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夫之在《周易外传》中提出“据器而道存、离器而道毁”的观点，认为“未有弓矢而无射道，未有车马而无御道，未有牢醴璧币、钟磬管弦而无礼乐之道”。汉字“礼”的原意是敬神、祭祀，后来引申为敬意，再而泛指社会道德规范。《礼记》指出，礼随着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而有差异，远古的礼仪简单淳朴，后世的礼仪则越来越复杂多样。在饮食上，对神灵的祭祀和对人际关系的处理也都如此，从简单淳朴到复杂多样。开始的时候，人们烧粟粒、烤小猪，用泥坑装水，掬了就喝，敬神礼仪也很简单。后来，金属器具出现了，人们发明了炮、燔等烹调方法和酿酒技术，祭祀的时候也就讲究酒肉的摆设等礼仪了。《礼记·礼运》中的“夫礼之初，始诸饮食”，《周易·序卦传·上》中的“物畜然后有礼”，《管子·牧民》中的“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说的都是相类的意思。汉语中的“礼器”主要指祭祀器具，也可指用来待客以表示礼貌敬意的饮食器具。^[1]

在食物种类不丰富的时候，稀有的食物或精细加工的食物成为人们招待贵客首先考虑的内容，同时也就成为富有阶层的炫耀性食物，如古代满族人把稗子看作“贵人食也”，而藏族的贵族阶层则以吃去皮的青稞为佳。同时，食物的多寡和储存时间的长短也是值得炫耀的内容，如侗族民谣中形容最好的饮食境界是“一手捏糯团，一手拿腌鱼”，腌鱼以腌制一年以上的为佳品。腌制品成为待客佳品，主要说明主人拥有较多这类食物，渔猎旺季猎物丰盈，平时没有被吃完，因为“太多”，吃不了才腌着保存下来，成为罕见的东西。如果家里的肉食少，早就被吃完了，哪里还能保留下这么多呢？

食物相同或相似的时候，餐具的差别就成为等级划分的标志，餐具的好坏也就构成了区别食物高贵与低贱的特征。而高级餐具的标志是建立在“与众不同”基础上的。餐具的与众不同则由许多条件造成，如从很远的地方获得（如内陆民族对海螺的珍爱），从异族中获得（说明拥有者勇敢或交游广泛），或者是花了大价钱购买而来，总之花了不少心思和很多的力量。

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很少有机会接触瓷器，因此沿袭了上古之人视金属尤其是金银以及角质酒具为贵的观念。如彝族的鹰爪酒杯和苗族等民族的牛角酒杯造型，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觥”“角”“觞”“觚”等汉字。我们不能简单地说这是彝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受汉族影响的余韵，也不能简单地说是彝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留存了上古中国大地上礼器的风格，甚至说这些角质酒具的源头就在彝族和苗族等少数民族中。但是由这些汉字所表示出来的意思和彝族、苗族等少数民族重视使用动物犄角作为礼器的习俗，使我们不能不想到远在陶器出现之前，人类早已经使用动物角作为餐饮器具，因为只要杀死某些有角动物，把角敲下来，不用更多地加工，它就是一件很好的饮具，至少是一件很方便的盛水工具了。^[2](www.daowen.com)

不论是稀有的食物还是罕见的餐具成为向客人展示的东西，都是人类“物以稀为贵”的心理在起作用。文化区域指在地理空间上不同区域中分布的特定的文化现象。^[3]所以，由于所处文化区域的不同，这些文化特质^[4]在其他民族看来也许一钱不值，但在某个民族的观念中是稀有而难得的“奇货”。奇异、珍贵的餐具不易获得，拥有这些餐具的人大多是花费了许多精力的，他们自然要在一定的场合展示这些难得的东西，以显示自己的财富、勇气和智慧等。同时也因为如此，有人要竭力维护这种炫示的长期效果，在饮食方面，就以不同价值的餐具作为等级划分的依据。招待什么样的客人，拿出什么样的餐具，也就成为一种习惯。

在分化出等级的社会里，统治阶级或富有阶层往往将自己所能得到的餐具视为高级形式，而一般人使用的是低级形式。这多是统治阶级人为的划分和规定，以显示其与众不同。当然也有经济能力方面的原因。中国有些少数民族在历史上曾建立过国家，其内部王公贵族使用的高级餐具，大多是在与中原汉族政权的交往中吸收进来的。此外，一些长期实施奴隶制的少数民族地区，奴隶主使用的餐具也与奴隶和平民的不同。

湘西苗族为了维护牛角酒杯的高贵地位，日常不轻易使用，只在迎接或欢送贵客，或在大型的娱乐场合如芦笙会上才启用，因为芦笙会上往往聚集了从周围村寨来观看芦笙表演的客人。同样是牛角酒杯，相互之间少有差别，于是以敬献次数的多寡构成等级的不同，如迎接客人的时候，通常在进入寨门的道路上安设酒卡，起码是三道，多的有六道或九道，而十二道为最高礼遇。每一道酒卡以粗大的木棒或桌子作为阻拦标志，一人手执牛角酒杯向经过的客人敬酒，旁边是助兴和劝酒的老人和孩子。不能喝酒的客人可以歌代罚，顺利通过酒卡。在酒卡上敬酒的人无论男女，都要穿戴盛装。不过，每个客人都能顺利从这三到十二道酒卡通过，因为在每一道酒卡上，面对盛有一两斤（1斤=0.5千克，全书同）酒的牛角杯，只用嘴唇去碰一下或只喝一口即可，不强求喝干，喝多少完全由自己掌握。而有一些外族人听说这是最高礼节，不敢怠慢，在每道酒卡都把牛角杯中的酒喝光，往往一道酒卡还没有过就醉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