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世纪以来，由于电视剧产业化进程的加速、电视剧规制化管理的进一步完善以及人们精神生活需求的递增等原因，中国的家庭伦理剧发展迅速，其数量和质量都有了大幅提升。特别是新世纪家庭伦理剧对社会文化生活的书写，表现出创作者力透纸背、入木三分的创作功力。我们可以通过其伦理内涵、时空建构的发展和超越略见一斑。此外，新世纪家庭伦理剧还通过融入喜剧因素和写意化段落，凝练了形式，调节了气氛，升华了主题，彰显出独特的风格魅力。但是新世纪家庭伦理剧在整体繁荣、成绩骄人的背后，还是存在一些客观的问题，比如：部分作品情节过于曲折离奇，渐渐地在泛娱乐化的大潮中迷失了自己；有的故事与时代脱节，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的作品则颠倒是非善恶，造成了伦理道德缺失。下文将对具体问题进行简单的总结分析：

随着人们娱乐化需求的不断增加，家庭伦理剧也在传播过程中不断妥协，出现了泛娱乐化的倾向。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最早将传播的基本功能概括为三个方面：环境监视功能、社会协调功能、社会遗产传承功能。^[1]后来，赖特补充了第四项功能，即娱乐功能。娱乐化已经成为这个时代的标志，而且不可阻逆。尼尔·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中指出：“一切公众话语日渐以娱乐的方式出现，并成为一种文化精神。我们的政治、宗教、新闻、体育、教育和商业都心甘情愿地成为娱乐的附庸，毫无怨言，甚至无声无息，其结果是我们成了一个娱乐至死的物种。”^[2]过度娱乐化其后果是不堪设想的，而尼尔·波兹曼的言论可谓是对泛娱乐化最为真实、深刻的控诉。部分家庭伦理剧面对日益猛烈的娱乐化需求，也进行了自我的夸张式变形，成为娱乐化的附庸，具体表现为情节的过度戏剧化和与社会时代相脱节的自娱自乐。

部分家庭伦理剧刻意追求曲折离奇的戏剧效果，着力制造极端事件，脱离生活实际，虚假做作。“对事件的选择和安排即是对社会现实中各个层面（个人的、政治的、环境的、精神的）之间的互相关联所做的精辟妙喻”^[3]，“成熟的艺术家决不会故意引人注意，明智的艺术家决不会纯粹为了打破常规而行事”^[4]。但是，很多家庭伦理剧却不能够领会这一基本的创作原则，而把各种极端事件拼凑在故事里，频频出现绝症、车祸、死亡、凶杀、残疾等，为了冲突而冲突的刻意为之。极大地损害了电视剧的艺术品性，让人惋惜。

如电视剧《家常菜》前半部分对人物的刻画、情节的组织是较为生动感人的，刘洪昌为了能够跟文惠在一起，主动承担起照顾文惠一家人的重担，在与文远、文涛的斗智斗勇中过着有滋有味的小日子。但从第19集开始，各种极端事件频频发生。先是大黄猫蹂躏了文远，接着是文涛为了给姐姐报仇，误杀了大黄猫然后畏罪潜逃。文惠为了找回弟弟劝说其投案自首，身怀六甲在外奔波，却在找到文涛后发生争执，不慎摔倒，意外身亡。至此，38集的电视剧，在进行至一半第19集时，女主角因突然死亡退出了戏剧舞台，原本的叙事主线——刘洪昌和文惠的感情线，被刘洪昌和杨麦香、文远的情感纠葛所取代。随后，洪昌与思慕他多年的麦香恋爱、分手，原因是“如果我跟你好，会有一堆人伤心，与其让一堆人伤心，不如让你一个人伤心”；他还与小姨子文远搞暧昧，但也因为“你没有我也可以活得很好”而分手。该剧在中间部分突然设置蹂躏、凶杀、意外身亡等非常态事件，且密集出现，后半部分为了突出主人公的专情和崇高，而刻意设置情节，致使剧情、人物失去了真实感，并有前后判若两剧的异样感，直接影响了作品的艺术效果。

此外，还有一些家庭伦理剧也热衷于制造各种极端事件，让家庭伦理剧的叙事偏离了日常生活，成为曲折离奇的传奇故事。比如：《王海涛今年41》中，王海涛得了绝症白血病；《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中，炳文在新疆英勇牺牲，大雪积劳成疾，伤心过度，得了白血病；《美丽的事》中，“十六床”当兵牺牲，大黑吸毒；《老马家的幸福往事》中，马风把乌贼鱼打成重伤，连夜出逃去广东投奔伯父马一山，并在广东期间帮着伯父从事毒品生意……这些白血病、当兵牺牲、吸毒贩毒等极端事件的频繁出现，让日常生活变成了“风口浪尖上的行走”，让家庭伦理叙事沦为了离奇故事的附庸。

还有一些家庭伦理剧，虽然不是频繁制造极端事件，但却为了让故事更有“戏”，更有看点，竭力夸大矛盾，制造冲突。如婆媳剧就是被各种争吵、算计、哭闹所充斥，家庭矛盾愈演愈烈，让人禁不住对婚姻生活望而生畏。如《当婆婆遇上妈》中，婆媳争执到高潮，婆婆竟然掐着儿媳的脖子破口大骂；佳佳的妈妈甚至以跳楼相逼让女儿分手。《青春期撞上更年期》里，妈妈先是想尽方法拆散儿子和前女友，然后去了一趟医院就火速挑了个儿媳，命令两人闪婚。《婆婆来了》里，婆婆各种颐指气使，不仅挑拨离间，还要谋划卖掉儿媳妇的房子。种种比吵、比闹、比谁更狠的创作路线，貌似越极端越好看，可是却让原本正常的情节变得越发不合乎常理，于是观众纷纷呼吁“家庭剧，请你接地气”。一位观众就曾在自己的博客上写道：“我也知道婆婆不好对付，可看完这剧（指《当婆婆遇上妈》），我还是怀疑婆婆真的有那么坏吗？……婆媳关系都这样吗？婚姻太令人绝望了！”^[5]还有观众评论说：“这哪是婆婆跟媳妇啊，分明就是仇人！”^[6]为此，编剧王丽萍曾批评道：“现在的生活里，还有哪家的婆婆和儿媳动不动就打架的？远离观众的生活，只会让观众觉得不真实，最终失去观众。”^[7]这种为制造剧情看点，蓄意编造或者畸形放大生活矛盾，靠“尖锐跟激烈”取胜的做法，是不符合创作规律的，它不仅脱离了真实生活，还夸大了痛苦感与幻灭感，不利于社会人生的进步与美好。

有些家庭伦理剧过多使用“巧合”，造成了剧情的虚假和滥俗。“巧合”是对情节线索和人物关系进行相对集中的设置，是使一些原本不可能发生的事件在巧合的安排下产生交集和纠葛，从而制造出激烈的戏剧化冲突。在叙事作品中，巧合如若使用恰当，有助于塑造人物、推动情节。但需注意巧合的使用前提是：要能够在巧合的偶然性背后揭示出它必然性的规律，而不是为了巧合而巧合，或是把不能解决的戏剧问题用巧合一笔带过。在这种剧作思维的家庭伦理剧中，巧合成为古希腊罗马戏剧中的“来自机器的神仙”，被随意地大肆滥用，让剧中的生活故事变得虚无缥缈、不着边际。

比如，《闪婚》第三集中就有多处巧合，颜敏在母亲的要求下把自己和古峰的亲生骨肉送到了古家，而碰巧那天是古峰和韩金贝结婚的日子，颜敏没能与小两口碰面。又碰巧颜敏的亲生父亲竟然就是金贝的继父秦建国。当年秦建国只是个小木匠，后来和红木家具店的老板娘结婚了，成为金贝的继父。待晚上古峰和韩金贝回家后，姐姐古丽隐瞒了实情，说孩子是捡来的弃婴，于是金贝把孩子送给哥哥韩俊生抚养。碰巧的是，韩俊生偶遇了因送走孩子心情郁闷而醉倒路边的颜敏，就把喝醉了的颜敏送回了家，两个陌生人因此相识后又相爱。于是该剧在各种巧合下展开了一段围绕着古峰和韩金贝、颜敏和韩俊生的多角婚恋故事。由于在人物关系的处理上安排了过多巧合因素，因此尽管剧情曲折纠结，但这种剧作手段对故事的真实性和可信度产生了极大的消解作用。(www.daowen.com)

再比如，《王海涛今年41》中王海涛得了白血病，必须骨髓移植才有康复的可能，但是所有的亲人骨髓配比实验的结果都不匹配。此时巧合出现，母亲说自己多年前还有一个女儿，是王海兵的同胞妹妹，但是出生后就送人抚养没了音信。于是，大家开始了大海捞针一般的寻找过程。更巧的是，当海兵翻找老档案，却发现哥哥海涛离婚后一直追求的漂亮女生，正是海涛病中的主治医师女博士，也就是他们的亲妹妹。后来，亲人相认，骨髓移植成功，海涛又重获健康。

此外，在海涛生病期间，他的铁矿厂因资金短缺面临倒闭，碰巧海涛前妻突然得到海外亲戚留下的巨额遗产，她用这笔钱盘活了厂子。等到海涛康复后，铁矿行情又上涨，生意更是风生水起。此处用两个巧合来转折剧情，虽然为观众捏造了一个大团圆的结局——救了海涛的性命、盘活生意，却是一种“来自机器的神仙”，是肤浅的、自欺欺人的谎言，它“不仅抹杀了一切意义和情感，而且还是对观众的一种侮辱。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无论时好时坏，我们都必须选择，必须行动，以此来决定我们人生的意义。没有任何巧合的人和事会出来为我们肩负这一重大责任，尽管我们周围存在着诸多不公和混乱”^[8]。所以，如果巧合运用不当，则会直接影响人物的塑造，并容易让剧情变得虚假荒诞。

有些家庭伦理剧为了制造戏剧冲突，随意编纂故事，而忽略了“源于生活”的基本创作原则，难以完成对人类精神历史的书写重任，甚至演变为一种历史性的倒退。如20世纪80年代，我国就施行了计划生育政策，“4-2-1”家庭（即一对独生子女结婚生子后，家庭由四个父母长辈、一个小孩和他们二人组成）越来越普遍，而此前多子女的联合家庭则越来越少。但是，在一些家庭伦理剧中，为了剧情的需要“为赋新诗强说愁”，刻意编造由多子女家庭引发的各种家庭伦理故事。众多子女之间的钩心斗角、传统现代观念之间的冲突，成为这些家庭伦理剧矛盾纠葛的主要原因，但是由于艺术创作的真实感多与独生子女家庭的生活实际相差甚远，且其中的很多观念也过于保守陈旧，造成了剧情与时代生活的严重脱节。

比如，《家有爹娘》第一部和第二部都是围绕王起孟老人和他的子女们展开故事的：退休在家的王起孟最大的心愿就是想早日抱上孙子，可是大儿子建新只有一个丫头，而且孙女都到了快谈婚论嫁的年龄，抱孙子的愿望只好寄托在二儿子建宁的身上，可建宁和老婆田一根本就不想要孩子。该剧围绕两代人对“传宗接代”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设置了大量情节，如：大儿子建新离婚后一直未娶，家人都希望他能够与前妻复合，可是没想到建新却领回家了一个比他小20岁的年轻漂亮女孩吴丽丽，大家都不太赞成。但是父亲王起孟笑呵呵地认可了吴丽丽，原因是吴丽丽如果和儿子结婚自己就有机会抱上孙子了。但是当吴丽丽表示自己暂时不想生孩子时，老爷子立刻变脸起身离席。遗憾的是，该剧没有客观评价王起孟老人“重男轻女”“传宗接代”等传统观念，反而是对此持一种较为肯定的态度。这使得该剧不仅主题立意滞后于时代观念，且多子女的故事内容与社会实际也存在一定的差距，最终该剧只是个还不错的“故事”，而没有收到特别好的社会反响。

再如《新上门女婿》在播出之前名为《倒插门》，“倒插门”一词带有浓重的封建思想，与这个时代的精神理念相左。此外，该剧在初稿版本中有多处激烈措辞，诸如丈母娘总是颐指气使地呼喝道：你们农村人如何如何，后因为播出需要而进行了修改。虽然城市和乡村确实还存在一定的经济差距，但是人人平等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如此侮辱性的语言不仅让人难以接受，更不禁要质疑：该剧创作目的究竟为何？创作主体又是以怎样的心态进行故事的讲述？像这些主题思想与时代脱节甚至倒退的家庭伦理剧，势必需要进行改良甚至改革，不然终将被时代和观众所淘汰。

上文主要提出部分家庭伦理剧没有做到真实反映生活这一问题，但是优秀的家庭伦理剧不仅要表现社会生活，还要对社会生活进行主体性的“阐释”和“裁判”，在这个过程中，它们应该肯定崇高和美德，否定低俗和卑劣。然而，部分作品却没有切实坚守“裁判”态度的“真诚”和“美好”，而是随意混淆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从而造成了恶劣影响。家庭伦理剧是担负着社会责任的大众艺术，对受众的影响是潜移默化并十分广泛的。如著名电视专家雷蒙·威廉姆斯说过，电视改变了我们对于现实的认识，从而改变了人与人之间、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9]所以，家庭伦理剧不只是一种娱乐形式，还是塑造人们心灵、改变整个生活情境的力量，其影响力不容小觑。但是，部分家庭伦理剧存在格调低下、玩世不恭，甚至道德缺失、美丑莫辨的客观问题，直接降低了作品的审美品格，将观众的价值观念引向歧途，其危害的严重程度无异于心灵鸦片。

麦基曾经说过：“人性对它所认知的负面价值有一种本能的排斥，面对正面价值却有一种强烈的趋从。”观众会在影视欣赏的过程中，“自觉地或本能地考察负载着价值的世界和人物的全貌，力求分清善恶、是非以及有价值的事物和无价值的事物。他们会力求寻找善之中心。一旦找到了这一核心，情感便会倾向于它”。但是，这里的“善之中心”是一个相对的概念，是相对于“负面背景而做出的一种判断”，是“一个被认为或被觉得是‘非善’的世界”^[10]。所以，这个“善之中心”是由创作者建构起来的、具有相对性的价值体系，这就可能会出现与现实生活中的道德观、价值观相契合或者相悖的情况。有些家庭伦理剧就在故事的叙述中，忽略了价值体系的是非判断，一味地追求个人主义、享乐主义的潇洒、自由，而出现了诸如《八兄弟》《蜗居》等道德失范的种种案例。如《八兄弟》中，冷二虎是一个靠自己打拼在北京立足的农村汉子，在方方的讲述中，冷二虎的吃苦、善良、重情义等建构起这个人物的正面素质，而他的兄弟们却因为不能吃苦、难以在大都市立足而成为励志故事的负面形象。所以，在潜移默化之中，观众就对冷二虎产生了认可和移情，而忽略了他抛弃老家媳妇美凤，在北京与方方同居的事实。事实上，冷二虎的行为是有违道德且极其不负责任的，但由于观众已经认可，并完全依附了剧中人物的观念，造成了该剧在此问题上的道德缺失和观念误导。此外，《蜗居》也面临同样问题，在此不作赘述。电视剧观念体系的建构是非常重要的，主创人员如果单纯停留在故事的戏剧性营造中，而忽略道德价值体系的建构，那么稍有不慎，道德天平就会发生偏差，是非善恶就会发生混淆。这不仅会误导广大电视观众，而且有可能引发社会的伦理道德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