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恺撒任执政官获官方认可以来，民主派的领袖似乎获得了公开承认，换言之，成为了罗马共和国的共同统治者，形成“三头执政（triumvirs）”之势。而根据民众意见来看，位居首位的无疑是庞培。贵族派称他“个人独裁者”，西塞罗跪地向他哀求也无济于事；毕布路斯（Bibulus）墙上张贴着对其尖刻的讽刺；反对派谈及他也投以最恶毒的咒骂。这些都在意料之中。据史料记载，庞培无疑是他那个时代的第一位将军，而恺撒则是个精明的政党领袖和政治演说家，其虽有不容置疑的才略，但生性不好战，甚至在人们眼中毫无男子气概。这类看法早已根深蒂固，我们不可能指望那些贵族关注事实真相，更别指望他们听到塔古斯河上的英雄鲜为人知的种种壮举后，便放弃既定的陈腐思想。显然，恺撒虽在同盟中仅担任副将，但弗拉维乌斯、阿弗拉涅乌斯及其能力不足的手下未能做成之事，恺撒都能替首领达成。即使他担任省长，也丝毫不会改变这一状态。虽然近来阿弗拉涅乌斯的地位与省长相似，却未能因此得到半点重视。多年来，他几次兼任多个省的省长，手下领导的军队兵力远远超过四个兵团。由于阿尔卑斯山外的局势重归平静，罗马人又将阿里奥维斯图斯王视为友邻，所以那里再次发生重大战乱的概率很小。尽管庞培依靠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Gabinio-Manilian law）取得的地位，可与恺撒依靠瓦提尼乌斯法（Vatinian law）取得的地位相提并论，但究其结果，显然恺撒不占优势。庞培几乎统治着整个罗马帝国的疆域，帝国的军队和国库差不多全由他一手掌控，而恺撒只管辖区区两个省，加上分拨给他的款项和两万四千人的军队；庞培可以任意规定自己的任期，恺撒虽能长期担任其职位，但到底仍设有期限；最后，庞培被委派掌管海陆最重要的几项任务，恺撒则被派往北部，从意大利北部监视首都的一切动态，确保庞培的统治不受侵扰。

虽说庞培接受任命管理首都，但其能力根本无法胜任这一职位。他对于“管理”概念的理解仅限于下达命令，别无其他。过去和将来的变革，一同激起了首都境内的骚动浪潮，从各个方面来看，这座城市都极像十九世纪的巴黎。手上无兵统治首都这座城市本就遇到不少困难，再加上这位态度强硬的好战勇士，一切问题就更难解决了。不久，无论是盟友还是敌人，都对其表示不满，但庞培个人却不以为然，任他们为所欲为。恺撒离开罗马之后，执政联盟依旧掌控着帝国的命运，却控制不了首都的街市。元老院只是一种名义上的政权，元老们放任城内的一切事务自然发展，究其原因，一方面是部分元老受联合派的控制，未接到统治者的命令；一方面是愤怒的反对派或冷眼旁观，或悲观消极，全然置身事外。更重要的是整个贵族阶层如果无法理解他们的无能，至少得开始有所觉察。所以一时之间，罗马城中各方执政势力毫无反抗能力，也不存在真正的权威。贵族政治已经消亡，而军人政治尚未兴起，人们就生活在这样一种权力真空期中。若较之古往今来的其他国家，罗马共和国中一切迥然不同的政治职能都过于单一，机构过于有名无实，那么从另一方面也清晰暴露出政治上的混乱——无政府状态，让人难堪。

无巧不成书，就在恺撒于阿尔卑斯山外建功立业的几年里，罗马城却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上演了一出荒诞无比的政治闹剧。罗马共和国的新任领袖不问政事，只是把自己关在屋里，愠怒不语。同样，半免职状态的前政府成员也撒手不管，唉声叹气，有时在别墅里的私密会议上悄声叹息，有时则在元老院齐声叹气。那些内心依然坚守自由和秩序的自由民们，厌恶这种混乱执政，但最终由于没有领头人和解决办法，也只能保持消极态度。他们不仅拒绝参与一切政治活动，而且尽可能避开这座政治上的罪恶之城。

另一方面，各路下层人民也没过上好日子，从未找到快活的方式。小市民数量极多，煽动群众成为了一项事业，因此也形成了其独特的行业标志：破烂的外套、蓬乱的胡须、冗长的头发以及深沉压低的声音。靠这行业捞到大钱的人不在少数，为了这些浩大的游行呐喊，戏剧演出者用的那些特效润喉药的需求量突增[1]。希腊人、犹太人，以及自由民和奴隶最积极参与公众集会，他们嗓门最大。即使在正式投票场合，票民中通常只有少数人是合法享有投票权的公民。当时有封信里写着如下一句话：“下一次，要让我们的伙计在释奴税投票中取胜。”那时团结的武装群体便意味着拥有真正的权利，于是贵族们将手下所有参与决斗的奴隶和流浪汉们集结起来，组成一支混战队。拥有这样一支队伍的人多数从一开始就属于平民党，而只有恺撒熟知管理平民党的策略，只有他懂得如何驾驭这帮人。恺撒离开罗马后，一切制度分崩离析，民众们各自为政。毫无疑问，即使到现在，这些人也依然乐意高举自由之旗互相斗争。但严格说来，他们对民主派是既不支持也不反对，见风使舵，一时以人民之名，一时又假借元老院或者政党领袖的名义，如克洛狄乌斯，他就曾先后支持或自称支持当政的民主派、元老院和克拉苏。只有当这些人无情迫害自己的仇人，如克洛狄乌斯迫害西塞罗或米洛迫害克洛狄乌斯时，他们才会跟党派合作，利用党内人士的地位作为争斗的筹码。我们若将这段混乱的政治历史记录下来，那么一定得同时配上一段喧闹声来完成这段乐章。而对于城内一切凶杀案件、住宅围攻、恶意纵火等强盗事迹，嘘声和叫骂声如何演变成互相唾骂和践踏，再又演变到互扔石头和剑拔弩张的地步，也不必再反复赘述了。

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便是这场卑劣政治剧的主角，而当权者如何利用他对付加图和西塞罗，正如上所述。就其个人而言，他富有影响力，满腹才华且充满活力，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堪称模范党人。在其出任保民官期间（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他推行了极端的民主政策：给公民发放粮食；禁止检察官检举不良公民；禁止从政者以宗教礼节名义阻碍公民会议举行；取消不久前（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为限制公民聚众闹事而设的限制下层阶级的结社权；恢复当时已废去的“街市俱乐部（collegia compitalicia）”，即城内所有自由民和无产阶级的正式组织，按照所属街区进行划分，并且具备类似于军队的编制。除此之外，在克洛狄乌斯任副执政官期间（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他拟定并提出了一项法案，即提倡把生而自由者的权利赋予事实上有自由的自由民和奴隶，若此项提议成功，那么这位致力于改革的政治家才可谓功德圆满。在帕拉蒂尼山上那些被焚烧的旧址中，他挑选了其中一处修建了一座自由神庙，以实现自由平等的努马二世自居，邀请城内那些可爱的民众来庙中看他举行祭祀，共庆民主时代的来临。当然，这些倡导民主自由的活动并不同于贩卖公民法令。克洛狄乌斯作为恺撒的跟随者，实质与恺撒一样，为了同僚的利益售卖省长一职以及其他大大小小的官位，为了附属君主和城镇的利益出卖国家主权。

对于所有的这一切，庞培一概不予过问。这样一来，他的威望大减，若他还未意识到该问题的严重性还可以自我安慰，但他的对手意识到了。在遣返亚美尼亚被俘王子这一问题上，克洛狄乌斯与罗马执政者产生了巨大分歧，并且很快演变成一场正式的对决，这件事情将庞培的无为暴露无遗。国家首脑不知道如何去应对党人，只会笨拙地动用武力，而使用武力又远不及对手巧妙。若他在亚美尼亚王子的问题上遭到克洛狄乌斯糊弄，他会予以反击，让克洛狄乌斯的仇人西塞罗免于放逐，由此达到自己的最终目的，即把他的反对者变成宿敌。若克洛狄乌斯聚集他的手下，扰乱街道治安，相应地常胜将军将集齐他的奴隶和拳击手与之对抗。两边交战，将军自然斗不过这种煽动者，大败于街市，于是盖乌斯·加图几乎永远都受制于克洛狄乌斯和其党羽之下。执政者和煽动者在这场争斗中，抢着讨好垮台的政府：一方面庞培为了讨元老院欢心，批准召回西塞罗；另一方面克洛狄乌斯宣布朱利安法典（Julian law）无效，并邀请马库斯·毕布路斯公开证明其通过法案是违法行为，而所有这些甚至根本算不上这场奇观中的惊奇之处。

自然而然，这种混乱激昂的情绪不会有什么好的结果，其主要特点就在于漫无目的，实在可笑。即使是拥有恺撒那种天分的人，也能从经验中明白，民主运动已经摇摇欲坠，即使拥有王位也无法再依靠煽动者。虽然恺撒早已将预言家那套斗篷和手杖丢弃在一边，如若在当今共和国与君主制交替之际，那些异想天开的蠢货又给自己换上了那套行装，所模仿的盖乌斯·格拉古的崇高理想失去了本来的面目，那么这也只是历史上的权宜之计罢了。事实上，挑起这些民主运动的所谓的“党派”根本算不上是党派，因此在后来的决战阶段，其根本没有分派到什么任务。在这种混乱的局势下，我们甚至都无法断言，无心政事的人们内心里是否有过强烈的愿望，渴望拥有一个依靠武力的强硬政府。这些政治中立的人们大多都居住在罗马城外，因而未直接受到城内骚乱的影响，而通常受到影响的人往往鉴于过往经验，特别是喀提林（Catilinarian）的阴谋依附于官僚主义。然而，真正为时局感到恐慌的人，恐惧的是国体一旦推翻，则整个时局将彻底改变，城内的混乱仅仅只是表象，虽然会持续一段时间，但还不足为惧。从历史观点来说，其唯一值得我们注意的结果是，庞培由于克洛狄乌斯的攻击而陷入痛苦境地，而这种痛苦境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的下一步行动。

庞培虽然不喜欢也不懂得采取主动，但这次迫于自己对克洛狄乌斯和恺撒两人立场的改变，一改之前的消极态度。克洛狄乌斯已将他置于可耻可恼的境地，即便他懒惰成性，最终也被激得暴怒。然而，更为重要的是他与恺撒的关系转变。对于这两位联合执政者来说，庞培可谓彻底失职，而恺撒却懂得利用其职权，面对一切算计和危险都能全身而退。恺撒并未征得同意，便在其管辖的南部地区（多半为罗马公民）内将自己军队扩充了一倍兵力；他没有一直留守在意大利北部监视首都，而是率兵穿越阿尔卑斯山，将辛布里部的再次入侵扼杀在摇篮中，两年时间内（罗马纪元696—697年即公元前58年—前57年），其军事力量已扩张到莱茵河至英吉利海峡一带。这些现实情况摆在眼前，贵族们即便持无视或轻视的态度，也吓得不敢掉以轻心。如今，昔日被嘲笑为懦夫的恺撒成为军队的偶像，成为扬名立万的大英雄，他头上新鲜的胜利者桂冠也让庞培那株枯枝黯然失色。早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元老院便授予恺撒胜利英雄应有的一切荣誉，甚至比庞培所得的还要多。庞培对他这位昔日副将所持的态度，就如同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案（Gabinio-Manilian laws）颁布后恺撒对他所持的态度。如今，恺撒不仅是罗马的英雄，还是最强军队的主帅，而庞培只是个卸任的夕阳将军。当然，在丈人和女婿没有发生冲突之前，依然可以维持现有表面的和谐关系，但一旦出现政治联合，参政者势力范围发生变化，内部难免解体。

对庞培而言，与克洛狄乌斯的冲突只是让他感到烦恼头疼，而恺撒地位的变化才是真正令他伤神之事。同以往恺撒与其党羽寻求军事力量抗衡他一样，现在他也要寻求军事后盾与之抗衡。他现在必须放下之前清高的架子，出面担任特任官职，有了这一职位，他就能拥有与两高卢的省长同样乃至更大的权力。庞培采取的策略一如他的立场，完全照搬之前恺撒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Mithridatic war）时期的谋略。为了得到同等的统帅职务，从而与远方占优势的对手形成抗衡之势，庞培首先需要政府官方机构的支持。一年半以前，这个官方机构完全受他支配。执政者的统治，一方面依靠对其绝对服从如同街市主人一般的公民大会，另一方面则是对恺撒惕然敬畏的元老院。庞培作为罗马城内的联盟代表和联盟首领，毫无疑问，他完全可以凭借公民大会和元老院通过他想颁布的法案，甚至是对恺撒不利的法案。不过，由于与克洛狄乌斯发生了争执，庞培失去了控制街市的力量，也就不能寄希望于公民大会通过他的提议了。至于元老院那边，虽不至于这般对他不利，但由于他一直以来态度放任消极，因而能否紧紧操控多数元老通过其所需的提案，也尚不可知。

现今元老院（不如说是一般贵族）的地位已经不复从前，因其已经在地位极低的公民中吸纳了新成员。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的大联合时期，许多事情尚未等到时机成熟便提前泄露了。加图和西塞罗被放逐时，执政者虽不动声色，甚至摆出一副觉得惋惜的姿态，但公众却凭借其敏锐的洞察力，推测出了幕后真正的主使人，加上恺撒和庞培又结成姻亲关系，很容易让人联想到王政时期的放逐令和家族联合，顿觉不悦。许多公民虽远离政治事件，但也都注意到未来王政的趋势越来越明显。大家开始意识到，恺撒的目的不在改革共和政体，而当下最紧要的问题是共和制的存亡。从这一刻起，那些以共和派自居并尊恺撒为领袖的有识之士们，势必将归附反对党。于是，统治贵族的客厅和村舍里不再有人谈论起“三位君主”或“三头怪物”。人们虽蜂拥着去听恺撒就任执政官发表的演讲，但却无人喝彩；这位平民出身的执政者走进剧院时，无一人鼓掌。而当他的任何一位手下在公众面前现身时，底下便嘘声四起；当某演员说出一句反君主制的台词或反庞培的隐喻，即使是那些古板的人听了也鼓起掌来。西塞罗将被放逐之际，许多公民（多数来自中产阶级，据说有两万余人）都模仿元老们穿起了丧服。当时一封信里如是说：“现在最流行的事情就是痛恨平民党。”

执政官放出暗示，即这种对抗可能会导致骑士阶级失去他们在剧院中的特殊席位，公民们失去制作面包的谷物。于是，公民们虽然内心依然厌恶如旧，但在表达自己对抗情绪的时候变得十分谨慎。显然，这种利用物质利益来平衡关系的策略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于是在他任期内，黄金不断往外输送。表面富有而实际破产的男人们，富有势力却囊中羞涩的女士们，债台高筑的青年贵族们，困窘中的商人和银行家们，这些人不是去高卢寻求资金，便是向恺撒驻罗马城的代理点求助。无论求助于哪一方，除一些穷途末路的流氓外，极少有人遭拒。此外，恺撒曾着人在罗马城内兴建大型建筑以及大量公共娱乐设施，因而上到领事官员下到平民百姓，许多人都发现了赚钱的大好机会。庞培也是如此，只不过有所收敛，首都因此有了第一座石头搭建的戏剧院，他为此举行了一场空前盛大的典礼揭幕。显然，这种行为会令一些支持反对党的人，尤其是身处首都的反对党人对新局势的态度有所缓和，但这种行贿手段并不能触及反对党的核心。至于现行政体对人民的影响如何根深蒂固，生活在距直接政党冲突较远的地区，特别是乡镇的居民如何反对王政，甚至不甘屈服，其答案日益清晰。

若罗马存在某种代议制，那么公民便能在选举中表达自己的不满，并从而收集各方意见。但在当下情形之下，支持这一制度的人也别无他法，只能听从元老院的安排，后者虽正在走向衰落，却依旧是典型共和制的代表和捍卫者。在元老院被推翻之后，人们忽然发现有这样一支军队听它支配，并且势力强大、忠诚可信，无论其势力还是创下的辉煌，都远胜于元老院推翻格拉古王朝并依仗苏拉的武力庇护重振国威之时。贵族见此，开始重新振作起来。而就在此时，马库斯·西塞罗因承诺听从元老院的领导，即不进行任何反抗并竭力支持执政官的工作，而得以回国。就此事而言，庞培并无意向寡头政治妥协，只是一方面想借此捉弄克洛狄乌斯，另一方面想让这位仕途顺利的上任执政官在饱经挫折后臣服于他，但正如西塞罗被逐是对元老院的示威，那么拥护共和制的一派也将利用他的回归进行一番示威。为了以示郑重，两位执政官安排蒂乌斯·安尼乌斯·米洛（Titus Annius Milo），手下保护一切反对克洛狄乌斯的公民，并下达了一项元老院的决议，向公民提交议案，请他们准许前任执政官西塞罗回国；此外，元老院号召一切支持共和制的公民在投票时不要缺席。到了投票那天（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8月4日），大批知名人士聚集到了罗马城，其中许多更是来自乡镇，数量空前之多。于是，这位前任执政官从布隆迪西乌姆（Brundisium）到罗马城的这段旅途再次引发了一轮民意表达，场面十分精彩。而这一次元老院与共和派新的联合正如世人所了解的那般，共和派经受住了考验，取得了极其有利的成果，在很大程度上重振了贵族们早已丧失的斗志。

庞培面对这些明目张胆的示威行为，无助至极。加上克洛狄乌斯的原因，他已经丧失了原有的地位，甚至到了令众人嘲笑的地步，因此无论是他自己还是盟友，都再无信誉可言。元老院中那些依附于执政者的人，因庞培执政不力而沮丧不已，但又碍于事情都得自理而手足无措。这一时期（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要是政权掌握在英勇干练的人手中，也不至于希望渺茫。如今该党拥有一百年来最广泛的公民支持，若它选择相信公民和自己，或许还能在最短时间以最光荣的方式达到目的。为什么不公然抨击执政者呢？为什么元老院没有一个果敢英明的人站出来，撤销那不合乎法律的特权、号召意大利所有共和党人一起对抗暴君及其党羽呢？也许这样一来，元老院能再次夺回统治权。当然，共和党这样做无疑是在冒险，但或许在这样的情况下，最果敢的决定同时可能也是最为明智的决定，事实通常如此。然而，那一时期懒惰成性的贵族们并不敢因此冒险。

不过有个方法倒是相对稳妥一些，至少符合这些共和派的特点和本性，即尽力挑拨两位执政者的关系，通过离间他们而最终自己获取执政权。两位执政者之间的关系原本已经发生缓和，但如今恺撒占得了比庞培更为有利的地位，而庞培需要通过游说去重拾权威。若庞培得权，他和恺撒势必会关系破裂，甚至交战；若庞培孤立无援，那么必败无疑。在这场混乱结束后，共和派便会发现自己仍然处于被统治的境地，只是统治者由两位变成了一位。不过，若贵族们再次效仿恺撒过去取胜的策略，与势力较弱的一方结成联盟，那么一旦有庞培这样的将军和共和派那样的军队，势必能够获胜。鉴于庞培之前在政治上无作为的姿态，获胜后找他结算应该不是什么难事。

时局的变化，使得庞培和共和党之间自然而然达成了谅解。双方能否接近彼此，两位执政者与贵族之间谜一般的混乱关系该如何调整，最后也该有个决断了。于是，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秋，庞培向元老院提议，希望获得一项特别职权。他重提了十一年前自己得以掌权的理由，即面包事件，那时伽比尼乌斯法案还并未颁布，罗马城内的面包价格前所未有的高昂。克洛狄乌斯将这件事情时而归咎于庞培，时而怪罪于西塞罗，认为这是他们的个人阴谋造成的，而西塞罗和庞培反过来也归咎于克洛狄乌斯，至于事实究竟如何，无法断定。

海盗不断入侵，国库持续空虚，政府不作为导致谷物供应陷入混乱，即便没有政治上的粮食垄断，在这座几乎完全依赖于海外进口的城市，上述几件事也很容易造成粮荒。庞培计划让元老院将整个罗马帝国的谷物供应管控权交给自己，而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一方面需要获得对罗马国库的无限支配权，另一方面需要配备军队和舰队，以及在整个帝国内通行且高于其他各个省省长的统帅权。总的来说，庞培希望打造出一项改良后的伽比尼乌斯法案。于是，一如之前为清剿海盗而获得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指挥权那般，当时尚未决断的埃及战争指挥权再次落到庞培手中。尽管这些年元老院一直反对新任执政官，但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9月商议此事时，大多数元老依旧受制于恺撒带来的恐惧中。大体上他们谄媚地接受了庞培的计划，这也是西塞罗建议的结果，在放逐过程中他学会了迎合，公民们也希望他能率先有所表现，他果然没令大家失望。然而，保民官盖乌斯·美西乌斯（Gaius Messius）虽提议了这些方案，但在设定实施方案时略去了至关重要的部分。最终，庞培未能获得对国库的自由控制权，也没能拥有自己的军队和舰队，更没有所谓的高于各省省长的权力。为了让庞培能够管理首都的粮食事务，那些人只给他提供了高额款项和十五名副官，并许诺他未来五年在罗马城内拥有执政官的同等权力，并在公民大会通过了这一决定。原本的计划经过这些变动，几乎可以说是遭到否决。造成这一结果有多方因素，如大家对恺撒有所忌惮，若让他的对手与他平起平坐甚至权高于他，那即使是最懦弱的人也会对这些事揣摩不止；克拉苏作为庞培的宿敌，表面上勉强与其结成联合，暗中却从中作梗，就连庞培个人也将计划失败的原因主要归咎于这位宿敌；元老院共和派从中阻挠，对他们而言，不管是名义上的还是实际上的，所有扩大政治权势的行为都统统拒绝；当然最为重要的原因，还是庞培自己无能，他在非采取行动不可的关键时候，依旧畏畏缩缩，不敢坦陈自己的意图，只是照旧把真实想法假借他人之口传达出来，还一如既往地装出一副谦逊的姿态，声明哪怕再少点都不介怀，这样也难怪那些人会将计就计，少准给他一些东西。

尽管如此，庞培依旧觉得满足，认为至少找到了一件正经差事，还能有个正当理由离开首都。此外，他成功以便宜的价格向首都供应了大量谷物粮食，当然这也让其他省市深受其害。然而，庞培的真正目的尚未达到，他如今在各省市都拥有执政官的同等称号，但要是手上没有自己的军队供他调遣，那也只是徒有虚名。于是，不久后庞培便向元老院提议，请元老院授权他护送被逐的埃及国王回国，如有必要还需大量武力协助。但是，他越表现得殷勤，元老院对他的态度就越冷淡。元老们很快便在《西卜林神谕集》（Sibylline oracles）里找到一句话，提到派罗马军队去埃及意味着罔顾神灵，他们一向虔诚，于是一致决定不能在埃及事件中动用武力。庞培已经习惯了受挫，就算没有军队武力，他依然决定要去执行此事。他一如既往地保持其沉默态度，也由着自己的党羽去声讨，还主张投票增派一位元老同往埃及。这一提议涉及到罗马城一位元老的宝贵性命，元老们当然强烈反对。最终经过一系列讨论商议，最终得出的决议是绝不插手埃及一事（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1月）。

庞培在元老院多次受挫，更糟糕的是，他竟对此不予理会，也不去争辩。无论这些挫折是由何方造成，公民们都自然而然地认为它们意味着共和党的胜利和执政者的失败，因此共和派的抗争愈演愈烈，事态一步步恶化。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的那次选举，两位执政者对选举结果都不满意。恺撒的两位副执政官候选人——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Publius Vatinius）和盖乌斯·阿菲乌斯（Gaius Alfius）皆以落选告终，而两位依附垮台政府的人——格涅乌斯·伦图卢斯·马西利努斯（Gnaeus Lentulus Marcellinus）和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Gnaeus Domitius Calvinus），却分别当选执政官和副执政官。到了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的选举，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阿赫诺巴尔布斯（Lucius Domitius Ahenobarbus）竟然也来竞选执政官，他在罗马城势力很大，极具财势，要阻止他当选颇为困难。大家心里也明白，他必定会不甘于落选而暗中作梗。

于是，公民大会叛变闹事，元老院出面解决，并特地邀请了一些公认为智者的埃特鲁斯坎人，请他们就一些预兆和怪异事件发表看法，并郑重其事地加以讨论。他们认为，根据天象来看，上流阶级之间不睦，所有的兵权和财权都将被一位统治者掌控，国家将丧失民主。如此看来，神灵的意思似乎就是在暗指美西乌斯的提议，共和派不久将得到上天的授意。他们认为，恺撒任执政官时所颁布的卡普阿（意大利南部古城）领地法和其他法律，此后统统永久失效。早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12月，元老院就有人表态，认为这些法案不合程序，必须予以取消。到了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4月6日，前任执政官西塞罗再次在元老院会议中提出，应针对坎帕尼亚的土地分配进行讨论，并列入5月15日的议事日程。此举便是正式宣战，更何况提出者还是一个在自以为安全的情况下方才袒露真实想法的人，这更值得我们思索。显然，贵族们以为开战时机已到，此次对战并非针对恺撒或对付庞培，而是抵制霸权统治，至于结果如何不难料想。多米提乌斯坦言道，他想以执政官身份，建议公民们立即将恺撒从高卢召回。一场贵族复辟正在酝酿，贵族们攻击卡普阿殖民地，就是对执政官的挑战。

尽管恺撒断断续续地得知了首都城内的详细事宜，并且只要军队情况允许，便可在离南部省份最近的地方观察城内情况，按照恺撒的习惯，他一向不干涉罗马城内事务，至少不会明显干涉。不过现在，贵族们已经向他和他的党羽宣战了，且处处针对他，所以他必须采取行动了。当时他正好在罗马城附近，立刻开始了行动。贵族们也都认为应立即行动，不用待恺撒回到阿尔卑斯山外才开始动手。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4月初，克拉苏离开罗马去找势力较强的盟友进行协商，在拉文纳遇到了恺撒。两人从拉文纳赶往卢卡，与庞培在此会合。原来，就在4月11日克拉苏离开后不久，庞培也谎称要去撒丁岛（Sardinia）和非洲购买粮食，借故离开了罗马城。执政官手下最著名的追随者，如近西班牙（Hither Spain）的省长梅特路斯·尼波斯（Metellus Nepos）、撒丁岛的省长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以及许多同僚都相继赶来卢卡。

出席本次会议的有120名执法吏，200多位元老，这也体现出君主制的元老院与共和制的元老院的不同之处。就每一观点而言，其决定权都握在恺撒手中。他在平分政权的基础上，利用决定权将已有的合法制度进行了重建，使其更为牢靠。军事上，他将两个至关重要的省长职位（仅次于高卢）留给了自己的党羽，由庞培管理西班牙，克拉苏管理叙利亚。依据公民法令规定，这两个职位任期均为五年（罗马纪元700—704年即公元前54—前50年），且在军事和财政方面都会获得相应支持。此外，恺撒将自己本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期满的统帅职位延至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年底，并将自己的军队规模扩充至十个兵团，在任意招募士兵的同时又能令国库支付军饷。他许诺庞培和克拉苏，称他俩可在次年（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重新担任执政官，之后再任省长。恺撒也为自己留了退路，待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他省长任期一满，无需依法在十年之后继任，而是可以即刻担任执政官一职。而庞培和克拉苏共同管理罗马城事务需要武力作为后盾，原本用于护城的军队已被调走，如今又无法从阿尔卑斯山外的高卢撤离，因此他们得征募新的兵团，分别组建一支西班牙军队和一支叙利亚军队，等到时机成熟再将它们各自派往目的地。如此一来，最核心的问题得到解决，至于对罗马城中反对派采取何种战略、如何监管次年的选举活动等诸多次要事情，并不会耽搁太久时间。同往常一样，恺撒用轻松的调解方式，平息了那些阻碍协商的私人恩怨，说服顽固的对立者互相合作。于是，庞培和克拉苏之间互相谅解了对方，至少从表面上看是如此。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与其党羽也恢复了平静，不再让庞培忧心。恺撒这位伟大魔法师的奇迹之处，由此可见一斑。

一切未处理问题全部尘埃落定且得到解决，这并非平等竞争的执政者之间妥协的结果，从当时的情形来看，那仅仅是恺撒的好心所致。庞培来卢卡时，处境十分艰难，无权无势，从罗马城逃出来求助于自己的对手。恺撒面临两种选择，要么对其不予理会，宣布解散他们的联盟；要么收留他，保留联盟的存在。无论恺撒采用何种方法，都不至于让庞培在政治上毁灭。在当时那种情况下，若庞培不与恺撒决裂，他就能得到联盟的庇护，成为其名下一位门客。相反，若是决裂（这不太可能会发生），庞培将会与贵族结盟，而这种互为敌对的双方在最后迫于利益的结盟并不足为惧，恺撒也不会因此而做出任何退让。

若说克拉苏与恺撒决裂，也完全不可能。在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他们结成联盟时，恺撒不让其对手庞培再任执政官并掌控兵权，之后庞培和克拉苏力图武装自己，用尽各种手段，甚至是不惜违抗恺撒命令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都只是徒劳。现在，恺撒无故放弃其优越地位，还主动让克拉苏和庞培掌握军权和执政权，实在很难揣摩其真实动机。当然，恺撒不只让庞培一人领兵，庞培的宿敌、恺撒的多年盟友克拉苏也获得了相应兵权，如此做法，毫无疑问是为了限制庞培的权力。尽管如此，恺撒仍割舍了很多权力，因为其对手原本都无权无势，如今却都成为重要的统帅。也许在恺撒看来，自己还无法完全掌控部下，所以不敢直接率领他们去对抗国家正统，他必须留守高卢以免发生内战，但是话说回来，是否发动内战与庞培关系甚微，主要还是取决于罗马城的贵族。这一理由最多只能说明恺撒不与庞培公开决裂的原因，即防止贵族们趁机壮胆发动内战，而依旧无法解释恺撒为何会对庞培作出如此让步。造成这个结果或许也有些私人原因，也许是恺撒回想起曾经他也面临着庞培的同样困境，后来因为庞培退休（不是出于慷慨而是懦弱）才得以幸免于难；又可能是恺撒的爱女对庞培极为钟情，恺撒不愿伤害爱女，毕竟在他心里除了政治还有许多其他事情令他牵挂。不过，恺撒顾及高卢这一点原因我们可以确定。不同于那些给恺撒撰写传记的学者，恺撒个人认为，平定高卢并不是为助他获得王位的附带事业，而是维护本国内外安定的大业，总而言之就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命运的宏图伟业。为了寻求安定的环境完成这项伟业，而不是立即采取行动去处理罗马城的内乱，恺撒毅然舍弃了他对政敌的优势，给予庞培充分的权力，让其去对抗元老院及其党羽。若恺撒的目的只是尽快登上王位，那么做出上述让步便是犯了政治上的大错，但这位非同寻常的伟人，他的目标不仅是一个王冠这么粗俗。恺撒非常自信能够同时完成两件大业，即解决罗马城的内乱，并为国家文明争取一块全新的土地。当然，这两件事互相牵制，在恺撒通往王位的过程中，收复高卢对他来说只是阻碍，而非帮助。恺撒将本在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就应解决的意大利革命，推延到了罗马纪元706年即公元前48年，结果对他造成不利。不过，恺撒不管是做政治家还是将军，他都像一个极为大胆的赌徒，恃才轻敌，总是给对手极大的，有时甚至是过多的胜算。

那么，现在轮到贵族们来履行他们的“豪言壮语”了，他们当初既然敢于宣战，也应坚决果断作战。然而，最令人遗憾惋惜的是，懦弱的人不幸地做出了大胆的决断。贵族们丝毫没有考虑到未来，似乎无人考虑恺撒会自我防卫，也没想到庞培和克拉苏会重新和恺撒结成联盟，甚至比之前联合得更为紧密。看起来这些都令人难以相信，但若反观元老院那些反对君主制的领袖们，事情便不难理解了。加图依旧没有露面[2]，当时元老院最有影响力的是马库斯·毕布路斯，他是消极抵抗的英雄，也是历任执政官中最顽固、最愚蠢的一位。即使他们手持武器，只要对手拿起刀反抗，他们便会立刻放下武器。仅仅只是听到卢卡会议的消息，便足以打消他们脑海中反抗的念头，让元老院大多数不安守本分的懦夫，重新恢复以往那般温顺服从。贵族们未再组织讨论朱利安法的有效性，经元老院商议决定，恺撒军队的招募费用由国库承担。有人建议在调整省份执政权时，收回恺撒辖下两个高卢省份或至少其中一省的管理权，结果被多数否决了（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5月底）。为此，贵族们公开进行忏悔。他们被自己的冲动莽撞吓得要命，背地里纷纷跑来求和，并发誓绝对服从，其中最先求和的就是马库斯·西塞罗，他为自己的背叛忏悔，并给自己那段时间的行为找了很多似乎很合理的名头，但一切还是太晚了。当然，执政者们愿意息事宁人，宽恕了所有人，不想再添麻烦。卢卡会议的决议一经公布，贵族们立即改变了态度。也就在不久前，西塞罗发布了一本小册子，可与他的忏悔录相提并论，而忏悔录的问世就是要公开表明他自己的悔意和好意[3]。

这样一来，执政者们得以随意整顿罗马城的事务，而且较之以前更为全面彻底。尽管未有统一的武器装备，好歹意大利和首都都有了真正的驻军，并由执政者任统帅。至于克拉苏和庞培之前招募的叙利亚和西班牙军队，早已出发前往东方；而庞培则令其副将管理两西班牙省，派兵驻守，同时还假意解散去往西班牙的新军队，同他们一起留守意大利。

执政者们努力废除旧的政体，尽可能采取温和的手段令君主制适应国家现状。毫无疑问，这一举措导致公众的反对意见愈演愈烈，因为他们对此事了解愈发清晰。但是，他们还是屈服了，因为除了屈服别无他法。首先，一切重要事宜，尤其是与军事要务和外事关系相关的事务，都不再经元老院商议便直接实施，有时借助公民法令，有时只听从统治者的意愿。在卢卡会议所通过的决议中，高卢统帅一职的相关问题直接由克拉苏和庞培在公民大会上提出，而西班牙和叙利亚的事宜则由保民官盖乌斯·特雷波尼乌斯（Gaius Trebonius）在公民大会上提出。除此之外，比较重要的省长职位通常也是依靠公民法令决议。恺撒的行为也表示，执政者们无需征得当局者的同意，便可随意扩充自己的军队，他们之间还可毫不迟疑地互相借兵，如恺撒在高卢战争中得到了庞培的援助，克拉苏在帕提亚战争中也得到了恺撒的帮助。根据现行法令，波河彼岸的人只拥有拉丁人的权利，而在恺撒的统治下，他们都是完完全全的罗马公民[4]。过去，新征服的领地都要经元老院组织管理，但恺撒却完全按照自己的意愿，将在高卢攻克的大片领地管理起来，理直气壮地设立公民殖民地，最著名的当属那块拥有五千移民的诺乌姆·科姆殖民地（Novum-Comum，位于今科莫）。皮索指挥色雷斯（Thracian）战役，盖比尼乌斯指挥帕提亚战争，这些都没有同元老院商议，甚至未照例知会元老院；同样，举办庆祝凯旋盛典和其他象征荣誉的活动，也无人同元老院的人商量。显然，这绝不仅仅只是对于形式的忽略。正因为元老院的人极有可能不会否决这些事项，这种忽略才愈发令人费解。而恰恰相反，这是执政者们深谋远虑的一项计划，他们打算把元老院的权限从军事要务和高级政事中排挤出去，使他们只能参与财政和内政事务。元老院的人对此心知肚明，尽可能利用元老院决议案和刑事诉讼进行反抗。尽管多数执政者对元老院都持排斥态度，但他们还是稍稍利用了一番公民大会，使得国家的主人不用再受街头霸王的刁难。不过，他们也经常脱掉公民大会这层空洞的遮蔽物，直接袒露地采用专制手段。

无论元老是否愿意臣服，他们都必须服从。西塞罗继续领导着逆来顺受的多数党，他拥有律师才华，可以为一切事情找到理由，至少给出一番说辞，因此大有作为。贵族们曾利用西塞罗向执政者们挑衅，如今执政者又利用他来充当奴隶的喉舌，如此体现了一种高明的恺撒式讽刺。于是，执政者原谅了西塞罗偶尔欲以卵击石的欲望，同时也确保了他将完全归顺自己的决心。他的弟弟因此被迫任职高卢军官，在某种程度上而言充当了人质角色。庞培还强制命令西塞罗担任自己的副官，以便在任何时候找到政治放逐他的把柄。克洛狄乌斯无疑得到了命令，暂时保持休战状态，不过恺撒既未因西塞罗抛下克洛狄乌斯，也没有因克洛狄乌斯而抛下西塞罗。克洛狄乌斯这位伟大的救国主和自由英雄，深入萨马罗布里瓦（Samarobriva）总部，只是可惜，未有一位阿里斯托芬那样伟大的诗人进行一番恰当描述。

然而，当初那根悬在西塞罗头上、给过他重击的棍子如今依然悬在那里，甚至现在还加上了金锁链。在西塞罗囊中羞涩的时候，恺撒免息贷款给他，巨额资本因此流入罗马城内，因而他很乐意充当建筑监工的角色。考虑到恺撒的代理人或许会在事后递上一张账单，西塞罗将许多为元老准备的不朽演说都扼杀在了萌芽阶段。他发誓“将来不再追求权力和荣誉，而要尽力争取得到执政者的欢心”、“要成为护耳罩一样灵活多变的人”。执政者们利用西塞罗的这一才华，让他为自己辩护。身居其位，西塞罗只得根据上级命令，替其最痛恨的对手辩护，尤其是在元老院中他几乎是统治者的发声人，将一切“别人可能同意，但自己却不赞同”的观点提交商议。事实上，作为臣服者中多数人公认的领袖，西塞罗的政治地位也得到了提高。至于政府中的其他人员，凡是能用恐吓、奉承或者金钱动摇的，他们都以对待西塞罗的方式来应付，成功让他们大体臣服。(www.daowen.com)

当然，仍然有小部分的人固执己见，既不怕恐吓，也不接受利诱。执政者们坚信，对待加图和西塞罗的手段对自己有害无利，而容忍一个麻烦的共和党对手，比起将对手变成为共和党殉职的烈士来说，危害性更小。于是，他们准许加图回国（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底）。从那以后，加图经常在元老院和罗马广场内，冒着生命危险不停对抗执政者们，这点无疑值得尊敬，但可惜的是也落下许多笑柄。特雷波尼乌斯提出提案时，加图将事情闹到罗马广场乃至互相争斗，然后向元老院提议，鉴于恺撒之前对乌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做出过违背信义的事，理应将他交给那些蛮族，对此执政者们都随他去了。元老院决议通过承担恺撒的军饷费用之后，加图的门徒马库斯·法沃尼乌斯突然出现在元老院的门前，向公众呐喊国家有难；当这个无耻下流之人一见到恺撒受伤的腿上绑着纱布，便无礼称道白色纱布是放错位置的王冠；前任执政官伦图卢斯·马西利努斯面对公众鼓掌声时，曾向大会鼓吹趁在拥有建议权时好好珍惜，多多进言；在克拉苏启程去往叙利亚时，保民官盖乌斯·阿泰乌斯·卡皮托（Gaius Ateius Capito）利用当时的各种宗教仪式，将邪恶的意愿强扣到克拉苏头上；对于以上种种，执政者们都十分耐心。

总的来说，这些都只是少数顽固派的无效示威行为，不过他们所代表的派别却很重要。这个派别一方面扶持那些暗中骚动的反对共和党分子，给他们暗语，另一方面激发元老院那些对执政者抱有同样情绪的多数派，让他们商议通过反对执政者的法案。即使是多数派，他们也觉得有时候至少要在次要的事上，发泄自己心中的积怨，而且根据拒绝充当奴隶的常情，也要把对强大敌人的不满发泄到较弱敌人的身上。只要遇到相关的事情，他们便向执政者的手下使坏。因此，伽比尼乌斯申请举办感恩节遭到拒绝（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皮索被所管辖的省份召回，保民官加图制止了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的选举，直至共和派执政官马尔凯利乌斯卸任。西塞罗尽管之前在执政者面前假意奉承，也发行了一本恶毒的无聊小册子抨击恺撒的岳父。然而，元老院多数派的反抗意愿倾向，以及少数派那些无效的抗议行为，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即权力已经由元老院转移到执政者手中，正如之前权力由公民转移到元老院手上一样，元老院实际上成为执政者用来吸收反君主分子的政治会议了。下台政府的党羽抱怨道：“除那三个人以外，任何人都没有价值。执政者们无所不能，他们务必让所有人明白这一点。整个元老院全都变了，人人对执政者惟命是从。我们这代人临死前是见不到时局改变了。”事实上，他们身处的时代早已是君主制，而非共和制了。

但若是国家的领导权受到执政者的绝对支配，也依旧有另外一个易守难攻的政治领域，它同政府有所区别——那就是日常官职的任免和陪审法庭。显而易见的是，陪审法庭并不直属于政治，却也处处受到主宰国政精神的制约，在罗马城尤其如此。当然，官员的选举应属于国政本身，但在这一时期内，国家的实际治理者往往是特任官员或者无爵位之人，再加上如果职位最高的日常官员属于反君主阵营，那么他们都无法影响国家的机构，所以也就逐渐沦为傀儡——即便是其中最有反抗精神的人也无奈地自称废物，这也是事实。因此，所谓的选举也就成了纯粹的示威。就这样，尽管反对党失去了原来的战略位置，却仍然能在选举和诉讼上继续反抗。执政者为了取胜，自然也是竭尽全力。在选举方面，他们已经在卢卡商定了次年官员的候选名单，又想方设法地让这些人成功当选，大部分金钱也花在了策划选举这一项上。为了去罗马城投票，恺撒和庞培的军队每年都会有大批的士兵请假。为亲自指导和监视选举，恺撒就经常到上意大利最靠近首都的地方。然而，效果却并不如人意。虽然，庞培和克拉苏按照卢卡协定成功当选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的执政官，反对党的候选人也只有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挺到了最后，且最后出局，但这也是公然动武后的结果，其造成的不利影响很多，加图受伤只是其一。待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再次选举执政官时，无论执政者们花费多大的努力，仍然没能阻止多米提乌斯当选，而且加图也成功当选副执政官。去年这个时候，恺撒的手下瓦提尼乌斯挤掉了加图当选该职，一度震惊国人。到了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官员选举时，反对党将执政者手下蝇营狗苟的选举活动揭示得明明白白，导致后者招致国人的批评，无奈之下只得放弃。追究执政者在选举中惨败的原因，一部分是因为陈旧腐败的机构难以管理，投票过程常有意外发生，中等阶级也心有不满，众人常怀各自的私心，导致党派之间发生奇怪的冲突，但这些并不是主要原因。贵族阶级分为许多群体，当时的选举也掌握在这些人手中；他们将贿赂制度搞得规模宏大，组织严密。因此，在元老院中有支持者的贵族也就控制了选举；但尽管他们在元老院中勉强退让，暗地里却毫无顾忌地搞各种针对执政者的活动。因此，当克拉苏在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当选执政官时，建议公民大会核准一项严惩群体私下操纵选举的活动，但贵族在这方面的势力并未因此受损，以后几年的选举就是明证。

陪审法庭同样也使得执政者大为头痛。按照当时的组织，虽然元老院的贵族在其中也有势力，但是决定权却为中等阶级所把持。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庞培建议施行一项新的法令，即提高陪审人的财产资格。由此可见，中等阶级正是反抗执政者的主要力量，大资本家则更加温驯，在陪审法庭同样如此。然而，共和党尚未失去在此处的影响，他们不厌其烦地提出各种政治弹劾案，对象虽然不是执政者本人，却也是其手下重要的人物。起诉任务依然属于元老院的那些年轻人，他们比同阶级的老年人更加热衷于共和事业，更有才能，也敢于以大胆地攻击他人为乐，因此这种诉讼场面相当活跃。当然，法庭并不自由；如果执政者较起真儿来，法庭也得跟元老院一样，不得不做出让步。恺撒的心腹之中，最勇猛最放肆的就数瓦提尼乌斯了，反对党口中谩骂不休的最痛恨之仇敌也正是他，可他的主人恺撒一下令，他便能安然无恙地逃脱一切指控。但是诸如盖乌斯·利奇尼乌斯·卡尔乌斯（Gaius Licinius Calvus）和盖乌斯·阿西尼乌斯·波利奥（Gaius Asinius Pollio）之类的人物，他们知道如何借助睿智的雄辩和尖刻的讽刺攻击对手，即便他们弹劾失败，也能让对手碰一头灰。当然，他们也有成功的时候，不过对手往往是低级人物罢了。但是也有例外，前执政官伽比尼乌斯作为当权者手下的地位最高、最招人恨的党羽，就是这样被人推翻的。对于伽比尼乌斯就海盗战事指挥权提出的法案，以及他在叙利亚任省长时对元老院的藐视，对贵族党而言完全不可饶恕。同时，他又在任内为了保护省民的利益而公然反抗资本家，到任后移交权力给克拉苏时又处处作梗，所以贵族群体和大资本家对其可谓是深恶痛绝，甚至连同克拉苏也一起恨上了。对于这些敌人，他唯一的靠山就是庞培，后者本应该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自己最忠实最有胆有才的部下，但是他并不懂得像恺撒那样运用权力维护自己的手下。所以，到了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陪审人员将伽比尼乌斯以贪污罪驱逐出境。

因此，总的来看，在人民选举和陪审法庭范围内，执政者全面受挫。控制这些地方的势力难以捉摸，同其他政治机关相比，也就更加难以威胁和买通。在人民选举中，对于那些秘密结成团伙的利益集团，掌权者即便是通过各种手段夺取他们的政权，也难以将其消灭；他们活动时隐藏得越深，也就越难以加以控制。在陪审法庭上，掌权者又遇到了中等阶级对于专权君政的憎恶，而且根本没有办法加以消弭。在这两个地方，他们都遭遇了连续的失败。虽然反对党的选举胜利只能起到示威的作用，毕竟执政者能利用各种方法撤掉那些反对自己的官员，但反对党能够利用刑事判决剪除他们的得力羽翼。在当时的情形下，执政者既不能废除人民选举和陪审法庭，也不能将其控制在手中。因此，反对党虽然感到束手束脚却也能够保留一定的阵地。

然而，反对党越是被排挤在直接政治活动以外，他们就越是想要转向另外的战场，但在那里对抗执政者显然更加困难。那个战场就是文学。司法的反抗也早已是文学的反抗，因其演说词同样要作为政治宣传的册子公之于众。人们以诗歌为箭，更加迅猛准确地射中目标。名门贵族的活泼少年以小册子和短歌积极响应，意大利各乡镇中受过教育的中等阶级正是热衷于此，他们取得了胜利。其中，有元老的贵子盖乌斯·利奇尼乌斯·卡尔乌斯（罗马纪元672—706年即公元前82—前48年），他是个演说家和宣传册子作家，又是个多才多艺的诗人。还有克雷米纳（Cremona）的市民马库斯·福利乌斯·毕巴库罗斯（Marcus Furius Bibaculus）（罗马纪元652—691年即公元前102—前63年）、维罗纳（Verona）的市民昆图斯·瓦勒里乌斯·卡图卢斯（Quintus Valerius Catullus）（罗马纪元667—700年即公元前87—前54年）。他们的短诗措辞优雅而讽刺辛辣，以离弦之箭的速度飞遍整个意大利，命中率毋庸置疑。这三人联合作战，让数年中的文学界都弥漫着反抗的氛围。作品中充斥着怒骂，对象就是“伟大的恺撒”和“无敌的将军”，也是彼此勾结的翁婿，他们扫荡了全世界，让卑鄙宠臣得以嚣张，拿着从长发凯尔特人那里掠夺的赃物在罗马街头炫耀，拿那些从西方最远岛屿抢来的物品大开宴席，挥金如土般地追求女子，夺取本国真诚少年们的情人。在卡图卢斯[5]的诗歌和其他文学片段中，有写得绝妙的私仇和公恨，有共和党流露在肆意狂笑或残酷绝望中的无奈与苦闷。这些内容在阿里斯托芬和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的作品中更是随处可见。

三位执政者中至少有一个最精明的人深知，对于反对党，既不能轻视也不能强势压制。于是乎，恺撒私下里竭尽所能地拉拢当时稍有名气的作家。西塞罗深受恺撒的敬重是因为他早有名气，因为高卢省长曾在维罗纳结识了卡图卢斯的父亲，所以想要用这层关系同卡图卢斯达成和解。因此，尽管这位少年诗人对于大将军极尽挖苦讽刺之能，而恺撒却仍然待之以礼。恺撒的文学天才足以同对手叫板，为了间接地弱化四面八方来的攻击，他发表了一篇有关高卢战争的详细战报，天真地向公众陈述自己军事活动的必要性和合法性。但是只有自由才是诗意和创造力的源泉，自由，且只有自由，即便沦为最可怜的怪象，即便只剩下最后一口气，仍能再度激起文学的热情。文学的一切要素注定要反对君主专政，如果恺撒能够进入这一领域而全身而退，其原因也只能是他仍然抱着自由之国的伟大梦想。但可惜的是，他并不能将其传递给自己的敌人和自己的党羽。实际政治并没有受到执政者的绝对控制，正如文学没有受到共和派的完全操纵[6]。

反对党虽然相当疲弱，却变得越发讨厌和无礼，有严加干涉的必要。伽比尼乌斯的定罪貌似改变了局势（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底）。执政者一致赞成独裁制，不过是暂时的独裁，主要是为了落实有关选举和陪审法庭的新强制法。庞培既然负责罗马城和意大利政治，自然担负起决议案的实施工作。因此这件事情的处理也带着他拙于决断和行动的特色，透露出他少见的缺点。即便他愿意且能够发号施令时，仍然不能说出清楚坦白的话。

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底，元老院就已经制定好独裁制一案的计划，但他们多方暗示，就是为了等待庞培本人亲自提出来。其表面理由是首都的群体团伙制和乱党制仍然存在，依靠行贿和武力威胁的方式不仅危害了选举和陪审法庭的正当性，还加重了骚乱。毋庸置疑，有了这些理由，执政者很容易证明其方法的正当性。不过这样一来，未来独裁者不敢公然要求的东西，奴颜婢膝的多数派也不敢提供。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选举执政官时，空前的骚扰带来了极其恼人的情况，导致选举后延了足足一年之久。经过七个月的空缺期，到了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7月才得以举行。见此局势，庞培认为时机已到，再次向元老院说明独裁制的优势，即便不能解决纠纷，也可以迅速解决混乱局面。不过，他并未断然下令。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选举执政官时，作为执政者候选人的昆图斯·梅特路斯·西庇阿（Quintus Metellus Scipio）和普布利乌斯·普劳蒂乌斯·希普塞乌斯（Publius Plautius Hypsaeus），两个人都同庞培有着亲密的私人关系，并且为其效忠，共和反对党中最勇猛的党员提乌斯·安尼乌斯·米洛竟然公然与其对抗，同样竞争该职位。若不是这件事，庞培的命令不知何时才能发出去。

米洛是个勇武之人，有些耍阴谋和欠债的本事，带着与生俱来且又后天加强的自信心，在当时的政客中早有声望，并且名气仅次于克洛狄乌斯这类名人。因此，两者是相互竞争的仇敌。在执政官的指示下，克洛狄乌斯扮演过激的平民党，而米洛则变成贵族。如果当下有卡提利纳（Catilina）向他们毛遂自荐，共和反对党也会与其结盟，那么在暴动中他们自然会选择米洛做他们的庇护者。从实际情况来看，他们在这场争斗中取得的少数胜利，都要归功于米洛及其训练精良的角斗队。所以，加图与其同党为了投桃报李，便支持米洛成为候选人，即便是西塞罗也不得不举荐其敌人的敌人和其自身的保护者。同时为了成功当选，米洛本人也是大把撒钱，大肆使用暴力，似乎胜券在握。对执政者而言，这件事不仅会是个让人痛心的败局，也会是个真正的危险。毫无疑问，这位勇猛的竞选者一旦当选，肯定不会像多米提乌斯和其他老老实实的反对党人一样，他绝对不允许别人把他置于无足轻重的地位。凑巧的是，克洛狄乌斯和米洛在距离首都不远的阿庇安大道（Appian Way）撞面，双方的部下打作一团，克洛狄乌斯本人被砍伤了肩膀，只好躲到临近人家。虽然不是米洛指示，但事已至此，一场风波就要降临。在米洛看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以绝后患。于是他命令手下把克洛狄乌斯从藏身之处拉出来，将他杀死（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1月13日）。

执政官一派的街市首领——保民官蒂乌斯·穆纳提乌斯·普兰库斯（Titus Munatius Plancus）、昆图斯·庞培·鲁弗斯（Quintus Pompeius Rufus）和盖乌斯·萨路斯提乌斯·克里斯普斯（Gaius Sallustius Crispus）——看到当下形势，认为时机已到，应该为其主人着想了，应破坏米洛的选举。克洛狄乌斯死后，其下层民众，尤其是新自由民和奴隶，也就失去了恩主和将来的靠山，骚乱由此而起。鲜血淋淋的尸体陈列在佛罗场的演说台上，向众人展示。造势演说一结束，暴动就爆发了。众人把尸体抬到元老院，将其建筑烧了个干净，原本贵族聚会之处就这样成了大解放家的火葬场。随后，人们又围堵在米洛的住宅前方，直到其部下的一通乱射才把围攻者赶走。然后，这些人又赶到庞培及其执政官候选人的住处，推前者为独裁者，推后者为执政官。接着又前往马库斯·雷比达（Marcus Lepidus）家中，因为他是负责执政官选举之人。激愤的群众要求他即刻准备选举，结果他坚决反对，拒绝屈服，于是被围困在家中长达五日之久。

这些骚动事件的背后指使人做得太过，虽然其主人决定利用这一偶然事件做文章，不仅可以借机铲除米洛，也可以拿下独裁地位；但他希望借元老院达成自己目的，而不是一群暴徒的要求。整个都城一片混乱，让人难以忍受，庞培只得调动军队将其平息。同时，他一改原来的请求姿态，命令元老院采取行动。不过后者耍了个无用的计策：在加图和毕布路斯的建议下，允许执政官庞培保留原职，另任“无同僚的执政官”，这显然不是独裁（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1月13日）[7]——只是为了避免单纯的事实，而采用了一个带有双重矛盾[8]的名义，这样的做法让我们想到昔日贵族将亡时的一项精明议案，虽不让平民有机会成为执政官，却给予他们执政官的权力。

就这样，庞培依法取得全部权力，开始对那些在群体势力和陪审法庭中占据要位的共和党人发起诉讼。为了重申和厉行当下的选举法规，他制定了一项特别法令和另一种惩治运作操纵选举的法令。对于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以来的犯罪行为，后者具有追溯的效力，同时还要加重处罚。另外一项更为重要的法规，就是在从政生涯中，省长一职原本是不错的美差，执政官、副执政官卸任时，政府应该在五年后再授予其省长官职。这一办法要生效也是在四年后了，因此以后数年内的省长补缺之事都受制于这项法令，实际上也就是由元老院的实际掌控者决定。陪审法庭虽然继续存在，但反诉权受到限制，更为重要的是，法庭除了言论自由，辩护人的数量和每个人发言的时间都受到定额限制。另外，当时盛行一种恶习，即除了事实证人外，还有所谓的品行证人或“赞颂者”，以便袒护被告，这些也遭到废除。

接着，百依百顺的元老院又按照庞培的指示下令：阿庇安大道上的争斗已把国家推入了危局，因此，依照特殊法律，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专门审理有关此案的相关人员，并且所有委员受庞培直接指派。人们想要恢复监察官职的重要地位，借其力量清理混乱不堪的公民团，改变其鱼龙混杂的现状。

这一切措施，都在武力保障下得以顺利实施。在元老院宣布国家有难的情况下，庞培借机发动全意大利的男子入伍，确保他们对自己绝对服从。他还在卡皮托尔山上驻扎了一队坚实可靠的士兵，只要反对党一有活动，便用武力加以威慑干涉。克洛狄乌斯案件审判过程中，他违背惯例，派了一队士兵驻守在审判所附近。

恢复监察官制度的计划遭到抛弃，因为在元老院那些奴性十足的多数派中，没有一个人有充分的高尚品德和权威，所以此事自然作罢。另一方面，陪审法庭判了米洛有罪（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4月8日），取消了加图参选罗马纪元703年即公元前51年执政官的资格。盛行一时的演说和小册子也遭到新诉讼法的打击，湮没无闻；因此，曾经让人畏惧的法庭雄辩为政治领域所排斥，且受到君主制度的制约。当然，全国大多数人心中仍有反抗之心，其并未在公众生活中消失——要达到这种程度，不仅要限制人民选举、陪审法庭和文学创作，还要将它们全部消灭。在这些事情上，庞培尽管实现了独裁，仍因自己的笨拙和刚愎自用为共和党所利用，后者也借此取得了数次胜利。

执政者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采取了一系列特殊措施，官方自然将其掩饰为维持公共秩序和安全的法令，声称每一个品行端正的公民都会赞同这些措施。但是这种显而易见的骗局却在手中滥用，因此那些进入特别委员会的人，并不是可靠的手下，而是各个党派最有名望之人，甚至连加图也囊括在内。而且法庭中的士兵应该想着维持秩序，结果不论敌友都不能制造有利于己方的骚乱。执政者的中立态度也常见于特别法庭的判决。陪审人员不敢释放米洛，但共和党中的被告大都被释，遭到判罪的却是克洛狄乌斯方面最多。换句话说，被捕之人中有恺撒和庞培的亲近朋友，甚至是庞培的执政官候选人希普赛乌斯，连他借以利用的保民官普兰库斯和鲁孚斯也没能逃脱。庞培为了展示自己的大公无私，竟然没有为他们洗脱罪名，这真是愚蠢。同时，他却又在不值一提的事上袒护自己的朋友，破坏自己制定的法律——例如在普兰库斯受审时，他亲自出庭做品行证人，而且另外几个同他有特殊关系的人，例如梅特路斯·西庇阿，也是因他袒护而得以逃脱判罚。他的行事往往自相矛盾，想要同时承担起两种义务，既要做公正的执政者，又要当正当的领袖，结果只是一场空。舆论自然认为他是专横的执政者，同党也视他为不大乐意保护自己一方的党魁。

但共和党人仍在活跃，甚至因为庞培的失误而取得了几场胜利，可是执政者确定独裁制的目的几近达到，加强了集权，共和党因此大大受挫。新君主制度得以巩固，人民的生活也相对安定下来。

不久，庞培身患重病。待他痊愈时，意大利全国都遵照君主制下的礼制庆祝他康复，执政者对此相当满意。到了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8月1日，庞培辞去独裁职位，同其部下梅特路斯·西庇阿共任执政官。

[1]这就是cantorum convitio contiones celebrare 的意义（cic. sest. 55. 118）。

[2]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3月11日，西塞罗发表演说拥护塞思提乌斯（Sestius），元老院因听到卢卡会议的决议案，讨论恺撒兵团问题，这时加图还不在罗马；到了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初，我们始见他又在活动，并且他既然在冬季旅行，必到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底才能回到罗马。所以，如果阿斯科尼乌斯（Asconius）一书是妄加推测，那么，加图则不能在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2月为米洛辩护。

[3]这悔过书便是那份指定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执政省份的演说辞，至今仍可查阅。该演说发表于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5月底，与它成对比的有拥塞思提乌斯反对瓦提尼乌斯的演说辞，又有论埃特鲁斯坎人意见的演说辞，分别作于3月和4月。他竭力赞美贵族政治，尤其用很傲慢的口吻对待恺撒。西塞罗自己承认说，甚至将那篇表示他又复归顺的文件传给他的亲密朋友，他都深感耻辱，这话诚然有理。

[4]此说不见于文献。不过若说恺撒完全不从拉丁民族征兵，就是说，完全不从他所辖省份里更为广大的一部分征兵，这本身就不可信。并且有一事可将其驳斥，即反对党用轻蔑的态度把恺撒招募的军队叫作“大部是波河外殖民地的土人”；因为这里所指的显然是斯特拉波所说的拉丁殖民地，然而恺撒的高卢军队里却没有拉丁士兵的痕迹。反之，据他自己所言，他从阿尔卑斯南部招募的新兵都被编成新的兵团而分配在各个旧兵团之中。恺撒可能将招募军队和授予公民权两者相结合，但更可能的是他在这事上固守他那一党的见解，不求替波河外的人取得罗马公民权，却认为罗马公民权依法应当属于他们。只有这样，才会有人传言恺撒擅自推行罗马城邦制于波河外的部落。这个假定也可以说朋希尔提乌斯（Hirtius）为何称波河外的城邑为“罗马公民的殖民地”，恺撒为何把他所创立的科莫殖民地当作公民殖民地看待，而贵族的温和派则只准它的权利与波河外其他殖民地的相同，即拉丁民权。过激派甚至宣布移民所得的公民权完全无效，因而不准科莫人拥有担任拉丁城邦官吏所有的特权。

[5]流传到今日的诗集里满是有关罗马纪元699—700年即公元前55—前54年的诗歌，无疑一定是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问世的。它所提到的事，最晚的是瓦提尼乌斯讼案（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8月），而若希罗尼穆斯称卡图卢斯死于罗马纪元697—698年即公元前57—前56年，时间偏差尚不算大。由瓦提尼乌斯“任执政官时发假誓”一事来推测，人误以为这诗集发表于瓦提尼乌斯为执政官以后（罗马纪元707年即公元前47年）。由此可知的只是该诗集出版时，瓦提尼乌斯或许已算定做某年的执政官，早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他已势在必行，因为他的姓名确已列在卢卡会议商妥的候选名单里。

[6]下面是卡图卢斯的诗（第二十九篇）作于罗马纪元699—700年即公元前55—前54年，在恺撒出征不列颠以后而在朱利安（Julia）死以前：
　　原先属于长发凯尔特人和不列颠的，
　　现在被马穆罗据为己有，
　　人若不是浪子，不是赌徒，不是饕餮，
　　这事谁能旁观，谁忍得看下去！
　　你这软弱的罗慕洛，你见了就准许吗？
　　他就应该这样无礼，浓抹着香膏，
　　像个芬芳的大肚汉，现在做个阿多尼，
　　到这里走进我们处女的闺阁吗？
　　你这软弱的罗慕洛，你见了就准许吗？
　　你就是个浪子，是个赌徒，是个饕餮呵！
　　所以你，无双的将军，因此渡过海去，
　　到西方那个最远的岛屿，
　　就为的是把二三百万钱拿到这里，
　　浪费在你那陈旧无用的娱乐吗？
　　这若不是谬误的博施，还有什么是的？
　　难道他还不够倾家荡产的吗？
　　先是他祖遗的产业给他挥霍了，
　　然后是本都战利品，以后又是伊比利亚战利品，
　　这是塔古斯河冲着金沙的波浪看见的。
　　你们这些不列颠人，怕他吧！凯尔特人，怕他吧！
　　就是一份肥大的遗产，这无赖汉也能
　　把它吃光用光，你们为他保存什么？
　　所以，你们这相亲相爱的两翁婿呵，
　　你们就为这个毁灭全世界吗？”
　　福米亚的马穆罗（Mamurra aus Formiae）是恺撒的宠臣，在高卢战争期间曾为他部下的军官，大概在这诗写作以前不久，他回到首都，那时他似乎从事建造他那在凯林山上的云石宫，这座宫殿多为人所称道，装潢穷极壮丽。伊比利亚战利品与恺撒做远西班牙省长有关，并且马穆罗那时已在他的总部里，与以后确在高卢一样；本都战利品大概指那对米特拉达特斯的战事而言，因为据这诗人的暗示，使马穆罗发财的不只是恺撒一人。
　　这首诗一片痛骂，使恺撒十分难堪，另一首用词较为温和，几乎是作者在同一时期的作品（第十一首）。这首诗也可以引在这里，因为它以其悲剧感的笔调引出绝无可悲的差使把新摄政的属僚很巧妙地嘲笑一番——如伽比尼乌斯·安东尼等由最下流地方骤升到总部的一般人。我们须切记，作这诗时，恺撒正在莱茵河和泰晤士河上作战，克拉苏出征帕提亚以及伽比尼乌斯出征埃及都在准备当中。这位诗人仿佛也希望执政官之一给他一个空缺的职位，在他手下人要动身的时候，向其中二人最后吩咐道：
　　福里和奥雷里亚，副将们
　　卡图卢斯对你们说，无论他要往印度极边，
　　到那途远的东洋，波涛汹涌
　　澎澎湃湃冲打海岸的地方，
　　或往赫迦尼和阿拉伯，
　　到欢喜弓箭的帕提亚和萨克，
　　或到七股尼罗河使如镜的海面交色之处；
　　或者他要沿路越过阿尔卑斯山
　　到伟人恺撒立界碑的地方，
　　到莱茵河流域，野蛮不列颠人所居的天涯——
　　你们，请准备与卡图卢斯共享这一切，
　　共事神意定给他的命运，
　　请把这短短的噩耗带给我的爱人吧！
　　不管她与她一伙情人行走坐卧，
　　她一次能拥抱三百个男子，
　　对人人都不贞，但随时能使人人满意。
　　她不像从前那样追寻我的爱情，
　　她把我的爱情随便摧残了，像犁铧
　　把散在田边的蝴蝶花翻起来一样。”

[7]本年一月有二十九天，二月有二十三天，随后有个二十八天的闰月，然后才是三月。

[8]Consul（执政官）一词即是“同僚”的意思，一位Consul同时又是Proconsul，就等于一位正执政官同时又是代执政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