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以媒介为中介的交流而言，许多专家学者指出，不同交流媒介传递的信息量不同，且所有的交流媒介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面对面交流时可利用的社会背景线索等非言语信息。^[99]那么，丢失了大量非言语信息的不同形式的网络社交到底会不会降低信任？关于该问题的研究至今未在结论上达成共识。有学者认为网络交互势必会降低信任，因为交互过程中丢失了面对面交互过程中可感知的大量非言语信息，而非言语信息通常被视作识别欺骗的主要方法。^[100]而亦有学者强烈认为，在网络社交中，大量信息及新型社交网络的有效使用可以加强信任。^[101]当然，还有学者持中立态度，认为网络信任的形成与非言语信息的关系不大，可能是其他因素的作用更大。^[102]

本研究认为，不同网络交流方式是否会降低信任这个问题实际上包括了两个子问题。第一个子问题，不同网络交流方式是否会对网络信任建构发挥不同的影响作用？如果有影响作用，那么这种影响作用是增加、维持还是降低了网络信任建构的难度？第二个子问题网络世界中的信任程度是否低于现实世界中的信任程度？实际上，回答第一个子问题的关键在于不同交流方式所呈现出来的信息，尤其是非言语信息。这个子问题可以归结为非言语信息对网络信任建构的影响作用。而第二个子问题或许根本就不存在回答的必要性，这是个因人而异的问题。以下，本研究以“90后”大学生被试为例，探讨不同交流方式对网络信任建构的影响作用。既然这个问题的关键在于非言语信息，那么在探讨这个问题之前，有必要弄清楚不同的网络交流方式都电子化再现了哪些非言语信息及非言语信息在人际互动过程中有什么功能。

（一）三种网络交流方式中的非言语信息

在网络交流史上，基于文本的网络交流（Text-based Communication）（例如，电子邮件）是至今应用范围最广、应用时间最长的一种交流方式。在这种交流方式中，交流双方无法像在现实的面对面交流中那样可以看见、听见或者是触摸到彼此，双方之间的交流仅能借助文字实现，多种感觉通道的缺失，使得基于文本的网络交流表现出极大的局限性。交流双方不仅不能在交流过程中做出表达感情变化的行为，而且丢失了大量至关重要的非言语信息（例如，表示不同语义的体态语），更不用说借助多种感觉通道表现或感受“亲密”行为。^[103]值得庆幸的是，热衷于网络交流的网民创建了大量的“副语言”^[104]，使网络文本交流内容更丰富，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由于视听觉通道的不可用而造成的视听觉类非言语信息的缺失。例如，使用文字缩写、标点符号等表示语调的变化，而表情符号则广泛用于表示情感、态度的变化。^[105]这些手段不仅可以表示出语调、情感、态度的变化，而且大大缩短了句子长度，提高了交流的流畅度，丰富了文本交流的形式。^[106]

现在，这些网络交流技巧日臻成熟，被广泛应用于网络交流中。不少网络交流工具更是直接融入了图形符号元素，便于用户使用。例如，腾讯QQ的“表情管理”功能模块，使用户不仅能使用自身既有静态或动态符号，而且还能自定义添加甚至是绘制符号，大大丰富了网络交流语言，提高了网络交流效率，且使得用户不必为符号的绘制或记忆而大伤脑筋。但是，对于当时技术背景下的网络交流用户而言，交流工具显得相对“笨拙”，他们需要更多时间来学习、发展能够恰当传递社会信息的“副语言”技巧，才能在网络交流中熟练有效使用“副语言”来恰当准确地表情达意，建立关系。^[107]

除以上充分考虑利用视觉通道“图文并茂”丰富网络交流的形式及内容外，不少网络交流工具还利用听觉通道增强用户网络交流体验。例如，网络技术的发展使得借助网络进行语音交流成为可能，个体使用各种网络软件与世界各地的人进行廉价甚至是免费的语音交流。网络语音交流较网络文本交流大幅提升了人际交流效率，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听觉通道信息的缺失。然而，遗憾的是在网络语音交流中大多数的非言语信息（例如，面部表情）仍无法利用，这就很容易导致交流过程中语义的缺失或者是误读，造成交流双方的困扰。

虽然在交流过程中增加视听觉通道可以有效丰富交流过程中的信息，但是计算机中介交流还是一直被诟病缺少非言语信息，难以呈现交流中的所有信息。^[108]尽管人们已经清醒地意识到这种缺陷，但是这并没有阻碍人们追求并发展类似现实中面对面交流的网络交流方式的热情。在过去的若干年里，网络视频交流（Video-mediated Communication，VMC）的出现，将听觉及视觉通道融为一体，部分弥补了网络交流中非言语信息的缺失。在网络视频交流情形下，用户可以在实时发送、接收图片与文本的同时获取视听觉通道中表现出来的部分非言语信息（例如，语言的停顿、面部表情）。网络视频交流较网络文本交流速度更快，适用范围更广，即使是不会文字录入或者是文字录入速度较慢的人群也可以便捷使用。另外，较其他网络交流方式而言，网络视频交流中电子化再现的大量非言语信息营造了一种了“看得见、听得着”的氛围，不仅在某些情境下有助于良好人际关系的建立^[109]，而且有效迎合了用户“远在天边，近在眼前”的交流需求。由此，甚至有人宣称以文本交流为主的网络社交似乎大有被网络视频交流替代的趋势。^[110]

（二）非言语信息的交际功能

在人际互动过程中，虽然非言语信息使用得很频繁、很自然，但是在很多情况下，细致并系统地描述目前已知的所有非言语信息仍然很困难，大量非言语信息的作用及意义至今不能获得完全解读，其动态变化性亦不能完全借助其他符号表征系统得以建构、替代、分离或再现。

当前，国内专家学者对非言语信息的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他们从各自的研究视角出发对非言语信息在人际互动过程中的作用进行了探索性研究，相关研究多散见于各大学报，代表性研究还比较少。颜春峰认为，非言语传播的作用往往是言语传播难以替代的，其在人际传播中的作用主要表现为传播态度情绪、补充言语信息及替代言语信息三个方面^[111]；乐国安在考察言语信息与非言语信息传递信息意义一致性的基础上指出，两者之间的关系可以归结为强化、弱化、冲突、不相干四种关系^[112]。李果红根据非言语信息传递内容的不同指出，非言语信息具有控制（提供准确理解言语信息的提示）、人际（传播态度、情感，有助于实现交流目的）、标志、图解（形象表示物体大小、形状等）、适应等功能。^[113]田学军将非言语信息作为整体进行研究，总结出非言语信息最具普遍性意义的三项交际功能：内隐功能（包括信息功能、代言功能、文化传承功能）、伴随功能（包括同效功能、异效功能）、模糊功能。^[114][115]史小芳认为非言语交际是言语交际的补充，具有言语交际的伴随性特征及言语功能，具体的言语功能表现为强化、指代、弱化、补充言语信息。^[116]另外，还有极少数学者研究了个别非言语现象的具体含义及作用。^[117][118]虽然，不同学者对非言语信息作用的表述不同，但实际上，他们都从不同侧面揭示了非言语信息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具有普遍意义的交际功能。在相同文化背景下，大多数的非言语行为具有较为确定的含义，即使交流情境不同，也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对于以媒介为中介的交流而言，许多专家学者指出，不同交流媒介传递的信息量不同，且所有的交流媒介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面对面交流时可利用的社会背景线索等非言语信息。^[119]在网络视频交流中，由于交流媒介通道缩减导致了部分非言语信息的缺失，减少了可用非言语信息量，但这并不影响非言语信息主要功能的发挥。本文无意于探讨具体非言语行为的含义，而是将非言语行为作为整体进行探讨。研究中发现，非言语信息在网络视频交流过程中发挥的普遍意义的交际功能大致可以归为两类。

1.传播态度、情感

人的精神意识的传递及内心世界（例如，态度、情感）的揭示不仅可以借助言语信息来实现，而且还可以借助非言语信息来实现。如果说言语信息是有声传递意义、思想及情感的手段，那么非言语信息就是以异曲同工的方式实现、延续、辅助言语信息传情达意的手段。在交流过程中，非言语信息可以通过提供反馈信息来表现出态度的变化，从而调整言语交流的进程，转换交流者之间的角色。^[120]也就是说，情感状态可以通过言语信息表达，也可以通过非言语信息表达。例如，焦虑不安可以通过语调、面部表情、目光表现出来。^[121]个体无意识的平常的动作也能表示出情感的变化。“眉目传情”“执手相看泪眼，竟无语凝噎”一类的非言语信息在某些情形中似乎比言语信息来得更真切，更能有效表达态度、情感。

非言语交流是表达态度、交流感情的主要手段之一^[122]，是一种表征交流者之间关系发生变化的“关系语言”。在特定的人际关系情境中，非言语信息的表征涉及与交流双方及双方间关系有关的需求。例如，在网络视频交流过程中，有些需求并不是以直接明确的语言说出来，而是通过语调、目光间接体现出来。即使没有字典给出非言语信息的功能，但是非言语信息仍然是非常重要的信息。有学者指出，非言语信息的变化涉及与交流双方及双方间关系有关的很多方面：社会及个人地位^[123]，交流过程中的情感状态和人际态度、社会关系等^[124]。(www.daowen.com)

在网络视频交流过程中，非言语信息不仅可以表示出对交流对方的态度，而且可以表示出对交流主题的态度。对方是否喜欢、投入或厌烦当前探讨的话题，都可以通过视听觉通道传达的非言语信息得以确认。例如，言语的停顿、目光的长时间注视可能意味着对方很重视当前探讨的话题，而沉默、眼神的飘忽不定则说明对方回避或不想继续当前探讨的话题。交流过程中涉及双方间的社会（角色）关系的信息是随时变化的，而这些动态变化的信息可以通过恰当合理使用非言语信息表达出来。

2.补充、替代言语交流

非言语交流是人类进行交际的重要手段，与言语交流一同构成人类的交际行为。实际上，非言语行为像言语行为一样可以“说话”，而且非言语行为“说”的内容时常比言语行为表达的内容更多、更真切。语言交流心理学家梅拉比安（Mehrabian）在大量实验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在情绪传递的过程中，言语的作用仅占7%，语调、语速等声音信息的作用占38%，表情和动作的作用占55%。^[125]在类似的研究中，伯特威斯特发现非言语行为可以传达出交流过程中65%的信息。虽然，两位学者在非言语行为传递信息量的比例上没有达成一致，但是不可否认，两位学者均认为，交流过程中非言语行为传递的信息量超过了言语行为传递的信息量。这种不见诸文字，却能被理解的微妙代码^[126]，甚至在某些情境下足以取代有声的言语交流，胜任人际间的交流活动，即所谓的“无声胜有声”。

网络视频交流中往往会在言语交流之外辅以恰当有效（也可能是无意识的）的非言语交流，借此强化或弱化语境。交流过程中的非言语信息不断影响并改变言语信息所传递的内容，而且非言语信息的恰当使用往往会引起对方的注意并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比较容易取得更好的效果。^[127]但是，非言语信息的不恰当使用也可能会导致负面效果的出现，毕竟非言语信息有时候会模糊言语信息所要表达的意义。^[128]甚至，非言语信息可能会“出卖”言语信息所要表达的意思，揭示交流者的真实意图。英国心理学家阿盖伊尔（Agaer）等人的研究表明，当言语信息与非言语信息出现不一致时，人们往往会选择相信非言语信息所表达的意义。这是因为，言语信息容易受意识的控制，出现“心口不一”的情况，而传递非言语信息的行为是受外界刺激产生的无意识反应，不易被抑制或掩盖，更能昭示交流者的本意。正如弗洛伊德所言，血肉之躯不可能保守秘密，即使嘴巴可以沉默，但是身体其他部位传递的非言语信息也会将其出卖。

虽然网络视频交流中非言语信息主要交际功能的发挥并未因媒介的介入而受到比较大的影响，但是不可否认，媒介的介入使得某些重要的非言语信息在一定程度上丢失了，例如嗅觉及触觉信息。^[129]不少心理学家指出，嗅觉通道传递的某些信息，有助于自我表征。^[130]例如，现实世界中，不少人使用香水辅助自我表征。而亲吻、拥抱等人与人之间的肢体接触也能传递交互过程中的情感信息。

（三）非言语信息对网络信任建构的影响

既然非言语信息在人际互动过程中具有如此重要的作用，那么这种人际传播功能是否也体现在网络信任建构过程中呢？有学者认为，个体的容貌、穿着等非言语信息在一定程度上表征了个体身份，直接观察个体的身体特征就大致可以判断出其可靠性。^[131]亦如塞利格曼（Seligman）所言，“通常（被信者）的衣着、行为及举止等会使施信者形成对其道德观及忠诚的认识”。^[132]根据这种观点，视频交互可以让施信者观察到被信者的某些特征，而这有助于施信者预测其未来行为，并以此作为信任判断依据。由此，可电子化再现非言语信息量越多的交流方式越有助于网络信任建构。而此前亦有研究结论证明了这种推断的可能性。研究者对四种不同交流方式（面对面交流、视频交流、语音交流、网络文本交流）中的“社会两难游戏”中涉及的信任问题进行实验研究后发现：网络情境中发展信任的难度远远大于面对面情境中发展信任的难度。在信任的建立方面，文本交流明显劣于其他三种交流方式。^[133]

然而，本研究调查结果显示，上述结论并不完全适用于“90后”大学生被试发展网络信任的情形。网络情境中发展信任的难度虽然的确大于面对面情境中发展信任的难度，但是，网络文本交流并不总是处于劣势。实际上，网络文本交流、语音交流、视频交流在网络信任的不同发展阶段具有不同的影响作用。在网络信任的初始发展阶段，网络文本交流是重要的交流方式。几乎所有被试都表示，他们不会与在网络上相遇的陌生人使用语音交流、视频交流这类非言语信息丰富的交流方式进行交流，即使对方提出这种要求，也往往会被他们视为无理要求而拒绝，网络社交关系就会至此结束。反而是网络文本交流为他们与陌生人发展网络信任提供了契机，他们会接受网络文本交流请求，但却不一定会接受语音交流或视频交流请求。

由此，在网络信任的初始发展阶段，语音交流、视频交流这类非言语信息丰富的交流方式可能会不利于网络信任的发展，原因就在于这两种交流方式会暴露个体过多的个人信息，甚至有可能将个体置于危险的境地。对“90后”大学生被试而言，网络文本交流中传统意义的社会线索的缺失并不意味着社会线索本身的缺失。^[134]如果有需要，他们仍然可以通过某些途径获取相关信息。有时候，少量的信息恰恰能够透露出更多的信息。^[135]因此，语音交流及视频交流不利于为个体创造交互的机会。没有交互的机会，也就不存在发展网络信任的可能性。由此，物理因素造成的交流者的视觉匿名性及同时在场性的缺失为发展网络信任增加了可能性。^[136]即，非言语信息的缺失对人际关系的建立有积极作用^[137]，为个体之间发展网络信任提供了契机^[138]。

本研究从实证调查中所获得的“非言语信息的缺失对人际关系发展有积极作用”这个结论与既有研究结论相悖。此前有关计算机媒介交流社会效应的理论及研究表明，非言语信息的缺失会对人际关系的发展产生负面作用。持这种观点的学者以“社会临场感理论”对此进行了解释，认为媒介信息系统的数量越少，一个人所能体验到的社会临场感越弱。社会临场感的降低最终会反过来降低交流者之间的亲密度。^[139]因而，计算机媒介交流因为信息感知系统的较少融入，而导致了较弱的社会临场感。不仅如此，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相比，网络社交中因社会线索的相对缺失使得在线人际关系品质不高。^{[140][141][142]}当然，以上结论并不适用于任务导向而非社交导向的交流。然而，实际上，很多学者认为，“社会临场感理论”本身就存在缺陷，该理论的合理性有待商榷。例如，即使用户认为视频交流的社会临场感强于网络文本交流的社会临场感^[143]，但是这也并不是因为视频交流过程中所提供的大量非言语信息的动态性导致了其较高的社会临场感^[144][145]。因此，该理论不足以解释交流过程中信息量对人际关系发展的影响^{[146][147][148][149]}，而且“社会临场感理论”并未明确社会临场感所需的信息系统的临界值。因为，就人际关系发展而言，网络交流过程中过多的信息量并不一定优于适中水平的信息量。^[150]不过，亦有学者从其他角度阐释了非言语信息的缺失对人际关系发展的影响。他们认为，交流过程中电子化再现的外貌等身体特征是一种能更多引发积极评价的信息。^[151]交流过程中大量的信息能够降低不适感及不确定性，增强相互之间的好感。^[152][153]例如，网络交流中出现的照片能明显增加彼此的好感。

与以上两种极端观点不同，沃瑟认为两种结论都有支持证据。在沃瑟看来，在某些情境中，网络交流是非个人的（Impersonal）、人际的（Interpersonal）甚至是超个人的（Hyperpersonal），而超个人的观点则超越了亲密的离线互动的人际关系的发展。^[154]原因可能就在于，网络交流一般比面对面交流持续的时间更短。因此，在时间有限的情况下，网络交流不利于人际关系的发展；但是如果时间足够充分，交互者就会积极寻找、展现社会及个人信息，双方以此建构彼此的印象，关系很容易就会发展至正常的人际水平。^{[155][156][157]}由此，似乎可以推断出：网络交流中非言语信息的缺失并不是影响网络关系发展的决定性因素，网络关系发展还受到交互双方交流持续时间的影响。

不管不同交流方式中呈现的非言语信息如何影响了网络关系发展，在网络关系的初始发展阶段，或者是在个体做出信任的初步决定时，网络文本交流相对其他两种网络交流方式更有可能为网络信任提供发展契机。随着网络关系的深入发展及网络信任的建立，个体有可能会改变交流方式。个体改变交流方式并不是因为对当前交流方式的不满，而是对双方之间信任关系建立的认可。而其他两种网络交流方式中所呈现的大量非言语信息就有可能成为个体修正信任决定的依据。例如，个体可以根据虚拟角色使用的照片（前提是个体在形塑虚拟角色时使用了自己的照片）、年龄等标签与视频交流中所呈现出来的个体容貌之间的一致性来修正关于他人可信性的认知，并以此作为决定信任未来发展趋势的依据。在这点上，网络文本交流的影响作用稍逊于其他两种网络交流方式的影响作用。

由此，在网络信任发展过程中，网络文本交流提供了网络信任建立的机会。但是，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如果个体之间改变了交流方式，那么语音交流或视频交流中电子化再现的非言语信息就会发挥影响作用，成为个体修正信任决定的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