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期是新石器时代至青铜器时代（距今6000～2500年）。漫长的史前时代，动物雕像和自然界形象纹式，在我国广大地区的许多遗址中普遍发现。特别是与阿拉善较近的在甘青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中象形类母题，其中包括有水涡纹等。巴彦浩特某些岩画造型，如水涡纹（如图206）与邻近地区马家窑文化遗址出土的象形类母题进行比较，就会发现这些岩画与彩陶上象形类母题，在形象种类、形象风格上有惊人的一致性，说明彼此间在同时代审美上的一致性。因此，可以说巴彦浩特岩画，最早追溯到新石器时代。

另外，巴彦浩特符号岩画中，有些符号比如十字、圆圈（如图175）与甘肃、青海地区新石器时代彩陶图案中某些几何形母题较相似。因此两者间可能存在某些关系，甚至可以说，在时代上较相近。

该地区的人面像岩画很少，只有两组。有一组方形鍪面且与两头马鹿相伴（如图116），极富仪式感，人面像岩画是一个最古老的文化现象之一，在中国、北美环太平洋地区以及澳洲都有分布。我国现已发现的人面像年代十分复杂，其时代上限约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下限可以到元代蒙古人在蒙古草原驻牧的时期，但其鼎盛年代应在新石器时代晚期至青铜时代。巴彦浩特人面像岩画可以早到青铜时代，早期人面像一个突出之点是具象性强，酷似人的面部，巴彦浩特人面像岩画正具有这个特征，其次，与鹿形在一起也反映出青铜时代特征，这个时期也是鹿形岩画作画鼎盛期。巴彦浩特众多鹿形岩画，应是贺兰山原始林区岩画中“养鹿”岩画的组成部分。巴彦浩特岩画中发现了大量造型优美的鹿形岩画，恰恰说明它是原始森林中一种富有特色的岩画载体。

鹿在中国古代的诗文中是一种祥和之物。《孔子家语·好生》谓：“鹿鸣兴于兽而君子大之，取其得食而相乎。”故周代国君宴会群臣和宾客，奏乐为娱，歌唱《鹿鸣》之后，汉唐及其以后，入选的考生往往有歌《鹿鸣》诗或兴行“鹿鸣宴”的仪式。由于鹿得自然貌态之美和声音的动听，后来白鹿演义成传说和被人信仰的动物。《孝经援神契》：“德至鸟兽，则白鹿见。”《瑞应图》云：“天鹿者，纯善之兽也。德备，则白鹿见；王者明惠及下，则见。”显然，白鹿之显现，是天下太平的瑞兆。白鹿还是神仙的坐骑。《艺文类聚》引《神仙传》云：“鲁女生者，饵食绝谷，入华山。后故人逢女生，乘白鹿，从玉女数十人。”

在中国古代传说中，尚有一些天然鹿为原型的神奇动物，具有趋吉避凶的含义和功能。比如号称“天鹿”的麒麟，便是著名的辟邪之兽。在藏传佛教中，鹿也被视作祥和之物。

在国外，鹿常被作为男女神祇们的坐骑，比如古代赫梯的守护男神便以鹿为坐骑。斯基泰人也有类似的信仰，帕齐里克墓葬中马头上有鹿角装饰，有人认为此举旨在将马变为拥有神性的鹿。希腊神话中，鹿也常常作为神祇的坐骑或宠物。在斯拉夫民族中，鹿被视为一种太阳动物，尤其是长着金角的鹿，更是民间故事或民歌中备受宠爱和赞美的一个角色，人们常将金色的鹿角视作太阳光芒的象征。至于在古印度佛教经典中，将金鹿说成“是驰骋于空中，放射光芒，照亮山谷的一种动物”，这无异于是说金鹿是太阳的光芒。

在阿拉善左旗南部和阴山岩画中发现了许多鹿角形人面像，而鹿角是鹿神面具必备的成分，然而鹿角的功能并不限于鹿神头上的装饰。鹿角的功能是由角形纹饰的巫术威力、辟邪功能决定的。鹿神所戴的鹿面具由来已久，在欧洲旧石器时代晚期，马格德林期的法国“三兄弟洞窟”中，有一幅佩戴鹿角冠舞蹈的巫师岩画，此鹿角冠当为巫师的重要法器之一。

古代美洲印第安人某些部落中，常佩戴角冠祈求丰育的仪式。中国晚周的青铜壶上，有头戴角冠舞蹈，以祈求丰育的女巫师。

中国古遗址或古墓中出土的艺术品中，有许多涉及鹿及鹿角纹饰，比如见于河南安阳公元前4～3世纪的鹿角制品，角上有漂亮的雕刻和绘画，此物原来可能是插在某种“镇墓兽”上的冠饰，因此，具有相当的宗教含义，战国楚墓中出土的“镇墓兽”头顶插以鹿角，这都与辟邪功能有关联。巴彦浩特岩画附近也发现了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早期的遗存，如头道沙子的细石器打制场、鹿圈山出土的齐家文化陶鬲，这或多或少都与巴彦浩特这一时期岩画有某种关联。

巴彦浩特岩画中的骑者岩画有一部分属于青铜时代，但也有相当一部分马岩画，属于以后各个时代的作品。马的出现，在内蒙古大约要晚到青铜器时代。

骑驼岩画也约在青铜时代的中晚期。目前内蒙古先秦时期的考古资料，尚无骆驼的实物记录，但据学者研究，萨拉乌苏动物群的“诺氏驼”，应是现代双峰驼的近祖。我国北方的养驼业，在殷商时代就已经开始，因此，见于岩画中的骆驼和骑驼人，其时代上限有可能早到这个时期（如图21、137、219）。

根据以上资料，见于巴丹吉林地区的部分骑者和马、牛、羊等家畜岩画，应是进入青铜时代、畜牧经济形成之后的产物。

在巴彦浩特所见的斑点岩画（如图13），均与家畜、骑者出现于同一画面，因此可以肯定它是畜牧时代的产物。这类岩画题材在蒙古草原多次发现，它是青铜时代流行的画面。如内蒙古乌拉特后旗大坝沟阴山岩画和阿拉善骆驼山岩画中，就有此类小圆点。又如在蒙古国中央省土拉河畔哈楚勒图、乌兰巴托附近博格多乌拉山麓、库苏古勒省库苏古勒诺尔和布尔根省毛古依青铜时代岩画中都有此类小圆点（斑），黑龙江右畔的俄国巴拉翁丘卢泰等地，也有广泛发现。

第二期是早期铁器时代（约战国至两汉，距今2500～1800年）岩画。这个时期最流行的题材仍是各种骑者题材，有单骑、列骑和众骑，以及虎、豹型和对兽岩画，这时贺兰山地区已进入发达的畜牧业阶段，内蒙古地区出土的牲畜资料以马、牛、羊为主，同文献记载的当时活动在这里的北方诸侯，其畜之所多为马、牛、羊是吻合的。巴彦浩特岩画中的马形和骑者，多数是裸背马，没有任何马具，其中有些作品应属于这个时代。这个时期家畜图案，即由众多家畜缀连一起组成的图案（如图111、205）。在巴彦浩特岩画中发现双羊、对马、对鹿的岩画图案（如图205），它们是被人刻意摆成对称的构图，比起其他岩画，显得格外有人情意味。这种对称式动物纹，也见于鄂尔多斯青铜动物纹之中，两者的造型和艺术手法，虽然一个刻于山岩，一个在青铜器上，但在形象、技法、风格上是很类似的。巴彦浩特岩画有许多所谓骨架画法的造型，包括人形和虎形（如图29、88），是在躯干中间画有许多条肋骨和一根脊椎骨，这种画法，是岩画作者力求深入到自然现象的内部实质中去，似乎想把人和野兽剖开，揭示其内脏，并把自己所知道的一切都表现出来，贝加尔湖查干扎巴湖湾的大型鹿岩画都是很典型的，查干扎巴湖湾的大型鹿岩画正是用这种“骨架”画法表现了鹿的内脏。“骨架”的画法，同时也用于表现布拉茨卡娅·卡达类人形岩画，以及安加拉河下游某些类人形和勒拿河岩画，在中亚费尔干山岭中的萨依马雷——塔什岩画和蒙古伊赫——阿雷克岩画中，也能见到类似的岩画作品。这种风格的岩画作品流行时间当在公元后几个世纪，在亚洲草原广为流行，因此，A.H.伯恩施坦称之为“匈奴风格”。内蒙古匈奴骨架岩画与邻近地区的类似岩画动物一上一下相叠压的构图模式（如图165），是蒙古草原地带特有的艺术风格，在岩画中和鄂尔多斯青铜动物纹中屡屡见及。各个动物形左右排列有序，给人以整齐划一的感觉，富有韵律感（如图86、201），这是岩画作者对其目睹形象的如实描绘。在动物的身躯上，布满圆圈、圆圈内加点、重圈纹、斜方格纹、折线纹、云纹、线段等装饰纹样（如图7、33、45、134），给人以美的愉悦，而这些纹样，不一定是该动物的天然纹样，而是对动物有意化妆的结果，是作画者的审美观在具体动物身上的形象化或显现而已。虎腿前伸，做前腾状，身上布满“>>>”纹（如图83），这是阿拉善左旗至宁夏一带的一种富有地域特点的匈奴风格的虎形。

贺兰山西麓现在的巴彦浩特地区，鲜有史书记载，据贺兰山东麓的贺兰县志记载：今贺兰，夏、商时，属雍州鬼方，素称“西荒”，为羌族、

荤粥、畎夷诸族游牧之地。西周属朔方，素称“北漠”，为辈粥、玁狁、犬戎等戎狄部落据守放牧。春秋、战国时，为羌戎所居，属西戎义渠国。秦昭王灭义渠，置北地郡。秦灭六国后，派大将蒙恬率部30万北击匈奴，取河套地，移民塞边，修北地西渠，垦田生产。秦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分天下为三十六郡，河套地区划属北地郡，今贺兰县为其属地。这是贺兰县隶属中央集权行政区划之始。

西汉时，今贺兰地域划属北地郡廉县，为羌、匈奴、鲜卑、汉族杂居之地。至西汉成帝时，设刺史部，北地郡属朔方刺史部。东汉沿袭西汉行政建制，朔方刺史部裁撒，北地郡改属凉州刺史部。三国时属魏国安定郡，为羌、匈奴、鲜卑等族游牧之地。”

贺兰山地区活动的羌人。它的名称据东汉应劭《风俗通》解释说：“羌，……主牧羊。故‘羌’字从羊、人，因以为号。”羌的来源，据《后汉书·西羌传》说，“出自三苗”，曾被舜帝放逐，但这仅是传闻而已，不足为据。据甲骨文记载，商代的羌又叫“羌方”，有两大部落，一个是“北羌”，一个是“马羌”。他们活动于今甘肃省大部和陕西省西部。公元前16世纪商汤时，据《诗经》载：“自彼氏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说明羌人已臣服于商朝。入周，与姬姓的周人有密切关系，他们活动于今陕、甘一带，与周人部落世代联姻。战国时，羌人活动在黄河上游和湟水流域一带，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秦代，羌人得到更大繁息。两汉时，羌人别部的先零、当煎、牢姐等多部，大多分布在今青海、甘肃与宁夏，其中包括今巴彦浩特地区。

匈奴人也在贺兰山一带长期驻牧过。匈奴又称胡，其名始显于战国。自西汉以来，中国古代文籍记述其先民即殷周鬼方、玁狁。匈奴出现于中国历史舞台的最初活动中心地区，为漠南阴山及河套一带。公元前209至前174年，冒顿在位，控弦之士三十余万，南并楼烦、白羊王，东灭东胡，西走月氏，北服浑瘦、屈射、丁零、鬲昆、薪犁各族。至老上单于时，匈奴东至辽河，西至葱岭，北抵贝加尔湖，南达长城，是中国北方草原地带第一次出现的统一的游牧军事政权。贺兰山地区，自冒顿单于败走月氏后，即为匈奴所占据。魏晋南北朝时，居于今河西走廊与青海之间的是临松卢水胡，公元397至460年，在河西走廊一带建立了“北凉”政权，由匈奴与鲜卑两族融合而产生的新的一支铁弗匈奴，原住内蒙古河套一带，公元407至431年，在今陕北一带建立了“夏”政权。随着这些政权的先后消灭，匈奴的名字在南北朝后期也逐渐销声匿迹了。

“贺兰”名称由来，在各种史志记载中不尽相同。唐《元和郡县志》谓:贺兰山树木青白，望如驳马，北人呼驳马曰“贺兰”，故以此名山。《晋书·四夷·北狄传》称:西晋太康年间，先后有匈奴四批共十七万口归附于晋，其中匈奴族十九种，有贺赖氏。按《魏书·官氏志》中讲“内入诸姓有贺赖氏，留北方者为贺兰氏。‘兰’，‘赖’语转耳”（转引《资治通鉴》卷108）。太康七年（公元286年）内迁的一批匈奴“凡十余万口，诣雍州”。宁夏当时属雍州地。又据宋《太平环宇记》称，鲜卑族者，是将与鲜卑拓跋氏结盟通婚的匈奴贺兰部误认为是鲜卑族的原因。贺兰部是匈奴中强大的部落，所谓“四方附国者数十部”（《魏书·贺纳传》），他们在贺兰山游牧三十年后，于建兴四年（公元316年）又转移到今内蒙古阴山北部，与鲜卑族拓跋氏族结盟通婚。此后逐渐融合于鲜卑族，因贺兰部长期游牧于此山，遂称为贺兰山了。

综上所述，西晋太康年间已有贺兰部游牧于此山，而《隋书》又明确记载为“贺兰山”，可知是以姓氏为名的。但成书于唐的《元和郡县志》，却仍以形为名，而从时间顺序上来讲，应该说《大平环宇记》所述“以姓氏为名”是比较可信的。还有学者考证“阿拉善”即贺兰山之音转而已。由此可见，阿拉善与匈奴关系的渊源，而且阿拉善岩画中又有许许多多匈奴风格的岩画，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佐证了匈奴与阿拉善地区的不解之缘。

根据以上的历史背景，巴彦浩特这一时期的岩画作者应是月氏、羌和匈奴、鲜卑人的作品。(www.daowen.com)

第三期是北朝至西夏。这个时期是作画的鼎盛时代，不仅数量多，形象也优美。

北朝至唐代的岩画作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带鞍具的马和骑马人岩画。（如图61）马背上备有鞍具，尽管这些鞍具多数是示意性质的，其形象不一定准确，但从鞍具的形状，还是大致可以断定其时代的。

关于马鞍在我国的起源可能较晚，在中原地区约在春秋时期才有了鞍的雏形。《左传》成公二年“战于鞍”之鞍，应是地名，可能因鞍邑的地形近似鞍状而得名，《说文》说鞍是“马鞍具也”，但直至汉代鞍骑仍是不多见的，《盐铁论·散不足篇》说：“古者庶人贱（俴）骑。”可见这时，仍有骑裸背马者。系上络头和衔镳的马，古代有些民族就直接用以骑乘，而不再装备鞍具。古希腊人常骑裸背马，罗马人也要到公元以后才用马鞍。我国远古也不用鞍。西周《守宫盘铭》中将马与“毳布”连举，毳布即指“马衣”而言，它可能起着原始鞍具的作用。

大约从战国末年，随着骑兵的组建和发展，开展了从没有马鞍到使用马鞍的过渡阶段，秦俑坑骑兵俑和咸阳杨家湾西汉早期骑俑所使用的马鞍，从严格意义上讲，仅是一种鞍垫，因为尚无前、后鞍桥。同时，它也缺乏使其较好地固定位置的结构，装在马背上的位置，较现代装鞍的正确位置要偏后很多。河北定县所出土西汉后期铜车马具中，才见到正式的马鞍，鞍桥高了起来，这大概就是古文献所说的“高桥鞍”。这时的鞍直立。到了晋代，具有高鞍桥的马鞍已广泛流行，这时马鞍的前、后鞍桥较高而且直立，前鞍桥较小，后鞍桥略大，都是上宽下窄，装鞍的位置也有改变，从过于偏后开始接近较合理的正确位置。到北魏晚期，鞍桥的形制又有了新的变化，表现为前鞍桥高而直立。

根据我国古代鞍的起源、发展和演化规律，可知巴彦浩特有马鞍的岩画延续过一个漫长的历史时代。早期岩画，马背上马鞍的前、后鞍桥是直立的（如图162），其时代约在晋代至北朝。其后，便出现了后鞍桥向后倾斜鞍（如图981），同时有时代愈晚越向下倾斜的趋势。

因此可以说，这里的有马鞍的岩画，其时代约在晋代至唐代。

巴彦浩特岩画所见缚尾之马在汉画像石中已颇常见，扬雄《太玄·玄文》谓：“车軨马駴。”注：“駴，尾结也。”《说文》亦谓：“駴，系马尾也。”则缚尾　本来应当叫作駴尾，直到唐代仍流行缚尾，唐时波斯萨珊朝亦采用这种饰马法，缚尾马岩画约在北朝至唐代（如图226）。

那么，这个时期的岩画是什么民族的作品呢？柔然于5至6世纪曾驻牧于巴彦浩特地区。柔然系东胡苗裔，与鲜卑同源。但有的记载说柔然是“匈奴之裔”、“匈奴别种”、“塞外杂胡”。全盛之时，其势力北到贝加尔湖畔，南抵阴山北麓，东北达大兴安岭，与地豆于族相接，东南与西拉木伦河流域的库莫奚及契丹为邻，西边远达准葛尔盆地和伊犁河流域，并曾进入塔里木盆地。北朝时期，虽从古文献记载中，可以证实柔然确在巴彦浩特地带游牧过，但在岩画中，目前还难于划分出他们的作品。

6至10世纪初，我国北方和西北方的古代民族突厥长期在蒙古草原活动，并在6至8世纪两度建立突厥游牧汗国。在广阔蒙古草原长期驻牧，留下了他们的居住遗址、文化遗物和长眠的墓地。突厥有广狭二义：广义的突厥泛指突厥汗国以前和以后所有操突厥语的部落或民族。突厥汗国兴起以前的丁零、敕勒、狄历、铁勒等名称可能都是突厥一名的不同译法；突厥汗国以后的回纥（回鹘），西迁的乌古斯等部也属于广义的突厥。狭义的突厥指6世纪中叶到8世纪中叶，即从西魏至唐代前半期在金山南麓、漠北高原两度建立的突厥游牧汗国，并活跃于中亚的民族。在巴彦浩特岩画附近发现了许多石围遗址，应和突厥人有关。

突厥人的岩画，以前在俄国叶尼塞河畔，蒙古土拉河畔乌兰哈达，俄国戈尔诺·阿尔泰的加兰加什河谷等地都发现过。突厥岩画是很有特色的，就目前来说，从风格上讲有三种，其一，如叶尼塞河所见到的，有些动物的腿部不封口，整个轮廓颇如两个相叠的“门”形。其二，如与乌兰哈达见到的那样，图像高度符号化，同类图像在蒙古中央省毕其格图岩画也见到过。其三，如加兰加什所见到的岩画，是用细线划刻的。隋初，突厥达头可汗率部驻牧于贺兰山。开皇三年（公元583年），隋曾派兵击突厥，杨泓大败突厥于贺兰山一带。唐初，回纥吐迷度部游牧贺兰山。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吐迷度破薛延陀后，“南过贺兰山，临黄河，遣使入贡”。唐武后天授初年（公元690）年，突厥默啜可汗占据贺兰山地区。代宗时，吐蕃人又在贺兰山驻牧。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贺兰山以西归入吐蕃人所有。晚唐以后，贺兰山逐渐成为吐蕃、回鹘、党项诸族杂居之地。唐昭宣帝天祐三年（公元906年）春，“灵武节度使韩逊奏：吐蕃七千于骑营于宗高谷，将　击嗢　末及取凉州”。后唐明宗长兴三年（公元932年）七月，“灵武奏，夏州界党项七百余骑侵扰当道，（唐福）出师击破之……追至贺兰山下”。

吐蕃始见于唐代汉文史籍，是7至9世纪时建于我国青藏高原的古代藏族政权名。6世纪时，兴起于今西藏山南地区泽当、穷结一带的藏族先民雅隆部，已由部落联盟发展成为奴隶制政权，并逐渐将势力扩展到拉萨河流域。7世纪初，其领袖松赞干布以武力降服古代羌人苏毗（今西藏北部及青海西南部）、羊同（今西藏北部）诸部，将首邑迁至逻些（今拉萨），正式建立吐蕃王朝。8世纪后半期，墀松德赞为赞普时，吐蕃实力最为强盛，统辖范围除青藏高原外，远达安西四镇（今新疆天山南麓）及河西陇右地区。吐蕃在7至9世纪长期在甘肃地区驻牧，他们在这里也留下了自己的作品。马形躯体瘦健，头部较小，颈部披满长长的鬃毛。鹿的造型较准确，头部很小，而双角却很粗大，两侧并排枒杈，四肢修长，劲健有力。驼为双峰，背上载物或坐人。羊的形象最多，皆作大角，尾短而上翘，与今日内蒙古西部和甘肃、新疆地区的大角羊的形象一样。人物皆做立姿，身躯长，皆饰尾。

巴彦浩特岩画中具有同样内容和风格的作品可以划归到吐蕃岩画中去。

西夏是11世纪至13世纪，以古代羌族的一支——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契丹、女真、鞑靼等族建立的封建割据地方政权。建都兴庆府（今宁夏银川市），其地“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以贺兰山为固”。管辖今宁夏全境及甘肃、陕西、青海、新疆和内蒙古等省区的各一部分地区。西夏在历史上，曾起过重要作用，为创造祖国丰富多彩的文化，贡献过自己的力量。

阿拉善作为西夏国腹地，设黑水镇燕军司和白马强镇军司与国都兴庆府一山之隔，是重要的活动之地。

断定西夏党项人作品的主要依据有三：一是西夏文，二是多线刻，三是有衣冠制度，目前这一地区未发现典型西夏时期的岩画。

第五期是元至清代蒙古人的作品。远在西夏末年，随着成吉思汗率领的蒙古大军攻占西夏，有些蒙古人便入居阿拉善，以后到元、明、清各代，一直到今天，蒙古族人一直是这里的主体民族。在长期的游牧生活中，他们也在这一地区制作过许多岩画。

断定为蒙古族人作品的主要依据是：一是岩画保存情况和色泽，由于蒙古族岩画年代最晚，因此画面一般保存较好，色泽鲜艳如新，刻痕常为黄白色；二是绘画的画面用色为白色，蒙古族崇尚白色，不仅作画用白色颜料，而且常作画于灰白色花岗岩石丛之中，一般不与其他时代作品混于一处；三是在岩画中常有蒙文、藏文，个别还有梵文，有时为单独的蒙文或藏文的六字真言（如图237）；四是题材内容，蒙古族岩画常常用以弘扬佛法，宣传喇嘛教，有许多作品与佛教，尤其是其中的喇嘛教有关，还有一些是蒙古族喜闻乐见的民间图案，以及马、羊等家畜图像。

“盘肠”（蒙语称乌力吉图案）、佛八宝图案艺术（如图238），是一种具有群众性的艺术形式，是整个蒙古族民族艺术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蒙古民族的生活极为丰富多彩，作为反映生活、赞美生活的图案艺术，也是极为丰富的。

蒙古族岩画的风格奇特而多样，但多数是前代作品的仿制品。归纳起来，蒙古族岩画风格有以下几种：

第一，写实风格。多为前代作品的复制品，是对物象的如实描绘，一般制作较粗糙，但也偶出佳作。

第二，线刻式风格。是用细线划刻而成的，具象性较强。以苏尼特左旗呼和楚鲁岩画中的个别画面最有代表性。

第三，轮廓式风格。用轮廓线刻画出物象轮廓，体内采用空白法。这种风格虽然以前就已有之，但不如蒙古族岩画运用广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