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拉逝于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当时他恢复的寡头政府完全掌控着整个罗马国家。但这个政府是依靠武力建立起来的，因此它仍需诉诸武力才能在无数潜在或公开的敌人面前捍卫自己的地位。对抗它的并不是某个有明确目标并隶属于公认首领之下的单纯党派，而是成分极为庞杂的一群人。他们被通称为平民党，但实际上他们却以各不相同的立场和大相径庭的目的，来反对苏拉的共和组织。这其中包括拟订法律的法学家，他们既不参政，也丝毫不了解政治，但对苏拉独断专行地处置公民的生命及财产的行为感到深恶痛绝。即使苏拉在世时，所有的反对派都噤若寒蝉，这些严肃的法学家就已经揭竿而起，反对摄政。例如，剥夺了各意大利公社罗马公民权的科尔涅利乌斯法，在司法裁决中全部被视为无效。同样地，若一位公民在革命期间成为战俘而后被卖作奴隶，法庭也认为他并未丧失公民权。旧时元老院中的少数自由派仍有存在者，他们以前致力于与改革派和意大利人达成妥协，现在则秉承同样的精神对平民党作出让步，以改良苏拉那种强硬的寡头体制。更有甚者，在所谓的平民党中，那些真诚笃信而心胸狭窄的激进分子，他们曾为了如今的党纲口号而牺牲自己的财产甚至生命，在胜利之后，却悲痛地发现他们所奋斗以求的并不是事实，而是一句空话。他们的特殊目的是恢复保民官的权力。苏拉虽然没有废除他们的权力，但剥夺了其最重要的特权。由于这种制度没有显著的实际用途，且事实上只是一个虚幻的幽灵，因此保民官的权力对于民众更能发挥神秘的魔力——一千余年后，仅仅是保民官这一名目就能使罗马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尤为重要的是，一些人数众多且位高权重的阶级对苏拉的复辟感到不满，他们的政治利益或个人利益遭到了直接损害。其中部分生活在波河与阿尔卑斯山之间富庶区的人民属于反对派，他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于罗马纪元665年（即公元前89年）授予的拉丁权只是所有罗马公民权的一部分，这样做容易引起骚乱。属于此类的还有自由民，他们人数众多，资产雄厚，且聚居于首都，因此尤为可畏。复辟之后，他们重新回到之前无实际作用的表决权地位，对此他们感到无法忍受。许多大资本家也处于相同的地位，他们谨慎小心，保持缄默，但仍似往常一样怀有满腔的怨恨，掌握着坚不可摧的势力。首都的民众意识到只有白送粮食才能获得真正的自由，因此也感到不满。受到苏拉没收财产之害的公民更加义愤填膺——他们如庞培人一样，财产被苏拉的殖民者所剥削，并与后者同处一座城墙之内，双方陷入了无休止的纷争之中。抑或如阿雷提纳人（Arretines）和沃拉帖雷人（Volaterrans），虽实际保有其领土的所有权，但头顶似乎悬挂着“达摩克利斯之剑”，随时有被罗马人没收土地的危险。尤其如在伊特鲁里亚，留守故地的人沦为乞丐，逃入森林的人沦为盗贼。最终，那些平民党首领有的因复辟而丧命，有的流浪于毛里塔尼亚海岸，或旅居于米特拉达特斯的宫廷和军队中，饱受流亡异乡之苦，他们所有的亲属和自由民都开始躁动不安。由于紧密的家族联系主宰着当时的政治见解，因此那些留在国内的人为了维护脸面，[1]就必须设法使流亡在外的亲属获得回归国土的特权。如果亲属不幸客死他乡，他们至少也须尽力将那沾在其遗属及子孙身上的污点抹去，并将祖传的产业归还给其子孙。尤其是罪人的子女已被摄政者贬为法律上的贱民，他们实质上是受到法律的召唤，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现有的秩序。

反对派除以上各部外，还加上了全体的破产之徒。这些乌合之众不分贵贱，将其全部资产通通挥霍于或高雅或庸俗的酒色之中。其中有高官贵族，他们除债务外无以见其高贵；有苏拉的士兵，他们虽能依据摄政者颁布的法令成为地主，却无法成为农民，当挥霍掉罪人的第一批遗产后，他们还渴望得到第二批——这些人只顾等待那召集其共同反抗现有秩序的旗帜展开，至于旗帜上还写着什么，他们却毫不关心。基于相同的需要，所有雄心勃勃并寻求民之所向的才智之士都依附于反对派。不仅有那些被严格封闭的贵族圈拒之门外、或至少没有快速升迁机会的人，他们因此试图冲入那座阵营，凭借人民的支持打破独断专行且注重资历的法律，还有更为可畏的人，他们野心勃勃，其志向远不止于在同僚制的阴谋诡计中来决定世界的命运。唯一免于被苏拉封闭的合法反抗场所只有法学家的讲坛，尤其在这讲坛上，即使在摄政者在世时，这些壮志满怀的人就开始以正式法学和灵巧的雄辩术为武器，对复辟进行猛烈抨击。例如，出色的演说家马尔库斯·图利乌斯·西塞罗（Marcus Tullius Cicero），他是地主阿尔皮努姆之子，出生于罗马纪元648年（即公元前106年）1月3日，凭借谨慎而又大胆的反对独裁行动骤然成名。如果反抗者想要的只不过是凭借自己的手段获得宝座，然后心满意足地稳坐其上，那这样的努力便无足轻重。毫无疑问，若此宝座无法满足一个深得民心的人，而且在盖乌斯·格拉古已经后继有人的前提下，一场生死较量便不可避免。但至少在当时，还没有一个人有如此崇高的志向。

以上所说的就是苏拉设立的寡头政府必须要对抗的反对派。苏拉死后，该寡头政府便不得不依靠自己的能力，这比苏拉预料的要早。这项任务本就不易，当时社会及政治上的弊端又使其更加困难——尤其是一方面要使各省的军事首领服从于最高民政当局，另一方面，不仅要应付聚居于首都的意大利人和非意大利籍人，又要应付首都那些实际上已获自由之身的奴隶，并且没有任何军队可供支配，实在是难上加难。元老院似乎处于一座毫无屏障、四面受敌的堡垒之中，严重的战事接连发生。但是苏拉所组建的抵抗力量却也强大持久，虽然大多数国民都对苏拉创建的政府表示不满，甚至对其心存敌意，但面对那迷乱纷纭、既没有一致的目标和手段、又缺乏领导者且分裂为数百个派别的反对派，该政府却能在堡垒中长久自保。元老院必须有维护其地位的决心，至少要拿出一点建造堡垒的精力来保卫它。因为如果连卫戍部队都不肯自卫，那么即使有最出色的设防能手来修建城池也是枉然。

严格来说，双方都缺乏领袖，因此一切事情越有赖于双方领袖的品质，便越是不幸。那一时期，政界完全被最为恶劣的朋党制度所控制，这固然不是什么新鲜事了。各个家庭与社团的紧密结合原本与贵族政体密不可分，且数百年来都盛行于罗马，但那时它们开始变得所向无敌，到了现在（始于罗马纪元690年，即公元前64年），它们的影响力仍然不因法律禁令而有所减弱，却因这种禁令而更加有凭有据。

所有贵族，无论是倾向于平民党的还是真正的寡头党，都结成帮会。同样的，只要是经常参与政事的公民大众，也根据他们的选举区组成几乎与军事组织无异的紧密团体，将区长即区分配官作为他们的领袖和代表。所有东西都可以在这些政治团体中进行交易，尤其是选民的表决权，除此之外还有元老院议员和法官的表决权，以及引发街头暴动的打手和指挥暴动的头目。上流阶级团体与下流阶级团体的不同之处仅仅在于价目表的差异。帮会操纵选举，帮会进行弹劾，帮会还组织辩护。它不仅聘请了有名望的律师，而且与靠大规模买卖法官表决权而暴富的投机商人签订合约，以在必要时获得赦免。帮会凭借团结紧凑的群体控制着首都的街市，又因控制首都而主宰全国。这一切都按照某种规则进行，也可以说是公开进行着。在组织与管理方面，帮会制度要优于其他任何行政管理机构。虽然人们对于不法行为都会心照不宣地避免直接提及，但没有人会隐瞒包庇，有名望的律师也不会因公开表明自己与顾客所属帮会的关系而感到羞耻。如果一个人违背这样的原则却仍参与公众生活，那么这个人就如马尔库斯·加图一样，必定是个政界的堂·吉诃德。党派和党派斗争被社团及其相互之间的冲突所取代，政治被阴谋诡计所取代。有一个颇为可疑的人物，名叫普布利乌斯·克塞古斯（Publius Cethegus），他先前是一名最为积极的马略党，后来投奔苏拉，颇受重用，在当时的政治活动中发挥着最为重要的作用——他是狡猾的告密者，游走斡旋于元老院各派之间，掌握各党的秘密阴谋，有时根据情人普雷琪娅（Praecia）的一句话，他就能知道最重要将领的任职命令。只有当参政之人的才能极为平庸时，才会出现这样的困境，任何才能出众的人都会如扫蛛网一样扫荡这种朋党，但那时最为缺乏的正是具有政治或军事才能的人。

在内战中幸存下来的老一辈，颇具名望的只剩下精明老成而又口才过人的卢奇乌斯·腓力普斯（Lucius Philippus，于罗马纪元663年，即公元前91年任执政官）。他之前曾倾向于平民党，后来领导资本阶级对抗元老院，并与马略党关系密切，最后又转而投奔取胜的寡头党，博得感激和称赞，得以在两党之间保全性命。在下一代中，最著名的贵族领袖有昆图斯·梅特路斯·皮乌斯（Quintus Metellus Pius，于罗马纪元674年，即公元前80年任执政官），他与苏拉并肩奋斗，同甘共苦；有昆图斯·卢塔提乌斯·卡图卢斯（Quintus Lutatius Catulus），于苏拉去世那年——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任执政官，是得胜将军维尔塞莱之子；还有两位年轻的军官，即卢奇乌斯·卢库勒斯和马尔库斯·卢库勒斯两兄弟，前者在亚细亚，后者在意大利，同隶属于苏拉部下，战功赫赫。且不说像昆图斯·霍腾西乌斯（Quintus Hortensius，罗马纪元640—704年，即公元前114—前50年）这样的贵族，仅仅在辩护时才能发挥一点作用；更不用说于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任执政官的德奇姆斯·尤尼乌斯·布鲁图斯（Decimus Junius Brutus）和马莫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李维亚努斯（Mamercus Aemilius Lepidus Livianus）等无能之辈了，他们最大的优点就在于其贵族式的名字。

但即使是那四个人，也比不上当时平庸的贵族。卡图卢斯和他的父亲一样，是一位高雅正直的贵族，但资质平平，尤其不善用兵。梅特路斯不仅人品可敬，还是一位才能出众且经验丰富的军官。罗马纪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在辞去执政官的职务后，他被派往西班牙，当时卢西塔尼亚人[2]与昆图斯·塞多留率领的罗马亡命徒正在西班牙再度起事。他之所以被派往该地，并不是因为他与摄政者的关系甚密，而是由于其公认的杰出才能。卢库勒斯两兄弟也是良将，尤其是哥哥，集军事才能和文化修养于一身，酷爱写作，为人也备受尊敬。但是，就从政而言，即使是这些较为优秀的贵族，其疏忽短视也不亚于当时的一般元老院议员。面对外敌，他们之中的佼佼者无疑显示出了出色的才能和过人的胆量，但没有人想要或者想出办法来解决真正的政治问题，也没有人充当舵手，带领民族之船渡过那阴谋诡计与党派纷争的汹涌大海。他们的政治才能仅限于笃信寡头政治是救世的不二法门，痛恨煽风点火的恶劣行径和所有自谋解放的个人专权。他们没有很高的追求，一点琐事就能使其满足。据说梅特路斯在西班牙时，不仅喜欢西班牙应景诗人随意弹奏的不协调的七弦竖琴，而且所到之处，人们都会像供奉神一样，为他敬酒焚香。宴席上，胜利之神在假造的雷霆中降临，人们将胜利者的金冠戴在他的头上。这些事情与大多数历史逸事同样荒诞无稽，但这种传闻反映了后辈们堕落的野心。

即使这些较为优秀的人并未获得权势，只得到执政权、胜利和元老院的一个尊位，他们也感到十分满足。当他们壮志满怀，正要开始真正为自己的国家和党派作出贡献时，却退出了政治舞台，沉迷于皇室骄奢淫逸的生活之中。像梅特路斯和卢奇乌斯·卢库勒斯这样的人，即使在任将军之时，他们所关心的也不是如何通过征服新君主和新民族来扩大罗马的疆域，而是如何获得非洲和小亚细亚的新美味，以增加罗马烹饪法中野味、家禽和甜点的种类，他们将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虚度在了这或多或少有些创意的无用之事上。祖传的天资和个人的克己是所有寡头政治的基础，在当时日趋没落且依靠人工恢复的罗马贵族中，这两种品质已经荡然无存了。人们普遍认为，党派精神就是爱国主义，爱慕虚荣就是满怀抱负，目光短浅就是始终如一。假如维护苏拉政治体制的人曾出席罗马红衣主教团或威尼斯十人会议，那么反对派是否能如此迅速地动摇其政治体制，我们就无从得知了。有这样的维护者，每次攻击当然会造成严重的危机。

在那些对苏拉的政治体制既不绝对服从又不公然反抗的人当中，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年轻的格涅乌斯·庞培，苏拉去世时他年仅28岁（生于罗马纪元648年，即公元前106年9月29日）。此事对于景仰者和被景仰者来说都是不幸的，但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庞培拥有强壮的身体和健全的精神，非常擅长运动，即使在任高级军官时也与手下的士兵比赛跳远、跑步和举重。他还是一位技艺高超的骑手和击剑手，为义勇队的一名猛将。这个年轻人在还不能任官职和入元老院的年龄，就已成为了最高统帅和得胜将军，且在民意调查中获得了仅次于苏拉的地位。不仅如此，宽容的摄政者还半承认半讥讽地授予了他“大帝”的称号。遗憾的是，他的天资与这些史无前例的成功完全不符。他不是一个坏人，也不是一个无能之辈，而只是个十足的普通人，他天生是个优秀的军士，当时的形势使其成为了将军和政治家。但作为一名智勇双全、骁勇善战的军人，即使就军事才能而言，他也没有任何更高的天赋。在做将军或其他事情时，他的特点是谨小慎微，近于胆怯。如果可能，他只有在占据极大优势时才会给敌人断然一击。他的修养就代表着当时普通人的修养，虽然他是个彻头彻尾的军人，但当他到达罗德岛时，却没有忘记向当地的雄辩家致以赞赏和馈赠。他的正直与那些谨慎管理巨大资产的富人如出一辙。他并不排斥按参议员的常规方法来赚钱，但是他太过冷静和富裕了，因此不会为了这种事冒特别的风险，也不会自取其辱。他之所以能获得公正无私的美名，并不是因为他所具备的美德，而是因为同时代的人都恶习盛行。他的“诚实面貌”几乎尽人皆知，即使在他去世后，也被尊为道德高尚的君子。实际上，他是个好邻居，从未参与当时贵族的阴谋，如强迫卑贱的邻居出售田地或采取更加恶劣的手段来扩充地界。在家庭生活中，他对妻儿的感情有目共睹。除此之外，当时还盛行一种野蛮的风气，即将俘虏的敌国君主和将军游街示众，然后将其处死，而庞培是废除这一陋习的第一人。

但这些并不妨碍他做以下事情：他奉君主苏拉之命忍痛与爱妻分离，只因为她是罪臣之女；他还依苏拉的指示，非常冷静地令人将那些曾跟他患难与共，甚至向他伸出过援手的人处死。他并非凶狠残暴，虽然人们都这样责备他。但他无论是对待善行还是恶举，一概都冷酷无情，这或许更加恶劣。在战争中，他面对敌人，毫不畏惧；在生活中，他害羞内敛，会因为一点小事而两颊泛红；当众发言时，他不免有些局促紧张，与人交际通常会稍显笨拙僵硬，无所适从。他固执傲慢，正如所有夸耀自身独立性的人一样，但在懂得如何运用他的人手里，尤其在那些他不怕受其支配的自由人和门客手里，他是一个用起来得心应手的工具。他最不适合做的就是政治家。没有确定的目标，没有选择策略方法的能力，对待大小事务都目光短浅，束手无策；他习惯将自己的优柔寡断、犹豫不决隐藏在冷酷的外表之下，当他耍手段时，自以为欺骗了别人，而实际上只是欺骗了自己。由于他军事地位较高且与各地联系密切，因此就算无所作为也能得到大群私党的拥护，有了他们的支持，他便可以大展宏图。但庞培在各方面都没有能力领导和团结一个党派，如果党派始终保持团结一致，那也不是他的功劳，而是时势使然。这件事情如同其他事情一样，使我想到了马略，但马略虽然生性粗暴，却不及这位招人厌恶又呆板固执的假伟人那样令人无法忍受。他的政治立场是完全错误的。他是苏拉的部下，理应有义务维护恢复的政治体制，然而他不仅再次反对苏拉个人，而且还反对整个元老院。庞培一族仅在最近六十年来才被载入执政者名录，但在贵族看来尚未获得足够的地位。庞培的父亲曾对元老院抱有可恨的模棱两可的态度，他自己曾属于秦纳党（Cinnans），这些陈年旧事或许积压在人们心底，但尚未被遗忘。庞培在苏拉手下身居高位，因此他虽表面上与贵族来往，但内心却与他们不和。庞培头脑简单，又轻而易举地迅速登上了荣誉的巅峰，不免会感到头晕目眩。正如他将自己与最富诗意的英雄角色相比，以嘲笑自身的无趣与平凡一样，他开始将自己比作亚历山大大帝，并自诩为独一无二的人物，似乎不仅仅是罗马五百元老之一。

实际上，没有人比庞培更适合参与贵族政治。他外表庄严，举止得体，勇敢无畏且私生活检点。如果他早出生两百年，或许他那缺乏主动性的性格能使他获得尊贵的地位，与昆图斯·马克西姆斯（Quintus Maximus）和普布利乌斯·德西乌斯（Publius Decius）平起平坐。平庸之才是真正的贵族和罗马人的特点，庞培与公民大众和元老院之所以能够如此契合，大多得益于此。他生来就注定会成为元老院的将军，如果他以此为足，那么即使在他那个时代，也可以获得一个明确而备受尊敬的地位。但是他并不感到满足，于是陷入了一种致命的困境，想要去做自己力所不能及的事情。他始终渴求能在国内占据一个特殊地位，可当这一地位出现时，他又无法断然将之占为己有。众人和法律若没有无条件服从于他，他就会愤愤不平，可是他又会视众人为其同列，而不仅是假装谦虚，并且只要一想到做任何违反宪法的事，他便心惊胆战。因此，这位始终与寡头党存在本质上的分歧，但同时又听命于寡头党的奴仆，内心一直饱受折磨：一方面怀有雄心壮志，一方面又害怕目标实现，于是便在内心永久的矛盾中无趣地度过了自己纷纭缭绕的一生。

马尔克斯·克拉苏与庞培一样，不能算作是寡头党绝对的拥护者，他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他比庞培年长几岁，与之相似，也属于罗马的高等贵族阶层，并接受了该阶层寻常的教育，而且也像庞培一样曾作为苏拉的部下，在意大利内战中立下战功。论天资、文学素养和军事才能，他远不及许多同辈，但凭借大量实战经验和力争掌控一切的毅力，他竟赶超了他们。最重要的是，他还投身商业。革命期间，他购买的房产奠定了其财富基础。但他不以任何牟利之事为耻，他非常谨慎地在首都经营着大规模的建筑业；与自由人在不同领域合营事业；在罗马城内外开设银行，或亲自料理或委人代办；贷款给元老院的同僚，若有需要还会替他们办事或贿赂法院，在牟利上他通常不择手段。苏拉在审讯时，证明克拉苏有伪造名单之罪，因此苏拉从此没有在国事上任用过他。众所周知，那份写有他名字的遗嘱是伪造的，但他却没有拒绝这份遗产。由于一个小农的田地与他的田地毗邻，他的管家便连赶带骗地将其逐出，克拉苏竟没有反对这一做法。无论如何，他都会避免公然犯法，过着平凡而简单的富人生活。这样，克拉苏在几年间从一个与普通元老院议员财富相当的人，变成了一个腰缠万贯的富豪。他去世前不久，在支付了一笔巨大的额外开销以后，其资产仍达一亿七千万赛斯特斯（合一百七十万英镑）。他成为了罗马的首富，在政界也颇具影响力。

若照他的说法，不能以自己的收入养活一军的人，就不能自称为富人，那么如果有人能这样做，便不只是个公民了。实际上，克拉苏的目标远不止成为罗马的首富。他尽力扩展自己的人脉，首都的每一位公民，他都能叫得出名字并与他们寒暄。在法庭上，凡有求于他的，他都不会拒绝。上天固然没有赋予他杰出的演讲才能，他的演说枯燥无味，发言千篇一律，听力也严重受损。但他那不屈不挠的精神没有被厌倦所遏止，也没有被其他乐趣所分散，他最终克服了种种障碍。他时刻准备着，从不临阵磨枪，因此成为了一名深受人们信赖的辩护律师。毫不夸张地说，经过他手的案子很少出现太恶劣的后果，他懂得如何去说动法官，不仅仅靠其口才，还依靠其广阔的人脉，偶尔还会用金钱来达到他的目的。元老院中都有一些人欠他的钱，他习惯于借钱给“朋友”，不收利息，且随意收回借款，使一些颇有势力的人物依赖于他。他像个真正的生意人一样，不分党派，与各方都维持着良好的关系，欣然将钱借给那些有能力偿还或有用之人。最大胆的政党领袖可以向各方发动猛烈的攻击，但他却不敢与克拉苏发生冲突。人们将他比作牛群中的一头公牛，别人不敢轻易激怒他。显而易见，这样的人处在这样的地位，其志向绝对非常远大。与庞培不同的是，克拉苏如一位银行家，深谙政治投机活动的目的和手段。自罗马起源以来，资本在这里就是一种政治力量，身处这样的时代，似乎有了金和铁，做任何事情都能畅通无阻。在革命时期，贵族资本家或许想要推翻氏族寡头政体，像克拉苏这样的人，其着眼点或许高于凯旋将军的束棒和绣衣。那时他属于苏拉党，服从于元老院，但他更像一个金融家，不专属于某一个党派，也不追求个人利益以外的任何事物。克拉苏作为罗马最富有且最受欢迎的人，绝不是个吝啬的守财奴，而是个规模极大的投机者，那他为何不能在王位上进行投机呢？或许只凭他一人无法达到这一目的，但他已与人合伙干了许多大事。所以，关于此事，有一个合适的人出来与他合作也并非不可能。这是那个时代的特征：一个普通的演说家及军人，一个活跃且雄心勃勃的政治家，一个实际上除了万贯家财和经商才能之外一无所有的人——就是这样一个人，依靠万能的党派和阴谋诡计，居然自以为可以同当时最杰出的将军和政治家不相上下，而且竟敢与他们竞争那激起政治野心的最高战利品。

在真正的反对党中，无论是自由的保守党还是平民党，革命的风暴已经造成了可怕的损害。在保守党中，幸存的名人只剩下盖乌斯·科塔（Gaius Cotta，罗马纪元630—681年，即公元前124—前73年）了，他是德鲁苏斯的朋友和同盟，因此于罗马纪元663年（即公元前91年）遭到流放，后来苏拉取胜后，才得以回国。他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也是一个很有能力的支持者，但无论就其党派还是其个人地位而言，他都只能占据受人尊敬的次要地位。在平民党的后起之秀中，时年24岁的盖乌斯·尤里乌斯·恺撒（Gaius Julius Caesar，生于罗马纪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7月12日[3]），引起了朋友和敌人的注意。他与马略和秦纳都有亲戚关系（他的姑母是马略的妻子，他自己娶了秦纳的女儿）。这个年轻人初生牛犊不怕虎，独裁者命其与娇妻科妮莉亚（Cornelia）离婚，他断然拒绝，没有重蹈庞培的覆辙。马略授予他的祭司职也被苏拉卸掉了。在剥夺人权时期，他受到了威胁，被迫流亡在外，因其亲属帮忙求情才勉强逃过一劫。他在米蒂利尼[4]（Mytilene）和西里西亚英勇作战，没有人会料到这个娇生惯养，甚至有些游手好闲的纨绔子弟，竟然会如此勇敢。甚至连苏拉都警告别人要小心这个“穿着裙子的男孩”，藏在他心中的不止一个马略——以上这些，在平民党看来，正是他的可取之处。但是恺撒只能寄希望于将来，等待那些靠资历和公共职位而有资格掌控政党和国家的人，不是死了，就是流亡在外。

由于平民党缺乏真正有资格的人来担任领袖，因此凡是愿意奋力拥护受压迫民权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平民党的领袖。马尔库斯·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arcus Aemilius Lepidus）便是这样成为了该党的领袖。他本属于苏拉党，后转而加入平民党的阵营，其动机非常可疑。他曾是一个热心的贵族，也是地产拍卖会中的大买家，后来成为了西西里的省长，但由于横征暴敛而面临弹劾的危险，于是他为了避免被弹劾，便加入了反对派。这是个未必有益的收获。毫无疑问，反对派因此得到了一个颇有名气的人，一位贵族，一位激情澎湃的演说家。但雷必达是个无足轻重、做事鲁莽轻率的人，无论在政坛还是在战场上，他都不配担任领袖。然而反对派却欣然接受了他，平民党的新领袖不仅成功阻止了控告者对其发动的攻击，而且还使他通过选举，于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成为了执政官。要补充说明的是，他之所以能达到以上目的，除了靠从西西里掠来的财物外，还有赖于庞培愚昧的企图，即试图向苏拉和纯苏拉派展示其才能。如今苏拉已经去世，反对派有了雷必达这个新领袖，而现在，他们的领袖又成为了国家的最高官员，首都爆发新一轮革命指日可待。

在首都的平民党采取行动之前，那些平民党移民就已在西班牙再次起事。这次运动的领袖是昆图斯·塞多留。这位杰出的人才出生于萨宾的努西亚（Nursia），他天性温和多情——从他对其母亲雷伊娅（Raia）近乎狂热的爱慕便可见一斑——同时又最具勇士气概，他在辛布里、西班牙和意大利各战场上所受的创痕可以为证。虽然他完全没有受过演说方面的训练，但他凭借自然流畅、明确中肯的演说，获得了博学之士的啧啧赞叹。尤其在革命战争中，平民党采取的战术愚蠢拙劣，于是他得以展现自己过人的军事才能和政治才能，并与之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人们一致认为，他是平民党军官中唯一一位懂得如何部署及指挥战争的人，也是平民党政治家中唯一一位能以政治家的魄力反对本党愚蠢鲁莽行为的人。他手下的西班牙士兵称他为新汉尼拔，这不仅是因为他像那位英雄一样在战争中失去了一只眼睛，而是因为他那巧妙而有胆识的战术，他以战养战的杰出才能，吸引外国人为他效劳并帮助他达到目的，无论在顺境还是逆境都一贯保持的谨慎态度，以及那能利用胜利、挽救失败的创造力，都让人不禁想起伟大的腓尼基人。就各项才能而言，古今罗马政治家中是否有人能与塞多留相媲美，还有待商榷。苏拉的将军强迫他离开西班牙后，他便在西班牙和非洲的沿岸地区过上了居无定所且充满冒险的生活，有时与侵扰该地的西里西亚海盗和利比亚游牧部落的酋长相互联合，有时与他们交战。得胜的罗马复辟政府甚至也追击到了这里。他围攻丁吉斯（Tingis，即丹吉尔）时，为了援助该城之君，帕琪古（Pacciaecus）由罗马属下的阿非利加率兵赶到，但塞多留还是大破帕琪古，攻陷了丁吉斯。罗马的流亡者获此战功的消息不胫而走，卢西塔尼亚人虽表面上臣服于罗马霸权，但实际上仍保持其独立地位，他们与远西班牙的长官连年交战，后派遣使者前往阿非利加与塞多留见面，邀请他加入他们的阵营，并委任他为民兵的统帅。

二十年前，塞多留曾在西班牙任职于蒂乌斯·狄第乌斯部下，因此比较了解该地的资源，于是他决定接受邀请，便留下一个分队驻守毛里塔尼亚海岸，登船前往西班牙（罗马纪元约674年，即公元前80年）。位于西班牙和非洲之间的海峡有科塔指挥的罗马舰队驻守，要暗渡海峡是不可能的，所以塞多留奋勇向前，冲破了他们的防线，成功抵达卢西塔尼亚人之地。服从他指挥的卢西塔尼亚民社不过二十个，至于“罗马人”，他只招募了2600人，其中大部分是帕琪古军的逃兵或按罗马方式武装的非洲人。塞多留明白一切都取决于一件事情，那就是要以具有罗马编制和纪律的军队作为散漫游击队的坚强核心。因此，他征募了4000名步兵和700名骑兵来壮大他的队伍，并率领这个兵团和大批西班牙义勇军向罗马人发动了进攻。远西班牙省的将军是卢奇乌斯·福菲狄乌斯（Lucius Fufidius），他绝对尽忠于苏拉（在剥夺人权时期便足以见其忠诚），因此由下级军官晋升为代理副执政官。他在贝狄河（Baetis）遭遇惨败，2000名罗马士兵横尸战场。使者火速召见邻省埃布罗的长官马尔库斯·多米提乌斯·卡尔维努斯（Marcus Domitius Calvinus），以阻止塞多留的进一步攻击。不久（罗马纪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苏拉派身经百战的将军昆图斯·梅特路斯前往南西班牙，协助无能的福菲狄乌斯，但他们仍然没有平定叛乱。在埃布罗省，不仅塞多留的副将——财务官卢奇乌斯·赫尔图勒乌斯（Lucius Hirtuleius）歼灭了卡尔维努斯的军队，并杀死了卡尔维努斯；而且外阿尔卑斯的高卢省长官卢奇乌斯·曼利乌斯（Lucius Manlius）率领三个兵团越过比利牛斯山增援同胞，也被这位勇将所击溃。曼利乌斯带着残余部队好不容易才逃到了伊莱尔达（Ilerda，即莱里达），再从那里回到他本省，途中遭到阿奎塔尼亚（Aquitanian）部落的突袭，丧失了全部辎重。在远西班牙，梅特路斯悄悄潜入卢西塔尼亚人境内，但在围攻郎果布利伽（Longobriga，位于塔霍河口附近）时，塞多留成功将阿奎努斯（Aquinus）率领的一个分队诱进了埋伏，因此梅特路斯只好停止围攻，撤出了卢西塔尼亚人之境。塞多留乘胜追击，紧随其后，在阿纳（Anas，即瓜迪亚纳）击败了托里乌斯（Thorius）的队伍，又以游击战术对这位将领所率领的军队发动攻击，给他们以重创。梅特路斯的这个对手坚持不肯决战，他阻断了罗马军队的物资供应和交通线，并时刻对其各方进行侵扰。梅特路斯是个办事有条有理但稍显笨拙的战术家，面对这个对手，他束手无策，陷入了绝望之中。

塞多留在西班牙的两个省所取得的胜利具有重大意义，因为这些胜利不仅仅是靠武力取得的，也不仅仅属于军事性质。这些移民其实并不可怕，卢西塔尼亚人在这个或那个外国移民的指挥下偶尔取得的几次胜利也不值一提。但塞多留在政治和爱国方面都有随机应变之智，任何时候他都不会自称是反抗罗马的卢西塔尼亚人首领，而是以罗马将军和西班牙省长自居，实际上他确实是以这种资格被昔日的统治者派往那里的。他开始[5]将移民的首领组建成元老院，该元老院人数增至300人，其职责是按照罗马的方式处理政务，推举官吏。他视手下的军队为罗马军队，且毫不例外地命罗马人担任将领。于西班牙人而言，他是省长，凭借他的职权征募军队并获得其他援助。但他作为省长，并没有照例施行暴政，而是致力于拉拢臣民，使他们追随罗马和他自己。他的侠义性格令其很快便融入了西班牙的风俗习惯，并使西班牙贵族对这位与他们志趣相投的外国人产生了极大好感。西班牙人与凯尔特人和日耳曼人一样都比较崇尚武力，按照这一风气，成千上万名西班牙贵族发誓要坚决拥护这位罗马将军，至死不渝。塞多留发现，在他们之中有比同胞和盟友更为可靠的人。他不齿于利用西班牙野蛮部落的迷信，使人们认为他的作战计划是黛安娜派白鹿送来的命令。

他自始至终都在施行公正宽容的政治。他的军队，至少在他目所能见和力所能及之处，必须保持最为严格的纪律。尽管他在处罚上比较仁慈，但只要是他的士兵在友邦犯了罪，他从来都不留情面。对于能永久改善人民生活状况的事情，他也比较上心。他削减贡额，命士兵自筑冬营，这样，不仅减轻了军队沉重的负担，而且从根源上防止了诸多的损害和麻烦。在奥斯卡（Osca，即韦斯卡），他为西班牙贵族的子女建了一所高等学校，让他们能接受罗马常有的高等教育，学会说拉丁语和希腊语，以及如何穿外罩——这一点很重要，西班牙的盟邦不可避免要送来质子，这个办法不仅是为了以尽可能客气的方式由各盟邦换取质子，而且更为重要的是，盖乌斯·格拉古和平民党曾有使外省逐渐罗马化的宏伟计划，这就是那个计划的延续和推进。不通过灭绝原住民然后以意大利移民取而代之来实现罗马化，而是使省内人民自身实现罗马化，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尝试。罗马的贵族嘲笑那些可怜的移民、意大利军队的逃兵和卡尔博匪军的残余部队，但此举使他们遭到了报应。他们调至前线以对抗塞多留的大军，包括西班牙征兵在内，共计步兵一万二千，弓箭手和投射手两千，骑兵六千。面对如此强大的兵力，塞多留不仅数战数捷，守住了自己的阵地，而且还控制了西班牙大部分兵力。在远西班牙省，梅特路斯发现他的势力仅限于部下军队直接驻防的地区，各部落只要能够做到，都归附了塞多留。在近西班牙省，自从赫尔图勒乌斯获胜之后，罗马军队便不见踪影了。塞多留的使者遍布高卢全境，高卢各部落也开始蠢蠢欲动，成群结队的人开始侵扰阿尔卑斯山的关隘。最终海洋也归叛党和合法政府所共有，由于叛党与海盗联合了起来，因此在西班牙的海域，海盗的实力几乎与罗马战船相当。在黛安娜岬（位于瓦伦西亚和卡塔赫纳之间），塞多留为海盗船建了一个固定兵站，他们在那里等候那些将物资运往罗马沿海城市和军队的船只，一方面替叛党取货或运货，一方面形成了意大利和小亚细亚的交通媒介。令人担忧的是，他们时刻准备将火星从火场带到所有地方去，尤其是在易燃物遍布罗马帝国各处之时。

在这种情形之下，苏拉突然离世（罗马纪元676年，即公元前78年）。只要这个人还活着，一支训练有素且值得信赖的军队就会随时准备任他差遣。西班牙两省似乎必定会落入移民手中，国内也必定会推举反对党领袖为最高官吏，对此，寡头党或许会认为是暂时的不幸，并可能加以容忍。他们目光短浅，但并非完全毫无道理，他们或许相信反对党不会冒险公然开战，就算反对党敢冒这个险，苏拉既然曾两度拯救寡头党，那么第三次也一定会使他们复位。如今形势变了，首都平民党的激进派已受够了无止境的拖延，从西班牙传来的捷报也燃起了他们的斗志，于是他们迫切地想要发动攻击。当时雷必达掌握着决定权，他满怀背叛者的热忱，加之自身特有的轻率性格，于是赞成了这项提议。转瞬之间，那点燃统治者火葬柴堆的火炬，似乎也要点燃内战之火。但反对党考虑到庞培的势力和苏拉部下老兵的心情，便使苏拉的葬礼顺利进行，没有发起战端。

然而从那以后，他们更加明目张胆地筹备新一轮革命。对“滑稽的罗慕路斯”及其刽子手的控诉，终日响彻首都的广场。甚至在那位伟大的统治者尚未暝目之时，雷必达及其党羽便已公然表明了他们的目标，即推翻苏拉宪法，重立分配粮食制度，恢复保民官的职位，召回那些因违法而被流放的人，归还被没收的土地。如今他们与被放逐的罪人建立了联系。在秦纳时代任西西里省长的马尔库斯·佩彭纳来到了首都，苏拉所谓的卖国贼之子，在复辟政府的法律下遭受着难以忍受的压迫，现在他们与信奉圣母玛利亚的名人们均得以就职。不少人，如小卢奇乌斯·秦纳等都参加了这个运动。然而，其他人却效仿盖乌斯·恺撒，恺撒一得知苏拉的死讯和雷必达的计划，便离开亚洲回了国，可当他明确了解领袖和这一运动的性质之后，却退缩了。人们在首都的酒馆和妓院中畅饮嫖妓，全都记在雷必达的账上。最后，一个反对新秩序的阴谋终于在埃特鲁斯坎人的不满者中酝酿而成[6]。

政府亲眼目睹了以上种种事情。执政官卡图卢斯和较为明智的贵族党都主张立即进行干涉，将叛乱扼杀在摇篮中。可是松懈的多数派却无法做出发动斗争的决定，而是想通过妥协和退让的方法一直自欺下去。最初雷必达也赞成这种做法。有人建议归还所剥夺的保民官职权，但被雷必达及其同僚卡图卢斯驳回了。另一方面，格拉古的分配粮食制度却在有限范围内得以恢复。此次做法与森普罗尼乌斯法不同，按照这次的做法，受昔日格拉古所定恩典的——每月以六点五赛斯特的价格买粮五牟底——似乎不是全部而是定数的贫穷公民，约计四万人，这个规定使得国库每年所受的净损失至少达四万镑。[7]反对党得到了部分让步，胆子明显大了许多，也表示自己对此感到并不满意，于是在首都肆意妄为，尽显其粗野狂暴。伊特鲁里亚是意大利无产阶级所有暴动真正的中心地带，内战已经在此地爆发，被驱逐的菲苏兰人用武力夺回了失地的所有权，苏拉安置在那里的老兵有几个已死于战乱。元老院听闻此事，决定派遣两名执政官前往该地，以征兵平定叛乱。[8]没有比这个更荒唐的事了。元老院面对叛乱，表现出其优柔寡断和胆小懦弱的一面，恢复了粮食法。为了平息街市的暴乱，他们给臭名昭著的叛党领袖拨了一支军队。两名执政官作出了最为庄重的誓言，承诺彼此不用武力互相攻击，只有寡头党那种魔鬼般的顽固良心才会想到构建这样的堡垒来抵御即将发生的叛乱。当然，雷必达在伊特鲁里亚全副武装，其目的不是为了元老院，而是为了叛党，他以讽刺的口吻说，之前发的誓言只能在本年约束他。元老院动用神谕机构劝他回来，并委托他筹备即将到来的执政官选举。但雷必达避而不从，在使者为此事奔走之时，执政官的任期经调解建议已告届满，他的兵力蔚为一观。次年初（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元老院对雷必达下了最后通牒，命其尽快归来，不得延误。这位不可一世的执政官拒不从命，并要求恢复昔日保民官的职位，归还那些被驱逐者的公民权和财产，此外还要求重新选举他为本年的执政官，换句话说，就是建立合法的僭主政治。

因此双方宣布开战。苏拉部下老兵的公民权受到雷必达的威胁，元老院除了他们之外，还能倚仗执政官卡图卢斯所召集的军队。于是，元老院听从了较明智者，尤其是腓力普斯的紧急警告，委托卡图卢斯保卫首都，抵御平民党驻扎在伊特鲁里亚的主力军。与此同时，庞培奉命率领其他部队，从昔日受他保护的人手中夺取波河流域，当时守在波河流域的是雷必达的副将马尔库斯·布鲁图斯。庞培迅速完成了这一任务，将敌方将军围困在穆提那。雷必达这时来到了首都，要效仿昔日马略的方法为革命党攻克此城。台伯河右岸完全落入雷必达之手，他竟能渡河。决战发生于马斯广场，就在城墙不远处，但卡图卢斯获胜，雷必达不得不撤退至伊特鲁里亚，他的儿子西庇阿所率领的另外一支分队进入了阿尔巴的堡垒。战事大致告一段落。穆提那向庞培投降，布鲁图斯虽获准得到安全通行权，但庞培随后就将他处死了。经过长时间的围困，阿尔巴也粮尽投降了，这里的首领被处决。雷必达被卡图卢斯和庞培两面夹攻，为了取得退路，在伊特鲁里亚的海岸处再次与敌军交战，然后在科萨港登船前往撒丁。他希望能在那里截断首都的供应线，从而与西班牙叛党取得联系。但是该岛的长官奋力抵抗，雷必达登陆后不久便死于肺痨（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至此，撒丁的战事结束了。他部下的士兵有一部分已经溃散，副执政官马尔库斯·佩彭纳率领叛军的精锐部队，携带完备的军火向利古里亚进发，再从那儿前往西班牙，加入塞多留党。

因此，寡头党战胜了雷必达，但对塞多留的战事正处于非常危险的转折点，他们深感必须要作出违反苏拉宪法精神和文字的让步。他们绝对需要派遣一支强大的军队和一位能干的将军前往西班牙。庞培非常直白地表明了自己的愿望，更确切地说是要求完成这一任务。他所提的这个要求十分大胆。罗马人在雷必达革命吃紧时，允许这个秘密敌人再次获得领袖之职，已经是非常不幸了，但更为危险的，是无视苏拉制定的所有等级制度，让一个从未做过文职的人担任最重要的寻常省长之职，完全将遵守一年法定任期的规定置之度外。所以，即使姑且不论对他们的将军梅特路斯应有的尊敬，对于这位野心勃勃的年轻人要永保其特殊地位的新企图，寡头党也有理由竭尽全力来加以阻止。但这并不容易。首先，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能胜任西班牙将军这一颇具难度的职务，那年的两名执政官都表示不愿意做塞多留的对手。关于卢奇乌斯·腓力普斯在元老院全体大会中所说的话，我们必须承认都是真的——他说，所有有名望的元老没有一个有能力或愿意率兵进行一场恶战。可是他们或许可以不计较此事，而且按照寡头党的惯例，如果庞培只是要求做统帅而不是率领一军，那么当他们没有合适的候选人时，便会派人临时充数。卡图卢斯命他解散军队，但他对此充耳不闻。元老院的命令是否能为人接受，至少还不得而知，可是一旦违抗命令，后果就不堪设想了——如果一位名将加入到了反对党，那么贵族党的势力便会剧增，所以多数派决意让步。按照宪法，将最高官吏的职权赋予在野的人时，应征求人民的意见，但庞培却不由人民而由元老院授予特任代执政官的权力和近西班牙元帅之职。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夏，在受命后四十天，庞培便越过了阿尔卑斯山。(www.daowen.com)

起初，这位新将军任职于高卢，这里没有发生正式的叛变，但多处的治安受到了严重扰乱。因此，庞培取消了沃尔卡—阿瑞克米奇（Volcae-Arecomici）和赫尔维（Helvii）等邑的独立，并使它们处于马西利亚的统治之下。他还修了一条经过科蒂安阿尔卑斯山的新路，波河流域和高卢之间便建起了一条较短的交通线。那年最好的时节就在这个工作中消逝了，庞培直到晚秋才越过比利牛斯山。

与此同时，塞多留并没有懈怠。他派赫图勒乌斯前往远西班牙省以牵制梅特路斯，他自己则在近西班牙省乘胜追击，并准备对付即将到来的庞培。在那里，仍附属于罗马的几个凯尔特伊比利亚城遭受攻击，并陆续被攻陷。最后，坚固的孔特比亚城（Contrebia，位于萨拉格萨东南方向）于仲冬时节也失守了。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城市再三传信给庞培，但都只是徒然，他惯于缓缓前进，任何恳求都无法使他加快步伐。沿海城市有罗马舰队防守，庞培越过比利牛斯山后，在西班牙东北隅占领的印第加登（Indigetes）和拉勒坦（Laletani）等地，全冬都有新兵在此安营驻守，这使得他们习于劳苦。罗马纪元677年底（即公元前77年底），除以上各地外，塞多留或以签订条约的方式，或以武力征服的方式，将整个近西班牙地区全数收入囊中。自此，埃布罗河上游和中游地区成了其势力最坚固的支柱。罗马生力军将军的威名令叛军心生恐惧，这种恐惧甚至激起了他们的斗志，对其产生了有益的效果。马尔库斯·佩彭纳与塞多留官阶相当，他此前一直宣称要独立统领他那由利古里亚带来的军队，但他的士兵一听说庞培即将抵达西班牙，便强迫他听命于更有能力的同僚。

在罗马纪元678年（即公元前76年）的战事中，塞多留再次派赫图勒乌斯的军团对抗梅特路斯，佩彭纳则率领一支强大部队沿埃布罗河下游驻守，如果不出他所料，庞培为了与梅特路斯会军，必定会向南进军，并且要获得军需物资，一定会沿海前进，那么他便可阻止庞培渡河。盖乌斯·赫伦尼乌斯（Gaius Herennius）的军团必是佩彭纳的头号援军。在埃布罗河上游，塞多留一方面亲自平定几个与罗马关系友好地区的叛乱，一方面准备依据形势尽快支援佩彭纳或赫图勒乌斯。他的目的依然是避免发动任何大战，而是用小冲突和阻断粮道的方法骚扰敌人。

然而，庞培却冲破佩彭纳的防守，强渡埃布罗河，并列阵于萨贡杜姆附近的帕兰提亚河（Pallantias）上，如上所述，塞多留党就是由此与意大利和东方保持联系。此时，塞多留须亲自出马，以其强盛的兵力和出色的才能与敌方的精兵一决高下。劳罗城（Lauro，在苏克罗河上，瓦伦西亚以南）已表明拥护庞培，因此遭到了塞多留的围攻，战事集中在此城四周，历时弥久。庞培竭尽全力解救此城，但他的几支分队被逐个击破，已经溃不成军。于是正当他以为自己包围了塞多留军，请守兵目睹他擒获围军之时，这位大将猛然发现自己完全落入了敌人的圈套。为了避免被围困，他只能作壁上观，眼看着这座同盟城市被攻陷和焚烧，其居民都转移到了卢西塔尼亚——此举致使西班牙中部及东部一些摇摆不定的城市重新归附于塞多留。

梅特路斯运气较佳。在意大利加（与塞维利亚相距不远），赫图勒乌斯不小心冒险进行了一场激烈的会战，双方将军近身肉搏，赫图勒乌斯负伤，梅特路斯打败了他，并将他赶出罗马本境，入守卢西塔尼亚。此次胜利使得梅特路斯得以与庞培会师。罗马纪元678—679年（即公元前76—前75年）冬，这两位将军都决定在比利牛斯山安营扎寨。至于下一场战役，他们打算联合攻击敌人在瓦伦提亚附近的阵地。可是在梅特路斯进军之时，庞培为了一雪劳罗之耻，可能的话，还想独享荣誉，于是便率先向敌军主力发起进攻。塞多留在梅特路斯到达之前，欣然迎战庞培。

两军在苏克罗河相遇（Sucro，即Xucar）。经过一番激战，庞培在右翼落败，身受重伤，被带离战场。阿弗拉尼乌斯以左翼克敌，夺取了塞多留的营地，但在行动中突然遭到了塞多留的袭击，只好逃走。若次日塞多留还能开战，庞培的军队可能就被歼灭了，但此时梅特路斯已经抵达，并击败了佩彭纳的军队，夺取了其营地。现罗马两军已经会合，塞多留不可能再与他们交战。梅特路斯获胜，敌军会师，胜利之后的骤然停顿，都使塞多留党倍感恐慌。正如在西班牙军队中时常发生的一样，由于局势出现了这样的转变，塞多留部下的大部分军队都已支离破碎。但消沉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那在群众看来代表着将军战略的白鹿，很快变得比以前更受人爱戴了。不久，塞多留率领一支新军，在萨贡杜姆（今莫维多）南面平原上与罗马人对抗，而塞多留的私掠船又阻挠罗马的海上供给，罗马军营中已开始出现饥荒。在图里亚河（Turia，今瓜达拉维亚尔）的平原上，双方又打了一仗，这场战争持续了很久都没有分出胜负。庞培及其骑兵被塞多留所击败，他的姻兄弟，即财务官卢奇乌斯·莫密乌斯（Lucius Memmius）英勇战死。另一方面，梅特路斯打败了佩彭纳，成功击退了敌军主力向他发起的进攻，但在战争中负了伤。塞多留的军队再次落败。盖乌斯·赫伦尼乌斯为塞多留守卫的瓦伦提亚，被罗马军攻陷并夷为平地。罗马人或许一时还抱着希望，以为他们与其劲敌的战事已告结束。塞多留的军队已销声匿迹，罗马军深入内地，围攻位于杜罗河上游的克卢尼亚（Clunia）堡垒。但在他们徒劳地对这座坚如磐石的堡垒发起围攻之时，叛军的分遣队却在别处集合。塞多留偷偷溜出堡垒，在年终之前再次成为了军队的首领。

罗马将军又不得不入驻冬营，永远也做不完的苦工无可避免，他们因此陷入了深深的绝望。想要在瓦伦提亚安营扎寨是不可能的，因为这里沟通意大利和东方，具有很重要的战略地位，但此地已被同盟和敌人严重破坏。庞培先率领军队进入巴斯克人（Vascones）境内（仅比斯开），然后在瓦凯伊人之地（位于巴利亚多利德附近）度冬，梅特路斯甚至在高卢度过了冬天。

塞多留战事就这样持续了五年，而且仍然没有结束的迹象，国家所受的战祸难以言表。意大利的少年精英都被无休止的战乱折磨得精疲力竭，直至死亡。国库不仅失去了西班牙的岁贡，而且每年还需支付巨款给西班牙，以维持西班牙军队庞大的支出，政府简直不知该如何筹措这笔巨款。西班牙荒凉而又贫困，罗马文明在那里有十分灿烂的发展，如今却受到了严重的冲击。叛党与政府间的冲突愈演愈烈，许多民社不幸完全覆灭，甚至那些依附罗马当权党的城市也在忍受着无尽的苦难。沿岸城市必须靠罗马船队提供必需品，内陆的忠诚民社几乎处于绝望之中。高卢所受的苦难也不亚于此，该地一方面要承担步兵和骑兵分遣队的支出，为其提供粮食金钱，一方面还肩负着冬营的重担，由于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歉收，这种负担已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几乎所有的地方财政机构都不得不求助于罗马银行家，承担起极度沉重的债务。将军和士兵都消极参战。将军遇到了才智更胜一筹的敌人，进行了令人厌倦的顽强抵抗，经历了危机重重、胜算不大而又不甚光荣的战事。据说庞培曾设法让政府将其从西班牙召回，给他在别处找个更加合适的统帅之职。士兵们在此次战争中，不仅遭受重创，除了毫无价值的战利品外一无所获，而且他们的饷金也发放得极不规律。

罗马纪元679年（即公元前75年）底，庞培向元老院报告称，军饷已经拖欠两年，将士们有自行解散之势。倘若罗马政府在西班牙战事上能够少一些疏忽怠慢，更不用说积极作战了，他们定能避免大部分的弊端。然而大致看来，像塞多留这样杰出的天才将领，无论对方在兵力和军事上占据多大优势，都能在一个完全有利于叛徒和海盗战争的地方年复一年地进行这种游击战，这既不能归咎于罗马政府，也不能归咎于政府的将军。战争的结果无法预见，塞多留发动的叛乱似乎与同时期的其他叛乱合而为一，因此其危险性大大增加。此时与罗马人交战的，在海上有海盗船队，在意大利有叛变的奴隶，在马其顿有多瑙河下游的部落；在东方，米特拉达特斯王在一定程度上受西班牙叛党获胜的影响，想再次试试他的武力。塞多留是否联络过在意大利和马其顿的罗马仇敌，没有明确的证据加以佐证，但是他的确经常与意大利的马略党往来。另一方面，他先前曾公然与海盗结盟。至于本都王，其朝中住有罗马移民，塞多留早就通过他们与本都王保持联系，现在双方已达成正式盟约——塞多留将小亚细亚各属国而非亚细亚省割让给本都王，承诺派一名合格的军官率领他的军队，并派遣若干士兵前往；本都王则承诺给他四十艘船和三千塔兰特（合七十二万英镑）。首都睿智的政治家们，想起了意大利受腓力和汉尼拔东西夹攻之时的情况，他们以为新汉尼拔正如他的前辈一样，征服西班牙后便能轻松率领西班牙的军队先于庞培到达意大利，以像之前的腓尼基人那样，号召埃特鲁斯坎人和萨谟奈人起兵反抗罗马。

但这种比较虽然十分独特，却有失准确性，塞多留的力量远不足以干出汉尼拔那样的伟大事业。他的成功有赖于西班牙独特的地理位置和人民，他若离开西班牙，便会一败涂地。即使在西班牙，他也日益被迫放弃攻势。作为领袖，他才能出众，但这无法改变他部下军队的本性。西班牙的民兵不改故态，其不可靠犹如海浪和风暴，忽而聚集成一支一万五千人的军队，忽而消散成寥寥数人。罗马移民也一如既往地桀骜不驯，固执傲慢。那些需要一队人长期团结一致的兵种，尤其像骑兵这样的军队，在他的队伍中当然非常缺乏。战争渐渐使他失去了最能干的军官和精锐的老兵，甚至最可靠的民社也厌倦了罗马人的侵扰和塞多留部下军官的虐待，开始显得不堪忍耐和游移不定。值得注意的是，塞多留在这方面也像汉尼拔一样，即使身处绝境也从不掩饰。他绝不会错过任何能达成妥协的机会，只要有安居祖国的保证，他便时刻准备卸下兵权。但政治的正统派对妥协与调解全然不知。塞多留不能撤退或退让，他所踏上的道路无论如何狭窄而险峻，他都必须坚持走下去。

由于米特拉达特斯在东方有所行动，庞培对罗马的抗议引起了人们的重视，产生了非常成功的效果。元老院拨给他所需的款项，并派两个新兵团前去增援。因此，两位将军于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春又开始行动，再次渡过埃布罗河。苏克罗和瓜达拉维亚尔两场战役使得塞多留失去了西班牙，自此，战事的中心转移到了埃布罗河的上游和中游地带，位于塞多留党主要据点的四周，即卡拉古里（Calagurris）、奥斯卡（Osca）和伊莱尔达（Ilerda）。梅特路斯在战争初期屡立战功，这次也获得了最重要的胜利。他的宿敌赫图勒乌斯再次与他对抗，结果遭遇惨败，与其弟弟一同阵亡——这是塞多留党无法挽回的损失。正当塞多留对敌人发动进攻之时，噩耗便传来了，他杀死了使者以免影响士气。但此消息不能长期隐瞒下去，各城相继投降。梅特路斯占领了凯尔特伊比利亚人的城市塞哥布利迦（Segobriga，位于托莱多与昆卡之间）和毕尔毕里（Bilbilis，位于卡拉塔尤附近）。庞培围攻帕兰提亚（Pallantia，今帕兰西亚，位于巴里亚多利德上游），但塞多留成功突围，迫使庞培撤退至梅特路斯处。塞多留进入卡拉古里（今卡拉奥拉，位于埃布罗河上游），两位将军兵临该城，均遭受重大损失。然而，当他们入驻冬营——庞培前往高卢，梅特路斯回到本省——之时，他们已取得了非常可观的战绩，大部分叛党已经投降或被武力征服。

次年（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战事的经过亦复如是。正是由于庞培顽强的抗争，叛党的疆土才日益减少。

叛党节节败退，他们的军队士气锐减。塞多留在军事上取得的胜利如汉尼拔的一样，必然会越来越微不足道。人们开始怀疑他的军事才能，据说他已经完全变了一个人，整日饮酒作乐，挥霍钱财与时间。背弃者和离叛的城市与日俱增。不久，有人向他报告称，罗马移民要谋害他的性命。这一消息听起来十分可信，特别是因为叛军中有许多将领，尤其佩彭纳当初臣服于塞多留并非出于自愿，而且罗马省长早已承诺会赦免和重赏杀他的人。塞多留一听到这个消息便下令撤走罗马军，转而挑选西班牙人做他的卫兵。他对嫌犯执行极其严厉而又非常必要的程序，没有照例征求元老院的意见便判了许多人死刑。因此，对他心存不满的人称，他现在不仅加害敌人，更加害朋友。

第二个阴谋很快便被发现了，此次阴谋以他的部僚为主谋。任何被指控的人要么逃之夭夭，要么必死无疑。但他们没有全数背逃，残余的同谋者，尤其是佩彭纳因此事受到刺激而加快了行动。他们在奥斯卡的指挥部，佩彭纳派人报告将军，说他的军队大获全胜，然后安排了宴席以庆祝胜利。塞多留应邀出席，像往常一样带着他的西班牙卫兵。一反塞多留指挥部的惯例，宴会很快变成了狂欢。在座的宾客恶语相加，似乎有些人想寻衅滋事。塞多留靠在卧榻上，仿佛不愿听到这些争吵。然后，一只酒杯摔到了地板上，这是佩彭纳发出的行动信号。坐在塞多留旁边的马尔库斯·安东尼率先出击，塞多留转身试图站起来，刺客又冲向他将他按倒在地。其他的宾客都是同谋，他们群起而攻之，一齐扑上去抓住塞多留的双臂，刺死了这个毫无抵抗之力的将军（罗马纪元682年，即公元前72年）。他忠诚的卫兵们也都死了。在罗马迄今出现的各位伟人中，塞多留即使算不上最伟大者，也在最伟大者之列，若时运较好，他或许能复兴祖国，但不幸的是，他率领一批卑鄙的移民抵达本国，如今却这样死于这批人的阴谋。历史不喜欢这位“科里奥兰”（Coriolani），即使对其中最宽容、最多才、最可惜的一个也不例外。

谋杀者想要继承被谋杀者的遗产。塞多留死后，佩彭纳成为了西班牙军队官职最高的罗马将领，拥有主要指挥权。军队虽听命于他，但他不得人心且饱受质疑。塞多留在世时，人们虽然对他颇有微词，可他的离世使他重获了英雄的荣誉。公布他的遗嘱时，佩彭纳的名字出现在了继承人之中，于是士兵们勃然大怒。一部分士兵，尤其是卢西塔尼亚人私自离开了队伍，剩下的士兵则预感塞多留一死，他们的精神和运气也随之消散了。

因此，叛党这支指挥欠佳、士气低沉的军队一与庞培交战，便被彻底击败了，佩彭纳和其他将领都被俘了。这个卑鄙小人想用塞多留的信札换自己一条命，这样做会连累意大利许多有身份的人。但庞培没有看这些信件，并命人将其通通烧毁，然后将佩彭纳和其他叛党领袖都送上了断头台。幸免于难的移民们四处逃窜，多数人都进入了毛里塔尼亚沙漠，或加入了海盗的队伍。不久之后，普洛提乌斯法盛行，尤其受到少年恺撒的热烈支持，此法使得他们中的一部分人有机会回国。但那些参与刺杀塞多留的人，除一人以外，都遭遇横祸。奥斯卡和近西班牙仍依附于塞多留的城市，如今都主动对庞培敞开大门。只有乌卡萨马（Uxama，今奥斯马）、克卢尼亚（Clunia）和卡拉古里需以武力征服。两省重定法制。在远西班牙，梅特路斯增加了罪责最大的民社的岁贡；在近西班牙，庞培赏罚分明，例如卡拉古里失去了独立地位，归属于奥斯卡。塞多留部下的一队士兵聚集在比利牛斯山，庞培对其进行劝降，让他们居住在比利牛斯山以北的卢古杜努姆（Lugudunum，今上加龙省的圣贝特朗）附近，成为“聚会民社”。罗马胜利的标志竖立在比利牛斯山隘口的顶峰。罗马纪元683年（即公元前71年）底，梅特路斯和庞培率军穿过首都的街市，因战胜西班牙人一事向天父约维斯致以全国人民的谢意。苏拉死后，他的好运似乎仍伴随着他所创造的事业，这种好运要胜于那些受命来保卫它的无能而又懈怠的守护者。意大利反对派由于其领袖的无能和鲁莽，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移民反对派则由于内部纷争不断而濒临瓦解。这些失败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其自身的乖张不睦，而非敌人的顽强抗争所造成，但都是寡头党的胜利。寡头党的宝座再次转危为安。

[1]有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一位名叫斯达伯·埃罗（Staberius Eros）的新自由民，他是个有名的文学教师，他允许罪人的孩子免费上课。

[2]即今葡萄牙境内的伊比利亚人，公元前2世纪曾抵御罗马入侵。——译者注

[3]人们常以罗马纪元654年（即公元前100年）作为恺撒降生之年，因为据苏埃托尼乌斯、普鲁塔克和阿庇安之说，他死时（罗马纪元710年，即公元前44年3月15日）年五十六岁。有人说苏拉褫夺人权时（罗马纪元672年，即公元前82年），他年十八岁，也与上述说法大致吻合。但这种见解与下述事实绝对不合：恺撒在罗马纪元689年（即公元前65年）担任市政官职，而按年龄法，任这些职位最早的年龄，依次序说，为三十七至三十八岁，四十至四十一岁，四十三至四十四岁。我们不能想象为什么恺撒在法定年龄两年之前就充任这种官职，更不能想象为什么此事不见于任何记载。这些事实无疑引起了一种猜度，就是他的生日即在7月12日，毫无可疑，那么他生于罗马纪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而非生于罗马纪元654年（即公元前100年），这样，在罗马纪元672年（即公元前82年），他正是二十至二十一岁。并且他死时不是五十六岁而是五十七岁零八个月。再者，我们可以举出事实为后说的佐证——说来奇怪，这种事实竟被引来做反证——恺撒差不多还是个童子的时候，便受马略和秦纳的任命，做朱庇特的点火僧。马略死于罗马纪元668年（即公元前86年）1月，按寻常的说法，恺撒那时不过十三岁零六个月，所以非如维莱乌斯所谓的“差不多”，而确实仍是个童子，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年龄绝不能担任这种祭司职。反之，如果他生于罗马纪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7月，则在马略死时，他十六岁。这与维莱乌斯之说以及一般法规吻合。按一般法规，未逾童年的人不能就公职。而且，只有后说能合于下列事实，即恺撒在内战将起时所造钱币都刻有数字LII，大概就代表他的年龄，因为内战开始时，按这种说法，恺撒的年龄稍逾五十二岁。以上四种说法很可能出自一个共同的渊源。它们没有令人深信的证据，因为较早时期在日时法案肇始之前，甚至关于最著名、最显要的罗马人的生年，例如庞培，也有极不相同的说法，令人诧异。拿破仑三世所作的《恺撒传》反对此说，一者，根据年龄法，恺撒的生年不在罗马纪元652年（即公元前102年），而在罗马纪元651年（即公元前103年）。再者，尤为重要的是，我们知道一些其他不守年龄法的事。但第一层出于误会，因为如西塞罗的例子所示，年龄法所要求的只是就职的人须初届四十三岁，不是已满四十三岁。再者，所谓此种规则的例外一概不合实情。塔西佗说昔日授官时，不注意年龄，又说执政的独裁者都曾委托很年轻的人充任，他所指的，如一切注解家所公认，当然是较早时期，即公布年龄法之前——瓦列里乌斯·科尔弗斯二十三岁做执政官以及其他类似的事。相传卢库勒斯未到法定年龄就担任最高官职，此话不确。见于记载的只是根据一种我们所不详知的特殊条文——实际说来，他在罗马纪元675年（即公元前79年）做市政官，大约在罗马纪元677年（即公元前77年）做副执政官，罗马纪元680年（即公元前74年）做执政官。不言而喻，庞培的情形与此完全不同，但甚至说到庞培，也有几次见于朋文，说元老院使他免受年龄的限制。庞培是个得胜的元帅，凯旋的将军，一军的领袖，他与克拉苏联合之后，又是一个强大党派的魁首，他请求担任执政官时有这种事，自在意料之中。但恺撒请求担任较小官职时，他不比其他初入仕途的人关系重要，如果此时也有这种事，那就太奇怪了。还有更为奇怪的，人们既然提到那个不言而喻的例外，却不说起这个太少有的离奇事，尤其关于奥克塔维娅努斯二十一岁为执政官的事。与所举的例证如出一辙的，是得自于例证的推论，即“关于出类拔萃的人，罗马人不尊重这种法律”。说到罗马和罗马人，没有比这句话更错误的了。罗马共和国及其伟大的将军和政治家之所以伟大，尤其与一件事有关，即法律不但对别人有效，对他们自己也有效。

[4]米蒂利尼，城市名，位于希腊爱琴海莱斯博斯岛东南岸，为该岛屿的首府，也是莱斯沃斯州的州府所在地。——译者注

[5]至少这些组织的纲领须归在罗马纪元674年（即公元前80年）、675年（即公元前79年）、676年（即公元前78年）等，可是实行属于以后的几年。

[6]以下的叙述大体根据李锡尼的记载，他的记载在这点上虽残缺不全，却仍把雷必达之乱的重要资料传达给我们。

[7]罗马纪元681年（即公元前73年）执政官马尔库斯·特伦提乌斯·卢库勒斯和盖乌斯·卡西乌斯·瓦鲁斯的法律，即西塞罗所说和萨路斯特所提及的法律，并非开始恢复五牟底的法律，而只是整理西西里粮食的收买以保障粮食的布施，在许多细节上或许也有所变更。森普罗尼乌斯法确许每个住在罗马的公民共享赠粮。但以后的分配范围却不如此，因为罗马公民的每月粮食共计不过三万三千梅丁（即十九万八千牟底），那么，当时只有约四万人领粮食，而住在首都的公民当然比这数目要多得多。这种重大的改革大约出自奥克塔维乌斯法，这法律不遵行森普罗尼乌斯浪费的布施，却创行“国家所能堪，平民所必需的一种有节制的布施”。从各方面来看，李锡尼所说的粮食法正是这种法律。雷必达容许这种调停的建议与他对恢复保民官职权所抱的态度相合。这也与一种情形相合，即平民党绝不满意由此而来的粮食分配法。损失的数目以粮食值至少加倍的价钱为基础，当海盗或其他原因提高粮价之时，必有较重大的损失。

[8]由李锡尼残缺的记述看来，元老院的法令显然不是说派遣尚未任满的执政官往他们治下的省份去做续任执政官，这样便毫无理由，而是说派遣他们到伊特鲁里亚去讨伐叛变的菲苏兰人，正如在卡底里那战争，执政官盖乌斯·安东尼被派往该地。萨路斯特书中记腓力普斯的话，说雷必达ob seditionem provinciam cum exercitu adeptus est，完全与此说相合，因为执政官在伊特鲁里亚的非常统帅之职，正与续任执政官在纳博高卢的平常统帅之职同为一种procinc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