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电视剧诞生于1958年的《一口菜饼子》，但是中国家庭伦理剧的源头却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电影发展初期。作为电视剧的姊妹艺术形式，电影领域的家庭伦理影片很早就起步了。1913年，我国的“电影之父”郑正秋执导了影片《难夫难妻》，首开家庭伦理影片的先河。此后他对中国家庭伦理影片不断进行探索实验，又连续创作了《苦儿弱女》《盲孤女》《孤儿救祖记》《姊妹花》等，这些影片都是以家庭伦理为题材内容，以人物的悲欢离合为中心，在讲述故事的同时反映当时的社会现状，并且有针对性地对当时落后的封建思想进行了批判。其中，《孤儿救祖记》作为“外国电影所不能替代的中国无声电影基本形态的典范”，因为它具备“一个相对完整的故事”“观众喜爱的人物”以及“一些可以领悟的思想内涵”^[2]，也为家庭伦理影片的叙事奠定了基本格局。而此后郑正秋的巅峰之作《姊妹花》娴熟运用之前积累并逐渐发展起来的家庭伦理叙事方法，对该类型题材的丰富完善意义深远。此外，蔡楚生也侧重家庭伦理影片的创作，注重传统文化和家庭伦理的结合，并且不断融入新的时代内容，将该类电影创作引入新的发展阶段。中国的家庭伦理影片在郑正秋和蔡楚生的影响和带动之下，逐渐发展起来，并且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和相对稳固的创作模式，为今后中国家庭伦理电视剧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主要包括内容上的创作承继和叙事方法上的借鉴参照等。

自1958年中国电视剧诞生一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期，很多电视剧作品涉及家庭伦理生活，但家庭伦理仅仅是革命宣传的附庸，起辅助和补充的作用，所以我们称之为家庭伦理剧的孕育期。电视剧的创作者们在这段时间里主要还是借鉴电影、话剧等艺术表现方式来制作电视剧。而就电视剧的表现内容来说，主要是通过文学作品的改编进行创作，其中，真正围绕家庭伦理进行叙事的电视剧作品在我国早期电视剧^[3]当中并未出现。但是很多电视剧已经涉及或者有所关注家庭伦理这一领域，这为后来家庭伦理剧的发展埋下了伏笔。如第一部电视剧《一口菜饼子》讲述的是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农村，小女孩拿枣糕逗小狗玩儿被姐姐制止，姐姐向妹妹讲述以前她们一家人的悲惨遭遇。《家庭问题》主要是赞扬老工人用光荣传统教育下一代。《全家红》则主要歌颂了一心为公的一家人的故事。早期电视剧作品往往反映革命历史，讴歌革命前辈的光辉形象，以弘扬时代精神、表现先进人物事迹为主，尽管如此，表现旧中国苦难的《一口菜饼子》、宣传社会主义新人新事的《全家红》等部分早期的电视剧作品，均不同程度地表现了家庭生活的内容，也不同程度地涉及了伦理道德问题，为后来家庭伦理剧的人物塑造、故事讲述做出了积极探索。

十年“文革”，社会剧烈动荡，初兴不久的电视剧也惨遭灭顶之灾，发展几乎停滞。直到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视剧才开始逐渐复苏。

中国家庭伦理剧的发展，原则上是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才真正开始的。“十年‘文革’历史性地成就了作为文化反思和启蒙意义上的80年代。”^[4]在这个阶段，社会特征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中西方文化产生剧烈碰撞，形成双声复调的多元格局；经历过十年动荡，人们开始感受“伤痕”并进行“反思”；“人”成为启蒙时代最精确的注脚，“人性”“人的价值”“人的自由”被反复强调和进一步张扬。从整体上看，20世纪80年代更像是一个过渡时期，但是历史上文化繁荣的经验告诉我们，任何过渡时期都是黄金时代。“社会关系、人际关系、家庭关系都处在不断的变动和调整中，人的命运以及人们的价值观念、心理状态都在转型中动荡变化，几乎所有人都在这个社会动荡中寻找自己的人生位置，现实生活本身提供了比任何戏剧都更加富于戏剧性的素材，也提供了比任何故事都更有故事性的传奇，因而，这个时期完全可能出现让人意想不到的骄人的文化成果。80年代以其原生态的文化面孔，展示了处于巅峰的‘文化热’。”^[5]“伤痕”“反思”“改革”“寻根”“现代主义”“新写实主义”纷纷成为文化热点，社会文化一片繁荣。(www.daowen.com)

这一时期的电视剧创作也逐渐从阴霾中走出，伴随着社会文化的变迁，仍然有一部分电视剧在表现“伤痕”“反思”等文化热点的同时，侧面地呈现当时人们的家庭生活，如《今夜有暴风雪》等。但是20世纪80年代也出现了一些电视剧作品，它们的镜头由“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身上转向普通人，通过家庭生活来展现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比如：表现家庭关系的电视单本剧《继母》；提倡打破封建门阀观念，弘扬高尚的家庭道德风范的电视单本剧《家风》；描写“文革”时期农村买卖婚姻悲剧的电视单本剧《喜鹊泪》；讲述女主人公结婚一年中的情感感悟，折射社会伦理的《结婚一年间》；歌颂农村女性吴秋香的女性意识觉醒与成长的《雪夜》；讲述伦理亲情激烈冲突的《大年初一》等。从整体上看，这一时期的家庭伦理剧具有以下特点：首先，在主题表现上，作品通过家庭来折射社会现实，“家庭题材”不再附庸于“改革剧”“革命剧”等，而是独立出来，成为叙事的主要对象和时代精神的有效载体。作品侧重表现新旧观念、善恶美丑的冲突和对立，如《家教》批判了包办儿女婚姻的封建思想。其次，在叙事上，由于电视剧脱胎于文学和舞台剧不久，且这一时期的电视剧篇幅短、容量有限，所以家庭伦理剧也大多为单线索叙事，矛盾冲突集中，人物数量有限。如《大年初一》就围绕晚辈们给父亲拜年而想要得到父亲赚的辛苦钱一事展开，时间、地点、行动较为集中，符合“三一律”原则。

“时运交移，质文代变”，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进行了经济体制改革，进入了市场经济时代，商业气息浓厚，经济观念渐入人心。与此同时，知识界的文化立场也发生了一些变化，我们大致可以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两场文化争论中略见一斑：“二王之争”和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之争。“‘二王之争’指王晓明和王蒙代表着不同的文化立场，前者忧患于道德沦落，后者视之为当然的现实存在，承认其合理性。”^[6]另一场学术对立，主要集中在人文学界“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论战。新左派代表了强烈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情绪，批判当今资本主义全球化，为平等和自主的人性呐喊。而新自由主义将全球化强调为自由制度的自发产物，全球的“竞争性秩序”正在建立，国家无法抵挡全球化。面对市场的开放、经济模式的转变、全球化的大众传播，人们纷纷出现了身份认同危机，“长期受到压抑的金钱欲望正在苏醒，并且已经融入时尚商品，发出了塑料般的轻浮的喧嚣”^[7]。而作为时代背景下的艺术创作，也摆脱了以前受政治影响过大、宣教痕迹过重的宣传品阶段，开始遵循市场规律，根据大众需求进行创作。这一切的变化都对家庭伦理剧的迅速成长带来了直接影响。

20世纪90年代的家庭伦理剧发展迅速：1990年，《渴望》拉开20世纪90年代家庭伦理剧的序幕，该剧创造了万人空巷的盛况和无法超越的收视奇迹90.78%^[8]，作为家庭伦理剧丰碑式的作品，永远闪耀着光芒；随后又播出了《辘轳·女人和井》《古船·女人和网》《过把瘾》《黑槐树》《孽债》《咱爸咱妈》《午夜有轨电车》《情感的守望》《牵手》《婆婆·媳妇·小姑》《一年又一年》等。这些家庭伦理剧都具有以下特征：首先，关注重心由集体“大家”转移为家庭“小家”，社会变迁仅仅是家庭故事发生的背景，家庭伦理上升为故事表现的核心和重点。同时，思考的问题更具人类共性，超越了以往的叙事套路，标志着家庭伦理剧向大众化的现代性方向的转变。如《过把瘾》探讨的就是杜梅和方言两人的婚后爱情生活，不再以表现某种政治或时代观念为主。其次，家庭伦理剧的人物塑造、故事讲述、镜头语言等都逐渐发展起来，强调故事的完整清晰、曲折动人，感情的大起大落，特别是在叙事上，更加注重细节的感染力，注重冲突和悬念。如《牵手》中首次在电视剧中涉及婚姻中的第三者问题，直接造成了剧烈的矛盾冲突和家庭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