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学前教育思想与影响:慎交感与早谕教在中国教育观中的地位

学前教育思想与影响:慎交感与早谕教在中国教育观中的地位

时间:2023-07-29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一)“慎交感”与“早谕教”贾谊的胎教思想是其学前教育思想中极具特色的部分。这种注重母子之间遗传关系的观点影响了我国后世众多思想家。在这种感应思想的影响下,胎儿生长受到母体感应的理念容易被人接受。这种差异与教育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总的来说,外铄论在中国教育观中占主导地位,而西方国家较倾向于内发论。

学前教育思想与影响:慎交感与早谕教在中国教育观中的地位

(一)“慎交感”与“早谕教”

贾谊胎教思想是其学前教育思想中极具特色的部分。在《新书·胎教》篇中,贾谊引述了《周易》《春秋》《诗经》等经典著作说明“君子慎始”的观念。他的胎教理论也是基于这样的逻辑,认为要想将儿童培养成德行高尚的人才,必须注重胎教。他的胎教思想主要阐发了“慎交感”与“早谕教”的两大理念。他认为:“心未乱而先谕教,则化易成也。”[1]及早施教有利于训蒙养正,从而培养圣贤。从重视成人的教育逐渐下移至胎教,反映了我国古人对教育规律把握的逐渐深入。实施胎教的理念源于古人在观察自然的时候,认识到母子之间存在着相互感应,他们认为母亲在怀孕期间的饮食起居,能够为胎儿生长提供良好的身心发育环境道德成长环境。

贾谊对“早谕教”与“慎交感”的论证,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

第一,要注重婚配对象的选取,他认为:“谨为子孙婚妻嫁女,必择孝悌,世世有行义者;如是,则其子孙慈孝,不敢淫暴,党无不善,三族辅之。故凤凰生而有仁义之意,虎狼生而有贪戾之心,两者不等,各以其母。”[2]贾谊认为儿童性格的养成与母亲的天性有着密切的关系,所以要谨慎地选取婚嫁的对象。这种注重母子之间遗传关系的观点影响了我国后世众多思想家。王充就认为人的成长与先天气禀有关,他说:“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体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早死。”[3]这种观念的形成与我国古代生育观的变化也有密切联系。自羲皇之世起,史料中记载古人的生育观经历了物生、感生与性生三个阶段,他们逐渐认识到人类自身在繁衍后代中的作用。古代婚姻制度也从原始的群婚时代走向单偶婚制阶段,社会分工关系上,“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家庭模式逐渐占据主流,女性在幼儿教育中凸显出重要作用。陆世仪在《思辨录辑要·修齐类》中就指出:“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内。男子虽有治家之责,然其势处暂。妇人终日在家,若不知礼,便多操卻家政也。人欲齐家,只是齐妻子。”[4]康有为也认为:“人道文明之事,借女子之功最多。”[5]女性在家庭教育中的地位得到重视,与女性在生养哺育方面的责任息息相关。李树军认为:“中国家庭一般是以血缘关系为纽带,以父、母、子为基点而形成的三角结构。母亲是家庭三角的感情重心和稳定所系。在子女的教养上,父母之间有着明确的分工,最普通的分工便是严父慈母的安排。”[6]在这种家庭结构中,父母之间也有明确的分工,可以称为“父教母育”的模式。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说:“教,上所施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母亲更多地负责子女道德的培养、情感的陶冶,注重“育”的方面,“养子使作善”的使命落在了母亲肩上。为了提前给施教做好准备,选择一位贤妻良母就成了古代婚姻中最看重的因素,也成为胎教中首先要考虑的因素。

第二,贾谊阐发了“慎交感”的胎教观念。这种母子之间的感应思想既与汉初思想家普遍认同“天人感应”的理念有关,也反映出古人的一种经验思维。我国古代哲学是一种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经验哲学,《周易》中说:“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7]通过这种观天道以通人事的方式,古人逐渐形成了“天人相感”的思想。在这种感应思想的影响下,胎儿生长受到母体感应的理念容易被人接受。要有效地保胎、养胎,就需要从母亲的角度来实施有效的措施。《新书·胎教》中记载,王后怀孕以后,饮食起居都获得了特殊的照顾,并且进行了专业分工。这种做法试图通过加强外部管束和诱导,促使王后按照礼仪去养胎、保胎,是值得肯定的。贾谊还以周妃后妊成王的例子来说明胎教的标准:“立而不跛,坐而不差,笑而不喧,独处而不倨,虽怒而不詈,胎教之谓也。”[8]刘向也在《列女传·周室三母》中说,由于注重胎教,西周开国君主大都是圣君明主。这种注重胎教的“慎交感”理念逐渐发展为“外象内感”的理论,被中医学说所吸收和发展,成为我国古代胎教的理论基石。

(二)慎选左右

根据史料记载,早在西周时期,幼儿教育就受到了充分重视。这首先表现在宫廷教育当中,尤其是太子的启蒙教育。周代设有专门辅导和教谕君主及太子的官员,称为师、傅、保。其中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三公”,他们的副职分别是少师、少傅和少保,合称“三少”。这类官员统称为师傅、师保或保傅。贾谊在他的论著中系统地总结了古代的幼教经验。《新书·保傅》一文中记载:“古之王者,太子初生,固举以礼,使士负之,有司齐肃端冕,见之南郊,见于天也。过阙则下,过庙则趋,孝子之道也。故自为赤子而教固已行矣。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召公为太保,周公为太傅,太公为太师。保,保其身体;傅,傅之德义;师,道之教训,三公之职也。于是为置三少,皆上大夫也,曰少保、少傅、少师,是与太子燕者也。”[9]贾谊认为太子一出生就应受到严格正规的专业教育,并让“三公”“三少”以道习之,逐去邪人,不使见恶行。太子出生以后“见正事,闻正言,行正道,左右前后皆正人”,从而达到“少成若天性,习惯成自然”。

太子的老师周公、召公、太公都是当时著名的贤臣和文化大师。对比西方教育,我们可以发现西方古代的幼儿教师多由教仆担任,而教仆多由没有任何学识的奴隶充当。这种差异与教育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陈桂生教授就认为,西方教育偏重把“引出”作为教育的题中之义,主要诉诸教育对象自身;我国教育偏重于“上所施,下所效”,主要诉诸教育者。总的来说,外铄论在中国教育观中占主导地位,而西方国家较倾向于内发论。[10]在外铄论的主导下,我国古代幼儿教育过程中注重儿童学识、品性的养成与外界环境的关系,即使贫民百姓家庭也会出现“孟母三迁”的故事,思想家们也普遍认同儿童是被塑造的对象。墨子就提出了“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墨子·所染》)的“素丝说”。尽管孟子也有“扩充善端”的内发论倾向,但他的措施还是“服尧之服,诵尧之言,行尧之行”(《孟子·告子下》),并强调:“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孟子·尽心上》)个体的成长受外在环境的影响。荀子更是强调外在环境对个人成长的影响,他指出:“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声,长而异俗,教使之然也。”(《荀子·劝学》)基于此,荀子非常注重教师的选择,他认为:“师术有四,而博习不与焉。尊严而惮,可以为师;耆艾而信,可以为师;诵说而不陵不犯,可以为师;知微而论,可以为师。”(《荀子·致士》)教师不但要德高望重,而且要见解深刻,表达合理。贾谊充分吸收了先秦思想家的教育思想,认为殷、周国运长久,暴秦二世而亡,与太子教育有着密切联系。于是他认为:“夫教得而左右正,则太子正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11]太子成长过程中,通过身边品行高尚的人的影响,潜移默化地形成习惯,长大以后就不会被恶劣的习俗所改变,成为百姓信赖的人。

知识链接

关于外铄论(www.daowen.com)

外铄论的著名代表人物有中国的荀子、英国洛克和美国的华生、斯金纳等。

有些人认为心灵犹如一块白板,本身没有内容,可以任人涂抹,外部的力量决定了人的发展状况。英国哲学家洛克的“白板说”是典型代表。外铄论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美国著名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家华生。他甚至认为,给他一批健康婴儿,不管他们的祖先状况如何,他可以任意把他们培养成从领袖到小偷等各种类型的人。斯金纳继承了华生的观点,认为人的行为乃至复杂的人格都可以通过外在的强化或惩罚手段来加以塑造、改变、控制或矫正。

外铄论强调外部因素对身心发展的作用,一般都重视教育的价值和作用,对教育改造人的本性,形成社会发展所需要的知识、能力、态度等方面持积极乐观的态度。他们关心的重点是人的学习、学习什么以及如何有效地学习等。

(三)重儒术

贾谊是西汉初期继叔孙通陆贾之后又一位向西汉统治者提出以儒术治国的儒家学者。对于太子的早期教育,他当然希望以儒家思想统摄其心。为此,他向统治者进言,请求注重儒术,按儒家的理想人格来塑造太子,以儒家学说作为太子早期教育的主要内容。对太子的文化知识教育,贾谊主张应注重《春秋》《礼》《诗》《乐》等儒家经典的传授。在贾谊看来,儒家经典不仅是古代文化的记载,而且含有丰富的道德价值。他说:“或称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以革劝其心。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或为之称诗,而广道显德,以驯明其志。教之乐,以疏其秽,而填其浮气。”[12]儒家治学要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13],治国则提倡效法古圣先王之道。因此,贾谊还提倡加强历史知识的学习,他说:“教之语,使明于上世,而知先王之务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14]太子只有接受了古代典籍知识的教育,才能通晓先王以德治国的方法,明了历代兴亡的史实,从而产生警戒、畏惧的心理。

道德教育方面,贾谊主张应使太子自幼形成儒家倡导的忠、信、义、礼、孝、仁等道德观念。在他看来,具有“圣人之德”的人,就是道德上的完美者,具备了儒家理想人格。对于太子不合上述道德规范的行为,教师应及时予以矫正,如当太子“将学趋让,进退即席不以礼,登降揖让无容,视瞻、俯仰、周旋无节”[15]时,太保就应当进行劝谕。

对将来会君临天下的太子的教育,传授“君国畜民”之道自然是不可少的。为此,贾谊提出,师、保、傅应使太子自幼通晓儒家德刑并举的治国方略,懂得文武之道乃治国之本,知道对臣子应赏罚分明、公正,切忌“赐予侈于左右近臣,吝授于疏远卑贱”[16]

此外,关于太子的早期教育,贾谊还提出了教养结合的主张,即除进行道德与知识教育外,还应由少保负责培养其身体。一方面监护太子,注意防止有可能伤害身体的过激行为,如暴饮暴食、狂欢无态等;另一方面,照料太子的日常起居,使太子避免“饥而憷,暑而暍,寒而懦,寝而莫宥,坐而莫侍”[17]。正是由于贾谊把保护太子的身体视作师、保、傅的一项重要职责及教育内容,所以梁怀王坠马而死后,他引以自责,竟郁郁寡欢,英年早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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