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善联动查询制度
我国恐怖势力当前呈现出向内陆地区渗透的趋向,因此我们需要及时进行反恐怖渗透工作,考虑到我国恐怖势力渗透的路径中极有可能途经我国各个省份,因此可以以各个省份的户籍信息库为基础,构建一个针对有可能进行恐怖活动的嫌疑人员的联动查询机制。此种联动查询制度在国外已有先例,例如美国联邦调查局构建了“生物特征快速获取平台”,可以通过识别受检查人员指纹的方式辨认人员信息;美国佛罗里达州则建立了“多州反恐怖主义情报交流库”,以各地的户籍信息为基础,辅助工作人员识别可疑人员[36],可见这项制度具有实际运用层面的可操作性。对于我国而言,可以以各地户籍信息库为基础,构建户籍联动查询机制,对重点嫌疑人进行信息的归类整合,并与我国现行的反恐信息库相互补充,从而及时发现可疑人员,以此指导监视或者抓捕工作,阻止潜在的恐怖袭击。
(二)重视行业监管工作
在昆明火车站恐怖袭击事件中,恐怖分子所使用的是从市面上采购所得的管制刀具;在北京金水桥恐怖袭击事件中,恐怖分子所使用的是随处可见的汽车。可见恐怖活动的危险源已经从一般意义上的危险物品,如武器或者爆炸物,拓展到了平常生活中的各种物品,反映出当前恐怖活动与社会活动的交杂融合已经达到了一个较为明显的程度,使得恐怖活动具有一定的社会性。因此从社会层面进行反恐监管是较为可行的办法,通过规范的社会物资流动信息等级制度,并运用于包括住宿业、商业、娱乐业、运输业等各个社会行业以及爆炸物等特种行业,开展多角度、多方向的监控工作,及时发现各个行业运转中出现的异常情况,及时加以处理,把控各方面资源配给,使其保持在实行恐怖活动的最低需求之下,可以有效阻遏恐怖活动发生。(www.daowen.com)
(三)坚持实行群防群治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群众路线是我国执政党的基本工作路线,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而我们一样也可以将群众路线的理念运用在反恐工作中,实现反恐的群防群治。例如在我国北京市西城区,群防群治力量超七成是社区大妈,在2015年间,大妈们就发现并提供了72条涉恐信息,而她们也因此获得了“西城大妈”这样响亮的名号[37],尽管不可否认群众因为自身认知以及生活环境等因素,会导致其在反恐工作中或多或少存在一些局限性,但是若以涉恐信息提供为出发点,加强政府对人民群众以及社会团体的引导,调动群众的反恐积极性,可以保证最大限度地发动群众,将反恐落实到民间,相信有助于提升我国反恐工作的执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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