梦》杂剧以寄伤悼之意，叶绍袁并刊其妻与二女之诗作为《午梦堂集》，将《鸳鸯梦》附于后。小纨舅父沈自征撰《鸳鸯梦·序》，予以高度评价。

4.家族某成员的剧作及其他昆曲活动被族谱收入或记载。如，晚明鄞县屠隆、屠本畯分别撰写《凤仪阁乐府》三种(包括传奇《彩毫记》《修文记》《昙花记》)和杂剧《酒中八仙记》，清初松江华亭周稚廉撰写《容居堂三种曲》(包括传奇《元宝媒》《双忠庙》和《珊瑚玦》)等，族中后人颇引以自豪，或在族谱中载录其剧名，或将其作收入族谱，或记载相关的趣闻逸事等。(www.daowen.com)

5.某成员因在昆曲领域的建树被世人津津乐道，并视为其家族的标志性人物。如，昆山梁辰鱼致力于昆曲创作和水磨调的传承，为昆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世人谈论昆山梁氏，多提及他，并予以较高的评价。梁辰鱼曾孙梁逸的《红叶村稿》卷首收录了张大复为梁辰鱼撰写的传记《附曾大父伯龙公传》，殳生为梁逸撰写的传记《梁春隐传》则花了一半的篇幅叙述梁辰鱼的生平。《红叶村稿》卷四《重过西寺旧居》小序云：“此予曾大父伯龙公昔年吟咏之所，已三易主矣，因重有感焉。”可知梁逸对曾祖的深厚感情，以及曾祖在梁逸心目中的地位。总而言之，由于亲族以各种方式参与其事，前四类昆曲活动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最后一种则因为进入公众的视野被赋予了集体性。

本书将以明清之际为研究重点，兼及其他时段。明清之际，具体指明万历、天启、崇祯和清顺治、康熙年间。这一时期，江南望族及昆曲艺术都非常兴盛。江南望族大多为文化世家，注重本家族的文化建设，往往选择昆曲艺术作为其文化活动的一部分。由此可见，望族文化与昆曲艺术的流播、兴盛，及其生态和审美品格等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此外，据魏良辅《南词引证》，水磨调最晚于明嘉靖二十六年(1547)创制完成，渐渐在苏州传播，并以苏州为中心向大江南北流布，于明清之际达到鼎盛。清雍乾年间，昆曲由极盛而走向衰落。在北京，由于相继受到京腔、秦腔和皮黄的冲击，昆曲的颓势已较为明显；但在江南，尤其是苏州等地，昆曲仍然比较兴盛。到了晚清，即使在江南，昆曲也风光不再，因此，本书也将关注明万历之前和清康熙以后，以便更为全面、准确地揭示江南望族和昆曲艺术的内在联系。

本书选择江南作为研究的地域，兼顾其相邻地区。众所周知，江南是一个具有地理、政治^[4]、经济^[5]和文化等多重意义的概念，其内涵不断变化，又有广义与狭义之分，相当混杂，难以厘清。由于本书探讨的是望族文化与昆曲艺术的关系，故而主要从文化的角度界定江南的范围。本书认为江南文化的载体主要有吴语(含吴方言、吴歌与苏州评弹)、水乡(含园林)、刺绣(以苏绣和顾绣为代表)、绿茶(以西湖龙井和洞庭碧螺春为代表)、书院、诗(文)社、藏书楼、经史与小学、文人词(以浙西词派、阳羡词派和常州词派等为代表)、书画(以吴门画派、松江画派和四王画派等为代表)、古琴和昆曲等12个。拥有上述文化载体较多且相当典型、突出的首先是以应天府(清代称江宁府)、苏州府和杭州府为中心的区域，还包括常州府、松江府、镇江府、嘉兴府和湖州府。^[6]这些地区地势低平，多水乡泽国，美丽丰饶，文化、地理和经济形态都非常接近，联系紧密；其次是绍兴府、宁波府和扬州府。绍兴和宁波并不属于长江流域，扬州地处长江以北，但它们和上列8府一样，在历代诗文中同属文人骚客们吟咏的江南，文教发达，文化和地理形态颇为相似。而且，绍兴和宁波属吴语区，扬州虽属江淮官话区，但和苏州渊源深厚。笔者在上海图书馆查阅家谱时发现，扬州府不少家族是元明之际因各种原因由苏州府城及下属各县迁来的。^[7]《(民国)续修盐城县志稿》卷一四引凌阑孙《凌氏谱》云：“元末张士诚据有吴门，明主百计不能下，及士诚败至身虏，明主积怒，遂驱逐苏民实淮、扬两郡。”北京大学吴必虎教授在《明初苏州向苏北的移民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经过元明之际的兵燹，江淮地区人口锐减，扬州“土著始十八户，继四十余户而已，其余皆流寓尔”，明王朝必须通过大规模的移民恢复生产和经济。明初来自苏州、松江等地的移民主要集中在泰州和兴化，江都、宝应、高邮等地也有分布。上海师范大学吴仁安教授在《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第一章也论及明初朱元璋和朱棣父子将苏州、松江等地的富室巨族大量迁往淮扬一带的史实。可见，扬州的地方文化中应该含有不少吴文化的因子。另外，徽州府(新安府)、安庆府、太平府与宁国府等，从地理区域来看，位于长江以南，明清两代也先后属南直隶和江南省管辖，但其文化形态和上述地区存在比较明显的差异，故而不列入考察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