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初，当庞培手握几乎无限的权力率兵攻打海盗时，罗马在东方的海陆状况有多么糟糕，我们在上文便可得见。他先把自己管辖的广阔领域划分为十三个区，每区任命一个副官（lieutenant），负责装备船只和兵士，搜查海岸，捕获盗船，或将盗船逐入同僚的陷阱。今年年初，他亲率现有的最优战舰——其中罗得（Rhodes）战舰在此次也立下卓著功绩——到海上去，一开始就扫荡西西里、非洲和撒丁的水域，尤其是重建自这几省到意大利的粮食供应体系。同时，他的副官负责肃清西班牙和高卢海岸。就在这时，庞培的使节（legate）马尔库斯·庞波尼乌斯（Marcus Pomponius）依伽比尼乌斯法在纳博省征兵，执政官盖乌斯·皮索企图从罗马加以阻挠——这是个不明智的举动，为了制止此事并让民众对执政官的正当怒气维持在合法的范围内，庞培暂时又来到了罗马。过了四十天以后，地中海西部的航海四处畅通，庞培便率领六十艘最精良的船舶去往东部海域，先到海盗最初也是最主要的场所，即利西亚（Lycia）和西里西亚（Cilicia）水域。一听到罗马舰队逼近的消息，猖獗的海盗便从公海四散奔逃；不仅如此，甚至利西亚坚固的安底克拉古斯（Anticragus）和克拉古斯（Cragus）堡垒都没有过多反抗便宣告投降。庞培恰当合理的宽和态度，比恐怖手段更能打开难以接近的海上堡垒的大门。他的前任曾下令将每一个被擒的海盗都钉在十字架上，他却毫不犹豫地一律宽大处理，对待所掳盗船上的普通船夫尤其宽容。只有勇猛的西里西亚海王敢于武装抵抗罗马人，以图至少保住他们自己的海域。他们先把妻子儿女以及大量财物安置在托鲁斯（Taurus）的山寨中，而后在西里西亚的西部边界科拉凯西乌姆（Coracesium）近海等候罗马舰队。但庞培在此处的战舰船员众多，武器装备齐全，因而大获全胜。未受阻拦，他便靠岸登陆，并开始攻打和破坏海盗的山寨，同时庞培继续承诺：若他们投降，便饶他们一命，并归还其自由。不久，堡垒和山寨中的海盗中止了这场毫无希望的战争，同意投降。庞培到达东部海域后四十九天，西里西亚平定，战争走向终结。

迅速剿除海盗是一大宽慰，但并不是一项丰功伟绩。海盗无法抵挡罗马发动的大规模战争，一如大城市中的偷盗团体无法抵挡组织有序的警察。将这一侵略性的军事袭击当作胜利来加以颂扬实属无知之举，但与经久不息、范围巨大且日益严峻的祸端相比，可怕的海盗竟能如此迅速地得到铲除，难免会对大众造成强有力的冲击。再者，这是政权集中制的首次试验，各党都翘首以待，想看看此人是否比同僚团体更谙理政之道，故而给公众带来的冲击更为巨大。庞培缴获或海盗上交给他的大小船只有将近四百艘，其中包括九十艘真正意义上的战船。据说被毁的盗船共计约一千三百艘，除此之外，海盗充盈的军械厂和弹药库都遭焚毁，约有一万名海盗丧命，被胜利者生擒的也达两万人以上。同时，驻西里西亚的罗马海军将官普布利乌斯·克洛狄乌斯（Publius Clodius）和其他众多被海盗掳走的人——其中有些人，本国人民以为他们早已死去——都因庞培而重获自由。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夏，即开战后的三个月，商贸活动重新步入正轨，往日的饥荒不再，意大利又是一派欣欣向荣。

然而，克里特岛发生了一个不愉快的插曲，在一定程度上使得罗马军队所取得的这次骄人战绩稍有逊色。昆图斯·梅特路斯在克里特岛上任驻军统帅已至第二年，对于该岛的平定大业已基本告成，他正做着最后的收尾工作，这时，庞培来到了东方海域。二人的冲突在所难免，因为该岛虽然很长，但却没有一处能达到九十英里以上。根据伽比尼乌斯法，庞培应与梅特路斯共担全岛的统帅之职，但庞培却考虑得十分周到，不愿将此岛交予他手下的任何一名副官。然而，仍负隅抵抗的克里特各部落，一方面看见战败的同胞受到梅特路斯的严刑惩治，另一方面听说在小亚细亚南部，庞培对于向他投降的镇区一贯采取宽和处理的政策，因而他们宁愿向庞培提出联合投降。庞培当时在潘菲利亚（Pamphylia）[1]，他从他们的使者那里接受了此次投降，并派手下副官卢奇乌斯·奥克塔维厄斯（Lucius Octavius）随使者一同到梅特路斯处，通知他协约已经拟好，并接管各城。无疑，这一举动并不像是同僚会做出来的，但梅特路斯竟完全不顾各城与庞培签订的协约，继续视他们为敌。从形式上看，庞培完全正当，而梅特路斯的行为就显得大为不妥了。奥克塔维厄斯抗议无效，因为他未带兵前来，故而从亚该亚（Achaia）号召派驻此地的庞培副将卢奇乌斯·西塞纳（Lucius Sisenna）前来，却也是无效。梅特路斯不受奥克塔维厄斯或西塞纳牵制，仍然围攻埃琉特纳（Eleutherna），袭取拉帕（Lappa）。奥克塔维厄斯本人也在拉帕被俘，受辱后被释，而与他一同被擒的克里特人则全部被交给刽子手。于是，西塞纳的兵士与梅特路斯军队正式开战。西塞纳死后，奥克塔维厄斯接管其位。甚至当西塞纳的队伍受命回到亚该亚时，奥克塔维厄斯仍继续与克里特的阿里斯提昂（Aristion）协同作战，他们据守耶拉派特拉（Hierapytna），经过一番极顽强的抵抗，最终还是为梅特路斯所攻克。

这样一来，狂热的贵族党梅特路斯实际已独自与平民党的统帅正式开始内战。这些事情最终都只能导致两位将领心生不快，彼此形成诸多愤懑。两年以后，这两位将领又一次和平甚至“友好”地并肩坐在元老院里，罗马国政不可名状的混乱现象由此可见。

在上述事件进行之时，庞培一直留在西里西亚，表面上是在准备次年对克里特人或者说对梅特路斯作战，实际却是在等候召唤他的号令，以便干预小亚细亚大陆上完全混乱的局势。在遭受损失且芬布里亚（Fimbria）军团离去之后，卢库勒斯军队的余部仍逗留在本都边界上特罗克米（Trocmi）境内的哈里斯河（Halys）[2]上游，整日无所事事。卢库勒斯仍暂掌主帅之职，因为奉命继任此职的格拉布里奥还在小亚细亚西部游荡。昆图斯·马尔西乌斯·雷克斯（Quintus Marcius Rex）所统领的三支军团也驻扎在西里西亚，无所事事。本都领土又尽归米特拉达特斯王管辖，他以残忍的手段惩治那些归附罗马的个人和城邦，如耶夫帕托里亚市（Eupatoria），让他们为反叛付出代价。东方的国王不继续对罗马人实行攻势，要么是因为这不在他们的计划之内，要么像有人声称的那样，是因为庞培在西里西亚登陆，使得米特拉达特斯和提格兰停止前进。马尼利乌斯法实现了庞培暗自怀抱的希望，这比他事先预料的更为迅速。格拉布里奥和雷克斯被召回，本都—比提尼亚和西里西亚省长之职与驻扎在那里的军队，以及本都—亚美尼亚战争的指挥权，连同对东方各君主宣战、议和与结盟的自由裁量权，现在都移交给庞培。展望着丰裕的荣誉和战利品，庞培竟将严惩脾气暴躁、谨守防地的贵族一事欣然忘怀，他放弃远征克里特和追击海盗，并计划攻击本都王和亚美尼亚王，并让他的舰队也来助攻。但在这次陆战之中，他决不会完全忽略那些不断兴风作浪的海盗。离开亚洲之前（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他让人在那里准备好对付海盗所必需的船只。次年，经他提议，决定在意大利采取相似的举措，其所需的款项由元老院负担。他们仍然用巡防骑兵和小舰队来保卫海岸，尽管从下文将提到的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对塞浦路斯和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对埃及的两次远征来看，海盗并没有完全被控制住，但庞培远征以后，在罗马所经历的所有沧桑变迁和政治危机中，海盗却再也不能像在腐朽寡头党的统治下那样抬头，也再不能像那样把罗马人完全逐出海面。

还有不足数月，小亚细亚的战争就要开始，新任主帅利用这段时间抓紧活动，做外交和军事上的准备。他派使者到米特拉达特斯进行勘察，而非真正试行调解。本都朝廷希望帕提亚国王弗拉特斯（Phraates）会因同盟军最近大胜罗马而决心加入本都—亚美尼亚同盟，为了防止此事，罗马使者前往泰西封（Ctesiphon）[3]朝廷。亚美尼亚王室的内部纠纷也成了罗马人的援助。提格兰大王有一个与他同名的儿子起兵叛父，这要么是因为他不愿等这老人逝世，要么是因为他的父亲生性多疑，已有几个兄弟因此丧命，他意识到自己唯有公然反叛才能求得生机。在被父亲彻底击败后，他与众多亚美尼亚贵族一起逃到安息王朝（Arsacid），并在那里谋害他的父亲。由于罗马使者的努力，弗拉特斯才愿意从罗马人手上接下对方为他提供的入盟报酬——美索不达米亚平原（Mesopotamia）的确切主权。他之前曾就幼发拉底河（Euphrates）的边界问题与卢库勒斯（Lucullus）缔结一份协约，如今又与庞培重申此约，甚至还同意与罗马人合攻亚美尼亚。但小提格兰所造成的损害比他促进罗马与帕提亚结盟所带来的危害更大，因为他的反叛使得提格兰王与米特拉达特斯之间产生嫌隙。这位大王暗地里怀疑米特拉达特斯或许曾对孙子造反施以援手——小提格兰的母亲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是米特拉达特斯的女儿。由此，双方虽未公然决裂，但两位君主的政治互信，却在最为紧要的关头遭到破坏。

同时，庞培积极备战，他督促亚洲各同盟和附属公社依约出兵。另外，他还张贴公告，号召芬布里亚军团的退伍老兵重回麾下做志愿兵，由于奖励丰厚，再加上庞培名声在外，居然真的有大部分老兵应召前来。在庞培的指挥之下，除了备用兵之外，整个集合大军达到约四五万人。[4]

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春，庞培前往加拉太（Galatia），接任卢库勒斯军队的主帅之职，并率领他们进入本都境内，西里西亚军团奉命随后跟上。在特罗克米的塔纳拉（Danala），两位将领相会，但双方友人所期待的和解却未能达成。初见面时的礼貌不久就变成犀利的讨论，而后犀利的讨论又变成激烈的争吵，双方分手时的情绪比刚见面时更加恶劣。因为卢库勒斯依然如他在位时一般施惠分田，所以庞培宣布其前任在他到任后所做的一切行为均属无效。从形式上看，他才是正义的一方，人们不能期望他以惯常的手段对待一个有功但却备受屈辱的人。

只要时节允许，罗马军队便立刻越过本都边境。米特拉达特斯率三万步兵和三千骑兵在那里抵御他们，但他的盟友在危难之中弃他于不顾，加上罗马又增强兵力对他穷追猛打，于是他试图求和。但他不能接受庞培提出的无条件投降——这场最不幸的战事还能给他带来更坏的结果吗？他的军队大多是弓箭手和骑兵，为使他们免受罗马作战步兵的强势攻击，他从敌人面前缓缓撤退，所行路线曲折多变，迫使罗马人紧随其后。同时，他一有机会，便用手下优势骑兵对付敌人的骑兵，阻断罗马人的粮道，让他们吃了不少苦头。最后，庞培失去耐心，放弃追击本都军队，置国王于不顾，转而进攻本都国土。他行至幼发拉底河上游，渡河进入本都东部。但米特拉达特斯沿幼发拉底河左岸追来，一到阿奈特（Anaitic，又名阿奇利森），便在坚固多水的达斯泰拉（Dasteira）堡截断了罗马人的路线，并从这里开始用轻装部队控制平原。庞培仍未等到西里西亚军团前来支援，若没有他们，仅凭自身力量根本无法驻守阵地，因而他不得不退过幼发拉底河，到本都属下的亚美尼亚（Armenia），借着林木茂盛、岩壑纵横的广阔地域来寻求掩护，避开米特拉达特斯的骑兵和弓箭手。直到西里西亚军队到来，使得利用优势兵力恢复攻势成为可能，庞培这才再次前进，用大约十八英里长的一串哨兵包围米特拉达特斯国王的营垒，并将他完全封锁在这里。与此同时，罗马的分遣队占领了本都领土。本都军营陷入窘境，甚至须杀死拖拽重器用的牲畜来充饥。最终，在逗留了四十五天之后，国王命手下部队处死那些他不能救治但又不愿其落入敌手的病兵伤兵，然后于夜间悄无声息地拔营东去。庞培小心谨慎地追随其后，行经他并不了解的地域。军队现已行进到米特拉达特斯与提格兰的分界之处。罗马将军意识到米特拉达特斯不想在他自己的领域内进行决战，而想把紧随其后的敌人引到遥远的东部地区，于是他决定阻止这种事情发生。

两军扎营之处相距很近。在中午休息时，罗马军队趁敌军没有察觉，悄然出发，绕过敌后，夺取前方控制敌军必经隘道的高地，此高地位于吕库斯河（Lycus）南岸，距今恩德利斯（Enderes）不远，就是在后来建造尼科波利斯的地方。次日清晨，本都军队照常拔营，以为敌军仍在他们后面。一天的行程之后，他们在四周高地已被罗马人占领的山谷里扎营，士兵、随营人员、战车、马匹和骆驼都挤作一团。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突然，他们周围响起了一片骇人的呐喊声，各种投射物瞄准这支亚洲军队，从四面八方呼啸而来。虽是在暗中，但每一个投射物却都正中拥挤的人群，无一不造成重大杀伤。借着初升的月光，现在罗马人能够看见本都军队，当投射物用尽之时，他们便从高地俯冲而下，攻击本都军。这些本都人几乎毫无防备，只能任人宰割，没有死于敌军兵刃之下的，也都在马蹄和车轮恐怖的碾压中被践踏而亡。这是白发苍苍的国王与罗马人战斗的最后战场。他带着三个随从——两个骑兵，一个习惯于乔装成男子在他身边英勇作战的妃嫔——逃到希诺利亚（Sinoria）堡垒，一部分亲信前来与他会合。他将存放于此地的财物即六千塔兰特黄金（折合一百万英镑）分给他们，让他们随身携带毒药，自己也不例外，然后带着余下的一队人马火速赶往幼发拉底河上游，与其同盟亚美尼亚大王会合。

同样，这个希望也成了泡影。米特拉达特斯信赖联盟，取道前往亚美尼亚，但这一联盟如今已不复存在。在刚刚叙述的米特拉达特斯和庞培斗争期间，帕提亚国王听从罗马人尤其是流亡在外的亚美尼亚王子的劝告，武装入侵提格兰的国土，并把他逼退至难以接近的山区。侵略军甚至开始围攻都城阿塔克萨塔（Artaxata）。但是攻城旷日持久，国王弗拉特斯率大部队先行离去，于是提格兰打败了留在后面的帕提亚军队和王子所率领的亚美尼亚移民，在全国范围内恢复了统治。然而，在这种情况下，亚美尼亚国王当然不想同刚刚打完胜仗的罗马人交锋，更不想为米特拉达特斯牺牲自己。自从听说他的逆子想要去投靠其外祖父，他就更加不信任米特拉达特斯，因此他开始与罗马人商谈单独的和约，但他没有等到和约缔结成功，便断绝了与米特拉达特斯的同盟关系。米特拉达特斯一抵达亚美尼亚边境，便注定会知道提格兰大王已经悬赏一百塔兰特要他的脑袋，并且早已逮捕了他的使者，还把他们交给了罗马人。米特拉达特斯王眼见他的国土落入敌手，他的盟友也要与敌人和解，继续作战已无可能，他想沿着黑海东岸和北岸逃去，或许可以再次将他已经叛变并与罗马人勾结的儿子曼卡雷斯（Machares）逐出博斯普鲁斯（Bosporan kingdom），并在梅欧提斯（Maeotis）寻得一块新地以开展全新的计划。如果这些都得以实现的话，那他会觉得自己是个幸运之人，因此，他转而向北行去。当米特拉达特斯王逃过小亚细亚的旧时边界发西斯河，庞培便暂时停止了追击，但他没有回到幼发拉底河河源一带，而是由侧面转入阿拉克斯河（Araxes）流域，决定与提格兰决一胜负。

几乎未遇阻拦，庞培便抵达阿塔克萨塔地区（距埃里温［Erivan］不远），并在距此城十三英里处安营扎寨。提格兰大王的儿子前来面见庞培，他希望在他父亲死后能够从罗马人手里得到亚美尼亚的王权，因此用尽一切办法阻止他父亲与罗马人缔结和约。也正因为如此，提格兰大王才进一步下定决心要不惜任何代价去求和。他骑在马背上，没有身穿紫色长袍，但仍戴有王者的冠冕，他出现在罗马的营门前，请人带他去面见罗马将军。他听从执法官吏的命令，按罗马军营的规定下马解刀，然后依照蛮族的礼节匍匐在这位执政官的脚下，并将冠冕拿在手上，表示无条件投降。庞培为轻易取胜而深感欢喜，他扶起这位卑躬屈膝的王中王，将象征他尊贵身份的勋章再次授予他，然后规定和约条件。除了向军库缴纳一百四十万英镑（即六千塔兰特）、犒赏士兵每人五十第纳里（［denarii］两英镑两先令）以外，他还必须割让庞培攻取的所有领地，不仅仅包括他在腓尼基、叙利亚、西里西亚和卡帕多奇亚的属地，还包括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右岸的索芬涅（Sophene）和科杜内（Corduene）。他所拥有的领土仅限于亚美尼亚本土，当然，他的大王之位也宣告终结。庞培在一场战事中完全征服了本都和亚美尼亚的两位霸王。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初，没有一位罗马士兵还在旧时罗马属地的边境之内，但到当年年底，米特拉达特斯王身为流亡之人，未带一支军队，游荡于高加索（Caucasus）的深谷中；提格兰王也不再是王中王，他虽坐在亚美尼亚的王座上，却只是罗马的一个封臣。幼发拉底河以西的小亚细亚全境都无条件服从了罗马人，胜利之师在河流以东的亚美尼亚土地上扎营过冬，营地从幼发拉底河上游延伸至库尔（Kur）河，这是当时意大利人第一次在库尔河饮马。

然而，罗马人踏上新土地，却又引发了新的争端。高加索中部和东部地区的英勇民族，见遥远的西方人在他们的领地内安营扎寨，便心生愤怒。在今格鲁吉亚（Georgia）那片肥沃滋润的高地上，居住着伊比利亚民族（Iberians），这是一个勇敢而有组织的农业民族，其氏族领土在族长治理下，按共有制耕种土地，土地所有权不分属于耕种者个人。军队与人民是一体的，人民领袖一部分是掌权的氏族，其中年纪最大的一位通常任国王，主持整个伊比利亚的事务，稍微年轻一点的一般任法官和军队领袖。一部分是几个特殊的祭司家族，主要负责保存与其他民族所签订的条约以及监督条约的遵守。大批非自由民被视为国王的奴隶。他们的东部邻人是阿尔巴尼亚人，即阿兰人（Alans），这一民族居住在库尔河下游，远至里海（Caspian Sea），其文化程度要比伊比利亚人低得多。阿尔巴尼亚人主要以畜牧业为生，他们步行或骑马，在今希尔万（Sirvan）的丰美草场上放牧许多兽群，他们仅有的那么一点耕地，仍在用旧时没有铁铧的木犁耕作。他们不知道铸造货币，计数不超过一百。他们总共有二十六个部落，每个部落都有自己的领袖，说的也是自己独有的方言。阿尔巴尼亚人在人数上远胜于伊比利亚人，但却不及他们勇敢。两个民族的战术大致相同，他们的武器主要是箭和轻标枪，通常仿效印第安人的方式藏身于林中，躲在树干后面向敌人射箭，或者从树顶向敌人投掷标枪。阿尔巴尼亚人也有很多骑兵，一部分仿效米底亚—亚美尼亚的方式，披重铁，戴胫甲。自古以来，两个民族就在他们的农田和草场上，过着完全独立的生活。自然在欧亚两洲之间立起高加索山脉，以作为抵御民族迁徙浪潮的堡垒，昔日居鲁士（Cyrus）和亚历山大的军队在此处就受到限制，如今戍守这堵隔墙的英勇的士兵，也准备保卫它以对抗罗马人。

消息传来，说罗马的主帅想于次年春季翻山越岭到高加索山外去追击本都国王——因为他们听说米特拉达特斯正在黑海上的迪奥斯库里亚斯（Dioscurias，即苏琼卡莱［Suchum Kale］与阿纳克里亚［Anaklia］之间的伊斯库里亚［Iskuria］）过冬——阿尔巴尼亚人十分惊恐，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至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隆冬，他们在王子奥罗吉斯（Oroizes）的领导下首次渡过库尔河，攻打敌军。由于给养的缘故，罗马军被分为三大队，由昆图斯·梅特路斯·凯勒（Quintus Metellus Celer）、卢奇乌斯·弗拉库斯（Lucius Flaccus）和庞培分别亲自率领。首当其冲的凯勒英勇抵抗，庞培在摆脱一支敌人派来攻击他的分遣队之后，也四处追击战败的蛮族，远至库尔河。伊比利亚国王阿托科斯（Artoces）岿然不动，并且承诺和平友善，但庞培得知他正暗自备战，企图在罗马人行经高加索山隘口时袭击他们，于是便在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春季追击米特拉达特斯之前，攻击与伊比利亚彼此相距约两英里的两座堡垒，一座是哈莫奇卡（Harmozica，即霍鲁姆奇科［Horum Ziche］，又名阿玛奇［Armazi］），一座是塞萨莫拉（Seusamora，即特苏玛［Tsumar］），在今第比利斯（Tiflis）稍北之处，控制库尔河及其支流阿拉瓜（Aragua）河的两个山谷，借此也控制了自亚美尼亚至伊比利亚的唯一一条要道。在阿托科斯意识到这一点之前，他的地盘就已遭敌军突袭，他慌忙烧毁库尔河上的桥梁，一面同敌军交涉，一面退至内地。庞培占领了这两座堡垒，并跟随着伊比利亚人的步伐来到了库尔河对岸，想以此诱使他们立刻投降。但阿托科斯退到内地越来越远，最终停在皮鲁斯河（Pelorus）上，此举目的不在于投降而在于作战。然而，伊比利亚的弓箭手却片刻都不能抵挡住罗马军团的攻击，阿托科斯眼见罗马人也渡过皮鲁斯河，最终只得答应胜利者所提出的条件，将他的子女遣送过去当人质。

现在庞培依照他从前拟定的计划，从库尔河流域经萨拉帕纳（Sarapana）隘口到发西斯河流域，沿此河顺流而下至黑海，塞尔维利乌斯（Servilius）率领的舰队已在科尔基斯海岸等他。但陆军和舰队之所以来到这传说中的科尔基斯海岸，却是因为一个不确定的想法以及一个近乎虚幻的目标。罗马军队刚刚穿越大多为敌国所有的未知领土，完成一次艰苦的行军之旅，但与前方仍将面对的旅途相比，这并不算什么。如果他们真能成功率兵从发西斯河河口行至克里米亚（Crimea），经过贫穷好战的蛮族部落和陌生荒凉的水域，沿岸有些地方的山脉垂直没入海中，登船乃绝对必要之法——如果这种或许比亚历山大和汉尼拔的诸多战役更为困难的行军得以顺利完成——那么在最好的情况下，他们由此得到何种利益才能对得起所经历的艰难困苦和重重危险呢？毫无疑问，老国王一日不死，战争便一日不会结束。但若因此开始这场空前的追击战，谁又能保证他们真能抓住国王呢？这种追击战可预见的利益甚少而危险甚多，即使米特拉达特斯有可能再次点燃小亚细亚的战火，停止追击不也是上策吗？毋庸置疑，此时此刻许多军中将士以及更多首都民众都劝将军不惜任何代价继续追击，但这些声音一部分是出自有勇无谋的性急之人，一部分是出自那些背信弃义的朋友。后者愿意付出任何代价，以使这位实力过于强劲的大将军远离首都，并用东方永无止境的事务牵绊住他。庞培是一个经验丰富且行事谨慎的军官，他绝不会以自己的声名和军队做赌注去坚持一场如此不明智的远征。阿尔巴尼亚人在军队后方起事，给了他一个停止继续追击国王并准备往回撤的借口。舰队奉命巡查黑海，保护小亚细亚北岸免受敌人入侵，严格封锁辛梅利亚（Cimmeria）的博斯普鲁斯海峡（Bosporus）[5]，以死罪威吓任何企图破坏封锁的商人。庞培饱经艰辛，率陆军穿过科尔奇斯（Colchia）和亚美尼亚领地，去到库尔河下游，然后渡河前进，进入阿尔巴尼亚的平原。

数天以来，罗马军队都不得不在烈日之下走过这片缺水的黑土地，期间未遇敌人，只有到了阿巴斯河（Abas）左岸，由奥罗吉斯王之弟科西斯（Coses）率领的阿尔巴尼亚军队才整队列阵，对抗罗马人。据说包括从外高加索草原来的居民队伍在内，他们共有步兵六万人，骑兵一万两千人。然而，他们以为只需与罗马骑兵交锋，击败罗马骑兵便可获胜，于是便冒险进攻；但罗马骑兵只是被放在前列，他们一往后退，藏在后面的罗马步兵团便即刻现身。在短暂的交锋过后，蛮族军队就被逼入森林，庞培下令包围森林并将其焚毁。于是阿尔巴尼亚人只得同意媾和，居于库尔河和里海之间的所有部落，也都以这些更为强大的阿尔巴尼亚人为榜样，与罗马将军庞培缔结条约。这样一来，阿尔巴尼亚人、伊比利亚人以及定居于高加索山脉以南及山麓中的民族几乎都至少一时依附于罗马。另一方面，发西斯河与梅欧提斯之间的各民族——科尔奇斯人（Colchians）、索阿尼人（Soani）、赫纽克人（Heniochi）、济吉人（Zygi）、亚该亚人（Achaeans），甚至遥远的巴斯塔奈人（Bastarnae）——都成为庞培所征服的一长串民族清单，“征服”这一概念，在这里显然用得非常不准确。高加索再次证明了它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性，罗马所占领的地区，如波斯（Persia）和希腊，都在此处分界。

于是，罗马人便放任米特拉达特斯王自由发展，一切听天由命。昔日他的祖先即本都国的创立者为躲避安提柯（Antigonus）的追杀，初次逃入他将来的王国，随行人员只有六名骑兵；如今米特拉达特斯也被迫再次逃出国界，离开他自己及其父辈所占领的土地。命运就像骰子，能掷出极高的收益，也能掷出极大的亏损，但却从未有人掷出的结果比锡诺普（Sinope）的老苏丹掷出的更为频繁、更为反复无常。在东方，人们的命运变化迅速且不可预测。如今米特拉达特斯已到晚年，他可以接受每一个新的变化，同时也认识到每一个新变化都只是在为一场新革命做准备，唯一不变的只有命运的变化不息。究其本质的核心而言，罗马统治是东方人所不能忍受的，无论是从好的方面还是从坏的方面来看，米特拉达特斯都是真正的东方君主。此时，罗马元老院对各省的治理有所懈怠，罗马城内的党派纷争也使得内战趋于成熟，若米特拉达特斯足够幸运，在此时伺机而动，那他必能第三次恢复其统治。就因为这个原因——因为他在有生之年仍心存希望，有所筹谋——他一日不死，便一日是罗马人的心腹之患，昔日他率几十万将士想从罗马人手里夺取希腊和马其顿时便是如此，如今年老逃亡也是如此。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这位不甘安享晚年的老人从迪奥斯库里亚斯出发，经历各种不可言喻的艰苦，有时走陆路，有时走水路，最终抵达潘提卡彭，凭借自身名望和手下众多随从，他将逆子曼卡雷斯赶下王位，并逼其自杀。从这一点来讲，他再次企图与罗马人交涉，他恳求罗马将这祖传的国土归还于他，并声称愿意承认罗马的至尊地位，按封臣的方式纳贡。但庞培不肯给这位国王一个能让他再玩旧把戏的地位，坚持要他亲自来投降。

然而，米特拉达特斯并不想向敌人投诚，而是正密谋更加放肆的新计划。他想利用他竭尽所有保存下来的财物和残余的国土资源，组建一支三万六千人的新军，其中一部分是他按罗马方式武装和操练的奴隶，另外还有一支战舰队。有传闻称：他计划向西进发，经过色雷斯（Thrace）、马其顿和潘诺尼亚（Pannonia），与萨尔马提亚（Sarmatia）草原的塞西亚人（Scythians）和多瑙河（Danube）上的凯尔特人结盟，并以其排山倒海之势攻击意大利。有人认为这是一个宏伟的计划，本都国王的作战计划也被拿来与汉尼拔的行军策略作比较。但同样的计划，出自天才之手便是妙计，出自愚人之手便属荒谬。东方人妄想这样侵犯意大利，简直可笑，这只不过是绝望过后的幻想结果罢了。由于领袖的审慎冷静，罗马人才没有愚昧地追击愚昧的敌人，也才不用在遥远的克里米亚抵御敌人的攻势。如果这种攻势不自己毁灭于萌芽阶段，那便在阿尔卑斯山麓再行防御也还不迟。

实际上，庞培不再因这位无爪老虎的威吓而困扰，他自顾治理已夺取的疆域。此时，即使没有庞培的助力，对于这位老国王最终命运的预测也已在遥远的北方得到印证。他过度备战，拆毁博斯普鲁斯人（Bosporans）的房屋，从田地里把他们的耕牛拉来杀掉，用房梁和牛筋造战具，从而在博斯普鲁斯人中间引发了极为激烈的暴动。士兵们也不愿参加这毫无希望的意大利远征。米特拉达特斯无法唤起手下人的敬爱与效忠之心，经常身陷猜忌与叛乱中。早年他曾逼迫手下的杰出将领阿基劳斯（Archelaus）去罗马军营寻求庇护，在卢库勒斯战争期间，他最信任的军官狄奥克勒斯（Diodes）、菲尼克斯（Phoenix），甚至最显要的罗马移民也都投归敌方；如今，他的命星晦暗，除阉宦之外，没有人能接近这位年老体弱、满心苦闷的苏丹王。因此，跟随他的臣子相继叛逃，其叛逃速度一日甚于一日。法纳戈里亚（Phanagoria，在亚洲海岸与刻赤［Kertch］隔海相对）堡垒的统帅卡斯托耳（Castor）首举叛旗，他宣布此城自由，并将堡垒中米特拉达特斯的儿子们交到罗马人手里。叛乱席卷博斯普鲁斯各城，凯尔索涅索斯（Chersonesus，距塞巴斯托波尔［Sebastopol］不远）、特多西亚（Theudosia，即卡法［Kaffa］）和其他地方都响应法纳戈里亚人（Phanagorites）。而这时的国王米特拉达特斯放肆地发泄着他的猜忌和残暴。他听信卑鄙阉宦的谗言，将最为亲信之人钉在十字架上，而他自己的儿子们也性命堪忧。法纳西兹（Pharnaces）是米特拉达特斯最宠爱的儿子，估计要被立为继任人，但他却下定决心要带头叛变。米特拉达特斯派侍卫去逮捕他，又派军队去攻打他，但这些侍卫和兵士却都向他投诚。意大利逃兵和米特拉达特斯部下最为善战的武装力量，也因为不愿参加那对逃兵来说尤为危险的意大利远征行动，于是集体拥护王子，其他陆军军队和舰队也都纷纷效仿。

在地方和军队都已背弃米特拉达特斯之后，首都潘提卡彭终于向叛军敞开了大门，并把受困于王宫中的老国王交给他们。老国王自城墙之上向他的儿子祈求至少饶他一命，不要双手沾满父亲的鲜血。但这种请求出自一个自己手上曾沾染过母亲鲜血，而最近又沾上无辜儿子齐法利（Xiphares）鲜血的人之口，似乎并不顺耳。法纳西兹的性格，甚至比他的父亲更加残暴不仁。所以苏丹自知必死，决定至少如在世时一般死去。他的王后、他的妃嫔、他的女儿以及埃及王和塞浦路斯（Cyprus）王的妙龄新人都须饮毒自尽，之后他自己也拿起毒药，因其见效太慢，所以他伸出脖子，让一位名叫贝退图斯（Betuitus）的凯尔特雇佣兵把他砍死。就这样，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米特拉达特斯·欧帕托尔（Mithradates Eupator）殒命，享年六十八岁，在位五十七年，自他初次上战场与罗马人交战到现在，共二十六年。法纳西兹把米特拉达特斯的尸首送给庞培，以显示他的功绩与忠诚，庞培命人将其葬在锡诺普的王墓里。

米特拉达特斯之死在罗马人看来无异于一场胜利：来向将军报告这一变故的使者出现在耶利哥（Jericho）城下的罗马军营，头顶王冠，好似捷报来传。他一死，就是一位伟大的敌人入墓，任何曾经在懈怠的东方抗击过罗马军队的人，都不及他伟大。民众自然而然会有这样的感想：昔日西庇阿认为战胜汉尼拔比战胜迦太基更为重要，所以如今罗马人一听到米特拉达特斯之死，便几乎忘了对众多东方部落和这位伟大国王本身的胜利；在庞培隆重进城时，吸引民众目光的不过是那些图画，他们从图中看到逃亡的米特拉达特斯自己牵着缰绳，与马同行，然后在他几个女儿的尸首中倒地而亡。不管人们对这位国王做出何种评判，他都是世界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他不是天才，甚至可能不是一个大有作为的人，但他心怀仇恨的本领却相当高。出于这种仇恨，他将一场以弱敌强的战争持续了半个世纪之久，虽然没有成功，但也颇显光荣。相较于他的个性，他在历史上所处的地位进一步使他成为更重要的人物。作为东方对西方的民族反动先锋，他拉开了东方对西方新一轮斗争的序幕。无论是战败者还是战胜者，他们都感觉米特拉达特斯之死不是战争的终结，而是战争的开始。

同时，在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对高加索各民族的战争结束之后，庞培就回到了本都国，并捣毁了那里最后仍坚持抵抗的堡垒。庞培下令铲平这些堡垒以防匪患，并将石块填入堡内，令其不可再用。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夏季，他由此地前往叙利亚，去整顿该地的事务。

要把当时叙利亚各地的混乱情形清楚地描述出来，实在不易。诚然，由于卢库勒斯的攻击，亚美尼亚的统治者马伽达底（Magadates）已于罗马纪元685年即公元前69年撤离这些地区。托勒密氏（Ptolemies）虽愿继承先人的鸿志，将叙利亚海岸收为本国领土，但也担心一旦占领叙利亚，便会惹怒罗马政府。再加上罗马政府还未确定托勒密氏对埃及那尚且十分可疑的合法权利，而且叙利亚王族已数次恳求罗马，说拉基代王室已绝嗣，应承认他们为合法的继承人，因而托勒密氏更不敢占领叙利亚。然而，虽说当时所有大国都不干涉叙利亚事务，但由于王族、骑士和各城无休无止的盲目争斗，此地所遭受的危难更甚于大战之时。

当时塞琉古（Seleucid）王国的实际主人是贝都因人（Bedouins）、犹太人和纳巴泰人（Nabataeans）。这片不宜居住、无泉无树的沙地自阿拉伯半岛（Arabianpeninsula）延伸并越过幼发拉底河，西抵叙利亚的山脉及其狭窄的海边，东至底格里斯河（Tigris）的肥沃低地和幼发拉底河下游，这片亚洲的撒哈拉是伊实玛利（Ishmael）子孙的原始家乡。自有传说以来，我们就发现“贝都因人”即“沙漠之子”在这里支起帐篷，放牧骆驼，或者骑上快马，时而追击部落仇敌，时而追赶行旅商人。昔日提格兰王利用他们来实行他那半商业半政治的计划，后来叙利亚完全无主，这个沙漠民族便乘机扩张至北叙利亚。有些部落与文明的叙利亚人为邻，获得安定生活的初步根基，因而提格兰在政治上几乎处于领导地位。阿拉伯当时最著名的首领有马达尼部（Mardani）酋长阿布加鲁斯（Abgarus），提格兰曾将此部安置于两河流域上游的埃德萨（Edessa）和卡雷（Carrhae）附近；然后在幼发拉底河以西、大马士革（Damascus）和安条克（Antioch）之间，有罕萨部（Hemesa，即霍姆斯［Homs］）酋长萨姆西科兰姆斯（Sampsiceramus），他也是坚固的阿瑞塞莎堡（Arethusa）的主人；有在上述区域游徙的另一部落首领亚兹素（Azizus）；有已与卢库勒斯建立联络的蓝贝部（Rhambaeans）酋长阿尔考敦（Alchaudonius）；此外还有其他一些部落和酋长。

除了这些贝都因酋长，还有四处涌现的一伙蛮人，在拦路抢劫这一高等行当上，他们的实力相比那些沙漠之子有过之而无不及。此类的人物中就有托勒密，他或许是这些叙利亚盗贼首领中实力最强大的，也是当时的首富之一，他管辖黎巴嫩（Libanus）山谷和沿海的伊泰雷人（Ityraeans，今德鲁司［Druses］）的地域，以及马萨耶（Massyas）平原以北一带地区，还有赫利奥波利斯（Heliopolis，即巴尔贝克［Baalbec］）和哈尔基斯（Chalcis）等城，并以自己的私人财产训养了八千骑兵；另有狄奥尼修斯（Dionysius）和希尼拉斯（Cinyras），他们是海滨城市特里波利斯（Tripolis，即特拉布鲁斯［Tarablus］）和拜布罗斯（Byblus，在特拉布鲁斯和黎巴嫩中间）的主人；还有在利西亚斯堡的犹太人塞拉斯（Silas），此堡距奥伦提斯河（Orontes）上的阿帕米亚（Apamea）不远。

另一方面，在叙利亚南部，犹太民族似乎将在此时结成一个政权。叙利亚王实行标准的希腊化政策，破坏了犹太民族的原始宗教。通过虔诚且英勇地守护这种宗教，哈斯摩尼（Hasmonaeans，又名马迦比［Makkabi］）家族不仅获得世袭封邑，逐渐拥有王者尊荣，而且这些身份尊贵的大祭司也将其领地扩张至南、北、东三面。英勇的詹尼亚斯·亚历山大（Jannaeus Alexander）去世之时（罗马纪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犹太王国的疆域向南含有非利士（Philistian）全境，远至埃及边境，东南至纳巴泰人的佩特拉（Petra）国，詹尼亚斯曾由此出发夺取约旦（Jordan）河和死海右岸的大片土地，北逾撒马利亚（Samaria）和德卡波利斯（Decaplolis）而至革尼撒勒湖（Gennesareth）。他已在这里设法占领多利买（Ptolemais，即亚柯［Acco］），并成功击退伊泰雷人的进攻。归犹太人统辖的沿海区域自骆驼山（Mount Carmel）远至利诺角城（Rhinocorura），包括重要的加沙（Gaza）——只有阿什凯隆（Ascalon）仍属自由。这样一来，曾经几乎与海洋隔绝的犹太人领土，如今也可列为海盗聚集之地。亚美尼亚侵略军刚要靠近犹太边境，就为卢库勒斯的干涉所阻，若这个战绩卓著的祭司国没有因内部分裂而扼杀其军事发展，哈斯摩尼王室雄才大略的统治者们或许能将其土地扩张至更远的地方。

宗教独立精神与民族独立精神积极融合，产生了马加比（Maccabee）国，但很快又一分为二，甚至互相对立。犹太正统派即所谓的法利赛派，对宗教自由行使权深感满意，因为它是在对抗叙利亚君主时提出的。它的实际目的是根本不顾现世政府，以所有主权国家的正统派组建一个犹太公社——这一公社的统一性，可见于每个正直的犹太人都须向耶路撒冷（Jerusalem）的神堂捐税这一规定，也可见于宗教学校和宗教法庭。正统派脱离了政治生活，在神学的形式主义与繁文缛节中日益僵化，与之相对的是旧时大家族即所谓撒都该派的代表，他们是民族独立的守卫者，因战胜异族统治而士气大增，并想要进一步恢复犹太人的国家。他们的思想一部分以教条为依据，他们只承认圣经本身，至于“撰写者的遗赠”[8]，他们只视作权威，却并不奉为法典。一部分则是特别建立在政治的基础上，他们不主张听天由命，倚靠齐保图领主（Lord of Zebaoth）的强大力量，而主张救国救民需寄希望于现世的武力，以及重建于马加比盛世的大卫王国内外实力的综合提升。正统派得到祭司阶级和民众的支持，他们否认哈斯摩尼氏担任高级祭司的合法性，通常用争夺人世财产的蛮横强硬态度攻击这种奸邪的异教徒。另一方面，国家派所倚靠的是受希腊文化影响的智能、吸纳许多皮西迪亚（Pisidia）和西里西亚雇佣兵的军队以及更加贤能的君主，这些君主在此与教会权相抗争，和千年后霍亨斯陶芬（Hohenstaufen）与教皇权（Papacy）相抗争如出一辙。詹尼亚斯曾用强硬手段打压祭司阶级，而在他的两个儿子任下（自罗马纪元685年即公元前69年起），发生了兄弟相残的内战，因为法利赛派反对励精图治的亚里斯多布鲁斯（Aristobulus），而想立他那性情温和、行事懈怠的弟弟许尔堪（Hyrcanus）为名义上的君主，以达到他们的目的。这次分裂不仅使犹太的征战陷于停滞，而且也给了外国加以干涉的机会，从而取得了南叙利亚的统治地位。

纳巴泰人是首例。人们经常把这个非凡的民族与它的东邻即游徙的阿拉伯人混淆，但相较于伊实玛利的真正子孙，纳巴泰人与阿拉米（Aramaean）一支关系更为密切。在很早的时候，可能是为了贸易，阿拉米民族，或按西方人的称呼叙利亚民族，就自他们在巴比伦（Babylon）附近的最早殖民地派遣一个殖民团到阿拉伯湾北端，这就是西奈半岛（Sinaitic peninsula）上在苏伊士湾与埃拉之间的佩特拉地区（即瓦地姆沙［Wadi Mousa］）的纳巴泰人。在他们的港口，地中海的货物与印度的货物交换。自加沙通往幼发拉底河口和波斯湾的南方商队大道，经过纳巴泰人的首都佩特拉。此城现在仍有壮丽的石宫和石墓，比起那几近消散的传说，这些更能清楚地显示纳巴泰人的文明。法利赛派领袖仿效众祭司，在他们看来，以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换取本派胜利，代价并不算太高，于是他们请纳巴泰人的君主亚哩达（Aretas）助他们对抗亚里斯多布鲁斯。作为回报，他们承诺将詹尼亚斯从他手中夺来的所有领土归还于他。因此，亚哩达率着据说为数五万的兵力入侵犹太，又得到法利赛派拥护者的增援，他把国王亚里斯多布鲁斯围困在犹太都城。

暴力冲突的风气遍及叙利亚全境，在这种情况下，最遭殃的当然是那些较大的城市，如安条克、塞琉西亚（Seleucia）、大马士革（Damascus）等，这几个城市的公民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的农业、海上和驼队的贸易陷于瘫痪。伊泰雷人自山中和沿海的堡垒出动，闹得海陆都不得安宁，拜布罗斯和贝鲁图斯（Berytus，即黎巴嫩［Beyrout］）的公民，无法保护自己的田地和船舶不受他们的侵占。大马士革公民想投奔距离较远的纳巴泰王或犹太王，以抵御伊泰雷人和托勒密的攻击。在安条克，萨姆西科兰姆斯和亚兹素参与这些公民的内部斗争，当时希腊大城几乎已经成为阿拉伯酋长的驻地。这种情况让我们想起了德意志中世纪的无君时期，那时候纽伦堡（Nuremberg）和奥格斯堡（Augsburg）要想自保，所能倚靠的并非王法王权，而只能是他们自己的城墙。叙利亚的商人，迫不及待地希望有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来替他们恢复和平和交通安全。

然而，叙利亚并非没有正统的国王，这种国王甚至有两三个。一位是来自塞琉古王室的安提阿古王子，他已受卢库勒斯任命，担任叙利亚最北部省份科马根（Commagene）的统治者。安提阿古·阿西阿提库斯想要叙利亚王位的诉求，已经得到元老院和卢库勒斯的一致承认，在亚美尼亚人撤退后，安提阿古·阿西阿提库斯即被迎入安条克，尊为国王。然而，第三位塞琉古王子菲利普（Philippus）即刻就地与他对抗，安条克人民众多，其易于激动和乐于反抗的特性与亚历山大城的人无异。这些人民和邻近的一两个阿拉伯酋长，都参与到这场王室斗争中，而塞琉古王室的统治现在似乎与这场斗争密不可分。如此一来，正统君主惹其臣民讥笑厌恶，所谓的合法国王，甚至还不如那些小王和盗匪首领重要，又有何奇怪呢？

要想在混乱中建立秩序，所需的既不是绝妙的构思，也不是强大的武力，而是对罗马及其属国利益的清醒认识，以及建立并保持必要制度的干劲与一致性。元老院的合法政策已足够没落，将军由反对党授权，他不受王朝考量指引，而仅仅只负责叙利亚王国将来不因篡权者的争斗，或者邻国的贪婪而退出罗马属国的地位。但要达成这一目标，只有一条路可走。实际上，政权很早就不受塞琉古王室的各君主控制，这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自己的过失而非外敌的侵扰，罗马公社应派出一位总督，以强有力的手腕执掌政权，庞培就走了这一条路。亚细亚人安提阿古要求庞培承认自己为叙利亚的世袭统治者，但他所得到的答复是：庞培不会把主权归还给一个既不知道如何维持，也不知道如何管理国家的国王，即便他的臣民有所请求，庞培也绝不同意，何况这违背他们明确表达的意愿，他就更不会干了。有了罗马执政官的这封信，塞琉古家族便于在位两百五十年后被人从王位上赶了下来。安提阿古本受酋长萨姆西科兰姆斯的庇护，在安条克呼风唤雨，不久之后，他中了萨姆西科兰姆斯的奸计而丢了性命。此后，再也没有人提到这些伪王和他们的主张。

但是要想建立一个罗马人的新政府，使混乱的局势有较好的秩序，还必须用武力进入叙利亚，用罗马军团来威吓或荡平所有兴起于多年无政府时期的治安扰乱者。在本都国和高加索作战时，庞培就已经注意到叙利亚的事务，他命几个专员和支队在必要时加以干涉。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奥卢斯·伽比尼乌斯——昔日做保民官时派庞培到东方去的人——率兵沿底格里斯河前进，然后经过两河流域到叙利亚，以整顿犹太的复杂局面。同样，困境中的大马士革也已被罗利乌斯和梅特路斯占领。不久以后，庞培的另一个副官马尔库斯·斯考卢斯（Marcus Scaurus）抵达犹太，平息那里层出不穷的争端。庞培远征高加索时，卢奇乌斯·阿弗拉尼乌斯（Lucius Afranius）任亚美尼亚的罗马军队统帅之职，他也从科杜内（在北库尔德斯坦［Kurdistan］）行进至两河流域上游，借助卡雷地区的希腊居民的同情帮助，成功穿过危险的沙漠，征服奥兹尔欧尼（Osrhoene）的阿拉伯人。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末，庞培亲至叙利亚，在那里一直待到次年夏天[9]，为了现在和将来考虑，他毅然干预并整顿叙利亚的事务。他想恢复此地在塞琉古王朝统治时期的盛世景象，他废除所有篡夺的政权，命盗匪首领放弃其堡垒，再次将阿拉伯酋长限制在沙漠领地，并明确规定几个公社的事务。

为了让人服从这种严厉的命令，罗马军团扎营备战，特别是对那些强悍的盗匪首领，军团的干涉是必要的。利西亚斯的统治者塞拉斯，特里波利斯的统治者狄奥尼修斯，以及拜布罗斯的统治者希尼拉斯，都在他们的堡垒里沦为阶下囚，并被处死；伊泰雷人的山寨和沿海堡垒都被攻破，哈尔基斯的门尼厄斯之子托勒密被迫缴纳一千塔兰特（即24万英镑）以赎回他的自由和统治地位。而在其他地方，这位新主人的命令也得到绝大多数人的服从，未遇抵抗。

只有犹太人犹豫不决。昔日庞培派伽比尼乌斯和斯考卢斯去调停许尔堪和亚里斯多布鲁斯兄弟俩的争斗，据说这二人都收受了巨额贿款，最终做出了有利于亚里斯多布鲁斯的判决。他们还诱使亚哩达王撤走耶路撒冷的围军，取道回国，并让其在撤退过程中败于亚里斯多布鲁斯之手。然而，庞培一抵达叙利亚，就取消了他属下的命令，让犹太人恢复元老院于罗马纪元593年即公元前161年前后承认的大祭司旧制，并宣布放弃哈斯摩尼各君长所征服的一切领土及世袭君主制。法利赛人派最负声望的两百人作为使团去面见这位罗马将军，得到的却是一个足以摧毁犹太国的结果。这虽不利于他们的国家，却无疑有利于罗马人。就此事的本质而言，罗马人自然不能恢复塞琉古王室的旧时特权，也不能容忍詹尼亚斯这样的征服势力存在于他们的帝国范围内。亚里斯多布鲁斯不确定何为善策，是耐心忍受这不可避免的命运？还是手执武器战死？有时他似乎要向庞培投诚，有时又似乎要号召犹太人中的爱国派与罗马人斗争。最后，罗马军团已兵临城下，他这才向敌人投降。然而军队中较为决断或较为狂热的一部分人，不肯听从一位失去自由的国王的命令，在首都投降后，狂热派抱着赴死的决心顽强据守神庙的危岩，历时三个月，直到最后趁守兵安息日休息，围军才终于攻入，占领圣殿。发起这场拼死抗争的人，但凡没有死于罗马人刀剑之下的，都被交给执法吏的砍头斧。这样一来，新并入罗马的各地所发起的最后抵抗便告终结。(www.daowen.com)

庞培完成了卢库勒斯开始的事业——正式独立的国家比提尼亚、本都和叙利亚，都并入罗马版图。元老院一被推翻，格拉古党一掌握政权，一百多年来被看作是必要的事，即在较为重要的属地以直接主权取代那薄弱的保护制，这个目标终于得以实现，罗马在东方获得了新疆界、新邻国以及新的友好和敌对关系。现在加入罗马间接领土的有亚美尼亚王国、高加索的封邑，加上辛梅利亚人的博斯普鲁斯国和米特拉达特斯·欧帕托尔所征服的广阔领地中所剩余的一小部分，这一小部分领土如今在他那弑父之子法纳西兹的治理下成了罗马的属邦，只有法纳戈里亚城，因其统帅卡斯托耳曾举叛旗而得到罗马人的承认，成为独立的自由城市。

而对于与纳巴泰人的斗争，没有同样的成功可以拿来夸耀。诚然，亚哩达王已顺从罗马人的心意，撤离犹太，但大马士革仍在他手中，纳巴泰人的国土至今也没有受到任何罗马兵士的践踏。要征服这个地方，或至少要向在阿拉伯的新邻国表示——现在罗马的雄鹰已称霸于奥伦提斯河和约旦河上，而且叙利亚不再是任人蹂躏的无主之地——庞培于罗马纪元691年即公元前63年开始远征佩特拉。但在远征期间，他被犹太人的叛变耽搁，由于纳巴泰人的首都远在沙漠之中，于是他欣然让他的继任者马尔库斯·斯考卢斯去做这件困难的事[10]。实际上，斯考卢斯不久也不得不回来，并没有完成他的目标。由此，庞培不得不仅在约旦河左岸的沙漠中倚靠犹太人的支持与纳巴泰人作战，但却只获得了微不足道的胜利。最后，来自以土买（Idumaea）的机敏的犹太领袖安提帕特（Antipater），劝亚哩达用一笔款项，从罗马省长手里买得对包括大马士革在内的一切领土所有权的担保，这就是斯考卢斯钱币上所纪念的和平。钱币显示，亚哩达王牵着骆驼，跪在地上，献橄榄枝给罗马人。

以上是罗马人与亚美尼亚人、伊比利亚人、博斯普鲁斯人和纳巴泰人的新关系，远比这更重要的是，罗马人因占领叙利亚而与帕提亚国相邻。虽然在本都国与亚美尼亚国尚存之时，罗马对弗拉特斯实行友善外交，而且当时卢库勒斯和庞培也都愿意将幼发拉底河以外的地域让度与它，但现在这个新邻国却坚决地占据了安息王朝旁边的位置。如果王室忘其过失的伎俩还可追忆，那弗拉特斯现在必会想起米特拉达特斯的警告，如帕提亚人与西方人联合攻击同族国家，会使这些国家先亡而后自己也走向覆灭。罗马人与帕提亚人联合，已使得亚美尼亚一败涂地，亚美尼亚一覆灭，罗马便信奉其旧时政策，改变对外关系，损害强大盟友的利益而袒护微贱的敌人。老提格兰深受庞培的厚待，他的儿子是帕提亚王的盟友和女婿，两者互为对照，这已是此项政策的一部分；不久之后，庞培下令逮捕小提格兰及其家属，甚至弗拉特斯向这位友好的将军为女儿女婿求情，庞培也不肯放人，这是直接的冒犯。但庞培所为并不止于此，弗拉特斯和提格兰都对科杜内省提出要求，庞培命罗马军队替提格兰占领此地，把原来据守此地的帕提亚人驱逐出境，甚至追到阿迪亚波纳（Adiabene）的阿尔倍拉（Arbela），事先并未征询泰西封政府的意见（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然而最可疑的情况是，罗马人似乎根本不愿尊重依约规定的幼发拉底河界。罗马分遣队曾几次要从亚美尼亚前往叙利亚，横越两河流域；罗马以特别优厚的条件将奥兹尔欧尼的阿拉伯酋长阿布加鲁斯纳入保护；不仅如此，位于尼西比斯（Nisibis）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两河流域上游、在幼发拉底河的科马根渡口以东220英里的奥鲁洛斯（Oruros），也被指定为罗马疆域的东部边界——大概是他们间接疆域的东部边界，因为罗马人已把两河流域较大较肥沃的北半部分和科杜内一同分配给亚美尼亚帝国。这样一来，罗马人与帕提亚人之间的疆界就变成了叙利亚—两河流域的大沙漠而非幼发拉底河，这似乎也只是临时疆界。帕提亚派使者来坚持以幼发拉底河为界的条约——当然，这似乎只是口头协议，庞培模棱两可地回复道：罗马权利所及之处便是罗马的领地。罗马主帅与帕提亚下属米底亚地区总督甚至遥远的以利买省（Elymais，在苏锡安那［Susiana］、米底亚和波斯之间，地处今卢里斯坦［Luristan］）总督都交往甚密，值得注意，这似乎便是对此番言论的评注说明。[11]以利买是个荒远好战的山地民族，其总督常力求独立地位，脱离大王的掌控，庞培竟接受这位君主献上的效忠之心，这对帕提亚政府而言更是个侮辱和威胁。同样重要的是，罗马人素来在政府交际中称帕提亚王为“王中王”，如今他们突然改变称呼，仅称他为王。这不但失礼，甚至更是一种威胁。自从罗马人开始拥有塞琉古王室的继承权，他们似乎就想趁机恢复到昔日的状态，那时整个伊朗和图兰都受安条克统治，而且也还没有帕提亚帝国而只有帕提亚辖地。因此，泰西封的朝廷完全有理由与罗马开战。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帕提亚因边界问题对亚美尼亚宣战，这似乎是对罗马开战的前奏。但当这位令人畏惧的将军率强军驻扎于帕提亚帝国的边境时，弗拉特斯却不敢公然与罗马人决裂。庞培派专员和平解决帕提亚和亚美尼亚的争端，他们强制调停，将科杜内和两河流域北部都判给亚美尼亚人，弗拉特斯也默然接受。不久以后，他的女儿、外孙和女婿都成了这位罗马将军胜利的点缀。甚至帕提亚人在罗马的优势兵力面前也瑟瑟发抖，如果他们没有像本都和亚美尼亚人一样屈从于罗马的兵力，那么其原因似乎就只在于他们没有涉险作战。

现在庞培仍须负责整顿新得省份的内部关系，尽可能消除十三年前一场恶战所遗留的痕迹。小亚细亚的组织工作始于卢库勒斯和从旁协助的委员会，克里特的组织工作始于梅特路斯，二者皆因庞培而得以完成。亚细亚之前的省份包括米西亚（Mysia）、吕底亚（Lydia）、弗里吉亚（Phrygia）和卡里亚（Caria），现在由边境省份变为腹地。新设的省份有比提尼亚和本都，涵盖整个尼科美得斯（Nicomedes）故国和本都故国至哈里斯河及河外的西半部分；有西里西亚，虽成立较早，但现在才得以扩大，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省份，连同潘菲利亚和伊索里亚（Isauria）也包括在内；还有叙利亚和克里特。当然，以现代领土的意义来看，还难以将这些地方视作罗马疆域，政府形式和秩序还一如往昔，只不过罗马公社代替了以前的君主而已。这些亚细亚省份仍包括国有土地、实际上或法律上实行自治的城邦、君主和祭司的统治地以及诸王国，多样混杂。至于内政，所有这些地域或多或少都有点自主权，而在其他方面，他们又时宽松时严格地倚仗于罗马政府及其执政官，很像昔日听命于大王及其总督。

在众多属国君主中，卡帕多奇亚王至少在等级上属第一位，卢库勒斯已将梅利泰内（Melitene，在马拉提亚［Malatia］附近）至幼发拉底河的地区封给他，扩大了他的领土，庞培又赐予他很多土地，在西部边界有自卡斯塔巴拉（Castabala）至依科尼雍（Iconium）附近的特庇（Derbe），和取自西里西亚的一些区域，在东部边界还有在幼发拉底河左岸与梅利泰内相对的索芬涅，这原本是想封给亚美尼亚王子提格兰的。这样一来，幼发拉底河最重要的渡口全都为卡帕多奇亚王掌控。而叙利亚和卡帕多奇亚之间的科马根小省及其都城撒摩撒他（Samosata，即萨姆萨特［Samsat］），都在上述塞琉古王室的安条克手中，成为其附属国[12]。他又受封获得重要的塞琉西亚堡垒（在比拉德吉克［Biradjik］附近），控制幼发拉底河更南端的渡口以及河左岸的临近地区。因此，罗马人刻意把幼发拉底河的两个主要渡口连同东岸的相应领土，一起交到两个完全附属于罗马的君主手里。除了卡帕多奇亚王和科马根王以外，还有一位新王德奥塔鲁斯（Deiotarus）执掌小亚细亚大权，他的实力远远超过其他两位。住在培希努（Pessinus）附近的凯尔特部落托列斯托波伊（Tolistobogii）的一个四分领主，与罗马属下的其他小藩主一起，受卢库勒斯和庞培的征召入伍从军。在这些战事中，德奥塔鲁斯与所有懒惰的东方人不同，他表现不凡，充分显示出自己的可靠与激情，以至于除了加拉太的遗产和阿米苏斯（Amisus）与哈里斯河口之间的肥沃属地外，罗马将军又将本都故国的东半部分，连同法纳西亚（Pharnacia）和特拉佩佐斯（Trapezus），以及远至科尔基斯和大亚美尼亚边界的本都—亚美尼亚都赐予了他，这样就形成了小亚美尼亚王国。不久以后，德奥塔鲁斯又赶走凯尔特特罗克米部落的四分领主，夺其疆土，进一步扩大他那已然十分广阔的领地。于是，这样一个小封侯变成了小亚细亚最强大的君主，罗马人可以借他之力保卫帝国边境一段重要的部分。

至于不那么重要的属国，有许多其他的加拉太领主，其中一个是特罗克米部的君主孛哥第亚塔鲁斯（Bogodiatarus），因为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中表现英勇，庞培赐予他昔日的本都边城米特拉达提乌姆（Mithradatium）；又有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的君主阿塔罗斯（Attalus），其宗系可追溯到旧时的拜勒门（Pylaemenids）王室；又有科尔奇斯境内的阿里斯塔克斯（Aristarchus）和其他小君长；又有达孔第牟托（Tarcondimotus）统治着东西里西亚的阿曼（Amanus）山谷；又有门尼厄斯之子托勒密继续统治黎巴嫩山上的哈尔基斯；又有纳巴泰王亚哩达任大马士革领主；最后还有幼发拉底河两岸各地的阿拉伯酋长，如奥兹尔欧尼的阿布加鲁斯，罗马人千方百计地劝他归顺，想让他在攻打帕提亚人时担任先锋；其他还有罕萨部的萨姆西科兰姆斯、蓝贝部的阿尔考敦和玻斯托拉（Bostra）的另一个酋长。

除了这些人之外，还有教主。在东方，教主通常与世俗君主无异，统治着土地和人民，他们的权威已在那宗教狂热主义的发源地根深蒂固。罗马人很明智，不侵犯他们的权威，甚至也不劫掠他们神庙中的库藏。教主有培希努神母的大祭司；又有妈神的两个大祭司，一个在卡帕多奇亚的科马纳（Comana，在萨鲁斯［Sarus］上游），一个在本都的同名城（托卡特［Tocat］附近的古梅尼克［Gumenek］），他们俩在本国的权力都仅次于国王，甚至到很晚的时候，他们每人还拥有连带特殊审判权的广阔地产和近六千人的神庙奴隶——这位同名将军之子阿基劳斯自米特拉达特斯处投归罗马人，庞培封他为本都的大祭司——在卡帕多奇亚摩门（Morimene）地区的维那西宙斯（Venasian Zeus）的大祭司——其年收入共计3600英镑（15塔兰特）；又有西里西亚的“大祭司和君长”，其后代在艾杰克斯（Ajax）之子透克尔（Teucer）建造宙斯庙的地方凭借世袭权力担任此庙的主持；又有犹太人的“大祭司和君长”，庞培已铲平其都城的城墙和国内王室的库藏和堡垒，勒令他维护和平，不再攻城略地，然后便把犹太国的君位归还于他。

除了这些世俗君主和教主之外，还有城邦。一部分城邦形成较大的联盟，享受相当的独立，尤其像利西亚二十三城联盟，秩序井然，永不参加海盗的动乱。反之，许多独立的城邦就算有特许状保证他们的自治，实际上也全都附属于罗马各省长。

罗马人无法不明白这一点：他们既然要代表希腊文化，又要在东方保护和拓宽亚历山大的地域，那就有提倡城市体制的基本义务，因为城市处处都是文明的支柱。东方人和西方人之间的敌对在这样一种差异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即东方实行军事独裁的封建阶级制，而希腊和意大利则实行商业城市的共和制。卢库勒斯和庞培虽然在其他方面不愿将东方事务归于一个层面，庞培虽然也乐意在细枝末节的问题上抨击和变更前任的做法，但在原则上他们二人是完全一致的，即尽可能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推行城市生活。在上一场战争中，库齐库斯（Cyzicus）奋力抵抗，打破了敌人最初的猛烈攻势，从卢库勒斯手里大大拓宽了自己的领土。本都的赫拉克利亚（Heraclea）曾力抗罗马人，恢复其领土和港口。科塔对这座不幸城市的残暴行径，遭到元老院的强烈谴责。卢库勒斯真正深以为憾的是，命运让他遭遇不幸，他无法救锡诺普和阿米苏斯逃离本都军队和他自己部下兵士的蹂躏，但他至少尽力使这两个城市恢复原貌，大大扩展其领土，再召唤人民前来居住——一部分是以前的居民，应他的邀请，成群回到他们所热爱的家乡；一部分则是希腊籍的新移民——并为重修那些被毁坏的建筑做准备。庞培也是本着相同的理念做事，且规模更大。肃清海盗后，庞培没有仿效前任之法把两万多名俘虏钉在十字架上，而是把他们一部分安置在西里西亚平原的荒城中，如马鲁斯（Mallus）、阿达纳（Adana）、埃皮法尼亚（Epiphaneia），尤其是安置在索里（Soli，之后改名为庞培城，即庞培波利斯［Pompeiupolis］），把另一部分安置在亚该亚的代美（Dyme），甚至安置在塔伦特姆（Tarentum）。这种以海盗手段实施的殖民化政策，遭到各方非议，[13]因为这在某种程度上像是在奖励犯罪。事实上从政治和道德层面看，这事很正当，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下，海盗不同于窃贼，他当然可以按军法处置这些俘虏。

然而，庞培最为关注的，是在罗马的新省份提倡城市生活。我们已经注意到，本都帝国是多么稀缺城市，甚至一百年以后，卡帕多奇亚的大多数地区都没有城市，而只有山寨供农民在战时避难之用。小亚细亚的整个东部，除了沿海零散的几处希腊殖民地外，当时也必是同样的状况。庞培在这些省份新建的城市，包括西里西亚的居民点在内，总数达39处，其中有几个城市已经发展到相当繁荣的地步。在本都故国，有最著名的尼科波利斯，即“胜利之城”，建在米特拉达特斯最后战败的地点，这是一位常胜将军最华美的纪念；又有得名于庞培别号的迈加洛波利斯（Megalopolis），建在卡帕多奇亚和小亚美尼亚的交界处，即以后的塞巴斯提亚（Sebasteia，今名锡瓦斯［Siwas］）；又有泽拉（Ziela），罗马人曾不幸战败于此，此城原兴起于阿奈提斯（Anaitis）神庙周围，素来属于大祭司，而如今庞培赋予它城市的形式和特权；又有狄奥波利斯（Diopolis），昔日名为伽比拉（Cabira），后名为新恺撒利亚（Neocaesarea，即尼克萨尔［Niksar］），也是上次战争的一个战场；又有马格诺波利斯（Magnopolis），又称庞培波利斯，原名耶夫帕托里亚，在吕库斯河和伊里斯河（Iris）合流处，最初为米特拉达特斯所建，后因此城叛归罗马，又遭他摧毁，现在被庞培重建起来；又有尼亚波利斯（Neapolis），原名法兹蒙（Phazemon），在阿马西亚（Amasia）和哈里斯河之间。这种城市的建立大多不是自远方迁来移民，而是荡平村落，让村民聚居于新的围墙之内。庞培将军中伤残人士和老兵安置在尼科波利斯，这些人宁愿在此地安家立业，也不愿之后在意大利定居。在其他地方，也是因为这位摄政者的指示，希腊文明的新中心才得以兴起。在帕夫拉戈尼亚，建有第三个庞培波利斯，纪念罗马纪元666年即公元前88年米特拉达特斯军队曾在这里大胜比提尼亚人。卡帕多奇亚或许是受战祸最为严重的地方，当地的王宫马石伽（Mazaca，即以后的恺撒里亚［Caesarea］，今开塞利［Kaisarieh］）和其他七个城市都是由庞培重建，并得享城市制度。在西里西亚和切肋叙利亚（Coelesyria），庞培所建城市共计20座。在犹太人割让的地区，德卡波利斯（Decapolis）的加大拉（Gadara）本已成为废墟，因庞培的命令又得以重建，是为塞琉基斯城（Seleucis）。在亚洲大陆上，受庞培支配的大部分领土必供他用作新聚居地，反之，庞培很少或根本不关心克里特岛，在那里，庞培的领地似乎仍然十分广阔。

庞培不仅致力于新建城市，还热衷于整顿和增加现有公社。他竭力肃清盛行的滥用职权和强取豪夺之风，草拟详尽的公社章程，并谨慎规定各种自治权限，许多特大城市因此而获得了新特权。得到自治权的有奥伦提斯河上的安条克，它是罗马最重要的亚洲城市，其地位不亚于埃及的亚历山大城和古代的巴格达，即帕提亚帝国的塞琉西亚城；还有安条克邻邑，即皮埃里亚的塞琉西亚，它是因其奋勇抵抗而给提格兰的犒赏；还有加沙和所有从犹太人统治下解放出来的城市；还有小亚细亚西部的米蒂利尼（Mytilene）以及黑海上的法纳戈里亚。

如此一来，罗马国在亚洲的格局最终形成，其中包括封建君主和藩臣、教主以及一连串自由和半自由城市，这使得我们想起日耳曼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无论是从克服的困难还是从得到的结果来看，这都不足为奇。罗马上流社会对卢库勒斯大加赞赏，普通民众也对庞培不吝溢美之词，所有这些高调的言论也都无法使之成为罕见之事。特别是庞培认可别人的夸赞并且自夸，这样一来，人们几乎会认为他比真实的他要更加糊涂。米蒂利尼人视他为该城的救助者和创建人，也把他看作世界海陆战争的终结者，如果他们要为他建一座雕像，那对于一个肃清海盗、平定东方各国的伟人，这种敬礼似乎也并不为过。但是，罗马人这次却凌驾于希腊人之上。庞培的凯旋碑载明，他所征服的人民达一千两百万，所攻克的城市和堡垒共计一千五百三十八座——数量似乎会代替质量，他的胜利范围自麦奥提斯海（Maeotic Sea）延伸至里海，自里海延伸至红海，可是这三个海，他一个都没有亲眼见到过。不仅如此，即便他不明说，他也至少让民众以为兼并叙利亚（事实上这并不是什么丰功伟绩）就相当于把远至大夏（Bactria）和印度的整个东方都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据他所述，他在东方所征服领土的界限竟到了如此渺茫的荒远之地。平民党奴颜婢膝和一直与朝廷互为敌手，现在也欣然加入这枯燥的浮夸圈。罗马纪元693年即公元前61年9月28和29日，即庞培“大帝”的四十六岁生辰，虚华的凯旋队伍穿过罗马街市，点缀品除了各类珠宝外，还有米特拉达特斯的王冠，和亚洲最强大的三个国王——米特拉达特斯、提格兰和弗拉特斯——的子女。然而平民党觉得还不够，于是又以王室尊荣来犒赏这位战胜二十二位国王的将军，并赐予他一顶金冠和一枚终身任执政官的徽章。为了显示对他的尊敬，他们造出一种钱币，式样为从三大洲带回国的三根桂枝绕成环托着地球，上面还挂着公民献给那位征服非洲、西班牙和亚洲的将军的金冠。既然有这样稚气的敬礼，也就无怪乎另一方发出反对的声音。在罗马贵族圈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即平定东方的真正功绩应该属于卢库勒斯，又说庞培去东方不过是为了取代卢库勒斯，并将别人折下的桂枝编织起来戴在自己头上。这两种说法都大错特错。奉命去亚洲接替卢库勒斯的不是庞培，而是格拉布里奥，卢库勒斯虽然作战英勇，但庞培接任主帅时罗马人确实已失去了之前所有的战果，本都土地也未有一尺在他们的掌控之中。首都居民的嘲笑更为中肯，他们用他所征服的大国之名来称呼这位驰骋世界沙场的将军，有时称他为“撒冷的征服者”，有时称他为“埃米尔”（emir）[14]，有时又称他为罗马的萨姆西科兰姆斯。

公正的评论家既不赞同那些夸张的言论，也不认可这种轻视之辞。在平定和整顿亚洲这件事上，卢库勒斯和庞培显然都不是英雄和建国者，而是睿智进取的军队领袖和统治者。作为将军，卢库勒斯显示出非凡的才干和近乎鲁莽的自信，而庞培则显示出军事决断力和罕有的自制力；任何拥有如此兵力又身处完全自由之位的将军，都很难做到像庞培一样在东方行事如此谨慎。可以说，最辉煌的事业全都从四面八方主动前来寻他：他可以自由前往辛梅利亚的博斯普鲁斯海峡和红海，也有对帕提亚人宣战的机会；埃及的反动省请他来废黜不得罗马人认可的托勒密王，履行亚历山大的遗嘱。但庞培既不去潘提卡彭，也不去佩特拉，既不到泰西封，也不到亚历山大城，自始至终，他都只摘取主动落入他手中的果实。同样，无论海陆，他都一概用压倒性的优势兵力作战。如果如庞培常说的，这种节制，源于严守指示，甚至是源于这样的认知，即罗马的扩张行动须有所限制，再拓展疆土，于国无益，那么这种节制就应该受到赞美，且应该比历史上赋予最具才干的将军的更高。不过就庞培而言，他的自制无疑只是他特别缺乏决断和首创性的结果——在这种情况下，比起他前任与之相反的长处，他的短处确实对国家更为有益——诚然，卢库勒斯和庞培都犯了很严重的错误。卢库勒斯自食其果，他所有的胜利果实皆因其行事不慎而消散；庞培对帕提亚人的决策失当，让其继任者来担此恶果。如果他有这份胆量，他大可以对帕提亚人开战，或是维系与他们的和平，依约承认以幼发拉底河为界。但他却太过胆小而不敢采取前一种方法，又太过自负而不肯采取后一种方法，结果，泰西封的朝廷本愿意与邻国建立友好关系并单方面付诸行动，庞培却愚蠢地背信弃义，对其进行无休止的侵略，致使亲邻政策化作泡影，他却允许敌人自己选择决裂和反击的时机。作为亚细亚的治理者，卢库勒斯获得多于王侯的财富，庞培也因治理亚细亚而从卡帕多奇亚王、富庶的安条克城以及其他君长和公社那里，收到大笔现款和数量更大的兑付券以作回报，但这种苛捐杂税几乎已经成为一种惯常税收。在比较重要的问题上，两位将军至少不会一味贪婪，如果可能，他们会让与罗马利益共存的那一方出钱。就时局来看，即便他们有此行径，我们也不得不说，这两位将军的治理确有相对可取之处，他们的行事皆以罗马利益为先，而后才考虑各省人民的利益。

将保护国变为属国，改善东部边境的治理工作，建立一个统一强固的政府，这是统治者之幸，也是被统治者之福。罗马的财政收入难以计数，除特许免税的几个公社外，所有君主、祭司和城市都要向罗马交纳产业税，这使得罗马的财政收入几乎增加了一半。亚洲确实损失惨重。庞培归入国库的财宝共计两百万英镑（即两亿塞斯特斯［sesterce］），分给部下和士兵的共计三百九十万英镑（即一万六千塔兰特），如果我们再加上卢库勒斯带回国的巨款、罗马军队的非正式苛索以及战争损失，亚洲的财政枯竭便可想而知。就其本身而言，罗马在亚洲的课税或许并不甚于昔日统治者的课税，但由于自此以后这些税收都流出本国，仅有小部分税收用于亚洲，于是课税就变成了更为沉重的负担。无论如何，不管是在旧省还是新省，课税都是基于对各省的计划性剥削，以使罗马从中获益。但这事的责任主要不在将军本人，而在于将军需要顾忌的国内各党派。卢库勒斯甚至竭力阻止罗马资本家在亚洲重利盘剥，这也是他最终失败的重要原因。我们从这二人不受党派政策的束缚时所做的事，尤其是他们对小亚细亚各城的关注中，可以看出他们有多诚挚地希望恢复沦陷省份的繁荣。尽管数百年后，亚洲许多残破的村落会让人们想起大战的年代，但锡诺普大可以用卢库勒斯重建此城的日期来开启一个新的纪元，本都国几乎所有的内陆大城都可以敬奉庞培为它们的创建者。卢库勒斯和庞培在罗马所属亚洲地区的组织工作或有不可否认的缺陷，但总体上却可谓审慎合理、值得称道。再者，尽管它们仍有严重的弊端，但因其与那长久缺乏且令人们深感痛楚的内外和平同时造访，所以必会受到那些遭受过非常折磨的亚洲人欢迎。

东方大体上保持和平状态。庞培性格胆怯，仅暗示要把幼发拉底河以东的地区并入罗马帝国的版图，后来罗马掌权的新三头政府竭力重提这个想法，但以失败告终。不久以后，东方各省和其他地方，全都被卷入内战的漩涡。在这期间，西里西亚省长必须长日与阿曼的山间部落作战，叙利亚省长必须长日与沙漠人群作战，尤其是在后者与贝都因人的战争中，许多罗马军队都覆没了。但这些行动的意义不过如此，更不寻常的是坚韧的犹太民族对征服者的顽强抵抗。奥卢斯·伽比尼乌斯任省长期间（罗马纪元697—700年即公元前57—前54年），被废黜的国王亚里斯多布鲁斯之子亚历山大，和一段时间以后成功越狱出逃的亚里斯多布鲁斯本人，对新统治者发起了三场不同的叛变，罗马所立大祭司许尔堪的政府每次都无能地向叛党屈服。迫使他们以卵击石的并非是政治信仰，而是东方人对这逆天统治权的无比厌恶。由于埃及陷入危机，叙利亚戍军撤退，最后也是最危险的叛变即刻乘机而起，他们首先杀害居住在巴勒斯坦的罗马人。少数罗马人逃出生天，暂时藏身于基利心山（Mount Gerizim），叛党把他们围困在那里，贤能的省长颇费周折，才成功将他们解救出来，也才能在几次激烈的战争和持久的围攻过后镇压叛乱。因此，大祭司的君主政体被废，犹太人的领土如昔日的马其顿一般被分为五个独立区，由贵族组织的主政团体负责管理；撒马利亚和被犹太人铲平的其他城市都得以重建，与耶路撒冷形成均势；最后，罗马对犹太人课征的税收要高于叙利亚境内其他属地。

我们还应该看一下埃及国以及美丽的塞浦路斯岛，拉基代王朝所征服的广阔土地现在只有这座岛屿还属于埃及。现在，埃及是东方的希腊诸国中唯一一个至少在名义上仍属独立的国家，正如以前波斯人占领地中海东部时，埃及是最晚被征服的国家一样，因此现在来自西方的强大侵略者也迟迟不吞并这块丰饶独特的国土。如上文所述，这既不是因为害怕埃及的反抗，也不是因为缺乏合适的时机。埃及差不多跟叙利亚一样无力，罗马纪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埃及在所有正当的法律形式上都归罗马公社所有。王室守卫管制亚历山大城的朝廷，他们任免大臣，有时废立国王，肆意夺取，如果国王不许他们加饷，他们便围困王宫，这种做法在国内或在都城内绝不受欢迎（因为国内的农奴不计入考量）。那里至少有一派人希望罗马兼并埃及，甚至设法促成此事。但埃及王越不能企图用武力对抗罗马，埃及金币就越竭力阻止罗马的统一计划。由于埃及财政实行特殊的专制集中制，再加上寡头党横加猜忌，不许任何人征服或治理埃及，亚历山大朝廷的财政收入甚至在庞培增加罗马的公共收入后，仍然差不多与其持平。所以埃及和塞浦路斯的实际君主竟能通过贿赂元老院的领袖，不但暂保他们倾覆在即的王位，甚至还使他们的王位更加稳固，并从元老院买得王位的保障书。即便如此，他们的目的却还是未达成。正式的国家法须经罗马公民的决议，在法令公布之前，托勒密家族仍须依附于每个平民党掌权者，仰其鼻息，因此他们不得不对罗马的另一党派也展开贿赂战，而这一党派较为强大，要价也更高。

与埃及的结果不同，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平民党领袖下令吞并塞浦路斯，至于为什么现在做这件事，罗马给出的官方理由是，塞浦路斯人支持海盗业。马尔库斯·加图（Marcus Cato）受其对手委托执行这项法令，他不带军队便来到此岛，因他无需军队。国王服毒自尽，当地居民不做抵抗便臣服于这难逃的命运，并被安置在西里西亚省长的管辖范围内。充盈的府库贮存了近七千塔兰特（即一百七十万英镑），这位国王既贪婪又吝啬，不肯将这笔款项用于行贿以保其王冠，结果钱财和王冠一同落入罗马人之手，充实了他们那空虚的国库，这样正合其心意。

另一方面，罗马纪元695年即公元前59年，掌握埃及王权的兄长，用人民法令成功从罗马的新主人那里买得他的认可，据说购价达六千塔兰特（即一百四十六万英镑）。然而，公民对这位好笛师和坏君主积怨已久，如今塞浦路斯已然失守，又因与罗马人做交易，人们不堪重税，已被逼到绝境的埃及人（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因此逐他出国。似乎因为被逐出他所购买的产业，这位国王随即向卖主求助，卖主都很通情达理，认为他既然是诚实的商人，就有义务为托勒密拿回国土。但是，用武力夺取埃及的重任以及由此带来的巨大利益应该属于谁，各党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当三头政府在卢卡（Luca）会议上讨论此问题时，托勒密同意再缴付一万塔兰特（即两百四十万英镑），这件事才得以解决。叙利亚省长奥卢斯·伽比尼乌斯奉当权者命令，立即采取必要措施带国王回去。同时，亚历山大城的公民为被逐国王的长女贝瑞尼斯（Berenice）加冕，并将她许配给罗马亚洲属地的一个教主，名叫阿基劳斯。阿基劳斯原是科马纳的大祭司，胸怀大志，梦想登上拉基代王朝的宝座，为此不惜以他安稳体面的地位做赌注。他企图获得罗马主政者的赞助，但始终没有成功，不过，想到必须用武力保其新国甚至与罗马人对抗时，他却毫无畏惧。

伽比尼乌斯表面上没有权力对埃及开战，但却受罗马主政者的指示，他借口说埃及人帮助海盗以及阿基劳斯组建舰队，便毅然朝埃及边境进发（罗马纪元699年即公元前55年）。军队穿过加沙和培琉喜阿姆（Pelusium）之间的沙漠，以前许多进攻埃及的军队都在沙漠行军中覆灭，但这次的行军却得以顺利完成——这尤其要归功于敏捷灵巧的骑兵将领马尔库斯·安东尼。边境培琉喜阿姆堡垒的犹太守军不战而降，罗马人与埃及人在城前相遇，埃及人战败——安东尼这次又立下赫赫战功，罗马人抵达尼罗河，这是第一支打到尼罗河的罗马军队。埃及的舰队和陆军在此做最后决战，但罗马人再次得胜，阿基劳斯及其众多党羽都战死。此战过后，首都立刻投降，于是一切抵抗都宣告终结。这片不幸的国土被交到正统的暴君手里，要不是正义的安东尼从中干涉，托勒密在培琉喜阿姆时就想用绞刑和斩首之刑来庆祝合法政府的恢复。现在此举不受阻拦了，无辜的女儿最先被她父亲送上断头台。国王无力支付与罗马当权者约定的报酬，因为这里地贫人穷，即便他们榨干穷苦人民的钱财，也绝对不可能凑出所需的巨款。但罗马人注意到至少应该保持此国的平静，于是留罗马步兵以及凯尔特和日耳曼的骑兵驻守都城，以取代埃及的御卫队，而在其他方面，罗马军也可与他们一争高下。于是，昔日罗马对埃及的霸权统治变为直接的军事占领，本地君主制在名义上仍然存在，但这并不是赐予此国的特权，而是强加在它身上的双重负担。

[1]潘菲利亚（希腊语：，台湾、香港地区及和合本圣经一般译作庞非利亚），古代安纳托利亚南部的一个地区，位于今土耳其安塔利亚省境内，首府位于佩尔格。——译者注

[2]又叫克泽尔河，或者译为“克孜勒河”，古希腊语称哈里斯河（Halys River），意为“红河”。土耳其最长河流，也是土耳其第一大河。——译者注

[3]泰西封（Ctesiphon，Taysifun）是伊拉克著名古城遗迹，亦译“忒息丰”。位于首都巴格达东南32公里处，滨底格里斯河左岸，当迪亚拉河河口。此地初为希腊人抵御塞琉古王朝的驻军之地，后渐有城池，采取两河流域常见的城市建筑形制，城墙呈圆形。——译者注

[4]庞培分给部下将士的赠金共计三亿八千四百万塞斯特斯（即一万六千塔兰特），因为将领得到一亿塞斯特斯，士兵每人得到六千塞斯特斯。凯旋时，军队仍有约四万人。

[5]博斯普鲁斯海峡又称伊斯坦布尔海峡，是沟通黑海和马尔马拉海的一条狭窄水道，与达达尼尔海峡和马尔马拉海一起组成土耳其海峡（又叫黑海海峡）。它是一条将土耳其亚洲部分和欧洲部分隔开的海峡（东经29度零分，北纬41度零分），全长30千米，北面入海口最宽处3.7千米，鲁梅利希萨勒和阿纳多卢费内里两城堡间最窄处750米，中流深度36.5—124米不等。海峡中央有一股由黑海流向马尔马拉海的急流，水面底下又有一股逆流把含盐的海水从马尔马拉海带到黑海。因鱼群季节性地通过海峡往返黑海，故渔业颇盛。海峡两岸树木葱郁，村庄、游览胜地、华丽的住所和别墅星罗棋布。——译者注

[6]法利赛派在第二世纪开始兴起，是重要的一个派别，他们主要用全部的精神和时间来教导人民。他们建立了犹太会堂的崇拜，也复兴许多古代的宗教风俗，如逾越节的家庭礼拜，将宗教带到家庭之中。——译者注

[7]撒都该派不如法利赛派人多，但是他却是代表古代祭司的贵族政治，他们是富有的人，并且富有特权，在君王的时代颇受王朝的支持，结果成为一个政治而非宗教的派别。他们和其他保有世袭权力的党派一样，富有保守性。他们受希腊的影响比其他的党派大，因此人民觉得他们不是一个爱国的党派。基督降生前的几世纪，永生的信仰已有很大的进步，但是撒都该人反对这种信仰，他们认为死便是一切都终止了。他们不信身体复活，不信灵魂不朽，不信天使魔鬼的存在，不承认口传的律法，只承认笔写的律法。——译者注

[8]于是，撒都该派排斥天使和幽灵等教义，不信死者复生。法利赛派和撒都该派的争论点大都与仪式、法律和教历等次要问题有关。胜利的法利赛派，把他们在某些争论中确占优势的日子，或将异端分子驱逐出最高会议的日子，全都加入到全国纪念日或节庆之列，这是一个典型的事实。

[9]罗马纪元689—690年即公元前65—前64年冬季，庞培仍在里海附近。到了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他才攻下本都国仍在抵抗的最后几座堡垒，然后一面徐徐南行，一面整顿各处的事务。叙利亚的组织工作确始于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叙利亚的地方纪元以此年为元年，西塞罗关于科马根的言论亦可为此事证朋。在罗马纪元690—691年即公元前64—前63年的冬季，庞培似乎在大马士革有了大本营。

[10]诚然，奥罗修斯和狄奥都追随李维，让庞培到达佩特拉并占领此城，甚至到达红海。但他率兵前往耶路撒冷时，半路收到米特拉达特斯的死讯，便从叙利亚折回本都。普鲁塔克记叙过这件事，并为弗洛鲁斯和约瑟夫斯所证实。如果亚哩达王在战报中位于庞培所征服的诸王之列，那么只要用庞培唆使他撤离耶路撒冷来解释就足够了。

[11]这种见解依赖于普鲁塔克的叙述，斯特拉波所述以利买省的位置又可为普鲁塔克的佐证。在庞培所征服国土和君主的名录中，竟有米底亚及其国王大流士，这是一种点缀；由此又捏造出庞培对米底亚的战争甚至他对埃克巴坦那的远征。这里还没有把此城与传说位于骆驼山上的埃克巴坦那混为一谈；只是那种不堪的夸张言辞——似乎源于庞培浮夸而故意闪烁其词的战报——把他劫掠盖图利亚人一事变为进兵非洲西岸，把他那远征纳巴泰人却无疾而终的事变为攻克佩特拉城，把他宣判亚美尼亚疆界一事变为定罗马帝国边界于尼西比斯之外。

[12]据说安条克曾与庞培作战，这与他和卢库勒斯所订的条约以及他不受干扰、仍居王位的现状不符。大概只因科马根的安条克也见于庞培所征服的众君主之列，所以才导致这种说法的形成。

[13]西塞罗的非难大概就是针对此事而言，特别因为海盗殖民地可能受庞培的恩赐，拥有免税权，而各省属于罗马的民社则普遍有纳税的义务。

[14]“埃米尔”是阿拉伯国家的贵族头衔，此封号用于中东地区和北非的阿拉伯国家，突厥在历史上亦曾使用过这个封号。——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