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西方达半个世纪之久的研究历史相比，信任进入国内学者研究视野的时间较晚。20世纪90年代后，信任才逐渐成为国内学界的研究热点。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信任的研究有了较大的进步，涉及信任的学科类型与数量有了较大幅度的增加，研究水平也有所提升。然而，目前国内有关信任的研究似乎陷入了一种困境，数量上的提升并未带来实质上的突破，国内学者多是借鉴西方学者的研究，本土化原创性研究不多，西方学界仍然主导了研究的话语权。^[74]

在所有的本土化研究中，王飞雪、山岸俊男合作发表的《信任的中、日、美比较研究》、杨宜音的《“自己人”：信任建构过程中的个案研究》及彭泗清的《信任的建立机制：关系运作与法制手段》可能是国内学界关于信任问题的最早讨论。王飞雪、山岸俊男从国际比较的研究视角出发，以日、美两国的社会态度调查结果为基础，在中国实施了同样的调查，并对被研究者进行了一般信任水平测试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与日、美两国相比，由于稳固的相互依赖关系起着支配性作用导致中国是个低信任社会，但是中国人对人性怀有较高的信念。另外，对56个在日中国人的调查数据显示，他们比其他中国人表现出更高的一般信任水平，原因在于文化因素发挥了重要作用。^[75]

杨宜音采取质性研究策略，使用参与式观察和深度访谈等具体方法，选取农村及城市被研究者研究了以下内容：（1）什么人被视为“自己人”“外人”？（2）“外人”是否可以变成“自己人”（或相反）？（3）“外人”是如何变成“自己人”的？（4）“外人”变成“自己人”的后果是什么？研究结果发现：“自己人”这个概念表明中国人将他人纳入自己的自我（家）边界之内形成的一个信任边界，此边界既有区别内外的功能，也有“自己人”与“外人”相互转化的互通功能；内外互通的结果不是形成内外心理群体而是形成心理身份。“自己人”这种信任是一种关系性信任，是从传统的“自家人”信任建构发展而来的。^[76]

李伟民、梁玉成在批判分析韦伯和福山（Fukuyama）关于中国人的信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中国人信任的假设和论点，选取广东省内的7个城市实施了问卷调查，对假设进行了检验。研究结果表明：（1）中国人的信任对象呈现出“差序格局”，最信任的是家人或亲人、好朋友；（2）关系因素是影响中国人信任建立与发展的重要因素，且中国人的信任源于关系中的情感因素；（3）对于中国人的信任而言，特殊信任是建立在人际关系基础上的，比如血缘关系，而普遍信任是建立在信仰共同体基础上的。^[77]

与以上几位学者的研究视角不同，彭泗清从微观的人际层面探讨了信任问题并进行了实证研究。他认为关系在中国具有独一无二的重要性，因此关系运作可能是中国人建立与发展信任关系的重要途径；另外，在现代化进程的环境中，法制手段在国人的信任行为中或许也扮演一定的角色。其中，关系运作方法包括请客送礼等工具性色彩较强的方法和相互尊重、交流思想感情等情感性色彩较强的方法。在一次性交往中，工具性的关系运作方法较受重视，而在长期的合作关系中，情感性的关系运作方法较受重视。^[78]此后，在一项使用了深度访谈法和问卷调查法的本土化实证研究中，彭进一步提出了用以说明人际信任的类型、关系类型和主要的关系运作方法三者之间关联的“关系—信任”模型，如图1-3所示。^[79]

该模型的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五点，分别是：（1）人际信任的类型。将信任区分为认知性信任和情感性信任两类，情感性信任可进一步区分为四类：基于既有关系所蕴涵的“虚情”的信任，基于性格相投的信任，基于情感相融的信任，基于一体感的信任；（2）交往关系的分类与关系密切程度的衡量。区分出了三种不同的交往关系，依据情感密切程度，主要关系类型的密切程度依次为：与陌生人的关系＜无交往的既有关系＜以性格相投为特点的关系＜以情感相融为特点的关系＜以一体感为特点的关系；（3）关系类型与信任类型之间的对应关系；（4）人际信任上的事件区分性。同一种人际关系对不同事件的信任程度呈现出显著性差异；（5）信任增强的方式。主要手段是关系运作和法制手段。研究结果表明：（1）信任的核心意义在于相信对方的言行不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都不会伤害到自己的利益，甚至可能是对自己有益的，信任包括“人品信任”和“能力信任”；（2）信任可以由三个方面的八种行为来反映，三个方面分别是钱财上的信任、隐私上的信任和办事上的信任；（3）信任程度与人际关系的密切程度之间成正比；（4）研究再次证明，可信程度可以通过一定的方法增加。在两种主要手段中，关系运作至关重要。^[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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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3　“关系—信任”模型

*资料来源：彭泗清.关系与信任：中国人人际信任的一项本土化研究［A］.郑也夫，彭泗清等著.中国社会中的信任［C］.北京：中国城市出版社，2003：9.

除此之外，郑也夫、杨中芳等人也对信任进行了较有代表性的界定。其中，郑也夫在《信任论》一书中借鉴当代生物学的理论，从人的本性是利己还是利他开始探讨，指出信任从亲属逐渐走向熟人和陌生人。亲属与熟人间的信任是“人格信任”，陌生人间的信任是由货币系统及专家系统组成的“系统信任”。该书中将信任界定为一种相信他人的行为或周围的秩序符合自身愿望的态度。它表现为对自然和社会的秩序性、对合作伙伴承担的义务、对某角色的技术能力的期待。信任不是认识论意义上的理解，介于全知与无知之间。如果是全知，就没有必要去信任；而无知就是没有信任的判断基础；部分已知是信任决策的基础。

杨中芳、彭泗清等人在评述西方人际信任研究和综述中国人人际信任研究的基础上，立足于“个体生活在文化中”，从人际关系的角度出发，提出了以社会义务为基础的本土人际信任模式。他们认为，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中双方对对方能够履行其所被托之义务及责任的一种保障感”。人际信任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即初期阶段、工具阶段、感情阶段。每个阶段的信任保障、信任来源并不相同，呈现出极大的差异性，这可能与每个阶段的目标有关。^[81]

陈介玄、高承恕将台湾企业员工之间的信任界定为由人际关系中衍生出来的“人际信任”，是一种针对特定个人的亲近、熟悉程度所衍生的信任。这种信任既有传统的“人情”的感性特质，又有后天成就的理性计算。张建新认为，人际信任是人际交往一方在“合作或竞争”的不确定条件下，预期对方对自己做出合作行为的心理期待。^[82]宋时全指出，人际信任是对交往双方话语和行为的心理认可及对由此所引起的结果对自身利益的肯定。^[83]焦武萍认为，人际信任涉及心理和行为，是在不了解他人动机、意图及行为动向时所做出的继续交往的认知判断，亦是在交往的两难情境中所做出的决策行为。^[84]另外，还有学者认为，人际信任是文化规范的产物，是建立在道德和习俗基础上的社会现象之一，社会及文化中包含了大量的得到人们广泛认同的倡导诚信的道德规范及价值观念。^[85]

与西方学者的研究相比，虽然我国学界对信任的研究还处于借鉴他人研究的起步阶段。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近年来，国内学界对信任的研究出现了研究视角的转向，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探讨中国这个特定“人情面子”社会背景下的信任问题，探索文化因素对于信任的影响，研究中开始融入本土化的意识，同时也体现了与时俱进的时代气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