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目的是教育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它对教育过程和结果起着指导、监督和评价的作用。不同教育理念之间的分歧与对立，首先表现在对教育目的的理解与认同上。同样，对教育目的的体认不同也是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两种不同教育观的根本分歧。

素质教育在教育目的体认上，强调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培养能够在科学研究、生产实践、社会生活中运用所学知识进行独立思考、操作、相融的人才；而应试教育则强调教育与考试相适应，培养能够强记死知识，在考试中能够得高分的学生。在中国教育史上，两种教育有着十分清晰的时间分野。可以说中国的教育，是先有素质教育，后有应试教育的。从孔夫子开始直到隋唐实行科举制以前，应该视为中国的教育都是素质教育，而隋唐以后直到清王朝灭亡，则为应试教育。孔子提倡教育必须培养智、仁、勇兼修的仁人君子，要求学生具有明辨是非，探求真理的能力和品格；具有对事物发展的预测能力、处理各种问题与难题的谋略能力及好学、乐学的品质；具有处理复杂人际关系的协调、交往的能力；具有卫道的品格，见义勇为的思想、勉力行道的精神、刚毅果决的意志、不同流合污的气节、勇挑重担的气概。后来，孟轲、荀况、以及《大学》和《中庸》的作者又在此基础上阐释弘扬，确定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教育目的。隋唐之后，尤其是宋明之后随着科举制的诞生、发展、完备，特别是自明代始科举选士必由学校，教育与科举合一之后，教育发展逐渐地偏离了为社会育才，旨在促进受教育者身心全面发展的“素质教育”轨道，在科举制的直接或间接影响下，学校成了科举的预备机关或附庸，学校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参加科举，获得功名。“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一举成名天下知”成为学校教育的主要目的，成为士子读书的根本动机，学校为此而设，教师为此而教，学生为此而学。这就把本来作为检查、评价、诊断教育质量手段的考试变成了指导、遥控教育活动的目的，导致教育育人功能的部分丧失，教育质量的大幅度下降。科举制虽然也曾产生过一些才能卓著之士，但那毕竟是少数，而一旦科举成名，成为管理国家的统治阶级一员之后，死守古训，因循守旧，误国误民者却比比皆是。随着帝制的被推翻，在中国近现代教育史上，蔡元培先生提出了反映资产阶级要求的五育并举的教育方针，强调教育必须“养成共和国民健全之人格”，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各育全面和谐发展。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毛泽东同志提出了“教育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的教育方针，中国的教育才由重应试教育回归到重素质教育上来。此后，不幸的是在上世纪60年代，毛泽东同志又发动了“文化大革命”，教育又被引上了“读书无用论”、“知识越多越反动”的错误轨道。可以说在“文革”期间，是既不重视素质教育，也没有应试教育。邓小平同志从科教兴国的清醒认识出发，特别重视教育工作，我国从1977年开始恢复高考制度，培养了大批各行各业的杰出人才。但是由于升学与就业之间存在着巨大矛盾，由于教育投入偏低和教育内部结构不尽合理，以及传统的应试教育理论根深蒂固的影响等原因，造成了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过度竞争的不健康状况，致使某些教育工作者、学生、家长等的头脑里滋生了相当明晰、强烈的应试教育理念，在这种教育理念的影响下，某些学校教育的培养方向逐渐偏离了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方向，学校的一切活动皆以升学为目的，以提高学生的考试成绩为宗旨，应试和追求升学率成为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中心，成为影响和制约教育者、受教育者和一切与教育、教学相关人员教育行为的指挥棒。这种“病毒”随着高考竞争程度的加剧逐渐蔓延传播开来，便使考试成为制约学校教育，尤其是基础教育的决定性因素，考试成为转动从初等到中等，再到高等教育正常运行的中枢神经系统，从小学开始就为高考升学做准备，初中在为升高中的考试备战，高中为高考而奋斗，整个基础教育始终贯穿着为考试而奋战的鲜明主题。尤其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考试只侧重对学生掌握科学文化知识与技能技巧的考查，而忽略了对学生思想品德、身体素质、心理素质、审美素质、劳动素质等其他方面素质的考查，造成了学生的片面发展和总体教育质量的下降，引起了有识之士的极大关注，许多教育理论工作者和教育实践工作者开始对应试教育进行反省，提出批评，强调重新端正教育目的，确立素质教育的目的观，提倡教育必须关心学生全面素质的培养与提高，教育必须培养学生具有完美的人格、饱满的精神和勇于创新的旺盛生命力。《中国教育改革与发展纲要》曾明确提出要“全面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文化科学、劳动技能和身体、心理素质”，通过提高学生素质达到提高民族素质、劳动者素质的目的。(www.daowen.com)

由此可见，在现实的教育实践中，素质教育与应试教育各自的教育目的观亦存在巨大的分歧与对立，实施素质教育必须首先在观念变更上开始，明确教育发展方向，端正教育目的，否则方向不明确，就可能出现动机与效果相反，出力不做功，甚至南辕北辙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