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互联网发展的初期，由于种种因素的制约，使用网络还仅仅是某些研究人员的“特权”。虽然互联网发展之初是为了满足军事需求，但是一些科学家在建网之初就预言网络会成为人类社会的新型交往与信息交流方式，而且研究人员在实验研究的过程中也确实发现了网络作为社交工具的可能性，他们开始尝试这种新型社交方式，体验这种新型社交方式所带来的新鲜感与快乐。此时的网络社交仅仅局限于研究人员之间，是日常社交的延伸与补充，而网络也只是局限于发挥交流工具的作用。由于网络分布的范围很小，使用权限也没有开放，对上网人员身份的控制比较严格，因而网络社交的范围非常狭窄，网络社交双方往往是现实世界中相互认识的人，双方之间早已建立信任关系。因而，网络社交主体间的信任是建立在现实世界基础上的，也就不存在信任与不信任的问题。

后来，随着网络的开放，技术的发展，网络迅速向社会公众和商业领域开放，网络用户的数量呈指数形式增长，网络迅速融入人们的生活，成为人们工作、学习、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上网人员身份的控制不再严格，网络法规、网络规范的滞后等诸多因素导致网络空间中的社会问题大量滋生。^[86]网络黑客频现，网络的虚拟性更是将人的说谎本能提升到前所未有的程度。^[87]此后，网络空间中的社会问题引起了不少专家学者的关注，网络信任问题被提及的频率日益增加。

就现有研究来看，被频繁提及的网络信任问题主要涉及四个领域：信息、信息系统、电子商务及网络人际关系。这四个领域所涉及的问题分别是：从网络上获取的信息是否值得信任^[88]、信息系统中技术的安全性及可靠性^[89]、电子商务中卖家及买家的可信任性及由网络社区（如聊天室、讨论组、论坛）中形成的人际关系的可信任性^[90]。在所有研究中，电子商务中的信任问题成为研究热点与主题，然而较少有研究者涉猎网络社交中的人际信任问题。为数不多的研究网络社交中的人际信任问题的学者多是从虚拟社会与现实社会交织的研究取向出发，倾向于关注网络信任与现实信任之间的相互影响、相互联系及区别。

围绕本研究中所涉及的相关问题，综合起来看，当前西方学者对网络社交中的人际信任问题的相关研究主要体现在五个方面。

（一）网络信任的概念及特点

与现实世界中的信任研究一样，由于没有在概念和研究方法等理论基础上达成共识，致使很多宣称研究在线社交信任的研究者实际上是在研究信任的不同方面。^[91]很多人际交互研究者研究的是以技术为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关系^[92]，还有研究者将技术作为信任的对象^[93]。例如，克里托雷（Corritore）等人认为网页可以被视为技术，并在其研究中建构了以网页作为信任的对象的模型。^[94]

乔普拉（Chopra）及华莱士（Wallace）在分析有关现实社会中的信任概念的基础上，提出信任应普遍具备三个要素——被信者、信念及意愿，并由此界定了信任的概念，认为信任是一种信赖他人的意愿，而这种意愿是建立在对他人的信任能够产生积极结果的信念基础之上的。他们认为如此界定的信任概念亦可适用于网络环境，并对网络信任进行了概念上的剖析，确定了网络信任的维度及本质等。^[95]

格林（Green）借鉴了霍姆斯、伦佩尔和哈丁（Hardin）等人对信任的界定，在此基础上认为网络社交中人际信任的主要形式包含了信息分享，而且信息分享是网络社交的重要部分，在网络社交中个体相信他人能够提供诚实准确的信息，或者是对自己的私人信息保密。而网络友谊和浪漫关系中的信任是网络伙伴间普遍存在的情感。在一项有关网络信任程度的调查研究中，研究者就具体领域（情感支持、诚实交往、保守秘密、身体安全、借钱、拜访他人）中的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调查。调查结果显示，对这些问题的回答之间存在较高的相关性。如果被调查者认为网络伙伴在情感支持上是可信的，那么他也会信任对方不会给自己带来身体上的伤害。该研究中所调查的网络信任关系平均持续了一年之久甚至更长时间。在后续研究中，格林认为网络上的信任可以进一步细分，但是他并没有给出相关界定，只是举例说明如果采纳网络熟人提供的意见或建议，却不会与其分享秘密，那么这种信任就是建立在经验判断或对他人真诚性判断的基础上的。^[96]另有早期研究指出，成熟、稳固的信任关系是随着时间及对网络伙伴的熟悉而形成的，由于形成速度不同，因而有“急速信任”和“缓慢信任”之分。^[97]

（二）网络信任的形成与发展机制

网络人际信任的程度随关系的发展而发展，网络信任的发展与现实信任的发展既存在相似性，也存在差异性。与“火车上的陌生人”一样，人们更倾向于在网络上与人交流自己比较私密的信息，这是因为网络上的陌生人几乎不存在与其现有的社会圈子有关联的可能性，也就不存在“泄密”的情形，他们的可信度更高，敞开心扉的程度与对他们的信任程度紧密相关。^[98]但是，这个结果的准确性有待商榷。到底是因为网络上的陌生人的可信度较高还是因为网络上的陌生人没有能力，也没有机会向自己熟悉的人“出卖”信息而导致交流程度较深？或许两者都不是，交流程度较深可能仅仅是为了找个倾诉对象，而跟信任与否无关。

网络信任并不是先天存在于社交双方之间，而是随着交往频率的增加逐渐形成的，其发展速度亦有快慢之分。^[99]沃瑟（Walther）认为，网络社交中形成的关系可能比现实中形成的关系会更快地发展到比较亲密的程度。^[100]交往双方在网络关系稳定之后，即确定信任关系之后，随着信任程度的增加，可能会交换个人信息，而且还有可能改换其他交往方式，例如打电话、见面。^[101]另外，网络信任还可以划分为不同的阶段，每个阶段呈现出不同的特点。网络初级信任的特点是风险较小、依赖于奖惩体系，而网络高级信任涉及对对方的期待，例如希望对方熟悉自己的喜好。^[102]

瑞格斯伯格（Riegesberger）和萨斯（Sasse）等人认为网络社交中施信者和被信者之间的信任形成过程可用“信任需求情境（Trust-requiring Situation）模型”来表示，该模型如图1-4所示。^[103]在交换发生之前，施信者和被信者从（1）对方和情境中接收信号。施信者的信任水平受接收到的信号的影响。施信者会根据其信任水平和其他因素（例如，外部选择）来决定实施信任行为（2a），还是退出情境（2b）。如果施信者意识到在被信者完成部分交换（3a）之后会有所回报，那么他们就会实施信任行为。如果被信者缺乏完成交换的动机或能力，就会导致信任建构的失败。该模型将信任视为行动者对他人或情境的变化做出回应的个体心理和行为，也可用于解释网络购物过程中信任的建构过程。

（三）网络信任的影响因素

既有研究发现多种因素影响着网络人际信任关系的建构与发展。就现有的研究结果来看，网络信任的建构与发展主要受到网络技术、作为信任关系主体的交往双方等因素的影响。

1.网络技术的影响

对于以媒介为中介的交流而言，许多专家学者指出，不同交流媒介传递的信息的类别和数量不同，且所有的交流媒介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减少面对面交流时可利用的社会背景线索等非言语信息。^[104]与传统的面对面交流相比，网络交流由于多种媒介的介入，使得面对面交流中的某些信息在网络社交中失去效用，道瑞（Döring）将这种现象称为“通道缩减”（Channel Reduction）。肖特（Short）、威廉姆斯（Williams）等人认为与面对面的交流相比，借助媒介的交流导致了交流双方的体态语、社会背景线索等非言语信息大量缺失，大大降低了“社会临场感”（Social Presence）。^[105]实际上，不管是“通道缩减”，还是“社会临场感”的缺失，实际上都意味着信息的缺失。交流媒介减少了社会背景线索，这会干扰（或减少）人们对社会背景的认知理解进而导致某些意外的交流行为。^[106]在这个过程中，人们可能会调整交流的目标、语调和言辞内容。通常认为，信息的缺失和媒体丰富度（Media Richness）提高了不确定性，而信任就是对不确定性的容忍，不确定性的提高意味着信任的风险较高，这最终将会导致信任不易建立或者是信任程度比较低。^[107]

(www.daowen.com)

图1-4　信任需求情境

*资料来源：Riegesberger，J.，Sasse，M.A.，＆McCarthy，J.D.Trust in the Mediated Interaction［A］Joinson，A.N.，McKenna，K.Y.A.，Postmes，T.，et al.（Ed.）The Oxford Handbook of Internet Psychology［C］.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53-69.

在华莱士看来，网络之所以不利于信任的建构，原因就在于网络减少了交流通道，个体在交流的过程中难以观察到重要线索，例如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而这些非言语信息通常被认为是识别谎言的重要方式。正如弗洛伊德（Freud）所言，血肉之躯不可能保守秘密，即使嘴巴可以沉默，但是身体其他部位产生的非言语信息也会将其出卖。^[108]另外，网络上不存在面对面的身份限制，但是人们在网络互动中仍然需要安全感和一致性，尽可能减少不确定性，进而初步建构信任感。^[109]有人认为，通道缩减造成了交流中线索的缺失，增强了不确定性，进而增加了网络信任建构的难度。不过，也有人认为，通道缩减模型本身就是有争议的，能否用于解释网络信任难以建构的原因还有待商榷，因为它并不能解释技术有能力提供面对面情境中所不能获得的信息（例如，借助网络检索他人的个人信息）。例如，有学者认为网络社交中有效获取的大量信息及新的在线社交网络可以强化信任。另外，从多种渠道（例如，通过共有的朋友、网页信息或者是报纸报道等）获得的身份认证信息或许是强化信任关系的重要因素。^[110]还有人持中立观点，认为网络是种经验型工具，网络对信任建构的影响取决于个体的网络使用经验，网络经验越多越能够引发深层的网络信任。^[111]

目前，有关网络技术对网络信任的建构与发展的影响的研究还比较少，研究者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并辅以理论支持论证了自己的观点。例如，有人通过实验研究证明了网络社交中不同交流通道可能会对网络信任的建构与发展产生影响：对于社会两难困境中的信任而言，网络音频、视频交流的效果类似于面对面交流的效果，网络文本交流的效果明显劣于这三种交流的效果，而且网络音频、视频交流情境中都表现出所谓的“延缓信任”及“脆弱信任”的特点。^[112]

2.交往双方的影响

冯（Feng）和雷泽（Lazar）等人通过研究网络人际认同、人际关系类型与人际信任之间的关系得出如下结论：网络人际认同和人际关系类型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对网络人际信任有显著影响；在现实中易于相信他人的网民在建立网络信任时可能会遇到更大的困难；另外，交往中所设定的情境也会直接影响到网络信任的建立。^[113]劳布（Raub）和维斯（Weesie）认为短时嵌入（Temporal Embeddedness）、社会嵌入（Social Embeddedness）和制度嵌入（Institutional Embeddedness）三个情境属性方面的因素影响着被信者是否能完成信任活动。^[114]萨斯等人指出虽然情境因素能够激励被信者完成信任活动，但是这并不能完全解释行动者的经验行为。^[115]他们认为情境属性（Contextual Property）在被信者的内在品质（Intrinsic Property，指的是完成信任活动的动机和能力等这些相对稳定的属性）驱动下执行，被信者的固有属性包括能力、内化规范、仁爱之心等。^[116]

格林认为网络信任的建构与发展受网络社交主体双方的制约。个体背景的相似性（例如经历）及他人的优秀品质（例如友好、诚实、睿智）有助于信任关系的发展，而价值观及个性上的相似性比背景的相似性更易产生信任。此外，个体使用计算机及在线技术的经验、使用网络社交的时间及个人意向也会影响网络信任。在网络社交上花费的时间越少，撒谎的可能性越大；随着人们对信息量较少环境的熟悉，人们能够学会或识别出决定信任的线索。过度消极或者开放都不利于信任的形成。^[117]实际上，在此之前就有研究发现，经常对网络社交同伴撒谎的人也较少相信同伴。^[118]乔普拉及华莱士认为网络信任的功能就是维系在线关系。网络信任可能会受到认知及情感维度某些因素的影响，且被信者的某些品质可能会影响到网络信任关系的建立。^[119]

（四）网络信任的类型

以媒介为中介的交流导致了较低程度的网络信任，网络关系正是始于这种劣势。在一项调查中，研究者就“通常而言，网络上的大部分人是否可以信任”这个问题展开调查，大部分受访者指出：相对于现实世界中的人，他们明显更少信任网络上的人。类似的情形亦出现在网络交易中。^[120]虽然网络上较少存在信任，但是不少人还是选择了信任他人，因为在互动中存在着获得利益的机会。娱乐、消磨时间并不需要信任。向他人敞开心扉寻求情感支持，意味着信任他人能够给予友善的回应；与网络上的人合作完成某项任务虽然存在一定的风险，但是这却有可能完成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有时候，网络关系能够带来切实的好处。^[121]这样看来，网络信任关系是一种可能给互动者带来好处的利益关系。

库珀（Cooper）及其同事们关注了在线关系发展的进度，他们认为网络关系极易出现“非成即败现象”，即亲密的快速的自我暴露过程引发了萌芽时期的关系很快变得过于强烈的现象。快速的自我暴露过程产生了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最终导致形成的关系难以维系，而原因就在于相互之间缺乏基本的信任和真实了解。^[122]

1996年，帕克斯和弗洛伊德对新闻组中形成的人际关系的一项调查显示，2/3的被调查者曾和某个在新闻组初次会面的人建立过个人关系，其中7.9%的被调查者说这是一段浪漫关系。^[123]1998年，帕克斯和罗伯茨（Roberts）尝试在另一个在线空间重复上述研究，他们发现大多数的被调查者在参与MOO的过程中至少建立过一个一直维持着的私人关系，包括亲密的友谊（40.6%）、普通的友谊（26.3%）和浪漫关系（26.3%）三种关系类型。他们认为当双方的交往更多建立在个人层面或转向一对一的交往时，交往双方间就确立起了朋友关系，而朋友关系可能是网络社交所形成的关系中最常见的。^[124]

随后，尤兹（Utz）研究了MUD空间中发生的互动，调查发现：76.7%的被调查者声称他们在网上建立过一个发展到现实中的关系，其中24.5%的人宣称这是一段浪漫关系。^[125]惠蒂（Whitty）和加文（Gavin）在关于聊天室交互情况的调查中，也发现了人们在此空间中建立友谊及浪漫关系的大量证据。^[126]继此之后，格林也研究了网络社交关系发展趋向，他指出：网络社交关系有三个发展趋向，即熟悉的人、朋友、恋人或性关系。其中，熟悉的人是网络上其他关系类型的起点，要保持这种弱连接关系，需要一定的信任。而网络上的恋人或性关系的首要目标是追求心理满足，这种关系可能不需要双方之间建立信任。但如果这种网络关系转向现实，就会需要信任。^[127]

实际上，就以上学者对网络关系发展的研究而言，网络上的任何人际关系首先应该是信任关系，其次才是其他关系，而其他关系也是在信任关系基础上的进一步发展。没有信任存在的关系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也很难长久维系，只能是昙花一现。

（五）网络信任产生的影响

不少研究者关注网络的使用对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的影响，其研究结果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格林和布洛克（Brock）认为信任的存在与否是决定网络关系能否得以进一步发展的重要因素，如果有可以信赖的社会支持，网络互动双方间或许有可能存在弱连带关系，而这有可能给个体带来一定的利益和社会资本。^[128]根据社会交往理论，人们往往只会与那些在各方面和自己有较强相似性的人建立比较紧密的关系，这种强连带关系的维系成本比较高，而且这些人所掌握的信息基本与自己所掌握的信息相差无几，而弱连带关系之间个体差异性较大，往往会带来不同类型的信息。

就网络信任产生的影响而言，不少研究信任问题的专家与学者指出，只有在有风险的情况下，谈论信任才有意义。不信任本身就是防御风险的有效心理机制。因此，在这个意义上，不信任也有自己的积极意义。实际上，网络社交所形成的互动关系中也存在风险的问题，一种风险可能是某些人利用信任来背叛情感、泄露个人隐私等，在某些极端情况下，还可能对对方产生身体上的伤害；另一种风险可能是某些人相信了网络上得到的意见或建议，而这些意见或建议本身并不可靠，这就有可能带来不同程度的损失。^[129]对此，柯若特（Kraut）持不同观点，他认为网络的使用对普遍信任的建构有积极作用。^[130]无独有偶，韦尔曼（Wellman）等人也认为网络丰富了交往方式，增加了社会连接性，有助于信任关系的建立。^[131]而尤斯拉纳在调查了大量样本之后得出了与上述观点截然不同的结论，他认为网络的使用既没有增加也没有减少用户对他人的普遍信任。^[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