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家庭伦理剧《裸婚时代》中童佳倩和刘易阳的“裸婚”以“我求你嫁给我吧，虽说我没车，没钱，没房，没钻戒，但是我有一颗陪你到老的心！”开始，却以“细节打败爱情”“失无所失”而惨淡收场的时候，我们才明白，消费文化时代真的已经无法阻挡地来临了。

虽然现阶段我国还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发展中国家，但是社会生产与消费的关系正在发生结构性的变化，以生产为中心的社会逐渐向以消费为中心的社会转变，使之具有鲜明的消费社会的特征。“‘产品过剩’社会的出现、消费管制政策的解除、改革开放大潮中西方消费主义文化的示范作用，以及国家退出对私人生活的干预带来的生活方式意识形态色彩的淡化”^[24]，造成了消费自主性的大大加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严肃文化与精英文化失去了往日的统治地位，被日益边缘化。消费文化悄然兴起，并逐渐改变着社会的文化语境。所谓消费文化，是指在一定的历史阶段中，人类物质与文化生产、消费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消费理念、消费方式和消费行为的总和。“传统的文化事业被文化产业所替代，文化商品的生产——消费市场快速发育成熟，时尚杂志与报刊周末版，流行音乐与卡拉OK，音乐会与追星族，KTV与练歌房，VCD、CD与音响发烧友，广告文化与偶像崇拜，电视文化与电视观众，网络游戏与互联网文化……形形色色的大众文化通过各种现代媒介填充了都市乡村的茶余饭后、周末假日和卧室客厅，”^[25]包括电视剧在内的大众文化消费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此同时，在电视剧等大众传媒的诱导与煽动下，一方面，人们的消费欲望被前所未有地激发出来，另一方面，人们消费什么、怎样消费均已身不由己，传媒成为人们价值观的倡导者甚至决定性因素。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部分家庭伦理剧在物欲的消费洪潮中随波逐流，过度地渲染物质带给人们的满足与充盈感，甚至将物质富足等同于“幸福”；推崇金钱至上的拜金主义，甚至把不择手段谋取物质利益的人奉为“成功人士”；片面呈现中产阶级的富足生活，过度宣扬“随时行乐”的享乐主义……凡此种种，把大众的价值观、人生观引向歧途，社会影响极其恶劣。

有些家庭伦理剧通过消费替代了梦想，用物欲权利的满足代替了精神心理的幸福。空前的消费既改变了人们的日常生活，也改变了人们看待世界和自身的基本态度。有研究者认为，“伴随着西方现代性出现的消费文化代表了一种治疗性精神气质，即通过无止境地追求商品和服务寻求心理和生理上的愉悦和自我实现，以取代传统宗教的救赎功能”^[26]，消费俨然成为逃避痛苦和不幸的避难所。于是部分家庭伦理剧选择通过消费的方式，把梦想照进现实。但是，这种转化是悲哀的，因为消费所带来的这种满足并不是幸福，它只能带来暂时的快乐，欲望是永远不能满足的，现代人永远都是失望者。如电视剧《家的N次方》中以追名逐利为人生目标的赵雯，作为这个消费社会的缩影，她在如愿以偿应聘成为某时尚杂志社的实习生后，抓住与男友楚牧一起参加薛家烧烤派对的机会，攀高枝不管不顾强吻了富少薛洋，还借题发挥地在杂志上刊发了《奢华之吻——顶级别墅区遭遇Mr.Right》的文章，字里行间处处透露出对物质生活的憧憬向往与喜爱。此后，赵雯在对薛洋死缠烂打未果的情况下，被薛洋用打赌的方式转给了周浩，成为周浩的女朋友。于是赵雯、周浩两个人相互利用，各取所需：一个借助对方的财力来扭转自己的草根身份，打拼时尚圈的职业前途；一个借助对方涉足时尚圈的便利条件，打压自己的商业竞争对手，不断提升自己和家族的社会知名度。最终赵雯实现了自己的目标，挤走了Spring成为时尚杂志的副主编。但是，一次赵雯无意中听到钱晰和同事的对话，钱晰说自己是为了顾及杂志销量而提拔了赵雯，就把赵雯当成一枚棋子，如果销量目标达不到，就会一脚踹了赵雯；而Spring则是自己一辈子的好朋友。可见，事业上的成功、金钱上的富足都是一时的。当这一切都实现了的时候，赵雯没有了朋友，树敌无数，并且遭人背后唾弃，人生又有何意义？

还有部分家庭伦理剧完全抛弃了传统的勤俭观念，过度推崇奢靡的物质消费，甚至剧中人物不惜用自己的幸福做代价。这些家庭伦理剧抛弃了勤勉、朴素和谦逊的传统价值观念，转而遵循消费文化、享乐主义，盲目地“以自我为中心”，追逐眼前快感。“美国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已初次显露了消费文化的发展迹象……众多的新品味、新秉性、新体验和新理想广泛传播开来。与一般宗教，尤其是清教徒所恪守的传统古训（禁欲、勤奋、远见和节俭）背道而驰，人们奉行‘及时行乐’的人生哲学”^[27]。最终，物质和金钱让人们迷失了自我。为了追逐利益，人们放弃了勤俭节约的生活习惯，也丧失了基本的道德底线。如《蜗居》中刚来江州的海藻有些想家，海萍和苏淳对海藻进行了一番劝慰：

海萍：你家有大型博物馆吗？

海藻：没有。

苏淳：你家有音乐会吗？

海藻：没有。

海萍：你家有世纪明珠塔吗？

海藻：没有。

苏淳：你家有伊势丹吗？

海藻：没有。

海萍：什么都没有啊？什么都没有，你有什么好想的啊？

这番劝慰把海藻对家乡的思念转化为对大城市物质生活的憧憬，把物质消费作为生活动力和寄托，虽然看起来觉得有些莫名其妙和荒谬，但却行之有效。正是在这样的观念影响下，在社会现实和理想的巨大反差下，特别是当生活的重压让人临近绝望的时候，海藻自然而然地接受了宋思明宋秘书递来的橄榄枝。于是，海藻再也不用像姐姐海萍一样，每天吃同一个口味的泡面，拼命攒钱却始终难以企及高不可攀的房价，也无须为了省钱少买衣服而和姐姐换着穿衣，她轻松地过上了低调华丽的生活：去不对外营业的私房菜馆喝鲍鱼、鱼翅、海参熬成的“山药羹”，吃鲑鱼子酱烤制的“红薯”，去奢华的会馆包场享受烛光晚餐，住市中心交通便利的百万豪宅。但是，当海藻在享受这一切金钱和物质带来的满足感时，她是否意识到宋秘书是有妇之夫的国家官员，而自己还有男友小贝？面对这样的非正常男女关系，我们不得不为金钱笼罩下的道德感缺失表示担忧。

有些家庭伦理剧中的人物甚至为了金钱与利益，丧失基本的人性，不惜牺牲家人与朋友的幸福。如《闪婚》中颜敏的母亲为了不让女儿嫁给家境贫寒的古峰，不仅在婚姻登记处横加阻拦，更是跑到古家以死相逼令其分手。最终，颜敏母亲生生拆散了这对相爱多年的情侣，让女儿嫁了一个有钱的老外，而其目的却是为了替自己偿还赌债。该剧中的另一个人物，古峰的姐姐古丽则每天抱怨自己找了个没本事的丈夫，连套像样的房子都买不起，以至于婚后还得住在娘家，为此坚决不为其生孩子并和老公吵闹不停。

还有一些家庭伦理剧用大量笔墨描绘了人们面对物质诱惑，不顾一切、铤而走险的瞬间。比如《老马家的幸福往事》中，黄爱国因为自己抽调公司账目上的资金在香港狂炒期货失败，造成了巨大的资金漏洞，所以他逼着当副区长的马鸣出手帮其将窟窿补上，但是遭到马鸣拒绝。黄爱国想尽各种办法，让马鸣的秘书擅自从各家银行替自己控股的康辉公司贷了不少款项，又利用莫文辉的公司来违规预售楼盘，并将其资金秘密转移到了海外，更为严重的是，黄爱国利用马鸣的妻子李小娜，让她以婚姻相要挟逼马鸣在扩股书上签字。黄爱国为了圈钱已经到了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的恶劣地步。再如《老娘泪》故事的缘起就是，身为省开发银行信贷处长的程雨来，因为滥用职权私下将上千万的资金非法贷给小舅子汪晓龙开办神龙酒店而东窗事发，又因为一时无法平账，选择了携巨款潜逃。

家庭伦理剧一度成为消费文化展示和引诱的窗口，妄图用“金钱至上”来误导电视观众的价值观；但是，新世纪的部分家庭伦理剧并不满足于对现实的简单描摹，而是对过度膨胀的物质欲望做出了积极的自我反思，否定了拜金主义的价值观念，转而引领观众探寻幸福的真实含义。很长时间以来，家庭伦理剧津津乐道于自己借助一幕幕消费社会的浮华与喧嚣，一组组被欲望蛊惑的人物群像，讲述那一个又一个充满铜臭气息的离奇故事。但是，把极端个案夸大为社会现实却并不是什么高明之举，而将视线仅仅沉浸在社会阴暗面不能自拔更是有失偏颇。当今的社会现实是：我们身处一个文化杂糅的后现代社会，“齐美尔（1978）把它称为无风格的时代（age of no style），马尔罗（1967）则认为，我们的文化是一座无围墙的博物馆，是一些后现代主义所高度重视的感觉，强调的是东拼西凑的艺术杂烩、‘复古’、符号秩序的崩溃以及文化的重演（见罗伯茨，1988）”。^[28]在这个社会，时时刻刻都会有新的现象、新的观念涌现出来，致使各种不同的价值观、世界观不断碰撞激荡，呈现出一派眼花缭乱的景观盛况。家庭伦理剧需要做的事情是，站在时代的制高点上，对现实生活有一个深刻且全面的认识和把握，站在时代的最前端，对良莠不齐的思想进行批判和剔除，用正确的价值观念来引导大众，而绝非简单地再现现实或是随波逐流。

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艺术与现实的审美关系》中提出：艺术的第一目的是再现现实，但它还有一个作用——说明生活。他认为，“艺术的主要作用是再现现实中引起人的兴趣的事物。但是，人既然对生活现象发生兴趣，就不能不有意识或无意识地说出他对它们的判断；诗人或艺术家不能不是一般的人，因此对于他所描写的事物，他不能（即使他希望这样做）不作出判断；这种判断在他的作品中表现出来，就是艺术作品的新的作用，凭着这个，艺术成了人的一种道德的活动”^[29]。

出于媒体的责任和大众的期待，家庭伦理剧在时代观念的交错与碰撞中进行着积极的自我反思与修正，经历着去伪存真的成长与蜕变，具体体现为大量作品开始褪去物质的浮华，思考究竟何为真正的幸福。

很长时间以来，人们对幸福的阐释都是围绕着“金钱能否使人幸福”展开的，但事实是，在大多数情况下，幸福与金钱并无直接关联。莱亚德通过一项对比研究后提出：“通过对比不同国家的情况，结论亦如历史所告诉我们的那样——对平均收入高于两万美元者而言，更高的收入并不能保证拥有更多的幸福。”^[30]在衣食住行这些基本的需求得到保障的情况下，拥有更多的金钱并不一定会带来更多的幸福。^[31]

新世纪以来，家庭伦理剧开始回归幸福主题的探讨，否定了简单地将物质富足等同于幸福的肤浅观点，提出了幸福与金钱的多少无关，它是个人潜力的实现带来的一种精神愉悦。如亚里士多德所言，“幸福是灵魂的一种合于完满德行的实现活动”；心理学家塞缪尔·富兰克林也提出：幸福是个人潜力的实现，而并非一连串短暂的欢乐、累积的财富或者宗教信仰的结果。快乐须以长期而论，且是以个人实现为目的的生活方式。^[32]新世纪大量的优秀家庭伦理剧作品，则充分证明了幸福源自人们潜力的开发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带来的愉悦。

如电视剧《老大的幸福》，讲述了一位憨厚老实的足疗师傅老大在小城过着简单快乐的生活，但是几个自以为生活幸福、事业成功的弟弟妹妹要帮大哥换一个活法，极力安排他来到北京寻找“幸福”的故事（见图2.9）。弟弟妹妹们努力撮合辛雯和傅老大，但是老大心里却惦念着梅好母子二人；大家又安排老大在公司里做体面的工作，可傅老大还是倾心于自己的足疗事业；生活方式和价值观的差异让来到大都市的傅老大四处碰壁。与此同时，弟弟妹妹们看似幸福、实则不幸的生活也在傅老大的帮助下发生了变化：老二傅吉安虽然事业成功，却是一个看似表面光鲜，内心脆弱，爱打肿脸充胖子的人。他因早年遭遇前妻背叛而对感情心灰意冷，视金钱为最真实的东西，后因资金链断裂而破产，但在明月和老大的帮助下，他走出了困境，回归了家庭。三弟傅吉兆是看妻子脸色过活的公务员，和妻子关系紧张，在老大的帮助下有所好转。四弟傅吉星是混迹京城演艺圈的三流演员，因追逐虚荣贷款购买了豪宅，又为挣钱还贷疲于奔命，最终在老大的帮助下重归现实。小妹傅吉平因为沉迷股市，成为一个押上全部身家博弈的股票迷，一门心思只想嫁个有钱人，最终还是老大帮助她挽回真爱找到了幸福。

图2.9 《老大的幸福》

该剧非常巧妙地把当今社会不同人群对“幸福”的理解淋漓尽致地传达出来：傅家老二的幸福是发财，傅家老三的幸福是升官，傅家老四的幸福是出名，傅家老五的幸福是傍上有钱人，这四个弟弟妹妹的幸福简单而言就是“金钱”“名誉”与“权力”。“可悲的是，这些弟弟妹妹不但不知道哥哥的幸福生活是什么，而且更不知道自己的幸福生活是什么，只是把各自错误的幸福标准强加给老大，显现出了一定的悲剧性意味”^[33]，也集中体现了消费文化、功利主义对人们的幸福观带来的深刻影响。

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傅老大的幸福首先是利他的，他把幸福和荣誉、尊严联系在一起，并通过自己擅长的一门手艺——足疗，满足了社会和他人的需要，从而也实现了自身的价值。如李准先生所言：“幸福感的最高层次应该是个人通过努力获得成功以后，生命的尊严得到满足。”^[34]傅老大从自己的生活实际出发，通过努力实现了自己和家人的幸福，也以实际行动对当代的幸福和幸福观做出了独特的诠释和延展，即“不管高层次、低层次，幸福必须跟创造、跟荣誉、跟义务、跟热爱他人、跟获得成功联系在一起”^[35]。该剧通过贴近生活的观察，深入剖析了当代人的幸福观念，并充分阐释了创作者对于幸福、幸福感、幸福观的严肃思考。

人们在追寻幸福的道路上必然会遇到各种困难和磨难，有时候困难是人为造成的，也有时候是因为社会本身有一定的局限，但是在任何时候，幸福感都是建构在人的主动性基础上的，即“人们若欲获得幸福，必须积极行动，唯有借助个人主观努力才可实现。幸福感亦为目标，一旦达成便可证明一个人整体的幸福”^[36]。家庭伦理剧在关于对幸福真谛的追寻过程中，也十分重视这种积极的心态，因为它意味着“更注重对生命价值之探求，强调在生命中找寻真正的意义和理想”^[37]。大量家庭伦理剧通过剧中人物一个又一个生动的例子，讲述了那些心态积极、不断努力的人最终通过奋斗实现了自我价值，获得了真正幸福的故事。

如收视与口碑双赢的电视剧《幸福来敲门》，讲述了主人公江路在爱情与婚姻中的成长历程。江路大龄、时髦、另类，对感情执着，在遇到中年丧妻的摄影师宋宇生后，两个人一见钟情，相爱并携手走进婚姻。但是，后来作为两个孩子的继母，江路遇到了很大的压力：一方面，孩子们的姥姥反对这桩婚事，另一方面，孩子们也对这个继母心存芥蒂。面对各种家庭问题和矛盾冲突，江路既没有工于心计地算计老人和孩子，也没有一味泪流满面地自怨自艾，而是用自己的真诚和爱心、一点一滴的努力，去化解所有误会和隔阂，最终获得了家人的认可与理解，也争取到了属于自己的幸福生活。如同电影造梦一样，电视观众也想从电视剧中看到希望，而不是一味的苦情甚至绝望。

再如电视剧《傻春》，讲述的是一个大家庭的长女承担起母亲的责任，含辛茹苦地把弟弟妹妹们拉扯大，又在重重困难袭来之时不离不弃，维持家庭团结的故事。剧中大姐傻春每次都在家庭遭遇重大变故的时候挺身而出，为家人撑起一片天空，化解种种危机和矛盾。如：当爸爸被打入牛棚，一家老小没了经济来源、揭不开锅的情况下，母亲不得已把妹妹小楚送人了，得知此事，傻春连夜把妹妹抢了回来；傻春担心蹲牛棚的父亲，于是跑到了乡下，一边给村主任家干活，一边照顾父亲，没少吃苦受累。傻春用一颗善良和真诚的心对待这个世界，用积极、乐观的心态和实际行动赢得了属于自己和家人的幸福。

此前的一些电视剧却并非如此，如电视剧《蜗居》虽然把矛头犀利地指向当今社会的住房问题，把“房奴”的悲剧性描绘得淋漓尽致，但却由于一味描写社会的阴暗和腐败，如官商勾结盘剥百姓、男盗女娼等，又没有对社会问题给出任何解决办法甚至解决希望，所以使观众在痛苦和绝望中结束长达33集的观影后，只能无奈感叹：当“小三”是最好的选择。这样的剧情处理最终使作品陷入个人化情感宣泄的泥淖，从而背弃了电视剧传播大众文化的责任和使命，产生了恶劣的社会负面影响。

之前有很多家庭伦理剧沉迷于不幸家庭的呈现和“婆媳大战”“夫妻矛盾”等极端矛盾的制造，使得荧屏内外“凄风苦雨一片”。如《双面胶》中，东北婆婆和上海媳妇之间总是针锋相对，从生活中的芝麻小事、一日三餐的菜谱到谁来掌握家里的经济大权，婆媳永远站在各自的立场上争执不休。最恶劣的情景还是发生了：一天，丽娟逗刚会讲话的宝宝说话，怎知宝宝却清晰地吐出“妈妈坏”的字眼，显然是大人调教的结果。再也无法忍受的丽娟出言赶婆婆走，亚平却赶她走。言辞越来越失控的丽娟终于激怒了亚平，他失去理智地痛打丽娟。就在两人厮打成一团时，婆婆失声大喊，无人看管的宝宝从二楼摔了下去。孩子死了，婚姻破裂，最后只能悲剧收场。婆媳关系的不可调和、家庭矛盾的不断升级，曾经一度成为这类家庭伦理剧的主要叙事内容。广电总局电视剧司司长李京盛也对此批评道：如今荧屏的亲情伦理剧已经有些变味，进入了“三破一苦”（指：破碎家庭、破碎情感、破碎婚姻以及家庭苦难题材）的怪圈，“继母、继父、丑娘”等题材流行，这是一个十分不好的现象，应当杜绝扩大化。^[38]

随着家庭伦理剧的幸福转向，一些努力建造和谐家庭关系的电视剧作品陆续问世，尽管这些作品也会展现一些生活中的摩擦甚至是敌对冲突，但其主调却是“相亲相爱”，用家庭的动态和谐来传达“幸福”的主旨。如同样是涉及婆媳关系的《媳妇的美好时代》和《幸福来敲门》就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婆媳之间不再是为了鸡毛蒜皮的小事吵得天翻地覆，而是面对矛盾时，婆媳中的一方，往往是作为晚辈的儿媳主动退让一步，从家庭出发，体谅对方的心情和立场，从而主动化解矛盾；而长辈也是对晚辈疼惜怜爱，关爱有加。如《幸福来敲门》中，大龄女青年江路在嫁给宋宇生之前就遭到宋征姥姥的万般阻挠，后来嫁入宋家后又不被老人认可。一次争吵后，老人一气之下病倒住院。此时，江路没有幸灾乐祸，置之不理，而是忙前忙后煲了滋补汤送到医院，又怕老人生气不肯喝，让宋宇生谎称是请保姆做的。江路的真诚以及她对孩子、对老人无私的爱化解了所有的矛盾和偏见，最终宋征的姥姥接受了时髦出位又真诚的媳妇儿江路。后来当江路和宋宇生之间闹矛盾濒临离婚时，宋征的姥姥专门让侄子钱伟德出面调解，以挽回这段感情，并为江路着想，反对她打掉孩子，让江路非常感动。最终一家人其乐融融地生活在一起。而《媳妇的美好时代》中这样的例子就更多了。一次，婆婆曹心梅去医院找豆豆开药，因为部分药品不能报销，婆婆就出主意让豆豆偷偷开在老干部的名下，可这违背原则，豆豆不肯。后来看到婆婆不高兴了，豆豆就表面答应下来，后又自己花钱买了药。而婆婆也知道自己有时脾气不好，常让豆豆受委屈，所以在跟儿子还有亲家聊天时，她总说豆豆好，并因为自己对豆豆的态度而诚恳地向亲家道歉。婆婆也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媳妇，把传家宝玉镯子送给豆豆，保豆豆平安健康。最后，隐忍、大度、机智、乐观的毛豆豆不仅讨得了挑剔婆婆曹心梅的欢心，还能在两个婆婆中间左右逢源，家庭气氛其乐融融。一家人共享幸福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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