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培完成了自己所背负的使命，得以将视线投回国内，再一次发现他加冕称王已是众望所归了。罗马共和国经过长期的发展，这种变革已是大势所趋。如果废除贵族统治，君主政治必然会取而代之，对此任何心无偏私的观察者都有目共睹，也被千千万万遍地谈论。元老院经过提倡公民自由的反对派和军事势力的倾轧，现在已然被倾覆，唯一还值得考虑的问题，是解决新体制的人事安排、名称和组织形式，而且这些已经在平民党和军队革命中表现得十分明确，最近五年来各种各样的事件似乎为共和国的转型埋下了伏笔。在亚洲新设立的行政省，人们把这位处理亚洲事务的人物看作是亚历山大大帝的继承者，加之以王者的尊荣，甚至将与他交好的被解放者奉为座上宾，庞培在这里奠定了其统治基础，获得了成为罗马政权未来君主必不可少的财富、军队和荣耀。再者，首都乱党的阴谋策划，以及因之而起的内战，任何信奉政治利益，甚或仅是追求物质利益的人都认清了这一点：一个政府如果没有权威，不掌握军事实力，正如元老院政府，只会使国家蒙受奸诈政客既荒谬又令人生畏的暴政统治。因此要想维护社会秩序，就必须改革政体，使政府牢牢掌握军事权力。如此一来，君主在东方崛起，王位在意大利设立，根据我们的理解，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是共和末年，君政元年。

当然，政制改革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可能一帆风顺。共和政体已经延续了五百年，在共和政体下，昔日台伯河畔一座无足轻重的城市，发展成为繁荣昌盛、光辉灿烂的大都市，这种政体本身已植根于这片土地，非人力可究其深度。推翻这种政体，究竟会对社会造成怎样的冲击和动摇，完全无法估量。在改革政制的竞争中，已经有若干对手被庞培甩在了后面，但他们并未完全被淘汰。所有的力量联合起来推翻新的当权者，庞培发现，昆图斯·卡图卢斯和马尔库斯·加图、马尔库斯·克拉苏、盖乌斯·恺撒和蒂乌斯·拉比努斯相互联合起来反抗他，其实并不是完全意料之外的事。然而现在的局势，无疑最有利于发动这样一场无法避免、声势浩大的争斗。很可能，卡塔利纳叛乱依然历历在目、恍如昨日，政府向人们承诺保证社会的安全有序，即使以牺牲自由为代价，也能得到全体中间派的服从。所谓中间派，包括对物质利益趋之若鹜的商人，以及大部分贵族。贵族阶级已然分崩离析，在政治上陷入绝望的境地，不得不乘机寻求与君主达成妥协，以期至少维护其财富、地位和势力；甚至近来遭受惨痛打击的平民党，也许也有一部分人愿意委曲求全，希望通过他们推举的军事领袖，实现他们的一部分诉求。

但是无论党派关系如何发展，至少最初，在庞培及其得胜之师面前，意大利各党派无足轻重。二十年前，苏拉和米特拉达特斯签订临时和约之后，便能够以其五个兵团抗衡长期大规模备战的全体自由派（上迄贵族温和派和自由主义商人，下至乱党），发动一场倒行逆施的复辟运动。庞培要做的远没有那么困难，他回来了，已经尽心尽责圆满完成了海上陆上的各项使命。他也许期望除了极端派的反抗外，不会遇到其他的激烈对抗，而极端派之间相互孤立，不能有所作为，即使他们联合起来，也不过是一个依然相互敌视、内部意见纷呈的松散联盟。没有任何武装力量，不具备军事实力，也没有发号施令的领袖人物，在意大利没有组织，在各省也没有可以依靠的力量基础，尤其是没有能统兵作战的将领。在极端派成员中，甚至没有一个声名显赫的武士——更不必说出类拔萃的军官——敢号召公民前来与庞培决一雌雄。

还值得进一步考虑的，是革命的火山至今已熊熊燃烧了七十年，自耗其热，久而久之其火势渐渐衰微，即将自生自灭。此时为了党派的利益，把意大利人武装起来，能否像秦纳和卡尔博那样一举成功，令人生疑。在罗马共和的有机发展中，自然而然地衍生出政治革命的蓝图，如果庞培孤注一掷，他为何不发动一场政治革命呢？

庞培抓住时机，担负东征的使命，他似乎很希望能统军作战。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秋，昆图斯·梅特路斯·涅波斯（Quintus Metellus Nepos）离开庞培军营来到首都，作为护民官的候选人现身，他坦言其目的是利用护民官一职，促成庞培顺利当选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执政官，并且首先要得到特殊的人民法令，为庞培争取到攻打卡塔利纳战事的指挥权。罗马城内群情激昂。毋庸置疑，涅波斯的这一举动必然直接或间接受到庞培的命令，庞培意欲以将军的身份率领其亚洲兵团返回意大利，而后掌握意大利的最高军权和最高政权，这被看作是其进一步靠近君主宝座的举措，涅波斯的使命是以半官方形式宣告君主政体的诞生。

一切的一切都取决于两大政党对这种表示的态度，他们未来的地位以及国家的前途都以此为转移。但涅波斯受欢迎与否，又视当时各党派与庞培的关系而定，这种关系十分奇特。庞培是以平民党将军的身份远赴东方，他有足够理由不满恺撒及其党羽，但并未公然与之决裂。庞培远在东方，终日诸事缠身，而且完全没有敏锐的政治头脑，至少当时并未识破平民党筹划反对他的阴谋，阴谋波及的范围及其相互关系他也一无所知，或许是因为他生性高傲、目光短浅，庞培甚至不屑于理会这些阴谋活动。除此之外，庞培这类人所重视的，是平民党表面上自始至终都对这位伟人充满敬意，即使到了此时此刻（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不等他明言，平民党就做到令其称心如意的地步，他们通过一个特殊的人民法令，授予庞培前所未有的荣誉和勋章。但即使没有上述种种礼遇，庞培也非常清楚，为自身利益考虑，他也应该至少在表面上继续依附平民党，平民政治和君主政治的关系十分紧密，欲戴王冠，必承其重，庞培必须一如既往地标榜自己为人民权利的守卫者。所以不论过去发生了什么，以个人和政治的原因，共同导致庞培和平民党领袖都不计前嫌，仍然照常保持联络，但敌对党却没有作任何努力，以弥补庞培投归平民党之后与苏拉派之间产生的嫌隙。庞培与梅特路斯和卡图卢斯的私人恩怨转变成为双方党派的势力角逐。庞培担任将军，元老院一直心谤腹非，但这在器量狭小的人看来，正因其微不足道，所以更加可恨。元老院没有按其功劳尊崇他这位非凡人物，换句话说，就是没有以非凡的方式尊崇他，庞培对此怀恨在心。最后，我们必须铭记在心的是，此时的贵族阶级因取得新的胜利欢欣鼓舞，平民党却深受挫败，贵族阶级的领袖是迂执痴拙的加图，平民党的领袖是八面玲珑、诡计多端的恺撒。

在这种情况下，庞培派遣的使者来到罗马。使者公布有利于庞培的提议，贵族阶级不仅将其视为对现行政制的宣战，而且公然以对待宣战的态度对待这些提议，毫不掩饰其惊慌和愤慨。马尔库斯·加图对此明言驳斥，并且让人选举他和涅波斯共同担任护民官，庞培企图私下与他交好，也被他严辞拒绝。自然而然地，在此之后，涅波斯认为不必再顾忌贵族阶级，倒是与平民党交集更加频繁，因为平民党一如既往地善于审时度势，他们宁愿选择将意大利元帅和执政官职位主动让给庞培，也不愿意被后者以武力夺取。这种亲善的谅解很快就表现出来。平民党认为最近元老院多数成员决议处死叛党分子属于违法冤杀，涅波斯公然声援平民党（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12月），西塞罗撰文连篇累牍地辩解此事，并将其寄给庞培，庞培饶有意味地不作回应，由此可见涅波斯的主公与平民党的见解一致。另一方面，据说昆图斯·卡图卢斯侵吞了重修卡皮托尔神庙的款项，恺撒担任副执政官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办卡图卢斯，并将该庙的建造移交给庞培管理。此举甚妙。卡图卢斯在建造卡皮托尔神庙前前后后历时十五年，似乎愿意终其一生监管卡皮托尔的修建工作；攻击这种假公济私——只因为受任者是声名显赫的贵族，其徇私舞弊的形迹得以掩饰——实属证据确凿、大快人心之举。但如此一来，庞培就有望在世界第一城罗马的权力巅峰上取代卡图卢斯，这既能给他带来梦寐以求的虚无的荣耀，又不损害平民党的利益。与此同时，贵族阶级绝对不允许他们最优秀的卡图卢斯地位不保，故而与庞培的矛盾迅速激化。

同时，涅波斯向公民提出其关于庞培的建议。投票选举当天，加图及其同党同仁昆图斯·米努奇乌斯（Quintus Minucius）介入，投票否决庞培担任执政。但涅波斯对此置之不理，继续宣读提案，双方随即爆发正面冲突。加图和米努奇乌斯冲向涅波斯，逼迫他停止宣读，一伙武装人员为其解围，并将贵族派逐出罗马广场，可是之后加图和米努奇乌斯又折返回来，这时他们也有武装人员跟随，最终为政府守住了战场。元老们见他们的武装人员取得了对敌党武装人员的胜利，信心倍增，宣布停止涅波斯的护民官之职，由于副执政恺撒曾经大力支持涅波斯提出的法案，亦将其停职。元老院有人提议将二人免职，遭到加图的劝阻，因为此举既不合理，更不合乎法律。恺撒对元老院的法令不予理会，依然如故地行使职权，直到元老院迫使他停职。涅波斯被强制停职的消息一经流传，人们蜂拥至其府邸前，听其调遣。到这时，是否发动巷战，或者至少是否在此提出梅特路斯提议，庞培梦寐以求的意大利统帅之职是否要为其争取，完全取决于涅波斯。然而上述种种，与恺撒的利益秋毫无涉，所以他劝告众人散去，于是元老院撤回了其停职法令。涅波斯被停职之后，即刻离城登船返回亚洲，向庞培报告其出使的结果。

对于变幻莫测的时局，庞培应该心满意足。事已至此，庞培别无选择，只能发动内战夺取王位，正因为加图不屈不挠的坚守，他才有发动战争的正当理由。卡塔利纳的党羽被非法治罪，护民官遭受到前所未有的暴力对待，庞培既可以作为罗马人民自由的两种护身符——申诉权和护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权——的守卫者对贵族开战，也可以作为维护社会秩序的力量，向卡塔利纳的叛党发起进攻。庞培似乎不可能无视这个机会，然而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他因为解散军队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如果没有伽比尼乌斯法，他无法脱离困境，所以似乎不可能明知故犯、重蹈覆辙，这个前车之鉴让他犹豫不定。可白冠加额的机会似乎唾手可得，庞培的灵魂里满是渴望，可是一旦到了需要付诸行动之际，他又心生惶惑、方寸尽乱，最后只能无疾而终。

庞培生性自命不凡，除此之外别无长处，只要不触及法律的底线，他必定怡然自得于不受法律的束缚。而正是由于他长久逗留亚洲，人们越发产生这样的怀疑。如果他愿意，完全可以在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1月率领其舰队和陆军抵达布隆迪西乌姆港口，在那里迎接涅波斯归来。但是他在亚洲耽搁了罗马纪元691—692年即公元前63—前62年的整个冬季，导致局面对他十分不利，贵族党意料之中地加快了征战卡塔利纳的步伐，此时已经歼灭其部众，如此一来，庞培的亚洲兵团成群屯驻意大利的无可争辩的理由便不复存在了。庞培这一类人，对自己缺乏信心，同时不敢寄望于命运的垂青，故此在公众场面谨小慎微，不越雷池半步，对于他而言，口实和动机几乎同等重要，而上述情形带来的影响十分深刻。再者，他也许会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使将麾下部队遣散，也不会让其完全脱离自己的掌控，必要时他仍然可以比其他任何党派的首领更迅速组织起一支具备作战能力的军队；平民党对他俯首帖耳，只等一声号令，即使没有军队他也足以应对元老院。诸如此类的思虑，其蕴含的事实足以令自欺欺人者更加坚信自己的思虑具有合理性。

庞培特殊的脾性再次扭转了时局。他属于那种敢于破除成规，藐视法纪，却做不到屈尊俯就，任人差遣，无论是从好的方面还是坏的方面来说，庞培都是个彻头彻尾的军人。大人物尊重法律，是尊重道德上的必要；常人尊重法律，是尊重传统的日常规范。法律被冠以习惯的形式，在军纪中表现得最为明显，军纪之所以能如同魔咒一般，束缚任何意志不甚坚定的人，正是出于这个原因。我们往往会看到这样一幕：即使士兵坚持不服从长官，若长官下令命其归队，他仍会不由自主地服从命令。拉菲特（Lafayette）和迪穆里埃（Dumouriez）在背弃前志的最后一刻犹豫不决，并最终前功尽弃，正是由于这种情愫使然。而庞培的落败，也是出于同一个原因。

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秋，庞培乘船抵达意大利。正当首都的一切都已安排妥当，准备迎接新君主之时，消息传来，庞培刚在布隆迪西乌姆登陆，便将麾下兵团尽皆遣散，只带领小队护卫兵赶赴首都。如果一帆风顺登上王位应归功于幸运，那么庞培必然是有神明护佑，但是对于生性怯懦之人，上天的一切恩典和赏赐只能是枉费了。

各党派终于得到喘息的空间。庞培再一次急流勇退，他曾经的手下败将们死灰复燃，再次展开角逐——最令人费解的，当属庞培竟然又一次加入这场新的角逐。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1月，庞培抵达罗马。他的处境十分困窘，在两个党派之间游移不定，人们戏谑地称他为格涅乌斯·西塞罗（Gnaeus Cicero）[1]，可是他实际上已然丧失了所有人的支持。乱党视之为对手，平民党视之为反复无常的同党，马尔库斯·克拉苏将其视为政敌，富人阶级认为他是不值得依赖的护卫者，权贵阶级将其视为仇敌。毋庸置疑，庞培仍然是这个国家权力最大的人，因为其军界追随者遍布意大利，他在各省尤其是东方的权势，他在军界的威望，以及其富可敌国的财力，无人能与他相提并论。但是庞培并没有受到预期的热烈欢迎，反而遭到意料之外的冷遇，他提出的要求更是被视而不见。按照他让涅波斯公布的意见，他自请再次担任执政官，当然也要求承认他在东方的种种举措，履行自己此前给部下士兵分配土地的承诺。对于这些要求，元老院掀起一场有计划的反对，其中主要反对意见来自卢库勒斯和克里特平定者梅特路斯的私仇、克拉苏的旧怨以及加图的顽执愚妄。他们都迅速作出回应，直言不讳，拒绝庞培再次担任执政官的要求。这位归国将军向元老院提出的第一个请求，就是将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的执政官选举推迟到他返回首都之后，但也未被采纳，更不用说得到元老院的许可，以便不受到苏拉关于重新参加选举的法律限制。至于他在东方省份所作的安排规定，庞培自然也请求元老院全部批准；卢库勒斯提议对每一条法令逐一进行讨论和表决，如此一来，便给庞培带来了无尽的烦恼和挫败。

庞培授予亚洲军士土地的承诺虽然的确得到了元老院的完全批准，同时又将之推广到梅特路斯的克里特兵团。然而糟糕的是，由于国库空虚，元老院并不想为此动用公地，导致此事最终并未得到施行。庞培遭到元老院如此顽强而恶毒的反对，没有制胜的希望，只好向公民求助。不过对于公民，他更是不知如何是好。平民党的领袖虽然没有公然反对他，但是绝无与其休戚与共的理由，所以对庞培袖手旁观。庞培的爪牙——比如凭借庞培的势力及其部分财力得以当选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执政官的马尔库斯·普皮乌斯·皮索（Marcus Pupius Piso），以及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的执政官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Lucius Afranius）——显然都是无能等闲之辈。最后护民官卢奇乌斯·弗拉尼乌斯（Lucius Flavius）以普通土地法的形式，向公民大会提出给庞培旧属分配土地，不仅没有得到平民党的支持，还受到贵族的公然抨击，只有少数人赞成（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初）。这位尊贵的将军如今几乎要卑微地请求群众的支持，例如梅特路斯·涅波斯提出一个取消意大利关税的法案，正是由他授意（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但他担任民众领袖既无技巧，亦无成效，庞培因此声誉受损，期望却无法如愿以偿。他完全是作茧自缚。一位庞培的政敌如是概述其昔日的政治地位：他极力“以缄默保全其凯旋战衣”。平心而论，他别无选择，唯有自寻烦恼。

随后产生了一个新的联合。昔日的当权者退位之后，政治局势一度风平浪静，平民党领袖利用这个机会为自己谋取利益。庞培从亚洲归来之时，恺撒与昔日的卡塔利纳无异，只不过是一个势力衰颓成阴谋派的政党的领袖，而且早已债台高筑。然而在此之后，他先是获任副执政官一职（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而后受命担任远西班牙总督，所以他一方面有能力偿还债务，一方面为自己建立军事威望奠定了基础。克拉苏是恺撒昔日的盟友，因皮索殒命而失去了对抗庞培的后盾，现在希望得到恺撒的支持，所以甚至在恺撒动身前往西班牙之前，就为他解决了一部分最沉重的债务。恺撒也充分利用了自己任职西班牙的短暂时间。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恺撒从西班牙满载而归，以得胜将军的身份要求举行凯旋仪式，并于次年成为执政官候选人。由于元老院不允许他身在外时就宣称参加执政官选举，为了顺利参加选举，恺撒毫不迟疑放弃了凯旋荣典。

多年以来，平民党竭力促成其某一位成员掌握最高官职，以此为手段获取军事力量。各个阵营的政治家都早已心知肚明，民政的纷争无法平息党争，只有依靠军事力量才能扫清内斗；但是，平民党昔日曾与强大的军事领袖联合，并因此终结了元老院的统治，这无情地昭示了这种联合的结果，必然是民政势力屈从于军事势力。如果平民党果真想要执政，就必须避免与非党内、甚至敌视平民党的将军联合，必须推举自己的领袖担任将帅。为此平民党试图选举卡塔利纳担任执政官，取得西班牙或埃及的军事后盾，然而却无功而返；现在还有一种可能，平民党可以依循法律常规，为其最重要的人物争取执政官职位和执政省份，并且建立（如果我们可以这样说）一支平民党自己的武装力量，摆脱立场暧昧、充满危险的盟友庞培。

平民党要取得真正的胜利，必须建立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这条道路带给他们的未必是最光明的希望，却是唯一的希望，他们愈是寄望于此，便愈加肯定他们的政敌会顽强抵抗。一切都取决于谁会在此事上反对平民党。贵族阶级已经被孤立，不足为惧，然而刚过去的卡塔利纳事件表明，贵族依然或多或少有实力派和庞培党徒公开予以的支持，所以仍具有一定的势力。贵族曾屡次阻扰卡塔利纳候选执政官，毋庸置疑，他们必然也会尝试挫败恺撒候任执政官。即使恺撒有可能见招拆招，顺利当选，但这并不足以建立起武装力量。恺撒需要至少数年的时间，在意大利境外心无旁骛地为国效力，方能取得稳固的军事地位，而且在这准备期间，贵族阶级必然会千方百计阻扰其计划施行。有人自然而然萌生出这样的想法：能否效法罗马纪元683—684年即公元前71—前70年那样，再次促使贵族陷入孤立的处境？平民党能否一方面与其同盟克拉苏、另一方面与庞培和大资本家建立以共同利益为稳固基础的联合？对于庞培来说，这种联合无疑是一场政治自杀。庞培在政坛向来举足轻重，因为他同时是唯一一位能够调遣兵团的党派领袖，虽然现在兵团已经遣散，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仍然服从他的支配。平民党的计划正是要剥夺他的这种优势，让平民党领袖与之并驾齐驱，在军事上一较高下。庞培绝不允许这种事情发生，而且恺撒仅仅是一位政治家的时候就已经令他头痛不已，最近又在西班牙大放异彩，证明自己的军事能力，所以庞培更不可能去亲自帮扶这样一个人取得最高统帅的职位。然而另一方面，由于元老院无端的反对，以及群众对庞培及其诉求的漠然，他的地位，尤其是在昔日士兵中的处境变得非常艰难和屈辱，人们也许会根据他的性格，期望以解救他脱离窘境为代价，让庞培加入这种联合。至于所谓的骑士党，向来是趋炎附势，如果庞培果真再次与平民党联合起来，骑士党自然不会坐以待毙。与此同时，由于加图——在其他地方广受赞誉——对待包税商的态度十分严苛，大资本家再次与元老院爆发激烈冲突。

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夏，第二次联合成功缔结。恺撒获任次年执政官，并成为同期统治者；庞培在东方制定的法规以及给亚洲军士分配土地的承诺得到准许；恺撒还允诺通过公民大会，为骑士阶级争取元老院拒绝赋予的权利；最后，虽然克拉苏至少被允许加入这个联合，但他既不能拒绝加入，也无法因为加入而得到任何明确的允诺。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秋季和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夏季两度出现联合，联合的势力组成依然如故，甚至缔结联合的人员都完全相同，然而各个党派的势力已今非昔比，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彼时平民党不过是一个政党，其同盟却都是统军作战的常胜将军；如今平民党的领袖就是一位战功显赫、运筹帷幄的凯旋将军，其盟友却成了不掌兵权、卸甲归田的将军。彼时平民党在路线问题上取得了胜利，为了酬谢这个胜利，平民党人将国家最高官职让给两位盟友，现在平民党更加实际，将最高政权和军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仅在相对次要的问题上对同盟作出让步。值得一提的是，庞培之前提出再次担任执政官的要求竟然无人理会。彼时平民党为了盟友牺牲自己的利益，现在同盟却要委身于平民党。

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变化最为显著的，是平民党的性质。毋庸置疑，自从诞生以来，平民党的本质中就包含着君主制的成分。然而一种政体的理想形式，以其或多或少明确的架构浮现在平民党最杰出的有识之士的脑海中的，却始终是民政共和政体，也就是伯里克利（Periclean）式的国家组织形式，在这种国家组织形式中，君王的权力来源于他全心全意代表公民的利益，公民中最高尚最杰出者也认可其君王是他们完全信赖的人。恺撒也秉持这种观点，但是观点仅仅是观点而已，或许会给现实带来些许影响，却并不会直接成为现实。纯粹地掌握政权，如盖乌斯·格拉古，或者仅仅掌握平民党武装，如秦纳作出的不甚充分的尝试，均无法在罗马共和国长期占据优势。不为某个党派而是为了某位将军作战的军事机构，佣兵军团的野蛮力量——因为筹措复辟而首次登上政治舞台，不久便显现出政党无可比拟的优势。恺撒在实际的政党事务中，必然对此深以为然，所以深思熟虑之后做出重大决议，即让这种军事机构本身唯命是从，借助佣兵军团的力量建立一个合乎其意愿的共和国政权。抱着这样的意图，恺撒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与反对党的将军缔结盟约。虽然后者同意接受平民党的政治纲领，这次联盟却几乎将平民党和恺撒推到了覆灭的边缘。十一年之后，恺撒竟依然带着这样的希冀，亲自担任雇佣兵统帅。两次联合或多或少都带有不成熟的意味——恺撒坚信，即使不能假借他人的力量，无论如何也可以自己兵戈铁马开创一个自由共和国。显而易见，恺撒的这种信念实属荒谬。人一旦动用邪恶的力量，最终都会成为邪恶力量的奴隶，可是最伟大的人往往不是犯错最少的人。如果历经数千年，恺撒的志向和事迹依然令我们肃然起敬，不是因为他立志成为君王，并且如愿以偿成为一代君王（其实这与王位相比无足轻重），而是因为他从未抛弃建立一个君王统治自由共和国的政体的宏伟理想，正因为有这样的理想，荣登王位之后，恺撒未落入世俗君王的窠臼。(www.daowen.com)

各个党派联合起来，顺利选举恺撒为罗马纪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执政官。贵族通过贿选——由整个贵族阶级共同集资，在那个贪腐成风的时代也不免令人惊异——选举一个名为马尔库斯·毕布路斯（Marcus Bibulus）的人充当恺撒的同僚。在政界，毕布路斯的偏狭和固执被认为是保守力量，如果贵族为国仗义疏财得不到相应的回报，至少不应该归咎于毕布路斯的好意。

担任执政官之后，恺撒首先提出讨论其盟友的要求，其中最重要的便是给亚洲军队的老兵分配土地。总体而言，恺撒为此草拟的土地法，坚持了前一年庞培建议提出却未能通过的法案中所罗列的原则。确定用来实施分配的土地只是意大利的公地，换言之主要是卡普亚地区，如果卡普亚地区的土地不够分配，应该以东方新立省份的税收，按照监察官册籍记载的税额估价，购买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土地，所有现有产权和世袭领土因此不受影响。土地分配细化，土地分配的对象应为贫苦公民，或至少抚养三个儿女的父亲；“服兵役者享有土地产权”的原则并未见诸恺撒土地法，不过亦倡议土地分配人员特别顾及老兵和被驱逐的短期佃户，一直都合乎情理。这一法案的执行权被委托给一个由二十人组成的委员会，恺撒坦言自己不愿入选该委员会。

反对党对这个提案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抵抗。不可否认，本都和叙利亚各省设立之后，国家财政应该有能力放弃坎帕尼亚的租金。坎帕尼亚是意大利最富饶的地区之一，特别适宜发展精细化种植，因此禁止私人经营更是毫无缘由。最后，既然公民权已经推广到了整个意大利境内，如果依然不赋予卡普亚市政权利，不但荒诞不经，而且有失公允。整个提案温和有度、开诚布公且博采众长，另外还明显带有平民党的特征，因为总体上而言，提案相当于重新建立马略时代创立、又遭苏拉废除的卡普亚殖民地。在形式上，恺撒也尽量考虑周详。他首先向元老院提出讨论土地分配法案，建议完全批准庞培在东方颁布的法规，以及请求免除包税商三分之一的税款，并且声明若有修改意见，他愿意接受意见并积极探讨对策。元老院此前对这些建议置若罔闻，导致庞培和骑士阶级加入敌方阵营，如今的形势倒给了他们一个自惭形秽的契机。或许正是这种不可言传的意味，致使达官显贵们激烈反对，这与恺撒的气定神闲形成鲜明的对比。元老院直截了当，甚至未经商议，便否决了该土地法提案。关于庞培在亚洲各项措施的法令，也未受到元老们的青睐。关于包税商的建议，加图按照罗马议会制度的陋习，企图通过长篇累牍的演说，拖延到法定的闭会时间，让这个提议胎死腹中。对此，恺撒勃然大怒，威胁说加图冥顽不灵，要将其逮捕入狱。最终这一提议也未获通过。

按照既定程序，现在所有的提议都要提交公民大会。恺撒未添油加醋，如实向群众宣告，他毕恭毕敬地向元老院呈递这份合情合理、又必不可少的提案，仅因该提案由平民党的执政官提出，竟然遭到傲慢的拒绝。恺撒补充说明了贵族合谋驳回提案，并请求公民，尤其是庞培本人及其昔日旧属帮助他共同抵御阴谋和强权。这番言论并非全然无的放矢。以刚愎自用却羸弱不堪的毕路布斯和固执己见、天资驽钝的加图为首的贵族阶级，意图激化矛盾，引发暴力冲突。庞培受到恺撒怂恿，声明自己对当前问题的立场，并且一反常态，开诚布公地宣称：如若谁人胆敢剑拔弩张，他必然也会拔刀相向，到了那时，他必然毫不保留、全力以赴；克拉苏也如是表态。庞培的旧属奉命在投票当天——这次投票实际上牵动着他们的切身利益——身藏武器，蜂拥至投票场所。

然而贵族阶级仍不遗余力地阻挠恺撒的提议顺利通过。每天，恺撒现身人民大会时，他的同僚毕路布斯便以观测政治星象为由，中止一切政务。恺撒对所谓天命不可违毫不在意，继续进行尘世俗务。护民官投票否决，恺撒仍我行我素、置之不理。毕路布斯和加图登上演讲台慷慨陈词，鼓吹暴动。恺撒命令侍卫将他们带离罗马广场，并下令保证他们的人身安全——只要这场政治闹剧不演变成悲剧，对恺撒不无裨益。

尽管贵族阶级诡计多端且气势汹汹，土地法案、批准亚洲法规以及减免包税商税收的要求都通过了公民大会的审议，庞培和克拉苏为首的二十人委员会终告成立，委员会成员身居公职。贵族阶级不懈的努力都付之一炬，其无的放矢、心狠手辣的抵抗，反倒使联合派众志成城，贵族在这些完全无关紧要的琐事上煞费苦心，致使在即将到来的需要严阵以待的事情上心余力绌。他们相互称道各自表现出来的英勇，毕路布斯宣称自己宁死不屈，加图被捕入狱时仍然慷慨陈词，这都是他们的爱国壮举，然而除此之外，他们只能听天由命。这一年接下来的日子里，执政官毕路布斯闭门不出，同时又以公告的形式宣称，诚心希望在年内任何适于召开公民大会的日子里观测天象。毕路布斯的同僚钦佩这位伟人，正如恩尼乌斯称道法比乌斯“因循救国”一样，并且纷纷效仿，其中包括加图在内的大多数人都不再出席元老院会议，即使没有政治天文学的指导，世界依然照常运转，他们只能在家中牢骚满腹。在公众看来，毕路布斯以及大多数贵族的消极态度似乎就相当于退出政治舞台，而在联合派看来，贵族阶级对自己的进一步举措听之任之，自然是称心如意。

联合派最重要的举措，就是确定恺撒将来的地位。按照宪法规定，元老院应该在执政官选举开始之前，确定次年执政官就任的权限。因此，恺撒当选胜利在望之时，元老院为其指定两个省份，这两个省份在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除了修建道路和其他公共工程之外，再也无事可做。当然，联合派不会坐以待毙，他们决定通过人民法令，效法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为恺撒争取到一个非常任统帅之职。然而恺撒已经公开声明自己不会提出为自己谋利的议案，因此护民官普布利乌斯·瓦提尼乌斯（Publius Vatinius）直接向公民大会提议，公民自然是毫无条件地赞成。恺撒因此成为阿尔卑斯南侧高卢的总督，并统率三个驻扎当地、由卢奇乌斯·阿弗拉乌斯带领、长期在边境作战的兵团，恺撒的副将和昔日庞培的副将一样，身居副执政官品级。此外，恺撒的任期确定为五年——此前有任职期限的将军从未如此长久。多年以来，波河以外的人们一直期望获得公民权，他们投身平民党，尤其是恺撒的麾下，成为其统治的中坚力量。恺撒的管辖范围南抵阿努斯河与卢比孔河，包括卢卡和拉文纳。纳博省以及当地驻扎的一个兵团随后也被追加到恺撒的管辖范围内——元老院听取庞培的建议通过该提案，从这一点至少可以看出，恺撒的统帅之职并不是因为持有特殊人民法令。

如此一来，联合派如愿以偿。根据法律，意大利本土禁止驻军，所以此后五年时间内，北意大利和高卢的统帅可以同时控制意大利和罗马城，而掌控意大利和罗马城五年的人，便能终身掌控意大利和罗马。执政官恺撒现身说法。毋庸置疑，新当权者都会以各种盛会和娱乐讨取人们的欢心，并抓住时机充盈府库，例如，联合派以高价卖给埃及国王一道人民法令，承认其为合法君主，诸多其他君主和公社也以同样方式获得特许状和特权。

这种处理方式的永久性似乎也有充分的保障。执政官官职，至少次年的执政官官职，毫无疑问掌握在联合派手中。人们本以为执政官之职必然由庞培或者克拉苏担任，然而这两位执掌政权者更倾向于在各自的党派中选出次要而可靠的两位助手——一位是庞培麾下出类拔萃的副将奥卢斯·伽比尼乌斯，另一位则是相对名不见经传、却是恺撒岳父的卢奇乌斯·皮索——担任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执政官。庞培亲自留守意大利，并在此担任二十人委员会的会长，监管土地法的执行，将卡普亚地区的土地分给将近20000名公民，其中大部分是昔日庞培麾下的士兵。恺撒的北意大利兵团成为他抵御首都反对党的后盾。至少目前来看，当权者内部不可能关系破裂。恺撒担任执政官时颁布的法律，庞培至少和恺撒投入相同的精力予以维持，而这能保证庞培和贵族阶级的关系一直处于破裂状态——因为贵族阶级的领袖，尤其是加图，仍然不承认这些法律的有效性——而这能够保证联合的继续存在。此外，联合派领袖之间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密。恺撒对其盟友开诚布公、无所隐瞒，他信守诺言，应许之事既不拖泥带水，也不打折扣，尤其是对于土地法。土地法的提出是出于庞培的利益，而恺撒克己奉公，运筹帷幄，不遗余力地将其落到实处。

庞培并非领会不到义举和诚意，三年以来他奔走相求、处境艰难，恺撒一举帮助他脱离窘境，他自然对恺撒心怀感激。庞培与平易近人的恺撒频繁往来，他们之间的关系逐渐由利益联合转化为友谊的联合。这份友谊的保证和结晶——同时无疑也是一份公告，宣布成立新的联合统治——就是庞培迎娶恺撒芳龄二十三岁的独女尤丽娅（Julia）为妻。尤丽娅承袭了其父的优雅温贤，与年龄几乎比她大一倍的丈夫相亲相爱，家庭生活和谐融洽。人们久经纷扰和变乱，渴望天下太平，以休养生息，将这场婚姻视为未来和平繁荣的保证。

庞培和恺撒的联合越紧密，贵族阶级绝地反击的希望就越渺茫。贵族们感觉头顶高悬达摩克利斯之剑，并且心知肚明，必要时，恺撒会毫不迟疑挥刀相向。一位贵族如是写道：“我们已然一败涂地，对死亡的恐惧，以及流放他乡的担心，让我们放弃了‘自由’，举世嗟叹，却杜口木舌、不敢言表。”联合派期望的不过如此。虽然大多数贵族都选择委曲求全、息事宁人，但仍不乏性情刚烈之人。恺撒一卸任执政官之职，贵族激进分子如卢奇乌斯·多米提乌斯（Lucius Domitius）和盖乌斯·梅米乌斯就在元老院全体会议中提议废除朱利安法。此举可谓愚蠢至极，反倒让联合派受益颇多，因为现在恺撒坚持认为元老院应该考察朱利安法的有效性，元老院别无选择，只能正式承认该法的有效性。不过由此可见，当权者发现有必要通过惩戒部分风头最盛、恣意妄为的敌人，以儆效尤，从而确保其余的人继续徒呼奈何，却无所作为。

按照旧例，土地法的条款需要全体元老以放弃政治权利为条件，宣誓承认新法，联合派本来希望以此迫使元老院中反对声最为强烈的人拒绝宣誓，效仿努米底亚征服者梅特路斯，自请外放。然而这些人最后的选择出人意料，甚至连刚正不阿的加图也委曲求全，服从宣誓，他的众多“桑丘”[2]（Sanchos）们追随其后。此外，联合派企图通过散布贵族阶级密谋杀害庞培的流言，以刑事诉讼逼迫贵族阶级领袖逃亡他国，可是联合派用人不当，奸计未遂。他们指定的造谣者名唤维提乌斯，此人口若悬河，自相矛盾，而护民官瓦提乌斯是奸计筹划者，人尽皆知他与维提乌斯是同谋，所以似乎最好的结局应该是将维提乌斯勒死狱中，一切作罢。然而贵族阶级的土崩瓦解、达官贵人们的惊慌失措，由此显露无遗，甚至地位尊贵的卢奇乌斯·卢库勒斯都亲自跪拜在恺撒的脚下，当众声明自己年事已高，请求告老还乡，退出政坛。

最终，联合派只能止步于清除少数狂傲不群的贵族。加图开诚布公，坚持认为朱利安法不具有法律效力，而且加图向来言必行、行必果，因此联合派当务之急是将其放逐。马尔库斯·西塞罗则不然，联合派不会对他心存畏惧。但是平民党曾理直气壮地指责西塞罗主导下的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12月5日的冤杀案，如今他们在联合派中居领导地位，不可能胜利后还让罪人逍遥法外。如果平民党人想严惩此案的始作俑者，他们不应该将矛头指向庸弱不堪的执政官西塞罗，而应该是假借西塞罗之手杀人的贵族阶级。然而按照成文法规定，应负责任的毫无疑问不是西塞罗的顾问，而是他本人，此外，仅问责执政官西塞罗而丝毫不牵连全体元老，也算是仁至义尽。因此，在西塞罗的罪状中，他下令行刑所依据的元老院法令，直接被称为是伪造的法令。甚至对西塞罗，当权者也不想大费周章、引人注意，可是西塞罗本人却不能自制，既不向当权者提出保证，也不抓住多次为他提供的机会顺级而下，自请外放，离开罗马，甚至不保持缄默。西塞罗竭力避免触怒当权者，他步步为营，然而却没有明哲保身的自制力，有时一句无礼的戏谑，他会心生不悦，有时又因达官贵人的溢美之词而忘乎所以，他依然缅怀平民律师时期的慷慨陈词，情不自禁言辞激切。

处置加图和西塞罗的举措由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执行。克洛狄乌斯为人荒淫放荡，却有勇有谋，与西塞罗积怨经年。为了报仇雪恨，他成为人民领袖，在恺撒执政期间，他骤然变节，由贵族变成平民，之后被选举担任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护民官。殖民地总督恺撒作为克洛狄乌斯的后盾，为此留在首都附近，直到加图和西塞罗获罪才翩然而去。遵照恺撒的指示，克洛狄乌斯向公民大会提议，委任加图处理拜占庭市政纠纷以及兼并塞浦路斯王国。亚历山大二世一纸遗诏，致使塞浦路斯和埃及并入罗马，不过埃及国王选择纳币以免被吞并，而塞浦路斯国王既未纳贿，昔日还曾冒犯克洛狄乌斯本人。至于西塞罗，克洛狄乌斯提出一个法案，该法案规定，不经审讯和判决便对公民执行死刑的行为，触犯者应受流放他地的惩罚。

如此一来，加图奉命光荣地离开首都，西塞罗却可能至少要受到不轻的惩罚，然而，法案上并未出现西塞罗的名字。平民党人不免喜形于色，一方面，西塞罗的怯弱为世人所知，属于政治上的骑墙派，所以平民党便惩治他此前对平民党表现出的刚毅；另一方面，加图曾激烈反对公民干涉政治，也不承认任何非常规统帅职衔，所以平民党便颁布人民法令加封他为统帅；他们以同样诙谐的态度，利用加图德高望重的特点，认定他特别擅长应对棘手的任务——没收塞浦路斯王室的巨额财产，而不中饱私囊。

处置加图和西塞罗的两个法案明显带有敬重和冷嘲的色彩，恺撒对元老院的态度自始至终都带有这种特点。两个法案都顺利通过。元老院处置卡塔利纳事件下达的法令受到嘲笑和指责，大多数元老都公然穿上丧服以示抗议，然而这毫无疑问无济于事。至此，西塞罗后悔莫及，他跪伏在地，向庞培求饶，自然而然也是徒劳无功。甚至，禁止西塞罗留居罗马的法令尚未通过，他就不得不自行出国（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4月）。加图也不敢再言语，恐招致更深重的处置，便只好接受任命，登船东去。当所有这些紧急事务都已处理妥当，恺撒便离开意大利，投身到更加重要的工作中去。

[1]庞培的全文为格涅乌斯·庞培，此处的外号“格涅乌斯·西塞罗”，冠之以西塞罗的姓，说朋庞培的反复无常、背信弃义。——译者注

[2]桑丘·潘沙，西班牙塞万提斯名著《堂·吉诃德》中重要人物，堂·吉诃德的忠实侍从。——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