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政治方面的因素

（1）部分农村基层政权的社会控制能力下降。首先，随着国家城镇化速度加快和农村改革的深入发展，人口在地区间流动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进城，甚至大量农村劳动力不再务农。基层政权组织逐步由管理型向服务型转变，使得农民不再像过去那样依赖基层政权组织，其权威也在不断下降，部分基层政权组织对农民的失控状态，大大削弱了其预防、遏制犯罪的功能。

其次，由于农村青壮年群体越来越多的选择到城市务工，造成许多农村地区出现“空巢”现象，日常留在农村生活的人员多以老弱妇孺为主，一方面造成了人民群众与基层政权组织沟通不畅而进一步削弱了基层政权组织的控制力，另一方面也使农村地区对抗和遏制黑恶势力犯罪的能力下降。

最后，受错误政绩观的影响，不少基层党政领导和基层群众自治组织负责人普遍单纯将经济建设作为唯一选项，经济得以发展，就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忽视了动员农民群众共建共享现代化社会治理的建设。甚至有部分地区的乡村干部无视农民的利益，为达目的而借当地黑恶势力之手去强迫农民竟成了一种解决问题的方式，客观上纵容了黑恶势力的壮大。

（2）部分农村基层政权人员存在腐败与渎职现象。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团伙依仗庞大的金钱势力，加之拉拢的政府干部充当保护伞，犯罪势力迅速蔓延。黑恶势力大都急切需要寻找保护伞，特别是政法干部充当保护伞，在和所在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干部“打成一片”后，通过介绍、竞选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为自身开展非法活动披上合法外衣。农村地区的腐败和渎职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乡镇、村委会的工作人员被黑恶势力拉拢腐蚀，为一些蝇头小利，置群众利益于不顾，为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大开方便之门。(www.daowen.com)

（二）经济方面的因素

目前，催使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源头主要是攫取大量不合法经济利益，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是影响农村黑恶势力犯罪的主要因素。农村黑恶势力经济上贪婪，主要有以下三点原因。一是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团伙为了维护“权威”，经常组织人员较多、场面较大的活动，甚至部分违法犯罪活动也选择公开或半公开的方式进行，这样往往会带来大额支出；二是为了长久生存下去，农村黑恶势力团伙也必须“招新”，通过多重手段如威胁引诱欺骗，自然也包括经济拉拢，这就需要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团伙本身要有足够的经济实力，从而可以维系自身存在和发展；三是目前黑恶势力犯罪团伙为了更好更安全地生存，往往要给自己披上合法光鲜的政治外衣，拉拢腐蚀部分干部充当其保护伞，金钱开道是前提。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团伙经济上的壮大，也给现阶段防控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带来了困难。相较于城市，农村地区在市场监管、治安管理等方面更加宽松，加之矿山等资源丰富，这给农村黑恶势力犯罪团伙攫取非法经济利益创造了条件。

（三）文化方面的因素

我国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后，商品社会的一些负面思想诸如拜金主义、唯利是图、投机取巧等均腐蚀部分农村社会群众心灵。对外开放也不可避免地带来了西方资本主义的腐朽思想，金钱万能、享乐至上的思想也能影响偏僻乡村，对中国传统小农社会农民朴素的价值观形成了巨大冲击，即使是在落后的农村，这种腐朽文化的影响也丝毫没有减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