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秦纳的革命元老院构成威胁时，复古的元老院政府则要再次投入必要的精力去维护帝国的内外安全。这时有许多事亟待解决，刻不容缓，否则必然损害最重要的利益，现在的不便必将演变为未来的祸患。除西班牙非常严重的战争风波外，盘查色雷斯（Thrace）和多瑙河地区的野蛮人是绝对必要的。苏拉的军队经过马其顿时，只能通过军事干涉进行表面的惩罚，管制希腊半岛北部边界的无序状态；彻底打压侵扰各海域的海盗团体，特别是东部海域的海盗；最后在小亚细亚半岛动荡地区建立稳定的秩序。罗马纪元670年（即公元前84年），苏拉与本都国王米特拉达特斯（Mithradates）缔结和约，罗马纪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穆列纳（Murena）和他签订的条款不过是重申之前签订的和约，这和约完全带着临时商定的色彩，以应当下之急；罗马人实际上对亚美尼亚国王提格兰发动过战争，因此他们之间的僵硬关系在这个和平条约下仍未改变。提格兰当然以为这是默许他侵占罗马在亚洲的属地，如果罗马不打算放弃这些属地，那么就有必要通过友好协商或使用武力与亚洲这位新国王达成协议了。上一章，我们已经讨论了意大利和西班牙那些与平民党活动关联的运动，以及元老院政府荡平他们的情况，本章将探讨对外的政治，看苏拉所设立的政府是否能主持这事。

在苏拉摄政末期，元老院几乎同时对塞多留党、达尔马提亚人和色雷斯人以及西里西亚海盗采取了反抗措施，苏拉的有力手腕仍可见于此。远征希腊-伊利里亚半岛，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征服或至少驯服从黑海到亚得里亚海全境范围内的野蛮部落，其中尤以贝斯人（在大巴尔干地区）为首。据当时的人们所说，他们是一群即使在强盗堆里都臭名昭著的强盗；另一部分原因是为了剿灭海盗基地的海盗，尤其是达尔马提亚海岸的海盗。像往常一样，罗马人在达尔马提亚和马其顿同时进攻，因此他们屯聚了五个军团。在达尔马提亚，前执政官盖乌斯·科斯科纽斯（Gaius Cosconius）任指挥官，从各个方向全面进军。经过两年的围攻，罗马人夺取了萨洛纳。在马其顿，总督阿庇乌斯·克劳狄乌斯（Appius Claudius）（罗马纪元676—678年，即公元前78—前76年）起初试图沿着马其顿-色雷斯边境占领卡苏拉河左岸的山区。双方的交战野蛮残忍，色雷斯人摧毁了他们占领的乡镇，屠杀俘虏，而罗马人也采取了报复手段，但最终没有取得重大成果。艰辛的行军，与无数勇猛的山地居民交战无数，使得军队毫无进展。克劳狄乌斯将军后来患病而死，他的继任者盖乌斯·斯克里波尼乌斯·库里奥（Gaius Scribonius Curio，罗马纪元679—681年，即公元前75—前73年）遭受了各种挫折，特别是一次严重的军事背叛，使他放弃远征色雷斯人，而转向马其顿边界。在这里，他征服了实力较弱的达达尼人（在塞尔维亚），势力直抵多瑙河。马库斯·卢库勒斯（Marcus Lucullus）（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骁勇有将才，他是第一个再次向东方进军的人。他击败了贝斯人，占领了他们的首都乌斯库达玛（Uscudama，今阿德里安堡［Adrianople］），迫使他们服从罗马的至上权力。奥德里西亚人（Odrysians）的君主沙多拉（Sadala）和东海岸巴尔干南北一带的希腊城镇——伊斯特罗波利斯（Istropolis）、托米（Tomi）、卡拉提斯（Callatis）、奥德修斯（Odessus，在瓦尔纳［Varna］附近）和梅森布利亚（Mesembria）等地——均成为罗马人的藩属。迄今为止，罗马人一向所拥有的色雷斯，不过是阿塔卢斯王家在切尔松尼斯半岛（Chersonese）上的领土，现在色雷斯已经成为马其顿省的一部分，不过它不听从号令。

但由于色雷斯和达达尼只是帝国的一小部分，其祸国殃民的程度远不如蔓延日广、组织日盛的海盗，整个地中海的商业都被海盗所控制。意大利既不能出口本地产品，也不能从其他地方进口粮食；如果不能进口粮食，人们就要挨饿；如果不能出口产品，玉米田就会因没有销路而停止耕作。寄钱和旅行不再是安全的事；国库遭受极大的损失；许多罗马贵族被海盗所掳，被迫以重金自赎。如果海盗不乐意对个人执行死刑判决，那么海盗便将他们晒干，真是一种粗野的嘲弄！商人，甚至前往东方的罗马军队都开始把航行时间推迟到不适宜航行的季节。相比恶劣的冬季风暴，他们更惧怕海盗船，而即使在冬季，海盗船也不完全绝迹于海上。海上的封锁虽使人感到痛苦，但却不及希腊和小亚细亚岛屿和沿海地区遭受的侵略那样难堪。正如后来诺曼人时代的情形，一群海盗跑到沿海城市，迫使人们献巨金以免灾，或围困抢夺他们的财产。苏拉与米特拉达特斯结合后，海盗就在他眼皮底下劫掠萨莫色雷斯、克拉佐美纳伊、萨摩斯和伊索斯（罗马纪元670年，即公元前84年）。那么，那附近既无罗马陆军、又无罗马海军进行援助，此乃何种景象，我们可以想见。希腊和小亚细亚沿海的一切殷富古庙相继被劫；据说，仅萨摩色雷斯（Samothrace）一地就被掳去一千塔兰特（24万镑）的财宝。据当时一位罗马诗人的记载，阿波罗被海盗抢得身无分文，以至燕子飞到他身边时，他没法从自己的财宝中拿出一点分给它，甚至连一个金子也拿不出。四百多个村镇都遭到海盗的掠夺，包括尼多斯、萨摩斯、科洛丰等地都成了牺牲品。岛上或沿海有不少地方昔日繁盛，如今全部居民均迁往他处，以免为海盗所掳。甚至连内地都不再是安全地带，海盗有时还攻打距海岸一两日路程的地方。以后希腊东部所有城市遭受的可怕债务，大部分来源于这个不幸的时期。

海盗行为的性质已完全改变。这些海盗不再只是凶猛的流寇，在昔兰尼（Cyrene）和伯罗奔尼撒半岛之间的克里特海域——海盗所谓的“黄金海”——海盗向从意大利到东方载运奴隶和奢侈品的大型商船征收贡税；他们甚至不再只是武装猎取奴隶，还兼营“战争、贸易和海盗业”；他们现在成立了一个海盗国，有着特殊的团队精神，有坚固而受人尊敬的组织，有自己的领地和新生的霸主制度，当然还有明确的政治企图。这些海盗自称西里西亚人，其实他们的船只是各地亡命之徒和冒险家们的避难所。这些人是克里特募兵场退伍的佣兵，是意大利、西班牙和亚细亚被灭城镇的公民，是芬布里亚和塞多留部下的军官和士兵。总之，他们是各国潦倒的人，是所有失败政党中被追捕的逃难者。任何困苦而有胆识的人，在这个不幸的年代，怎会不感到痛苦和愤慨？这不再是一群聚在一起的盗贼，而是一个团结有序的国家。这里亡命徒和罪犯同病相怜，没有国籍之分；这里罪犯照例以最慷慨的公德心来自我赎罪。在一个恣意妄为的时代，卑怯和抗命盛行，一切社会秩序均已废弛，正统国家可能效仿这个在患难和暴力中产生的伪国；在这里，并肩同行的坚固信念、同伴的情谊、对誓言的尊重、对自己选择的首领的尊敬以及战斗的勇猛和机敏似乎得到追捧。文明社会曾正当或不正当地驱逐此国公民，如果此国国旗因此标有向文明社会报仇的字样，那么，这种计划是否更恶于意大利寡头政党和东方苏丹似将平分世界的计划，这是个问题。这些海盗至少觉得自己不低于任何正统国家；他们的贼傲气、贼浮华、贼幽默在许多荒淫作乐、侠肝义胆的盗匪故事中仍然可见：他们宣称要对全世界发动正义的战争，并以此为荣。他们不把这种战争中的所获称为贼赃，而美其名曰战利品；尽管被捕的海盗必然死于罗马海港的十字架，他们仍自称有权处决任何俘虏。

他们的军事政治组织甚为坚固，尤其是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之后。他们的船只大部分是“鼠艇”（myoparons），就是无顶的小快船，只有小部分是两层桨和三层桨的船，现在这些船常结成队伍由首领指挥在海上航行，首领的座船常常闪耀着金光和紫光。遇到身处险境的同伴，就算他完全是个陌生人，海盗船主也不会拒绝施救。任一海盗与人结约，全体均绝对承认；一个海盗受害，全体为他报仇。他们真正的家是从赫拉克勒斯的底柱到叙利亚和埃及的海域；毛里塔尼亚和达尔马提亚的海岸、克里特岛，尤其是小亚细亚的南岸，能随时为这些海盗和他们的船只提供藏身之处。那里有许多地岬和避难所，控制着当时海上贸易的主要通道，且几乎是无主之地，这里的利西亚（Lycia）城市联盟和潘菲利亚（Pamphylia）各民社的地位无足轻重。西里西亚自罗马纪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就有罗马兵站，但这兵站远不足以控制狭长的海岸。叙利亚对西里西亚的主权总是有名无实，最近又被亚美尼亚夺取。统治亚美尼亚的人，犹如一位真国王，毫不关心这片海洋，欣然把它舍给西里西亚人，让他们去劫掠。所以海盗在这里比在别处更加兴旺，这并不奇怪。他们不但占领了沿岸信号台和兵站的所有地方，而且深入内地——在利西亚、潘菲利亚和西里西亚险峻多山的腹地选择最幽僻之地建立山寨，他们出海时便将妻儿和钱财藏匿于此。毫无疑问，在危急时刻，这里也是他们的避难所。尤其在西里西亚的荒野地带，建有大量这种海盗城堡，那里的森林又给海盗们提供了绝佳的造船木材。因此，他们主要的造船厂和兵工厂都建于此处。这个有组织的军事国在希腊沿海城市中有着一批坚定的属国，这些城市多少有点被放任不管，自行其是：根据明确的条约，他们与海盗友好为邻，与其通商。罗马总督下令让它们出船进攻海盗，它们竟不从命。例如，潘菲利亚一座不小的城镇西第（Side）准许海盗在其码头上造船，在其市场上出卖俘获的自由人。这样一个海盗团体就等于一个政权，他们也以此自命；自叙利亚国王特立冯（Tryphon）首次把它当做一个政权借以支持他的王位以来，它便得到人们的认可。我们发现，海盗是本都王米特拉达特斯的同盟，也是罗马民主党流亡分子的同盟；我们发现，海盗向东部和西部水域的苏拉舰队发起攻击；我们发现，个别海盗王统治着相当大面积的沿海城镇。这个位于海面的国家的内政已发展到何种程度，我们无从知晓，但不容否认的是，这个组织孕育着一个海上王国。这个海国已开始萌芽，若在有利的条件下，或可发展成为一个长久的国家。

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种情形表明罗马人是如何维持或扰乱“他们的海洋”秩序的。罗马对各省的保护主要依靠军事监护；各省向罗马纳税或进贡，以感谢罗马对其海陆的防护，这种防护为罗马一手抄办。但从来没有哪个守卫者像寡头政治罗马那样无耻，欺诈其受监护者。罗马没有为帝国设置一个总舰队，也没有集中其海上警备，元老院听任海上警备的统一指挥（没有它的统一指挥，在这里便不能有所作为）暂停职权，让每个总督和属国各随其意、各尽其力，以免遭海盗的侵害。罗马违反条约用它自己的人力、物力和形式上仍系自主的属国的人力财力来供养一支舰队，却让意大利的海军衰落而亡，凑合用几个商业城镇提供的船只维持着；或者更常见的是，到处设有海防队，而这所有的费用都得属国来承担。倘若罗马总督把为海岸防务征收来的钱财实实在在地用到正题上而不是中饱私囊，那人民便可引以为幸；倘若某罗马贵族被海盗掳走，总督破天荒地不让他们自己筹集赎金的话，他们也可引以为幸。起初判断明智的举动，如占领西里西亚（罗马纪元653年，即公元前101年），执行时必然遭到破坏。在这个时期，大多数罗马人都醉心于本国的伟大，如果有一人不为此念所惑，他必愿拆除佛罗场讲坛上的船首，至少免得他每见船首，便想起往昔盛世取得的海上胜利。

在小亚细亚南岸的远征中，罗马执政官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Publius Servilius）战胜了伊苏里亚人（Isaurians），这极大地挫败了苏拉。苏拉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中，确实深知忽略海军所致的危险，于是采取各种措施，力矫此弊。他曾命令亚细亚的总督在沿海城镇建立一支舰队以防海盗，但却毫无效果，因为穆列纳宁愿与米特拉达特斯开战，而西里西亚总督格涅乌斯·多拉贝拉（Gnaeus Dolabella）却显然毫无能力。因此，到了罗马纪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元老院决定委派一位执政官前往西里西亚，贤能的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Publius Servilius）中选。他在一番血战中击败海盗的舰队，然后捣毁小亚细亚南岸那些给海盗提供停泊和商贸的地方。海上霸王泽尼凯第斯（Zeniketes）的堡垒——东利西亚（Lycia）的奥林波斯（Olympos）、科赖果（Korykos）、法西里（Phaselis）和潘菲利亚的阿达莱亚（Attalia）——都被攻破，海王本人也死于奥林匹斯堡的烈焰中。其次是进攻伊苏里亚人（Isaurians），这些人生活在西里西亚的荒野地带（Rough Cilicia），陶鲁斯山的北面，所居之地崇山峻岭、岩石幽谷交互错综，漫山遍野都是繁茂的橡树林——即使在今天，这一带仍充斥着往古盗贼时代的遗迹。伊苏里亚（Isaurian）这些堡垒是盗贼们最后、也是最安全的退路。为荡平它们，塞尔维利乌斯（Servilius）率罗马第一军越过陶鲁斯山，攻破敌人在欧隆达（Oranda）的据点。更重要的是，攻破伊苏里亚——这是一座地理位置极佳的盗贼城，位于一条难以通行的山脊上，能完全俯瞰和控制广阔的伊康（Ikonion）平原。此战到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才平息，普布利乌斯·塞尔维利乌斯因此替他自己和子孙后代赢得“伊苏里亚克斯”（Isanrikers）的别号，这几年的征战硕果累累；大批海盗和海盗船因此落到罗马人怀里，利西亚（Lycia）、潘菲利亚（Pamphylia）和西里西亚都受到重创。罗马人侵占被灭城镇的领土，从而大大拓宽了西里西亚的疆土。但海盗行为绝然未被这些手段所制服，反之，海盗只是迁往他处，尤其是迁往克里特（Crete）这个地中海海盗最古老的巢穴。只有大规模、统一的围剿计划——实际上，只有建立长久的海上警卫军，这事才有彻底解决的希望。

小亚细亚大陆的局势与这次海上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罗马与本都王和亚美尼亚王的争执不减反增。一方面，亚美尼亚王提格兰毫无顾忌地进行侵略扩张。当时帕提亚（Parthians）国因内争而分裂，国势一落千丈，在长期的战争中逐渐被赶往越来越偏远的亚洲内地。在亚美尼亚（Armenia），美索不达米亚和伊朗之间的各国，科杜内（Corduene，库尔德斯坦北部）和亚特罗帕的米底（Media Atropatene，今阿塞拜疆［Azerbijan］）原为帕提亚的封地，现在变为亚美尼亚的封地。尼尼微国（Ninive，今摩苏尔［Mosul］）也被迫至少暂时成为亚美尼亚的属国。在美索不达米亚，特别是尼西比斯（Nisibis）及其四周，亚美尼亚奠定了其统治权；只有大部分为沙漠的南部，似乎还未成为新国王的固定属地，特别是底格里斯河上的塞琉西亚（Seleucia）似乎并未服从其统治。亚美尼亚国王把一个阿拉伯游牧部落从美索不达米亚南部迁往埃德萨国（Edessa，又名欧斯隆［Osrhoene］），意在使他们控制幼发拉底河的渡口和贸易大道。[1]

但提格兰的征服绝不限于幼发拉底河东岸，卡帕多奇亚尤其成为他的攻击目标。此地毫无防御措施，因此遭到这位强大邻国的毁灭性一击。提格兰夺去卡帕多奇亚东部的梅利泰内（Melitene）省，把它并入对岸亚美尼亚的索芬涅（Sophene）省。这样一来，他便能控制幼发拉底河的渡口和小亚细亚与亚美尼亚之间的贸易大道。苏拉死后，亚美尼亚人甚至攻入卡帕多奇亚本部，把首城马扎卡（Mazaka，以后的恺撒里亚［Caesarea］）和另外11个希腊城市的居民迁往亚美尼亚。

日益衰败的塞琉西（Seleucids）帝国也无法对这位新国王作出更强烈的抵抗。南部由埃及边境到斯特拉顿塔（Stratons Thrum，即恺撒里亚）为犹太军长亚历山大·詹尼亚斯（Alexander Jannaeus）所统治。他与邻近的叙利亚、埃及和阿拉伯以及帝国各城交战，逐步扩大并巩固他的疆土。叙利亚较大的几个城市，如加沙（Gaza）、斯特拉顿塔、托勒密（Ptolemais）和贝罗亚（Beroea）企图以自己的力量自立，它们有时是自由的社区，有时则被所谓的僭主所统治，尤其是首都安提俄克（Antioch）实际上已经独立。大马士革（Damascus）和黎巴嫩（Lebanon）流域已归顺纳巴泰（Nabataean）君长、佩特拉国王阿雷塔斯（Aretas）。最后，海盗或罗马人统治西里西亚。而为了这顶支离破碎的王冠，塞琉西各王子竟互相争论不休，仿佛欲使王位弄成笑柄，让所有人生厌。不仅如此，这个王室家族就像拉伊俄斯（Laius）家族一样，永受纷争之祸。本国臣民起身反抗，该王族甚至由于亚历山大二世死后无子嗣继承而声称要继承埃及王位。因此，提格兰（Tigranes）国王开始肆虐侵占，毫不客气。东西里西亚（Cilicia）很快就沦陷了，索里（Soli）和其他城市的市民犹如卡帕多奇亚人，也被掳到亚美尼亚。同样，上叙利亚省除欧朗提斯河（Orontes）口英勇抵抗的塞琉西亚（Seleucia）城外，腓尼基大部分城镇被武力征服。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前后，托勒密也被亚美尼亚人占领，犹太国也受到他们的严重威胁。

安提俄克（Antioch）曾是塞琉西王族的故都，现在成为这位国王的寝宫。自罗马纪元671年（公元前83年），即苏拉与米特拉达特斯缔结和约的第二年，叙利亚编年史已称提格兰为国王。西里西亚和叙利亚似乎成了亚美尼亚的辖地，隶属于国王的陆军中尉马伽达底（Magadates）的统治之下。尼尼微（Nineveh）君王、沙尔马纳萨（Salmanezers）和辛那赫里布（Sennacheribs）的时代往而复返，东方的专制政体沉重地压迫着叙利亚海岸的商人，一如昔日对推罗和西顿那样。内地的大国又对地中海各地发起猛攻，亚洲的大军，据说有50万战士，又现身于西里西亚和叙利亚沿海一带。正如沙尔马纳萨和尼布甲尼撒二世（Nebuchadnezzar）曾经把犹太人迁于巴比伦，现在提格兰也强迫新国一切边境地带——科杜内、阿迪亚波纳（Adiabene）、亚述、西里西亚和卡帕多奇亚——的居民，尤其是城市里的希腊人或半希腊人，带上各自的全部家产（留下的东西一律充公）迁居新都；新都是个硕大无朋的城市，只见人民的渺小，而不见君主的伟大。只要新的大苏丹下发指令对最高主权进行调整，这种城市就在幼发拉底河沿岸如春笋般衍生出来。“新提格兰城”（Tigranocerta）建于亚美尼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交界处，被定为亚美尼亚新近获得领土的首都，是个与尼尼微和巴比伦差不多的城市，城墙高三十多公尺，备有苏丹制度所不可或缺的宫殿、庄园和苑囿。在其他方面，这位国王也不辜负他的身份。在东方根深蒂固的幼稚念头中，他们对于头戴皇冠的国王从未脱去孩子气的观念。提格兰每次出席公众场合，总摆出一副大流士（Darius）和薛西斯（Xerxes）继承人的架势，身穿紫袍，内着半白半紫的衬衣，下拖多褶长裤，头戴长头巾和王冠，无论走到哪里，站在哪里，总有四个“小王”站在旁边，像奴隶似的侍奉他。

米特拉达特斯国王行事较为谨慎。他避免侵犯小亚细亚，只满足于在条约规定范围内行事，以巩固他在黑海沿岸的领土。现在博斯普鲁斯（Bosporan）王国在他的王权下，由他的儿子马卡尔斯（Machares）统治，他逐渐使本国与本都国之间的区域界限更加明确。但他也竭尽全力操练他的舰队和军队，特别是效仿罗马的方式来武装和编制军队。很多来自罗马的流亡人士客居他的宫廷，为他帮了不少忙。东埃及罗马人已受东方事物的牵连，他们不愿继续受其牵连。这种态度在一个事件中展露无遗，即当时有着绝佳的机会可以通过和平手段使埃及受到罗马的直接统治，但元老院却嗤之以鼻。苏拉所立的埃及王托勒密·索特二世拉代罗（Ptolemaeus Soter II Lathyrus，即亚历山大二世，亚历山大一世之子）即位数日以后，便在首都的暴乱中被杀（罗马纪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于是托勒密·拉古斯（Ptolemaeus Lagus）不再有合法的后嗣。这个亚历山大国王曾在遗嘱[2]中指定罗马民众为其继任者，该文件的真实性无疑受到人们的争议，但元老院承认其真实性，因为遗嘱规定由推罗收回已故国王账上的存款。不过，该遗嘱却让两个臭名昭著的私生子——一个是拉代罗，托勒密十一世（Lathyrus，Ptolemaeus XI），绰号新狄厄尼索斯（Dionysos），或吹笛者（Auletes）；另一个是塞浦路斯人托勒密（Ptolemaeus the Cyprian）——分别占领埃及和塞浦路斯。元老院虽没明言承认他们，但也没有明确要求他们交出国土。元老院允许这种模棱两可的状态存在，并且没有表态要绝对放弃埃及和塞浦路斯，毫无疑问是因为这两位国王在默许的情况下，为维持这种不确定状态而定期交付给罗马党魁的巨额年金。但是元老院放弃这诱人的利益，却另有预谋。埃及因其独特的地位和财政机构，使统治此地的每一位长官手握财政大权和海上势力，并且总揽政权，这与寡头政权的多疑和软弱绝对不符。从这点来看，放弃对尼罗河区域的直接占有是明智之举。

元老院虽未直接干涉小亚细亚和叙利亚地区的事务，但却不那么情有可原。罗马政府虽并未真正承认亚美尼亚征服者是卡帕多奇亚和叙利亚的国王，但也没有将他驱逐出去，虽迫于无奈于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对西里西亚的海盗开战，自然暗示要特别干涉叙利亚。实际上，罗马政府对卡帕多奇亚和叙利亚的失陷表示容忍而未为此宣战，不仅舍弃了那些受它保护的属地，而且放弃了自身强大实力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基础。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上的希腊殖民地和国家是罗马领土的藩属，政府牺牲了它们，已属冒险；但当它允许亚洲人在其帝国的政治根基地中海地区建立政权时，这并不是说明它有多热爱和平，而是承认了一个事实，即苏拉复辟的寡头政府变得更加寡头，但却无疑没有更明智，也未更加充满活力。就罗马在世界上的实力而言，寡头政府是没落的开始。

另一方面，提格兰也没有开战的想法。罗马甚至在未开战的情况下将其所有盟邦弃予提格兰，提格兰自无愿战的理由。米特拉达特斯不只是个苏丹人，并且在胜败之中与敌友交手无数，他深知一旦对罗马再度开战，他很可能像第一次那样孤立无援，他最谨慎的做法莫过于守静不动，以巩固其国内势力。在与穆列纳会谈时，米特拉达特斯已充分表明对和平宣言的诚意，他仍避免一切会迫使罗马政府放弃其消极态度的行为。

但由于第一次米特拉达特斯战争是在双方不情愿的情况下发生的，因此现在由于双方利益出现分歧而互生猜疑，从而引起双方均进行自卫准备。这种准备以其积重难返之势，最终导致双方关系公开破裂。罗马人总是不自信军备已准备就绪，随时可以应战，他们的政略久为这种疑虑所左右——其原因或在于缺乏常备军和那不足为训的同僚政治。因此，他们仿佛有个政治公理，即他们每次开战不仅要征服敌人，还要歼灭敌军。就此而言，罗马人从一开始就不满意与苏拉签订的和约，因为他们在此之前就同意西庇阿给迦太基人的条款。眼见本都王的第二次攻势在即，又因今日的局势在某种程度上与十二年前的非常相似，他们的忧虑显而易见。危险的内战再次与米特拉达特斯的危险军备同时发生，色雷斯人又再次践踏马其顿王国，海盗舰队又成群结队横行于整个地中海；从前，使者来来去去往返于地中海和意大利之间，现在则往来于西班牙与锡诺普宫廷的罗马流亡人士之间。早在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初，就有人在元老院说，国王只是等待时机，意大利内战一起，便进攻罗马的亚细亚省。于是，罗马增强亚细亚省和西里西亚的军队，以防患于未然。

就米特拉达特斯而言，他越来越担心罗马政策的变动。他深信，软弱的元老院虽害怕战争，但从长远来看，罗马人和提格兰人之间的战争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也不能避免参战。他试图从罗马元老院获得和约的文献记录，但适逢雷必达革命之乱而作罢，至今仍无结果。米特拉达特斯发现，这些迹象表明战争将再次来袭。由于海盗是东方君主的同盟，罗马远征海盗与东方君主有着间接关系，这似乎是战争的开端。更令人怀疑的是罗马对埃及和塞浦路斯悬而未决的诉求：本都王把他的两个女儿米特拉达特蒂（Mithradatis）和奈萨（Nyssa）许配给两位托勒密王朝的人，而元老院对他们拒不承认。罗马的流亡人士力主开战，米特拉达特斯以相当的托辞派遣使者到庞培的司令部获取塞多留的情报，这时塞多留在西班牙的势力确实惊人，本都王展望前景，以为这次战争不至像第一次罗马战争那样同罗马两党同时作战，而是可以协同一党压制另一党。现在是最好的时候，毕竟主动宣战比被动迎战总是好些。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比提尼亚（Bithynia）国王尼科密底三世菲洛帕托（Nicomedes III Philopator）去世，他是王族的最后一位继承人——因为奈萨生的是儿子，或据说是私生子——便把他的王国传给罗马，这个王国与罗马边界接壤，罗马的官吏和商人早已充斥此地，所以罗马便毫无迟疑地接收此国。与此同时，于罗马纪元658年（即公元前96年）就被传给罗马的昔兰尼终于开始设立建省，罗马派遣一位长官到那里管辖（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

这些举动，加上几乎同时对小亚细亚南岸的海盗进行攻击的行动，必然引起本都王的忧虑；尤其是比提尼亚的兼并，使得罗马人成为本都国的近邻。大概此事成为转变局面的临界点，本都王果断决定在罗马纪元679—680年（即公元前75—前74年）冬季对罗马人宣战。

米特拉达特斯很高兴可以不必独自承担这件难事。他最亲近的天然盟友是提格兰，不过这位目光短浅的人拒绝了他岳父的提议，于是他只留下叛党和海盗。米特拉达特斯与这两方打交道时小心翼翼，派出强大的军队到西班牙和克里特岛。他与塞多留签订了一份正式协议，规定罗马把比提尼亚、帕夫拉戈尼亚（Paphlagonia）、加拉提亚（Galatia）和卡帕多奇亚割让给他——当然，这些属地需要在战场决出胜负后方可真正获得。更重要的是，西班牙将军派遣罗马军官率领国王的陆军和舰队予以支持。流亡在东方的罗马人卢奇乌斯·马吉乌斯（Lucius Magius）和卢奇乌斯·法尼乌斯（Lucius Fannius）最为活跃，塞多留任命他们为他的代表，驻在锡诺普的宫廷。也有海盗给予的帮助，他们大批聚集在本都国，正是得力于他们的力量，国王才能建成一支数量庞大、质量精良的海军。他的主要支持仍归功于自己的军队，国王希望在罗马人到达亚洲以前，用这支军队占领他们在此处的属地：特别是由于苏拉战争在亚细亚省造成了财政困难，比提尼亚厌恶新立的罗马政府，此时西里西亚和潘菲利亚的焦土行动最近结束，成为这场极大破坏力的战争的导火索，这些都为本都王创造了有利的前景。

战备储量也不错。王室粮仓例存有两百万梅丁的粮食，而舰队和士兵数量庞大、训练有素，尤其是巴斯塔尼亚（Bastarnian）的佣兵，这是一支精锐部队，甚至能与意大利军团相抗衡。在此情形下，国王采取了攻势。狄奥凡图斯（Diophantus）率领一支军队攻入卡帕多奇亚，以便占据那里的堡垒，封锁罗马人进入本都国的要道。塞多留派出的将领马尔库斯·马略（Marcus Marius）与本都长官欧马库斯（Eumachus）共同前往弗里吉亚（Phrygia），意在煽动罗马行省和托鲁斯山一带人民的反抗；由塔格西莱斯（Taxiles）和赫莫克拉斯特（Hermocrates）率领、国王亲自监军的一支主力军拥有十多万士兵，其中骑兵一万六千，镰刀战车一百辆；阿里斯托尼库斯（Aristonicus）指挥的战舰400艘，他们共同沿着小亚细亚北岸行进，以占领帕夫拉戈尼亚和比提尼亚。

在罗马方面，他们选用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的执政官卢奇乌斯·卢库勒斯（Lucius Lucullus），令其指挥第一线战争。作为亚细亚和西里西亚的省长，卢库勒斯统领驻小亚细亚的四个兵团和由他从意大利带来的第五兵团，这支兵团共计步兵三万，骑兵一千六百，他奉命率领此军经弗里吉亚进入本都国境内。他的同僚马尔库斯·科塔（Marcus Cotta）率领舰队和另一支罗马兵团前往普罗彭提斯（Propontis），以掩护亚细亚省和比提尼亚。最后，罗马命沿海一带，特别是直接受到本都国舰队威胁的色雷斯海岸，一律补给武器装备，并下达非常的法令，将清除所有海面、沿海的海盗和本都党羽的责任委派给执政官马尔库斯·安东尼（Marcus Antonius），他是三十年前首次惩治西里西亚海盗的英雄之子。此外，元老院拨款7200万塞斯特斯（古罗马货币）供卢库勒斯支配，以兴建舰队，然而，卢库勒斯拒绝了。所有这些行为表明，罗马政府承认祸根在于忽略了海军的发展。从他们所颁发的法令来看，至少表明了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担忧。

于是在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战争全面爆发。米特拉达特斯很不幸，就在他宣战的关键时刻，塞多留的战争面临危机，因此，他主要的希望从一开始就成了泡影，也正因为如此，罗马政府可以集中全部力量用于海上和亚细亚的战争。另一方面，米特拉达特斯在小亚细亚获得了进攻的优势。小亚细亚的众多城市纷纷敞开大门欢迎掌管罗马行省的塞多留执政官，他们又像罗马纪元666年（即公元前88年）那样，屠杀侨居在他们中间的罗马家庭：皮西迪亚、伊苏里亚和西里西亚人起兵反抗罗马。当时的罗马在受到威胁时没有部队援助，个别热血青年试图凭借自己的力量阻遏省民的叛乱，因此，在得知事件的详情后，当时正在罗德（Rhodes）留学的年轻的盖马斯·恺撒（Gaius Caesar）便离开那里，率领一支仓促集合的人马阻挡叛徒，但这些志愿军取得不了什么大成就。如果托列斯托波伊（Tolistobogii，居于培希努［Pessinus］附近的凯尔特人）的骁勇酋长德奥塔鲁斯（Deiotarus）不归附罗马人并战胜本都的将军，卢库勒斯将不得不付出代价从敌人手里重新夺回罗马在该省的腹地。但即便如此，他在平息省境和逐退敌人时也耗费了宝贵的时间，因此，他部下的骑兵取得的小胜远不足以补偿时间的损失。对罗马人而言，小亚细亚北岸的局势比弗里吉亚更为不利。这里，本都的大军和舰队已经完全占据了比提尼亚，迫使罗马执政官科塔率领他那为数不多的部队和船舰在卡尔西顿的城垣和港湾寻求庇护，米特拉达特斯把他们封锁在里面。

然而，此次封锁对于罗马人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如果科塔能把本都的军队牵制在卡尔西顿城下，而卢库勒斯也向此地进军，那么，罗马的全部武力便可以在卡尔西顿集聚，迫使敌军在此决战，而不必决战于路远难行的本都境内。卢库勒斯确实采取向卡尔西顿进军的路线，但是科塔欲在同僚到达之前自立大功，便命他的海军上将普布利乌斯·鲁提利乌斯·努杜斯（Publius Rutilius Nudus）发起突袭，结果不但造成罗马人惨败，而且竟使得本都国的军队获得机会攻打港湾的突破口，破坏拦截港口的锁链，焚毁一切停在港口的罗马战船共约七十艘。卢库勒斯在桑加里斯河（Sangarius）收到罗马的败讯后，下令部队加速进军，这令部下将士大为不满。在他们看来，科塔无足轻重，并且他们更愿意掠夺一个毫无防备的地方而不愿带领同伴去血战。但卢库勒斯的到来弥补了罗马军队一定的挫败：国王撤出卡尔西顿，但没撤出本都国。他向南进入旧属罗马的省份，在那里沿普罗庞提斯和赫勒斯滂海峡展开攻势，一举占领兰普萨库斯（Lampsacus），开始围攻殷富的大城西济库姆。他只有利用距离来牵制罗马，才有成功的希望；现在他不这样做，却走入死胡同，陷在里面，日甚一日。

在西济库姆，古希腊人的灵巧和天分保存得如此纯粹，举世无双。这里的公民虽在卡尔西顿的两次战败中损失了大量的兵将和船只，却仍誓死抵抗。西济库姆位于大陆正对面的一座岛上，通过一座桥与大陆相连。攻方军队不但夺得大陆上一处延绵到桥边的高地和位于那里的城郊，还夺得了岛上著名的丁底孟（Dindymene）高地。无论是在大陆还是在岛上，希腊的工程师们都用尽所有技术为攻城铺路。他们终于打开了一个缺口，不过到了夜间，守军又把缺口给堵住。王军作出的所有努力都徒劳无用，正如国王耸人听闻地恐吓西济库姆的公民，称若他们仍拒绝投降，他就要在城墙前把俘获的西济库姆人处死一样毫无用处。西济库姆人仍继续勇敢地守着城墙，未让敌人得逞。在被困期间，他们几乎要抓住本都王本人了。

同时，卢库勒斯在本都军队的后方拥有非常坚固的阵地，这虽不能使他直接救援被困的城市，却能使他在陆地上切断敌人的一切救济物资。因此，米特拉达特斯率领的庞大军队，连随营者估计三十多万，既不能作战，又不能进军，牢牢地被钳制在无法攻下的城池和不可动摇的罗马军之间，一切只能依靠海上的物资。但幸运的是，本都舰队独自控制着这个海道。然而恶劣气候来临，一场暴风雪摧毁了大部分攻城设施。粮食不足，尤其是马的饲料供给不足，使得士兵们无法忍受。在大部分本都军队的护送下，他们遣走了驮重物和行李的驼兽，命令他们不惜一切代价偷渡或冲过去。但在西济库姆西边的林达库斯河（Rhyndacus）上，卢库勒斯追上了他们，把全军打得落花流水。梅特罗凡尼斯（Metrophanes）和卢奇乌斯·法尼乌斯率领的另一支骑兵在小亚细亚的西边久久徘徊，又被迫回到西济库姆前的营地。饥饿和疾病在本都军队中肆虐，使得军队人数大减。春季将近（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守军加倍努力，夺回了丁底孟上修建的壕沟；国王别无办法，只好撤围，凭借舰队的协助救出所有能救出的东西。他随着舰队行至赫勒斯滂，但由于在出发时遇到麻烦，又在行驶途中遇到风暴，他们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赫尔迈乌斯（Hermaeus）和马略率领的陆军也向那里进军，意欲借城垣的庇护，在兰普萨库斯（Lampsacus）上船。他们把辎重和伤残人士弃于途中，这些人后来都被愤恨的西济库姆人杀害。中途渡过埃塞浦斯河（Aesepus）和格拉尼库斯河（Granicus）时，他们遭到卢库勒斯的打击，损失惨重，但最终还是到达目的地。本都王的舰队只把大军的残部和兰普萨库斯的人民运往罗马人所不及之处。

卢库勒斯一鼓作气而又谨慎的作战方式不仅补救了同僚的错误，而且未经激战就摧毁了敌军的精锐部队——据说有二十万人。倘若他的军队没有在卡尔西顿港口被焚毁，他必能将敌军全部歼灭。事实既然如此，破坏的工作仍未结束。本都舰队虽遭到西济库姆的惨败，但仍驻在普罗庞提斯，封锁皮林塔斯（Perinthus）和拜占庭的欧洲海岸，还入侵普利亚波斯（Priapus）的亚洲海岸，国王又在比提尼亚的海港尼科米底亚（Nicomedia）建立大本营，这些事都令卢库勒斯不得不坐视不理。事实上，一支五十艘船的精锐中队载着一万精英部将，其中包括马尔库斯·马略和罗马流亡人士的精英，他们竟扬帆驶往爱琴海；据说，这支舰队将在意大利登陆，企图再次煽动意大利的内战。但在卡尔西顿战败之后，卢库勒斯就要求亚细亚各民社提供船只，现在船只已一一就位，一支舰队便开始追击那支驶入爱琴海的敌军舰队。卢库勒斯有指挥海军的丰富经验，于是自任统帅。敌军的13艘五层橹船在伊西多鲁斯（Isidorus）的指挥下驶向利姆诺斯岛，在亚该亚港口外的特洛伊沿岸和忒涅多斯岛（Tenedos）之间的海面上，这13艘船全部被击沉。在利姆诺斯和斯基罗斯（Scyros）之间的小岛尼亚（Neae）上，卢库勒斯发现，本都一支有着32艘船的小舰队，一字排在这座荒岛的岸边，于是立即向这些船只和散在岛上的船员发起进攻，最后夺得了全部舰队。马尔库斯·马略和骁勇能干的罗马流亡人士均死于这里，他们或死于当时的冲突，或随后死于刽子手的刀斧之下。敌军驶往爱琴海的整支舰队均为卢库勒斯歼灭。同时，科塔以及卢库勒斯的副将沃克尼乌斯（Voconius）、盖乌斯·瓦勒里乌斯·特里亚里乌斯（Gaius Valerius Triarius）和巴尔巴（Barba）继续开展比提尼亚的战争，陆军有来自意大利的增援，海军有由亚细亚征集的舰队。巴尔巴攻取内地奥林匹斯河上的普鲁西亚斯（Prusias）和尼西亚（Nicaea），特里亚里乌斯在沿海进攻阿帕米亚（Apamea，昔名迈尔里［Myrlea］）和海上的普鲁西亚斯（Prusias，昔名厄斯［Cius］），然后两人会合，联合攻击位于尼科米底亚（Nicomedia）的米特拉达特斯；但米特拉达特斯毫无应战的意思，他逃到自己的船上，驶回本国。他之所以能够逃走，只是因为负责封锁尼科米底亚港口的罗马海军上将沃克尼乌斯到得太迟。在航行途中，要地赫拉克里亚（Heraclea）固然被出卖给国王，为他所占，但这一带海域的风暴倾翻了其中的60多艘船，其余的船只也被吹得四处分散，国王几乎孤身一人来到锡诺普。这时，米特拉达特斯突然采取攻势，结果本都的海陆军被敌军完全击败，颜面尽失（至少对最高统帅来说是如此）。

现在卢库勒斯反过来采取攻势侵略本都国。特里亚里乌斯接受了统帅舰队的任命，奉命先封锁赫勒斯滂海峡，等候从克里特和西班牙返航的本都船队；科塔负责围攻赫拉克里亚，提供物资的艰巨任务则交给忠实积极的加拉提亚王子和卡帕多奇亚国王阿里奥巴尔查尼斯（Ariobarzanes）。卢库勒斯自己则于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秋季踏入这片久无敌人涉足的本都宝地。此时，米特拉达特斯决定保持最严格的防御，放弃与敌军交战，从锡诺普撤退到阿弥索斯（Amisus），又从阿弥索斯退到伊里斯河（Iris）支流利库斯河（Lycus）上的卡比拉（Cabira，后被叫做新恺撒利亚［Neocaesarea］，今尼克塞尔［Niksar］）。他一心想把敌人引向越来越远的内地，阻断他们的接济物资和情报。卢库勒斯火速追击，越过锡诺普，渡过罗马势力范围曾经的边界哈里斯河，包围阿弥索斯、尤帕托里亚（Eupatoria，在伊里斯河上）等大城，直到冬天来临，才停止进军，但仍围攻城市。卢库勒斯不断向前进军，使得士兵们无暇享受胜利的成果，加之天气严寒，封锁工作繁重，于是士兵们怨声载道。但卢库勒斯不惯于听这种怨言：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的春季一到，他即刻进攻卡比拉，留下卢奇乌斯·穆列纳率两个军团围攻阿弥索斯。在冬季，本都王曾设法劝亚美尼亚国王参战，这次尝试与之前一样徒劳无果，或者说只得到一张空头支票。帕提亚人更不愿意插手这个不大可能成功的烂摊子。尽管如此，一支主要在赛西亚境内征兵招募的庞大部队再次归于狄奥凡图斯和塔格西莱斯麾下，在卡比拉集合。罗马军仍仅有三个兵团，在骑兵方面的确不及本都军，因此不得不尽量避开平原，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到达卡比拉附近的一条小路。两军在此城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对峙。两军争抢的主要是双方都稀缺的物资，因此，米特拉达特斯将狄奥凡图斯和塔格西莱斯率领的骑兵精英和一队精锐步兵编成一个别动队，命他们巡逻吕科斯河和哈里斯河之间的地带，捉拿来自卡帕多奇亚的罗马运饷队。但卢库勒斯的副将马尔库斯·法比乌斯·哈德良（Marcus Fabius Hadrianus）护送着运饷队，不但完全击败了潜伏在隘路准备袭击的队伍，而且得到军营的援兵后，竟打败了狄奥凡图斯和塔格西莱斯的军队，从而大获全胜。本都王将希望寄托在骑兵身上，而骑兵竟这样一败涂地，对他来说是无可挽回的损失。

更值得注意的是，最早从战场逃亡到卡比拉的是战败的将军，本都王一从他们口中听到凶信，甚至在卢库勒斯收到胜利的消息前，便即刻决定再次撤退到更远的地方。但本都王下的决心如闪电般迅速传播到他左右的近臣，士兵们看到国王的亲信仓促收拾行李时，也纷纷陷入恐慌。他们没有一个人情愿自己是最后离开的一个，全国上下，无论尊卑，都像受惊的小鹿一般到处乱窜。没有人听从号令，甚至是本都王的号令，国王自己也在一片动乱中不知所措。卢库勒斯见到这种混乱，便采取进攻行动，本都军队任人屠戮，几乎毫无抵抗。如果罗马军队能够维持纪律，节制他们的掳掠欲望，本都军必无人能逃，国王本人也必然被擒。米特拉达特斯和少数侍从好不容易才穿过山地，逃往科马那（Comana，距托卡特［Tocat］和伊里斯河源头不远）；可是，马尔库斯·庞培（Marcus Pompeius）率领的一支罗马兵团突然到来，又吓得他从那里逃走，所剩骑兵不到二千名，在小亚美尼亚的塔劳拉（Talaura），他越过了本国边界。在亚美尼亚帝国里，他得到一个安身之所，别的一无所有（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底）。当然，提格兰命令以皇家之礼待见这位流亡的岳父，但不把他请到宫廷，而是以一种体面的方式把他拘留在偏远的边境省份，那里正是本都王前来的地方。

罗马军队横扫本都和小亚美尼亚全境，直至特拉佩佐斯（Trapezus），平原地区均归顺侵略者，毫无抵抗。金库的长官多少迟疑一番后也投降了，献出金库。本都王无法使后宫的妇女——他的姊妹，众多王后和妃嫔成功逃走，便命令一位宦官将她们处死在法那恺亚（Pharnacea，今克拉森特［Kerasunt］）。许多城镇依然在顽强抵抗。事实上，内陆城市现在固然还有几个——卡比拉，阿马西亚（Amasia），尤帕托里亚，但不久便被罗马攻占。但是较大的沿海城市，如阿弥索斯（萨姆松的旧称）和本都的锡诺普，帕夫拉戈尼亚的阿马斯特里斯（Amastris），比提尼亚的蒂乌斯（Tius）以及本都的赫拉克里亚，它们仍然负隅顽抗，这一部分原因是表明他们对国王及其保护的自由希腊宪法的忠心，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也害怕国王请来援助的海盗。锡诺普与赫拉克里亚甚至派出了军舰对抗罗马军队，其舰队还曾截获了一支从陶利半岛给卢库勒斯军队运送粮食的小型罗马舰队。但在长达两年的围攻后，赫拉克里亚与陶利半岛上希腊城邦的交通被截断，加之一场内乱，它们最终不得不向罗马投降。当阿弥索斯被逼上了绝境时，守军一把火烧了整个城邦，并在滚滚浓雾的掩护下，乘船离去。在锡诺普，骁勇的海盗头领塞琉古（Seleucus）与皇家宦官巴克奇德斯（Bacchides）并肩防御，守军在撤退前先掠夺了民居，并把不能带走的船只付之一炬。尽管大部分守军能够登上船，但据说还是有8000个海盗在那儿被卢库勒斯杀死。卡比拉一战（罗马纪元682—684年，即公元前72—前70年）后，对这些城市的围攻，整整维持了两年多，卢库勒斯大多差遣他的副将去完成围攻任务，自己则处理亚细亚省的事情，他要求对亚细亚省进行一次全面的改革。

从历史的角度出发，本都的商业中心城市的负隅顽抗，虽然令人钦佩，但却是徒劳无用的，米特拉达特斯的大业也绝对不可能如愿以偿。国王显然没有一点儿打算帮他复国的意思，至少现在看来是如此。随着爱琴海舰队的毁灭，亚细亚的罗马流亡人士失去了最优秀的将士。尚存的人大多数向卢库勒斯妥协，比如当时的积极领袖卢奇乌斯·马吉乌斯和卢奇乌斯·法尼乌斯。而在卡比拉战争同年，随着塞多留的去世，流亡人士便失去了最后的希望。米特拉达特斯自己的势力也完全瓦解，残留的势力接连崩溃。他的70艘战舰的舰队从克里特和西班牙返回时，在忒涅多斯岛海外受特里亚里乌斯的攻击，全军覆没。甚至博斯普鲁斯国王的儿子马卡尔斯也背叛了他，以陶里切尔松尼斯独立君主的名义同罗马人缔结了友好和平条约（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而国王则在屈辱中一直反抗，最后被逼退到遥远的亚美尼亚的山寨，从此成为了流落在外的人，基本上算是他女婿的俘虏了。虽然成群的海盗仍然在克里特自保，由阿弥索斯和锡诺普逃出来的人沿着黑海的东海岸艰难前行，到达了散尼根（Sanigen）和拉岑（Lazi），但是由于卢库勒斯善于军事，明察事理，愿意安抚各城市叫苦不迭的群众，还肯任用归顺的流亡将领，所以能够轻而易举地从敌人手中解放小亚细亚，歼灭本都国，使其成为罗马帝国的一省。元老院渴望派遣一个委员团来，以便协同最高统帅制定新省的组织规划。

但是罗马同亚美尼亚的关系还没有解决。上文已经提到过，罗马人对提格兰不仅有宣战的理由，也有宣战的需求。比起罗马的元老们，卢库勒斯能从更实际更高明的眼光来审视国家事务。他清楚地意识到，必须将亚美尼亚赶到底格里斯河外，恢复其丧失的地中海霸权。在处理亚细亚的事务上，他不愧是其亦师亦友的苏拉的后继人。在他的时代，他是罗马人中最亲希腊人的，因此在接管了亚历山大的国家后，他深感自己身上的责任，希望罗马成为希腊在东方的盾牌与刀剑。从个人来看——他既希望在幼发拉底河大胜一场，但又惹怒了大帝，以致大帝在来信中省掉了对自己的尊称。这两件事毫无疑问对卢库勒斯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是采取行动更主要的原因还是出于责任，而非出于自己卑鄙自私的私心。但是罗马执政人员不仅懦弱，懒惰，还目光短浅，不善治理国家，国库长期亏空。在没有受到外军直接逼迫的情况下，让他们主动发起一场浩荡且昂贵的战争，是绝不可能的。罗马纪年682年（即公元前72年前后），塞琉西王朝的合法继承人，别号亚细亚人的安条克及其兄弟，看到了本都战争中罗马的胜利，便启程去了罗马，希望罗马能干预叙利亚的事务，并且承认他们在埃及的合法继承权。如果不承认他们的合法性，那么再也找不到一个更加合适的时机，来对提格兰发动这场早就应该发动的战争了。尽管元老院的确承认这两位王子才是叙利亚合法的王位继承人，但是他们犹豫不决，不敢下命进行武力干涉。如果要抓住这次绝佳的机会，严厉地打击亚美尼亚，那么卢库勒斯便只能绕过元老院，自冒风险开战。他发现自己就像苏拉，不管元老院同意与否，他都要为国家争取这显而易见的利益。罗马与亚美尼亚长期处在似战非战的不稳定关系中，这便给卢库勒斯的行动带来便利，一来可以稍微掩盖他独霸的行为，二来也为发动战争找到了一个正式的理由。卡帕多奇亚与叙利亚的局势大可成为战争的理由，况且在本都一战中，罗马军队已经侵犯了大帝的领土。但是，攻打米特拉达特斯才是卢库勒斯的任务，他想要在完成此次任务的同时，将亚美尼亚也攻下。因此，他更愿意派出他的手下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前往安条克城面见国王，要求他交出米特拉达特斯。当然国王不会同意，只会引发战争。

这是一个危险的决策，尤其是考虑到当时罗马军队的情况。在向亚美尼亚开战期间，还必须牢牢守住本都辽阔的疆土，否则驻扎在亚美尼亚的军队与本国的联络就会被切断。况且，不难预料，米特拉达特斯会想方设法卷土重来。卢库勒斯结束米特拉达特斯一战前夕，军队的人数约达三万人，而要完成这两个任务，这些人数显然不够。通常情况下，将军会向政府请求增援一支军队，政府也一定会增援。但是卢库勒斯绕过了自己的政府开战，这既是他所希望的，也是外部形势所迫，那么他就不得不放弃向政府请求增援这个计划。尽管他可以将从本都王军队中俘虏来的色雷斯佣兵收入囊中，但是这还不足两个兵团，最多一万五千人。以这样的情况渡过幼发拉底河去开战，是一个非常冒险的举动。但是他们都是训练有素、骁勇善战的老兵，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人数上的不足。可士兵的情绪却是一个更为危险的因素，因为卢库勒斯出身贵族，他极少关注到这点。卢库勒斯是个有才干的将领，从贵族的标准来衡量算是一位正直仁厚的男人，但却未受到将士的爱戴，这都是由于他坚决拥护寡头大国，坚决阻止罗马资本家在小亚细亚寻求暴利，给士兵指派劳苦的工作，并要求他们严守纪律，禁止他们抢掠希腊城市，然而却派人用大马车和骆驼为自己运送了大批东方宝物的结果。况且他高贵不近人情、傲慢，是典型的希腊人。只要有可能，他便沉迷于安乐，丝毫没有一点兴趣可以让他与将士们建立起感情。不但如此，大多数他手下的精兵良将因他们兵役期的无限延长而十分怨恨他。他手下最精良的两个兵团，正是弗拉库斯和芬布里亚在罗马纪年668年（即公元前86年）率领到东方的部队。他们已经服役13年，有退役的权利，并且在卡比拉一战后就得到退役的允诺，但是现在，却在卢库勒斯的率领下，远渡幼发拉底河，开启一场无法预料的新战争——似乎卡比拉一役中的胜者得到的待遇还远不如昔日坎尼的败者。就是率领着这样疲于战争、怀有怨气的士兵，卢库勒斯还颇为自负，准确来说，他是在违背宪法的情况下，去远征未知的土地，那里到处都是急流与冰雪覆盖的山脉，其地又广大无垠，冒进必然少不了危险。因此卢库勒斯的行为在罗马招致了许多的责难，而这些责难并非毫无道理。但是，在这些责难之中，一些事实不可忽略，即政府的荒谬是造成这位将军贸然行动的主要原因，即使这不足以为他的行为辩护，但也使他稍微情有可原。

阿皮乌斯·克劳狄乌斯的任务不仅仅是为发动战争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外交借口，同样也是为了劝服叙利亚各君长，尤其是劝说各个城邦联手对抗国王。在罗马纪年685年（即公元前69年）春，攻打正式开始了。冬季时，卡帕多奇亚王已暗备船只；罗马人已经登船从梅利泰内横渡了幼发拉底河，再借道陶鲁斯，一路到了底格里斯河。卢库勒斯又从阿米达（Amida，迪亚巴克尔）跨过此河，沿着亚美尼亚南方边界新建的第二个首都提格兰城[3]与旧都城阿塔克萨塔（Artaxata）相连的大道行军。由于同罗马人的纷争，大帝暂时终止了征服地中海的计划，从叙利亚撤兵，驻扎在提格兰城。他计划着从西里西亚和利考尼亚（Lycaonia）入侵罗马的亚细亚城，并且在揣测罗马人是会马上撤出亚细亚还是会先下手为强——可能在埃弗索（Ephesus）对他开战。这时，一个信使来报卢库勒斯正继续进军，可能会切断他到阿尔塔沙特的道路。他很生气，下令将信使斩了。但是恼人的事实依旧如故，本来他准备离开提格兰城，向亚美尼亚的腹地前行，在那里召集军队对抗罗马——这件事到现在还没做。与此同时，密德罗巴赞（Mithrobarzanes）由手上实际的军队和仓促召集的贝都因部落，共同牵制着罗马军队。但是，密德罗巴赞派出的士兵被罗马的先锋击溃，阿拉伯人也被塞克斯提利乌斯（Sextilius）的一支分队击溃。卢库勒斯抢占了从提格兰城到阿尔塔沙特的大道。罗马的一支小分队沿着底格里斯河右岸北上追击大帝，卢库勒斯亲自渡河到左岸，朝提格兰城进军。

守军对罗马军队发起猛烈进攻，弓箭如暴风骤雨般袭来，他们又用石脑油焚毁其用来围困的装备，让罗马人开始意识到伊朗战事的新危险。勇猛的指挥官曼凯乌斯（Mancaeus）在城中坚守，直到王室的援军终于由帝国各部和容许亚美尼亚官吏征兵的邻国集合起来，穿过东北各隘口前往首都进行支援。领袖塔格西莱斯（Taxiles）在米特拉达特斯战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劝提格兰避免交战，并建议他用骑兵包围罗马的小部队，让他们饿死。但罗马将军已决定开战，国王见他们率领不到一万人的军队来对抗自己兵力强其二十倍的军队，并且罗马人还勇猛地渡过了分隔两军的河流。他看见一边是“为使团太多，为军队过少”的小队人马，另一边是他自己的庞大军队，这些来自黑海、里海的人与来自地中海、波斯湾的人在此聚集，仅仅是让人望而生畏的长矛铁骑也多于卢库勒斯的整支军队，其中甚至还不乏按罗马式武装的步兵。于是提格兰当机立断，决定如敌人所愿开战。但亚美尼亚军仍在排兵布阵，卢库勒斯眼光非常锐利，发现他们忘了把守一个能够俯瞰其全部骑兵阵地的高地。于是他连忙率领两个军团攻占高地，与此同时，他兵力薄弱的骑兵队从侧面发动进攻，以转移敌人的注意力。他一到达高地，便率领小分队进攻敌军骑兵的后方。敌军的骑兵全军覆没后，他又猛攻敌军尚未完全组建完成的步兵，致使亚美尼亚的步兵落荒而逃。战胜方的公告上说，十万亚美尼亚人和五名罗马人阵亡，国王扔掉了他的头巾和王冠，带着几个骑士疾驰逃走，没有人认出他来。这公告是卢库勒斯仿照其老师苏拉的手笔写的。罗马纪元685年（即公元前69年）10月6日这一天，罗马人在提格兰城下所赢得的这场胜利，仍然是罗马的光荣战争史中最为辉煌的胜利。这场胜利不仅辉煌，而且意义重大。

底格里斯河以南所有从帕提亚人和叙利亚人手中夺来的土地，在战略上都不再属于亚美尼亚人了，大部分都落入到战胜者之手。大多数希腊人被迫移居此处，如今他们奋起对抗守军，为罗马军队大开城门，士兵们进城后便大肆劫掠。亚美尼亚的总督马伽达底已经撤掉了西里西亚和叙利亚的队伍以增强提格兰城下援军的兵力。卢库勒斯向叙利亚最北部的科马吉尼进军，对其都城萨撒摩撒他（Samosata）发动猛攻。他没有到达叙利亚本部，但远至红海的希腊人、叙利亚人、犹太人、阿拉伯人的统治者及民社都将罗马人奉为君主，并派遣使者前来表达敬意，甚至提格兰城以东的科杜内亲王也俯首称臣。然而，国王的兄弟古拉斯（Guras）在尼西比斯占地为王，占领着两河流域。卢库勒斯始终自诩为希腊人民的保护者，在科马吉尼，他将塞琉古家族的一个王子安条克（Antiochus）推上了王位。安条克—亚细亚人在亚美尼亚人撤退之后，便回到了安条克，卢库勒斯承认他为叙利亚王。他将被迫迁至提格兰城的居民送回到他们的家园。国王无尽的积蓄和宝藏——粮食多达三千万梅丁，单是提格兰城的钱财就有八千塔兰特——使卢库勒斯能够不开国库而支付战费。除了充裕的给养之外，士兵们每人还能得到八百第纳尔的奖金。

提格兰国王深感沮丧，他生性懦弱，处于顺境时便傲慢自大，处于逆境时便胆小怯懦。如果没有老米特拉达特斯，他或许能与卢库勒斯达成协议，国王有充分的理由作出巨大牺牲来换取这份协议，罗马将军也有在可接受范围内达成协议的理由。米特拉达特斯没有参与提格兰城周围的战事。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六、七月间，他在被软禁了二十个月后，由于国王与罗马人发生分歧才被释放。国王派他率领一万名亚美尼亚骑兵前往他的故国，威胁敌人的交通。国王召集全部兵力解救所建都城，但米特拉达特斯还未在那座都城有所作为便被召回，来到提格兰城下，遇到了正逃出战场的群众。上自国王，下至普通士兵，所有人都认为没有胜利的希望。但如果提格兰现在提出议和，不仅米特拉达特斯会失去复国的可能性，而且议和的第一个条件必定是把他交出来。提格兰无疑会用昔日博库斯对待朱古达的方法来对待他。因此，米特拉达特斯倾尽了全力来阻止这种转变，说服亚美尼亚朝廷继续作战，他在战争中已没有什么可失去了，却可能得到一切。尽管米特拉达特斯失去了王位，逃亡国外，但他在亚美尼亚朝廷里的势力却不容小觑。虽已年逾六十，他仍然精神抖擞，孔武有力，还能披着铠甲跃上马背，徒手格斗时寸步不让，不亚于最优秀的兵士。岁月和命运似乎磨砺了他的精神，早年时他通常派将军率兵出战，绝不亲自直接参战，到了晚年却亲自率兵在战场上搏斗。在他统治的五十年间，对于那些见证了多次史无前例变故的人来说，国王的事业绝不会因提格兰城之战的失败而告终。反之，卢库勒斯的境遇已经非常艰难，如果现在不议和，而是继续作战的话，他一定会陷入更为危险的境地。

这位饱经世事的老将与提格兰国王的关系如同父子一般，现在又用自己的个人魅力打动了国王，以他的魄力征服了那个懦夫，因此国王不仅决心继续作战，而且将战争的政治和军事指挥权委托给了米特拉达特斯。现在，战争由内阁竞赛转变成了全亚洲民族的战争。亚洲的君主和人民都应该为此事团结起来，以共同抵抗专横自大的西方人。人们竭尽全力调解帕提亚和亚美尼亚人的矛盾，说服他们团结一致对抗罗马。在米特拉达特斯的建议下，提格兰提出条件，把亚美尼亚人攻占的美索不达米亚、阿迪亚波纳和大峡谷，全部归还给阿萨息斯王家的神主弗拉特斯（Phraates，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即位），并与之建立友好的同盟关系。但是，由于之前发生的种种事情，这一建议恐怕不会顺利地为人所接受。弗拉特斯更愿意与罗马人而非亚美尼亚人缔结条约，以巩固幼发拉底河的疆界。在可恶的邻国和恼人的异族纷争不断之时，他宁愿袖手旁观。米特拉达特斯对东方各族的号召，比他对各国君主的请求更见成效，这场战争可以被称为东方对西方的民族战争，因为它本就是如此。此战也可以视为宗教战争，他宣称卢库勒斯（Lucullus）军队的目标是波斯南尼亚神（Nanaea，又名阿奈提斯）在以莱美斯（Elymais，今卢里斯坦）的庙宇，这是整个幼发拉底河流域最著名、最殷富的神庙。[4]在两位国王的号召下，远近各处的亚洲人蜂拥而至，团结一心以反抗不虔诚的异族，保护东方及其神灵。但事实已经证明，不仅集合庞大的队伍毫无用处，而且真正有能力行军打仗的队伍在这支大军中也成为了无用之物，被卷入全军覆没的危险之中。米特拉达特斯首先致力于发展在西方人中最弱、而在亚洲人中最强的兵种——骑兵。在他新编的队伍中，一半都是骑兵。至于步兵，他从应征入伍的士兵和志愿军中精心挑选合适的人，命其本部的军官训练他们。一支庞大的军队很快就集合于国王的麾下，然而这支军队的用途并不是一到战场上就与罗马的老兵决一胜负，而是仅限于防守和小规模作战。米特拉达特斯在上次的战役中就采取了不断退让、避免交战的方法，这次他仍然采取相似的战术，将亚美尼亚本部作为战场——此地是提格兰的祖传疆土，尚未完全受到敌人的侵害，而且就其自然状态和居民的爱国精神而言，它非常适于这种战争。(www.daowen.com)

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卢库勒斯陷入了困难重重且日益危险的境地。尽管他屡立战功，罗马城的人民却对他怨声载道。元老院认为他做事草率鲁莽，他得罪的资本阶级想尽一切阴谋诡计，并用行贿的手段将其罢免掉。公正和不公的控诉终日在罗马广场回荡，有人认为这位将军有勇无谋、贪婪叛逆，根本就不是罗马人；有人认为不应该赋予这样的人以无限的权力——两个平常省长的职务和一个重要的非常统帅之职。元老院采纳了后者的意见，竟然指派一名副执政官做亚细亚省长，执政官昆图斯·马尔库斯·雷克斯做西里西亚省长，并率领三个新兵团，使卢库勒斯只担任对抗米特拉达特斯和提格兰的统帅。

这些起于罗马的指控在伊里斯河和底格里斯河的军营中得到了危险的响应，更为危险的是，几个军官——包括将军的姻亲兄弟普布利乌斯·克劳狄乌斯（Publius Clodius）在内——借此煽动士兵。上述诸人故意散播谣言，声称卢库勒斯现在想使远征帕提亚与本都—亚美尼亚战争联合进行，结果士兵们更加义愤填膺。

然而，当政府和士兵们愤愤不平的情绪使得战胜的将军有被罢免和叛乱的危险时，他自己却像一个不顾一切的赌徒，继续加大赌注，增加风险。他的确没有进攻帕提亚，但提格兰既不表示和解，又不如卢库勒斯所愿，再度进行一场激战。卢库勒斯便决定从提格兰城进攻，穿过凡湖一带的险峻山地，进入东幼发拉底河（即阿萨尼亚斯［Arsanias］）流域，然后由此进入阿拉克斯河（Araxes）流域，亚美尼亚本部的首都阿尔塔沙特就位于阿拉拉特山的北坡，历代国王的城堡和后宫也坐落在这里。他希望能通过威胁国王所居住的城堡，以强迫他在途中或至少在阿尔塔沙特前方作战。当然，他必须得留下一支分队驻守在提格兰城。由于行军有可能再遭覆灭，所以只好削弱本都的兵力，再从那里集合部队进军提格兰城。可是最主要的困难是亚美尼亚的夏季很短，这非常不利于军事行动。亚美尼亚高原海拔五千英尺以上，埃尔泽鲁姆（Erzeroum）的小麦到六月初才发芽，九月收割的时候冬天就到来了。罗马军队必须最多在四个月内抵达阿尔塔沙特，并结束战争。

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仲夏，卢库勒斯从提格兰城出发，他要经过比特利斯山隘口，然后向西行至凡湖，到达穆什（Musch）高原，进入幼发拉底河流域。罗马军队一直在与敌军的骑兵，尤其是骑射兵进行非常恼人的小规模战斗，行军十分缓慢，但并未遭遇重大阻碍。亚美尼亚的骑兵在幼发拉底河的渡口严防死守，罗马军队冲破其防线，强渡过河。亚美尼亚的步兵也出现了，罗马军队想将他们卷入战斗之中，但没有成功。因此，罗马军队抵达了真正的亚美尼亚高原，并继续行军至不明之地。他们没有遭遇过真正的不幸，可单是险峻的地形和敌军的骑兵就不可避免地延缓了行军的速度，这是很大的不利。在他们距离阿尔塔沙特还有很长一段路程时，冬季便已经来临。意大利士兵眼见四周都是冰天雪地，严厉的军纪就如绷得太紧的弦一样，戛然而断了。

正式的兵变迫使将军不得不下令撤退，他用一贯的技巧完成了此次撤退。卢库勒斯安全抵达美索不达米亚，该地的气候仍适于继续行军，他渡过底格里斯河，以大部兵力进攻尼西比斯（Nisibis），这是亚美尼亚属下的最后一城。国王汲取了提格兰城下的经验，因此较为明智地对尼西比斯置之不理。尽管该城有坚固的防御，最终还是在一个雨夜被攻破，卢库勒斯的军队不仅获得了丰厚的战利品，还夺取了舒适的冬营，这冬营与去年提格兰城相比较也毫不逊色。

然而，与此同时，敌人倾其全部兵力攻击罗马驻守在本都和提格兰城的薄弱军队。提格兰国王强迫提格兰城的罗马指挥官卢奇乌斯·法尼乌斯——即以前塞多留和米特拉达特斯的中间人——入驻一座堡垒，并将他困在里面。米特拉达特斯率领四千亚美尼亚骑兵和四千自己的骑兵进入本都，作为解放者和复仇者号召全国人民奋起对抗公敌。举国上下都响应了他的号召。分散的罗马士兵通通被逮捕处死，本都的罗马将领哈德良率兵与其对抗，国王昔日的雇佣兵和许多随军为奴的本都人纷纷投靠敌军。这场兵力悬殊的战争持续了两天。只因本都王受了两处伤，不得不撤出战场，罗马指挥官才有机会结束这败局已定的战争，带着残余部队进入卡比拉（Cabira）。卢库勒斯另一名果敢的副将特利亚里乌斯（Triarius）碰巧来到这个地方，又收编了一些队伍，在与本都国王的斗争中取胜。但他的兵力不足以将国王再度逐出本都，因此只得眼看着国王在科马那驻扎冬营。

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的春季随之来临。罗马军队聚集于尼西比斯，士兵们在冬营中无所事事，将军又经常不在军营，因此军队越来越不服从命令，不仅他们强烈要求撤退，而且出现了一种非常明显的情况——如果将军不率领他们回国，他们便自行解散。军中物资匮乏，卢奇乌斯·法尼乌斯和特利亚里乌斯身处困境，他们派人恳请将军支援。卢库勒斯怀着沉重的心情不得已让步，放弃了尼西比斯和提格兰城，也抛下了其远征亚美尼亚的美好愿景，回到了幼发拉底河右岸。卢奇乌斯·法尼乌斯获救，但在本都，救援已经为时过晚。特利亚里乌斯的兵力不足以与米特拉达特斯抗衡，他坚守在加佐拉（Gaziura，位于伊里斯河上的土耳克萨尔，在托卡拉以西），将辎重都留在了达达萨。但是，在米特拉达特斯围攻达达萨之时，罗马士兵因担心失去他们的财物，便强迫其统帅离开这个安全的地方，在加佐拉和齐拉（Ziela，即Zilleh）之间的斯科特斯高地上与国王交战。

特利亚里乌斯所预料的果然发生了。尽管面临极其英勇的抵抗，国王亲自率领的一翼仍冲破罗马防线，将罗马步兵逼入了一条泥涧中。他们进退两难，遭到了残酷无情的屠戮。国王被一个罗马百夫长所伤，后者也因此牺牲了自己的性命。罗马军营被攻陷，步兵的精锐士兵与几乎全体中下级军官尸横遍野，尸体就这样遗弃在战场上，无人收埋。当卢库勒斯来到幼发拉底河右岸时，告知他战败消息的不是他自己的士兵，而是当地的居民。

伴随着这次战败而来的是军事阴谋的发生。正在这时，从罗马传来一个消息，说人民大会已决定，准许依法服役期满的士兵，也就是芬布里亚旧部退伍，并任命本年的两位执政官为本都和比提尼亚的统帅。卢库勒斯的继任者、执政官曼尼乌斯·阿奇利乌斯·格拉波里奥（Manius Acilius Glabrio），早已在小亚细亚登陆。解散最勇猛最易暴动的兵团，召回统帅，再加上齐拉战败的影响，正在将军最需要权力约束之时，军中的权力约束已荡然无存。他在小亚美尼亚的塔劳拉附近遭遇本都的军队，本都军的统帅是提格兰的女婿——米底亚的米特拉达特斯，他已在一次骑兵之战中打败了罗马人，国王的主力部队正由亚美尼亚向此处进军。西里西亚的新省长昆图斯·马尔奇乌斯（Quintus Marcius）在率领三个兵团前往西里西亚赴任的途中，来到了利考尼亚，卢库勒斯派人向他求救，马尔奇乌斯声称他的士兵们不愿前往亚美尼亚，他派人请求格拉波里奥担任人民所委托的元帅一职。此事现在已经变得十分困难且危险，因此格拉波里奥不愿接任。为了避免与亚美尼亚和本部的联军在塔劳拉交战，卢库勒斯不得不保留军队指挥权，并下令进攻前进的亚美尼亚人。

士兵们奉命进军，但当他们来到一个分岔路口时，一条路通往亚美尼亚，另一条通往卡帕多奇亚。大多数人都选择了后一条，前往亚细亚省。在那里，芬布里亚旧部要求即刻退伍，虽然统帅和其他队伍恳求他们放弃这一要求，但他们却仍然坚持：如果冬季到来时还没有敌军进犯，他们便解散。事实果真如此。米特拉达特斯不仅几乎再次占领了他的全部疆土，而且他的骑兵遍布整个卡帕多奇亚，远至比提尼亚。阿琉巴赞王求助于马尔奇乌斯，求助于卢库勒斯，求助于格拉波里奥，但都只是徒劳。一场指挥得如此精彩的战争竟然得到了这样令人难以置信的结果。如果仅从军事成就来说，罗马将军中再没有人能像卢库勒斯那样以如此微小的物力取得如此伟大的成就，苏拉的才能与好运似乎转移到了其弟子身上。在那种情形之下，罗马军居然能安然无恙地从亚美尼亚回到小亚细亚，这可谓是军事上的一个奇迹。据我们的判断，这个奇迹远远超过色诺芬（Xenophon）的撤退。健全可靠的罗马兵制与低效无能的东方兵制无疑是此事的主要原因，但无论如何，此次远征统帅的英名应在第一流的良将之列。如果卢库勒斯的名字不列在此之列，那么其原因只在于他所参与的战争没有在军事上传颂至今，而且评判的标准是：在任何事尤其是战事上，除了最终的结果外一切都无足轻重，而这次的结果是完败。战局的最后转变，主要是士兵的叛变，导致一场长达八年的战争最终一无所获。罗马纪元687—688年（即公元前67—前66年）冬季，罗马重新回到了罗马纪元679—680年（即公元前75—前74年）间所占的地位。

对海盗发动的海战与陆战同时爆发，且与陆战紧密相关，其结果也并不好于陆战。如上文所说，元老院于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作出了明智的决策，将肃清海盗的任务交托给一个最高海军统帅，即执政官马尔库斯·安东尼。但他们一开始就在选择元帅一事上铸成了大错，或者更确切地说，那些通过这种本属适宜的议案的人，没有考虑到元老院里所有个人问题都取决于西第古斯的势力和类似的党派。而且，他们还忽略了将这种重大任务所需的钱财和船只提供给他们所选的海军元帅，这就导致了他的大肆征发。他原本是援助各省人民的，但他大量搜刮民脂民膏，其行径与海盗无异。

结果与此相当。在坎帕尼亚海域，安东尼率领的舰队截获了一些海盗船。克里特人曾与海盗交好并与之结盟，安东尼要求他们终止与海盗的联盟关系，但遭到克里特人的断然拒绝，于是双方开战。克里特军的将军拉斯特涅斯（Lasthenes）和潘那里斯（Panares）在其岛屿之外与罗马人进行了一番海战，当他们凯旋回到奇多尼亚（Cydonia）时，用安东尼船上准备捆海盗的铁链，将这位罗马将军及其他俘虏捆在了所截获的罗马船上。安东尼由于作战轻率，导致战争消耗巨大，却没有取得丝毫收获，他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死在了克里特。安东尼的远征收效甚微，且建造的舰队开销不菲，寡头党不愿意赋予地方官吏较为广泛的权力，因此在安东尼去世而这件事实际随之结束之后，他们没有再推举一个海军元帅，而是恢复旧制，让各省的省长处理本省的剿匪事宜。例如，卢库勒斯所组建的舰队，就在爱琴海致力于此项任务。

然而，就克里特人而言，唯有宣战才能一雪在奇多尼亚海外所受的耻辱，甚至当时那些堕落的罗马人也这样认为。可是克里特的使者在罗马纪元684年（即公元前70年）曾来到罗马，请求带回俘虏，重建联盟关系，并几乎获得了一个有利的元老院法令。可是此时元老院通过一项正式决议，规定克里特使者向罗马银行家所借的债款不可起诉——除非元老院因贪污受贿而失去职能，否则这些债款便不可起诉——于是颁布了一道法令：克里特各民社若要避免战争，就不仅要交出罗马逃兵，还要交出奇多尼亚海外暴动的始作俑者——拉斯特涅斯和潘那里斯等领袖——给罗马人按罪处罚。他们还需交出所有四只桨以上的大小船只，配备四百名人质，并缴纳赔款四千塔兰特（合九十七万五千英镑）。使者们声称他们无权接受这些条款，政府便指派第二年一个执政官前往克里特，以在那里取得其所要求的东西或开战。

罗马纪元685年（即公元前69年），继任的执政官昆图斯·梅特路斯来到克里特海域。以较大城市哥提那（Gortyna）、克诺索斯（Cnossus）和奇多尼亚为首，岛上各民社，决定宁愿以武力自卫，也不接受那些过分的要求。克里特人是一个顽强不屈的民族，海盗业与其公私生活紧密相关，正如劫掠同埃托利亚人的关系一样。但论勇猛和其他方面，他们与埃托利亚人相似，因此希腊只有这两个民社在进行勇敢而光荣的斗争，以争取独立。梅特路斯率领三个兵团在奇多尼亚登陆，拉斯特涅斯和潘那里斯则率领二万四千名克里特军准备迎战。双方在旷野中交战，经过一场激烈的争斗，罗马人取得了胜利。尽管如此，各城守军却坚守城防以抵抗罗马将军。梅特路斯决定对这些城市依次发动围攻，他的第一个目标是奇多尼亚，战败军的残余部队在此躲避。经过长时间的围攻，潘那里斯提出，若能准许他自由离城，便交出此城。拉斯特涅斯已逃出奇多尼亚，又被再次围困于克诺索斯。当这座堡垒也濒于陷落之时，他毁掉了城内的财宝，然后逃到了那些继续守卫的地方，如莱克托斯（Lyctus）、伊柳塞拉（Eleuthera）及其他地方。两年（罗马纪元686年即公元前68年，罗马纪元687年即公元前67年）时间过去了，梅特路斯成为了全岛的统治者，至此，希腊自由国土的最后一块地盘也落入了罗马人之手。克里特各民社是希腊共和国中最早发展自由城邦政体和海权的，也是希腊昔日遍布地中海的海国中最后屈服于罗马陆权的。

举行另一个寻常凯旋礼的法定条件也已齐备。梅特路斯氏族除了“马其顿克星”、“努米底亚克星”、“达尔马提亚克星”和“巴利阿里克星”的称号之外，现在又以同等权利增加了一个新称号“克里特克星”，罗马又多了一个足以令其自豪的人。然而这几年间，罗马人在地中海的势力最为衰落，海盗的势力却最为强盛。据说海上的西里西亚人和克里特人当时有一千艘船，难怪他们会嘲笑战胜伊索里库斯和克里特的胜利是毫无意义的胜利。关于海盗如何干涉米特拉达特斯之战，海盗国如何尽力援助顽强抵抗的本都城市，上文已有叙述。但这个国家自营的事业，其规模也同样巨大。罗马纪元685年（即公元前69年），几乎就在卢库勒斯舰队的目睹下，海盗阿瑟诺多鲁斯（Athenodorus）对提洛岛发动攻击，破坏了该岛远近闻名的祠堂庙宇，并将全体居民掳走为奴。西西里附近的科帕拉岛每年都向海盗缴纳固定的年金，以免遭受这样的攻击。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整装待发于西西里的一支罗马舰队与另一个海盗首领赫拉克良（Heracleon）交战，最后这支舰队被赫拉克良所毁，如今海盗竟敢只带领四艘敞船驶入叙拉古的港口。两年后，他的同党波伽宁（Pyrganion）甚至也在这个港口登陆，并在此据守，派遣别动队进入该岛，直到罗马省长最终迫使他登船驶去。罗马人在所有省份都配备了舰队和海岸巡防队，至少因此而征税，人们最后对此也习以为常。然而海盗似乎还如往常一样劫掠各省，与罗马省长的行径无异。甚至圣地意大利也不再受到这些无耻之徒的尊重，他们从克罗顿将拉金的赫拉庙内的财宝洗劫一空。他们在布林迪西、米塞努姆、卡耶塔（Caieta）和伊特鲁里亚的港口登陆，甚至还登陆于奥斯提亚。他们俘虏了最杰出的罗马军官，其中包括西里西亚军的舰队司令、两个副执政官和全体随从，还劫持了那令人生畏的束棒和官爵标志。罗马海军统帅安东尼奉命歼灭海盗，海盗便将他的姊妹从米塞努姆的一座别墅中掳走了。奥斯提亚港口配备有攻打海盗的罗马舰队，由一位执政官指挥，海盗却将其毁灭了。拉丁人、阿皮安大道上的旅人、人间天堂贝亚的高贵浴客，他们的财产和生命时刻都面临着危险。所有贸易和交通都暂停了，最可怕的物资短缺盛行于意大利，尤其盛行于以海外粮食为生的首都。那个时代的人和历史对于这种无法忍受的困苦怨声载道，这里略加叙述也就够了。

上文已经描述了苏拉所恢复的元老院如何保护马其顿的边境，惩戒小亚细亚属国的君主以及部署海上警卫，可没有一处取得令人满意的结果。还有一件或许更加紧急的事，就是监视各省，尤其是意大利无产阶级，此事也没有获得较好的成效。奴隶无产阶级的疮毒腐蚀着所有上古国家的精髓，奴隶数量越多，势力越强盛，这种情形便愈甚。因为在当时的情形之下，国家的富强照例会导致奴隶数量的过度增加，此事对罗马造成的危害自然比其他上古国家更为严重。甚至在罗马纪元六世纪，逃亡的畜牧奴隶和种植奴隶结伙作乱，政府不得不派兵镇压。意大利投机者推行的田庄制度越来越盛行，这大大增加了奴隶叛乱的危险。在格拉古昆仲和马略的政变时期，奴隶叛乱在罗马帝国的多个地方兴起，甚至在西西里演变成了两场血战（罗马纪元619—622年，即公元前135—前132年）。但在苏拉死后复辟政府执政的十年间，既是海盗们的黄金时代，也是陆上同类劫匪的黄金时代，在一向管理较佳的意大利半岛尤其如此。这里再无安宁可言，在首都和意大利人烟稀少的地区，每天都会发生劫掠案，谋杀也屡见不鲜。或许就在这时，政府颁布了一道特殊的法令，禁止绑架外籍奴隶和自由人，一项针对强取田产的特殊诉讼法也大约在此时颁布。这些罪行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虽然犯下这些罪行的通常是无产阶级，但上层阶级作为其精神上的发动者和利益的共享者，在很大程度上也脱不了干系。掳人和抢占田地通常由大田庄的管家提议，然后交由聚集在那里并配备有武器的奴隶去执行。献殷勤的奴隶管家就这样帮助主人获得东西，正如墨菲斯特（Mephistopheles）替浮士德（Faust）获得菲勒蒙（Philemon）的菩提树一样，对此，甚至是非常体面的主人也不以为耻。从加重对侵犯所有权的武装人群的惩罚一事，可见当时的情形如何。大约在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5]，贵族党的一个贤能之士马尔库斯·卢库勒斯负责首都的司法事务，创行了这项法律，并宣称其目的在于使奴隶主加强对奴隶的管束，以免目睹罪奴受到法律的严惩。该地奉贵族党的命令实行劫掠和谋杀，奴隶和无产阶级民众自然也要为了自己的利益来进行抵抗。一个火星就足以点燃这样的易燃物，将无产阶级转化为一支起义军。机会很快就来了。

如今，在意大利的各项公众娱乐中，决斗戏居于首位，因此在意大利建立了许多训练所，卡普亚及其周围地区数量尤多。这些训练所一方面用于羁押，一方面训练那些为了取悦群众而注定要杀人或被杀的奴隶。这些人当然大部分都是在战争中被俘的勇士，他们从未忘记自己曾与罗马人在战场上兵戎相见。这种暴徒有些是从卡普亚一个训练所中逃出来（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躲避在维苏威（Vesuvius）山上。他们的首领是两个凯尔特人，大家都以其奴隶名字称呼他们，一个叫做克雷斯（Crixus），一个叫做俄诺玛俄斯（Oenomaus），还有一个色雷斯人，叫做斯巴达克斯（Spartacus）。斯巴达克斯或许是贵族斯帕尔多库斯氏（Spartocids）的后裔，在其故乡色雷斯和潘提卡彭（Panticapaeum），该族甚至曾享有王者之尊，斯巴达克斯曾服役于罗马军的色雷斯助战队，后逃往山中成为劫匪，最后又被抓来供决斗戏之用。

这一小股劫匪最初只有七十四人，但很快便集结了周围城市的人，势力迅速发展壮大。他们的劫掠不久便使坎帕尼亚这种富庶地区的居民大感困扰，他们曾试着靠自己的力量进行抵抗，但一切都是徒劳，后来便求助于罗马城。克洛狄乌斯·格拉伯（Clodius Glaber）率领仓促集结的三千名兵士赶来，驻守于维苏威山口，打算饿死那些奴隶。但这些劫匪尽管人数甚少，武器也不齐全，却勇敢地爬下悬崖峭壁，对罗马部队发动袭击。可怜的士兵们一看到这些攻其不备的小队暴徒，便四下逃散。这首次胜利使劫匪获得了更多的武器，队伍也更加壮大了。虽然即使是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只能手执削尖的木棍。兵力更为强大的新民兵分队——由副执政官普布利乌斯·瓦里尼乌斯（Publius Varinius）率领的两个兵团——从罗马向坎帕尼亚进军，发现劫匪的军队已驻扎于平原，与正规军无异。瓦里尼乌斯身处困境，他的民兵分队被迫在敌军的对面安营扎寨，由于秋季气候潮湿，疾病大大削弱了其战斗力。比时疫更糟糕的是，一些胆小的士兵不服从命令，于是军队人数日渐减少。他部下一支队伍在一开始就全军覆没了，逃兵没有回到主力部队，而是径直回家了。后来当瓦里尼乌斯下令向敌人的堑壕进军并对其发动攻击时，军队中的多数士兵拒不从命。尽管如此，瓦里尼乌斯仍率领部队进攻劫匪，但劫匪早已不见踪影，他们已经悄然离去，转而南下，朝皮琴提亚（Picentia，即阿马尔菲［Amain］附近的维琴察［Vicenza］）进发，瓦里尼乌斯的确在此处赶上了他们，但无法阻止其退过西拉鲁斯河（Silarus），深入卢卡尼亚内地，那里是牧人和劫匪的乐土。瓦里尼乌斯也跟到了河对岸，受到轻视的敌军竟在那里布阵备战。战争的所有情形都不利于罗马军。士兵在不久之前虽强烈要求开战，但现在却处于劣势。瓦里尼乌斯彻底被击败，他的战马和官徽连同罗马军营都落入了敌人之手。南意大利的奴隶，尤其是勇猛的半野蛮牧人，成群结队地涌至这意外出现的拯救者旗帜之下。根据最保守的估计，武装反叛分子的人数骤增至四万。劫匪刚刚撤退出坎帕尼亚，该地很快便被再次占领。盖乌斯·托拉尼乌斯（Gaius Thoranius）是瓦里尼乌斯手下的财务官，此时他率领罗马军留守此地，但被叛军所歼灭。意大利整个南部和西南部的旷野地带均为获胜的劫匪首领所有，甚至像布鲁提区的康森提亚（Consentia），卢卡尼亚的图里和梅塔彭图姆，坎帕尼亚的诺拉和努塞里亚等大城，也都被他们所攻陷，饱受摧残。获胜的野蛮人强加于无保护的文明人的，脱了枷锁的奴隶能加于旧主人的，它们都经受过。不幸的是，这样的冲突完全一反常态，而且与其说它是一场战争，倒不如说是一次大屠杀。主人当然会把每位被俘的奴隶钉在十字架上，奴隶当然也会杀戮他们的俘虏，或对其施以更具嘲讽意味的报复，甚至强迫罗马俘虏进行决斗戏，自相残杀。例如后来在一个战死沙场的劫匪首领的葬礼上，有三百个俘虏被迫进行决斗。

在罗马城内，人们自然会担心这日益蔓延且极具破坏性的大火。次年（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他们决定派两名执政官前去对抗凶恶的劫匪首领。副执政官昆图斯·阿里乌斯（Quintus Arrius），是执政官卢奇乌斯·盖利乌斯（Lucius Gellius）的副将，他发现克雷斯率领的凯尔特人已从匪军的大部军队中分离出来了，并自行征收贡献，他竟然能在阿普里亚的加尔加努山（Garganus）成功将他们全数俘虏歼灭。但此时，斯巴达克斯在亚平宁山和北意大利取得了更为辉煌的胜利。首先是执政官格涅乌斯·伦图卢斯（Gnaeus Lentulus）试图在这里围捕劫匪而未能得逞，之后便是他的同僚盖利乌斯和最近获胜的副执政官阿里乌斯，以及最后在穆提那，阿尔卑斯南侧的高卢省长盖乌斯·卡西乌斯（Gaius Cassius，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执政官）和副执政官格涅乌斯·曼利乌斯（Gnaeus Manlius），他们相继被斯巴达克斯击败。这样一群几乎没有武器的奴隶竟能令罗马军团生畏，一连串的战败使人不禁想起了汉尼拔战争的最初几年。

如果这些获胜队伍的首领不是逃亡的决斗奴隶，而是奥弗涅（Auvergne）山中或巴尔干半岛的民族君主，那么结果将会怎样，我们无法断言。此次奴隶运动虽然取得了辉煌的胜利，但其性质仍和之前一样，是劫匪发动的暴动，它的最终失败并非由于敌人的势力过于强盛，而是由于内部不和，缺乏明确的计划。早年在西西里的奴隶战争中，团结一致对抗公敌的情形较为突出，但在此次的意大利奴隶战争中却没有出现——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可能是由于西西里的奴隶有共同的叙利亚—希腊文化作为民族团结的核心，而意大利的奴隶却分为希腊蛮族和凯尔特—日耳曼人两个团体。凯尔特人克雷斯与色雷斯人斯巴达克斯的决裂——俄诺玛俄斯已死于最早的一场战斗——以及其他类似的冲突，使他们无法利用所获得的战绩，由此而为罗马人赢得几次重要的胜利。但相比于凯尔特—日耳曼人的拒不从命，缺乏明确的计划和目标所造成的危害更大。对于斯巴达克斯，我们知之甚少，但据我们所了解的来看，这个不凡的人在这一方面绝对优于他的同辈。他不仅善战，而且还展示出了超乎寻常的组织能力，因此从一开始，他在管理队伍和分配战利品上的公正无私便已至少与其骁勇善战一样，赢得了民众的赞赏。为了补救骑兵和武器的极度缺乏，他试图用那些从下意大利掳来的马匹训练一支骑兵。他一得到图里港，便立即从那里获得铜铁，当然是以海盗作为媒介。但他基本上无法使他率领的野蛮部队向固定的目标前进。

没有一个意大利城市自愿与叛党联合，其主要原因是劫匪攻陷城市时通常为所欲为，残忍粗暴。斯巴达克斯非常乐于制止这种暴乱，但劫匪首领在作战时所享有的威望，随着胜利的来临而消逝了，他的抗议和请求均告无效。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奴隶军在亚平宁山获胜后，各方的道路都任由他们自由通行。据说，斯巴达克斯本人想要越过阿尔卑斯山，以便打开自己和部下回凯尔特或色雷斯故乡的道路。如果这一说法确有依据，那么我们便能看出这位常胜将军是如何不看重他的成就和势力。他部下的士兵不愿这么快就放弃意大利的财富，斯巴达克斯便决定前往罗马，据说计划封锁首都，然而，军队对这个冒险却计划周密的行动表示反对。他们的首领渴望做一个将军，但他们却强迫他仅仅只做一个劫匪首领，继续在意大利漫无目的地游走并伺机劫掠。事情发展成这样，罗马可能会引以为幸。但即便如此，罗马人也并无良策，他们缺乏训练有素的士兵和经验丰富的将军。昆图斯·梅特路斯和格涅乌斯·庞培任职于西班牙，马尔库斯·卢库勒斯任职于色雷斯，卢奇乌斯·卢库勒斯任职于小亚细亚，可供调遣的只有未受训练的民兵和实力平平的军官。副执政官马尔库斯·克拉苏被任命为意大利的特任元帅，他虽然不是威名远扬的将军，但曾在苏拉部下屡立战功，至少还有这个资格。八个军团都由他指挥，这支军队即使战斗力一般，至少数目惊人。这位新元帅刚刚走马上任便施行极为严苛的军法，惩治了遇到匪军便弃械逃跑的第一支部队，该部队每十人中就有一人被处以死刑。从此，各军团确实比以前更加勇猛了。斯巴达克斯在接下来的一次战役中被打败，设法经卢卡尼亚撤退至利基翁。

那时海盗不仅控制着西西里海域，而且还控制着叙拉古港。斯巴达克斯想借助他们的船只运一支部队进入西西里，西西里的奴隶只待一个鼓动，便会发动第三次叛变。进军利基翁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海盗或许是畏惧副执政官盖乌斯·维列斯（Gaius Verres）在西西里设立的海岸巡防队，或许是被罗马人所收买，从斯巴达克斯手中收取了约定的酬金，却不替他效劳。同时，克拉苏紧随叛军之后，几乎到了克拉蒂河（Crathis）的河口处。他知道士兵们不喜作战，便效仿西庇阿在努曼提亚城下的方法，命他们修筑一道长五十一公里的坚固城墙，隔绝布鲁提半岛与意大利其他各部，[6]拦截从利基翁返回的叛军，切断他们的粮道。然而，在一个冬夜，斯巴达克斯冲破了敌军的防线，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春季又来到了卢卡尼亚[7]。之前所做的辛苦工作都成了徒劳，克拉苏丧失了完成任务的信心，他要求元老院将马尔库斯·卢库勒斯部下驻扎在马其顿的军队和格涅乌斯·庞培部下驻扎在近西班牙的军队都召回意大利，以支援他的部队。

然而并没有必要采取这样偏激的步骤，匪军的内部，分裂和嚣张傲慢的气焰，足以使其获得的成功化为乌有。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再次脱离了以色雷斯人为首领的劫匪联盟，以至于在他们本国人甘尼克斯（Gannicus）和卡斯图斯（Castus）的领导下，分别葬送在了罗马人的刀剑之下。有一次在卢卡尼亚的湖边，斯巴达克斯及时出现救了他们，于是他们便在他的营地附近驻扎。但克拉苏用骑兵牵制住了斯巴达克斯，同时还包围了凯尔特的部队，迫使他们单独应战，凯尔特全军——据说有一万二千三百名战士——全部战死沙场，他们胸前全都布满了伤痕。接着斯巴达克斯意欲率领部队进入佩特利亚（Petelia，位于迦拉布利亚附近的斯特龙戈利）周围的山区，此时罗马的先锋部队追了上来，但被他打败了。不过在此次战斗中，得胜军的损失比败军还要大。叛军沉浸在战胜的喜悦之中，不愿继续撤退，并强迫其首领率领他们穿过卢卡尼亚，进军阿普里亚，以进行最后的决战。在战争开始之前，斯巴达克斯首先刺死了他的战马。无论处于顺境还是逆境，他对部下都保持绝对忠诚，如今他的所作所为就是要向部下表示，此战不管是对于他还是对于所有人来说都只有两个结果，要么取得胜利，要么牺牲生命。在交战过程中，他如一头雄狮般奋勇搏斗，两名百夫长都死于他之手。即使受伤跪倒在地，他仍挥舞着长矛刺向逼近的敌人。

就这样，伟大的叛军首领和他最拔尖的同伴被自由人和光荣的罗马士兵所杀（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取得代价如此昂贵的胜利之后，获胜军队与战胜了塞多留党的庞培军队一同在阿普里亚和卢卡尼亚全境展开追捕，此次行动是空前绝后的，其目的是扑灭大火的最后一颗火星。即使在南部地区——如小城泰普萨（Tempsa）于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被一群劫匪所占领——和饱受苏拉没收土地之苦的伊特鲁里亚，至今也没有得到普遍的安宁，然而官方却认为意大利已经恢复了和平，至少那些失去得很不光彩的鹰徽失而复得了——只在战胜了凯尔特人后才得到了五个鹰徽。从卡普亚到罗马，沿路有六千个十字架钉着被俘的奴隶，这证明秩序已经重新建立起来，公认的权力再度树立。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苏拉复辟的十年间发生的大事。在此期间发生的所有运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的——包括雷必达的叛变，西班牙移民的起事，色雷斯、马其顿和小亚细亚的战争，海盗和奴隶的暴动——都不是影响国家命脉的巨大危险。可是国家在所有斗争中都几乎是为了生存而战，原因就在于当这些问题还较容易解决的时候，全都没有得到及时的处理，忽略了最简单的预防措施，从而导致了最可怕的危害和不幸，并将从属阶级和无能的君主转变成了对等的敌人。平民党和奴隶叛乱无疑已被镇压，但就此等胜利而言，胜者既没有因此而欢欣鼓舞，兵力也没有随之增强。政府中两位最具威名的将军，在长达八年的战争中胜少败多，并且没能制伏叛党首领塞多留及其西班牙游击队，只有他同僚的匕首才能使合法政府取得塞多留战争的有利结果。至于那些奴隶，战胜他们并不是光荣的事，而比这更为耻辱的则是与他们多年对等作战。汉尼拔战争过去了仅仅一百多年，当体面的罗马人回想起国家自那个伟大时代以后所经历的快速衰落，一定会觉得羞愧无比。那时意大利的奴隶像一堵坚固的城墙，抵抗着汉尼拔的老兵，而现在意大利的民兵一见到逃奴的棍棒便胆怯得像筛糠一样四下逃窜。那时每一位普通军官在必要时都会担任将军，虽然往往战败，但他们是为了荣誉而战，可如今在所有的高级军官中，连一个能力平常的领袖都很难找到。那时政府宁可让农民都放弃耕种，也不愿放弃征服西班牙和希腊，如今他们又要舍弃这两个获得已久的地区，仅仅是为了能在本国对抗叛变的奴隶。斯巴达克斯也像汉尼拔一样率军穿过意大利，从波河走到西西里海峡，打败了两位执政官，封锁了罗马城。对抗昔日的罗马，必须由古代最伟大的将军来指挥作战，而对抗如今的罗马，一个勇敢的劫匪首领便能胜任。那么，就不必奇怪没有新生力量从这种对劫匪首领和叛党的胜利中诞生了。

然而，对外战争的结果更不尽如人意。色雷斯—马其顿战争的结果虽然确实与人力和财力的消耗十分不对等，但还没有直接造成不利的影响。另一方面，在小亚细亚之战和对海盗的战争中，政府显然一败涂地。前者的结局是失去了八年浴血奋战所获得的一切，后者的结局是罗马人被尽数逐出“他们自己的领海”。罗马曾充分意识到其在陆地上的势力无法抵御外来侵略，于是将优势转移到了海上。如今这个泱泱大国在海上毫无势力，似乎即将失去至少亚洲大陆的统治权。国家的种种实力——安全的边境，平安无阻的交通运输，法律的保护，管理得当的政府机构——都在罗马国所统一的各邦中荡然无存，赐福之神似乎降临在了奥林匹斯山，使这个可怜的世界任由官吏或个人所摆布，饱受劫掠和折磨。将国家的衰落视为公众之不幸的，或许不只是那些拥有政治权力和爱国精神的人。无产阶级发起的暴动和海盗劫匪的行径，令人想到了那不勒斯王费迪南德（Ferdinands）时代，它们将衰落之感传到了意大利最偏远的山谷和最穷困的茅屋，使每个从事商业贸易或甚至只是买一斗小麦的人，都觉得这是切身的灾难。

如果要追究这种可怕且史无前例的灾难因谁而起，我们有充分的理由将之归咎于许多人。眼里只有金钱的奴隶主，不服从命令的士兵，怯懦无能或鲁莽愚昧的将军，欺行霸市的奸商，全都难辞其咎，或者更确切地说，谁能逃脱罪责！人们本能地认为这种不幸、这种耻辱、这种骚乱太过于严重，绝非一人所为。罗马共和国的伟大功绩不是杰出的个人所建立的，而是组织健全的公民团的成果，因此这个庞大结构的衰落也不能归咎于个人的破坏力，而是由于普遍的瓦解。大多数公民都是平凡之辈，建筑物每块腐朽的石头都可能造成整体坍塌，所以整个民族所遭受的灾祸都是在自食其果。如果就因为政府是作出最终具体决策的国家机构，我们便认为它应该承担国家所有可治之症和不可治之症的责任，未免有失公正，但政府确实应当承担大部分责任。例如，在亚洲战争中，当权贵族没有一个人遭受明显的失败，而且至少就军事而言，卢库勒斯不仅才能出众，而且备受称赞。因此非常明确的是，导致失败的罪责应归咎于制度和政府——起先是放弃了卡帕多奇亚和叙利亚，后又因优柔寡断使这位良将处于危险的境地。海上警备也是如此，元老院原本打算全面追捕海盗，此项计划在执行之时便遭到破坏，后来完全作废了，因此元老院又采取愚蠢的老办法，派军团与海盗交战。塞尔维利乌斯和马尔奇乌斯远征西里西亚，梅特路斯远征克里特，都是采取的此种方法，特利亚里乌斯也按这种方法修筑了一道环绕提洛岛的城墙以抵御海盗。这种保卫海洋主权的做法，令人不禁想起波斯大王曾用武力收复海权。因此，全国人民将这种失败大部分归咎于复辟政府是颇有道理的。在格拉古、马略和萨图宁覆败之后，此等管理失当的状态随寡头政府的复辟而出现，但寡头政府从未如此暴戾懈怠，也从未如此腐败凶恶。可是，当一个政府无法实行统治之时，便不再是个合法的政府，有能力推翻它的人便也有了推翻它的权利。毫无疑问，无能而残忍的政府可以长期践踏国家的幸福与光荣，这虽然非常不幸，但却是事实。后来有人有能力或愿意用政府自造的可怕武器来对抗它，并从贤人的义愤和大众的苦难中激起在此等情况下合法的革命。假如国家命运的博弈可以是一件乐事，或能长期进行下去而不受干扰，但这却是一个危险的博弈，赌徒可能会深陷其中。那么，如果有人用斧头将结出这种果实的树连根拔起，也没有人会去指责这把斧头。对于罗马寡头政府，现在已经到了这个时候。本都—亚美尼亚战争和海盗事件，成为了最可能导致推翻苏拉宪法和成立革命军事独裁制的因素。

[1]埃德萨国的开创，在其本国编年史中列在罗马纪元620年（即公元前134年），但开国后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才传到以后见于此地的阿拉伯王朝阿伯伽罗斯和曼诺斯。该王朝显然与提格兰大王将许多阿拉伯人迁至埃德萨、迦里罗、迦拉等地有关。关于此事，普鲁塔克也说提格兰转移了穹庐阿拉伯人的风俗，使他们迁至距其国较近的地方，以便借他们的力量取得商业利益。大概这句话的意义是，贝都因人惯于开辟穿过他们境内的路线，在路线上征收定额的过境税，他们为大王管理通行税，在幼发拉底河的渡口替他和他们自己征收通行税。普林尼称他们为“欧斯隆的西阿拉伯人”，他们必然就是阿夫拉尼乌斯所平定的阿蒙山的阿拉伯人。

[2]有一个争论的问题：这个假的或真的遗嘱究竟是出自亚历山大一世（死于罗马纪元666年，即公元前88年），还是出自亚历山大二世（死于罗马纪元673年，即公元前81年），人们常断定其出自前者，不过理由不够充足。因为西塞罗未言埃及于罗马纪元666年（即公元前88年）归于罗马，而言埃及在该年或之后归于罗马。亚历山大一世死在国外，亚历山大二世死在亚历山大城，有人由此推测，遗嘱所称留推罗的财宝必属于前者，他们却忘了亚历山大二世到埃及才十九天便被弑，那时他的财宝或许还在推罗。另一方面，亚历山大二世是拉吉德王家最末的真后裔，这是确定无疑的，因为在罗马经同样情形获得波加蒙、昔兰尼和比提尼亚时，指定罗马为继承者的，永远是王家最末的子孙。古代的宪法，至少应用到罗马属国的宪法，似乎不绝对给在位君主最后支配其国的权利，只在缺乏有继承权的亲属时，他才有这种权力。遗嘱究竟是真是假，我们无从考证，并且不甚重要。我们没有认之为伪造的特殊理由。

[3]萨绍就地考察，已证朋提格兰城在尼西比以西约两日程的马丁，不过萨绍所确定的地点却还有可疑之处。反之，我们反对他分析卢库勒斯这次战役的说法，因为据他所假定的路线，实在谈不到渡过底格里斯河。

[4]西塞罗所指的不是别处，必是埃利迈省一个殷富庙宇，叙利亚和帕提亚国王的寇抄军照例以这里为目标，大概这是一个最驰名的庙，他所指的绝不是科马那庙或任何在本都国的神祠。

[5]旧法律把强盗包括在窃贼之中，这些法规开始造成以强盗为另一种罪的观念。

[6]这条线长五十一公里，大约不是由斯奎拉切到皮佐，而是再往北去，约在卡斯特罗维拉里和卡萨诺间横断半岛，半岛在此地按直线算，宽约四十三公里。

[7]克拉苏于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被任命为最高统帅，由“雪夜”可知，两军在布鲁提长城度过罗马纪元682—683年（即公元前72—前71年）的冬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