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拉体制仍旧岿然不动。雷必达（Lepidus）[1]和塞多留（Sertorius）[2]曾冒险予以攻击，但终以失败告终，好在并无多大损失。的确，政府没有秉承其开创者积极进取的精神完成未完成的伟业。对于苏拉指定用于分配但还未分配出去的土地，政府既不进行分配，也不直接放弃对它们的诉求，而是容许原先的土地主暂时拥有土地，但不规定他们的所有权，甚至允许个人根据旧有的占田制任意侵占许多未经分配的苏拉公地——无论是法律上还是实际上，该占田制都已为格拉古改革所废，这就是政府的特性。苏拉法规中，但凡于贵族党（Optimates）无关紧要或不甚方便的部分，他们都不予理睬或断然取缔，例如，剥夺整个公社公民权的判决，不许兼并新农场的禁令，以及苏拉授予某些公社的特权——当然，他们不会将为申请减免所缴纳的款项发还给这些公社。但是，政府颁布的这些条例违反了苏拉法令，动摇了苏拉体制的根基，森布罗尼法（Sempronian laws）基本作废，再无复兴之日。

诚然，有人想重建格拉古体制，也有人计划通过政制改革逐步达到雷必达和塞多留企图借革命达到的目的。苏拉一死，政府就迫于雷必达煽动民心的压力，同意有限制地恢复粮食分发制度（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而且政府也竭尽所能满足首都无产阶级在重大问题上的要求。尽管有这些粮食分配制度，但海盗猖獗致使粮价高涨，罗马遭遇严重饥荒，因而导致了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的街头暴动，政府特别命人采购西西里的粮食，这才暂时渡过了极为严峻的危局。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众执政官又颁布粮食法，规定从今往后可采购西西里的粮食，这虽牺牲了当地人民的利益，但却使政府更有能力应付此类灾祸。然而，一些次要分歧点，即恢复保民官的旧有权限和废除元老审判厅，也不断成为鼓动民众的议题，这种情况下，政府的抵抗较为坚决。早在罗马纪元678年即公元前76年，雷必达一落败，保民官卢奇乌斯·西奇尼乌斯（Lucius Sicinius）就开始对这一职位提出异议，此人可能是四百多年前首次就任此职的同名人的后裔，但此举遭到现任执政官盖乌斯·库里奥（Gaius Curio）的反对，使其最终归于失败。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卢奇乌斯·昆克提乌斯（Lucius Quinctius）又开始煽动人心，但却受执政官卢奇乌斯·卢库勒斯（Lucius Lucullus）的权威所惑，放弃了他原先的计划。次年，盖乌斯·李奇尼乌斯·玛凯尔（Gaius Licinius Macer）以更大的热情投身于这项事业，他是那个时期的典型代表，将自身所学运用于公众活动，并劝公民仿照他在编年史中读过的方法拒绝应征入伍。

元老陪审团司法处置不当，也引得民众怨声载道，而这些怨愤又颇有依据，如稍有势力的人就难以获罪。不仅同僚怜悯同僚在情理之中，已被控告或将被控告之人怜悯当下被控告的不幸罪人也不意外，而且陪审人员出售表决权也不再罕见。审判证明几位元老犯有此罪：人们指出其他同样有罪的人；最有名望的贵族党人如昆图斯·卡图卢斯（Quintus Catulus）在元老院公然承认这些怨言确有依据；有几次，如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个别突出案件使元老院不得不考虑采取措施制止陪审团受贿，当然，这仅仅只延续到最开始的叫嚣已经平息，而事情也得以消失在人们的视线中为止。这种万恶的司法结果在抢劫和凌虐外省人上尤其明显，相较而言，以前的暴行都似乎尚可忍受，也并无过分之处。偷窃和抢劫在一定程度上已趋于合法化；治贪所可视作这样一个机构，即向从各地归来的元老征税，以使留在国内的元老获益。一位受人尊敬的西西里人，因不愿助统治者作恶，便在毫不知情也未经审判的情况下，就被统治者判处死刑。甚至各省的罗马公民，若非骑士或元老，也不免身受罗马官吏的棍棒、斧头之苦，罗马民主最早的功绩——生命和人身安全——也开始被当权的寡头政治无情践踏。于是对各省官吏以及在道德上共担此罪责的不义法官，人们颇有微词，甚至罗马广场的民众也听信了这些言论。当然，反对党不忘在法庭上——这几乎是他们所剩的唯一场所——攻讦他们的对手。只要年纪许可，年轻的盖乌斯·恺撒（Gaius Caesar）也积极参与那恢复保民官权的运动，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他传讯苏拉一位最德高望重的党人——执政官格涅乌斯·多拉贝拉（Gnaeus Dolabella），又于次年传讯另一位苏拉军官——盖乌斯·安东尼（Gaius Antonius）；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马尔库斯·西塞罗（Marcus Cicero）查办盖乌斯·维列斯（Gaius Verres），此人是苏拉手下一个最卑鄙的奴才，对各省人民而言也是一头最恐怖的猛兽。黑暗时期人权泯灭的景象，各省人民遭受的可怖苦难，以及罗马刑事司法的可耻状态，都一次又一次以意大利式的华丽辞藻和辛辣讽刺呈现在集会民众面前。死去的头目及其未死的爪牙，也都遭到无情的怒骂和嘲笑。共和国的自由、强盛和繁荣似乎借着原始神圣的魔力与保民官权的持续紧紧相依。恢复保民官的全部权力，重建“稳固的”骑士法庭，再兴苏拉废除的审查制度，以便肃清最高统治机构的腐败和有害分子，这都是民众党拥护者每日高声疾呼的诉求。

然而，事情至此却并无进展。流言和叫嚣不在少数，但正当和过分地批判政府，都无法获得真正的结果。只要没有军事干预，实权就仍掌握在首都公民的手里，而群集于罗马街道，在罗马广场选举官吏、制定法律的“公民”，实际毫不优于主政的元老院。无疑，政府必须要在关乎民众切身利益的地方向他们妥协让步，森布罗尼粮食法之所以能够复兴，也正是因为这一点。不过我们无法想象，这些民众会为一种观念甚至是一项明智的改革而认真起来。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形容雅典人的话，正好可以应用到这个时代的罗马人身上——人们立于讲台周围聆听改革议案时，都十分积极地采取行动，但只要他们一回到家，便没有人会再想到他们在广场听到的言论。无论这些平民党的鼓动者如何煽风点火，都是徒劳无功，因为压根没有燃料。政府对此了然于心，在重要的原则性问题上决不做出任何让步，最多只同意（约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赦免一部分与雷必达一同被逐的人。所有让步都出自温和贵族的试行调解，而非平民党的压迫。温和贵族党仅存的领袖盖乌斯·科塔（Gaius Cotta）在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任执政官时通过了两项法律：一项跟审判庭有关，次年就又被废除；另一项则撤销苏拉那条“曾任保民官之人不得再任其他官职”的法令，但并不取消其他限制。这种法律同一切折中之法一样，引起了双方的不满。科塔不久之后便死去（约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倾向于改革的保守党因科塔早逝而失去了他们最显要的领袖，又被夹在日益突出的两个极端问题中间，声势一天比一天衰弱。但说到这两个极端问题，政府党虽卑鄙懈怠，却遇上同样卑鄙懈怠的反对党，政府党必然占据上风。

但政府党人的期望却不止于获得元老院的尊位和贵族的别墅，一旦他们与政府党的分歧愈加明显，那有利于政府的局势便会发生改变。站在这些人最前面的是格涅乌斯·庞培（Gnaeus Pompeius）。毋庸置疑，他是一个苏拉党人，但我们已经指出他在自己的党派中如何惴惴不安，他虽为官方认定的贵族护卫和战士，但他的血统、他的过往、他的希望又使他与贵族之间分离开来。在庞培将军远征西班牙期间（罗马纪元677—683年即公元前77—前71年），那已然明显的裂痕进一步扩大，到了无法修复的地步。政府命他与他们真正的代表昆图斯·梅特路斯（Quintus Metellus）搭档共事，并非是出于自愿，实属无奈之举，他却反过来指责元老院——此举或许不是没有理由，说他们不是疏忽大意便是心怀鬼胎，置西班牙军队于不顾，致使军队战败，远征的前途也因此陷入危境。如今他回来了，率领一支惯于征战且完全效忠于他的军队，以胜利者的姿态凌驾于他公开和秘密的敌人之上，为他的士兵谋求田地，为他自己谋求凯旋礼和执政官之职。后面的要求是不合法的，庞培虽几次以非常手段夺取最高职权，但他至今未担任任何常规官职，甚至没有做过财务官吏，一直不是元老院的一员。按规定，未担任过低级官职的人不得任执政官，未掌握过常规的最高职权的人不得行凯旋礼。若他要竞选执政官，元老院依法有权命他先竞选财务官；若他要求凯旋礼，元老院也有权让他想想伟人西庇阿的所作所为，在同样的情况下，西庇阿放弃了征服西班牙的凯旋礼。关于许给他部下士兵的土地，庞培在宪法上同样要仰仗元老院的善意。然而，即便元老院——因为他们心怀怨恨的同时也是软弱的，这一点可以想象——就此妥协，许这位战胜将军以凯旋礼、执政官之职和分田，以作为他处死平民党领袖的报偿，但是寡头党能给这位三十六岁将军的最高荣耀，也不过是让他位于一长串元老院的和平“凯旋将军”之列，最终在闲散的元老生活中光荣湮灭。他心中真正渴求的是米特拉达特斯战争（Mithradatic war）的统帅之职，这是元老院绝不会自愿赠予他的东西。为了他们自己深知的利益，寡头党绝不能允许他在非洲和欧洲的战利品之外再加上第三洲的战利品。无论如何，东方易于大量采摘的桂枝，都要留给纯粹的贵族去攀折。但如果这位名将不能在当权的寡头政治中获益，那他除了与平民党合作外，别无他法，因为要以纯粹私人的身份公然实行王朝政策，时机尚不成熟，庞培的心性也不适宜。苏拉宪法没有个人利益来束缚他，在更民主的体制范围内，他即便不能更好地追求个人目标，起码也不会太差。另一方面，他在平民党找到了他所需要的一切。关于政治领导问题，这位英雄束手无策，甚至有几分木讷，平民党那些积极敏锐的领袖有意愿也有能力助他脱困，但他们太渺小，不能甚至不愿与这位名将争首位，尤其不能甚至不愿与他争最高军事统帅之职。甚至盖乌斯·恺撒这位最显要的领袖也只不过是个少年，为他赢得名望的绝非他那热情洋溢的民主雄辩术，而是他那大胆的行径和时髦的债务，倘若这位举世闻名的“凯旋将军”让他做政治助手，他必会感到无上光荣。像庞培这样虚荣自负又能力不济的人，通常很看重名望却又不愿承认这一点，这位少年将军既然使平民党那几乎无望的事业获得胜利，必然享有极高声望。如此一来，他替自己和部下士兵所要的胜利报偿必然不求自来。一般而言，如果寡头党被推翻，反对党又没有其他的重要领袖，那么庞培似乎就可以全靠自己来决定他将来的地位。毫无疑问，这支军队才刚刚从西班牙战胜回国，仍稳固地驻扎于意大利，其将军若投归反对党，结果必会推翻现有的秩序。政府和反对党同样势单力薄，一旦反对党不再仅靠演说来斗争，而以一位战胜将军的刀剑为武器支持他们的要求，政府必然覆灭，甚至可能不战而败。

于是，庞培和平民党不得不联合。双方或许并不乏私人的嫌恶：战胜将军不可能喜欢街头演说家，街头演说家也不可能乐于将杀死卡尔博（Carbo）和布鲁图斯（Brutus）的凶手当作自己的领袖，但政治需要至少暂时高于一切的道德顾虑。

然而，结成这一联盟的并不只有平民党和庞培。马尔库斯·克拉苏（Marcus Crassus）[3]的地位与庞培几近相同，尽管他与庞培同属于苏拉党，但他的政策却与庞培的无异，都是以个人政策为主，而且绝不是当权寡头党的政策。他现在也在意大利，统领着一支刚刚镇压了奴隶叛乱的得胜大军。究竟是联合寡头党来对抗该联盟，还是加入该联盟，他必须做出一个选择：他选择后者，无疑，这是较为稳妥的办法。他既有巨额的财富，又有左右首都各帮会的影响力，因而无论如何他都是一个有用的盟友。但在当时的情况下，元老院只有他这支可用来对付庞培的军队，若这支军队加入自己的对立面，则是个极大的噩耗。况且平民党与那位过于强大的将军联合，心中或许有些不安，他们乐见马尔库斯·克拉苏与他共事，与他抗衡，或许未来还会是他的敌人。

于是，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夏，平民党与两位苏拉党将军格涅乌斯·庞培和马尔库斯·克拉苏达成了第一次联合，两位将军采纳了平民党的党纲；作为回报，他们可即刻获准成为次年的执政官，同时庞培也将获得凯旋礼，并如愿为他手下的士兵争得分田，而克拉苏作为斯巴达克斯（Spartacus）的征服者，至少应享有隆重入首都的荣耀。

这两支意大利军队，一支是大资本家，一支是平民党，为了推翻苏拉宪法而这样联合出面，大概除了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Quintus Metellus Pius）率领的西班牙第二军以外，元老院再无其他兵力可与他们相抗了。不过苏拉曾预言他做过的事不会再做，这话确实不假。梅特路斯绝不愿卷入内战的漩涡，一过阿尔卑斯山脉，他便立刻解散了手下的士兵，由此一来，寡头党别无他法，只得听天由命。元老院答应免除两位担任执政官和举行凯旋礼所需的某些义务，由此庞培和克拉苏毫无争议地被选为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同时他们的军队以等待凯旋礼为由，驻扎在都城前面。随即，庞培甚至尚未等到就职，就在保民官马尔库斯·罗利乌斯·帕利卡努斯（Marcus Lollius Palicanus）主持的人民大会上，公开正式表明自己拥护平民党的党纲。这样一来，宪法改革在原则上就通过了。

他们现在要竭尽全力废除苏拉体制，首先，保民官恢复了其早期的职权。庞培作为执政官提出了一项法律，将保民官自古以来的特权归还给他们，尤其是立法权——这竟出自一个曾经最热衷于夺走公社传统特权的人之手，着实是一份特别的讽刺。

至于陪审团的地位，按苏拉原先的法规，元老名录应用作陪审团名录，现在必定被废除，但这绝不意味着单纯恢复格拉古的骑士法庭。新出台的奥勒利亚法（Aurelian law）规定，将来陪审团当中要有三分之一的元老和三分之二的骑士，骑士中须有半数是曾任司库的人。最后这次改革是对平民党做出的又一次妥协，因为根据这一法令，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刑事陪审团成员将间接由部落选举而来。至于为何元老院没有完全被逐出法庭，大概一部分是因为克拉苏和元老院的关系，一部分是因为元老院中间党加入了联合党。有一事必定与此有所关联，即这项法律是由执政官卢奇乌斯·科塔（Lucius Cotta）提出的，他是中间党最近死去的领袖的弟弟。

更重要的是，取消苏拉为亚细亚省制定的赋税法大概也是始于当年。当时亚细亚省的省长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奉命重建盖乌斯·格拉古提出的包税制，于是，这个重要的金钱与势力之源又重归大资本家。

最后，监察官制复兴。新执政官上任不久，就确定选举监察官，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的两位执政官格涅乌斯·伦图卢斯·克洛狄阿努斯（Gnaeus Lentulus Clodianus）和卢奇乌斯·盖利乌斯（Lucius Gellius）当选，他们都曾因在对斯巴达克斯的作战中行事乖张而被元老院革去统帅之职，如今这样的结果显然是在嘲弄元老院。不难想象，他们自然会利用现在拥有的重要职位所能支配的一切手段，来赞颂新上任的掌权者，来对付元老院。元老院因此至少有八分之一即六十四位元老被除名，这一数字是空前的，其中包括曾被盖乌斯·恺撒弹劾但却无疾而终的盖乌斯·安东尼，以及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执政的执政官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苏拉（Publius Lentulus Sura），另外还有不少最可憎的苏拉爪牙。

因此，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罗马大体上又回到苏拉复辟之前的状态。首都民众又靠国库供养，也就是靠各省供养；保民官又给予每个煽动家合法特权，任他们推翻国家秩序；富豪又掌握包税权和对省长的司法监察权，像以往一样昂首骄恣地与政府并驾齐驱；元老院又因骑士阶层陪审团的裁决和监察官的责难而焦虑不安。苏拉体制以在政治上消灭商业贵族，和以群众煽动为贵族独掌政权的基础，因而被彻底推翻了。一些次要法规直到后来才被取消，如恢复神职院的自主补充权。苏拉的一般性法令中，只有两部分得以留存下来，一部分是他认为必须要向反对党做出的让步，如承认一切意大利人的罗马公民资格；另一部分是没有任何鲜明党派倾向的法规，即便是平民党也不觉得有任何问题，如限制被释奴，规定官吏的职权范围，以及郑重改革刑法等。

比起这样一场政治革命所引发的个人问题，联合党对于这些原则性的问题更能达成一致。可以预料的是，平民党并不满足于对他们党纲的普遍认可，但他们现在也要求符合自身意愿的复辟——恢复为同党死者所做的纪念仪式，惩罚害死他们的凶手，召回流亡国外的人，解除对其子女的政治歧视，归还苏拉曾没收的产业，以独裁者的后嗣及爪牙的财产赔偿他们的损失。诚然，这是平民党获得完全胜利后理所应当会产生的结果，但联合党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取得的胜利，则与此相去甚远。平民党为这次胜利所做的贡献就是他们的名号和党纲，但拿出实力完成此事的却是加入这场运动的军官，尤其是庞培，这些人绝不会赞成一场既动摇现存统治基础，又终将危害自身的复辟运动——庞培剑下曾流淌过谁的鲜血，克拉苏又是如何奠定了巨额财产的根基，时人对此还记忆犹新。因此，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联合党没有做丝毫努力去为平民党谋求复仇甚至是复权的机会，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过这同时也说明了平民党力量的薄弱。监察官伦图卢斯在一项特殊法律中规定，追收购买充公财产所欠的所有款项，甚至是苏拉已豁免的价款。如此一来，虽然不少苏拉党人为此大受损失，但这举措本身也基本实现了苏拉所实行的充公制度。

苏拉的工作就这样遭到破坏；但未来的局势将会如何，这个问题因此次破坏而起，却不因此次破坏而得到解决。联合党之所以能够联合，只因为他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即废除复辟工作，这个目标一旦达成，他们便会自行解散，即使名存，实际也消亡了。同时，优势首先将属于哪一方，这一问题似乎就要得到迅速的解决。庞培和克拉苏的军队仍驻守在城门前面，庞培的确曾承诺在凯旋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12月末）解散手下的士兵，但他没有兑现诺言，为的是用首都门前的西班牙军队威慑罗马城和元老院，让国内革命能够顺利完成——这样的借口也同样适用于克拉苏的军队。现在这种理由已不复存在，但军队仍旧迟迟不解散。局势发生转变，在与平民党联合的两位将军中，似乎有一人要夺取军事独裁地位，并把寡头党和平民党一同拴在链子上。这个人只能是庞培。从一开始，克拉苏在联合党里就居次要地位，他曾被迫自荐，甚至他当选执政官也主要是因为庞培从中游说。庞培之强大远非旁人所能及，显然，他主宰着大局。如果他能利用局势，那他似乎必能如民众现在所料想的那样，成为文明世界中最强国的绝对统治者，所有卑屈逢迎之人已簇拥到这位未来的君主身边。他那些实力较弱的对手已在寻求一个新的联合，作为最后的救命稻草。克拉苏对这位年纪较轻但实力却完全超过他的敌人满怀嫉妒，无论是以前还是现在都是如此，他努力亲近元老院，并企图用前所未有的赏赐来笼络首都民众——克拉苏亲自帮忙摧毁的寡头党和永远不知感恩的民众——好像有能力给人任何保护，以抗击西班牙军队的老兵。一时间，庞培和克拉苏的军队似乎要开始在首都门前交战。

不过平民党以其机敏的品性避开了这场灾祸。为了他们的政党，也为了元老院和克拉苏，庞培都不应该夺取独裁地位，这一点是最重要的。但他们的领袖对自己的弱点和强敌的性格都有着敏锐的洞察力，于是尝试怀柔政策。要攫取王冠，庞培唯一欠缺的条件也是首要条件就是——真正王者的胆量。我们已在上文描述过他的为人：他既想做忠实的共和派，又想做罗马的主人，摇摆不定，优柔寡断，表面上自诩独断专行，实则易于顺从。这是命运对他的第一次重大考验，然而他并没有经受得住。庞培以他不信任克拉苏因而不能主动遣散士兵为由，拒绝解散军队。平民党劝克拉苏对此事采取亲善策略，在众目睽睽之下与其搭档讲和。他们公开或秘密地恳求克拉苏，在消灭敌人和调解政党的两项功绩之外，再加上第三项更大的功绩，即保卫祖国的内部和平，消除内战威胁所带来的极大恐慌。一切外交上的谄媚之术，一切渲染爱国热情的表演装置，但凡是能够影响到那位自负虚荣、呆板笨拙而又优柔寡断之人的，都为达成这一想要达成的目的而发动起来了。然而，最重要的是，由于克拉苏适时让步，事态竟演变成：庞培除公然做罗马的专制君主或隐退之外，别无他法。于是庞培终于退让了，同意解散军队。在他当选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的执政官时，无疑他想取得米特拉达特斯战争的指挥权，但现在他无法再有此期望，因为卢库勒斯似乎已用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的战绩实际结束了这场战争。元老院依据森布罗尼法将一个执政省分派给他，他觉得有失尊严，拒而不受，在这一点上克拉苏也以他为榜样。既已如此，庞培遣散手下的士兵，之后于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末辞去执政官一职，一时之间完全脱离国事，并声明自此以后只愿做一个普通的公民，过安逸的生活。他曾经所处的位置迫使他非取王冠不可，既然他不愿这样做了，那他便失去了一切，徒留一个虚名——弃权的王位候选人。

在当时的局势下，庞培居于最高位，他一退出历史舞台，首先就使得各党派的地位与格拉古和马略时代（Marian epochs）相差无几。苏拉只是加强了元老政府，并没有创造它，因此，苏拉所建的壁垒倒塌以后，政府仍基本掌握在元老院手里，不过毫无疑问，元老院借以执政的体制主要是复旧的格拉古体制，其中渗透着一种与寡头党为敌的精神。平民党曾促成格拉古体制的重建，然而，没有出现一位新的格拉古，这体制就是一副无首的躯壳，无论是庞培还是克拉苏都无法长久任首脑，这一点非常明了，而由最近发生的事情来看，则更加清晰了。所以，平民反对党因为缺乏一位能直接夺取政权的领袖，而不得不暂时止于步步阻挠和对政府的骚扰行为。但在寡头党和平民党之间，资本家一派东山再起，又受重用，在最近的危机中，他们曾与平民党联合，可如今寡头党却费心费力地拉拢他们，以图借此达到一个相对于平民党的均势。这样一来，财主们两边受惠，不免利用他们的优势地位，从中获利。现在（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又通过人民法令将他们唯一一项尚未收回的旧时特权——剧场里专为骑士阶层准备的十四个席位——归还给他们。总的来说，他们没有骤然与平民党决裂，却又越来越向政府靠拢。元老院与克拉苏及其党羽的关系正说明这一点，但元老院与有钱贵族之间之所以能进一步增强互信，似乎主要是因为这样一件事，即元老院最富才干的军官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得罪了那些资本家，威胁到他们的利益，元老院竟应他们的请求，于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撤消了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对亚细亚省的管理权。

然而，就在首都各党派照常争论不休却无法达成一致意见之时，一系列厄运般的事件相继在东方发生，这已在上文叙述过，正是这些事使得首都拖沓迟缓的政治遭遇危机。在东方，无论陆战还是海战都出现了不利的转折。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初，罗马的本都军覆灭，亚美尼亚军（Armenian army）也在撤退时彻底溃散；他们占领的地方全都失去，海洋被那些海盗独霸，意大利的粮食价格也因此暴涨，以至于他们担心会真的闹饥荒。诚然，如我们所见，这些将领的过失，尤其是海军将领马尔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的昏庸无能，以及一向能干的卢奇乌斯·卢库勒斯的轻率蛮勇，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这些灾祸的发生，同时平民党的革命风潮也极大推动了亚美尼亚军队的解散。然而，这些灾祸不管是政府自己造成的，还是别人造成的，现在自然都要由政府负全责，愤怒的饥民只希望有机会和元老院算账。

这是一场决定性的危机。寡头党虽遭贬黜，失其武装，但却尚未被推翻，因为政事的管理权仍掌握在元老院手里。但如果反对党要将政事管理权尤其是军事指挥权占为己有的话，寡头党便会垮台，如今这不无可能。如果现在将用更好的管理方法指挥海陆战的议案提交公民大会（comitia），考虑到公民的情绪，元老院显然不能阻止议案的通过。公民干涉这些最高的行政问题，实际上就等于罢免元老院，转而将国政管理权移交给反对党领袖。这一连串事件，使庞培重新掌握了决定大权。两年多以来，这位名将就住在首都，做个无职的公民。无论是在元老院还是在集会场（Forum），人们都很少听到他的声音。在元老院，他不受欢迎，也没有关键的影响力。在集会场，他害怕看到各党派的狂暴行动。但只要他一露面，身边总会有众多或高贵或低贱的党羽追随左右，他那尽显庄严的隐忍缄默也博得了民众的好感。他仍是那个功勋卓著、荣誉加身的名将，若他此时自请去往东方，民众必然会满足他所有可能提出的要求，授予他全部的军事和政治权力。寡头党认为政治军事独裁制度必然会使他们灭亡，而且自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的联合以来，他们就视庞培为死敌，对他们来说，这将是一个毁灭性的打击。而平民党对此事也并无愉悦之感，虽然结束元老院的统治本身必合乎他们的心愿，但如果事情是以这种方式发生，那便绝非他们本党的胜利，而是他们实力过于强劲的盟友个人的胜利。后者很可能会成为平民党的敌人，其危险程度远非曾经的元老院所能及。数年前，平民党因西班牙军队解散和庞培隐退而幸免于难，若庞培此时被任命为东方军队的将领，则这种危险将会再次出现，且规模更大，程度更深。

然而，这一次庞培却有所行动，或者至少让其他人替他行动。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庞培提出了两项法案，一项是：除应平民党很早以前就提出的要求下令遣散亚细亚军队中服役期满的士兵外，又下令召回军队主帅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并让当年的两位执政官中的其中一位——盖乌斯·皮索（Gaius Piso）或马尼乌斯·格拉布里奥（Manius Glabrio）补其空缺；第二项是：维持元老院七年前拟定的肃清海盗计划，并加以扩充。元老院从执政官中指定一位将军，命他在海上专管自赫拉克勒斯之柱（Pillars of Hercules）至本都和叙利亚沿岸的整个地中海区域，在陆上与各个罗马长官配合，一同担任向内陆五十英里的全部海滨地区的最高统帅，另有三年的任期保证。围绕在他身边的是罗马前所未有的一支军事参谋团，其中包括二十五名元老阶级的副官，全部佩有执政官官徽，手握执政官大权，另外还有两名行使财务官职权的副财务官，所有这些人全部凭主帅个人意愿选拔而来。他可以招募步兵十二万，骑兵五千，战舰五百，因此他对各省和属国都拥有绝对支配权。此外，现有的战舰和大批军队都即刻转交到他手里。国家在首都和各省的库藏以及属国的财产都由他全权掌控，即使财政极度困难，也会立马从国库调拨一百四十万英镑（即一亿四千四百万塞斯特斯）的款项给他。(www.daowen.com)

很显然，因为以上两个法案，尤其是与远征海盗有关的法案，元老院的政府归于覆灭。毫无疑问，一般经公民推选的最高长官本身就是国家（commonwealth）的正当将军，至少根据狭义的法律，特任长官须经公民核准才能做将军，但公社在法律上并没有权力任命特定的统帅，只有应元老院的建议，或者至少是应一个可以自行行使将军职权的长官的建议，公民大会才会偶尔干预此事，规定这种特殊职能。在这方面，自从有罗马自由邦以来，决定性话语权实际上就掌握在元老院手里，经历过一定的时间后，这种特权才得到完全的认可。毋庸置疑，平民党已经动摇过这种特权，但即便是迄今为止发生过的最可疑的事情——罗马纪元647年即公元前107年将非洲主帅之职移交给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4]——也只是一位在法律上有权担任将军之职的长官依公民决议，奉命指挥一场特定的远征行动。

然而时至今日，公民不仅要把最高长官的非凡特权随意赐予任何一个平民，而且还要将他们明确规定的权限给他。元老院必须从众执政官中选出这个人，但这也只是一个形式上的补救措施。之所以将选择权留给元老院，只因为实在别无选择，在群情激昂的民众面前，元老院不能把海上和海岸的主帅之职交给除庞培以外的其他任何人。但是比在原则上否定元老政权更危险的，是一旦建立起几乎无限制的军事和财政权力机关，元老政权实质上便如同废止。以前将军的任期为一年，职权范围限于指定的一个省份，所得的兵力和财力也受严格限制，而这个新设的特任官职，从一开始就有三年的任期保证，当然，不排除有进一步延长的可能性，其管辖区域占所有省份的大半，甚至昔日不属于军事管辖区的意大利也在其中，国家士兵、船只和钱财都听其调遣，几乎毫无限制。甚至我们刚刚提到过的罗马共和国法律中的早期基本原则，即没有公民协同参与便不能将最高军权和政权授予他人，也因顾及这位新任主帅的利益而遭到破坏。因为对于他将任命的这二十五位副官（adjutant），该项法律预先授予其执政官官职和执政官特权[5]，罗马共和国的最高官职反倒从属于一个新设官职。要为其寻得一个合适的名称，还需留待将来，但其实它现在就已经涉及到君主制了。这是现有秩序的一次彻底变革，该法案为此奠定了基础。

一个人刚刚才显示出他十足的优柔寡断和软弱无能，但他所采取的举措却如此雷厉风行，这实在出乎我们的意料。不过庞培此次行事比他任执政官期间更加决断，其原因很好解释。现在的问题不是他即刻站出来做君主，而是他应该采取一项非常的军事措施，为实行君主制做准备。尽管这项举措具有革命性，但却仍然可以在现行的政制形式之下得以实施，并最先使得庞培达成他所期望的旧目标，即掌握远征米特拉达特斯和提格兰（Tigranes）的指挥权。

他也能以权宜之计为重要借口，为解除元老院兵权一事做辩护。庞培不会忘记，数年前依照相同原则制定的一项肃清海盗的计划，因元老院管理不善而归于失败；他也不会忘记，西班牙战争时，元老院罔顾军队生死，一味理财，致使战事陷入危局。他不会不知道，大多数贵族如何看待他这个苏拉党的叛徒，如果他同意去东方做一个仅拥有普通权力的政府将军，那他又会遭遇何种命运。因此，他表示，若要他担任这个统帅，首先必须赋予他独立于元老院的地位，这自是理所当然，公民也应该立即同意。再者，我们可以想象，两年前庞培隐退时他身边的人肯定非常愤懑，他这次行动之所以如此迅速，很可能也是受他们怂恿所致。召回卢库勒斯、征伐海盗的法案，是由保民官奥卢斯·伽比尼乌斯（Aulus Gabinius）[6]提出来的，此人财势衰颓、道德败坏，但却是个圆滑的谈判家、大胆的演说家、勇猛的战士。庞培说他根本无意担任海盗战争的主帅，他只想在家休息，这话虽然没有多大诚意，但其中或许也有几分真实性；这位大胆而活跃的门客与庞培及其亲近的朋友来往甚密，完全看透时局、洞悉时人，在很大程度上他并不愿那目光短浅、毫无谋略的保护主干预他做这一决定。

尽管平民党领袖私下里可能心存不满，但平民党却不能公然站出来反对这个法案。显然，平民党绝不可能阻止这项法案的实行，他们的反对会令平民党与庞培公然决裂，从而迫使庞培亲近寡头党，或者置两党于不顾，肆意推行他个人的政策。平民党人现在别无他法，只得继续坚持他们与庞培那有名无实的虚假联合，并把握当前的机会，至少切实推翻元老院，舍弃反对党地位，转而投入政府的怀抱，至于将来的事情，则留待将来庞培那众所周知的怯懦性情去解决。因此，他们的领袖——七年前致力于恢复保民官权的执政官卢奇乌斯·昆克提乌斯和前任财务官（quaestor）盖乌斯·恺撒——都支持伽比尼乌斯的提议。

然而，这个法案令特权阶级暴怒，不但贵族如此，而且豪商（mercantile aristocracy）也是如此，他们觉得这么彻底的政治革命危害到了他们的特权，便再一次将元老院视作他们真正的保护主。保民官伽比尼乌斯提出建议后便来到了元老院，罗马城的权贵恨不得亲手把他掐死，至于这种做法会给他们带来怎样不利的后果，正在气头上的他们根本无暇考虑。他来到集会场，号召民众去攻击元老院。恰在这时，元老院散会，执政官皮索是寡头党的拥护者，却偶然落入民众手中，显然，他要成为公愤的牺牲品。幸而伽比尼乌斯出现，为了他那确定无疑的成功不受不合时宜的暴力行动威胁，他解救了这位执政官。与此同时，民众的愤懑之情未有减缓，并因高涨的粮价和半真半假的诸多流言而愈演愈烈——例如，有传闻称，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将交到他手中的战费用于在罗马城发放利息，或企图利用这笔战费让执政官昆克提乌斯脱离平民党；元老院准备让素有“第二个罗慕路斯（Romulus）”之称的庞培遭受第一个罗慕路斯的命运[7]——这类传闻不绝于耳。

于是投票表决的日子到了。民众摩肩接踵地站在集会场，一切能看见演讲台的建筑，甚至是屋顶上，都挤满了人。伽比尼乌斯的所有同僚已承诺把他们的否决权交给元老院，但在这汹涌的人潮面前，除卢奇乌斯·特雷贝利乌斯（Lucius Trebellius）一人以外，所有人全都默然。卢奇乌斯·特雷贝利乌斯曾对自己和元老院起誓，宁死不屈。元老院一执行他的否决权，伽比尼乌斯立即中止法案的表决，并向集会民众提议，应该仿照昔日提比略·格拉古（Tiberius Gracchus）的建议处置奥克塔维厄斯（Octavius）的手段，来处置他这位倔强的同僚，也就是说，立刻将他免职。表决已然进行，开始宣读表决票。起初宣读的十七票都赞成这一提议，再有一个赞成票便可占得多数，而就在这时，特雷贝利乌斯却忘记了他的誓言，胆怯地撤消了否决票。之后保民官奥托（Otho）力谋至少保住同僚制，并且选举两位将军而非一个，但终归是徒劳。老迈的昆图斯·卡图卢斯是元老院最德高望重的人，他倾尽全力想使副将不由主帅任命而由人民选择，但最终也是白费心力。在民众的喧闹声中，奥托甚至都没有发言的机会。精于算计的伽比尼乌斯殷勤地为卡图卢斯争取到一个发言的机会，众人肃然静听这位老人的话，但这些话也基本没起什么作用。这些提议不仅原封不动地变成法律，而且庞培所提出的具体补充性请求也即刻全部得到认可。

人们怀揣着高度紧张的期望，目送两位将军庞培和格拉布里奥动身去往目的地。伽比尼乌斯法一经通过，粮价立即跌至正常水平，可见人们对此次远征大军及其著名领袖寄予厚望。这些希望，我们之后还会涉及到，不仅得以实现，而且有所超越：三个月后，肃清海域的事宜便告完结。自汉尼拔战争以来，罗马政府从未在对外行动上显示出这样的魄力。与寡头党疲软无能的行政管理相比，平民党人组成的军事反对党已极为成功地证明自己拥有夺取和运用政权的能力。庞培计划肃清纳博高卢（Narbonese Gaul）的海盗，而执政官皮索却并无爱国之心，手段也不巧妙，他企图设置卑鄙的障碍加以阻挠，这只会加深公民对寡头党的怨恨，增加他们对庞培的热情。只因庞培个人从中调停，人民大会才没有直接将这位执政官免职。

同时，亚洲大陆上的情况相较之前更为混乱。格拉布里奥本应接替卢库勒斯的主帅之职，征讨米特拉达特斯和提格兰，但他却停在小亚细亚西部，虽以种种攻讦卢库勒斯的言论鼓动士兵，却不就任最高统帅一职，因而卢库勒斯不得不留任。因此，征讨米特拉达特斯毫无作为，本都骑兵在比提尼亚（Bithynia）和卡帕多奇亚（Cappadocia）[8]肆意劫掠，无所忌惮，且不受惩罚。庞培因海盗战争率兵前往小亚细亚，他本人很久以前就想做本都—亚美尼亚战争的最高统领，如今命他就任此职，似乎是最自然不过的事。不过我们可以想象，平民党与他们将军的志愿不同，在这件事情上他们会尽量避免首倡其议。平民党可能曾劝诫伽比尼乌斯，不要一开始就把米特拉达特斯战争和海盗战争都委托给庞培，而将米特拉达特斯战争委托给格拉布里奥。无论如何，这位将军已经过于强大，平民党决不愿继续提升他的地位，或是让他长居此位。庞培本人照常保持被动的态度，如果没有发生一件各党都始料未及的事，他在完成既受的使命后，可能就要真正回国了。

有一个完全无用且无关紧要的人名叫盖乌斯·马尼利乌斯（Gaius Manilius），他在任保民官时，提出过一些并不妥当的法案，因而失去了贵族党和平民党的欢心。人人都知道庞培热切渴望却不敢争取的是什么，若马尼利乌斯能为他夺得此物，必能在这位强将的羽翼之下寻求庇护。抱着这份希望，马尼利乌斯向公民提议，从比提尼亚和本都召回省长格拉布里奥，从西里西亚（Cilicia）召回马尔西乌斯·雷克斯（Marcius Rex），除庞培原来的职务以外，又把二人的职位和东方战事的指挥权全数交给这位海上和海岸的执政官（罗马纪元688年即公元前66年初），这些都没有固定的期限，而且还拥有缔结和约以及结盟的自由权。从这件事情上，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罗马的政治体制有多么混乱。至于立法权，其倡议权掌握在政客手中，无论他们多么卑微，而最终决定权则掌握在毫无能力的民众手中，同时该项权利还延伸至最重要的行政领域中。马尼利乌斯的提议虽不为任何政治党派所采纳，但它几乎没有在任何地方遭到强烈抵制。平民党领袖曾因为一些缘故而被迫接受伽比尼乌斯法，如今也因为同样的理由而不敢明目张胆地反对马尼利乌斯法，他们将不悦和忧虑埋藏于心，转而在大庭广众之下为平民党的将军发声。温和贵族党宣布他们支持马尼利乌斯的提议，因为在伽比尼乌斯法之后，反抗无论如何都是无效的。有远见的人们已经意识到，元老院的良策是尽可能与庞培靠近，庞培与平民党关系的破裂已经可以预见，一旦他们之间出现裂痕，元老院就要把他拉拢至自己这一方。时至今日，这些整顿者似乎已有了主意，并能断然出头而不致失宠于任何一方，他们为这一天感到由衷的欣喜——马尔库斯·西塞罗第一次出现在政治讲坛上，以讲演者的身份为马尼利乌斯的提议做辩护，这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只有以昆图斯·卡图卢斯为首的严格贵族党至少还能表露他们的意愿，发言反对这个提议。当然，该提议经大多数人几乎一致的同意，变为法律。因此，除早期的诸多权力外，庞培又获得了小亚细亚最重要省份的行政管理权，以至于在罗马的广阔领域内，几乎没有一块土地不受他管辖。他还夺取了一场战争的指挥权，这场战争就如同亚历山大远征，人们能说出它于何时何地开始，却无法道明它在何时何地结束。自罗马有史以来，从未有一人独揽如此的权力。

元老院与平民党之间的斗争始于六十七年前的森布罗尼法，终于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森布罗尼法首次将革命党定为政治上的反对党，而伽比尼乌斯—马尼利乌斯法首次使它从一个反对党转变为政府。现存政制因无视奥克塔维厄斯的否决而遭到初次破坏，这是一个伟大的时刻，元老政治的最后一道壁垒因特雷贝利乌斯的退缩而轰然倒塌，这也是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时刻。双方都深有体会，甚至元老们懈怠的灵魂也因这垂死挣扎的心态而骤然惊起，但政制争端的结局却与其开端大不相同，而且其结束的方式也远比开端更为可惜。一位无比高贵的年轻人开始了这场革命，但它却终结于最为卑贱鲁莽的阴谋家和政客之手。另一方面，这些贵族党一开始谨慎抗争，甚至连荒芜的前哨岗也认真看守，可在结束时他们却率先实行暴力政治，大言不惭地掩饰其软弱，卑鄙无耻地背信弃义。曾经好似镜花水月的东西，如今已悉数得到：元老院已不再掌握政权。但少数见过革命最初风潮、听过格拉古言论的老人抚今追昔，他们发现无论是乡人与市民，国法与军纪，还是生活与习俗，这期间所有的一切都已改变。那些将格拉古时代的理想与现实两相比较的人，都不免苦笑出声。然而，这种思考属于过去。对于目前或许也对于将来而言，贵族党的倾覆已是既定的事实。寡头党就像一支彻底解散的军队，他们的散兵可以增强任何队伍的实力，但却再也无法自守其地，也无法为自己冒险一战。但旧战争结束之日，就是新战争开始之时，之前为推翻贵族统治而联合的两派势力——一派是平民反对党的民间力量，一派是日益谋夺优势的军事力量——如今又起争端。庞培的特殊地位在伽比尼乌斯法之下已与共和政体不能相容，在马尼利乌斯法之下则更是如此。就在那时，他的敌人便已有理由说，伽比尼乌斯法不是任命他为海军将官，而是全国摄政王，而一个熟悉东方事务的希腊人称他为“王中之王”，这并不为过。如果他今后再一次从东方得胜归来，荣誉加身，将更甚从前。那时，他带着充盈的库藏，率着善战而又忠诚的部队，如果要伸手摘取王冠时，谁又能拦得住他呢？是执政官昆图斯·卡图卢斯能号召诸位元老来抵抗当时的第一将军和他久征沙场的军团？还是新受命的市政官盖乌斯·恺撒能号召刚刚因三百二十对角斗士及其银制武器而大饱眼福的民众来践行此事？卡图卢斯大声疾呼：不久之后，人们还要再一次逃到卡庇托尔（Capitol）的岩石上，以求保全自由。这场风暴不如他所预料的那样来自东方，相反，命运之神竟完全应验了他所说的话，数年后从高卢带来了这场破坏性的风暴，这并非预言家的过错。

[1]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拉丁语：M.AEMILIVS.M.F.Q.N. LEPIDVS，约公元前89—前13年或前12年）古罗马贵族政治家，公元前43年开始统治罗马的后三头之一。——译者注

[2]昆图斯·塞多留（Quintus Sertorius公元前122—前72年）是罗马共和国后期的一位著名将领。他久经沙场，功勋卓著，在马略、苏拉党争中成为马略党的一员悍将。马略党瓦解后，他又来到罗马西部行省西班牙，率领当地民族对罗马进行了旷日持久的战争。——译者注

[3]马尔库斯·李锡尼·克拉苏（拉丁文：M.LICINIVS.P.F.P.N. CRASSVS，约公元前115—前53年），罗马将军、政治家，在罗马由共和国转变为帝国的过程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克拉苏出身在富有的上流阶级，后来又在上级（苏拉）的默许下迫害政敌、滥用职权，他也是一位成功的黑心奴隶商人，不择手段地敛财。所以他在一生中聚敛了巨大的财富，所以后人认为他是罗马历史中最富裕的人，也是世界历史中最富裕的人之一。——译者注

[4]盖乌斯·马略（Gaius Marius，公元前157—前86年），出生于阿鲁匹，是古罗马著名的军事统帅和政治家，曾进行军事改革，实行募兵制，击败日耳曼人。——译者注

[5]按照罗马的政治法，特任官的职权（pro consule，pro praetore，pro quaestore）可源于三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源于在罗马城以外办理公务所适用的原则，即官职延至法定期限为止，官权却须延至继任者到来为止，这是最早、最单纯而又最常见的办法。第二种方式源于正当的机构——特别是人民大会，以后元老或许也这样做——任命一个宪法上未规定的长官，此官在其他方面都与常任官一样，但为了表示官职的特殊性，仅自称为“代理副执政官”或“代理执政官”。还有几个官吏也属于这一类，就是先用一般方法任命财务官，然后特别赋予他们副执政官甚至执政官的职权（quaestores pro praetore 或pro consule）。例如，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普布利乌斯·伦图卢斯·马尔塞利努斯（Publius Lentulus Marcellinus）去往昔兰尼；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格涅乌斯·皮索去往近西班牙；罗马纪元696年即公元前58年，加图去往塞浦路斯，都是这种性质。第三种是特别官吏的职权基于最高官吏的委托权。如果最高官吏离开管辖区域或因其他原因不能行使他的职权，他可以命他身边的一个人做他的代理，人称legatus pro praetore；如果人选落在财务官身上，那么这财务官便名为quaestor pro praetore。同样，如果最高官吏手下没有财务官，那他可以让他的一名随员担任财务官一职，这随员便名为legatus pro quaestore，这个名称大概首见于罗马纪元665—667年即公元前89—前87年任马其顿省长副官的苏拉在马其顿造的四德拉克马银币上。不过最高官吏在行使职权上未遇阻碍，竟一就职便立即将最高权力赐予他手下的一个或几个人，这与代理的性质不符，因而为旧时的政治法所不容。就这一点来说，代理执政官庞培的代理副执政官（legati pro praetore）是一种创新，在种类上已与帝国时代占很重要地位的代理副执政官相似。

[6]奥卢斯·伽比尼乌斯（拉丁语：AVLVS CABINIVS；活动时期：公元前1世纪），古罗马国务活动家，是罗马共和国末期的重要政治人物，是格涅乌斯·庞培的支持者。——译者注

[7]据传说，罗慕路斯王被众元老肢解。

[8]位于土耳其中部的卡帕多奇亚，以其童话般的斑点岩层而闻名：奇特的岩石构造、岩洞和半隐居人群的历史遗迹令人神往。这里起初是基督教徒躲避罗马迫害的避难处，公元4世纪，一群僧侣建立了卡帕多奇亚的主要部分。——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