伽比尼乌斯法一经通过，首都各党派的地位就发生了变化。从选举产生的平民党将军掌握兵权之日起，凡该将军的党派被认定为是其同党的，都在首都占据了优势。毋庸置疑，贵族阶级仍然紧密团结在一起，由人民大会产生的执政官，根据平民党人的表述，无一不是在襁褓之中就被指定为执政官的人选。即使是当权者，也无法操控选举，亦不能在选举上打破旧家族的影响力。然而不幸的是，正当贵族几乎即将把“新人物”彻底排挤出执政官地位的时候，军事特权又成为冉冉升起的新星，执政官这一职位因此黯然失色。贵族阶级虽然没有开诚布公地承认，但他们对此了然于胸，他们自以为大势已去，无法挽回。唯有昆图斯·卡图卢斯岿然不动，坚守着自己全然不尽人意的地位，成为失势党派的斗士，至死方休（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这令人肃然起敬。除此之外，最高级的贵族中再也找不出一个英勇无畏、坚定不移维护本阶级利益的例子，其中最负盛名、才能出众的人物，例如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和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实际上已经退位，只要能做到不失礼节，他们都愿意归隐山林，在庭园流芳之间，香榭书阁之中，鸟舍鱼塘之侧，将佛罗广场和元老院会堂抛诸脑后。贵族的后辈当然更是如此，他们不是完全沉湎于奢华和文学，便是见风使舵、趋炎附势。

年轻一代人中只有一个例外，这就是马尔库斯·波尔基乌斯·加图（Marcus Porcius Cato，生于罗马纪元659年即公元前95年）。此人志向远大，且极具奉献精神，然而在那个政治上丑态百出的时代，他的出现仍不失为一个不切实际、惹人悲悯的现象。加图为人正直且持之以恒，他目的明确、行为谨慎，大力拥护祖国和世袭政体，但天资驽钝，在感官和道德方面均缺乏热情，总之，他可以当个过得去的财务官。但不幸的是，加图早年受到形式主义的影响，他一方面信奉斯多噶哲学的教条，这些教条已经成为孤立无援、了无生气的抽象概念，却流行于当时的上流社会；另一方面是因为其曾祖父的例子，加图认为自己应该专门仿效曾祖，于是开始以模范公民和道德典范的身份行走于这座邪恶的都城，按照老加图的方式讥讽时势，行路徒步当车，借贷不取利息，当兵不求勋章，通过模仿罗慕路斯王不穿汗衫的例子，开启复古的事业。这完全是一幅描绘加图祖先的奇异讽刺画：他的祖先原来是位头发灰白的农夫，因怨世嫉俗、义愤填膺成为演说家，既善于舞刀弄枪，又善于扶犁事农桑，感官上偏狭但匠心独运、知识健全，言语往往一针见血。这位少不更事的腐儒，竟然口吐珠玑、一派学究风范，人们见他无时无刻不是手不释卷地坐着，这位哲人既不懂战术，也对其他任何艺术一无所知，只在抽象道德领域天马行空。由于他在道德方面建树极高，因而在政治上具有很高的地位。在世态炎凉、熟视无睹的年代，他的勇气和消极道德给人们极大的鼓舞，甚至形成一个学派，其中若干人等（当然人数不多）反倒争相效仿和把玩哲人的生活方式，其政治影响力也正是立足于此。因为在保守党的著名人士中，只有加图，即使才智粗浅，但至少一身正气、勇武不阿，只有他，不论有没有必要，都时刻准备孤注一掷地奉献自己。因此，虽然他在年龄、爵位、能力等方面资质不足，却在不久之后就成为贵族党公认的领袖。在一个刚毅果断的人凭借坚持就能决定成败的地方，加图自然而然地水到渠成，而且在细节问题上，尤其是关于财政性质的问题，他的干涉往往明智且审慎，因为每次元老院开会，他都必然出席。加图担任财务官时开启了一个新纪元，他在世一日，便详细核查公共预算一日，因此不可避免地常与包税商产生纠纷。除此之外，他简直没有丝毫政治家的特质，他甚至不能领会政治的目的，无法观察政治关系，他所有的策略不过是坚决反对离经叛道，或者在他看来违背贵族阶级世袭政治道德教条的人，这样一来，加图的所作所为有时有利于他自己的党派，有时正中敌党下怀。他是贵族阶级的堂·吉诃德，从他的性格和行为来看，毫无疑问仍然是个贵族人士，但是贵族党的政策不过是镜中花、水中月而已。

持续与贵族党对峙已然不足为荣，但是平民党对已经败落的敌人的攻击却理所当然并未停息。犹如随军的勇士猛冲陷落的敌军军营，平民党成员猛烈攻击已然溃败的贵族，这种痛打落水狗的举动至少在政治表面上掀起了汹涌的波涛。群众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此事中来，尤其因为盖乌斯·恺撒为了讨他们的欢心，举行奢侈盛大的赛会（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赛会中所有设备，甚至野兽笼似乎都由纯度很高的银材打造——而且在平常也十分慷慨，这种慷慨又完全依赖于借债，因此更显得难能可贵。对贵族展开的攻击种类不厌其多，贵族政治的弊端提供了大量材料，自由主义或带有自由主义色彩的官吏和律师，比如盖乌斯·科尔涅利乌斯（Gaius Cornelius）、奥卢斯·伽比尼乌斯、马尔库斯·西塞罗等，他们不断地有条不紊地揭示贵族主政不尽人意、臭名昭著的方面，并提出对其加以制裁的法律。元老院被要求在规定日期接见外国使臣，如此一来，往常延迟接见的现象便可以避免。驻罗马外国大使募集钱款被宣告为不可起诉，只有这样才能严禁元老院习以为常的贪腐（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此外，元老院此前在某些特定案件中享有免受法律制裁的特权，现在也遭到了限制（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此外还存在一种弊端，即每一位在外拥有私人产业的罗马贵族，通常需要被赋予派往该地的罗马使者资格，这时也遭到了限制（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此外，对贿选和选举舞弊的处罚也加重了（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因为骇人听闻的选举舞弊方式层出不穷，因为有些人被驱逐出元老院之后，企图再次当选，重返元老院。

按照罗马的惯例，副执政官在就职时宣布标准法，之后处理司法问题时就必须遵照标准，这一向被认为合乎情理，此时才被明确定为法律（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

但平民党人尤其致力于完成平民党的复辟，以适应时势的形式，实现格拉古时代的核心思想。人民大会选举祭司的先例由格涅乌斯·多米提乌斯开创，之后被苏拉废止，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护民官蒂乌斯·拉比努斯（Titus Labienus）通过法律再次将其恢复。平民党人乐于指出，从当下的形势看来，彻底恢复森普罗尼乌斯谷物法，还缺乏哪些条件，与此同时却对时局变易——国家财政紧张，完全享有特权的罗马公民数量激增——避而不谈，因此复辟绝对行不通。在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的区域，平民党人积极组织与意大利人争夺政治平等的运动。早在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盖乌斯·恺撒就已因此游历这一地区各地，到了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马尔库斯·克拉苏担任监察官，准备将此地居民直接登记在公民册上，只是由于其同僚从中作梗，最后才不了了之，之后继任的监察官似乎都经常产生这种想法。昔日格拉古和弗拉库斯曾是拉丁人的护卫者，因此现在平民党的领袖也是波河以外人民的护卫者，盖乌斯·皮索（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执政官）竟然敢侵犯恺撒和克拉苏的这些臣属，因此不得不让他痛改前非。另一方面，这些平民党领袖似乎无意维护新自由民的政治平等权利，护民官盖乌斯·马尼利乌斯在一个与会人员寥寥无几的大会上，通过复兴苏尔庇克乌斯关于新自由民选举权的法律（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12月31日），但随即遭到平民党领导人的否认，经他们提议，元老院在该法通过当天便将其废除。依照同一精神，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的人民法令，要求将所有既无罗马公民权又无拉丁公民权的外国人都驱逐出首都。显然，格拉古政策的内在矛盾——既允许被排斥者通过努力进入特权阶级，又允许特权阶级努力维持手中的特权——已经传递到之后的继任者，恺撒及其同党一方面让波河流域外的人看到了获得公民权的希望，另一方面却不赞成新自由民拥有公民权，并首肯采用粗暴的方法，不允许勤勉奋进、富有商业头脑的希腊人和东方人在意大利同意大利人展开竞争。

平民党对待人民大会早期刑事裁判权的方式值得一提。苏拉并没有真正废除这种裁判权，但是实际上已被惩治反叛和谋杀的陪审法庭取而代之，旧有的程序在苏拉之前很久就已完全不适用了，任何有理性的人都未曾想过要认真重新构建它。但是因为人民主权这一观念似乎要求他们至少在原则上承认公民的刑事裁判权，所以在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护民官蒂乌斯·拉比努斯将三十八年前杀死、或者据说杀死护民官卢奇乌斯·萨图宁的老人告上这个高等刑事法庭，如果年史记载属实，图卢斯（Tullus）就是在这个法庭上判定谋杀姐妹的霍拉提乌斯（Horatius）无罪。被指控者是一个名叫盖乌斯·拉比里乌斯（Gaius Rabirius）的人，此人即使并未杀害萨图宁，也至少在贵族的筵席上炫耀萨图宁被砍下的首级。此外，在阿普利亚地主中，拉比里乌斯向来以杀人越货、血腥屠戮为人所知，早已声名狼藉。此事的目的——即使不是原告的目的，也至少是那些支持他的聪明人的目的——绝对不是将这个恶贯满盈的恶棍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元老院首先从根本上改变控诉的形式，而后反对党假借某种托辞解散被召集起来给罪人宣判的人民大会，如此一来，整个诉讼案件就此作废，平民党也不愿看到这种情况。通过这个程序，罗马自由的两个保障，一个是公民的上诉权，一个是护民官的神圣不可侵犯性，再次成为实际的权利，平民政治的法律基础再次得到承认。

在所有个人问题上，只要平民党反动派有能力有胆量去做，他们都表现出更大的热忱。当然，为谨慎起见，他们没有强烈要求将苏拉没收的财产物归原主，避免与友党发生纠纷，同时避免陷入与实利派的冲突，因为源于党内意图的政策鲜有能够与实利派抗衡的。流亡他乡者的召回与财产问题关系十分密切，似乎同样有失妥当。反之，他们致力于复辟被放逐者儿女被剥夺的政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元老派的领导人不断遭到个人袭击。因此，在668年即公元前86年，盖乌斯·梅米乌斯（Gaius Memmius）针对马尔库斯·卢库勒斯提出党见诉讼。他们让卢库勒斯声望较高的兄长在都城门前等候举行应得的凯旋礼，一等就是三年（罗马纪元688—691年即公元前66—前63年）。同样，昆图斯·列克斯和平定克里特的昆图斯·梅特路斯也遭到羞辱。

更令人叹为观止的是，在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平民党的青年领袖盖乌斯·恺撒不仅胆敢与最有声望的贵族——昆图斯·卡图卢斯和平定伊绍拉的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竞选大祭司候选人资格，而且竟然在公民大会上一举夺得胜利。据说苏拉曾侵吞公款，他的后嗣，尤其是他的儿子福斯图斯（Faustus）无时无刻不担忧被控诉追还公款。他们甚至扬言要根据瓦列里乌斯法重新审理罗马纪元664年即公元前90年搁置的平民控告案。

我们不难想象，最应该受到法律追究的，是那些参与执行苏拉法令的人。财务官马尔库斯·加图以学究式的正派开端，认为他们杀人得到的奖赏是非法从国家剥离出去的财产，要求他们偿还（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难怪次年（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盖乌斯·恺撒担任刑事长官，随即认定苏拉法令中的一条——杀害被剥夺公民权的人无罪——无效，导致苏拉最臭名昭著的刽子手卢奇乌斯·卡奇利那、卢奇乌斯·贝连努斯（Lucius Bellienus）、卢奇乌斯·卢斯奇乌斯（Lucius Luscius）被带到陪审员面前，判定他们一部分罪行。

最后，他们毫不迟疑再次当众提起那些早已被遗忘的平民党英雄烈士的名字，尊重对他们的纪念。上文已经提及行凶者被起诉，萨图宁如何恢复名誉。昔日有人提及盖乌斯·马略的名字，所有人都心惊肉跳，这时却有了弦外之音，而且那个将意大利从北方蛮族解救下来的人，恰好就是当下平民党领袖的姑父。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盖乌斯·恺撒不顾禁令，竟然在马略寡妻的葬礼当日，于广场当众展示这位英雄的塑像，群众欢声雷动。但三年之后（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的一个早晨，此前马略命人建造于卡皮托尔、后来被苏拉下令推倒的纪胜碑，突然在原址上闪现出黄金云石的光辉，参加过非洲和辛布里战役的老兵泪眼婆娑，簇拥在昔日他们敬爱的主帅的石像周围。这座纪胜碑也是同另一个胆大之人违法重建的，但是碍于群众群情欢腾，元老院不敢将其毁坏。

虽然这些举动和争执声势浩大，但从政治上看来，结果却无足轻重。寡头政治势力已然落败，平民党掌握了政权。各个等级的下属匆忙赶来，给这屈服的敌人补上几脚。平民党也有自己的法律基础和原则信仰，他们的纯理论家在平民的所有权利完全恢复之前，绝对不肯善罢甘休，因此不免像正统主义者习以为常的那样，有时看上去十分可笑，这一切都在意料之中，而且无关紧要。总体看来，这种运动毫无目的，我们由此可知，运动发起者因找不到运动的目的而陷入困境，因为运动的发展几乎完全视情况而定，或者以次要事件为转移。

这是别无选择、非如此不可的。在与贵族的斗争中，平民党一直处于上风。但是他们的胜利并非孤军奋战得来的，他们仍然面临重重考验——并不是与旧敌清算，而是与势力过度膨胀的盟友做个了结，在昔日与贵族的斗争中，胜利大体可以归功于这位盟友。现在，因为平民党不敢拒绝他，将空前的军事和政治权力交到了他的手上，这位东方和海上将军仍然从事君主的废立。他做这件事要花多长时间？他什么时候宣布战事完结？除他本人之外，无人能断言。因为一如其他任何事情，他回到意大利的时间，或者换句话说，一决胜负的日子，掌握在他自己手中。与此同时，罗马各党派在静观其变。当然，贵族党人期待这位令人望而生畏的将军到来，内心相对平静，他们预见庞培和平民党的关系即将破裂，二者关系的破裂，对他们来说有百利而无一害。与之相反，平民党人内心忐忑不安，痛感忧惧，企图趁庞培未归，他们还有回旋的时间，将计就计，应对即将到来的大爆炸。

在这项政策上，他们再次与克拉苏不谋而合。克拉苏想要对抗自己忌惮的敌人，除了与平民党再度联合，别无他法，而且这种联合较之从前更加紧密。在第一次联合中，恺撒和克拉苏都是相对弱势的，彼此不相上下，势均力敌。罗马最富裕的人与负债最多的人结成最紧密的联合，如今他们面对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威胁，也就更加精诚团结、万众一心了。大庭广众之下，平民党人声称这位在外的将军是其党派的领袖和光荣，似乎将所有的矛头都指向了贵族，暗中却着手准备对抗庞培。在历史上，平民党这些避免即将到来的军事独裁的尝试，与大多数混淆视听、甚嚣尘上的反贵族煽动相比，具有更加深远的意义。毋庸置疑，当这一切还在黑暗中铺排之时，我们掌握的文献只能在黑暗中透露出一丝游光，因为不仅在当时有必要隐瞒此事，即使下一个时代亦复如此。但是通常说来，这些努力的过程和目的却十分明确。若想摧毁一个军事力量，就只能借助另一个军事力量。平民党的计划是仿照马略和秦纳的先例，将政权据为己有，随后委任他们的一位领袖平定埃及，或者担任西班牙总督，或者某个与此类似的常任或特任官职，这样一来，他和他的军事力量才能与庞培及其军队相抗衡。为此他们需要掀起一场革命，将矛头直指形同虚设的政府，但实际上却是为了推翻当选君主的庞培，为了这场革命的顺利进行。自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通过至庞培归国（罗马纪元688—692年即公元前66—前62年），罗马一直笼罩在权谋之中，都城陷入一种不安的悬念，资本家意志消沉，支付活动暂停，破产随处可见，这都预示着一场酝酿已久的革命即将到来。同时这场革命似乎也要打造一个全新的政党格局，平民党的计划是越过元老院，以庞培为目标，这暗示着这位将军和元老院的地位相近。再者，平民党人企图以他们喜好人物的独裁抵制庞培的独裁，严格来说，他们也承认了军事政治，这实际上是抱薪救火，在他们手里，原则主义问题变成了个人问题。

因此按照平民党领袖拟定的计划，革命的第一步就是先由平民党的共谋在罗马煽动暴乱，推翻当时的政府。首都最下等和最上等社会的道德状况，为之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不免令人叹惋。首都的自由无产阶级和奴隶无产阶级的性质，在此我们无须重述。一句意义深远的“只有穷人能代表穷人”早已广为传播，于是兴起了这样一种观念，即穷苦大众可以效仿独裁者，自成一个独立势力，不但可以不受凌辱，而且可以自己担任专制君主的角色。这甚至在年轻的贵族中也引起了同样的反响。喧嚷挥金如土的都市生活不仅让人倾家荡产，而且令人身心俱损。在那个盛行芳香卷发、时髦髭须和褶边袖口的上流社会中，虽有歌舞升平、畅饮达旦的欢乐，但也蕴藏着一道惊人的深渊。在那里，经济崩溃，道德沦丧，那里有仔细包装的绝望和大白天下的恐慌，也有疯狂或邪恶的决定。以上各界人士毫无保留地祈望重返秦纳时代，剥夺公权，财产充公并废除旧账，这种人为数众多，还包括不少门第不低、才能出众的人物在内，只等着有人一声令下，便像一伙强盗一般，对文明社会发动攻击，将他们挥霍掉的钱财抢回来。人只要聚集在一处，领袖就会自然而然产生，因此，这些盗匪很快就找到了适合当匪首的人。

已故的副执政官卢奇乌斯·卡塔利纳和财政官格涅乌斯·皮索，之所以在同代人中声名显赫，不单是因为他们出身贵族和位高权重。他们已经斩断了所有退路，他们荒淫无度却富有才干，令同党满怀敬畏。在那个恶贯满盈的年代，卡塔利纳尤其臭名昭著。他的恶行都记载在罪犯录上面，不属于历史，但是他的外貌——面容苍白，目露凶光，步法忽缓忽急——透露出了他黯淡的过去。卡塔利纳身上富有担任这种匪首需要具备的素质——享尽世间福，吃遍世间苦的能力、勇气、军事才能、知人善任与罪犯的魄力，以及能使弱者堕落、教堕落者犯罪的骇人听闻的教授方法。

对于财力雄厚且具有政治影响力的人来说，将这些势力组合成一个意在推翻现存社会秩序的乱党，并不算是难事。任何有望剥夺人权、废除旧账的计划，卡塔利纳、皮索及其党羽无不欣然赞同。再者，卡塔利纳尤其仇视贵族阶级，因为贵族阶级曾反对声名狼藉、阴险狡诈的卡塔利纳候选执政官。昔日他曾做过苏拉麾下的刽子手，率领一队凯尔特人搜捕被剥夺公民权的人，并亲手杀死自己年迈的岳父和另外许多人，而他现在又欣然同意为反苏拉派做同样的事情。一个秘密联合会悄然形成，据说入会人数在四百以上，意大利各城邦和区域均有分会。当然，除此之外，一个以合乎时宜的纲领——“消灭债务”——标榜的暴动一旦爆发，各个阶层的浪荡青年必定不请自来，成群归附。

据说在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12月，联合会领袖认为起事的时机已经到来。当选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执政官的普布利乌斯·科尼利厄斯·苏拉（Publius Cornelius Sulla）和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帕伊图斯（Publius Autronius Paetus），此时经法庭证实均犯有贿选之罪，因此按照法律规定撤销了两人担任最高级官职的资格，于是两人便加入联合会。叛乱者决定为此二人武力夺取执政官职位，这样一来，他们就可以获得国家的最高权。在新执政官照例就职的当日——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1月1日——他们要发动武装攻打元老院会堂的行动，杀死新执政官和其他指定的人，在取消排斥苏拉和帕伊图斯的法庭判决之后，宣布此二人为执政官。然后苏拉成为独裁者，恺撒担任骑兵统帅，毫无疑问，他们是想趁庞培远离首都任职高加索之际，建立起一支强大的军队。将领和士兵都已招募，指令已经下达，在约定的日子，恺撒一得到克拉苏的暗示，就会向卡塔利纳发信号，卡塔利纳将如约在元老院会堂附近等待信号。但他什么也没有等来，卡塔利纳并未出席这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元老院会议，因而这次筹划的暴动流产了。之后他们又筹措了一个相似但规模更大的刺杀计划，于2月5日实施。但是由于卡塔利纳发号施令过早，约定的匪党还未到齐，这个计划也泡汤了。于是秘密泄露了。当然，政府当局没有胆量公开进攻叛党，但他们给受到直接威胁的执政官配备了一队卫兵，并以政府征用的队伍对抗谋反派队伍。为了调离皮索，有人建议派遣皮索以副执政之职担任近西班牙财务官，克拉苏应允，他希望以此为叛党争取到这个重要省份的资源。但进一步的建议受到护民官的阻扰。

以上都是文献记载的信息，所表述的显然是流行于政界的说法，细节上的可信度无从查证，只能是个有争议的问题。至于主要情节——恺撒和克拉苏的参与，政敌的表述必然不能当作充足证据。但他们在这一时期举世皆知的行动，显然与该报告描述的秘密行动相吻合。克拉苏是这一年的监察官，他想以监察官的名义将波河以外的人民登记在公民名录上，这一举动本身已经带有革命性质了。更值得一提的是，克拉苏这次还企图将埃及和塞浦路斯登记在罗马疆域图表上，大概在同一时间（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或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恺撒也得到护民官向公民大会发出的提议，建议派遣他去埃及，拥护被亚历山大人驱逐的托勒密王复位。这些阴谋大致上与敌人提出的罪状相符合。确切情形如何，我们无从知晓，但很有可能克拉苏和恺撒原本筹划要在庞培外出时，建立军事独裁，也可能是因为埃及被选为平民党的军事力量基地。总之，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的暴乱计划，可能就是要实现这个目的，这样一来，卡塔利纳和皮索都只是克拉苏和恺撒手中的棋子。

一时之间，反叛派尽皆蛰伏。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的执政官选举，克拉苏和恺撒都没有意图谋取执政官职位，这一方面或许是因为平民党领袖的兄弟卢奇乌斯·恺撒（Lucius Caesar）——一个经常沦为亲人利用工具、意志软弱的人——成为了这次的执政官候选人。但亚洲传来消息催促他们加快行动步伐，因为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的事务已经处理完毕。平民党的战略家指出，只有俘虏国王，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才算结束，所以必须绕过黑海对其穷追不舍，而最重要的事情是避免进入叙利亚。但无论他们说得如何清楚，庞培都对这类言论漠不关心，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春季，他由亚美尼亚出发，进军叙利亚。如果埃及真的被选定为平民党的大本营，现在机不可失，否则庞培很可能比恺撒先到埃及。由于禁令太过松懈，且畏手畏脚，以至于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的叛党并未解散，随着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的执政官选举即将到来，他们又开始摩拳擦掌、跃跃欲试。人物或许大致相同，计划也变更甚少，运动的领袖依然藏身幕后。这次他们推举卡塔利纳和盖乌斯·安东尼为执政官候选人，安东尼是演说家安东尼的小儿子，那位因兵败克里特岛而声名俱损的将军的弟弟。他们信任卡塔利纳，安东尼和卡塔利纳一样都曾经拜在苏拉门下，数年前也因此被平民党传讯并逐出元老院——而且安东尼生性怠惰，地位无足轻重，完全没有当领袖的资质，又已是身无分文——他贪图执政官及其带来的利益，因此情愿献身做平民党的工具。反叛派意图通过这两位执政官夺取政权，而后逮捕庞培留在都城的子女作为人质，在意大利和各省整顿武装对抗庞培。一听到首都起事的消息，总督格涅乌斯·皮索按计划在近西班牙举起叛党的旗帜。由于庞培掌控着海域，反叛党不能和他进行海上联络。为此，他们将希望寄托在平民党昔日的追随者波河流域外居民的身上——当时这些人中发生了激烈的骚动，他们理所当然地立即获得了公民权——此外，凯尔特人各部族也承载着期望。这种联合的线索一直延伸到毛里塔尼亚，反叛派中有一位来自努凯里亚、名为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Publius Sittius）的罗马批发商，他因财务纠纷被迫离开意大利，在毛里塔尼亚和西班牙纠集了一群武装亡命之徒，以佣兵首领的身份率领他们，往来于昔日与他有商业联系的西非。

平民党使出浑身解数全力备战选举。克拉苏和恺撒豪掷千金以为赌注——自己的或借来的——发挥自己的人脉作用为卡塔利纳和安东尼当选执政官保驾护航。卡塔利纳的同仁也尽心竭力拥护他当政，他承诺会给予他们政党所拥有的高官厚禄，执掌神坛和宫室田产，尤其是免去他们的债务。他们也清楚，卡塔利纳不会信守承诺。贵族阶级的处境十分困窘，主要原因是他们连与平民党竞争的候选人都推选不出。推选出来的候选人有掉脑袋的危险，这一点显而易见，公民热衷铤而走险的时代已经过去——如今甚至是野心家，也选择在危机面前缄默。因此贵族阶级也止步于心猿意马，尝试通过颁布关于禁止贿选的新法规，以打击竞选活动的密谋——然而该法规却遭到一名护民官的否决——他们又将选票投给一位虽然差强人意，但却无伤大雅的候选人。此人便是马尔库斯·西塞罗，一个声名狼藉的骑墙政客，惯于一时倒向平民党，一时又倒向庞培，有时又向更远处的贵族阶级伸出橄榄枝。一切被控诉的权势者，不论何人不论何党（甚至连卡塔利纳也在其委托人之列），他都为他们辩护。他本来不属于任何党派，或者说——其实没有任何分别——属于实利派，这一派在法院（朝廷）占据优势，他们喜欢这位能言善辩的说客、谦恭诙谐的伙伴。西塞罗在首都和其他城镇都有关系，足以与平民党推举的候选人一较高低。由于这些因素，贵族虽然不情愿，但终究还是选了他，庞培派也选他，西塞罗最终以获得绝大多数票当选。平民党的两位候选人得票几乎相等，但安东尼的家族声誉较之另一位候选人更高，因而得票略高。这个偶然事件使卡塔利纳落选，也使罗马免于另一个秦纳的祸害。稍早，皮索已经在西班牙被其当地护卫杀害，据说是受到他的政敌兼仇人庞培唆使。结果只有安东尼一人选上了执政官，反叛派无所作为，甚至在两位执政官尚未就职之时，西塞罗就断绝了自己与反叛派结交的松散联系，同时放弃以抽签决定执政省份的法定权力，将马其顿总督这个有利可图的美差让给其债台高筑的同僚。因此，该计划的主要预备条件也不复存在了。

与此同时，东方局势的发展给平民党带来的威胁日甚一日。叙利亚的整顿进展迅速，埃及已经有人请求庞培率军前来，为罗马占据该地，平民党人心情沉重地担忧着下一刻会听到庞培亲自攫取尼罗河流域的消息。大概正是出于这种恐惧，恺撒试图立即派遣人员去往埃及援助国王抵抗叛臣，但这一企图明显落了空，原因似乎是不论尊卑贵贱之人，都不愿意做任何有违庞培之事。庞培的回国以及因此可能发生的变故愈来愈接近，弓弦虽然已经屡次绷断，但是依旧还有再次尝试拉弓的必要。罗马城沉浸在一片阴沉的骚动之中，而政治运动领袖活跃的集会又表明某个运动正在酝酿。

新任护民官就职之际（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12月10日），这个问题变得豁然开朗，一位名为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鲁卢斯（Publius Servilius Rullus）的护民官随即提议一项土地法，其意旨在于为平民党领袖争取获得一项类似于庞培通过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案获得的地位。土地法名义上的目的是在意大利设立殖民地，然而设立殖民地的土地却并不是通过夺取个人财产得来的，相反，一切现存的个人权利都受到保护，甚至那些最近非法占用的土地也都变成了正式产业。因此，只有坎帕尼亚的出租公地要分割出来当作殖民地，在其他地方，政府要按照一般收购的方式获得被指定分配的土地。为了筹措收购款项，意大利其他地方的公地，尤其是所有意大利以外的公地应该陆续被变卖。所谓的意大利以外公地，包括马其顿、色雷斯半岛、比提尼亚、蓬塔斯、塞利尼等地区的昔日王家食邑，还包括按照战争法获得正式产权的西班牙、非洲、西西里、希腊以及西里西亚地区的领土。罗马在罗马纪元666年即公元前88年之后获得的不动产，以及凡是此前没有处置的，也要一律变卖，这一措施主要针对埃及和塞浦路斯。出于同一个目的，除了享有拉丁权利的城市以及其他自由城市外，所有藩属公社都要负担十分高额的捐税和十一税。最后还包括自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起各省新增捐税收入，以及所有还未依法处理的战利品的收益，该措施也适用于庞培在东方开创的新税源以及庞培和苏拉后裔手中掌握的公款。为了这一措施的顺利执行，需要选出拥有司法权和兵权的十人院，这十个人要求在职五年，同时从骑士阶层选出200名副官伴其左右。但在选举这十人的时候，只有亲自报到的候选人才有机会当选，而且与祭司选举相同，先从三十五个部族中抽签确定十七个部族，只有这十七个部族可以进行选举。人们无需才思敏捷，便可以看出十人院制度是想仿效庞培政权的例子创造新的政权，只不过这个政权的军事色彩较淡，而民主色彩更加浓厚。平民党人尤其需要掌握司法权，从而便于解决埃及问题，他们也特别需要掌握兵权，以便整顿军队对抗庞培。禁止选举不到场者，这一条就是把庞培排除在外，减少有资格投票的部族数量，操纵各部族的投票，目的都在于使选举按照平民党的想法进行。

但是这种企图彻底落空了。人们发觉让人在罗马庇荫下从公仓把粮食称量给他们，比自己面朝黄土背朝天辛苦耕种要舒适得多，他们对这个提议本身的态度是漠不关心的。随即他们也感觉，庞培绝对不会允许这样一个全方面对他进行攻讦的提案，而且一个政党竟然在深感恐慌之时，屈尊俯就，提出如此没有分寸的提议，境况想来早已不妙。在这种情况下，政府不难否决这种提议。新任执政官西塞罗借机卖弄自己顺水推舟的本领，甚至在护民官准备投票否决之前，提议者就将提案撤回了（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1月1日）。平民党一无所获，反倒汲取了一个不快意的教训，即人民大众或因爱戴，或因畏惧，仍然依附庞培，任何被公众认为是反对庞培的提议都必定无果而终。(www.daowen.com)

厌倦了这种毫无成效的运动和无果而终的谋划，卡塔利纳决心为此事画上圆满的句号。在夏季，他开始筹划发动内战。破落户和反叛者群集于伊特鲁里亚，这里有一座固若金汤的强城费苏里，该城是十五年前雷必达起事的中心，这次又被选择为反叛派的大本营。汇款寄到这里，由都城里那些与叛党有牵连的贵妇人供给款项，武器和士兵也在此聚集，还有一位苏拉麾下的老将，名唤盖乌斯·曼利乌斯（Gaius Manlius），其骁勇和肆无忌惮无异于佣兵，也在这里暂时担任主帅。在意大利的其他地方，也有类似但规模更小的战争准备。波河以外的民众喜形于色，似乎只等一声令下便发动攻击。在布鲁提区、意大利东岸、卡普亚——在任何有大量奴隶聚集的地方——与斯巴达克斯的叛乱相似的再一次奴隶叛乱似乎就要爆发了。甚至首都也酝酿着不为人知的事情，人们看到被传讯的债务人桀骜不驯地出现在市政官面前，情不自禁地联想起阿塞琉被杀害之前的情景。资本家焦急之状不可言表，似乎有必要严禁金银的出口，并且在主要港口设置警备。卡塔利纳再次声明竞选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的执政官，反叛派的计划是在选举之际即刻杀死主持选举的执政官以及碍手碍脚的竞选者，不计代价争取卡塔利纳当选，在必要的时候，甚至调度费苏里和其他集结地点的武装队伍前来攻打首都，动用武力镇压反抗。

西塞罗通过手下男间谍女间谍的侦察，总能很快知晓反叛派的动向，在选定的选举当天（10月20日），在元老院大会上，他当着反叛派主要领袖的面痛斥反叛派。卡塔利纳不屑于否认此事，他大言不惭地说，如果执政官人选落到他的身上，这个群龙无首的大政党必然不会缺少领袖，以抵抗宵小之徒领导下的小党派。但是因为他们没有掌握这一阴谋的具体证据，元老院畏首畏尾无计可施，只能按照惯例预先许可官吏因时制宜，采取非常措施（10月21日）。如此一来，选举大战慢慢接近了——这次与其说是选举，不如说是战争，因为西塞罗也亲自从青年人，尤其是商人阶层的青年人中，挑选编制成一个武装卫队。元老院将选举延期至10月28日，当天保卫和控制大校场的就是西塞罗的武装队伍。反叛派既不能杀死主持选举的执政官，也不能按照他们的意愿操控选举。

但与之同时内战已经打响。10月27日，盖乌斯·曼利乌斯在费苏里竖起号召叛军的鹰徽——这是辛布里亚战争中马略的鹰徽之一——他已经号召山中盗匪和乡民前来依附于他。按照平民党的旧例，他的宣言要求解除沉重的债务负担，修改债务诉讼的程序，当然，如果债务数额的确超过了资产，仍然可以依法剥夺债务人的自由。首都的下层民众似乎自命为昔日平民农夫的合法继承人，自以为是在辛布里亚战争的光荣鹰徽之下作战，仿佛他们不仅想抹黑罗马的现在，还想抹黑罗马的过去。然而这次暴动始终孤立无援，在其他集结地点，反叛派的举动不外乎收集武器和举行秘密会议，因为杀伐决断的领袖无处可寻。这对于政府来说是值得庆幸的事情，虽然很早就公开宣布内战即将爆发，但是由于政府瞻前顾后、陈腐不堪的管理机制运转不灵，所以没有能够做任何军事筹备。到了此时，政府才开始招募民兵，下令高级军官前往意大利各个地区，准备镇压有可能在各自防区内发生的暴动。与此同时，奴隶角斗士被逐出首都，巡逻队奉命巡哨。

卡塔利纳此时进退维谷。按照他的计划，首都和伊特鲁里亚应该在选举执政官之日同时起事，首都的运动失利，伊特鲁里亚运动的爆发，这种形势不但危及他个人，也对其整个计划的顺利进行带来威胁。此时卡塔利纳的同党已经在费苏里起兵对抗政府，因此他不能继续留在首都了。但是，一方面一切都取决于诱导首都的反叛派迅速发动攻击，另一方面这必须在他离开罗马之前完成——因为他深知其同伙的为人，不敢将此事托付给他们。反叛派中较有声望的，有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苏拉，在那之后他被逐出元老院，此时为了重返元老院，再次担任副执政而蠢蠢欲动；此外还有两位前任副执政，即普布利乌斯·奥特洛尼乌斯（Publius Autronius）和卢奇乌斯·卡西乌斯（Lucius Cassius），但这三人皆是无能之辈。伦图卢斯是个平庸的贵族，此人口若悬河，自命不凡，但心思迟缓，行事犹豫；奥特洛尼乌斯除了声音洪亮之外，别无长处；至于卢奇乌斯·卡西乌斯，此人体态臃肿，头脑简单，竟然能够落草反叛派，令人匪夷所思。但是同党中较有才干的人，比如年轻的元老盖乌斯·西提古斯（Gaius Cethegus），及卢奇乌斯·斯塔提利乌斯（Lucius Statilius）和普布利乌斯·盖比尼乌斯·卡皮托（Publius Gabinius Capito）两位骑士，卡塔利纳又不敢冒险让他们担任这场运动的领袖。因为在反叛党中间，传统的等级制度仍然占据优势，这些无政府主义者也认为，如果没有一位前执政或者至少一位前副执政担任领袖，他们不可能取得胜利。所以，尽管叛军急切盼望领袖人物回来运筹帷幄，尽管领袖人物在暴动发动之后依然留任政府十分危险，卡塔利纳却仍然决定在罗马继续逗留一些时日。卡塔利纳习惯了盛气凌人地震慑怯懦的敌人，他公然现身罗马广场和元老院会堂，在这些地方有人发言威吓他，他回敬道不要逼他走向极端，如果他们胆敢纵火烧他的住宅，那么他仍将在废墟中止熄余烬。实际上，无论是私人还是官吏，都不敢动手抓捕这个危险人物，如当一位年轻贵族在法院控告卡塔利纳动用暴力，但这个控告毫无作用，因为这个案子本身无足轻重，早在诉讼程序完结之前，这个问题就放到其他地方解决了。但是卡塔利纳的计划还是失败了，失败的主要原因是政府特工潜入反叛党内部，将计划的一举一动纤毫毕现地透露给政府。比如反叛党希望采用突袭战术攻下普拉内斯特这座重要堡垒，他们于11月1日现身城下，发现该城守军已经有所戒备，而且兵力增强。因此，一切都付诸东流了。卡塔利纳虽然生性鲁莽，但如今也察觉应该在近期择日离去，可是在此之前，在他的极力鼓动之下，11月6日至7日夜间反叛党召开了最后一次会议，他们决定领导人离开之前，刺杀敌方主要领导人物——时任执政官的西塞罗。为了预防内部奸细泄密，他们即刻施行决议案。因此，在11月7日清晨，反叛党选派的刺客敲开执政官的宅门，但发现卫队增防，只好落荒而逃——这次仍然是政府的间谍比反叛派更胜一筹。

次日（即11月8日），西塞罗召集元老院会议。甚至到了此时此刻，卡塔利纳还敢现身，而且执政官当面揭穿最近几日事件的原委，义正词严地攻讦他之时，他还试图为自己辩护，但是人们不再相信卡塔利纳，他落座的长凳周边空无一人。卡塔利纳离开席位，按照预先的约定前往伊特鲁里亚。毋庸置疑，即使没有发生这件事，他还是会这样做。在伊特鲁里亚，卡塔利纳自称执政官，他翘首以待，准备在得到首都反叛派起事消息的第一时间，发动军队进攻首都。政府宣布剥夺罪魁祸首卡塔利纳和曼利乌斯的法律保护，二者麾下党羽若不在指定日缴械投降，将落得同样的下场。与此同时，罗马政府还征发了一支新的民兵队伍。然而这支以讨伐卡塔利纳使命建立起来的军队，其统帅却是执政官盖乌斯·安东尼，此人与反叛派素有瓜葛，这一点人尽皆知。从安东尼的品性来看，他究竟是率军讨伐卡塔利纳，还是会临阵倒戈，完全视情况而定。他们的直接目的似乎是拉拢安东尼，使之步入雷必达的后尘。至于那些仍然滞留首都的反叛派领袖，罗马政府并未采取任何举措，虽然这些人受千夫所指，而且反叛派并没有放弃在首都发动叛乱的计划——恰恰相反，卡塔利纳离开罗马之前，已经亲自做出了实施该暴动计划的决定。

按照计划，应该先由一位护民官以召集人民大会为由，以此作为叛乱爆发的信号，而后由西提古斯于次日夜间铲除执政官西塞罗，伽比尼乌斯和斯塔提利乌斯在城中十二处同时放火，与此同时，卡塔利纳率领军队进发首都，城中同谋应尽快与之取得联系。卡塔利纳离开罗马之后，伦图卢斯成为反叛派的领袖，如果西提古斯的恳切言词卓有成效，伦图卢斯也决定迅速发动攻击，反叛派的计划到此时仍然还有成功的可能。可是叛党无能且怯弱，一如他们的敌人，数周时间转瞬即逝，然而并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的成果。

最后，反叛派将这场对抗推向了终结。伦图卢斯行事好高骛远，易忽视急切而必要的事情，却思谋宏伟高远的计策，以此掩饰自己的粗心大意；此时凯尔特的阿洛布罗吉人（Allobroges）[1]的代表正在罗马城内，伦图卢斯与他们取得了联系。这些代表的身后，是一个已经彻底解体的共同体，他们自己也是债台高筑，伦图卢斯意图策反他们加入反叛派阵营，在代表们离开罗马之际，他将需要传递给自己心腹的讯息和密信托付给他们代为转交。阿洛布罗吉人启程离开罗马，但是在12月23日夜间，他们在城门附近被罗马当局逮捕，他们携带的文件也被悉数缴获。显然，阿洛布罗吉人的代表早已沦为罗马政府的奸细，他们之所以与伦图卢斯进行会谈，不过是想以此为罗马政府拿到求之不得的反叛党首领的罪证。次日清晨，西塞罗秘密下令逮捕这场阴谋中最具威胁性的领导人物，并且成功捕获伦图卢斯、西提古斯、伽比尼乌斯和斯塔提利乌斯，其余众人逃之夭夭。被捕者以及逃脱者的罪状显而易见，此前截获的信件上有被捕者不得不承认的印章和字迹，实施抓捕之后，这些信件即刻被呈至元老院，被捕者和证人都受到审讯。此外还有更加确凿的证据，例如反叛党成员藏匿于家中的武器，他们发出的威吓性话语，不久也都水落石出了。阴谋确实存在，事实清清楚楚，有理有据，在西塞罗的提议下，那些至关重要的文件即刻以传单的形式被公布出来。

反叛党的阴谋，引起广泛的声讨和愤恨。寡头党本来可以欣然利用这次揭发的时机报复平民党，尤其是报复恺撒，但是寡头党早已彻底土崩瓦解，没有能力做到这一点，无法以昔日谋害格拉古兄弟和萨图宁的手段加诸恺撒之身。从这个方面来看，结果只能是力不从心。首都的群众对反叛党的纵火计划尤为忿恨。商人和实利派自然而然认为债务人对抗债权人的斗争，是一场决定他们生死存亡的斗争，他们的青年人群情激奋，手持刀剑纠集于元老院会堂周围，对卡塔利纳或明或暗的党羽拔刀相向。一时之间，反叛党确实受到了控制，虽然幕后的最终主使可能仍然逍遥法外，但是阴谋的执行人员或被逮捕，或已逃亡，如果没有首都的暴动支撑，集合在费苏里的人群不可能有任何大的进展。

在一个相对秩序井然的国家，事态发展到这一步，在政治上理应落下帷幕，军队和法庭才可以接手未尽事宜。但是在罗马，情况已经发展到了政府无法安然拘捕两个贵族的地步。伦图卢斯以及其他被捕者下属的奴隶和新自由人蠢蠢欲动，他们被囚禁在私宅中，据说有人设计动用武力将他们解救出来。由于近年来暴乱风起云涌，在罗马收取一定费用，以制造骚乱和暴动的乱党头目不乏其人。总而言之，卡塔利纳已经闻悉此事，而且身在罗马附近，足以利用麾下匪众发动袭击。这些传言究竟有几分真几分假，我们无法断言，但是这些传言带来的恐慌并非空穴来风，因为按照宪法规定，首都政府既无军队，甚至也没有一支具备威慑力量的警察队伍，确实免不了遭受各种匪徒的袭击。有人提议，通过即刻处决囚犯的方式，便可斩断一切解救囚犯的企图。但是从宪法上来说，此举不可行。

依据古代神圣的申诉权，能够宣判罗马公民死刑的只有全体公民，而非其他任何机构。此外，自从公民法庭废除以后，便不再宣判死刑刑罚。西塞罗欣然否决了这个冒险的提议，虽然在律师看来，法律问题本身无足轻重，但律师享有“豁达”之名裨益良多，他对此了然于胸，而且他不希望因为流血事件，从此与平民党分道扬镳。可是他身边的人，尤其是其出身贵族的妻子，力劝他勇敢迈出这一步，为国家鞠躬尽瘁；这位执政官与其他任何怯懦者无异，既渴望掩饰自己胆怯的形迹，在巨大的责任面前又战战兢兢，左右为难，于是召集元老院开会，将四个囚犯的生死交给元老院定夺。毫无疑问这样做没有任何意义，因为在宪法上元老院与执政官相比更不具备决断生死的权力，一切责任依法仍由执政官承担，但是怯懦之人又怎么会雷厉风行呢？恺撒竭尽全力营救囚犯，他的演讲处处暗含平民党必定会血债血偿的恐吓语，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所有前任执政官以及大多数元老院成员都已赞成执行死刑，但是到了现在，以西塞罗为首的大多数人又似乎愿意遵循法律的裁决。可是加图诡计多端，致使主张温和的人有参与这场阴谋的嫌疑，他援引那些准备以街头暴动解救囚犯者的言论，成功地让没有主见的人再次陷入恐慌，使大多数人赞成立即将罪人正法。

执政官发起对卡塔利纳党人处以死刑的法令，执行该法令的责任理所当然地落到了执政官的身上。12月5日深夜，囚犯被带离此前关押的牢房，经过依然人群熙攘的集市，押解至以往监禁死囚的牢中。这是卡皮托尔山麓一个十二英尺深的山洞，此前被用作井房。执政官亲自负责带领伦图卢斯，副执政带领其余囚犯，都有装备精良的护卫队跟随，但是并未出现人们预料中的有人前来解救。没有人知道，这些囚犯究竟是被送往更加守卫森严的监牢，还是被押送刑场。走到牢房门前，他们被交给执行死刑的三个人，而后在地下墓穴的炬光中被绞死。执政官在门前等候，直至行刑完毕，然后在罗马广场上，他以人们熟悉的洪亮声音，向静候的群众宣布：“他们死了。”人们潮水般涌过街头，向执政官欢呼致敬，他们认为自己的房宅财产不受侵犯，都是执政官的功劳。元老院下令举行公共感恩节，贵族阶级领导人物马尔库斯·加图和昆图斯·卡图卢斯奉拟定死刑判决书的人“国父”尊号——该尊号在此之前闻所未闻。

此举令人深感惊骇，而且似乎所有人都将处决卡塔利纳党人当作值得赞誉的丰功伟绩，更是令人深感惶恐至极。从法律上来说，这些政治犯诚然有罪，但罪不至死，只是因为人们担心牢房不够坚固，警力不足，恐怕有劫狱的危险，罗马政府中大多数人便无情地通过了尽快处决的议案，公众舆论也对此亮起一片绿灯。也许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宣告破产能像罗马这般令人叹惋，这种野蛮行径只能由最摇摆不定、怯懦无能的罗马政客来完成，“首位平民党执政官”赢得选举，却摧毁了罗马共和政体长久以来自由的保护符——申诉权——这是历史悲剧中屡见不鲜的一抹诙谐。

如此一来，反叛党尚未在首都起事，便已被赶尽杀绝，在此之后，伊特鲁里亚的叛乱尚待平息。卡塔利纳抵达伊特鲁里亚时，当地的兵力约有两千人，之后大量新兵蜂拥而至，兵力几乎增加五倍，已经编成差不多满额的两个兵团，但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队伍装备齐全。卡塔利纳已经率领自己的部队在山中安营扎寨，避免与安东尼的军队正面交锋，为完成麾下党羽的组织留下回旋空间，等待首都叛乱的爆发。然而反叛党首都起事失败的消息不胫而走，叛军闻讯后溃不成军，于是那些不想受到牵连的人都弃甲归田。其余意志坚决，或者说是走投无路的残部试图杀出一条路来，经亚平宁山脉进入高卢，可是这一小队人马到达皮斯托里亚（Pistoria，即皮斯托亚，Pistoja）附近的亚平宁山麓的时候，被两支军队钳制其中。前方是从阿文纳和阿里米努姆赶来的昆图斯·梅特路斯的军团，占据亚平宁山的北坡；后方是安东尼的部队，安东尼在部下将领的极力劝说下，最终同意进行冬季作战。卡塔利纳腹背受敌，补给物资耗费殆尽，只能破釜沉舟，与距离最近的敌人安东尼背水一战。

在岩石环绕的峡谷中，叛军和安东尼的部队一触即发，安东尼为了至少不必亲自手刃他以前的盟友，已经假借托辞委任久经沙场的猛将马尔库斯·彼德利乌斯（Marcus Petreius）指挥当日的战斗。由于战场地域狭小，政府军虽然实力上占优势，但却无法施展开来。卡塔利纳和彼德利乌斯都将各自最精锐的兵力安排在最前方，没有人施恩散德，也没有人跪地求饶。战斗持续了很长时间，双方勇士前赴后继，伤亡惨重。在战争开始之前，卡塔利纳将自己和所有军官的马匹尽皆遣返，从开战之日的情形来看，他的宿命注定不凡，他既有运筹帷幄的谋略，又有冲锋陷阵的英勇。最后彼德利乌斯率领卫队攻破敌人的中军，将其挫败后，从内部向两翼发起攻击。如此一来，胜负已决。卡塔利纳军队的三千阵亡士兵的遗体，仿佛排成行列，横七竖八地躺在他们厮杀过的战场上，卡塔利纳和军官们见大势已去，奋不顾身地向敌人冲杀过去，他们只求一死，最后也如愿以偿（罗马纪元692年即公元前62年初）。因为这场战争的胜利，元老院加封安东尼“常胜将军”的尊号，并举行新感恩节，这表明政府和人民开始慢慢对内战习以为常了。

这样一来，无论是首都还是意大利，乱党的阴谋都被血腥镇压，人们对这场阴谋仅存的忌惮，是伊特鲁里亚各乡镇以及首都正在走刑事程序剪除败党的羽翼，以及意大利的匪党剧增——例如有一股来自斯巴达克斯和卡塔利纳的散兵游勇，于罗马纪元694年即公元前60年，在图里（Thurii）被政府军队歼灭。然而我们务必铭记于心，遭受灭顶之灾的不仅是意图在首都纵火和在皮斯托里亚作战的真正的乱党，整个平民党都深受其害。有这样一个事实——虽然在法律上并非证据确凿，但在历史上无可争辩——平民党，尤其是克拉苏和恺撒，曾经牵涉到这场阴谋，一如其涉足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的那场阴谋。毋庸讳言，卡图卢斯和元老派的其他领导人谴责平民党魁和乱党合谋反叛，寡头党意图借助法律的力量对其赶尽杀绝的时候，平民党魁又以元老院资格发言和投票反对，上述种种不无党派诡辩的事情被引证为他和卡塔利纳同谋的确凿证据。但其他一系列事件似乎更具有说服力，根据明确、无可否认的证据，克拉苏和恺撒曾大力支持卡塔利纳竞选候选执政官。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恺撒在惩凶所传讯苏拉的刽子手时，他判定其他人有罪，却判定罪责最为深重、臭名昭著的卡塔利纳无罪释放。12月3日阴谋揭发之时，西塞罗的确没有把这两位大人物的名字列在他所听闻的谋反者的名单里，不过告密者供出的，不仅有随后受到调查的人，还包括执政官西塞罗认为应该从名单上除名的“许多无辜者”，这一点却是众所周知。之后再也找不到掩盖事实的理由，他才坦言恺撒也属于同谋者之列。还有一件事隐含着间接而明白易懂的控告，即12月3日被捕的四人中，斯塔提利乌斯和伽比尼乌斯二人危险性最小，他们被移交元老恺撒和克拉苏监管，这毫无疑问会使他们受到牵连：如果他们让罪人逃脱，公众舆论必然会认定他们为从犯；如果他们真将罪人拘禁起来，他们的同谋将视他们为叛徒。

以下情景发生在元老院，这足以表明当时的局势。伦图卢斯及其同党一被逮捕，首都叛党派往卡塔利纳处的使者立即被政府的侦探抓获，为了保证他不受责罚，人们要求他在元老院全体会议上详细招供。但是每当他供认到关键之处，尤其是指名道姓说是受克拉苏差遣，元老就打断他的话，并且由西塞罗提议，决定不再追究，将所有供词一笔勾销。虽然此人有免罪担保，但元老们对此置若罔闻，决定将他拘禁起来，直到他同意不承认之前的供状，同时供出指使他做这种伪证的幕后主使才善罢甘休。在这里形势昭然若揭，此人不仅洞明时势，被要求攻击克拉苏之时，他回复道自己不愿意触犯人中豪杰，而且西塞罗领导的大多数元老也一致认为，不应该让揭发超出某种界限。然而公众却不这样点到为止，青年们武装起来防卫纵火者，他们最痛恨的人是恺撒。12月5日恺撒离开元老院时，他们拔剑直抵他的胸口，当时他险些命丧在十七年后被刺死的同一个地方，此后他很长一段时间不再进元老院会堂。任何人只要公正地考察叛乱的经过，必然不禁产生怀疑，在此期间，卡塔利纳必然自始至终都有更强硬的人做后盾。这些人倚仗法律上缺乏确凿的证据，而大多数元老对内幕只是略知一二的现实，都抱着漠不关心、退避三舍的态度，渴望抓住任何可以不作为的借口，所以他们能够阻挠当局对反叛派的严正干涉，设法使乱党首领成功逃脱，甚至操纵对乱党宣战和派兵，这几乎无异于向乱党派遣援兵了。因此从事件过程本身来看，可以证明卡塔利纳反叛的线索牵涉甚广，远不止于伦图卢斯和卡塔利纳。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很长一段时间以后，恺撒成为国家领袖，他和卡塔利纳党仅存的一个人——毛里塔尼亚义勇队首领普布利乌斯·西提乌斯——关系密切；恺撒修改债务法，却完全遵循曼利乌斯宣言的精神。

上述种种皆是无可置疑的证据，即使并非如此，自从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生效以来，军事权威与平民党并驾齐驱，较之以前更是步步紧逼，平民党对此无可奈何，那么按照常理，平民党将密谋和联合乱党作为最后的出路几乎是势所必然了。当时的形势和秦纳时代的形势非常相似。庞培在东方的地位和那时苏拉的地位相差无几，所以克拉苏和恺撒意图在意大利建立一个类似于昔日秦纳和马略具有的势力来反抗他，如果有这种可能的话，可以比他们更加合理地运用这种势力。要达到这种目的，只能再次利用恐怖政策和混乱局势，卡塔利纳当之无愧是开辟该条路线的最佳人选。平民党中那些更有威望的领袖们理所当然地尽量隐身幕后，把不甚光彩的任务交给已然千夫所指的同党，希望今后能够在政治上硕果累累。计划失败以后，地位较高的同谋更是自然而然不遗余力地掩盖自己与闻其事。到了后来，这位此前的阴谋家自己成为政治阴谋的对象时，这位伟人人生中的暗淡岁月也正因此被更加严密地掩盖起来，甚至有人本着这种思想，专门为他书写辩解。

五年以来，庞培一直在东方统率陆军和舰队作战；五年以来，平民党一直在国内想方设法推翻他。但是结果不尽人意，虽然他们付出了无法估量的努力，但是一无所获，而且不论在精神还是物质上都蒙受了巨大损失。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的联合，在纯粹的平民党人看来，无疑是耻辱，可是彼时平民党只是和反对党两位声名卓越的人联合，而且让他们接受平民党政纲的约束。

但到了现在，平民党竟然与一帮行凶者和破产者沆瀣一气，这些人几乎都是从贵族阶级阵营里被扫地出门的人，至少他们都暂时接受了平民党的政治纲领，换句话说，就是接受了秦纳的恐怖政策。实利派是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联合的主要成员，因此与平民党失和，被迫选择首先归附贵族派或任何有能力有意愿保护他们不受乱党侵害的势力。首都的群众虽然不反对街头暴动，但是也不容许他人纵火焚烧自己的屋宇，也有点惊慌失措。值得一提的是，同年（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森普罗尼乌斯授粮法彻底恢复，当然，这是元老院按照加图的提议实行的。平民党领袖与乱党的联合显然造成了平民党和罗马市民的分裂，寡头党希望进一步扩大二者之间的裂痕，将民众拉拢入他们的阵营，他们至少短时间内不无成果。总而言之，格涅乌斯·庞培知晓这些阴谋之后，盛怒之下，心中亦有所戒惧。既然一切都已经发生，而平民党几乎已经自断与庞培之间的联系，那么平民党就不能再名正言顺地要求——在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还有些许合理性——庞培不能剑拔弩张，亲自摧毁由他扶植起来并成就了他的平民势力。

如此一来，平民党颜面扫地，势力衰退，但最荒诞可笑的，是平民党毫无保留地暴露自身的困窘和弊病。在讥讽风雨飘摇的政府以及诸如此类的琐事上，平民党可谓顶天立地、势不可当，然而每当其试图在政治上取得名副其实的成就时，其结果都是必败无疑。平民党和庞培的关系充斥着虚情假意，令人唏嘘。他们给予庞培无限的褒奖和赞誉，同时一次又一次炮制阴谋对抗他，这些阴谋如肥皂泡沫一般，一次又一次自行炸裂。这位东方和海上统帅，不但没有奋起反抗，而且轻而易举地取得了对平民党的胜利，正如赫拉克勒斯取得对俾格米人（Pygmies）的胜利一样，似乎自己对一切并不知情。煽动内战的企图以惨败告终，如果说乱党至少表现出些许魄力，那么正统平民党，虽然对如何拉拢乱党了然于胸，但却不知如何领导他们、如何拯救他们，也不知如何与他们共存共亡。甚至老态龙钟的寡头党都获得了从平民党回归的群众的支持，尤其凭借——在此事上昭然若揭——他们和庞培有着一致的利益，竟然顺利镇压了这次革命企图，而最终的胜利成果还是花落平民党。与此同时，米特拉达特斯王驾鹤西去，小亚细亚和叙利亚的整顿已然就绪，庞培可能随时返回意大利。结局不再遥远，但将军回来了，而且比之前名望更大，势力更强，平民党却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挫败，已然大厦将倾，二者之间是否还有谈判解决的余地呢？克拉苏准备用船载着家人和黄金去东方的某个地方避难，甚至像恺撒那样圆滑世故、精力充沛的人似乎都放弃了这种毫无意义的争夺。这一年（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克拉苏竞选大祭司长一职，选举当天早晨，他离家时放言，如果竞选失败，绝不再踏出家门半步。

[1]阿洛布罗吉人（古希腊语：）是古代高卢人的一支，生活在罗讷河和日内瓦湖之间的地区。他们的城市建造在现代的安纳西、尚贝里、格勒诺布尔、伊泽尔省和瑞士一带，首都在今天的维也纳。——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