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完善反家庭暴力法

通过前文的分析探讨，反家庭暴力法的制定及颁布，填补了我国家庭暴力专门法律的空白，解决了我国家庭暴力方面没有专门法律的困境。该法在针对家庭暴力取证制度方面有了较为系统的规定，但通过司法实践来看，当前家庭暴力犯罪诉讼机制问题仍然明显，如上文提到的此类案件多以自诉为主，公诉机关难以参与。所以针对家庭暴力犯罪，提出创设家庭暴力公益诉讼机制。

我国对于公益诉讼的传统理解在于不特定性和弱势群体两个特征。^[25]我国明文规定了两类公益诉讼，也就是环境公益诉讼和消费者公益诉讼，而且这两种公益诉讼都符合上述两个特征。在司法实践中，公益诉讼这两个特征的标准实际认定过高，由于认定标准的限制，大多数案件没有办法提起公益诉讼。值得注意的是，公益诉讼案件的诉讼主体除了法律规定的代表诉讼外，其他符合公益诉讼的非政府组织也非常少见，所以真正推动公益诉讼的进程，还需要努力。至少在公益诉讼案件的源头上进行完善，比如目前国际上大部分国家只要行为侵犯的权益符合不特定性或者弱势群体之一就可以提起公益诉讼，这对家庭暴力犯罪案件有重要的参考意义。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符合弱势群体的条件，但不符合不特定性的标准，所以如果允许家庭暴力犯罪案件进入公益诉讼程序，则可以有效地解决家庭暴力犯罪中弱势群体诉讼的困难，如上文我们提到，家庭暴力犯罪案件从社会意义角度来讲本身就具有一定的公益性，同时国内针对家庭暴力而成立的社会救助机构越来越多，所以在家庭暴力犯罪案件中创设公益诉讼机制，并允许有相应资质的公益组织代表受害者进行诉讼，以维护家庭暴力受害者的合法权益，这将有助于提高受害者维护自身权益的信心。

（二）建立医疗机构档案登记制度

由于家庭暴力犯罪案件容易出现直接的人身伤害，受害者在遭受家暴力伤害后，往往会求助于医疗机构进行救治，医疗机构得以第一时间了解受害者伤病情况。预防和制止家庭暴力应该是全社会范围内的共同责任，建立医疗机构档案登记制度，医疗机构履行预防家庭暴力犯罪的社会责任，给受害者提供充足的保护。受害者在遭受家庭暴力后求助于医疗机构的救治，但由于“家丑不可外扬”等传统观念的影响，或出于对施暴者继续打击报复的恐惧，通常不敢或者不愿意告诉医务人员自己伤病的真实原因，所以有必要加强医务人员的主动干预力度。医务人员通过专业知识和临床经验能较容易的分析辨认伤病情况的真实原因，医务人员在了解受害者系遭受家庭暴力或者有遭受家庭暴力的重大嫌疑时，或者经公安机关认定有家庭暴力犯罪前科的，有必要及时做出医疗机构相应登记，以便公安机关能及时采取相应对策以防止家庭暴力的进一步升级。同时医务人员需要及时保存相关证据，以便案件进入诉讼阶段的需要，同时对于积极寻求救助的受害者或者确有必要时要及时提供相应的救护措施。(www.daowen.com)

（三）明确法院在家庭暴力犯罪中的取证义务

我国反家庭暴力法规定，公安机关所作出警记录、告诫书、伤情鉴定意见等证据可以作为证据在法院进行证据认定时适用，同时也规定了在受害人申请时可以做出人身安全保护令的裁定。但在该法中并没有规定法院协助取证的义务，受害者由于经济条件或者受教育条件的弱势，通过法律手段获取证据时往往存在困难，所以对法院做出相应的协助取证规定确有必要。

当前大多数的家庭暴力犯罪案件都属于自诉案件，受害者由于自身的弱势在取证方面又存在较大的困难，导致受害者难以寻求有效的救济，最终引发不利的后果。依照我国相关法律，具体案件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当事人因客观原因难以获取证据材料时，可以向法院协助申请调查。所以，在家庭暴力犯罪案件中，受害者由于客观原因导致取证不能时，可以申请法院协助取证，这并非将取证责任完全交付于法院，而是针对此类案件的特殊性以及取证的困难性，对法院提出的协助义务。在家庭暴力犯罪案件中受害人因取证困难而向法院申请取证协助，法院在核实具体案件后，可以做出是否协助取证的决定，对于确有必要的案件，法院也应提供相应援助手段进行协助。

此外，在完善法院干预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制度中，可以对法院取证义务做出详细规定，补充人民法院协助家庭暴力犯罪受害者取证的义务，对人民法院取证场所、取证方式进行具体的规定，另外可以规定法院对所获证据应加以合理保存以防止施暴者知道等具体细则，这样有利于在后续的诉讼环节中更有力地维护受害者的合法权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