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指示從事研究某門學問應讀之書

例如民國初年有過一陣研究“國學”之風，那時梁啓超、胡適、李笠的“研究國學必讀書目”之類就是應這個需要寫的。

值得介紹的是清人張之洞的《書目答問》。這本書開列了舊時學人應讀之書的書目和版本，後面又附載《國朝著述諸家姓名略總目》。其《略例》説：“讀書不知要領，勞而無功。知某書宜讀而不得精校精注本，事倍功半。今爲分别條流，慎擇約舉，視性之所近，各就其部求之；又於其中詳分子目，以便類求。一類之中，復以義例相近者使相比附。再叙時代，令其門徑秩然，緩急易見。凡所著録，並是要典雅記，各適其用。總期令初學者易買易讀，不致迷惘眩惑而已。”後來范希曾又在書目和版本方面加以增廣，作《書目答問補正》，也可參考。

《書目答問》中講到“類求”，就是“即類求書”，這是章學誠《校讎通義》裏所説的“欲人即類求書，因書究學”。目録書既分大的部，如經部、史部、子部、集部，每部之中又分若干類，就是《答問》中所説的“子目”，如子部中又分儒家、道家、名家等。爲了使人能即類求書，目録書中有“互著”和“别裁”兩例。“互著”是一部書分見於兩個部類。《校讎通義》指出：《七略》（實指《漢書·藝文志》）於兵書權謀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鶡冠子、蘇子、蒯通、陸賈、淮南王九家之書，道家復有伊尹、太公、管子、鶡冠子四家之書，縱横家復有蘇子、蒯通二家之書，雜家復有淮南王一家之書；兵書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復有墨子之書。“别裁”即“裁篇别出”，是把整部書中的一部分或一篇拿出來歸到另一部類裏去。章氏説：“《管子》，道家之言也，劉歆裁其《弟子職》篇入小學。”不論是互著或别裁，都是因爲一部書裏有不止一方面的内容。例如荀子明明是儒家，而兵書權謀家中又録入荀子的書，這顯然是因爲現行《荀子》三十二篇中的第十四篇是《議兵》；《淮南王書》（即《淮南子》）中有一篇《兵略》，所以兵書權謀家中也録進了淮南王的書；《墨子》中的《備城門》、《備穴》、《備高臨》等篇講的都是守城的技巧，所以兵書技巧家里又録入墨子的書。《弟子職》講的是古代士大夫子弟如何侍奉父母，《漢書·藝文志》把這一篇從《管子》中抽出來歸入六藝略的《孝經》類（章氏説入小學，誤），這是以類相從。

一部書的内容涉及不同的方面，目録書中在不同的部類中反映出來，這對讀書求書是很方便的。但是也需要分别主從，就整部書的主要方面來認識它。例如《韓非子》裏有《備内》篇説：“日月暈圍于外，其賊在内。備其所憎，禍在所愛。”容肇祖著《韓非子考證》，認爲這是陰陽家的説法，不是韓非子的作品。其實這四句的前面兩句雖然是陰陽家之説，後兩句却不折不扣是法家的話，而前兩句也不過是借以比喻引起後兩句而已。韓非子是一個集大成的法家，法家學説的内容由法、術、勢三個部分組成。法是法律、法令；術是手段，即如何知道人們作奸犯法并加以防範的手段；勢是權力和地位。《備内》説的是手段，要防範自己所愛的人。《韓非子·八姦》篇裏的第一條説：“凡人臣之所道（所由）成姦者有八術：一曰：在同床。何謂同床？曰：貴夫人，愛孺子，便僻好色（美色之人），此人主之所惑也。託于燕處之虞（娱），乘醉飽之時，而求其所欲，此必聽之術也。爲人臣者，内事之以金玉，使惑其主，此之謂同床。”這就是“禍在所愛”的最確切的解釋，怎麽能憑這幾句肯定此篇爲陰陽家之書呢？再如《韓非子》里有《説難》、《解老》、《喻老》，《説難》是論述遊説人主的困難及其方法的，《解老》是解釋《老子》的，《喻老》是引用人事現象來説明《老子》的涵義的，那麽《説難》是否縱横家的書，《解老》、《喻老》是否道家的書呢？也不是的。先秦諸子都是想以其所學出爲世用的，要使自己的學説能够推行，在當時只能遊説諸侯，所以都要講一套遊説的方法，縱横家固然如此，孟子也説“説大人則藐之，無視其巍巍然”，韓非子之所以要寫《説難》，也無非是考慮怎樣去迎合人主，能不犯其所忌而使己説得行而已。如若因爲這一篇所説的像是縱横家的行徑而排之於法家的書以外，這樣的看法是表面的。至於《解老》、《喻老》的所解所喻都是《老子》，也要看它解和喻的立場觀點來確定其性質，不能只從所解所喻的對象來確定其性質。

b.提供書的内容，作者的情況，指出書的真僞。對已失的書，尤有足資搜討的用處

前面講過的劉向給書所寫的叙録，現存者不多，在這些叙録裏介紹了作者及寫書的緣起，書的内容、得失等，在後代就叫内容提要；宋朝曾鞏的《元豐類稿》中有好幾篇書序，也和劉向的叙録一樣；清朝編的《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則稱爲“提要”。

讀古書，有個真僞問題，目録書也應予指出，《漢書·藝文志》里就曾有這方面的説明，如諸子略的道家中説：

《太公》二百三十七篇。……或有近世，又以爲太公術者（研治太公之術的人）所增加也。(www.daowen.com)

《力牧》二十三篇。六國時所作，託之力牧——力牧，黄帝相。

又雜家中説：

《大（禹）》三十篇。傳言大禹所作，其文似後世語。

又小説家中説：

《黄帝説》四篇。迂誕依託。

這里説的“託”、“依託”，是説本來不是某人所作，是别人所作，附會爲某人所作的，這就可以説是僞《太公》、僞《力牧》、僞《黄帝説》了。又兵書略的兵權謀家有《項王》一篇，班氏自注“名籍”，不説依託，其實也是依託的僞品。清人姚際恒著有《古今僞書考》一書，這也是目録學的一個内容。

僞託的書也有兩種。一種純是僞造，例如《漢魏叢書》中的《雜事秘辛》，寫漢桓帝選后事，其中有“挣達如爾”的話，挣達即漂亮，這是金元戲曲中的詞語，據此可知此書顯出自稱得之云南某地的明人所僞造；一種是寫某種藝業的書託之於這類書的代表作家或始祖，例如《相馬經》傳爲伯樂所作。也有本爲某人之作，而後人加進一些東西去的，則不能據所加的一部分來否定整部書爲某人所作了。

上面講了目録書的兩種用處，應該注意的是，目録書也有精確與否的問題。例如《西崑酬唱集》本是宋初文學家楊億、劉筠、錢惟演等人的詩集，作者都在當時皇家藏書之地秘閣工作，古代傳説崑崙丘的群玉之山是西王母的住處，又是先王藏書的“册府”，見《山海經》和《穆天子傳》，集名“西崑”，正是用了這個傳説，而抗日戰争時期有一本地理書目里收進了《西崑酬唱集》，可謂大誤。唐人薛漁思的《河東記》得名之故未詳，是一部神怪筆記小説，《太平廣記》卷二百八十六引有“胡媚兒”和“板橋三娘子”兩則可證。鄭樵的《通志·藝文略》將此書收入史類地理郡邑類裏，也是祇看書名不問内容造成的大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