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茶产业虽已经逐步放开，至今日几乎完全民营化，但茶叶的种植依然很传统，不少产地依旧是典型的农户式种植，而非产业和市场转型分化所需要的标准化、规模化种植。土地流转还是一个正在困难中推进的过程，土地在经济参与过程中的商业价值、商业化的问题，比如土地价值抵押、认定、登记的解决都还存在问题。这些矛盾使得茶叶在种植端就出现效率低下、品质无法保证的问题。

解决好土地问题，投资人才会有信心，才会有人真正愿意将土地连成片规模化经营，而不是如今某块土地的所有权都不清楚的状况。我们的茶园种植面积并不小，但效率低下。比如贵州号称有800万亩茶园，但因为欠发达，本来品质不错的贵州茶，因为缺乏能叫得响的自主品牌特色茶，贵州茶只能通过扩张种植面积来增加产值，因而只能沦为所谓“浙江龙井”的代工地。

中国的农民自“打土豪分田地”到现在获得土地还不到90年，还是以传统经济作物耕作，规范系统下的生产、加工对他们来说还是新奇事物。一直以来都有人设想甚至试图以国外葡萄酒庄园的系统来运作中国茶园，虽然也确有相通之处，但问题是中国人普遍缺乏甚至没有在国外经过几百年沉淀的契约精神构建，无契约精神支撑。欧洲农户，包括从欧洲输出到新世界的葡萄种植区域都是有契约精神作为基础支撑的。而在中国，就连公司加农户的模式也是在艰难中进行的。以普洱茶来说，普洱价格一上涨，企业可能就收不到茶了；而价格下跌了，又必须收走茶农的茶，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导致企业也很难开展正常的运营，契约就变得毫无意义，反而还给企业绑了绳子。(www.daowen.com)

未来产业到转折关键点时，一些在过去或今天都如日中天的茶企，若是没能在转型中成功蜕变，则很难平衡好各方的利益，这对产业，甚至整个农业的可持续发展都非常不利。安溪的茶农可能会好些，因为20万安溪人在外卖茶，他们的眼界得以开拓，见过了市面，知道这些问题出现的根源，也能接受这些情况的出现，加上过去这一二十年卖茶也确实让他们过上了不错的日子。而其他地区的情况可能就没那么乐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