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是由血缘关系结成的社会生活共同体，而望族则是历史悠久，人丁繁滋，有财有势，地位尊荣，在当地乃至全国都影响较大的官僚、地主或富商家族，一般具有以下五个特征：(1)起家后，至少三代维持尊荣地位。家族成员多人考取进士、举人，获得贡生资格，并为官入仕，在当地县志或府志有传。(2)家产丰厚，拥有大量田产和房产等。(3)人丁兴旺。(4)有家谱、宗祠、族田和族学等。(5)家族成员多人在文学、艺术或学术等方面有所建树，并有著述传世。^[2]

在宗法社会，家族是个体活动的中心和灵魂的依托，家族文化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个体的思想观念、精神境界、情趣爱好和行为方式等。作为家族文化中最活跃、富有创造力和影响力的一部分，望族文化孕育、培养了一大批优秀人才。通过他们在家族内外的活动，望族文化与中国政治、经济、军事、文学、艺术和学术等社会文化元素一直互相作用，互相影响。

就戏曲而言，明清时期江南地区一大批以科举起家的望族非常重视本家族的文化建设，在从事诗文、书画和学术的同时往往也致力于戏曲，尤其是昆曲。吴江的沈璟家族、沈宠绥家族和徐大椿家族，长洲的申时行家族和顾嗣立家族，昆山的顾鼎臣家族、梁辰鱼家族和叶奕苞家族，太仓的王世贞家族和王衡家族，常熟的钱岱家族和徐复祚家族，无锡的邹迪光家族和秦松龄家族，宜兴的陈维崧家族和吴炳家族，松江的潘允端家族和宋征舆家族，海宁的查继佐家族和陈元龙家族，山阴的张岱家族、祁彪佳家族和吴兴祚家族，余姚的吕天成家族和孙如法家族，鄞县的屠隆家族，归安的茅维家族，如皋的冒襄家族等，都是这批望族的典型。^[3]一方面，出于家族文化建设的需要，这些望族热衷于昆曲活动，在昆曲格律、文本创作、理论批评、班社建设和人才培养等方面都卓有建树，不仅赋予昆曲艺术深厚的人文内涵，极大地促进了它的流播、演进和繁荣，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它的存在方式、表演形态和审美风格；另一方面，作为文化活动相当重要的一部分，昆曲艺术又在较大程度上影响着这些望族的精神生活、文化传统和社会形象，以及望族成员的生活方式与性格等。很明显，望族文化和昆曲艺术对彼此的存在和发展都产生了显著影响。如果忽视了望族文化，对明清昆曲的认识必定是不够完整、深入的；反之，如果抛开昆曲艺术，对明清江南望族文化的把握也必定有所缺失。

较早从事相关研究的是日本著名学者田仲一成先生，其论文有《论清代初期的宗族演剧》(《东方学》第32辑，1966年)、《论十五、十六世纪江南地方戏的变质》(《东洋文化研究所纪要》第60、63、65、71、72、102期，1973年至1987年)、《论明代江南宗族的演剧系统——新安商人和目连戏》(《(山根幸夫教授退休纪念)明代史论丛》下卷，东京汲古书院1990年版)和《浙东宗祠的祠产形成与宗祠演剧——萧山县长河镇来姓祠产簿剖析》(叶显恩主编：《清代区域社会经济研究(上)》，中华书局1992年版)等；著作有《中国的宗族与戏剧》(东京大学出版会1985年版；中译本由钱杭、任余白翻译，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中国演剧史》(东京大学出版会1998年版；中译本《中国戏剧史》由云贵彬、于允翻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年版)和《明清的戏曲——江南宗族社会的表象》(中译本由云贵彬、王文勋翻译，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4年版)等。田仲一成先生以民俗学、文化人类学为视角，立足于演剧的社会功能，主要探讨了以下四个论题：(1)中国传统戏剧是怎样通过祭祀仪式生成并演变的；(2)元代以来中国的祭祀演剧与祭祀组织的关系及其变化；(3)祭祀组织对中国传统戏剧演出的内容产生的影响是什么；(4)明清以来，江南戏曲，尤其是传奇，如何表现这一地区特有的宗族社会理念。田仲一成先生数十年焚膏继晷，著述宏富。尽管其观点尚有争议，但成就显著，且具有开创性，却是不容置疑的。

在国内，从事相关研究的学者不多，专著只有两部：殷亚林《明清江南家族与曲文化研究》(苏州大学2011年博士论文)和周巩平《江南曲学世家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13年版)；论文15篇：(1)杨惠玲《晚明余姚孙氏、吕氏世家戏曲活动考述》(《艺海》2005年第6期)；(2)王玉瑜《明清徽州宗族集体活动中的演剧》(《中华戏曲》2006年第2期)；(3)杨榕《福建族谱中的戏曲史料探述》(《戏曲艺术》2007年第3期)；(4)杨惠玲《晚明绍兴张氏世家戏曲活动考述》(《“中国戏剧：从传统到现代”会议论文集》，中华书局2006年版)；(5)杨惠玲《明清吴江沈氏家族昆曲活动考述》(《沈璟暨昆曲“吴江派”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年版)；(6)殷亚林《明清戏曲文学的家族传承现象》(《四川戏剧》2010年第1期)；(7)殷亚林《明清江南家族性曲家群体》(《古典文学知识》2010年第1期)；(8)殷亚林《明末清初阳羡陈氏曲家考辨》(《求索》2010年第2期)；(9)陈元贵和魏雪苑《明清徽州宗族演剧的人类学分析》(《戏曲艺术》2010年第3期)；(10)赵星《明清江南曲学家族辑考——吴江沈家族述略》(《四川戏剧》2010年第5期)；(11)殷亚林《论晚明江南文化家族对曲文化的贡献》(《苏州大学学报(哲社版)》2010年第6期)；(12)杨惠玲《明清浙江鄞县屠氏家族戏曲活动考论》(韩国中国言语文化学会《中国言语文化》创刊号，2012年2月)；(13)杨丽霞《论明清福建家族文化视阈下戏曲的生存与发展》(《戏剧》2012年第3期)；(14)李真瑜《清初曲学典籍〈南词新谱〉的家族文化元素》(《厦门广播电视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15)邢蕊杰《明末清初阳羡姻戚曲家群体及其戏曲活动探论》(《戏剧文学》2013年第2期)等。以上著述分别从创作、演剧、曲律、曲论等方面探讨了明清江南家族性的戏曲活动，材料相当翔实，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观点，但大多比较零散，更注重个案研究，着重梳理了吴江沈氏、鄞县屠氏、嘉兴卜氏、山阴张氏等十多个家族的戏曲活动，对其他望族则较少涉及，宏观的考察还远远不够。而且，探讨也不够全面、深入，很少涉及望族文化与昆曲艺术的互动关系。

相关的研究还有以下三个方面：(1)家乐与家班、文人文化与昆曲的关系等，著述有刘水云《明清家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和杨惠玲《戏曲班社研究：明清家班》(厦门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这些著作考察的是私家置办的戏曲班社及其演出活动，虽然对望族文化有所涉及，但主要还是着眼于演出团体。刘祯与谢雍君合作的《昆曲与文人文化》(文化艺术出版社2006年版)等著作侧重于文士阶层对昆曲的影响，仍然不是从望族文化的角度来展开研究的。(2)家族文化或文学等，出现了一批较有分量的专著，如程章灿《陈郡阳夏谢氏：六朝文学士族个案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版)、江庆柏《明清苏南望族文化研究》(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李真瑜《明清吴江沈氏文学世家论考》(香港国际学术文化资讯出版公司2003年版)和罗时进《地域·家族·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等。(3)家族及其历史，成果有潘光旦《明清两代嘉兴的望族》(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吴仁安《明清时期上海地区的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吴仁安《明清江南望族与社会经济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吴仁安《明清江南著姓望族》(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和冯精志《曹雪芹家族兴衰史：大清织造》(二十一世纪出版社2013年版)等。(www.daowen.com)

由上可知，迄今为止，国内外研究望族文化和昆曲艺术相互关系的专著和论文都屈指可数。这不但与望族文化在昆曲史上所起的重要作用很不相称，也是戏曲研究和家族文化研究的一个欠缺。

探讨望族文化和昆曲艺术互相作用与影响的关系是一个很有价值的课题，具体有以下三点：

1.学界公认，昆曲的表演体系、审美风格与人文内涵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上层社会的喜好和参与，但是，对上层社会从事昆曲活动的原因、方式与特征的关注却是不够的。针对这一不足，本书将深入探讨明清江南望族的昆曲活动，从望族文化的角度考察昆曲艺术演变、提升并完善的原因和过程，以期准确、全面地认识昆曲的文化生态、存在的方式与面貌以及演变动因，从而推动尚在建构中的昆曲学的学科建设。

2.本书将戏曲研究与望族文化研究结合起来，戏曲艺术与望族文化互为视角和对象，既拓展了研究的视域与空间，又有助于认识望族文化与戏曲艺术变化发展的丰富性和特殊性，进而寻求新的学术研究增长点。

3.望族文化和戏曲文化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本书考察二者相互作用的关系，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和认识传统文化，对传统文化的整理、传承和弘扬具有非常积极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