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學誠以爲校讎學（即目録學）的任務是“辨章學術，考鏡源流”。學術流派錯綜複雜，隨社會與時代而異，這在目録書中就不能無所反映，好的目録學著作也就有學術史的作用。先秦諸子如《莊子·天下》、《荀子·非十二子》及《天論》的末章、《韓非子·顯學》，到漢代司馬遷的父親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指》，都是評論學術流派的著作，不待劉向、劉歆才做這個工作，但以目録書而言，學術流派的變異也可以從其中看出來。如梁人阮孝緒的《七録》有佛、道兩録，這就是佛法東來和古代的道家演變成迷信的道教的反映，爲以前的目録書如《漢書·藝文志》所没有。《漢書·藝文志》裏的道家爲哲學家，而以後的目録書中的道家則有實指神仙家和道士者。大概像晉代著《抱朴子》的葛洪與梁代著《真誥》、《名醫别録》和注《本草》的陶弘景可以作神仙家的代表，講究導引、服食煉丹乃至符籙等尋求長生成仙的方法。其中的導引，在《莊子·刻意》中曾經提到：“吹呴呼吸，吐故納新，熊經鳥伸，爲壽而已矣；此道（導）引之士，養形之人，彭祖壽考者之所好也。”服食則有藥餌和單方兩方面，戰國時的燕齊方士曾經侈談過海外丹藥之類的話，秦始皇、漢武帝都曾經想服藥長生做神仙。漢朝張道陵、張衡、張魯的五斗米道，黄巾起義的張角都用迷信來取得群衆的信從，到北魏的寇謙之，則純粹是道士了。寇謙之之流講什麽鬼神、齋醮和符籙等等，是受佛教的影響，而以佛教裏的那些天堂地獄等等説法改頭换面來武裝自己，這就是受時代和社會的影響而形成的。

把某一人物及其著作歸到哪一個流派之中，有時候免不了要有分歧。例如王充的《論衡》，《隋書·經籍志》列入子部雜家，原因是《論衡》一書接觸到的方面很多，有“錯雜漫羡而無所指歸”的趨向，而“四人幫”横行時期搞“評法批儒”，却把王充尊奉爲法家，其根據則爲《論衡》中提出了若干與儒家不同或看來與儒家不同的見解。《論衡》中的“三增”（《語增》、《藝增》、《儒增》）、“九虚”（《書虚》、《雷虚》、《龍虚》、《感虚》等）和《問孔》等篇被拿來作爲王充反對儒家而成爲法家的根據。這種邏輯是立不住脚的。因爲一個人的學術思想要統觀其主要方面，而不能摭拾其片言隻語來論定。王充寫了《問孔》，只是對孔子的言行提出若干疑問，不能説他全部否定孔子，例如《本性》篇説：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夫中人之性，在所習焉。習善而爲善，習惡而爲惡也。至於極善極惡，非復在習。故孔子曰：“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性有善有不善。聖化賢教（案：化、教祇指不善説），不能復移易也。孔子，道德之祖，諸子中之最卓者也，故知告子之言未得實也。

把孔子説爲“道德之祖，諸子中之最卓者”，而用他的話作根據，來否定告子的“性無善無不善”的論點，何曾有菲薄孔子的意思？另外，王充寫了《問孔》，又寫了《刺孟》、《非韓》，這裏的“韓”就是法家的韓非子，説王充是反對法家的，不是更適當一些嗎？至於“九虚”之篇，是辨正許多迷信傳説的文章；以儒家和墨家來比，儒家學説的主要方面也是反對迷信的。“三增”以《藝增》爲例，“藝”是“六藝”，即儒家的經典，“增”則指誇張，牽涉到藝術表現手法的問題。《藝增》裏有一節説：(www.daowen.com)

《詩》云：“鶴鳴九皋，聲聞於天。”言鶴鳴九折之澤，聲猶聞於天，以喻君子修德窮僻，聲達朝廷也。〔言〕其聞高遠，可矣；言其聞於天，增之也。

這是説“聞於天”是一種誇張的説法。這種修辭方法，王充叫做“增”，劉勰的《文心雕龍》叫做“誇飾”，宋人叫做“激昂”。（胡仔《苕溪漁隱叢話》前集卷八引《詩眼》：“激昂之語，蓋出於詩人之興，‘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是也。……‘霜皮溜雨四十圍，黛色參天一千尺。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此激昂之語，不如此則不見柏之大也。”早年唐鉞《修辭格》一書，就稱誇張爲“激昂格”。）清人汪中《釋三九》叫做“形容”，都是一個東西。《文心雕龍·誇飾》的贊説：“誇飾在用，文豈循檢？”説的是這種修辭方法不能按尋常的尺度來衡量，是説得很對的。要説“聲聞於天”是不對的，那麽“怒氣衝天”豈非也是不對的嗎？可見王充在這裏説的只是解釋“藝”的一種表現方法，而非反對“藝”。就整部《論衡》來説，可以用“疾虚妄”三個字來概括，書中對於許多時俗的虚妄之説一一加以批評，即“九虚”、《訂鬼》等篇可知。這是一種“綜核名實”的工作，假如按章學誠的説法，則王充及其《論衡》應列入名家。法家也講綜核名實，但法家的綜核名實是一種手段，是用來決定刑賞的。

照上面所説，目録學的一個重要任務是辨别學術流派，好的目録學著作也能起學術史的作用，目録書的任務不僅是羅列篇卷和介紹書的内容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