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起源于英国，随后为瑞典、芬兰、冰岛、挪威、丹麦等北欧国家所效仿。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走向全面建设的分水岭。也就是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导致了一系列因素的变化，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具体来说：

第二次世界大战激发了人们对于和平的渴望，人们对于社会问题的认识开始逐步提高，这为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提供了民意基础。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在6年的战争中，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先后有61个国家和地区、20亿以上的人口被卷入战争，作战区域面积2200万平方千米。据不完全统计，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空前的人类浩劫吞噬了9000余万人的生命，4万多亿美元付诸流水，令无数城市和乡村满目疮痍，数不清的世界文明遗产毁于一旦。有形和无形的战争创伤，在各国人民心灵上打上深深的烙印。因此，各国人民对战争深恶痛绝，对和平的祈求更加强烈。由于战争造成的巨大伤亡，有关伤残军人的抚恤、难民的安置和救助、失业人员的重新安置、残疾人员的治疗和康复等一系列社会保障政策的出台迫在眉睫，社会保障政策需要进一步增加保障项目，完善保障结构，提高保障水平。可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引起了普通民众和政策制定者对社会保障制度的认同度，为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奠定了民意基础。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发展迎来了黄金时期，物质财富大大增加，这为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全面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西欧各国凭着原有的经济技术基础，借助马歇尔计划的援助，工业生产到20世纪50年代初逐渐恢复到战前水平。从20世纪50年代初至70年代初，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利用第三次科技革命（以原子弹、电子信息、航天技术为代表的一系列高新技术）的新成果，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宏观管理，利用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获取了廉价的能源、原材料和海外市场，利用西欧各国经济的联合对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使资本主义进入一个持续高速发展的“黄金时代”。1950～1970年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年均GDP每年都保持了较高的增长率，比如联邦德国年均GDP增长率为6.7％，意大利年均GDP增长率为5.6％，法国年均GDP增长率为5.3％，英国年均GDP增长率为2.9％，日本年均GDP增长率为9.6％，美国年均GDP增长率为 3.5％。可见，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全面发展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的大力发展和繁荣的物质基础之上的。(www.daowen.com)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东西方阵营的对抗为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政治背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美战略目标和战略利益的冲突形成了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1946年3月，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城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的著名的铁幕演说标志着冷战的序幕。而正式开始被认为是 1947年美国总统杜鲁门以土耳其和希腊受到共产主义威胁为由宣布对这两个国家提供援助，这被认为拉开冷战的序幕，同年杜鲁门总统在国会正式提出“对苏联发动冷战以遏止共产主义”成为冷战正式打响的标志。在冷战期间，两大阵营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领域展开了全面对抗。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要想赢得对对方的比较优势以体现出自身的优越性，就必须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和社会保障程度，这导致了一系列社会保障项目政策的密集出台。比如，英国在1945年通过了《家庭津贴法》，1946年通过了《国民保险法》、《工伤保险法》，1948年通过了《国民救济法》。“1944年至1948年的法案总体上来说是成功的。如果福利制度有它诞生的官方生日的话，那么这一天就是《国民保险法》、《工伤保险法》、《国民救济法》、《全民健康服务法案》同时生效的 1948年 7月 5日。”[8] 1948年，英国工党政府首先宣布建成福利国家。这一福利国家理念被推广到欧洲其他国家，其中最典型的是北欧国家，它们后来甚至成了西方福利国家的“橱窗”。

福利经济学、凯恩斯主义、《贝弗里奇报告》对战后英国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建设提供了思想条件。1920年，剑桥学派的主要代表之一A.C.庇古（Arthur Cecil Pigou， 1877～1959）的巨著《福利经济学》问世，从而开创了旧福利经济学时代，庇古因此也被西方经济学界奉为福利经济学之父，成为福利经济学的创始人。庇古认为社会政策的目标在于实现社会福利总和的极大化。他把社会福利局限在经济福利。“其一，福利的性质是一种意识状态，或许是意识状态之间的联系。其二，福利可以在或大或小的范围内产生。对可能影响福利的所有原因进行广泛的探究，是一项艰巨而复杂的任务，实际上很难实行。……因此，我们的研究范围被限制在能够直接或间接与货币这一测量尺度有关的那部分社会福利，这部分福利可以被称为经济福利。”[9]他采用基数效用论分析方法，在《福利经济学》第一编中就说明：在许多限定性条件下，国民收入的总量越大，经济福利总量就越大；穷人所增加的国民所得的绝对份额越大，经济福利总量也越大。“假如穷人所获国民所得未减少，总国民所得的增加，如果单独发生并不伴有其他什么事情，则必然会使经济福利增加。”[10]“因而根据古老的‘效用递减规律’，无疑可以得到以下命题：任何使穷人手中实际收入的绝对份额增加的因素，只要从任何角度看不导致国民所得缩减，一般说来就增加经济福利。”[11]因此，庇古主张通过国家的累进税收政策，把富人缴纳的一部分税收转移给低收入者使用，以增加社会经济福利。凯恩斯主义也是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发展的一个理论基石。1936年，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著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出版，从而在经济学史上开启了凯恩斯主义时代。“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产生于20世纪30年代资本主义经济大危机时期，号称‘萧条经济学’。它从现代资本主义的经济结构和社会心理的条件出发，着眼于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对应关系，提出了以需求管理消除经济波动的政策建议。”[12]凯恩斯认为，“完全任凭市场自发调节，会造成有效需求不足，从而必然产生经济危机和失业。因此，就需要政府对宏观经济进行干预和调节，用这只‘看得见的手’来辅助‘看不见的手’的不足。主要是需求管理，提高有效需求以与总供给相适应，实行有调节的资本主义、政府调控和市场调控相结合的现代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13]因此，二战后福利国家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全面发展与当时主流的经济思想是相吻合的。1942年，素有“福利国家之父”之称的英国经济学家威廉·贝弗里奇爵士为议会提交了题为《社会保险和相关服务》的报告，这就是著名的《贝弗里奇报告》。该报告共分为导言和概论、主要改革建议及理由、三个特殊问题、社会保障预算、社会保障计划、社会保障和社会政策六个部分，系统分析了英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现状、问题，对以往提供的各种福利进行了反思，并勾画了战后社会保障计划的宏伟蓝图。在成功实施《贝弗里奇报告》的基础上，英国政府于1944～1948年颁布了一系列有关社会保障的法律。《贝弗里奇报告》为世界范围内国家福利型社会保障制度的发展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