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要注意同名不同書

如《列女傳》一般指劉向所輯的《列女傳》，但范曄《後漢書》以後的正史中往往有“列女傳”一類，應予分别。又如《後漢書》和《晉書》，作者多家，雖然范曄的《後漢書》和唐人所修的《晉書》獨存，但其遺文散見，不可混同。今本范曄的《後漢書》中有律曆、禮儀、祭祀、天文、五行、郡國、百官、輿服八志，現在引用時稱“《後漢書·□□志》”，而實爲梁人劉昭取晉司馬彪《續漢志》八志加注以補范書之缺，如説“南朝宋范曄《後漢書·□□志》”，就錯了。

b.要注意同書不同本

劉向校書時就有“中書”、“臣某書”的分别，後來傳本分歧，使用時須加分别。張之洞説讀書要得精校精注本，否則會事倍功半。大抵清代學者如盧文弨、顧廣圻等校刻的書比較精密，比較可以信賴，但這也是就其大體而説的。

以《説文》、《玉》篇爲例，這兩部書各有不同的版本。

《説文》有大徐本、小徐本之别，小徐本爲南唐徐鍇的《説文繫傳通釋》，大徐本爲其兄徐鉉入宋後校定的本子。在篆文形體、解説、篆文次第等方面，這兩個本子各有不同之處；每個篆文的反切，小徐本用南唐朱翱的，大徐本用唐孫偭的。此外，大徐本在每部之後還附有《説文》原來没有的篆文，徐鉉等《校定〈説文〉進表》中説：“有許慎注義、序例中所載而諸部不見者，審知漏落，悉從補録。復有經典相承傳寫，及時俗要用，而《説文》不載者，承詔皆附益之。”這就是文字學家所稱的《説文新附》，清人鈕樹玉著有《説文新附考》，這一部分爲小徐本所無。大徐、小徐兩種本子，叫做“始一終亥”本，即第一部是“一”，末了的第五百四十部是“亥”。“亥”的古文下説：“亥而生子，復从一起。”表現了許慎的循環論的宇宙觀。而明朝人却看不到始一終亥之本，看到的是宋李燾改編的按韻來排的“始東終法”的《説文解字五音韻譜》。我們現在則能看到北宋刻的大徐本，錢氏述古堂影抄的宋本小徐本，《四部叢刊》都影印了出來。除了這兩部完整的《説文》外，傳世的還有《唐寫本説文木部殘卷》及日本倉田淳之助《説文展觀餘録》的口部殘卷十字。木部殘卷和口部殘卷都有好處，以口部殘卷而言，今本《説文》：“咼，口戾不正也。”“吠，犬鳴也，从口犬。”王筠以爲“不正也”是庾儼默的注語，吠篆應依吕忱《字林》作，从口，犮聲。而口部殘卷中則無“不正”二字，“从口犬”作“从口，犬聲”，足爲王説有力的助證。這就是善本之所以可貴之處。至於《玉篇》，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兩類本子：一類是題作“大廣益會《玉篇》”的，這個本子經過删節，每個字底下的釋文祇删存一個義訓和反切；另一類是清末黎庶昌到日本當公使在日本找到而刻在《古逸叢書》裏的《玉篇零卷》，這是未經删節的本子，每個字下有很繁富的釋文。例如兮部“肹”字下面説：

羲秩反。《孟子》：“使民肹肹然。”劉熙曰：“肹肹，猶舋舋，動作不安也。……《説文》爲肸，字在十部。

我曾根據這一條來修訂《辭海》“肸肸”一條，改正了朱起鳳先生《辭通》釋“肸肸”爲笑聲的錯誤。這也可見“零卷”是寶貴的，可惜的是“零卷”只保存了原書的一小部分。

c.要注意注家的不同

例如梁昭明太子蕭統的《文選》有唐李善注本，後來又有吕延濟、劉良、張銑、吕向、李周翰五人合注的“五臣本”，後來又把李善本與五臣注本合起來成爲“六臣本”。引用注説時須加以分别；而引用時也牽涉到本子問題，須加注意。李善注主要注文字、出處，他的注有他自己的例：《文選》中各篇有舊注的就用舊注，如所收《楚辭》各篇用王逸注，潘安仁（岳）《射雉賦》用徐爰注，陸士衡（機）《演聯珠》用劉孝標（峻）注，左太沖（思）《吴都賦》、《蜀都賦》用劉淵林（逵）注，李善自己有所補正則加“善曰”以别之，引用的時候不要將李注與舊注混同。

d.要注意古書編制的體例

甲、由若干小篇組成的大篇，大題在前，小篇的篇題各在本篇篇末。

例如《楚辭·九歌》由《東皇太一》、《云中君》、《湘君》、《湘夫人》、《大司命》、《少司命》、《東君》、《河伯》、《山鬼》、《國殤》、《禮魂》等篇所組成，《東皇太一》……《禮魂》等篇的題目各列於本篇之後。《荀子》的《賦篇》由《禮》、《知（智）》、《云》、《蠶》、《箴（針）》五篇賦組成，而每篇的末尾是這樣的：(www.daowen.com)

……致明而約、甚順而體，請歸之禮。禮。

……夫是之爲君子之知。知。

……廣大精神，請歸之云。云。

……夫是之謂蠶理。蠶。

……夫是之謂箴理。箴。

盧文弨於“……請歸之禮。禮。”下説：“此目上事也。……下放（仿）此。”“目上事”就是説給上面所説的事情的文章揭出題目；“請歸之禮”爲止是《禮》賦的文章，接着一個“禮”字就是這篇文章的題目。

知道這樣的體例是有用的。例如明正德複印宋刻本《陸士龍（雲）文集》（《四部叢刊》影印江南書館藏本）卷七的《九愍》是這樣的：

根據小題在小篇之後的體例，可以斷定《九愍》的三處“亂曰：……”都應當在小篇題“涉江”、“行吟”、“考志”之前而連接在其前面的文章之末。現在這個樣子，是出於不懂這個體例的人所移改，並且把末一小篇的篇題删去了，因爲他認爲篇題應在正文之前的。“亂曰”起於屈原《離騷》：“亂曰：已矣哉，國無人兮，莫我知兮。既莫足與爲美政兮，吾將從彭咸之所居。”是全篇的最後總結之辭。這裏的三處“亂曰：……”當然不能居於一篇之首，改者改成這樣是完全不合理的。又“攬豐草於朝日，思先晞於湛露”和“亂曰：猗猗豐草，……發豐華兮”顯然是一篇之中的相應的語句，也不可能分隔在兩篇的。

乙、古代記載傳聞異辭，記者匯録在一處，或大同小異，或互相歧異。

例如《墨子》的《尚同》、《非攻》都分爲上中下三篇，其文大同小異，這大概是傳述墨子學説的人各自記述墨子的話，來源是一樣的，而記録下來的話不能没有歧異。也有把有關同一個人或同一件事的不同説法匯記在一起以備參考的，如《史記·老莊申韓列傳》中對於老子就有若干不同的説法，如若不知道這個道理，就將以爲《史記》的文章有矛盾了。吕思勉《章句論》對後一種情況有所闡明，可以參考。

丙、古書有解釋的文章和被解釋的文章編在一書之内的。

例如《管子》書内有《形勢》、《明法》等篇，又有《形勢解》、《明法解》，後者爲解釋前者的文章，可以説前者是綱，後者是目。《商君書》第四篇爲《去强》，第五篇爲《説民》，第二十一篇爲《弱民》，文章和内容常有相同之處，近人蒙季甫著《〈商君書·説民〉、〈弱民〉篇爲解説〈去强〉篇刊正記》闡明了三篇的關係，《弱民》篇爲《去强》篇前半篇的解説，《説民》篇爲《去强》篇後半篇的解説。知道這一點，就可以對這三篇的重複無所懷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