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而言，现实情境因素作用于网络信任的方式大致可以归结为两种。

第一种，信任作为一种在后天活动中习得的对周围其他人行为表现的预期，其本身无法摆脱特定的社会文化传统及社会构成的制约与影响。后天活动促使个体形成有关信任的某些观念，比如，经济失衡严重的环境可能会导致个体的信任度偏低，这些观念会直接体现在网络信任建构过程之中。也就是说，网络社交双方长期生活的现实环境通过影响个体信任态度的形成而对个体的网络信任建构发挥较大作用。

第二种，信任具有多变性及复杂性，现实世界中的某些事件可能会直接冲击公众的信任观念，直接影响网络信任的程度。生活在低信任的现实环境中的个体似乎难以创建一个高信任的网络环境。因为网络会将个体的邪恶扩大，暴露出更多的社会弊端。如此消极的环境，又如何发展较好的网络信任呢？低信任的现实环境对应于较低的网络信任，而不是较高的网络信任。个体在现实世界中的信任态度与其在网络上的信任行为有一定的关联。因此，探讨现实情境因素对网络信任的影响应该从现实情境因素对现实世界中信任态度的影响着手。

对社会学家而言，信任不仅仅弥漫于社会生活的每个角落，涉及行动者个体，极具个人性，而且更是一种社会关系，浸淫着制度、结构等诸多社会性因素。信任在很大程度上突破了个体的界限，成为一种社会关系。这种社会关系根植于整个社会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大背景之中，它的形成带着深刻的社会制度的烙印。以下，我们将以宏观层面的经济及微观层面的家庭成长环境为例简要探讨现实情境因素对个体信任观念的影响。

（一）经济与信任

信任本身是嵌入在社会结构和制度中的一种功能化的社会机制。^[61]这种社会机制会受到诸多制度因素的影响。宏观层面，影响信任的最重要因素是社会中的经济失衡或者说经济不平等水平。^[62]有研究表明，社会信任与经济平等、机会平等这两种彼此不同而又相互关联的平等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当经济资源分化或者当人们觉得有些人享有不平等之优待时，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就会变得紧张。在这种情况下，社会信任是无法生根发芽的，取而代之的是仇视怨恨及怀疑丛生。^[63]种种社会迹象表明：社会中的不平等程度愈高，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逾低。以下，本研究以经济失衡为例探讨不平等与社会信任之间的关系。

图4-2　信任的总体水平与经济失衡之间的关系图

*资料来源：Uslaner，E.M.Trust as a Moral Value［A］.Castiglione，D.，Van Deth，J.W.，＆Wolleb，G.（Ed.）The Handbook of Social Capital［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101-121.

尤斯拉纳以全球多个国家为研究对象，在大量数据统计分析的基础上测算出了信任的总体水平与经济失衡之间的关系，如图4-2所示。显然，信任与经济失衡之间呈现出负相关关系。那么，信任与经济失衡之间为何呈现出负相关关系？这是因为社会资源的分配在信任的形成过程中至关重要。经济均衡可以提升信任，而经济失衡就会降低信任。经济均衡提升信任的原因在于：（1）收入的合理分配使人们乐观地相信他们也可以分享社会财富，而乐观是信任的基石；（2）收入的合理分配加强了社会中不同群体的联系。当社会中部分人的收入远远超过其他人的时候，不论是社会顶端还是社会底端的人都不可能将其视为自己阵营中的一员，更不可能认为彼此有共同的命运，因此，也就不可能信任那些与自己不同的人。个体在感觉到彼此之间存在共同约束时，往往比较容易产生信任。随着经济失衡程度的加深，这些共同约束也就随之被破坏了，个体对他人的信任感也就下降了。因而，经济失衡带来的是悲观及不信任，经济失衡程度越高，信任程度也就随之越低。^[64]

信任程度的高低对社会及个人有直接影响。在信任程度高的社会中，大部分人都认为他人是可信的，即使并不可信的个体也会被认为是可信的，他们受益于整个社会的信任体系或者说是信任文化。反之，如果社会中普遍缺乏信任，即使是个人记录良好的个体被认为不诚实的概率依然会很高。我们周围的规范会鼓励我们去信任还是不信任，信任文化可能唤起信任行为，而不信任文化可能唤起不信任行为。也就是说，个体会以他人对待自己的方式对待他人。如果个体被认为是可信的，个体就会以一种比较值得信任的方式对待他人。反之亦然。因而，信任体系能够直接影响个体对他人可信性的判断及他人对个体本身可信性的判断。即使当情境发生变化时，这种情况依然存在。

另外，信任反映了一种社会文化中的个体与他人交往的机会。信任将我们与那些跟我们不同的人联系起来。对陌生人的信任促使人们形成了“利他”价值观，不管在什么情况下都愿意给予他人帮助，即使这个人与我们不同。同时，对陌生人的信任使得我们愿意从积极的角度评价陌生人的意图，并愿意承担与之相伴的风险。这种积极的心态增加了我们与陌生人交往的机会，让我们认为大部分人都是“亲社会”的，不会做出伤害我们的行为。信任程度高的环境中成长起来的个体往往会对他人有较高的信任度。哪怕是与他人网络社交时，高信任度的个体依然会将现实世界中的对他人的信任迁移至网络世界中，现实世界中形成的信任观念依然可以在网络世界中发挥作用。就本研究的被试而言，他们成长于不同经济条件的家庭之中，经济借助社会文化对信任发挥影响作用，使不同个体形成不同的信任观念。这种信任观念也会体现在个体的网络生活中，因为网络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而且两者是相互交织、融合的关系，个体的网络生活不可能脱离现实生活的影子。因此，网络上的信任依然受到现实环境的影响，不过这种影响是通过长期影响个体的信任观念而发挥作用的，而网络社交双方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可能并不会产生很大的影响。(www.daowen.com)

除此之外，现实情境中还有大量潜在因素可以对个体信任观念的形成产生重大影响。例如，国家对个体信任观念的形成有着重要影响。国家的可信性能够影响其产生人际信任的能力。^[65]国家的可信性由政府机构创造，而国民对国家的信任程度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为国民对政府机构的信任程度。但是，就国家信任的生成而言，大部分的政府机构都不能创造出信任。^[66]在所有的政府机构中，只有检察院及公安部门有“能力”创造出信任。^[67]在正常状态下，这些机构不仅是公平的，而且能够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法规、规章制度来防止没有社会良知的人犯错误来产生信任。但是，就现实结果而言，公共机构提高社会信任程度不容易，降低社会信任程度却轻而易举。当本应该维护社会公平与正义的执法机构因为种种原因而不能履行职责的时候，国民的信任程度自然就会降低，随之产生的结果就只能是社会信任程度的普遍降低，而不是提升。

（二）家庭成长环境与信任

在个体信任观念形成过程中，虽然宏观层面的经济、政治、文化都会发挥影响作用，但这大多发生于个体进入社会环境之后。实际上，在个体信任观念形成的初期，并不是这些宏观层面的因素在发挥作用，而是与个体有密切关系的微观层面的因素在发挥作用。例如，父母、兄弟姐妹等个体家庭成长环境中的因素。这些因素不仅影响力最大，而且持续时间最长。个体对家庭成长环境中这些“重要他人”^[68]（Significant others）的信任会直接影响到其对其他重要他人（例如，老师、同龄人）及社会上大多数人的信任，而且这种影响作用将贯穿个体一生。

目前，关于不同时期不同因素对个体信任影响的研究数不胜数，这当中有很大一部分涉及家庭成长环境对个体信任的影响。在这些研究者中，埃里克森（Erikson）较早认识到生命初期的信任的重要性。他指出，个体与其生命中的重要他人（例如，父母、老师、同龄人）建立基本信任的能力会影响个体终生的心理机能。个体所拥有的基本信任可以使其感知到他人是可以信赖的，并有信心与他人发展人际关系。^[69]在基本信任对于人际信任的重要性这点上，鲍尔比（Bowlby）提出了与埃里克森观点类似的“依恋理论”（Attachment Theory），认为依恋是婴儿与其重要他人（例如，看护人）之间的情感联结，能够影响个体成长过程中的社会机能。^[70]连接依恋情结与社会发展之间的主导机制就是“内部工作模型”^[71]（Internal Working Model，IWM）。^[72]

后来，萨凯（Sakai）在整合有关依恋及“内部工作模型”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信任的终生发展与功能观”理论（The Fun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rust across the Lifespan），人际信任发展过程假设模型如图4-3所示。^[73]根据萨凯的这一理论，在信任的发展过程中，儿童对家庭成员的信任可以推广至对其他重要他人的信任。例如，老师、同龄人。儿童对这些重要他人的信任可以逐渐推广至对广义层面上的他人（即社会上的大多数人）的信任。在所有重要他人中，父母对个体信任观念的影响持续时间最长且作用最大。图4-3概括了信任如何从家庭成长环境中的重要他人（例如，父母、兄弟姐妹）推广至其他重要他人（例如，老师、同龄人）再推广至广义层面上的他人的过程，及这些不同的因素如何影响个体信任观念的形成。

此前有关信任发展过程的研究认为信任的形成过程中包含两个要素：周围的环境特征及个体内心要素。其中，父母教养方式^[74]、与同龄人的关系品质^[75]通常都被视作主要的环境要素。个体内心因素则包括外向型个性^[76]、信息加工方面的个体差异^[77]等。在研究中使用了“行为基因法”（Behavioral Genetics Approach）的实证研究发现：基因几乎无法解释儿童为什么会改变对重要他人的信任^[78]，而成长环境则能够很好地预测个体行为^[79][80]。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实证研究证明了这种结论的可靠性。可见，个体的成长环境对其信任观念的形成产生的影响远远大于基因产生的影响。

图4-3　人际信任发展过程假设模型

*资料来源：Sakai，A. Children's Sense of Trust in Significant Others Genetic verse Environmental Contributions and Buffer to Life Stressors［A］.Rotenberg，K. J.（Ed.）Interpersonal Trust During Childhood and Adolescence［C］.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0：58.

根据发展心理学及“内部工作模型”理论，儿童对重要他人的信任是其信任家庭之外他人的基础。由此，那些有助于发展对父母、兄弟姐妹信任的因素，尤其是父母教养方式这类环境因素也会影响儿童对非家庭成员的信任。婴儿期（0至1.5岁）形成的信任观念将影响其一生。而在这个时期，家庭是儿童的主要成长环境，是影响儿童信任观念形成的主要因素。因此，在这个意义上，家庭环境因素对个体信任观念的形成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随着个体进入学校，老师、同龄人等环境因素将逐渐发挥影响作用。不过，家庭情境因素根深蒂固的影响作用将持续下去，而且可以用于合理解释对其他重要他人的信任现象。^[81]例如，有研究表明：儿童会根据他人的信任行为来选择朋友^[82]，而这些选择出来的朋友往往与其有最相似的心理特征^[83]。实际上，这种选择朋友的机制可能会使个体受用终生。而心理特征的形成往往源于家庭成长环境。因此，个体对他人的信任在很大程度源于家庭成长环境的影响。

信任是一种相对稳定的心理特征。个体的信任观念一旦形成，就很难改变，除非后续的经验修正了这种观念。不过，通常这是个非常缓慢的过程。为此，我们有足够的理由相信：个体受家庭成长环境影响而形成的信任观念也会在网络情境下与他人的互动活动中继续发挥作用。

以上，本研究仅以宏观层面的经济及微观层面的家庭成长环境为例探讨了现实情境因素对个体信任观念的影响。实际上，中观层面的某些因素也会对个体信任观念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例如，亚文化。在前文，本研究提及的信任的跨文化研究表明：个体信任观念的形成与文化差异有密切关系，文化对信任有明显的影响。^[84]在本研究中，所有“90后”大学生被试均成长于儒家传统文化背景下。虽然在地域上可能存在一定的文化差异，不过这并不足以引发个体形成与普世观念差异很大的信任观念。然而，大量的亚文化研究表明：隶属于特定群体的亚文化会使该群体中的个体形成与非群体成员截然不同的价值观念及生活方式等。由此，似乎可以推断出：不同的青少年亚文化也可能会对个体信任观念的形成产生一定的影响。实际上，特定的青少年亚文化可以直接影响个体对网络社交对象的选择及其在网络上与他人建构网络信任的过程。这种影响作用部分通过青少年彼此之间行为上的模仿体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