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本政治上的利己主义只会不断带来灾难，在元老院和首都各个街道引发战争骚乱。现在我们抛开罗马首任君主是格涅乌斯、盖乌斯还是马尔库斯的问题，转而关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一件在当下仍能左右世界命运的大事。回到此事发端之际，让我们放眼四周，就罗马征服今法国所在地及其最初与德意志和大不列颠居民交往之事，从它们与世界史关系的角度加以理解。

已壮大为一个国家的民族不断吸纳政治尚未成熟的邻族，而文明开化的民族又不断影响心智尚未成熟的邻族。这其中遵循的定律同引力定律一样普遍适用，一样符合自然规律。作为古时候唯一融合了较高政治自主和较高文明的民族（尽管文明化程度不高并且尚未内化），意大利人有权征服东方摇摇欲坠的古希腊城邦，利用移民驱逐西方文明程度较低的民族，如利比亚人、伊比利亚人、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之所以英格兰能在亚洲征服一个地位相当却十分软弱的文明古国，一直以来将其国民性加于美国及澳大利亚广大蛮族甚至发展他们的文明，也正是如此。

至于意大利的统一大业，罗马贵族只是完成了它的前提条件，却未能解决问题本身。一直以来，他们认为意大利的对外扩张只不过是一种必要的罪恶，或根本上是一种对外的财产占有行为。罗马的民主制度和君主制度并无多大区别，其不朽的光荣在于正确理解并努力完成它的最高使命。迫于形势，元老院不得不违背本意，为将来统治东西两方奠定一系列基础。之后罗马人民出于本能移民各省，这固然是一场大规模灾难，但无论如何他们仍是西方文明的先行者。而盖乌斯·格拉古作为罗马民主的缔造者，凭借其政治家般的洞察力和决心，抓住了机遇并着手实施。

新政主要包含两个观点，一是在罗马势力范围内统一原本属于希腊人的领土，二是在原本不属于希腊人的领土开拓殖民地。格拉古在其统治时期十分认可这两个观点，相继统一阿塔鲁斯王国，并征服阿尔卑斯山北边的弗拉库斯，但后来遭到势力强大的反对派阻挠，陷入停滞。因此，罗马依旧是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既未完全统一，其领土也无确切的界限。罗马在西班牙和希腊及亚细亚一带的领地与母国都相距遥远，而在两地相隔的广阔地带中，仅有沿海区域为罗马人所有；在非洲北海岸，仅迦太基和昔兰尼两地为罗马人所有，就像沙漠中的两处绿洲；甚至领地中的大片区域，尤其是西班牙，也只是在名义上属罗马人管辖。对此，政府方面毫无作为，并未将领地的统治权集中起来，加以完善，而舰队战斗力下降，最终使罗马与远方领地之间的最后一点联系消亡殆尽。

毫无疑问，一旦民主势力再次抬头，必然会依照格拉古的精神拟定对外政策，马里乌斯尤其赞赏这类观点。但因民主势力久未掌权，一切计划终究未能实现。直到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苏拉的独裁统治遭到推翻，民主派才实际掌握政权，自此在政治领域开始了一场巨大变革。首先，罗马恢复了其在地中海地区的统治主权，对罗马这样的国家来说，这是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第二，罗马吞并了东方的叙利亚两地，保卫了其在幼发拉底河的边界地带。但在阿尔卑斯山北边仍有未完成的任务，一是明确罗马疆域在北边和西边的界限，二是为古希腊文明和尚未遭受打击的意大利民族，从尚未开发的土地中汲取力量。

而这一伟大使命成就了恺撒。若将高卢视为一个练兵场，供恺撒自我操练和训练兵团以备迫在眉睫的内战所需，这不单单是个误解，更是触犯了一直以来主宰历史的神圣精神。虽然对恺撒而言，征服西方只是取得成功的一种手段，他也因阿尔卑斯北边一战奠定了自己今后的威望，但身为一位天才般的政治家，其独特优势在于，他的手段能转变为他的成功。毋庸置疑，恺撒需要军事力量支持自身所在派别，但又未以该身份征服高卢。这在政治上有一定的必然性，因为罗马始终面临着被日耳曼人入侵的威胁，一开始便将日耳曼人挡于阿尔卑斯山以外，同时它又必须修建壁垒以保卫罗马世界的和平。

但即便是这一重要因素，也并非恺撒征服高卢的根本原因。过去的国土面积对罗马公民而言太过狭小，随时面临衰落的危险，而元老院征服意大利的政策正好挽救了他们的灭亡。

如今他们又嫌意大利面积太小，整个社会再次爆发同样的危机，波及范围更广。于是恺撒萌生出一个绝妙的想法，满怀希望地跨过阿尔卑斯山，深信自己能为同胞不断开拓领土，让整个民族在更广阔的土地上发展壮大。

在某种意义上，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恺撒出征远西班牙一战，亦可称作旨在征服西方的一项事业。虽西班牙一直以来受罗马统治，但即便在德西姆斯·布鲁图斯（Decimus Brutus）征服加利西亚（Callaeci）之后，西岸的大部分地区仍不属于他们，北岸甚至寻不到他们的足迹。各个属地不断受这两处侵掠，西班牙的文明化及罗马化进程也因此遭到极大破坏。为抵御他们，恺撒派远征军前往西海岸一带。他越过塔古斯河北边的赫米尼西亚山脉（Herminian mountains，即埃斯德雷亚山脉［Sierra de Estrella］），首先攻下这一地区，之后把当地一部分居民迁至平原地带，接着平定杜罗河两岸直到半岛的东北角。最终在由加的斯所率舰队的帮助下，他得以占领该地的布里干提姆（Brigantium，即科伦纳［Coruna］）。由此，大西洋岸的卢西塔尼亚人和加莱西亚人被迫承认罗马霸权，同时罗马相应削减纳贡数额，整顿各民族的财务，从而改善他们的生活境况。

这样一位文武双全的伟大人物，无论担任将军还是政治家，都展现出其今后身为领导的那种天赋和理念。即便如此，由于他管理伊比利亚半岛的时间过短，实在难以取得深刻成效。何况该地区地势特殊，民风独特，只有长期不断作为才能产生永久影响。

这位文武兼备的伟人初次用兵和为政，便显出他以后在较大场面中所表现出的本领和宗旨，虽然如此，他在伊比利亚半岛的施为却嫌太短促，不能深著成效；况且此地地势和民性特殊，只有长期继续不断地活动始能发生永久影响。

在罗马的西方开拓史上，有一片区域的发展更为重要，它介于比利牛斯山脉（the Pyrenees）和莱茵河（the Rhine）以及地中海与大西洋之间。自奥古斯都时代以来，它一直有个独特的名字——高卢，意为“凯尔特人的土地”。但严格说来，凯尔特人的土地一方面并没这么大，另一方面又广阔得多，而这个所谓的城市从未实现民族的统一，在奥古斯都之前也未能完成政治上的统一。因此，恺撒于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来到此处时，他所遇到的各种复杂情况也就不言自喻了。

所谓地中海沿岸区域大概包括罗纳河西边的朗格多克（Languedoc）以及东边的多菲内和普罗旺斯，过去六十年间一直是罗马的一个行省，经辛布里族侵掠扫荡之后，此地再无安宁。罗马纪元664年即公元前90年，盖乌斯·凯利乌斯在阿克瓦埃赛克斯提埃（Aquae Sextiae）与萨尔耶斯族（Salyes）交战，罗马纪元674年即公元前80年，盖乌斯·弗拉库斯征战西班牙时又与其他凯尔特部落进行交战。塞多留一战，战况紧急，省长卢奇乌斯·曼利乌斯不得不急忙越过比利牛斯山支援同伴，于伊列达城战败，归国途中又败于该省西边相邻的阿奎塔尼部落（the Aquitani，约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似乎从这个时候开始，比利牛斯山和罗纳河乃至罗纳河和阿尔卑斯山之间各省便陷入了叛乱之中。庞培若想穿过高卢前往西班牙，必须用武力开辟一条道路，为惩处这些叛乱者，他将沃尔卡-阿雷哥米契部（Volcae-Arecomici）和赫尔维蒂部（Helvii，今加尔省和阿尔代什省）的土地划给了马西利亚人；省长曼尼乌斯·弗隆提乌斯（Manius Fonteius，于罗马纪元678—680年即公元前76—前74年任职）着手实施，镇压沃康蒂（Vocontier，在今德龙省）当地的叛乱，保卫马西利亚以免受叛党所害，解放被围困的罗马省会纳博（Narbo），从而恢复了此省的安宁。高卢各省一方面忍受西班牙战争带来的灾难，一方面需向罗马缴纳各种苛捐杂税，面对这一情形，人民内心绝望不已，生活困苦不堪，再也不得安宁。尤其阿洛布罗基虽距纳博最远，但骚动不断，因此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盖乌斯·皮索不得不去那里主持“绥靖工作”，此外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乱党谋反时，阿洛布罗基使者曾到罗马谈判。此后不久（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该族人民公然背叛。卡图基纳图斯（Catugnatus）率阿洛布罗基人殊死搏斗，一开始便战无不胜。而在索洛尼姆（Solonium）一战中，他们虽然负隅顽抗，最终还是败于省长盖乌斯·庞普提努斯（Gaius Pomptinus）之手。

经历了这些战争，罗马的疆域并未得到大幅扩张。在庞培将塞多留军队的残部迁往卢古杜努姆部落（Lugudunum Convenarum）之后，此地和托洛萨（Tolosa）维也纳以及日内瓦依旧是罗马西北部最边远的据点。而同时，这些高卢领地对罗马的发展日益重要。高卢南部气候与意大利类似，非常适宜居住，地势平坦开阔，土壤肥沃，与不列颠直通商道，十分有利于商业的发展。此地因与罗马水陆交通便利，所以对意大利的经济发展至关重要，而西班牙作为历史更为悠久的属地，历经百年，其地位仍不及高卢。这一时期罗马人政治失利后，开始四处寻求避难所，一时大批人涌入马西利亚，人们在那里再次目睹了意大利的文化和奢华，于是越来越多的意大利人渡过罗纳河或加伦河，自愿迁居马西利亚。在恺撒来此的十年前，曾有人这样记录道：“高卢省到处都是商人，随处可见罗马公民。在高卢人的每一笔交易中，一定有罗马人担任中介；高卢买卖中流通的每一分钱，一定能从罗马公民的账簿中找到记录。”而从另一段描述中，我们还发现除纳博的殖民地居民外，还有大批罗马农人和牧人也住在高卢。至于这些人，我们不能忽视一点，那就是罗马人在各省所拥有的大部分土地同英国人早期在美洲占领的土地一样，只有意大利的高等贵族才可拥有，而这些贵族的仆人大多是上述的农人和牧人，即奴隶或自由民。

既然如此，文明化和罗马化进程能够在当地迅速发展便不难理解了。凯尔特人不喜欢农耕，但迫于新主人的要求，他们不得不放下刀剑，换上耒耜。我们坚信，阿洛布罗基人之所以愤怒抵抗，一定程度上是这类命令所致。早期，这些地区都或多或少受到希腊文化的影响。一个高等文明的形成，离不开对马西利亚文化的借鉴和吸收。人们开始种植葡萄和橄榄、使用文字[1]以及铸造钱币，也都受到了马西利亚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罗马人并未弃用希腊文化，马西利亚从希腊文化中汲取的精华，远多过它自身剔除的那部分，即便是在罗马统治时期，高卢省依然公开雇佣希腊医生和修辞学家。但正如人们所想，高卢南部的希腊文化和意大利当地一致，随着罗马人的活动都汲取了同一特性，于是独特的希腊文明被一种拉丁—希腊混合的文化取代，而后者很快便吸引了一大批支持者。人们称南高卢人为“穿马裤的高卢人”，以区别意大利北部“穿托加袍的高卢人”，因为前者虽不像后者那般已完全实现罗马化，但在当时已明显不同于北部仍未被征服的“长发高卢人”。他们越来越适应这种杂糅的文化，嘲笑从中找到的大量用词粗俗的拉丁语，一旦任何人有凯尔特人血统的嫌疑，人们定会认为他“与穿马裤的人有关联”。即便这种拉丁语有诸多缺点，遥远的阿洛布罗基人也能用它与罗马当局进行商贸往来，甚至无需翻译人员在罗马法庭上作证。

而这些地区的凯尔特人和利古里亚人正逐渐丧失民族性，同时在政治和经济的双重压迫下日渐衰弱，他们无法忍受这些，继而绝望地起义。随着当时意大利高等文明的传入，本土居民的人数逐渐减少。阿克瓦埃赛克斯提埃面积已算广大，纳博更甚，两座城市甚至可与贝尼温图姆（Beneventum）和卡普阿相提并论。在所有依附罗马的希腊城市中，马西利亚的管理最为有序、环境最为自由、自卫能力最强、势力最为强大。它全面实行贵族政治，这在罗马守旧派看来可谓是优秀城邦政治制度的一大范例。同时，马西利亚占有了罗马人曾大幅扩张的一块重要领土，进一步扩大了贸易规模，正如意大利的利基翁（Rhegium）和那不勒斯与贝尼温图姆和卡普阿并肩发展那般，马西利亚和那些拉丁城市之间也是如此。

一旦越过罗马边界，眼前便是另一幅景象了。因大批意大利移民涌入，生活在南部地区的凯尔特民族已经开始瓦解，而自始至终，塞文山脉以北的凯尔特人都享受着自由带给他们的欢乐。在前文中我们已多次提及这个民族：意大利人与凯尔特民族军队的分支和先头部队曾在台伯河和波河沿岸、卡斯提尔（Castile）和卡林西亚（Carinthia）的山上乃至小亚细亚（Asia Minor）的中心地带多次交战。但直到塞文山一战，意大利军队才第一次攻击到凯尔特民族的核心势力。自凯尔特民族定居中欧之后，人们分散居住在今法国土壤肥沃的河谷地带和气候宜人的丘陵地带，包括德意志的西部和瑞士。自此，不仅是英格兰南部，甚至大不列颠和爱尔兰[2]全部都成为了他们的土地。他们在此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别处的聚居地，面积广阔，地理上高度统一。

在这样广阔的领域内，语言和风俗上的差异自然是存在的，但在罗纳河和加龙河（Garonne）及莱茵河和泰晤士河（Thames）一带，各部落间往来密切，人们内心都有一种强烈的团体意识，并能团结一致。然而，尽管这些部落在一定程度上与西班牙和今奥地利境内的某些凯尔特人有联系，但由于比利牛斯和阿尔卑斯两大山脉形成的强有力阻隔，以及罗马人和日耳曼人对此地的入侵，这种同种族间的交流和精神联系遭到破坏，这种后果远比欧洲大陆与不列颠两地凯尔特人交往遭狭长海峡阻隔要严重。遗憾的是，通过手头上现有的恺撒时期史料，我们只知道这一伟大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发展概况，而无法逐步深入了解它在这些重要区域的内部发展史。

据历史记载，高卢人口相当稠密。透过某些叙述，我们推测，比利时族各区域平均每一平方英里人口数大约为200人[3]，赫尔维蒂部各区域平均每一平方英里人口数约为245人，其人口密度与今威尔士和利沃尼亚（Livonia）两地相当。而在较比利时文明程度更高及较赫尔维蒂地势更为平坦的地区，如比图里吉（Bituriges）、阿维尔尼（Arverni）和埃杜维（Haedui）等部，人口密度可能更大。农业在高卢取得过一定发展，即便在恺撒时期，人们也不由得惊叹莱茵河流域的泥灰岩施肥法[4]，并且凯尔特人早期用大麦酿造啤酒，可见人们早期便开始广泛种植谷物。但农业并未受到重视，即便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南部地区，人们依旧认为凯尔特释放奴不应手握犁具耕作。在凯尔特人看来，畜牧业的地位远高于农业，这一时期的罗马地主十分偏好拥有凯尔特血统的牲畜和奴隶，因为这类奴隶刚烈果敢、擅长骑射并熟知饲养牲畜事宜[5]。

尤其是在凯尔特北部地区，畜牧业完全占据统治地位，以至于在恺撒时期，布列塔尼一直面临粮食短缺的困境。东北部是一片茂密的森林，一路绵延至阿登高地的中心地带，连接了日耳曼海（German Ocean，又称北海）至莱茵河两地间的广阔区域。而在佛兰德斯（Flanders）和洛林（Lorraine）那片如今看来十分肥沃的平原上，明纳普（Menapian）和特雷维里（Treverian）的牧民整日隐匿在橡树林中，饲养自家半野生的猪。在另一旁的波河河谷，不同于过去凯尔特人用橡果喂猪，罗马人转而生产羊毛并种植谷物，因此在斯海尔德河（Scheldt）和马斯河（Maas）的河岸平原上，我们也能找到他们农耕养羊的踪迹。与此相反，不列颠当地很少给谷物脱粒，甚至在北部几乎不发展农业，只知用土地饲养牲畜。马西利亚人通过种植橄榄和葡萄获利颇丰，但在恺撒时期，除塞文山区以外并无人从事此业。

一直以来，高卢人喜好群居，因而不设城墙的村庄随处可见。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时，仅赫尔维蒂部就有四百个这样的村庄，以及众多独立的农庄。但这里也不乏建有城墙的城镇，城墙皆由木材和石块交错堆砌而成，适用性强，结构精美，罗马人见了无不惊叹。而反观阿洛布罗基的城镇，房屋则全由木材筑造，这类城镇在赫尔维蒂和苏威西翁内斯（Suessiones）各有十二处。再放眼内尔维这类更北部的部落，当地虽有城镇，但人们一到战时不逃往城内避难，而是逃往沼泽和丛林地带。在泰晤士河以外区域，木栅栏作为原始防御工事充当了城镇的作用，是古时战争爆发时人们和牲畜唯一的避难所。

城镇生活之所以能取得相对长足的发展，与便利的水陆交通密切相关。在罗马，道路和桥梁随处可见，河运发达，由于罗讷河、加伦河、卢瓦尔河（Loire）、塞纳河等河流本身就利于航行，因而河运规模极大，利润可观。而与凯尔特人的海上航运相比，后者更引人注目。总的来看，凯尔特人不仅是首个在大西洋定期通航的民族，而且我们发现，它的造船和行船技术取得了惊人发展。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地中海海域行船都以划桨为主，从他们所经过的水道特性可知，腓尼基人、希腊人和罗马人一直以来都用桨船作战舰，桨船上的帆偶尔充当船桨的辅助。只有在所谓古代文明发达时期，帆船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商船[6]。另一方面，在恺撒时期及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高卢人在航海中采用了一种可携带的皮艇，其中大多为常见的桨船。但在高卢的西海岸各地，如圣东尼、皮克通和威尼西亚（Venetia），当地人都选择乘坐笨重的大船航行，其中以威尼西亚人最甚。这种船上配有皮帆和铁制锚链，无需划桨便可前行，因而被大规模应用于与不列颠之间的商贸活动及海战当中。这是我们历史上第一次接触远洋航行，同时我们发现，帆船自此以后完全替代了桨船。这无疑是种进步，但在各项活动衰微的古时，人们不知如何利用它，随着我们这一时期文明的复兴，人们才开始逐渐收获这一进步所带来的硕果。

由于不列颠与高卢海岸定期进行海上贸易，海峡两岸人民政治关系十分密切，同时迎来了海外贸易和渔业的迅猛发展。其中尤为称道的是，布列塔尼当地的凯尔特人从英格兰康沃尔（Cornwall）矿场买下锡，经高卢河道和陆路运至纳博和马西利亚。据说在恺撒时期，莱茵河口有一些部落以鱼类和鸟蛋为食，可见捕捞海鱼和捡海鸟蛋这类事件在当地十分普遍。现存有关凯尔特商贸和交通的史料相互孤立，内容残缺，若我们能综合考虑，填补其中的空白，便不难理解为何河港海港关税在埃杜维和威尼西亚等部落财政预算中占有很大比重，以及为何民族主神被奉为道路和商业的保护神和制造业的开创者了。因此，凯尔特民族工业并非毫无发展，事实上他们技巧娴熟，特别擅长仿造并且工艺一流，颇受恺撒称赞。然而在大多数部落中，他们的手工制品似乎未能超过一般水平，最终在罗马人的努力下，亚麻和羊毛制品随后才在高卢中部和北部广受追捧。相比之下，金属工艺的发展可谓例外，据我们所知也是唯一的例外。随着高卢古墓被人们发掘，墓中的铜器得以重见天日，因工艺精湛至今仍保留着良好的可塑性，此外阿维尔尼人铸造的金币大小轻重更是丝毫不差，这些至今都足以证明凯尔特金匠和铜匠的高超技艺。相关史料也印证了这一推断，据说罗马人曾向比图里吉人学习镀锡工艺，向阿勒西人（Alesini）学习镀银工艺，锡的发明与其贸易情形相符，并且这两种技术都起源于凯尔特自由发展时期。

金属开采技术与金属加工的熟练程度密切相关，特别在卢瓦尔河岸的铁矿场里，这种技术发展成熟，因而采矿工在攻城时扮演重要角色。这一时期罗马人普遍认为，高卢是世界上盛产黄金的地区之一。但从当地土壤特质和凯尔特古墓中物件品类来看，这种说法显然不成立，不仅墓中黄金数量极少，而且并不像真正黄金产地那般经常出土黄金制品。之所以存在这种观念，一定是源于希腊游客和罗马士兵的描述，在描述国王的财富和托洛萨神庙里的金银财宝时，他们难免夸大其辞。但他们的话也并非纯属虚构，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发源自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河流流域内外，淘金和寻金如以当今的劳工价格来看虽无利可图，但在文明发展程度较低时期，却能凭借奴隶制度大规模赚取大量利润。此外，对文明开化民族而言，其贸易状况往往有利于储存贵金属，高卢也不例外。

设计工艺水平本就不高，与日益成熟的金属加工技术相比，其劣势更加凸显。由于缺乏一定的审美触觉，他们喜好色彩纷杂、颜色鲜艳的装饰品。对此，另一个令人叹息的佐证当属高卢钱币，钱币上的图案有的过于简单，有的稀奇古怪，但设计幼稚，表面雕刻工艺十分粗糙，几乎无一例外。此地铸币业历经几个世纪之久，技术工艺日益成熟，但本质上仍局限于对两至三种希腊钱币进行仿造，在此基础上日益变化，这在历史上大概是一特例。另一方面，诗歌艺术不仅在凯尔特颇受重视，并且与民族宗教文化乃至政治制度密切相关。在我们看来，宗教诗歌、宫廷诗以及乞丐的诗都曾历经繁荣。尽管自然科学和哲学受制于神学的形式和约束，但在凯尔特民族中仍不乏一定关注。无论身处何地，无论是何种形式，一旦遇到希腊人文主义，他们都会敞开怀抱欣然接受，至少祭司通常都会写作。到了恺撒时期，解放后的高卢大部分人都使用希腊文字，赫尔维蒂人便是其一。而在南部边境地带，人们与罗马化的凯尔特人交往频繁，因此拉丁文日益成为主流文字，如这一时期阿维尔尼钱币上便刻有拉丁文字。

凯尔特民族的政治发展历程可谓是一部辉煌的历史。国家政治组织以氏族部落为基础建立，与任何地区无异，设有君主、元老理事会以及由可携带武器的自由民组成的社会团体。但其特别之处在于，它始终建立在部落体系之上。在希腊以及罗马，城镇早期便取代部落，成为政治单位的基础；若两个部落同处一座城镇内，便合为一个城邦；若某一公民团体派遣一部分成员迁居新的城镇，通常会形成一个新的民族，而新民族与旧团体之间的联系只有虔敬，至多不过是下属关系。另一方面，在凯尔特人看来，公民团体永远都是氏族，君主和元老会只能领导部落，而非任何城镇，而部落大会拥有整个民族的最高审判权。与东部世界一致，城镇的重要性体现在商业和战略手段，而非政治。因而在希腊人和罗马人看来，高卢城镇只不过是一处处的村落，即便是设有城墙、面积广阔的维也纳和日内瓦也无一例外。在恺撒时期，凯尔特人居住的岛屿上和大陆北部，各部落间依然存在原始的氏族组织，基本上与过去毫无变化；公民大会拥有最高权威；在重大问题上，君主受公民大会法令约束；委员会成员数量众多，其中某些部落成员多达六百人，但就其影响力而言，似乎并未超过罗马王政时期下的元老院。而在六七十年前，末代君主的孩子仍活在世上，在阿维尔尼、埃杜维、塞卡尼、赫尔维蒂等动荡的高卢南部地区，曾爆发一场大革命，推翻了王政，最终政权落入贵族之手。

如上所述，凯尔特城镇间未曾形成一个联邦，与之相反的是，政治发展过程中的另一极端现象，即骑士制度，它在凯尔特的部落体系中占有绝对主导地位。在凯尔特，贵族阶级只对高等贵族开放，其中大部分人都是王室成员或昔日王室成员。因此，有时人们会惊讶地发现，统一部落互相敌对的两个派别领导人竟常常是一家人。这些大家族同时握有财政、战备和政治特权，垄断了国家一切土地的承租权。普通自由民被迫承受繁重的赋税，不得不向贵族借钱，最终被迫放弃自由，沦为事实上的债务人，即法律上的奴隶。贵族设立了一套家兵制度，因而他们有权雇佣一大批会骑马的家仆（又称ambacti）[7]，从而形成各自的割据势力。同时，贵族凭借自己培养的部队公然违抗法律，扰乱一般税收，几乎割裂整个国家。若在一个部落中，可作战人数达到八万人，一个贵族可携一万家兵参与日常活动，尚且不计奴隶和债务人人数，那么它必然是一位独立君主，而非部落中的普通公民。此外，不同部落的大家族之间来往密切，通过联姻和一些特别条款团结成一个十分紧密的联盟，面对这样一个联盟，任何单一部落都无力对抗。因此，各城邦无力维持公共安全，人们不得不遵守这一强大势力所奉行的规矩。奴隶只能向主人寻求庇护，而主人迫于职责和利益，不得不为奴隶的损失寻求赔偿。国家丧失了保护自由民的权力，最终使得大量自由民沦为一些强权人士的奴仆。

公民大会在政治上失去价值。在凯尔特和拉丁姆两地，君主的权力本应用于制裁贵族的侵占行为，却遭到反噬。于是，大法官（Vergobretus）[8]一职应运而生，取代了以往的君主，与罗马执政官相仿，任期也仅一年。若部落内部依旧团结，则一切事务交由共同理事会主导，事实上，理事会中贵族权力凌驾于政府之上。显然在这种情形之下，各个部落必然出现骚乱，昔日拉丁姆国王被逐后整个民族陷入长达几个世纪的动荡，大概也是如此。尽管各个部落贵族之间另行组建了一个反抗部落领导的同盟，民众却并未放弃恢复王政的夙愿。这时，通常会出现一位像昔日罗马斯普利乌斯·卡西乌斯那般颇有声望的贵族，依靠部落民众的支持削弱其他贵族的势力，企图恢复王权来维护自身的利益。

随着个别部落因此日渐衰落，无法挽回，整个民族这时萌生出一种强烈的团结意识，通过种种方式寻求确立与发展。不同于单个部落联盟，凯尔特全体贵族团结起来虽打乱了现有秩序，却也唤醒并助长了一种民族团结统一观念。该民族常年陷于外患，在与邻国的交战中疆土日益缩减，从另一方面也激发了民族统一观念。就像昔日希腊人出征波斯以及意大利人与凯尔特人的交战，阿尔卑斯山北边的高卢人也是在与罗马的交战中才感受到民族的团结以及它所带来的力量。在部落间的纷争和封建势力的交恶当中，我们仍然能听到这样一些声音，他们主张牺牲某些部落的独立，甚至是骑士阶层的领主特权以换取整个民族的独立。在恺撒一战中，我们看到了全体人民对外族入侵的深恶痛绝，凯尔特爱国派人士对恺撒的态度，与之后德意志爱国派人士对拿破仑的态度完全相同。此外，各地区之间信息传递迅速，如电报一般，可见反抗外族入侵的运动规模庞大、组织有序。

虽然凯尔特民族在政治上早已分崩离析，但对于宗教神学却有着极为一致的信仰。若非如此，我们便无法理解凯尔特人的民族认同感和强大的意志。凯尔特的祭司团即当地所谓的德鲁伊（Druids）教会，作为人与宗教之间常见的一种纽带，将大不列颠全岛及整个高卢、乃至其他凯尔特人所在地区联系起来。教会设一人专门管理，由各祭司推举产生；祭司分为几类，每类祭司队伍中流传着各式各样的传说；祭司拥有特权，特别是免交赋税及免服兵役的权利；教会每年定期在沙特尔（Chartres，即凯尔特领土的中心）附近举办理事会；最重要的是，坚定的信徒对祭司盲听盲信，一味遵从，完全不亚于现代爱尔兰人。我们可以设想，这样一个祭司团体的目的就是推翻尘世间的政权，事实也的确如此。在君主任期一年的地区，当君位虚悬时，由祭司团主持选举。此外，祭司团主张成员有权将个人甚至整个团体逐出教会，乃至最终逐出文明社会，竟大获成功。它用尽一切办法，务必将最重要的民事案件纳入管辖范围，尤指那些关乎疆界和遗产继承的案件。鉴于他们有权将他人逐出团体，同时大概考虑到凯尔特民族常杀人祭神，并且这一习俗长期以来多用罪犯作牺牲品，因此祭司团授予各位祭司广泛的刑事管辖权，以钳制国王和大法官的刑事裁定权。此外，祭司团甚至要求有宣战求和的决定权。高卢民族大体上依旧与教会团并无二致，设有教皇和教士理事会，教士有权免交赋税、免服兵役，有权停止某人参加圣事活动或出入宗教场所。不过，不同于近代的教会国家，它并未脱离民族，相反颇具民族特色。

当同胞情谊在凯尔特各部落间兴起，该民族却仍旧无法实现中央集权统治。就中央集权的核心而言，希腊有马其顿国王，日耳曼有弗兰克王，凯尔特民族什么也没有。凯尔特祭司团和贵族在某种程度上代表着这个民族，维系着整个民族的团结。但一方面，他们代表着各自阶级的利益，因而不能统一全民族；另一方面，他们势力强大，不允许任何君主和部落完成统一大业。人们为统一大业做出过多种努力，但正如部落组织体系那般，这些举措促使局面往另一端发展——霸权体系。强大的部落将势力弱小的部落纳为属地，在对外交往中一切行为皆代表属地，并代替属地订立国际条约，而附属部落承担服兵役的义务，有时还需纳贡。如此一来，一大批独立的联盟诞生。但对整个高卢而言，无论内部多么团结，都没有一个强大的部落能够形成某种纽带团结整个民族。

上文已述，罗马人远征阿尔卑斯山以北时，初期在北部发现了一支由苏埃西翁人领导的不列颠-比利时联盟，同时在高卢中部和南部发现了阿维尔尼联盟，该联盟之后与属国较少的埃杜维展开了一系列对抗。到了恺撒时期，我们发现在高卢东北部、介于塞纳河与莱茵河之间的比利时依旧是这样一个联盟，但显然不再包括不列颠。而在两河沿岸即今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区域，出现了由众多沿海部落组成的阿尔摩利加（Aremorican）联盟。在高卢中部即严格意义上的高卢地区，仍有两派像过去那样争夺霸权，一派以埃杜维部落为首，一派由阿维尔尼人领导，但该部落因与罗马交战势力遭到削弱，因而丧失了霸权，改由塞卡尼人领导。这些联盟势力相当，各自独立存在，而高卢中部联盟的领国势力却似乎从未到达高卢东北部，严格说来，甚至也从未到达过高卢西北部。

毫无疑问，部落联盟在某种程度上满足了整个民族对自由的渴望，但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单单这点都远远不够。联盟组织十分松散，在联盟体系和霸权体系间不断徘徊。在和平时期，整个联盟的一切行为由联邦议会代表，而在战时则由将军代表[9]，代表本身势力最弱。只有比利时联盟似乎由于内部团结而更为强大，出于爱国情怀，他们成功击退了辛布里人，事实证明这种精神鼓舞是有益的。霸权之争导致各联盟产生分裂，随着时间推移，这种分裂愈演愈烈。因为无论哪一方获胜，另一方仍旧能保留部分政治残余，尽管沦为属地，它们日后也可再度争夺霸权。在势力强大的部落中，争斗不仅会破坏内部秩序，而且会波及每个附属部落乃至每座村落，通常家家户户皆不能幸免，而个人所持立场取决于各自的人际关系。我们认为，雅典的灭亡并非出于与斯巴达一派的争斗，而是每一个附属部落甚至雅典城内雅典派和斯巴达派的内讧。因此，阿维尔尼部落与埃杜维部落一再爆发小规模纷争，最终也导致了凯尔特民族的毁灭。

而这些政治和社会关系反过来影响这个民族的军事实力。凯尔特民族武装力量以骑兵为主，此外在贝尔格部族附近乃至不列颠群岛，古代富有民族特色的战车已趋于完备。这些规模庞大的骑兵部队和战车部队都由贵族和他们的部下组成。就贵族而言，他们极具骑士天赋，喜爱犬马，不惜花费重金购买外国品种的骏马。这样一支队伍有独特的精神信仰和战斗模式，征兵时，凡是能骑马的，无论老少都能入伍；面对不大重视的敌人，开战时人人定要宣誓，称至少要冲破敌军防线两次，否则他们誓不回家。雇佣兵大多自由散漫、意志消沉，对自己和他人的性命漠不关心。对此，有几个流传下来的故事可以为证，且大多带点奇闻色彩。例如，凯尔特民族在宴会开始时通常以打斗热场，有时还会为生死而战。此外凯尔特当地还盛行一种习俗，比罗马的武士决斗更甚，即卖身以换取一定钱财或若干桶酒，并自愿在众目睽睽之下卧于盾上受刑至死。

相比于骑兵，步兵装备落后。罗马军队曾在意大利和西班牙两地与凯尔特部队交战，总的看来，这里的凯尔特部队多指步兵。在步兵中，大型盾牌仍是主要的防守武器。而另一方面，长矛取代刀剑成为使用率最高的攻击武器。一旦多个部落联合发动战争，通常以部落为单位安营扎寨并执行作战计划。至于各个部落征兵是否设有专门的军事组织或是否存在规模更小的常备战略分支，并无史料记载。整个凯尔特部队一直沿用一长列运货马车拖运行李物资。不同于罗马军队每晚挖壕沟扎营，凯尔特军队只能用运货马车设置路障。而在特定部落中，如内尔维部，步兵战斗素养极高，颇引人注目，并且这些部落并未配备骑兵，甚至算不上一个凯尔特部落，更像是一个由日耳曼移民组成的部落。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凯尔特步兵虽规模庞大，但似乎并不好战，特别是在南部各地，随着文明程度的提高，大多数战士也失去了上阵杀敌的斗志。正如恺撒所言，凯尔特人不敢与日耳曼人在战场上正面交锋。而恺撒对该支军队的抨击还不止于此，他还说道，在第一场战役见识到凯尔特步兵之后，绝不允许罗马步兵与他们联合作战。

若我们依据恺撒在阿尔卑斯北部地区的所见所闻来考察凯尔特的整个面貌，那么相比于一个半世纪前波河流域的文明程度，凯尔特民族的文明还是取得了长足进步。那一时期民兵组织表现优异，是所有军队的主力，而如今却被骑兵取代。那一时期凯尔特人住在不设围墙的村落，而如今他们居住的城镇外早已竖立起坚固的城墙。在伦巴蒂区古墓出土的器物中，以铜器和玻璃器皿为例，其制作工艺远不及北高卢。就文明进化程度而言，最具衡量价值的大概莫过于全民族团结统一的信念。当凯尔特人在今巴伦蒂的这片土地上作战时，这种民族认同感表现尚不显著，直到与恺撒一战，才迎来了爆发的高峰。从各方面来看，凯尔特民族与恺撒相遇之时，其文明程度已达到峰值，正由盛转衰。而对我们这些并不完全了解情况的人而言，恺撒时期阿尔卑斯山北边的凯尔特文明在某些方面令人肃然起敬，但更多表现出一种趣味性。就某些方面而言，相较于以帆船、骑士制度以及教会组织为代表、并曾大胆尝试以部落乃至更高层次的民族而非城镇作为立国之本的古希腊罗马文化，这种文明和近代文化的联系更为紧密。但正因为我们接触凯尔特民族时，它的文明已发展到某一高度，因而才愈发暴露出道德素质的低下，或者说文化实力的衰弱。

他们无法运用自身资源创造出一种本民族的特色文化，也无法创建一个民族国家，他们能做的只不过是创立一种全民性的宗教神学，并特设了一种新的贵族阶级，原本那种纯粹的勇敢不复存在，军人的勇气建立在较高的道德水平和更合理的制度之上，而后两者以文明进步为前提，因此这种勇气只能以尚未成熟的状态出现在骑士阶层中。固然真正的野蛮之风已然消逝，过去在高卢宴会上，肥美的腰腿肉通常要赏给最勇敢的人，但同桌宾客一旦认为此举有冒犯之嫌，便可随意以此为由向受奖者发出挑战。此外，死去的部队首领需用他最信赖的侍从陪葬，但这样的时代已经过去。不过杀人祭神的习俗依然得以保留，并且法律规定一切刑罚不可施于男性自由民，却可施于女性自由民和奴隶。由此可见，女性地位在凯尔特文明时期十分低下。而原始各民族混战时期所取得的特权在凯尔特人手中毁于一旦，至于文明与一个民族完全交融所带来的益处，凯尔特人从未体会过。

以上便是凯尔特民族的内部情况，而它们与邻族之间的关系仍有待挖掘。在这一时期各劲敌之间战争不断，你争我夺，相比于取得胜利，寻求自保都举步维艰，而人们对此所持态度也有待我们进一步阐明。沿比利牛斯山一带，各民族长久以来和平共处，反观过去，随着凯尔特人入侵，伊比利亚土著（后又称巴斯克人，Basque）逐渐被排挤同化，那个时代早已过去。在恺撒时期，比利牛斯山的河谷地带、贝亚恩（Bearn）和加斯科尼（Gascony）两地的高山以及加伦河以南的沿岸平原，无疑都归阿奎塔尼人所有。阿奎塔尼族由许多伊比利亚后代所在的小部落构成，彼此很少接触，几乎与外界隔绝。在这片土地上，只有加伦河口和重要港口布迪格拉（即波尔多，Bordeaux）属于凯尔特民族的一个部落，该部落名为比图里吉-维维西（Bituriges-Vivisci）。

与之相比，我们需更加重视凯尔特民族与罗马人及日耳曼人之间的关系。上文已提及的事实，在此我们无需重述，如罗马人通过自身逐步发展逼退凯尔特人，最终占领了阿尔卑斯山与比利牛斯山之间的海岸地带，从而完全截断了凯尔特人通往意大利、西班牙和地中海的通道。回想几百年前，罗马人曾在罗讷河口筑起一座希腊城堡，大概从那时起就为这场风暴埋下了伏笔。我们只需强调一点，那就是凯尔特人所受到的压迫不仅来自罗马强大的军事力量，同样来自罗马的先进文化，而高卢作为古希腊灿烂文明的发源地，也有助于罗马文化的传播。尽管战争频发，商贸活动却从未停止，并常常成为战争的导火索。凯尔特人并未抛弃北方人的生活习惯，爱喝烈酒，并且喝的烈酒通常不加水稀释，以求一醉方休，这与塞西亚人（Scythian）十分相似。但性情温和并节制的南方人对此十分厌恶，不过作为商人，他们不得不与这类顾客交易，别无选择。很快，这类生意颇受意大利商人欢迎，成为他们眼中的“金矿”，用一坛酒换一个奴隶的买卖在高卢已算不上稀奇事了。至于其他奢侈品，如意大利的马匹在高卢地区颇为畅销。据史料记载，这时罗马公民购置地产已不局限于罗马本土区域，并效仿意大利运作模式赚取利润，如早在大约罗马纪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位于塞古西亚维部落的罗马田庄运营模式便是如此。而上文提及在解放后的高卢，尤指阿维尔尼人之间，人们在被罗马征服前已通晓罗马语言，无疑也是出于这一原因。但掌握这一知识的人大概仍占少数，绝大多数人与埃杜维联合部落中的官员交谈还需译者协助。这些烈酒商贩和擅自占用他人房宅的地主不仅打开了占领北方之路，同时吸引了日后征服高卢的勇士，并为其扫清了障碍。而对此最生动的描述莫过于高卢最强大的部落——内尔维部所签署的一份禁令，与某些日耳曼部落相似，上面明确写道禁止与罗马人交易。

相较于地中海区域对罗马来势汹汹的入侵，日耳曼人由波罗的海和北海往南的攻势更为猛烈。作为东方民族大摇篮里的一支新鲜力量，日耳曼人凭借年轻人的活力，当然还有年轻人的粗野，在众多历史悠久的民族当中获得一席之位。尽管该民族定居在莱茵河畔的部落，如乌斯佩特部（Usipetes）、滕克特里部（Tencteri）、苏刚布里部（Sugambri）和乌比部（Ubii）已踏上文明的进程，人们也不愿迁居。但所有历史记载都表明，在距离较远的内陆地区农业不受重视，许多部落几乎找不到定居之所。在这一点上，这一时期西边邻族很难通过部落名称来命名日耳曼境内的任一民族，只知道他们统称苏维汇人（Suebi，意为漂泊不定的人或流浪者）或马科曼尼人（Marcomani，意为守边武士）[10]。在恺撒时期，各部落都不能以这些名称命名，虽然在罗马人看来也是如此，但它们之后还是变成了一个个部落名。

这个强大的民族向凯尔特人发动了最猛烈的一次攻击。在争夺莱茵河以东地区的战事上，日耳曼人与凯尔特人也许曾大动干戈，但具体情况我们不得而知。我们所知的只是大约在罗马第七世纪末，凯尔特人失去了通往莱茵河的所有土地。过去，波伊（Boii）部落曾在巴伐利亚（Bavaria）和波西米亚（Bohemia）定居，如今却沦落到无家可归，到处流浪。甚至以前曾属于赫尔维蒂部的黑森林地区（Black Forest，今德国西南部森林地带），若非被附近的日耳曼部落占领，必然会成为边境地区大民族竞相争夺的一块荒蛮之地，这大概也很符合人们之后对它的称呼——赫尔维蒂沙漠。日耳曼人行为野蛮，善于谋划，他们大肆运用野蛮手段，放任邻近区域化成一片片荒漠，从而抵御外敌入侵。

然而，日耳曼人却并未在莱茵河定居。辛布里部和条顿部（Teutonic）的军队单就主力而言，都由日耳曼部落成员构成。五十年前，他们大举进攻，凭借强大的军事力量横扫潘诺尼亚（Pannonia）、高卢、意大利和西班牙，但日后看来这似乎只是为进行一番大规模侦察。彼时，日耳曼各部落早已在莱茵西岸，特别是下游地带建立了永久居住地。定居者以征服者的姿态闯入，不断向邻近的高卢居民索要人质，每年征收贡物，仿佛高卢人受他们支配一般。在这些日耳曼部落中，阿杜亚都契（Aduatuci）原本只是辛布里部的一支残余力量，现已壮大成一个大部落。此外，位于列日（Liege）的马斯河的一些部落之后都改用“通格里部”（Tungri）这一统称。甚至该地区两个规模最大、势力最强的部落——特维希（Treveri，在今特瑞维附近）和内尔维（位于埃诺特），在颇有威望的权威人士看来也全由日耳曼人组成。而这些传言是否完全可信，我们仍未可知，因为据塔西佗所言，此后在最后提到的这两个部落中，人们会为拥有日耳曼人血统，而非备受轻视的凯尔特人血统而感到自豪。

不过斯海尔德河（Scheldt）、马斯河和摩泽尔河（Moselle）一带的人大多与日耳曼人往来密切，或多或少受到日耳曼人的影响。日耳曼殖民地或许本身规模不大，却举足轻重，以此为窗口我们看到了莱茵河右岸各部落在这一时期经历的跌宕起伏，同时成功预见规模较大的日耳曼部落，不久后将跟随这些先行者的足迹，横渡莱茵河。人们遭受着两方面的外来入侵威胁，民族内部也分崩离析，他们当然不奢望整个陷入灾难的凯尔特民族依靠自我努力振作起来，挽救颓势。分裂以及由此引发的衰败构成了整个民族的历史，对于这个民族而言，它在历史上再也无法列出一场战役与马拉松战和萨拉米斯战乃至阿里西亚（Aricia）战和洛丁平原之战（Raudine）媲美，即便在兴盛时期也无法团结一致打败马西利亚，如今步入迟暮之年的它，如何能抵御如此强大的敌人？

凯尔特人若单靠自身力量，必然不是日耳曼人的对手，而愈是如此，罗马人则愈应该小心关注两民族间纠纷的事态发展。虽然由此引发的运动并未直接影响到人民，但却关系到他们最切身的利益，他们自然挂心。由此我们不难知晓，凯尔特民族的对外关系可迅速对其内部情形产生永久的影响。正如希腊斯巴达一派联合波斯人进攻雅典那般，罗马人自初次出现在阿尔卑斯山北边，就一直在埃杜维部落的帮助下与阿维尔尼部落争夺霸权，后者在当时的凯尔特南部占据统治地位。而正是因为这些“罗马民族新哥们”的鼎力相助，罗马人不仅攻下阿洛布罗基，占领了阿维尔尼部落的大片散落领土，并且在高卢还未被殖民之时，凭借自身的势力将阿维尔尼部落的霸主地位交到埃杜维部落手中。但希腊民族所遭受的威胁只来自一方，凯尔特人则需要同时面对大量仇敌来犯。当然，他们可以联合其中一方对抗另一方，并且如果凯尔特中的某一派依附于罗马人，他们的对手必然会联合日耳曼人形成对抗之势。

而这对于贝尔格人来说再正常不过了。他们与横渡莱茵河而来的日耳曼人为邻，彼此在许多方面来往日益密切。此外，或许由于文明程度较低，这让他们觉得本民族与外来民族苏维汇人的关系，就像文明程度较高的阿洛布罗基人与赫尔维蒂人那般亲近。如上所述，凯尔特南部的塞夸尼部落可谓规模庞大，是反罗马一派势力的领袖，面对罗马人赤裸裸的威胁，他们完全有理由号召所有日耳曼人来对抗罗马人。元老院无所作为，一切迹象都表明一场新的革命蓄势待发，凯尔特人目睹着这一切，认为这个时候正是铲除罗马势力的最佳时机，尤其有利于打击依附于罗马的埃杜维部。埃杜维部与塞夸尼部以索恩河（Saone）为界，两部落曾因渡河税问题发生决裂，大约在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日耳曼君主阿里奥维斯图斯（Ariovistus）以塞夸尼雇佣兵队长的身份，率领约一万五千名武装人员横渡莱茵河。

这场战争持续了许多年，双方各有胜负。总的看来，结局对埃杜维部不利，他们的领袖埃波雷多里克斯（Eporedorix）在最后关头动员所有属下，率领一大队精兵向日耳曼人发起猛攻。但日耳曼人拒不迎战，藏身于沼泽地与森林一带。时间久了，各部落疲于等待，逐渐解散，这时日耳曼人才回到空旷地带，于是阿里奥维斯图斯在阿德玛格托布力甲（Admagetobriga）发起强攻，结果埃杜维部骑兵中的精锐全部战死。由于战败，埃杜维人不得不服从战胜方提出的条款媾和，被迫放弃霸权，并承诺连同所有属下一起归于塞夸尼部落；同时，他们需向塞夸尼部（更准确地说是阿里奥维斯图斯本人）交纳贡物，并交出最高贵族的孩子作为人质；最后，他们需立誓永不索还人质，并永不向罗马人寻求介入帮助。

大约到了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11]，两部落之间才恢复和平。而基于本民族的荣誉和利益，罗马人当然不愿看到这一点。埃杜维一位贵族狄维提亚库斯（Divitiacus），作为该部落亲罗马派的领袖遭到族人驱逐，因此他亲赴罗马央求罗马人介入。此外。有一事更需大家提高警惕，那便是在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阿洛布罗基部发动了一场叛乱。阿洛布罗基部与塞夸尼部为邻，它的叛变无疑与上述事件有关。事实上，罗马人曾派遣高卢省长的职员赴埃杜维部，一同商议派执政官和随行军队翻过阿尔卑斯山。但这类事务的决定权仍在于元老院，元老院对此最终还是空话多于实干。罗马人最终用武力平定了阿洛布罗基部的叛乱，但就埃杜维部而言，罗马人不仅毫无作为，甚至在罗马纪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将阿里奥维斯图斯列入亲罗马一派君主的名录中[12]。

如此，这位日耳曼军事领袖自然认为罗马人意图放弃其所占的凯尔特土地，于是打算在此定居，日后在高卢土地上建立一个日耳曼公国。他所率部下本就不少，之后应他的号召从家乡陆续赶来了更多的人，截至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渡过莱茵河的日耳曼人约计十二万人。这一场日耳曼民族的大迁徙有如江河之水，一旦水闸打开便向美丽的西部奔泻而去。而阿里奥维斯图斯的目的，便是带领这一大群人定居此地，为日后统治高卢奠定基础。至于他在莱茵河左岸创立的日耳曼定居地规模如何，我们无法定论，但那必然是一片广阔的区域，以支撑他那更为宏远的计划。在他看来，凯尔特民族完全没有自主权，各部落间毫无差异可言。原本他作为塞夸尼部雇佣的将军渡过莱茵河，如今即便是塞夸尼部也如他手下败将一般，不得不割让三分之一的领土给他，供其与部下长期居住，而这块土地大概就是后来特利波契人（Triboci）居住的阿尔萨斯（Alsace）北部地区。不过这仿佛还不够，随后哈鲁德部（Harudes）赶来，阿里奥维斯图斯又替他们向塞夸尼部索要了三分之一领土。如此看来，他立志像马其顿的菲利普国王那般统治高卢，所有亲日耳曼和依附于日耳曼人的凯尔特人，都必须臣服于他。

这位野心勃勃的日耳曼君主带着危险一步步逼近，罗马人本就担忧不已，又因他背后势力庞大，愈发显得来势汹汹。乌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原本住在莱茵河右岸，专横独断的苏维汇人不断侵犯他们的领土，他们厌倦了这样的生活，于是赶在恺撒到达高卢（罗马纪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之前便离开了旧居，去往莱茵河口附近另觅新居。他们已从门奈比人（Menapii）手中夺回了右岸本属于自己的领土，可以预见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是占领左岸。此外，苏维汇部派出的军队集结在科隆（Cologne）和美因兹（Mainz）两地之间，威胁要突袭对岸的特雷维里部。再者，位于凯尔特最东部的赫尔维蒂部尽管兵力充足，骁勇善战，却日益遭受日耳曼人的侵扰。除此之外，由于他们从丢掉的领土重回莱茵河北岸定居，可能会引发人口过剩问题。又因阿里奥维斯图斯移居塞夸尼部落领域内，赫尔维蒂部面临着与同胞完全隔绝的危险。于是，他们孤注一掷，自愿撤离自己的领土将它送给日耳曼人，转而在侏罗山（Jura）西面寻找面积更广阔、土壤更肥沃的新居所，若有可能，一并夺取高卢腹地的霸权。昔日辛布里部入侵时，赫尔维蒂的几个部落已构思出这种计划，只是在等候机会实施。同样，劳拉契人（Rauraci）的领土（巴塞尔和南阿尔萨斯）也受到了威胁，并且波伊部落残余早期便由于日耳曼人的缘故背井离乡，如今居无定所，到处流浪。于是这两个部落以及其他一些小部落也加入到赫尔维蒂部的计划中来。早在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他们的快速部队便越过侏罗山，千里迢迢来到罗马省。无需多久，整支军队就会发起攻势。在康斯坦茨湖（Constance）和日内瓦湖之间有一片重要区域，而当地防守军早已逃之夭夭，于是日耳曼军浩浩荡荡入驻此地。从莱茵河到大西洋，日耳曼部落从未停下前进的步伐，使得莱茵河全线区域无不感受危险逼近。这一历史性的时刻让我们联想到，之后恺撒帝国在一片风雨飘摇中应付阿勒曼尼和法兰克两部落联合攻势的场景。而就在当时，他们似乎就像用五百年后有效抵御罗马人的策略来对付凯尔特人。

面对这样的局面，新任省长盖乌斯·恺撒在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春天来到高卢统治的纳博地区。原本恺撒的统治区域只包括高卢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南部、伊斯特利亚半岛（Istria）和达尔马提亚地区（Dalmatia），后经元老院颁布的法令新增了纳博地区。一开始，他的任期仅有五年（至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之后在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确认延任五年（至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他有权任命十名与省长同级的副职官员，且可以任意招募管辖范围内公民以扩充军团规模或组建新的军团，其中尤以高卢境内的阿尔卑斯山南部人口居多。而在这两省所招募的士兵中，单就常备步兵而言，包含四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军团，即第七、八、九和十号兵团，人数总计将近24000人，此外通常属国还会加派军队支援。骑兵和轻武装部队也颇有特色，不仅有来自西班牙的骑兵，还有来自努米底亚（Numidian）、克里特岛（Cretan）和巴里亚利群岛（Balearic）的弓箭手和投石兵。恺撒的部下都是首都民主一派中的精英，其中不乏年轻的纨绔贵族和精明能干的官员，如恺撒政界老盟友的幼子普布利乌斯·克拉苏（Publius Crassus）以及跟随民主派领袖从古罗马广场辗转到战场的忠实副官提图斯·拉比努斯（Titus Labienus）。恺撒并未接受到任何确切的指令，作为一位眼光锐利、富有胆识的军事家，眼下的情形就是他要解决的问题。在这里，人们必须设法挽回元老院因疏忽所犯下的过错，而阻止日耳曼移民狂潮则是其中的首要之举。

就在此时，赫尔维蒂部入侵。此举与日耳曼人脱不了干系，并且蓄谋已久。一方面，他们不愿将身后的旧居拱手让与日耳曼人，一方面也是为了阻断自己的退路，赫尔维蒂部烧毁了所有城镇村庄。长串的马车载着妇女、儿童以及最值钱的家当，从四面八方赶到日内瓦附近的莱蒙湖（Leman lake），和盟友约定这一年3月28日[13]在此地汇合。依据他们估算，这波人马共计368000人，其中能上战场的约占四分之一。由于侏罗山脉位于莱茵河与罗纳河之间，蜿蜒数百公里，几乎对赫尔维蒂部的领土形成包围之势，仅留下西部一个缺口，山中小径适于设防，却不利于上述这类车队通行，所以诸位首领决定先向南绕道，而后在侏罗山西南最高点与萨沃伊山脉之间（今埃克吕斯堡附近）找到罗纳河的峡口，在那里开辟一条往西的道路。但在罗纳河左岸，山体距河流太近，只剩一条狭窄的山路并且随时都有落石堵塞的危险，而该片区域恰好属塞夸尼部管辖，他们必然不会轻易放行。于是赫尔维蒂部宁愿从罗纳河峡口上游渡河，绕到阿洛布罗基侧左岸，计划沿罗纳河下游走到平原地带再回到右岸，而后整装前往高卢西部的平原地区，这片区域上有一个名叫圣东尼的部落（即圣东日，位于夏朗特河河谷），濒临大西洋且土壤肥沃，于是流浪者们纷纷选择在此定居。整支队伍在经过罗纳河左岸时，必然要穿过罗马领土，而恺撒并不愿默许赫尔维蒂部在高卢西部定居，因而坚决阻止他们通行。

不过恺撒手下虽握有四个兵团，但其中三个都远远驻扎在阿奎莱亚（Aquileia）。罗纳河自日内瓦的莱蒙湖至峡口全长超过十四英里，即便他急忙召集阿尔卑斯以北省份的民兵，仅靠这么一点民兵也很难阻挡渡河的数万凯尔特大军。而赫尔维蒂部十分乐意通过和平手段渡河，并借道于阿洛布罗基领土。在与赫尔维蒂一番谈判而没有任何结果后，恺撒需在十五天内拆毁日内瓦的罗纳河桥，并修筑一条长约十九英里的战壕阻止敌人进犯罗纳河南岸。从军事角度来看，这是人们第一次用城墙和壕沟将一个个堡垒串联起来，从而形成保卫帝国边疆的一道屏障，之后就被罗马人大规模应用于战事。赫尔维蒂部企图从不同地方乘船或涉水到达罗纳河彼岸，却不想每条线路都遭到罗马人阻挠，于是他们不得不放弃渡河。

另一方面，高卢的反罗马一派希望得到赫尔维蒂部的强力支持，特别是埃杜维部狄维提亚库斯的弟弟杜姆诺里克斯（Dumnorix），前者是部落民族党的领袖，后者是该部落罗马党的领袖，在他们二人的帮助下赫尔维蒂部才得以穿过侏罗山关隘和塞夸尼部领土。罗马人想要阻止，却苦于没有法律上的依据。而赫尔维蒂部此次远征虽无关罗马领土形式上的完整，但危及到他们的许多重大利益。只有当恺撒不像以往所有元老院任命的省长甚至马略（Marius）那般，不局限于镇守边疆的分内之事，而是率领一支大军跨越既定的疆界，才能保障这些利益。恺撒深知自己不属于元老院，而属于整个民族，因此他毫不犹豫。他迅速亲自从日内瓦赶往意大利，凭借自身极高的处事效率，将驻扎在那里的三个兵团和新增的两个扩充兵团带回。

他将这些兵团与驻扎在日内瓦的兵团进行整编，而后率领所有军队渡过罗纳河。他在埃杜维领土上的意外露面，让当地罗马党立马恢复了政权，这对日后保障充足的战备物资意义十分重大。他观察到赫尔维蒂人远渡索恩河，经塞夸尼部领土进入埃杜维，而仍留在索恩河左岸的那部分人，尤其是蒂戈林（Tigorini）兵团，都被快速行进的罗马人抓获歼灭了。但这时远征军的主力已成功抵达罗纳河右岸，恺撒只得拼命追赶，赫尔维蒂庞大的主力军队二十天都未能完成的渡河任务，恺撒仅用了二十四小时便成功了。罗马军队既已渡河，赫尔维蒂部便无法继续往西行进，只能转而向北。他们必然认为恺撒不敢深入高卢腹地继续追赶，同时构思出一个新的计划，就是若恺撒放弃追赶，他们便再绕回原定目的地。在之后的十五天里，罗马军队一直偷偷追随其后，时刻保持约四英里的距离，希望待时机成熟且胜率较大时袭击赫尔维蒂部，并一举歼灭。但这一时机迟迟没有到来，虽然赫尔维蒂车队行进缓慢，但其首领深谙如何应对偷袭，不仅粮食供应充足，而且通过暗中观察将罗马军营内部事务调查得一清二楚。

相反，罗马军队一开始就面临战备物资短缺问题，尤其是在赫尔维蒂部撤离索恩河、一切河道运输线路被斩断之后。埃杜维部曾许诺的物资供应迟迟不来，这才造成了这一困难局面，而两方军队仍在各自领土四处走动，则更引起罗马人的怀疑。此外，罗马这支约四千骑的骑兵大队极不可靠，因整支队伍几乎都是凯尔特骑兵，尤以罗马众所周知的仇敌——杜姆诺里克斯所率的埃杜维私家骑兵居多，而对收留他们的恺撒而言，与其说他们是士兵，更不如说是人质。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之所以败给实力薄弱的赫尔维蒂骑兵，皆是自身原因造成的，因为罗马阵营中的一切信息都是他们传达给敌军的。恺撒的地位岌岌可危，他面临的困难不言自明，埃杜维部不仅与罗马曾公开结盟，甚至还出于某种特殊利益支持罗马，凯尔特爱国人士对此能有何作为？若罗马军队不惧怕一步步深入这片骚动不断的土地，日益远离与外界的联系，又会产生何种后果？军队恰巧刚刚经过埃杜维部首都比布拉克特（Bibracte，又称欧坦［Autun］），还未走远，这时恺撒决定先用武力攻下这块重地，再继续进军内地。由此可见，他的实际意图很可能是完全放弃追赶，改而占领比布拉克特。不过当他放弃追赶而转攻比布拉克特时，赫尔维蒂部便以为这是罗马人准备逃窜之举，于是立马发动攻势。

此举正中恺撒下怀。双方军队沿两条平行山脉排兵布阵，凯尔特人率先发动攻势，力挫进入平原地带的罗马骑兵，猛冲向驻守在山坡上的罗马兵团。不过在那里，他们遭到恺撒老兵的顽强抵抗，只得撤退。于是罗马军队乘胜而下来到平原，凯尔特军队再次进攻，同时预留了一小支部队从侧面进攻，形成夹击之势。而罗马军队也派出预备军从侧面迎战这一小支凯尔特军，迫使他们脱离主力部队逃到行李和车队营地，并一举歼灭之。最终，赫尔维蒂军的主力部队节节败退，不得不向东撤退——这恰恰与远征军前行的方向完全相反。经此一战，赫尔维蒂部在大西洋沿岸建立新定居地的计划成为泡影，只能听凭战胜方处置。

对战胜方而言，这同样是场恶战。恺撒当然不能完全信任他的下属官员。战争一开始，他便将所有官员的马匹送走，以便明确他们坚守阵地的职责。事实上，若罗马军队战败，他们很可能会全军覆没。原本罗马士兵早已疲惫不堪，无法全力追赶逃兵，但由于恺撒宣称一切帮助赫尔维蒂部的人都将被视为罗马的仇敌，并将以对付赫尔维蒂人的手段对付他们。因而逃兵所到之处，尤其是林贡斯人（Lingones）所在部落（在朗格勒附近），无人愿意伸出援手。赫尔维蒂人没了粮食和行李，又带着大批不能作战的随营人员，走投无路，最终只得向罗马将军投降。

相较而言，战败者尚算得到宽待。埃杜维部奉命让无家可归的波伊人住在他们境内，在那几个势力强大的凯尔特部落中，战败敌人所在的居住地其地位与罗马殖民地无异。战后赫尔维蒂部和劳拉契部的幸存者约占参战人数的三分之一，自然被遣送回原来的部落据点。之后，这些据点被并入罗马行省，罗马一方提出丰厚的条件希望与当地居民结盟。如此一来，他们便能代罗马人保卫莱茵河上游一带，抵御日耳曼人的入侵。在所有赫尔维蒂部落中，仅西南角上的一个部落属于罗马的直属领土，之后在美丽的莱蒙河河岸，古老的凯尔特城镇诺维奥杜努姆（Noviodunum，今尼永［Nyon］）变成罗马边境上的一座堡垒，又称“恺撒的骑士殖民地”（Julian equestrian colony）[14]。

因此，莱茵河上游所面临的日耳曼族入侵威胁得以消除，同时凯尔特人中反罗马一派势力也遭到压制。在莱茵河中游一带，日耳曼一族早在多年前就已在此渡河，阿里奥维斯图斯和罗马两派之间的权力之争每天都在高卢上演。随着阿里奥维斯图斯势力不断壮大，罗马人也要加快扩充势力，双方关系很快就会走向破裂。对这一地区的大多数凯尔特人而言，相较于阿里奥维斯图斯强加于他们的奴隶身份以及未来可能失去自由的风险，服从罗马权威似乎更为稳妥。而至于少数凯尔特人，他们虽对罗马人依旧怀恨在心，却也不得不保持缄默。在高卢中部，众多凯尔特部落效仿罗马举行例会，以凯尔特民族的名义邀罗马将军一同对抗日耳曼人。恺撒同意了。埃杜维部接受了他的建议，不再履行条约向阿里奥维斯图斯缴纳贡物，并要求对方交还人质。而阿里奥维斯图斯以埃杜维违约为由，大举进攻罗马属地，恺撒因而能趁机与他直接进行交涉，除要求交还人质并承诺与埃杜维部维持和平外，特别要求阿里奥维斯图斯保证不再放任日耳曼人渡过莱茵河。这位日耳曼将军充分相信双方所拥有的权利是平等的，所以在回复罗马将军时称，依据战果，高卢北部便为他所有，高卢南部归罗马人所有，他既不妨碍罗马人向阿洛布罗基人征收贡物，那么罗马人也不应阻止他在属地征税。在他之后的秘密提议中，我们不难发现这位未来的国王对罗马境况了如指掌。他提到自己收到罗马城内发出的邀请，请他除掉恺撒，此外他提议若恺撒将高卢北部留赠给他，他将助恺撒夺取意大利政权作为报答。既然凯尔特民族内的党派之争已为他打开了进入高卢的大门，他似乎还期望意大利的党派之争能够巩固他在当地的政权。数百年来，没有任何一个强大的民族完全意识到权利的平等，而是像这位日耳曼核心部落首领一样，粗鲁傲慢地向罗马人宣告其独立。当那位罗马将军要求他依照属国王子的惯例亲自拜访时，他立刻拒绝了。

这样一来，恺撒势必不再犹豫，立刻发兵进攻阿里奥维斯图斯。当他手下的军队，特别是下属军官，得知即将与在外征战十四年之久的日耳曼军队一决高下时，不禁陷入一片恐慌。大概受到罗马的影响，恺撒军营中士兵道德素质低下，枉顾军纪，不断有人叛逃或发动暴乱。而这位将军声称，如有必要，他将单独率领第十军团向敌军进攻，他不仅知道如何用荣誉说服他们听命于自己，同样知道如何通过军事竞赛让其他军团归于麾下，并以自我斗志激励部下。他并未给他们留下时间深思，而是加快了行军的步伐。所幸的是，他赶在阿里奥维斯图斯之前赶到了塞夸尼部的首都维桑提奥（Vesontio，今贝桑松）。应阿里奥维斯图斯的邀约，两位将军面对面进行了一次协商，不过阿里奥维斯图斯的目的，似乎只是为了掩盖他想取恺撒性命的真实动机。

对这两位来自高卢的残暴统治者来说，武力是解决问题的唯一方式，当下的和平只是暂时的。在阿尔塞斯南部的穆尔豪森（Muhlhausen）[15]，由于该地距莱茵河仅五英里，所以两军都在此驻扎且相隔不远。之后阿里奥维斯图斯率手下强兵成功避开罗马军队的耳目，绕到其背后切断了他们与总部的联系以及战备物资运输通道。恺撒希望通过一战解决当前困局，但阿里奥维斯图斯并不应战。身为罗马将军，他别无他法，无奈手头兵力薄弱，他只能效仿日耳曼军之举，派出两支军团绕过正面在日耳曼军营另一侧扎营，以恢复与外界联系，同时预留四支军团驻守旧营。阿里奥维斯图斯眼见罗马人兵力分散，便试图袭击兵力较少的那一处营地，但被罗马军队击退。这场胜仗令恺撒备受鼓舞，他随即率领所有士兵主动进攻，日耳曼军队也排成一列纵队应战，以一部落为一单位，载着行李和妇女的马车紧随队列之后，这进一步加大了逃亡的难度。恺撒亲率罗马右翼军队向敌军发起猛攻，逼得他们四处逃窜，而日耳曼右翼军队也以同样的方式取得胜利。双方各自一胜一败，但从以往与蛮族的战争来看，其胜利都是由后备军力量决定的。这次也不例外，罗马军队凭借后备军的战术，最终战胜了日耳曼后备军。此外，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派出的第三线军队及时赶来支援，恢复了左线战斗力，最终决定了胜局。日耳曼军一路逃窜，罗马军队一直追到莱茵河畔，只有少数人（包括阿里奥维斯图斯在内）成功逃到了彼岸（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

而这场胜利骄傲地向众人宣告，这条意大利战士来此见到的第一条大河，从此将归罗马管辖。莱茵河左岸日耳曼各殖民地的命运落入恺撒之手，作为胜利者他可以摧毁它们，但他没有。邻近的凯尔特部落，如塞夸尼部、李乌契部（Leuci）和梅狄奥马特里契部（Mediomatrici）既不能自卫，也不值得信赖。迁居而来的日耳曼人承诺不仅会成为边境地带勇敢的守卫者，同样会成为罗马更为优秀的属民。由于自身的民族性，他们与凯尔特人互不往来，又因保护新赢得的居住地关系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便不再与莱茵河对岸的同胞联系。因此，势单力薄的他们只得依附于中央政权。相较于无法信赖的朋友，恺撒处处更善待战败的敌人，在这里也是如此。阿里奥维斯图斯带领日耳曼一族（包括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特利波契人、斯佩尔附近的讷美特斯人以及沃尔姆斯附近的汪基纳内斯人）在莱茵河左岸一带安下家来，恺撒让大家拥有了新的居所，并委托他们保卫莱茵河边境，抵御他们的同胞来犯[16]。过去，莱茵河中游上的特雷维里领土一直饱受苏维汇人威胁，阿里奥维斯图斯战败的消息一传来，苏维汇人便立马向日耳曼的内陆地区撤退，途中遭附近部落袭击，损失惨重。

历经数个世纪，我们依然能感受到这场战役带来的众多影响。罗马帝国以莱茵河为界，禁止日耳曼人越过半步。高卢丧失了自主权，罗马人一直以来统治着莱茵河南岸地区，而不久前日耳曼人又试图占领该河以北区域。鉴于近来这些事件，高卢不仅将丧失部分主权，甚至要完全沦为罗马帝国的附庸，莱茵河这条天然屏障也将变成一条政治分界线。元老院在其强盛时期尚未停止运作，直至将罗马统治疆域扩张至意大利的疆界——由阿尔卑斯山和地中海形成的天然屏障——以及附近的一些岛屿。而在此基础上，帝国又须不断进行势力扩张，划定新的疆界。政府当局将此事交由命运，他们追求的不过是无须直接驻守疆界，而不是无疆界可以驻守。人们意识到，如今罗马的命运已由一种新的精神和新的势力掌控。

未来大厦的根基已经打下，但若要完成这项大业并让高卢人完全服从罗马的统治，以及让日耳曼人承认莱茵河这一分界线，这些努力还远远不够。固然，从罗马疆界至以北的沙特尔和特瑞维累的高卢中部全境都表示服从新的政权，并且莱茵河上游及中游地带暂时无需担心日耳曼一族来犯，不过高卢中部遭到攻击时，北部各省——无论是布列塔尼和诺曼底的阿尔摩利加部落，还是实力更强的贝尔格联盟，都未受到影响，人们无需向战胜者阿里奥维斯图斯屈服。此外，上文提到贝尔格部与莱茵河畔的日耳曼人来往密切，而位于莱茵河口的日耳曼部落也正准备渡河。因此，在罗那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春，恺撒率军（当时已增至八个军团）攻打贝尔格各部落。贝尔格联盟尚记得五十年前他们同仇敌忾，一同在领土边界英勇抵抗辛布里部并大获全胜的故事，又受到从高卢中部逃亡而来的众多爱国人士的激励，于是派出手下所有强兵，即苏埃西翁国王加尔巴领导的三十万武装兵前往南部边界迎战恺撒。面对外族入侵，唯有强大的雷默部（Remer，位于兰斯［Rheims］附近）认为这是个摆脱邻国苏埃西翁统治的机会，计划像埃杜维部在高卢中部所扮演的角色那般，在北部大干一番。而几乎同一时间，罗马军队和贝尔格军队也来到他们的境内。

面对实力是自身六倍的勇猛敌军，恺撒不敢贸然进攻。在埃纳河北端距今蓬塔韦尔（Pontavert，位于兰斯与拉昂［Laon］之间）不远处，他选了一处高原安营扎寨，四面不是河流沼泽地便是城壕堡垒。鉴于地势易守难攻，他主张利用防守策略阻挠贝尔格部渡埃纳河，以切断他们的战备给养。他推测在此重压之下，该联盟会很快土崩瓦解，事实证明他所料不差。加尔巴国王为人正直，处处受人敬仰，但若要在敌军境内掌管三十万大军，他着实无法胜任。眼看着一切毫无进展，粮草即将告罄，引得联盟大军营内将士们纷纷不满，纠纷不断。其中贝洛瓦奇（Bellovaci）部尤为不满，它与苏埃西翁实力相当，本已不满联盟军最高领导权落入他人之手，又听前方传来罗马同盟埃杜维部正准备入侵贝洛瓦奇领土的消息，决意不再耽搁，立即回师。

他们决定退出联盟回家。为了维护各自的名誉，所有部落同一时间订约，大家一同前去支援最先遭袭的部落，但这种不切实际的条约只是以一种蹩脚的方式掩饰联盟的不幸瓦解罢了。这场变故让我们想起罗马纪元792年即公元前38年，在这片土地上发生的另一件事。正如香巴尼（Champagne）的那场战役，正因为不战而败才愈发体现战况的惨烈。因此，当队伍撤退时，由于指挥失误，导致罗马将军一路像追赶败兵一样穷追不舍，并将最后存留下来的一支小分队歼灭。但这只是那场胜利带来的结果之一。恺撒入侵贝尔格西部时，各部落相继缴械投降，几乎毫无抵抗。不仅实力强劲的苏埃西翁部（位于苏瓦松［Soissons］附近）如此，他们的对手贝洛瓦奇部（位于博韦［Beauvais］附近）和安比亚尼部（Ambiani，在亚眠［Amiens］附近）更是如此。一见到那奇怪的攻城器械，逼近城墙的塔楼，各城镇便纷纷打开城门，而不愿投诚于外来统治者的人们只能逃往海外，去不列颠避难。

但在东部各部落间，人们因此燃起了一种强烈的民族意识。维洛曼杜伊部（Viromandui，位于阿拉斯［Arras］附近）、阿特雷巴特部（Atrebates，位于圣康坦［St.Quentin］附近）、日耳曼的阿杜亚都契部（位于那慕尔［Namur］附近），尤其是内尔维部（位于埃诺特［Hainault］境内）附属城邦力量强大，其规模不亚于苏埃西翁部和贝洛瓦奇部，更远比他们勇猛，对本民族的情感也更为浓烈。如今，这群人另组建了一个联盟，内部关系更加紧密，将所有的部队都集结在桑布尔河（Sambre）上游地带。由于凯尔特奸细将罗马军队的一切行动一一准确透露给他们，他们对本土情形十分了解。此外这些地区处处都用树围成了高高的路障以抵御大批经常来犯的马贼，所以联军能够轻易掩盖自己的军事行动，在多数情况下避免被罗马军队发现。当罗马人来到距巴维（Bavay）不远的桑布尔河时，军团正忙着在左岸山顶上安营扎寨，而骑兵和轻步兵则在侦察对岸高地。忽然之间，这支哨兵便遭到敌军全力袭击，从山上一路逃到河里。

一刹那间，敌军也过了河，全然不顾死活向左岸高地发起猛攻。正在挖壕沟的军团将士根本来不及将手头上的锄头换成武器，许多战士还未戴上头盔，站在原地就投入了战斗，毫无阵形，毫无计划，毫无章法，陷入一片混战。由于对方攻势太过突然，地面上路障分布错乱，各部队分支之间都失去了联系。而这并未发展成一场正式的战役，反倒引发了一系列毫无关联的争端。拉比努斯率左翼军击败了阿特雷巴特部，并一路追逐将他们赶到对岸。罗马中线分支则把维洛曼杜伊部赶下山坡，将士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撤离了侧面阵地。于是将军本人所在的右翼军，便暴露在敌方的攻击波前，侧翼则遭到兵力更强的内尔维部围攻，甚至搭了一半的营帐也被内尔维军抢占。这两个军团各自将阵形往中间收缩，以对抗敌军在正面和左右两侧的夹击，折损了大半将领和精兵，看似溃不成军，要被敌军撕得粉碎一般。眼见罗马随营人员和盟军已四处逃窜，凯尔特骑兵效仿特里维里部的备用军，全速疾驰而去，以便早日从战场回到家中宣告战胜的喜讯。就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将军拿起盾牌亲自上阵，跑到最前线杀敌。他所树立的榜样，他那即便放到现在也能激发斗志的呐喊声，稳住了早已动摇的军心。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自寻出路，刚刚恢复这一侧两支军团之间的联系，援兵就赶来了。一部分援兵来自罗马的后卫军，彼时已拖着行李到达河岸边的山顶上，这时跑下山来；另一部分援兵来自河对岸，拉比努斯冲向对岸占领敌营后，此时才发现右翼正遭遇危险，于是立刻派出才打了胜仗的第十兵团前来支援。反观内尔维军，不仅与联盟断了联系，又遭到四面夹击。当战争局势转变，罗马人如同胜券在握一般，表现出强烈的英雄气概。身旁同胞纷纷战死，尸体堆积如山，活着的战士踩着同胞的尸体战到了最后一刻。据他们战后统计，这一天参战的六百位元老最后仅三人幸存。

经历了这场战役，内尔维部、阿特雷巴特部和维洛曼杜伊部几乎全军覆没，不得不服从罗马帝国的统治。阿杜亚都契部的军队姗姗来迟，来不及参加桑布尔河上的战事，却仍想坚守军事重镇（位于马斯河附近的法利兹山［Mount Falhize］上，距于伊［Huy］不远）的这片土地，但没坚持多久便投降了。投降之后，他们竟敢趁夜突袭该城镇前的罗马军营，不过并未成功。而他们的背信弃义，也遭到了罗马人的残忍报复。阿杜亚都契部原本的附属城邦，有位于马斯河和莱茵河之间的艾普龙（Eburon）和附近一些规模较小的部落，如今罗马宣告这些城邦独立，同时将所有被俘的阿杜亚都契人进行拍卖，所得钱财均用来扩充国库。而对于其他投诚的部落，恺撒则要求全面裁军并遣送人质。自然，雷米成为贝尔格的领导部落，就如同埃杜维在高卢中部的地位那般。甚至在高卢中部有一些部落由于与埃杜维部不和，宁愿成为雷米部的藩属。只有远在海边的莫里尼部（位于阿图瓦地区［Artois］）和门奈比部（位于佛兰德斯［Flanders］和布拉班特［Brabant］附近），以及斯海尔德河和莱茵河之间日耳曼人居住的大部分地区，此时还未遭到罗马军入侵，享受着自古以来的宝贵自由。

如今依次轮到阿雷摩利加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秋，普布利乌斯·克拉苏奉命率一支罗马军到达对岸。鉴于威尼蒂人当时不仅拥有如今的莫尔比昂海港，还组建了一支豪华舰队，其航海业和商业在凯尔特众部落中都居于首位，于是克拉苏劝诱该部落以及卢瓦尔河和塞纳河之间所有的沿海区域人民向罗马政权屈服，上交人质。但没过多久他们便反悔了。次年冬天（罗马纪元697—698年即公元前57—前56年），罗马官员来这一带征收粮食，威尼蒂人竟以抵偿人质为由将他们扣留。很快，不仅是阿雷摩利加部落，还有仍保持独立的贝尔格各沿海部落都纷纷效仿这一做法。而在共同理事会拒不加入叛乱的地方，如诺曼底的某些部落，人们会处死叛乱者，并以加倍的热情投身民族事业。自卢瓦尔河至莱茵河口的整条海岸都奋起反抗罗马军，来自各个凯尔特部落的最坚定的爱国人士迅速赶到那里参加解放大业。无论是整个贝尔格联盟的叛乱、不列颠军队的支援还是渡莱茵河赶来的日耳曼军，一切都在罗马人的预料之中。

恺撒派拉比努斯率领所有骑兵去往莱茵河，目的是制止贝尔格省的骚乱，若有必要，可以阻止日耳曼军渡河。而他的另一位副将昆图斯·提图里乌斯·萨宾努斯，则率三个军团来到诺曼底，因为叛军的主力就在这里。不过叛党的真正中心当属实力强劲又颇具智慧的威尼蒂人，同时他们也是水陆两路攻势的主要目标。德奇姆斯·布鲁图斯也是恺撒的副将，他的任务是率领罗马舰队进攻，该舰队一部分是凯尔特部落的战船，一部分是在卢瓦尔河上仓促造成的罗马战船，由纳博省的桨手驾驶。恺撒本人则率步兵精锐进入威尼蒂领土境内。但当地人早有防备，他们不仅熟悉布列塔尼地形，而且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一切情形对他们都十分有利，他们十分巧妙地坚决利用了这一点。该地区山势复杂，粮食产量少，城镇大多坐落在悬崖和峡谷地带，若想从大陆来到此地必须经过浅滩，而浅滩又难以跨越。由陆路而来的军队面临粮食运输和攻城两大困难，而凯尔特人通过船只能轻易往城镇内运输一切必需品，对他们而言，最糟糕的情形不过是弃城而逃。罗马军团费尽时间和精力围攻威尼蒂的各个城镇，却只能眼睁睁看着胜利的灿烂果实最终被敌军的船只运走。

之后罗马舰队遇到风暴，在卢瓦尔河口滞留了许久，才终于来到布列塔尼沿海岸，决意用一场海战来决定此战的胜负。凯尔特人深知其在海上占有优势，派出舰队对抗布鲁图斯所率的罗马舰队。凯尔特舰队共计二百二十艘船，远多于罗马舰队的船只数量，并且他们的帆船船身高、吨位重，比船身低、吨位轻、龙骨锋利的罗马桨船更能应对大西洋的汹涌波涛。罗马军的投射器和登船搭桥够不到敌军舰队的高甲板，船头铁喙撞击到坚硬的橡木板，无力地弹了回来。凯尔特舰队的船桁与桅杆之间皆有绳索固定，一旦罗马船员将镰刀系在长竹竿的一头切断了绳索，船桁和船帆都无法再发挥作用。正因为凯尔特船员不知如何尽快修补船的破口，这船便像折了桅杆一般，已是废船。罗马众多小船联合攻击，轻易便能夺取敌军一艘残破的大船。当高卢人识破这一诡计的时候，还在海岸与罗马军交战的他们立即动身试图驶回大海中央，以便摆脱罗马舰队追击。

不幸的是，恰逢海上无风，这支配备了沿海部落所有兵力装备的大型舰队来不及逃脱，几乎遭到罗马军全歼。据记载，这是大西洋海域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海战，它与二百年前的米莱（Mylae）海战颇为相似，尽管两次都面临极其不利的环境，罗马军都能在危急时刻依靠一次创举幸运地夺取胜利。随着布鲁图斯取胜，威尼蒂部和整个布列塔尼投降。恺撒曾屡次宽待凯尔特战败者，如今却用最残忍的手段对待这些顽强抵抗的人，旨在让凯尔特民族有所畏惧，而不再违背条约和拘捕罗马官吏。他下令处死共同理事会的所有人员，并将威尼蒂部落一人不剩全卖作奴隶。

正因为这悲惨的命运，以及他们表现出的智慧和民族情谊，威尼蒂人比其他任何凯尔特部族都更应该得到后世的同情。同时，沿海各部落将征兵在英吉利海峡（the Channel）附近集结，想到恺撒去年在埃纳河上征服了贝尔格的征兵，萨宾努斯决定沿用他的战术。他一开始便摆出防守型姿态，直到敌军失去耐心、粮饷供应不足，这时他设计迷惑敌军，使对方相信罗马方军心不稳、兵力不足，充分利用敌军的急躁心态引他们贸然攻打罗马军营，从而将其击败。如此一来，招募来的民兵自行解散，远至塞纳河畔的大片国土都归顺了罗马。

此时，仅剩莫里尼部和门奈比部拒不服从罗马帝国的统治。为强迫他们屈服，恺撒来到了这两部落的边境。而鉴于本国同胞以往的经验，恺撒并未在他们的边境地带迎战，而是明智地退入到从阿登高地到日耳曼海绵延数千里的丛林之中。罗马人企图用斧头开辟一条道路穿过丛林，用砍下的林木排列在两旁，作为抵御敌军进攻的路障。但即便是如此勇猛的恺撒，艰难行军数日后也建议下令退兵，尤其当时已濒临冬季。尽管他已降服了小部分莫里尼人，但对于强大的门奈比部，却还未能造成任何影响。次年（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恺撒驻守在不列颠时，再次派出大批军队攻打这些部落，但这次远征大体又以失败告终。尽管如此，经历了以往的这些战役，高卢几乎完全接受了罗马的统治。既然高卢中部已放弃抵抗承认罗马的权威，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以及次年的两场战役中，贝尔格部和沿海各部落在武力的胁迫下，也依次承认了罗马的统治权。凯尔特的爱国志士抱着热切的希望发动战争，眼看着希望一个个破灭，日耳曼人和不列颠人却都未赶来支援。但在贝尔格，一旦拉比努斯出现，就足以阻止去年的那场战役再度上演。

恺撒用武力统一罗马西部的同时，也不忘为新征服的土地开辟交通，一面连接意大利本土，一面连接西班牙各省，实际意在填补意大利与西班牙领土之间的大片空缺。无疑，正因为庞培在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修建了一条跨热内夫尔山（Mont Genevre）的军用道路，高卢与意大利两地的交通才大为改善。但自整个高卢被罗马征服之后，便需有一条道路由波河流域向北越过阿尔卑斯山山脊，相比于以往向西的行军路线，这条道路能大大缩短意大利到高卢中部的距离。已有的那条越过大圣伯纳山口（Great St.Bernard）、进入瓦莱、沿日内瓦湖的道路，长久以来一直为商人服务，恺撒为了控制它，早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秋便命令塞尔维乌斯·加尔巴占领了奥克托杜鲁姆（Octodurum，又称马蒂尼［Martigny］），并征服瓦莱的居民。当然，无论山民如何英勇抵抗都改变不了这一结果，至多只能推迟它的产生。

此外，为了与西班牙取得联系，恺撒于次年（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派普布利乌斯·克拉苏前往阿奎塔尼亚，强迫居住在那里的各伊比利亚部落承认罗马的统治权。此番任务可谓困难重重。伊比利亚人比凯尔特人更为团结，同时比他们更懂得向敌人学习。比利牛斯山外的部落，尤其是骁勇善战的坎塔布里部都派兵前来支援身处危险中的同胞。此外，一批在塞多留领导下受过罗马式训练的军官也来到此地，当时阿奎塔尼亚的征兵在数量上已十分可观，并且个个英勇无畏，军官的职责便是尽可能向他们传授罗马战术，尤其是扎营技术。不过在恺撒的指导下，士兵们克服了一切困难。在取得几次毫无争议的胜利后，自加伦河至比利牛斯山附近的人民相继臣服于这位新主人。

恺撒原定的目标之一便是平定高卢，除去几乎可忽略不计的几点外，他运用武力手段大体实现了这一点。但他的另一职责离圆满完成还相距甚远，到此时为止，日耳曼人虽然被迫但仍未能全面承认以莱茵河为界。甚至在当时，即罗马纪元698—699年即公元前56—前55年的冬天，日耳曼人趁罗马人还未抵达该河下游地带，便在此处再次越界。上文已述，日耳曼的乌斯佩特和滕克特里两部落曾企图跨越门奈比部境内的莱茵河段，最终以假装撤退瞒过敌人的戒备，乘门奈比的船只成功渡河。据说这次渡河人数众多，两部落中绝大多数人都参与了，包括妇女儿童在内共计四十三万人。表面上，他们仍待在奈梅亨（Nimeguen）和克利夫斯（Cleves）地区，但据说应凯尔特爱国派的邀请，他们意图进入高卢内陆地区，并且他们的骑兵队已完成对特雷维里边境的侦察，可见传闻不虚。

但当恺撒率军来到对岸时，这些饱尝艰辛的移民似乎不愿再起冲突，相反宁愿接受罗马人给予的土地，在他们的统治下安心耕作。当双方就此事协商时，这位罗马将军心中生疑，担心日耳曼人只是在争取时间等待派出的骑兵队归来。至于这种怀疑是否确有根据，我们不得而知。不过敌军不顾双方停战的实际情况攻打罗马的先头部队，这让恺撒确信了自己的怀疑，又因损失惨重而暴怒，因而他自信有权无视一切国际法律。次日早晨，日耳曼君王和元老来到罗马军营致歉，称对此次进攻毫不知情，不料却被罗马人控制。日耳曼民众并未预见此次争端，又失去了自己的领袖，就在这时突然遭到罗马军的袭击。与其说这是一场战争，更不如说是一场搜捕。可怜的日耳曼人即便逃过了罗马士兵手中的刀剑，也都淹死在莱茵河中，只有突袭时恰好被派出去执行任务的小分队逃过了这场大屠杀，并横渡莱茵河而归。于是，河畔的苏刚布里人（Sugambri）在本部领土中为他们提供了容身之所，似乎就在利珀河上。而恺撒对日耳曼移民的所作所为引来元老们一致强烈谴责，但无论此举如何不可原谅，面对恺撒的威慑，日耳曼一族已是断然不敢再逾越半步了。

然而恺撒认为应当再进一步，率军团跨过莱茵河，并与该河以外的地区一直保持联系。这一时期，日耳曼一族虽达到了一定的文明程度，却未形成一个民族该有的团结。同时出于一些别的原因，日耳曼内部产生了政治纠纷，其复杂程度丝毫不亚于凯尔特部族。作为日耳曼文明程度最高的部落，乌比部（生活在锡格河［Sieg］和兰河［Lahn］流域）近来被迫向内陆强大的苏维汇部屈服，并向其纳贡，早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他们便派出使节请求恺撒还他们自由，希望能像高卢人那般摆脱苏维汇的统治。这一请求显然会给恺撒带来一系列麻烦，他并不想许下任何承诺，但若要阻止日耳曼军再次出现在莱茵河，他似乎应当率领军队到河的对岸，至少展示一下战斗实力。这样一来，苏刚布里部也有正当理由保护逃亡的乌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于是，恺撒就在科布伦茨与安德纳赫（Andernach）之间的这片区域，在莱茵河上架起了一座桩桥，率兵团穿过特雷维里领土来到乌比部境内。

恺撒大军所到之处，一些规模较小的部落立刻投降。而苏刚布里部作为恺撒此次远征的主要攻击目标，在与罗马军正面交锋前，便与接受他们庇护的乌斯佩特人和滕克特里人一同退回到内陆地区。同样，强大的苏维汇部（大概就是后世人们所说的卡蒂部［Chatti］）原本欺压乌比人，如今也立刻撤离乌比部的邻近区域，将没有战斗力的民众安置到安全区域，同时命令一切能参与战斗的男子到部落中心地带集合。面对这一挑战，恺撒既没有理由接受，也不愿接受。他此行的目的一方面是侦察，一方面是等待时机，借这次越过莱茵河远征和威慑日耳曼人，或至少可以威慑凯尔特人和其在国内的同胞，现在这两个目的已基本实现。在莱茵河右岸停留了十八天之后，恺撒率部再次回到高卢，并拆毁了身后的那座桥（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www.daowen.com)

不列颠岛上的凯尔特人仍未离开那里。鉴于他们与大陆凯尔特人尤其与沿海各部落关系密切，我们可以设想，他们至少对民族中的抵抗力量抱有同情。若他们不向爱国派提供武力援助，无论如何都会在这四面环海的岛上，为所有逃离故土的人提供一个避难所。这其中当然暗藏着某种危险，即便当时人们无法察觉，未来的某一天也会暴露出来。若罗马军放弃征服这座岛，也要以攻为守，通过登岸让岛上居民知道，他们曾跨过英吉利海峡。作为最早进入布列塔尼的罗马将领普布利乌斯·克拉苏，早在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便跨海来到了位于英格兰西南端的“锡岛”（今锡利群岛［Scilly islands］）。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夏，恺撒亲率两支军团从英吉利海峡的最狭窄处穿过[17]。眼见海岸上有大量敌军把守，他便带领船队继续前进。但不列颠战车在陆地上行进与罗马战船在海上航行一样迅速，于是罗马军在每艘战船上安排机器和士兵向海滩投掷炮弹，战士们以此作为掩护，有的乘船，有的蹚水，费尽了全力才得以迎着敌军登岸。当警报声初次响起，最近的一些村落纷纷投降。但岛民很快便意识到，敌军可谓不堪一击，并且不敢远离海岸，于是原本逃往内地的居民又纷纷回来威胁罗马军团。又因暴风雨突如其来，停留在开阔地带的舰队遭受巨大损害。可罗马军竟能击退蛮族的攻击，再将战船稍加修理，赶在恶劣气候来临之前乘船回到高卢海岸，不得不说十分幸运。

此次远征缺乏规划，作战手段不当，恺撒本人对结果十分不满，所以立刻（罗马纪元699—700年即公元前55—前54年冬季）命人组建一支由八百艘战舰组成的运输舰队，于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春再次前往肯特（Kentish）海岸，此番随行的有五个兵团、两千骑兵。这一次，不列颠军队依然在海岸集结迎战，见对方舰队规模如此庞大，他们不战而退。恺撒立刻率兵攻向内地，经历几次胜仗后跨过了斯陶尔河（Stour）。此时，停留在开阔海域的罗马舰队再次遭遇暴风雨，折损一半，即便恺撒内心十分不愿意，这时也只能停止进攻。等到他们将战舰拉上海滩并做好大范围修船的准备时，已经丧失了进攻的最佳时机，这时凯尔特人十分巧妙地抓住了机会。

卡西维拉努斯君主英勇无畏，小心谨慎，统治着今米德塞斯（Middlesex）及周边地区。过去，他一直是生活在泰晤士河以南那群凯尔特人的心头之患，如今却成为整个凯尔特民族的守护者和拥护者，保卫领土的领袖。他很快发现，单凭凯尔特骑兵难以抵抗罗马军的攻势，而招募来的大批民兵又会给粮食供应造成极大困难，并且难以管理，对阵地防御弊大于利。因此，卡西维拉努斯解散民兵，仅保留战车。他一共召集了四千辆战车，车上的士兵经过训练能够熟练跳下战车并徒步作战，好似罗马最古老的公民骑兵，可应用于两种作战模式。待恺撒再次前来之时，虽然一路畅通无阻，但由于不列颠战车一直行驶在罗马军队的前边和旁边，引得居民全部撤离（由于当地不存在城镇，所以撤离过程十分顺利），罗马军也无法派出支队，粮食供应也遭遇威胁。

行至金斯敦（Kingston）和伦敦北边的布伦特福德（Brentford）之间，罗马军跨过了泰晤士河。他们继续前进，却没能取得任何实质性进展，将军未打胜仗，战士得不到战利品，唯一取得的成绩便是今埃塞克斯境内的特里诺班特部（Trinobante）归降。但该部之所以选择投降，并非因为畏惧罗马军队，而是他们对卡西维拉努斯抱有深深的敌意。每前进一步，罗马军队面临的危险就增加一分。同时，肯特的诸位君主奉卡西维拉努斯的命令攻打罗马海军军营，尽管未能成功，但意味着一种紧急警告，提醒他们早日回头。在罗马军的猛攻下，不列颠的一座大型木栅轰然倒塌，罗马人趁机劫走了大批牲畜，这才稍稍满足，结束了漫无目的的行军之旅，也为拔军回营找了一个普遍能接受的借口。卡西维拉努斯洞悉一切，并未将敌军逼到绝境，并且答应了恺撒的要求，承诺不再侵扰特里诺班特部，并交纳贡物、交出人质。至于是否交出武器或留下一支驻军，资料并未提及，可见那些所谓的承诺当中，一切与未来相关的部分，双方都未表现出诚意。接到人质后，恺撒回到海军军营，从那里动身返回高卢。看起来他的确想借此机会征服不列颠，但是，一方面由于卡西维拉努斯制定了英明的防守战略，一方面意大利桨船不适用于北海的汹涌波涛，最终这一计划只能搁浅，约定的贡物确实一直没有缴纳。但恺撒的直接目的——使岛民抛弃过去的傲慢心态，居安思危，让他们出于个人利益考虑阻止大陆移民登岛——似乎已然达成，至少我们再也听不到保护大陆移民之类的抱怨。

抵御日耳曼族入侵和征服大陆凯尔特人这两项任务已经完成，但通常看来，相比于令一个被征服的民族永远服从，征服一个自由的民族要容易得多。与其说罗马的侵略，不如说霸权之争导致了凯尔特民族的灭亡，由于胜利后征服者将霸权据为己有，这又在一定程度上搁置了争霸一事。在同样的压迫下，大家暂时抛开各自的利益，重新燃起了一种民族之情。在拥有自由和民族身份的时候，他们毫不在意，用一场豪赌葬送了它们，而如今一无所有时，他们才充分意识到它们的无限价值，只剩下无尽的懊悔。但是否真的太晚呢？尽管又羞又恼，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一个拥有超过百万英勇战士的民族，一个自古以来享有好战美名的民族，最终竟屈服于不到五万人的罗马统治。高卢中部联盟未发动攻击便选择投降，贝尔格联盟不过表示一下迎战想法也随之归降。相反，内尔维部和威尼蒂部英勇抗击却走向灭亡，莫里尼部和卡西维拉努斯领导下的不列颠人则凭借智慧成功击退了罗马军团。所有的一切，无论做过的或未做的，失败的或成功的，都激励爱国人士再做出新的尝试，若有可能，他们将寻求更为团结更为成功的做法。

特别是在凯尔特贵族阶层中，处处骚动不安，这种骚动似乎时刻都要喷涌而出，引发一场暴动。在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春第二次远征不列颠以前，恺撒认为必须亲自前往特雷维里部，因为该部落自罗马纪元697年即公元前57年的内尔维战争中自愿和解以来，便不再出席常规会议，并与莱茵河以外的日耳曼人保持着一种十分可疑的关系。在那个时候，恺撒主张将爱国派中最具声望的男子，如鹰狄马鲁司纳入特雷维里骑兵队带回不列颠，极力无视他们的阴谋，以免采取极端措施激化矛盾，引发暴动。当时埃杜维的杜姆诺里克斯也在去往不列颠的队伍中，名义上他是一位骑兵将领，实质上是一名人质，可他断然拒绝登船反而骑马往家中奔去，恺撒只能将他视为逃兵命人追赶。很快追击分队将其抓获，他拒不配合，死于刀下（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对凯尔特民族而言，杜姆诺里克斯是本族势力最强且最不仰仗罗马的部落中最受尊敬的骑士，竟然被罗马人杀害，这对所有凯尔特贵族都犹如当头一棒。和他们有着类似情感的人不在少数，他们从这场灾难中预见了各自将来的命运。

若凯尔特贵族出于爱国情怀和上述这种绝望的情绪谋反，如今反叛者必会迫于恐慌和自卫而发起攻击。罗马纪元700—701年即公元前54—前53年冬，除驻扎在布列塔尼的一个兵团以及驻扎在动荡的卡尔努特部（位于沙特尔附近）的另一兵团外，整支罗马军队的六个兵团都驻扎于贝尔格境内。由于粮饷不足，恺撒分别在贝洛瓦奇部、安比亚尼部、莫里尼部、内尔维部、雷米部和厄勃隆尼斯部各建了一个营地，较之于以往，各营地间距离更远。其中最东边的固定营地位于厄勃隆尼斯部境内，距阿杜亚图卡（Aduatuca，今通厄伦［Tongern］）不远，并拥有恺撒手下最出色将领——昆图斯·提图里乌斯·萨宾努斯所率的一个兵团，以及猛将卢奇乌斯·奥卢库勒乌斯·科塔（Lucius Aurunculeius Cotta）[18]所率的多个小分队共计半个兵团，可谓是兵力最强的营地。可是却在忽然之间，厄勃隆尼斯部君主安比奥里克斯和卡图沃尔库斯（Catuvolcus）率一大批民兵包围了这座营地。

这次袭击来得太过突然，离开营地的士兵不能及时召回，因而被敌军歼灭。除此之外，罗马人因为粮库充足，当前面临的危险尚不足为虑，并且厄勃隆尼斯部的军队面对罗马堡垒无能为力，只能撤退。这时安比奥里克斯告知罗马军指挥官：所有驻扎在高卢的罗马军营在同一天也遭到了这类袭击，若各军团不立即出发会师，罗马必走向毁灭。同时日耳曼族也从莱茵河外发兵来攻，萨宾努斯更应加快速度。由于安比奥里克斯本人与罗马人历来交好，故承诺放罗马军撤回距离最近的营地（仅两日便可到达），并未派兵追赶。尽管这些史料看似不算虚构，但厄勃隆尼斯只是一个小小的部落，甚至过去还受过罗马人的恩惠，如今却反咬一口实在令人难以信服；且考虑到各军营距离遥远，联络困难，叛党倾尽所有兵力试图对罗马人各个击破，这其中困难不容小觑。尽管如此，出于荣誉和慎重考虑，他们也必然会拒绝敌军提出的条件，坚守上次分配的据点。

在军事会议上，尽管有许多人，甚至包括卢奇乌斯·奥卢库勒乌斯·科塔这样的重要人物在内都赞同这一观点，指挥官却依然决定接受安比奥里克斯的提议，于是罗马军队于次日早晨安全离开。但当他们行至距营地两英里的峡谷处时，突然遭到厄勃隆尼斯人的包围，每一个出口都被封锁了。罗马士兵试图通过武力杀出一条血路，但厄勃隆尼斯人无意近身肉搏，只是不断从各个难攻的据点向大批罗马人发射武器。萨宾努斯不知所措，似乎只有向叛党求和才能摆脱目前的困境，于是请求与安比奥里克斯商议。安比奥里克斯同意了他的请求，却在见到萨宾努斯和他的随行官员后先卸下他们的武器，然后将其杀害。罗马统帅一死，士兵无不疲惫绝望，于是厄勃隆尼斯的叛军立刻从四面八方攻向罗马阵地，破坏了他们的阵形。大多数罗马士兵，包括之前受伤的科塔都死于这场战役，一小支成功回到过去军营的分队，也在次日夜里自刎而死。最终，这一整支罗马军团全军覆没。

这场胜利来得太过突然，所有反叛者几乎都不敢想象。凯尔特爱国派因而愈发骚动，罗马人不再信赖除埃杜维部和雷米部以外的任何部落，反叛者却在寻求多地作乱。首先，厄勃隆尼斯乘胜进攻。阿杜亚都契部十分愿意借此机会报复恺撒对他们造成的损失，门奈比部兵力强盛且尚未被征服，于是两部的民兵纷纷加入，大大加强了厄勃隆尼斯部的兵力，所以他们一进入内尔维部境内，内尔维部即刻投降。如此一来，这支军队迅速壮大至六万人，浩浩荡荡地来到内尔维境内的罗马军营前。昆图斯·西塞罗作为当地的统帅，手下兵力不足，处境艰难，特别叛军向罗马人学习了如何建造罗马式城墙和战壕[19]，以及如何铸造龟甲形大盾和活动塔楼。火球和燃烧的长矛如骤雨般落在罗马军营的草顶营房上，被围困的将士将唯一的希望寄托于恺撒，后者当时正带着三个兵团在不远处的亚眠境内驻营过冬。但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论是萨宾努斯的死讯，还是西塞罗所面临的困境，恺撒都一无所知，至于高卢当时盛行一种怎样的情绪，这大概是一个重要的证据。

最终，一名凯尔特骑士潜出西塞罗军营，成功避过敌军的耳目找到恺撒。听说这一惊人消息，恺撒立即出发，随行的两个相对薄弱的兵团共计七千人，另有四百骑兵。按说恺撒领兵逼近的消息，本来足以让叛军停止围攻。可是，叛军面对的现实是，此时西塞罗军营中未受伤的将士已不足十分之一。叛军因此转而攻击恺撒，后者像以往取胜那样故技重施，让敌军再次误判了他的兵力。面对最不利的情况，他们都敢攻打罗马军营，正是凭着这样的勇气，他们因此吃了败仗。由于这场败仗，或者说由于恺撒亲临战场，这场起初夺得先机、传播甚远的叛变遗憾地以停战告终，这实属罕见，也颇具凯尔特民族的特点。内尔维人、门奈比人、阿杜亚都契人和厄勃隆尼斯人只得各自回家。各沿海部落的军队原本已准备攻打驻扎在布列塔尼的罗马军团，这时也各自解散回家。厄勃隆尼斯部作为其强势邻部的附属城邦，多半受到特雷维里部领袖鹰狄马鲁司的引诱才实现了如此成功的一击，于是特雷维里部一听说阿杜亚图卡的败讯，便立即率兵进入雷米部境内，意图进攻由拉比努斯领导驻扎在那里的军团，如今他们也放弃了战斗。恺撒并非不愿将进一步讨伐叛军之事延至来年春天，眼见手下士兵已饱受高卢冬日的严寒之苦，他也不想再让他们外出受罪而放弃。而为了重回战场，他已下令公开招募三十队新兵，以填补那在战争中覆没的十五队之缺。

尽管战争暂时告一段落，这期间叛乱却从未停止。叛军在高卢中部共有两处主要据点，一处覆盖了凯尔尼特部落及相邻的塞龙部落的各个区域，并且后者曾将恺撒任命的部落首领驱逐出境；另一处便是特雷维里部，他们号召所有凯尔特移民和莱茵河以外的日耳曼人参与这场即将爆发的民族战争，并召集全部武力，待春天到来再次率兵进入雷米部领地，消灭拉比努斯的军队，并设法与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上的叛党取得联络。恺撒在高卢中部公开召开会议，这三个部落的代表均未出席，由此便像某些贝尔格部落攻击萨宾努斯和西塞罗营地那般，等于向罗马公开宣战。

冬季渐入尾声，见兵力已大幅加强，恺撒率兵出征讨伐叛党。特雷维里部企图集中作乱，却未能成功。罗马军队所到之地，一切骚乱都遭到镇压，公然的叛乱被一个个击破。首先，恺撒亲自上阵将内尔维部击溃，随后塞农部和卡尔努特部也遭遇大败。门奈比作为仅有的一个未被罗马征服的部落，在罗马军队三面合围的攻势下，被迫放弃长久以来享有的自由。同时，拉比努斯也正在为特雷维里部设计同样的命运。一方面由于相邻的日耳曼部落拒绝向他们提供雇佣兵，一方面由于整个计划的灵魂鹰狄马鲁司在与拉比努斯所率骑兵的交锋中阵亡，因而特雷维里人的第一次进攻显得软弱无力。但他们并未就此放弃，而是率领所有征兵站在拉比努斯面前，等候那些随后赶来的日耳曼部队，因为他们此前虽在莱茵河岸征兵受挫，却在日耳曼内陆许多好战的部落中颇受欢迎，尤其招募了许多卡蒂人入伍。

但眼看拉比努斯似要避开他们仓皇而逃，特雷维里人等不及日耳曼部队赶来，即便占据最不利的据点，仍攻击罗马军团不已，结果导致自己完败。待日耳曼军队赶到，战场已打扫完毕，日耳曼人只得折返，特雷维里部除了投降已别无选择，该部落政权因而落入罗马党领袖辛格托里克斯（Cingetorix），即鹰狄马鲁司女婿之手。在恺撒远征门奈比部以及拉比努斯远征特雷维里部之后，罗马全军在特雷维里境内再次会合。为杜绝日耳曼人再次来犯，恺撒再渡莱茵河，以便等待时机痛击这些惹麻烦的邻居。但由于卡蒂人笃信他们曾尝试过的策略，放弃西部边境而选择遥远的腹地——哈茨山脉附近驻守疆土，恺撒见此立刻调头，仅留一支驻军把守莱茵河渡口。

如此，以上便是一切参与叛乱的部落的相关历史记载，其中厄勃隆尼斯部被略去了，但那段记忆我们一直铭记。恺撒自经历阿杜亚图卡的不幸以来，一直身着丧服。他认为阿杜亚图卡并非光荣战死，而是遭人背叛谋杀，他誓要替他的战士复仇，才脱下丧服。厄勃隆尼斯人孤立无援，悲观消极，坐在营房内眼看着邻近部落纷纷投降，直到特雷维里境内的罗马骑兵途径阿登，进入他们的领土。他们对这种攻势几乎毫无防备，罗马骑兵直接冲进安比奥里克斯家中，差点将他生擒。他费了很大劲，才在随从的舍命掩护下逃入附近的丛林。罗马的十个军团闻讯相继赶来，同一时间周围部落各自收到命令，需协同罗马士兵追捕外逃的厄勃隆尼斯人并洗劫他们的领土。一时间一呼百应，连莱茵河彼岸苏甘布雷的一支骑兵也冒险赶来，对他们而言罗马人与厄勃隆尼斯人无异，昔日阿杜亚图卡一役，他们也曾冒险突袭罗马军营，差一点得手。

厄勃隆尼斯人从而迎来了自己的厄运。尽管他们可藏身于森林与沼泽中，等来的猎人人数却远多过他们这些猎物。许多人不堪忍受而自杀，如白发君主卡图沃尔库斯，只有少数人活了下来并保留自由身份，而罗马军苦苦追捕的安比奥里克斯恰恰就在其中，他仅带了四名骑兵逃过莱茵河。在惩处了这一侵扰各处的部落之后，其他地方开始针对个人叛国罪进行惩治。宽待罪犯的时节已成为过去，奉罗马总督的命令，罗马执法吏（lictors）将卡尔努特一位德高望重的骑士亚柯（Acco）斩首示众（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自此法西斯式统治正式登上历史舞台。反对党沉寂了，对此不敢言语。同年（罗马纪元701年即公元前53年）年末，恺撒如往常一般向南越过阿尔卑斯山，以便冬天一过便能就近观察首都日益纷乱的局面。

然而这次他的如意算盘可就打错了，好比火势得到控制，却未完全熄灭。亚柯的头颅一落，整个凯尔特贵族阶层都震惊不已。此刻，正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时机。去年冬天的叛乱之所以失败，显然只是恺撒亲临战场所致，如今他距离甚远，因内战即将爆发而滞留在波河流域，而高卢军队在塞纳河上游集结，与他们令人生畏的领袖分隔两地。若现在高卢中部整体作乱，即便意大利的各种纠纷无法阻止恺撒对高卢的进一步关注，在他重新回到阿尔卑斯山北以前，罗马军团也会被包围，几乎未设防的罗马旧省也将全部沦陷。

高卢中部来自各个部落的反叛者聚集在一起，卡尔努特部因深受亚柯一死的直接影响，自愿作出表率。罗马纪元701—702年即公元前53—前52年冬季的某一天，卡尔努特骑士古特鲁亚图斯（Gutruatus）和康空涅托杜姆努斯（Conconnetodumnus）在凯纳布姆（Cenabum，今奥尔良［Orleans］）发出起义信号，将恰好在那里的罗马人统统处死。一时之间，凯尔特全境民愤难平，骚乱频发，爱国志士纷纷振作起来。而对整个民族影响最深的当属阿维尔尼部的起义，该部落过去在其君主的领导下成立了高卢南部第一个政府，直到因对罗马一战失利而君权没落后，依旧是整个高卢最富裕、文明程度最高、兵力最强的部落之一，政府一贯依附罗马，不可侵犯。即便是现在，爱国派在执政的共同理事会中仍仅占少数席位，他们试图劝诱共同理事会成员加入起义，结果徒劳。因此，爱国派的进攻目标是共同理事会以及现存政治制度，而阿维尔尼部更是在罗马取胜后改革政体，用共同理事会取代君主权威，大概也是受到这类影响。

阿维尔尼部爱国派领袖韦辛格托里克斯（Vercingetorix）与其他凯尔特贵族无异，在本部落内外有着近乎君王的声望，且他气宇不凡、智勇双全，乡间居民本就对专政的寡头集团像对罗马人一般仇视，于是他在这时离开首都，号召他们立即恢复阿维尔尼君主政治并向罗马开战。群众争先恐后加入，随着卢埃里乌斯（Luerius）和贝图伊图斯（Betuitus）重回王位，对罗马的民族战争从此打响。该民族过去多次试图摆脱异族的侵扰，都因缺少势力中心而失败，如今这位自命的阿维尔尼王便成为了势力中心。陆地上的凯尔特人敬仰韦辛格托里克斯，就如同岛上的凯尔特人敬仰卡西维拉努斯那般。大家心中坚信，除他之外，无人能拯救这个民族。

叛乱很快蔓延至西部加伦河口至塞纳河口一带，这片区域的所有部落都将韦辛格托里克斯视为最高统帅。若共同理事会从中作梗，群众便逼其加入叛乱，只有少数部落，如比图里吉部，在遭到逼迫后才加入叛乱，不过他们的加入大概只是为了装点门面罢了。叛乱发展至卢瓦尔河上游的东部地区，遇到了阻碍，这里一切都属于埃杜维部，然而该部落的立场却摇摆不定。爱国派在埃杜维拥有非常大的势力，但这种影响无法打消该部落对阿维尔尼部的旧怨。这种情形对叛党极为不利，因为若要拉拢东部各部落势力，如塞夸尼部和赫尔维蒂部，就必须先说服埃杜维部加入，并且通常来说，高卢这部分地区的决定权全在他们的掌握之中。

叛党为此忙得不可开交，一方面他们要劝诱那些仍在犹豫的部落，尤其是埃杜维部加入，另一方面要占领纳博。这时，纳博一位骁勇的罗马领袖卢克特里乌斯（Lucterius）来到这一旧省内的塔恩河畔。这位罗马最高统帅突然在深冬时节来到阿尔卑斯山的这边，让盟友和敌人都始料未及。他迅速作出安排，严守纳博省，此外派出一支军队越过积雪覆盖的塞文山进入阿尔维尼境内。但他不能在纳博久留，因他的军队驻扎在桑斯（Sens）和朗格勒（Langres）两地，若埃杜维部加入高卢联盟，随时可以截断他去往军营的道路。于是，他极其隐蔽地赶赴维也纳，再从那里出发，仅带了少量骑兵穿过埃杜维领土回到军营。叛党决意起义时所抱有的希望已成泡影，意大利依旧平静，恺撒重回军队领兵。

但叛军的下一步计划呢？面对如此情形，用武力决一胜负实属愚笨，因为武力较量胜负已定，无法改变。他们可能会派出凯尔特军队向阿尔卑斯山投石，以求打击罗马兵团，但这必然会牺牲大批士兵的性命，甚至导致多个部落的毁灭。于是，韦辛格托里克斯放弃了这一念头，而是效仿卡西维拉努斯拯救岛上凯尔特人所用的策略。既然罗马步兵坚不可摧，但恺撒手下的骑兵几乎全部来自凯尔特贵族的后备军，随着各地叛乱爆发，骑兵早已解散。叛军大多由贵族组建，他们或许可以发展这一优势，劫掠远近各地，烧毁城镇村落，摧毁仓库，破坏敌军的粮食供应及交通，而敌军对此却无能为力。

因此，韦辛格托里克斯倾尽全力扩充骑兵和步兵中的弓箭手，在当时的作战策略中，这两个兵种通常协同作战。新招募的民兵数量庞大，反而不利于实施作战计划，他并未将他们遣送回家，但也不允许他们上阵杀敌，而是逐渐教授他们修筑壕沟、行军转移以及攻防转换，让他们了解士兵的任务不局限于近身对抗。罗马兵团之所以在战术上占据优势，全赖于其营地的独特设计，使得每支罗马军队都能同时具备攻防优势。因此，韦辛格托里克斯在向敌军学习时，着重研习了罗马式筑营法。

诚然，不列颠城镇稀少，人民粗野果敢，但总的来说十分团结，可对于那样一片土地完全适用的策略，却不能照搬用于卢瓦尔河畔那些富庶地区及其即将面临政治分裂的懒散居民。尽管如此，韦辛格托里克斯至少做到了以下几点：过去他们每城必守，最终一城都未能守住，如今他们更换策略，他们一致赞成赶在敌军来袭之前，将未设防的城镇摧毁，而倾尽全力坚守一些坚固的堡垒。同时，阿维尔尼王竭尽所能让所有人民参与到国家保卫战中，对畏缩不前的给予严厉惩罚，对犹豫不决的耐心劝导，对贪财之人施以黄金，对态度坚决的对手使用武力。至于所有下等人民，他都一视同仁，或强逼或利诱，最终都让他们为国家贡献一份力量。

波伊人可谓是罗马最可靠的同盟，此前被恺撒安置在埃杜维境内。因此，韦辛格托里克斯在冬季尚未结束之时，便向他们发起了进攻，想要在恺撒赶来前将其同盟彻底消灭。得知这一消息后，恺撒当即决定将行李和两个兵团留在阿格丁库姆（Agedincum，今桑斯［Sens］），向叛党发起进攻。情势危急，他不敢怠慢。由于骑兵和轻步兵兵力不足，他陆续招募了日耳曼佣兵作为备用军，后者所用之马并不是看起来孱弱矮小的品种，而是来自西班牙和意大利的马种。因为卡尔努特人曾经公然叛乱，因此恺撒下令劫掠其都城塞纳布姆（Cenabum），并将其烧毁，然后渡过卢瓦尔河来到比图里吉境内。这样一来，韦辛格托里克斯被迫放弃对波伊人的围攻，赶来支援比图里吉。新战术正是在此处得到了第一次试验。在韦辛格托里克斯的命令下，比图里吉城中有二十多处地方付之一炬，恺撒将所到之处的建筑一一摧毁。

按照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想法，比图里吉繁盛的都城阿瓦里库姆（Avaricum，今布尔日［Bourges］）也应遭到毁坏以坚壁清野。但比图里吉的君长苦苦跪求，军事会议中大多数人同意了他的请求，于是韦辛格托里克斯决定拼尽全力守住此城。因此，战事首先在阿瓦里库姆附近展开。韦辛格托里克斯安排步兵驻扎在附近的沼泽中，敌军难以靠近，因此即使没有骑兵助力，也无需担心罗马人的进攻。凯尔特骑兵截断了一切道路，阻断敌人的联系。城中有重兵压阵，可以同城下的部队保持密切联系。恺撒处境艰难，诱使凯尔特人步兵作战的计划也没能奏效，后者处于易守难攻的地理位置，以逸待劳。尽管罗马士兵努力修建营垒并攻城，但城中之敌同样毫不逊色，总能焚毁对手的攻城器具。同时，要在一片广阔荒芜的区域，冒着对方骑兵不断巡逻的危险，为将近六万士兵提供粮饷也是一个难度极大的任务。波伊人有限的存粮很快消耗一空，埃杜维人许下的补给还没送达，谷物吃光后，士兵只能每日靠定量肉类充饥。但无论守城将士如何拼命抵抗，这座城池不久仍将沦陷。若在敌人占领之前，趁着黑夜悄悄撤兵，然后毁掉该城，还有一线生机。韦辛格托里克斯正是如此打算，但由于撤退时把妇孺安排在队伍后面，其哭喊声引起了罗马人的注意，导致撤退失败。

第二天是个阴沉的雨天，罗马人攻上城墙，因为痛恨守城士兵的顽强抵抗给自己带来的麻烦，他们对于里面的老弱妇孺毫不留情。凯尔特人曾经在这里存放了大量的粮食，正好供罗马士兵充饥。夺下阿瓦里库姆后（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春天），恺撒取得了对叛党的首次胜利。按照以往的经验，他确信叛党势力终会瓦解，之后只需将这些部落逐个击破就大功告成。因此，他立即亲率军队出征埃杜维部，靠着得胜的威势，暂时平息了当地爱国派引发的骚乱，接着再派拉比努斯返回阿格丁库姆，同留守的君主会合。这一次，面对卡尔努特部和塞农部带头叛乱，拉比努斯可以先带四个兵团平定两部落境内的反叛势力，恺撒本人则带着余下的六个兵团南下，前往韦辛格托里克斯的老家阿维尔尼山作战。

拉比努斯从阿格丁库姆沿着塞纳河左岸前进，意欲夺取鲁特西亚（Lutertia，今巴黎），以此处为据点向别处进攻，后者正是塞纳河上巴黎人（Parisier）所筑之城，处于叛乱的中心。但当他离开梅洛杜努姆（Melodunum，今默伦［Melun］）之后，便发现年迈的卡姆洛格努斯（Camulogenus）已经带着全部的叛军守在沼泽之中，既挡住了他的去路，又无法近身一搏。拉比努斯果断后退，在梅洛杜努姆渡过塞纳河，沿着右岸向上进攻鲁特西亚，中途畅通无阻。卡姆洛格努斯命令部下焚毁此城，拆除通往左岸的桥梁，在拉比努斯对面排兵布阵。这样一来，后者既不能让对方交战，也无法顶着他们的威胁渡河。

另一方面，罗马军主力沿阿列河（Allier）而下，进入阿维尔尼部落。韦辛格托里克斯想要阻止罗马人到达阿列河左岸，但恺撒成功避开，数日之后便来到阿维尔尼的都城日尔戈维亚（Gergovia）[20]城门前。但是早在韦辛格托里克斯前往阿列河阻击恺撒之前，就已经命人在日尔戈维亚囤积了充足的粮食，又在城墙前方地势陡峭的小山上新修了一座营垒，四面都是坚固的石壁。且因为他行动较早，所以比恺撒先抵达日尔戈维亚，守着坚固的城池静待敌人的攻击。恺撒手头兵力有限，既不能大肆围攻，也无法完全封锁，只能同敌方呈对峙之势，在韦辛格托里克斯占领的山头之下扎营。恺撒一时之间陷入僵局，被迫在塞纳河与阿列河附近停留，这几乎算是叛党的胜利。从最终结果来看，这次停留对恺撒而言也无异于一场败仗。

之前犹豫不决的埃杜维人如今下定决心加入爱国党。恺撒曾调动一队埃杜维士兵前往日尔戈维亚，结果他们中途在将领的指示下，投靠了叛党。同时，埃杜维人开始在本部落内残忍杀害罗马人。恺撒立即带着三分之二的围攻部队应对叛变的部队，结果因为他的突然到来，已叛变的士兵只能表面佯装听从，但这种关系实质脆弱不堪。而为了维持这种关系，之前留守在日尔戈维亚城前的两支部队遭受大难，这代价未免太大。

韦辛格托里克斯果断抓住恺撒离去的机会，趁机攻打驻扎在城前的罗马军，取胜的同时甚至差点攻陷罗马营垒。好在恺撒反应迅速，才避免阿杜亚图卡式惨祸再次发生。埃杜维人虽再次向恺撒投诚，但毫无疑问，只要围攻没有进展，他们肯定会再次叛变，因此恺撒只得放弃围城。若是他们真的叛逃，恺撒和拉比努斯的联系必定遭到截断，后者更会陷入孤立境地，遭到巨大的危险。恺撒定然不会让事态如此发展，虽然既痛心又面临危险，但又非做不可，于是只能中途从日尔戈维亚撤退。撤退后，恺撒必然立即出发攻入埃杜维部，不惜一切代价阻止后者的大规模叛变。

依照恺撒活泼乐观的天性，他自然不会心甘情愿地撤退，所以在此之前，他还想最后一搏，计划用一场精彩的胜利摆脱当下的困境。此时，日尔戈维亚的大部分守军都在修筑防御工事，以为这些地方必然是敌方的必攻之地，而对方却瞅准了这一时机，向另一面较为偏僻且兵力不足的缺口发起进攻。虽然攻城的罗马士兵翻过了城墙，占领了部分城寨，但也因此惊动了不远处的守军，于是恺撒决定停止进攻。他下令退兵，而冲在最前方的士兵由于尝到了胜利的甜头，一味急躁进攻，或忽略或无视了将军的命令，继续向敌军发起冲击，有些人甚至冲入城中。城中守军早已组织大量的士兵进行反击，最前方的罗马士兵很快阵亡，攻城队也被迫停止冲击，百夫长和士兵英勇作战，慷慨就义。罗马军队伤亡惨重，一路败退到山下，好在恺撒驻扎在平原的部队及时支援，才未造成进一步伤亡。他们抱着攻下日尔戈维亚的愿望，结果却遭到迎头痛击，死伤惨重，战士死伤高达700人，其中包括46名百夫长，而相比于整场战役的损失，这点几乎不值一提。

恺撒依靠战场上的胜利在高卢赢得了令人敬畏的地位，但如今，这胜利光环有些黯然失色。阿瓦利库姆周围的激战，恺撒并不奏效的激将策略，城池的坚壁死守和意外的陷落，都不同于凯尔特民族初期所经历的战争，这种差异也让凯尔特人对于自己领袖的信心有增无减。而且，同鲁特西亚一样，在堡垒之下依靠设防的兵营对抗强敌，这一新战术在日尔戈维亚大获成功。此外，这是恺撒本人在凯尔特人手中吃的第一次败仗，也是凯尔特民族胜利的巅峰，更是第二次叛乱爆发的信号。当下，埃杜维部正式同恺撒分道扬镳，与韦辛格托里克斯结盟。由于之前埃杜维派来的增援部队还在恺撒军中，他们不仅叛逃，而且伺机抢劫了驻扎在卢瓦尔河畔的诺维奥杜努姆军营，劫走了营中所有军需品，包括黄金、武器、大量备用马匹以及人质。与此同时，原本独善其身的贝尔格部如今也开始蠢蠢欲动，实力强大的贝洛瓦奇部也悄然行动，意图趁拉比努斯军队同高卢部落的民兵对峙之时，截断其退路。当时的形势可谓千钧一发，甚至最为果敢、最受优待的凯尔特罗马党人，也纷纷感受到爱国情怀极其强大的感召力，如阿特雷巴特部的首领康米乌斯（Commius），曾因为尽忠职守而受到罗马人的器重，为其部落争取到重要特权，并被授予监管莫里尼部的重权。叛军甚至联络罗马的旧省，期望能够诱使阿洛布罗基部起兵背叛罗马，这也不是毫不可行。许多部落纷纷响应，而只有身处漩涡中心的雷米部及其控制下的苏埃西翁部、李乌契部（Leuci）和林贡斯部保持沉默，远离喧嚣。除此之外，从比利牛斯山至莱茵河的整个凯尔特民族，如今都已经响应号召，捍卫个人与国家的自由。而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之前反抗最为积极的日耳曼人如今却毫无动静，甚至特雷维里部也因为同日耳曼人的争斗而缺席了此次自由之战，门奈比部似乎同样如此。

先是在日尔戈维亚败退，又失去了诺维奥杜努姆，如今的罗马人显然正处在生死关头。于是，他们在恺撒的大本营中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应对策略。大部分人支持翻越塞文山退往罗马旧省，由于此举面临叛军正面的冲击，所以需要罗马军团的保护。但是如此软弱的应对态度并不合时宜，还可能招致政府的训斥，因此恺撒并未采纳。他下令停止从这些地方征兵，要求他们全力保卫边境。另一方面，他亲自带兵反向行军赶往阿格丁库姆，命令拉比努斯也退往此地。凯尔特人当然不打算让两支军队汇合。拉比努斯曾把其后备兵和辎重留在阿格丁库姆，因而他可以沿塞纳河右岸下行直抵目的地，但他不想此行被凯尔特军发现。于是，他佯装要渡马恩河，最后在敌军的目送下渡过塞纳河，在其左岸同敌军交战，最后得胜，消灭了大量凯尔特士兵，其中就包括统帅老卡姆洛格努斯（Camulogenus）。叛军想将恺撒困在卢瓦尔河上，但未能如愿。恺撒并不打算等待叛军与大部队会合，抓住机会击溃了仅有的埃杜维民兵。由此，罗马两支军队顺利会师。

与此同时，叛军也在埃杜维都城比布拉克特商讨下一步的作战策略，会议仍由韦辛格托里克斯主持。由于日尔戈维亚一战的胜利，他赢得了广大民众的支持。诚然，即便到了这个时候，有些部落仍旧不甘落寞，在事关民族存亡的斗争中，埃杜维部仍觊觎霸权，想要以部落内另一位领袖取代韦辛格托里克斯的位置。但这一提议遭到全体与会成员否决，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最高统帅地位得以确立，其作战计划继续实施，该计划同他在阿瓦利库姆和日尔戈维亚所采用的策略大同小异。他选择曼杜比伊部的城市阿莱西亚（位于科多尔省［Cote d'Or］的瑟米尔［Semur］附近，今名为阿利兹-圣莱纳［Alise-Sainte Reine］）[21]作为新阵地的中心，又在其城下建了一所设防的兵营。他们在此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和其他补给品，又令日尔戈维亚的军队赶到此处，同时将骑兵扩充至一万五千人。

在阿格丁库姆成功会师后，恺撒立即率全军开赴贝桑松（Besancon），因为叛军的队伍已经抵达塞文山南坡的赫尔维境，威胁罗马行省，为了保护此地免遭侵犯，恺撒也只能如此。此时，向着阿莱西亚进军的部队仍在行军路上，唯一可供韦辛格托里克斯调动的军队便是骑兵。维尔特骑兵在中途伏击了恺撒，但日耳曼新骑兵队又以罗马步兵为后盾，反攻得胜，这结果确实让人大吃一惊。

因此，韦辛格托里克斯更是加快了入守阿莱西亚的进程。恺撒的兵力相较之下非常薄弱，而凯尔特军队则驻守在一座防御牢固、粮饷充足的堡垒之下，手握大量身经百战的骑兵。如果恺撒不肯放弃攻势，便只能顶着危险，在一年内第三次以寡敌众。但此前，凯尔特人都是同小部分罗马军团交战，而当下，他们面对的将是恺撒率全军压境。在阿瓦利库姆和日尔戈维亚，韦辛格托里克斯将步兵置于堡垒的保护下，同时充分利用了骑兵的机动性，截断了敌人的交通，而如今这一策略却不起作用。凯尔特骑兵如今败于自己曾经蔑视的敌人，锐气尽失，现在一遇到恺撒的日耳曼骑兵就溃不成军。攻方战线长达约十五公里，覆盖全城以及附近的堡垒。韦辛格托里克斯原本打算在城下交战，但却没料到在阿莱西亚被围，因而补给虽多，却远不够供给八万步兵和一万五千骑兵以及众多城内居民。他不得不承认，自己设定的战略这次反而害了自己，除非有人前来营救，否则他这次是彻底完了。罗马人包围时，剩余粮食仅够支撑一个多月，到了最后，韦辛格托里克斯决定发挥骑兵的作用，遣散之后命他们传令给各地的领袖人物，请他们召集军队前来支援阿莱西亚。至于自己，他决定为自己的错误决策负责，与城内的居民和部下同生死共命运。但恺撒做了两手准备，一边放任包围，一边绕开敌军主力，在营造包围圈的同时布置外部防御，并囤积了大量粮食。日子一天天过去，城内补给消耗殆尽，他们不得不把城内的居民驱赶出去，这些人在两军之间挣扎，最终惨死。

到了最后时刻，恺撒阵线外围终于出现了凯尔特援军的身影，据说共有二十五万步兵和八千骑兵。从英吉利海峡到塞文山，各个叛变部落为了营救民族精英和受人尊敬的将军精锐竭尽全力，只有贝洛瓦奇部以不愿在境外作战为由，拒绝了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求援。第一次战斗发生在三者之间，被困之人和外部援兵商量好双面夹击，结果仍被击退；但休整一天后，凯尔特军队卷土重来，竟然突破了包围圈，冒着敌军的猛烈进攻攻破了对方的防线。于是，恺撒立即派拉比努斯召集附近的队伍，带着四个兵团对敌人发起猛攻。在最危急的关头，恺撒亲临战场鼓舞士气，双方展开了惨烈的肉搏战，援军被迫回撤，恺撒的骑兵随之发起追击，大败援军。

这不仅仅是一场简单的胜利，它决定了阿莱西亚乃至是整个凯尔特民族的命运，此战过后再无挽回的可能。凯尔特军队士气低落到了极点，最终当即解散回归。到了此时，韦辛格托里克斯仍有逃脱的机会，至少也能以自由人的身份自救。但他不屑为之，在军事会议上，他曾发誓为了民族的存亡牺牲性命也在所不惜，他绝不会逃离，谁知这话真的成了他的结局。凯尔特人将他献给民族的仇敌恺撒，美其名曰让其受到应有的处分。阿维尔尼王骑着战马，身着全副铠甲，来到罗马执政官的面前，绕其座椅一周后，当面交出了自己的马匹和武器，默默坐到了恺撒脚下的台阶上（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

五年后，有人洋洋得意地牵着韦辛格托里克斯走过意大利首都的街市。当胜利者在卡皮托尔山顶向满天神祇祈祷时，韦辛格托里克斯却被人以背叛罗马的罪名斩首于山下。正如一天的阴沉晦暗后，夕阳穿透云层映出晚霞，苍天也在各国灭亡时指引出最后的伟人。所以，腓尼基接近灭亡时期成就了汉尼拔，凯尔特历史的最后，韦辛格托里克斯载入史册。两人都无力拯救自己的国家而免于异族统治之下，却也使国家免于最后的耻辱——无声无息地文明毁灭！当国家堕落腐化时，常常会诞生一批愤世嫉俗的利己主义者和胆战心惊的懦夫。正如那位迦太基人，韦辛格托里克斯不仅要对抗外敌，更要排除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内鬼。他之所以在历史上取得非凡地位，不仅在于能攻善守的军事才能，更是因为其独特的个人魅力，毕竟在一个自私自利的国家里，能够集中全国力量反抗外侮绝非易事。生活在腓尼基商业城市中的那位市民，冷静而沉着地致力于实现一个宏大的目标，五十年如一日，坚持不懈；而凯尔特的这位受人尊敬、为国捐躯的统帅却没能坚持过一个短短的夏季，这大概就是世上最遥远的差距了吧。无论是内心修养，抑或是外表仪容，大概整个远古时期都无法找到第二位如此典型的侠客。但一个人不应当只是个侠客，政治家更应如此。无论是他不屑从阿莱西亚出逃，还是他捐躯赴国难，都是侠客而非英雄的行为，毕竟他是承载着整个国家希望的勇士。这种牺牲不过是当全民族遭到外族的侮辱时，把本应是历史上最伟大的生死斗争贬低为反抗暴君的罪行。相同情境下，汉尼拔截然不同的行为堪称明智。同这位充溢着豪侠之气的阿维尔尼王告别，我们不得不感慨于历史和人道的些许人情味，但凯尔特民族的特色在于，其最伟大的人物说到底也只是个豪侠而已。

阿莱西亚城沦陷，城内军队投降，凯尔特叛军蒙受了巨大损失，整个国家更是惨遭重创，根本无法再起战事。最糟糕的是，他们损失了一员大将——韦辛格托里克斯。国家正是因为他的努力才能统一，没了他，统一似乎也就成了无土之木。叛党之间不再商量联合防御和再度任命元帅之事，爱国党的同盟自行解散，每个部落都有决定同罗马人是战是和的权利。当然，求和的呼声无处不在。恺撒也想尽快结束战事，他那十年的省长任期已过七年，最近已引起首都政敌的疑心，他自认为最多还能掌权两年。为了自己的利益和荣誉，他必须尽力掌控最近攻下的地区，方便以后移交权力。但要想完成这一任务，时间似乎太过紧迫。此时，胜方尤其需要施恩于战败方，而幸运的是，凯尔特人忙于内斗，无暇深思，欣然接受了他的提议。属于亲罗马一派的部落为数众多，如高卢中部规模最大的两个部落埃杜维部和阿维尔尼部，它们在阿莱西亚陷落之后就立即同罗马恢复了往日的关系，之前被囚禁的两万俘虏无需缴纳赎金便得以释放，其他部落的俘虏却沦为战胜者的苦役奴隶。高卢各地情形基本同两大部落相似，各部落也放弃了反抗，听天由命，等待着惩罚降临。但是，或因愚忠轻率或因垂死挣扎，仍然有些部落坚持着已无希望的反抗大业，直到罗马军队前来讨伐。而早在罗马纪元702—703年即公元前52—前51年冬季，罗马人就曾对比图里吉和卡尔努特部进行过这类征伐。

贝洛瓦奇部去年并未支援阿莱西亚，但现在却做着殊死抵抗，似乎他们是想证明自己缺席那场决战不是出于怯懦或厌恶自由。阿特雷巴特部、安比亚尼部、卡莱特部（Caletes）及其他贝尔格部落都参与了这一斗争。阿特雷巴特部君主康米乌斯，目睹了日耳曼骑兵在去年战斗中神勇的表现，便带着五百名骑兵前去支援贝洛瓦奇部。对他胆敢投靠叛党一事，罗马人无法容忍，近日拉比努斯甚至想用奸计刺杀他。贝洛瓦奇部的科雷（Correus）行事果决，才干出众，一直统管战事，依照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战略作战，战绩斐然。恺撒虽分批调来了大量军队，却无法逼贝洛瓦奇的步兵出战，也无法阻止对方占据其他阵地以便防御罗马大规模冲击。而且，在多次与敌方骑兵尤其是康米乌斯率领的骑兵交手中，罗马骑兵尤其是投诚的凯尔特军队损伤惨重。不幸的是，科雷在一次同罗马截粮队的遭遇战中遇害，此后这里的抵抗也随之瓦解。鉴于罗马人提出的条件尚可接受，贝洛瓦奇部也随之投诚。随后，拉比努斯又征服了特雷维里部，接着对偏远的厄勃隆尼斯部大肆劫掠。因此，贝尔格同盟最后的抵抗也彻底崩溃。

沿海各部落仍抱着同卢瓦尔河邻邦共抗罗马统治的幻想，叛军队伍从安甸（Andian）、卡尔努特和周边地区出发，在卢瓦尔河下游集合，将皮克顿部支持罗马的君主困在了莱蒙努姆（Lemonum，今即普瓦捷［Poitiers］）。但不久后，便有大军前来攻伐。叛党立即退兵，想要渡过卢瓦尔河限制敌军，不料却在半途中遭遇罗马军队阻击，溃不成军。这样一来，卡尔努特部以及其他反叛的部落和沿海部落都相继投降。

除几个头目带着散兵游勇在各处继续抵抗外，其他反抗势力基本消弭。卢瓦尔河上的联军溃败后，骁勇善战的德拉佩斯（Drappes）和韦辛格托里克斯的忠实战友卢克特里乌斯（Lucterius），聚集了一批反抗意愿最为坚决的士兵，据守在洛特河（Lot）[22]上坚固的山城乌克塞洛顿诺（Uxellodunum）之中。尽管经历了伤亡惨重的激战，他们仍保持充足的粮食供应。随后，德拉佩斯被俘，卢克特里乌斯困在城外，但守城士兵仍全力抵抗罗马人的进攻。直到恺撒亲自前来督战，令人开凿暗渠断了守军的供水通道，这一惨烈的攻守大战才宣告结束。为了向这些意志坚定、不屈不挠的勇士致敬，恺撒饶了他们的性命，割下每一士兵的手以示惩戒，之后将他们遣返回家。恺撒认为，最重要的事情便是平定高卢全境的公开反抗行动；康米乌斯仍在阿拉斯一带同罗马军队展开游击战，直到罗马纪元702—703即公元前52—前51年冬季，恺撒才同意讲和。即使这个愤怒且疑心重重的首领断然拒绝前往罗马营地的请求，恺撒也并未在意。对于高卢西北部和东北部那些偏远地带，恺撒对叛党的要求也不过是名义上归顺，甚至暂时休战而已[23]。

这样一来，经过长达八年的战争（罗马纪元696—703即公元前58—前51年），位于莱茵河以西、比利牛斯山以北的高卢区域从此成为了罗马的属地。平定此地尚不满一年，在罗马纪元705年即公元前49年，罗马军队便因为意大利内部出现战乱而向南跨过阿尔卑斯山撤回本国，只在高卢留下了几支新兵队伍。然而，凯尔特人并未趁机再次掀起反抗运动，即便其他行省都对恺撒公开宣战，他们仍旧坚持听命于其征服者。因此在罗马事关成败的几年中，日耳曼人也不再侵略这块莱茵河左岸的土地。在之后的数次危机中，虽然这样的机会反复出现，高卢再未发生全民族的叛变或者日耳曼族入侵事件。即使有些地方发生叛乱，例如罗马纪元708年即公元前46年贝洛瓦奇部起兵叛乱，但因其规模较小且同意大利纠纷毫无关联，因而罗马省长能够轻易地将其平定。当然，正如西班牙几百年的平静，这种平静也有相应的代价，即对于那些距离最远、民族意识最强的地方，如布列塔尼、斯海尔德河一带和比利牛斯山区域，只能暂时容忍它们以各种方式脱离罗马的统治。恺撒当时因为更加紧急的事情无暇顾及，因此处理凯尔特问题时显得有些草草了事，并不全面。但单就驱逐日耳曼军队和平定凯尔特叛党而言，他的安排显然经受住了考验。

在行政管理方面，纳博省长仍将最近征得的区域划在纳博省内，直到恺撒于罗马纪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离职，这些地方才划分为两个省，一为高卢，二为贝尔格。因已被罗马人征服，各个部落都丧失了政治独立性，需定期向罗马纳贡。但跟贵族和富豪用以牟利的纳贡制度不同，他们仿照西班牙的制度，给每一部落指定固定贡额，具体征收方式由他们自己决定。这样一来，高卢每年有四千万赛斯特资金流入到罗马国库，而罗马政府则主动承担了莱茵河畔的防御费用。此外，战争中储存在神庙和暗室的大批黄金也相继涌入罗马，恺撒将这些黄金慷慨地播撒在罗马全境，又再一次性地大量抛入金融市场，导致黄金对白银的比率猛跌了将近百分之二十五。由此可见，高卢因这次战争遭受了巨大损失。

征服过后，昔日的部落组织、世袭君长或封建寡头等政治团体仍旧存在，即使是小部落依附大部落的藩属制度也未废除，但既然其政治独立性已丧，所有制度也就失去了实际效力。恺撒的目的正是利用封建制度和霸权的冲突争端，借此支持那些拥护异族统治的人当权，以此进一步加强罗马的统治。恺撒欲倾尽全力在高卢成立一个罗马党派，为此他向投奔来的手下奖励大量金钱和田产，甚至凭借他个人的影响，为他们在元老院或各自部落的一级办事处谋得一官半职。那些具有强大可靠罗马党的部落，例如雷米部、林贡斯部和埃杜维部等都备受优待，组成了自由的民社组织，即所谓的同盟制度。并且由于霸权调整，他们因此占据了优势地位。至于凯尔特宗教及其祭司，恺撒从一开始就非常宽容，后来罗马当局对德鲁伊教（Druidical）采取的极端措施在当时根本毫无踪迹。除此之外，大概还有一事与此相关，即往后的不列颠战争往往带着宗教战争的色彩，而高卢战争却非如此。

对于被征服的民族，恺撒做了尽可能的体谅，无论是民族、政治还是宗教制度，只要不同罗马的属国地位相冲突，恺撒都予以保留。这样的做法并不是放弃了高卢的罗马化，而是要以宽大的方式将其实现，毕竟前者是他征服此地的基本计划。此前的一些形势已使大部分高卢南部实现了罗马化，但若想在北部同样实现有些不太现实。凭着熟练老道的政治手腕，他自上而下地促进这一进程的自然发展，尽可能地缩短招致痛苦的过渡时期。他曾帮助数名凯尔特贵族获得罗马公民身份，甚至将数人推上了罗马元老的席位，除此之外，他还制定了以下措施：一是规定在高卢部落里以拉丁语取代土著语为官话，同时增加了某些限制；二是以罗马币制取代本地币制，而罗马当局保留金币和第纳尔币的铸造权，至于小额货币的铸造权则交给各部落，但后者的流通仅限于部落境内，其标准也要遵守罗马规定。从此以后，卢瓦尔河同塞纳河两岸的居民都照令使用一种杂乱不堪的拉丁语[24]。这种不伦不类的语言尽管惹人发笑，相较于纯正的拉丁语却有着更好的发展前景。日后高卢的部落组织若类似于意大利的城邦组织，其部落首领和部落会议的地位又高于凯尔特原有组织的话，那么这种转变可能就是恺撒的功劳了。从军事和政治角度来看，罗马人应该在阿尔卑斯山外建立一系列殖民地，充当新政权的支撑点和新文明的出发点，而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似乎只有这位继承了盖乌斯·格拉古和马略遗慧的政治家了。如果恺撒只是将自己手中凯尔特或日耳曼的骑兵安置在诺维奥杜努姆，将波伊人安置在埃杜维境内——在对韦辛格托里克斯的战争中，埃杜维已经尽了其作为罗马殖民地的义务——那么可能的原因只是按照日后的计划，他不能让手下的兵团就此解散。有关此事，下文将就他以后数年对旧罗马省的作为展开叙述。他无法将这些制度在最近平定的区域内施行，其原因大概就是因为缺少时间吧。

凯尔特民族大势已去，恺撒一手葬送了其政治文明，整个民族也正走向灭亡。对于有发展潜力的民族，命运有时尚会施以无妄之灾，但对凯尔特人而言，却是自作孽不可活，这也是历史的必然。仅仅从最近战争的经过来看，不论是通观全局还是观察细节，都已经不言而喻。罗马人即将建立统治地位时，只有寥寥地方势力奋起反抗，而且这些地方大都属于日耳曼人或混血日耳曼人的领地。罗马人统治之后，他们也曾尝试摆脱，但其行动不是太过鲁莽，就是过分依靠少数有名的贵族，所以诸如杜提奥马尔乌斯、卡姆罗格努斯、韦辛格托里克斯或科雷之类的人物一旦阵亡或被俘，起事便宣告失败。其他地域的民族战争都会在攻城战和游击战中淋漓尽致地展现出一个民族的道德力，而在凯尔特人的反抗中，此类战斗却少得可怜。罗马人中少有并不蔑视所谓野蛮民族的人，其中一人说道：凯尔特人靠着蛮勇挑逗未来的危险，可危险一旦来临时，他们却退缩了。这句话虽有些刻薄，但凯尔特人史书上的每一页都在无可辩驳地证明这一点。在浩浩荡荡的历史漩涡里，一切缺乏钢铁般坚韧品质的民族都会遭到无情的毁灭，凯尔特人这种民族断然不可能继续存在。凯尔特人同罗马人的关系，正如他们的同族爱尔兰人同萨克逊人的关系——它们注定被更为先进的政治文明所吞并，并成为其未来发展的催化剂。在我们同这个民族告别之前，有一件事情需要注意，我们今天在爱尔兰人身上看到的独一无二的民族特性，在古人所述的卢瓦尔河与塞纳河上的凯尔特人身上同样可见。所有的特点都有着惊人的相似：懒于耕种、酷爱酗酒闹事和张扬荒诞——我们仍然记得日尔戈维亚之战胜利后，挂在阿维尔尼圣林的刀，据说是恺撒之物，他在圣地参观之后莞尔一笑，下令禁止触动神圣产业；他们在言谈中全都是比喻和夸张，带着暗讽和离奇的口吻；他们有让人大笑的诙谐——其中有个绝妙的例子，即一人当众演说时，若另外一个人插嘴，那么依照凯尔特法令，应该将这个扰乱治安者的衣服割开一个醒目的大洞；他们喜爱歌功颂德，具备演说家和诗人的天赋；他们满怀好奇心——商贩若是不先将自己已知或未知的新闻在大街上公开讲述一番，便不能顺利通过——和愚蠢轻信，众人依这种传说行事，徒增混乱，于是秩序较好的部落严禁旅客将未经证实的消息告知官吏以外的人；他们有着幼稚的虔诚，以祭祀为父，一切都要事先请教；他们有着诚挚的民族荣誉感，一国之内密切团结，能像一家人般对抗外族；他们倾向于在一时雄起的首领带头下起事造反，却不能将胜不骄败不馁的真勇气保持到最后，辨不出何时静候何时发难的正确时机，无论是任何组织、军事或政治上的纪律都无法遵守，甚至是无法容忍。无论何时何地，凯尔特民族总是懒惰却富有诗意，怯懦却又热烈，好奇轻信，和蔼聪明，但从政治观点来看，确实是个不折不扣的“无用民族”，因此它无论如何也逃不出灭亡的宿命。

但这次战争最重要的结果并不是一个大的民族亡于恺撒的武力之下，其积极的影响远大于消极影响。毋庸置疑，如果元老院政治能再坚持几代之久，所谓的民族大迁徙必能提早四百年，在意大利文明尚未移植到高卢、多瑙河或非洲和西班牙之时，就展开其进程。恺撒，这位诞生于罗马的伟人可谓文武兼备，依靠雄谋大略断言日耳曼各部落必将是罗马、希腊世界的大敌。于是，他以强硬的手腕制定了以攻为守的新东方战略，凭借河流和人造城墙堡垒保卫帝国的边境，又在边境一带最近的野蛮部落开展殖民活动，以期防御更远的部落。他从敌国招募士兵补充罗马的兵力，这一切都为罗马和希腊文化争取了一段必要的时间，使得教化西方同之前教化东方一样变成了可能。

常人能够立即预见自己行为的结果，天才人士所播的种子却会慢慢地发芽生长。几个世纪之后，人们才知道亚历山大不仅在东方建了一个昙花一现的国家，而且把希腊文化传播到了亚细亚；又过了几个世纪，世人才晓得恺撒不仅为罗马人攻克了一个新省，而且更为西方各地的罗马化奠定了基础。从军事上来看，远征英吉利和日耳曼的行为看起来相当鲁莽，并且一无所获，但直到很久以后，人们才意识到其深远的意义。无数民族的存在和状况已经不为人知，只能依赖于水手和商人真假参半的传闻，才得以在希腊罗马世界传播。罗马纪元698年即公元前56年5月，一个罗马人写道：“每一天信件和消息接连从高卢传来，报告我们素来不合的民族、部落和区域的名称。”历史的范围因为恺撒远征外阿尔卑斯山而扩大，这在世界史上同发现美洲新大陆一样重要。除地中海狭窄地带之外，我们又发现了中欧和北欧的民族，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的居民；在旧世界外，我们又增添了新的世界，两者从此相互影响。后来哥特人狄奥多里克（Theodoric）成功达成的事情，阿里奥维斯图斯也早已达成。如果那样，我们的文明与罗马、希腊文明的关系，定不会比印度和亚述（Assyrian）文明的关系更为密切。希腊、罗马过去的光荣，之所以能过渡为近代史上更成熟壮丽的结构，西欧能够实现罗马化，日耳曼能够实现古典化，地米斯托克利（Themistocles）和西庇阿等人能带来不同于阿苏卡（Asoka）和萨尔玛纳撒（Salmanassar）的声音，荷马和索福克勒斯不仅能像吠陀（Vedas）和迦梨陀娑（Kalidasa）那般受到文学家的青睐，而且写就了家喻户晓的作品，这一切都是恺撒的功劳。他的伟大前辈亚历山大在东方创立的基业，在经历了中世纪的风波后，差不多毁于一旦；而恺撒的功业，虽历经千年考验而犹存，尽管人类的宗教和组织大变，甚至是文明的中心也发生了转移，但他的功绩却称得上是永存于世。

要详细叙述当时罗马与北方民族的关系，我们还要看一看意大利和希腊两个半岛以北从莱茵河源头到黑海一带的地方。当然，历史或许从未记载到当时那里曾发生的各族大乱，即使时而提及这个区域，也只能说是漆黑中闪出的一线微光，只会让人更加疑惑。但指出各国史籍资料的残缺不足，是历史学家的义务，他们不能在赞扬恺撒宏伟防御计划的同时，又避讳元老院所派将军为保护边境而在此做出的拙劣布置。

意大利东北部仍然受到阿尔卑斯山上部落侵犯的威胁。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罗马在阿奎莱亚布下重兵，而阿尔卑斯南侧的高卢省长卢奇乌斯·阿弗拉涅乌斯举行了凯旋庆祝仪式，由此看见，这段时间内肯定发生过远征阿尔卑斯的行动；不久之后，罗马人同诺里库姆族（Noricans）一位君长的联系更加密切，或许正是因为此事。但到了罗马纪元702年即公元前52年，阿尔卑斯北边的叛变导致恺撒不得不调动所有驻扎在上意大利的军队，这也导致阿尔卑斯蛮族突袭了繁盛的城市特吉斯德（Tergeste）。由此可见，日后意大利在这一区域也将面临大患。

那些占据伊利里亚沿海区域的骚乱民族，不厌其烦地骚扰其罗马主人。达尔马提亚人早已发展为此处最大的民族，如今又有邻族加入，实力大增，其市镇也由二十个猛增到八十个。他们从利本尼亚人（Liburnians）手中夺取了波莫纳城（距离凯卡河［Kerka］不远），反复交涉后不肯交还，恺撒便在法尔萨莉亚（Pharsalia）一战以后派兵对其发起进攻。但此后罗马兵败，因此，达尔马提亚一时成为了反恺撒党的大本营，其居民同庞培党和海盗联合起来，在水陆两方面对抗恺撒的一众将领。

最后，马其顿、伊庇鲁斯（Epirus）和希腊荒凉破败的程度，比罗马帝国其他部分更加严重。迪尔拉奇乌姆（Dyrrhachium）、塞萨洛尼卡（Thessalonica）和拜占庭（Byzantium）虽仍有些许商业往来，雅典的名气和哲学学派仍吸引着旅行家和各路学子，但综合而言，希腊昔日人口众多的城市和人山人海的港口，现在都如同墓地般死寂。即便希腊人能够保持克制，马其顿崎岖山地中的居民仍旧不断地劫掠和争斗，例如大约在罗马纪元697—698年即公元前57—前56年，阿格雷人（Agraeans）和多罗皮人（Dolopians）侵袭埃托利亚城，到了罗马纪元700年即公元前54年，住在德林（Drin）河谷的庇鲁斯人（Pirustae）洗劫了伊利里亚南部。一时之间，四面邻居争相起而效之。在罗马纪元676—683年即公元前78—前71年的八年战争中，虽然北面的达尔达尼人（Dardani）和东面的色雷斯人早已被罗马人击败，但色雷斯最强大的君主科提斯（Cotys）还是进入了罗马藩属君长的行列，开始统治过去的奥德里西亚王国（Odrysian）。然而，这一区域仍旧受到来自北面和东面的侵扰。省长盖乌斯·安东尼曾进攻达尔达尼族以及住在今名为多布鲁恰（Dobrudscha）的多个部落，皆遭到激烈反抗，后者在多瑙河左岸巴斯塔奈人（Bastarnae）的帮助下，于伊斯特罗波利斯（Istropolis，今伊斯特［Istere］，距库斯坦基［Kustendji］不远）打败罗马人（罗马纪元692—693年即公元前62—前61年），只有盖乌斯·奥克塔维乌斯（Gaius Octavius，又称屋大维）在对培西人（Bessi）和色雷斯人的斗争中稍占上风（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反之，马库斯·皮索掌权时（罗马纪元697—698年即公元前57—前56年），则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这一点并不奇怪，因为他不论对敌对友，一切皆向钱看齐。所以，在他担任省长时，色雷斯的登底勒特部（Dentheletae，在斯特律蒙河［Strymon］畔）在马其顿大肆横行抢掠，甚至将自己的哨兵安排在从迪尔拉奇乌姆到塞萨洛尼卡的罗马军事大道上。见本省的罗马军队似乎只是在那里坐山观虎斗，任由这群劫匪荼毒罗马人友好和平的藩属，塞萨洛尼卡的人民遂准备自行抵抗他们的围攻。

这种攻势当然无法危害罗马的统治，并且后者对于接连发生的耻辱早已麻木。但正是这一时期前后，有个民族开始在多瑙河外达契亚（Dacian）大草原上实现了政治的统一，其未来的历史地位与培西人和登底勒特人不同。达契亚人又称为盖塔人（Getae），其族中有一个名为扎尔默克西斯（Zalmoxis）的圣人同君主共理政务。此人远游异域，考察各种神祇的道行和灵迹，熟悉埃及祭祀和希腊毕达哥拉斯学派的知识和智慧，之后回到族中，一生隐居在“圣山”一个壁室中虔诚修道。平时，他只同国王和大臣相见，在处理重大事务时，他会向国王传达神谕，然后由国王下达给人民。最初，族内的人视他为联络神灵的祭司，直至后来将其归为摩西（Moses）和亚伦（Aaron）一类的神。人们认为天主让亚伦为先知上师，摩西为先知神，由此诞生了一项历史悠久的制度——国王必须有这样一个神灵在旁，由他之口传达命令。这种特殊制度，以神治辅助那看似毫无限制的王权，因此，盖塔国王同臣民的关系，大概跟哈里发（caliphs）与阿拉伯人的关系相近。大约同一时期，盖塔国王布雷比斯塔斯（Burebistas）和神德铿（Dekaeneos）在宗教和政治上完成了惊人的改革，正是上述制度的结果。该民族原本十分嗜酒，在道德和政治方面相当堕落腐化，如今在提倡节酒和尚武的新福音下，完成了脱胎换骨的新生；军队有了清教徒般的严明纪律，并且士气高涨，布雷比斯塔斯很快借此在数年内便建设出一个强大的国家，占领了多瑙河两岸，往南深入色雷斯、伊利里亚和诺里库姆（Noricum）。该国同罗马人并没有直接接触，这个同早期伊斯兰教颇为相似的国家将会走向何方，无人知晓；但是那些没有先知能力却妄然预言的人，就像安东尼和皮索这类执政官一样，不配同众神争锋。

[1]例如在沃克努斯部的维松（Vaison），发现一个用普通希腊字母撰写的凯尔特铭文，其中最后一个字意谓“神圣”。

[2]泰晤士河两岸的英伦部落均借用贝尔格部落的名称，可见贝尔格当地的凯尔特人迁居不列颠一事，前后持续时间颇久。例如阿特雷巴特部、贝尔格部，甚至不列颠部（Britanner），“不列颠”一词的由来，大概最初是将住在亚眠下游索姆河（Somme）上的不列顿部（Britonen）名称移用到某一个英伦部落，而后推广到全岛得来。英伦的金币也源自贝尔格部，并且最初与贝尔格金币一模一样。

[3]贝尔格各部落若不包括雷莫部在内，即塞纳河与斯海尔德河之间，东至雷穆和安德纳赫（Andernach）的地方，共约十一万至十二万平方公里，约计第一期征兵可出三十万；因此，如果我们把贝洛瓦奇部第一征兵与全体能战男子的已知比率认为处处可用，则贝尔格部能战的人数必达五十万，因而全部人口至少达二百万。在迁徙以前，赫尔维蒂部及其属下各族共计三十三万六千人，若我们假定他们当时已被逐出莱茵河右岸，他们的领土面积约计一万六千五百平方公里。由于不了解凯尔特的奴隶制度，所以农奴是否计算在内，我们无法断定。依据恺撒叙述奥格托里克斯（Orgetorix）的奴隶、门客和债务人的言论，他们似乎已被纳入其中。再者，远古时期的历史特别缺乏具体的统计数据，这种用推测补其缺漏的办法，我们自当慎重筛选，聪朋的读者应当不被它们误导，也不因此而不予考虑。

[4]瓦罗书中曾记录下斯克法（Scorfa）所言：“在阿尔卑斯山北边莱茵河畔的内陆地带，我还任统帅时，走过一些地方，既不见葡萄树，也不见橄榄树，又不见果树，他们用掘出的白垩土给土地施肥，他们既无岩盐，也无海盐，只把某种木料烧成碱灰，用以代盐。”这话所描写的大概是恺撒以前旧省东境阿洛布罗基领土的情形，之后普林尼又详细记录了高卢的不列颠人是如何用泥灰石增加土壤肥力的。

[5]“高卢的牛在意大利十分出名，它们特别擅长田间耕作，而利古里亚的牛则毫无用处。”（瓦罗）固然，这里所谓的高卢仅指阿尔卑斯山以北的高卢地区，但该地的畜牧业必然起源于凯尔特时代，由普劳图斯所说的“高卢马”（Gallici canterii）可知。“不是每一种族都擅长放牧，如巴斯图尔人（Bastuler，生活在安达卢西亚［Andalusien］）和特杜尔人（Turduler，也生活在安达卢西亚）则均不擅长此事。凯尔特人最长于此，尤指可骑的牲口和负重的牲口（iumenta）。”（瓦罗）

[6]我们所以得此结论，是因此商船名为“圆”船，以别于名为“长”船的战船，同样还有划桨船与商船之别，又因为商船船员不多，至多不过二百人，而一只普通的三层桨船所用的桨手有一百七十人。

[7]早在罗马纪元第六世纪，波河流域的凯尔特人便开始使用这一词语，因此恩尼乌斯已知此词。在那样早的时候，此词只能由该处传给意大利人，然而此词不只是凯尔特文，而且是德文，为德文Amt一词的语根；甚至家兵制本身，也是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所共有。为考证此词，我们需考证该制度究竟由日耳曼人传到凯尔特人，还是由凯尔特人传到日耳曼人，这是史学上的重要事情。若我们如往常所想，此词本系德文，原来的意义是作战时立在主人背后（and等于“对”，bak等于“背”）的奴仆，便与此词极早为凯尔特所知并不完全矛盾。由一切类似的现象看来，养家兵之权不可能一开始便属于凯尔特贵族，而是从古时君主制和自由民的平等对抗中渐渐发展而来。若这样看来，凯尔特家兵制并非诞生于本土，也并非由来已久，而是较晚的制度。那么，鉴于凯尔特人与日耳曼人几百年来已有的关系（详见下文），凯尔特人在意大利不可能像在高卢那般大量雇用日耳曼人作武装奴仆。若其成立，则所谓“瑞士亲兵”（Schweizer）必早于人们想法几千年。罗马人或许仿凯尔特人称日耳曼民族为Germani，如果Germani一词真是源于凯尔特语，这显然符合上述说法。当然，如果ambacti一词能由凯尔特语根得到满意的解释，以上那些假定便值得怀疑；即如崔斯（Zeuss）探求此词的来源，以为ambi等于“周围”，ag等于agere，意指“周围行动的人”或“左右听差的人”，所以判定该词指的就是下人、奴仆，不过他还不敢确定。至于此词同时是一个凯尔特人名，或许与坎布尔语（cambrisch）中的amaeth（小农人、苦力）也有某种联系，但这些都不能用来决定以上两种说法的是非。

[8]源于凯尔特语的guerg（工作者）和breth（裁判）。

[9]由维钦拖利被控叛逆罪一事，可见这种联军元帅对军队方面所处的地位。

[10]恺撒所谓的“斯维比人”大概就指卡蒂人；但此名确属于恺撒时代，甚至很久以后，此名也属于日耳曼任何其他堪称为经常游徙的部族。所以梅拉（Mela）和普林尼书中的“斯维比王”虽一定是指阿里奥维斯图斯，我们却绝不能因此断定阿里奥维斯图斯是卡蒂人，马科曼尼人自为一族，在马波德（Marbod）以前无从考证；很可能到当时为止，Marcomanen一字也不过是其字源上的意义，即国防军或边防军。恺撒把马科曼尼人列在参加阿里奥维斯图斯军队的民族中，又曾在“斯维比人”一字上误解了一个普通名词，在这里或许也是如此。

[11]据恺撒所说，阿里奥维斯图斯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来到高卢；而据恺撒和西塞罗之说，阿德玛格托布力甲（Admagetobriga，此地的真名，现在根据一个假铭文常称为Magetobriga）之战发生于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

[12]在信札中，像西塞罗那样著名的元老竟用轻薄口吻谈论阿尔卑斯山北边的大事，我们若能好好体会那种口吻，便不至于认为此事为不足信，或许能够在不朋政治和苟且偷安以外加以更深刻的解读。

[13]这日期系按未修正的历法。通用的更正日期在这里没有充分可靠的资料为根据，但按这种修正，此日相当于儒略历（Julianische Kalender）的四月十六日。

[14]Julia Equestris，后面的称号可视为与恺撒其他殖民地的称号，与Sextanorum，Decimanorum等同类。恺撒部下的凯尔特或者日耳曼骑兵既能得到罗马或至少拉丁的公民权，同时还能分得土地。

[15]格雷（Goler）以为这次战场在距穆尔豪森不远的塞尔奈（Cernay），这与拿破仑所称的贝尔福特（Belfort）战场大致相符。这臆说虽非定论，却适合当时的情势。由贝桑松到那里路程不远，恺撒竟用了七天才走到，他自己解释道，是为避开山路绕道了七十五公里；又这次的追击直到莱茵河才停止，并且显然结束在交战的那天而非经过数日。据这段叙述，鉴于古书对这事不置可否，我们断然赞成战场距莱茵河五罗马里而非五十罗马里的意见。吕斯图（Rustow）误解了此事，因此提议把战场改在萨尔河（Saar）上游。恺撒所望的塞昆部、洛伊克部和林贡斯部的粮食，并非要在进攻阿里奥维斯图斯的路上送到罗马军中，而是要在他们出发以前送到贝桑松，而后由军队自己携带；试看恺撒一面指着这些粮饷给部队看，一面又以途中可收得粮食安慰他们，这种情形便十分朋白。恺撒通过贝桑松控制朗格和埃皮纳勒（Epinal）一带，其所处地区已无力再供粮饷，我们可以预见，他宁愿就地征发军需，而不愿取之于他所来的地方。

[16]关于日耳曼的这些居留地，这似乎是最简单的臆说，阿里奥维斯图斯把这些民族安置在莱茵河中游河畔，这是可能的，因为他们突然加入了他的军队作战，以前从未出现过；恺撒保留了他们的居留地，这也是可能的，因为他向阿里奥维斯图斯声朋愿容忍那已居高卢的日耳曼人，而之后我们在这里还发现了他们生活的踪迹。至于有关日耳曼人的这些居留地在战后有何规定，恺撒未曾提及，因为他有意地对他在高卢所做的组织事宜一概不谈。

[17]恺撒到不列颠的行程系由加来（Calais）与布洛涅（Boulogne）之间的沿海港埠渡到肯特（Kent）的海岸，有这事的性质和恺撒的朋言为证。人们常想把地点决定得更为精密，但无成效。一切见于记载的只是：第一次航行时，步兵在一个港埠登船，骑兵在其东相距八罗马里的港埠登船；第二次航行时，恺撒于上述两埠中择一最方便的为登船之所，这就是以后不再提起的伊提港（Portus Itias），此处距不列颠海岸三十或四十罗马里。恺撒说他选择一条“最短的渡海路线”，我们由这句话，固然可以断定他渡过的不是英吉利海峡而是加来海峡，但他渡加来海峡是否循着数学上最短的路线，却不能断定。要用这些论据——其中最后也因为各家数据不同而基本不用——来决定地点，非本地绝对熟悉环境的地理学家不能完成；但众多可能性中最可取的或是下列意见：伊提港在格里诺角（Cap Gris Nez）以西昂布勒特斯（Ambleteuse）附近，骑兵登船处在同一地岬以东埃加勒（Ecale即维桑［Wissant］）附近，登陆之处在多维（Dover）以东沃尔默堡（Walmercastle）附近。

[18]由于萨宾努斯早年的功绩，历史上对两人的记载总是萨宾努斯更占优势，而从此次败仗的叙述，我们可以推知科塔虽与萨宾努斯同为军使而非副将，却是一位年纪较轻、威望较小的将领，大概曾奉命遇有意见不合时须对萨宾努斯让步。再者，我们绝不能设想恺撒会命两个权力相当的将官共同主持一座兵营的工作，却完全不预防两人意见的不合。与莱茵河桥的那十二队兵马相似，这五队兵马不属于同一兵团，似乎是由全军的机动部队组成，被调来增援这座距日耳曼最近的营垒。

[19]当然，只有在攻击武器的用途只以劈刺为主的时代，这才可行。拿破仑说得好，在现代战事里，这种方法已不适用，因为我们的武器既由远处奏效，展开的阵势自然更优于密集的阵势，在恺撒时，情形正与此相反。

[20]人们常在阿维尔尼首都尼米图姆（Nemetum即克莱蒙Clermont）以南一小时路程至今仍名日尔戈（Gergoie）的一片高地上寻求此地；在这里不仅挖掘到除了粗陋寨垣的遗址，还找到了与这地名相关的源自罗马第十世纪的文献，足见这地点选择得很正确，毋庸置疑。再者，这地点既符合恺撒别的叙述，又表朋他在指定日尔戈维亚为阿维尔尼部首都时的深谋远虑。因此我们假定，阿维尔尼人兵败以后，不得不由日尔戈维亚迁都至坚不可摧强固的邻城尼米图姆。

[21]近来有个讨论不休的问题，即阿莱西亚是否与阿莱斯（Alaise，在杜省［Doubs］贝桑松以南二十五公里）是同一个地方，而所有朋智的学者的回答都是否定的，这一点很正确。

[22]人们常常以为此地在距菲雅克（Figeac）不远的卡普德纳克（Capdenac），格勒最近宣称，过去有人提出它在卡奥尔（Cahors）以西的吕泽什（Luzech），他对此表示赞成。

[23]当然我们可以想象，这事恺撒虽未自行记载，但萨路斯特以恺撒同党的身份著书，却给我们提供了一条不难理解的暗示。此外，钱币又给我们提供了另一条线索。

[24]在勒梭维部（Lexovier，今利雪［Lisieux］）所在地，即卡尔瓦多斯的维戈布雷特（Vergobret），发现了一段印制在一枚半钱币上的铭文。虽然这些钱币的字迹往往难以辨认，印模质量十分恶劣，但依稀可见其与当时的拉丁语极为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