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的个人偏好往往决定了一类茶的脱颖而出，成为贡茶，上行下效，带出一个甚至几个朝代的制茶与饮茶方式的流行指标。

宋朝出了个副业干得比正业出色多了的宋徽宗赵佶。他不盲从古人，更不理会同时代所谓专家茶人的进言，因为他自己就是专业茶人。估计陆羽要是生在宋朝，肯定不会像现在这么知名了。

从现代人普遍嗜辣重口味的角度来看，宋徽宗绝对是个口味相当清淡细腻的人。他对白茶最是推崇，如果不是这位皇帝一再夸赞白茶之美，恐怕宋代也不至于唯白茶是尊。

腊茶又叫“蜡茶”，是对片茶的再加工：茶叶压制成型，表层再用芝麻油、麝香膏、糯米糊之类的油膏涂抹一遍，让它泛出蜡光，一是好看；二是便于隔潮，可以延长保质期。

研膏茶

最早在唐德宗贞元年间，福建建州茶就研成茶末后入模，叫作研膏茶，这种制法被延续下来，五代的贡茶就出现了北苑研膏，外面有一层青黑色的膏状物。后来为了减少研膏茶的味苦汤浓，又出现了加工更细腻、茶饼外观更有光泽的蜡面茶。

“他似乎对茶芽怀有异乎寻常的偏好，只喝早春和仲春采摘的茶，他索要的贡茶必须足够鲜嫩，在他的统治期间，每年最后一批茶都要在夏天之前完成，因为他老人家是不喝夏茶和秋茶的。”（详见《赵佶，最有权力的茶艺大师》）(www.daowen.com)

相对其他茶类，白茶的口味本身就偏淡，再加上茶芽的内含物质偏少，经由宋朝繁复的蒸焙研的制茶程序这么一趟下来，冲出来的茶汤，以现代人的口味来揣度，如果不是味觉特别敏感的人，能闻得到茶香都算厉害了。

反过来说，宋徽宗在品味上的细腻敏锐不仅仅是个人行为。相比唐朝文化的大气粗放，宋朝在整体风格上都是走内向细腻路线的。

诚如宋徽宗在《大观茶论》中分析所言，事物的兴废，与时代的好坏相关。到了升平之世，人心闲静，物品丰富，日常的必需品早就餍足了。天下的士大夫都试图过一种清雅的生活，闲暇时没人不肯花费精力拿出重金去啜英咀华。因此，宋徽宗在贡茶上的取舍才得以在整个朝野推而广之。

清朝，有游牧民族基因的皇帝们则比较重口味了，日常菜谱油腻无比的爱新觉罗们，看中了普洱茶解油腻促消化的作用。

乾隆皇帝曾经在诗中称赞“独有普洱号刚坚”，赞扬普洱茶的品质，从而影响到社会上对普洱茶的评价，“总以刚坚者为细品，轻松者叶粗味薄”。末代皇帝溥仪后来还对作家老舍回忆：“普洱茶是皇室成员的宠物，拥有普洱茶是皇室成员的显贵标志。”

当时世人对普洱茶也已经非常认同，特别赞扬其刚坚的品质，也就有了“普茶名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的记载。而冬饮普洱，夏喝龙井则成为清宫饮茶习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