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编写国庆十周年献礼的节目中，我得到领导和同志们的鼓励，给了我更旺盛的写作力量。从一九五九年秋到一九六二年冬，这三年之中，我陆续地为中国京剧院一团李少春、袁世海编写了《灞陵桥》，为袁世海编写了《英雄台》，改编了《连环套》，为袁世海与冯志孝改编了《青梅煮酒论英雄》；为二团李和曾、张云溪、张春华、江新蓉、高玉倩等编写了《凤凰二乔》、《金田风雷》、《贼老爷》，改编了《冷山记》、《朱仙镇》、《孙安动本》；为三团李慧芳编写了《钟离春》；为四团杨秋玲、刘长瑜、俞大陆等编写了《百鸟闹朝》和《雪夜破蔡州》；为北方昆曲剧院改编了《荆钗记》，重修了《文成公主》。另外还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崔嵬同志合作编写了《大破天门阵》——准备拍成戏曲艺术影片。

《灞陵桥》是为充实李少春的红脸戏而编写的。当时的李少春，文武老生、长靠短打武生，以及斗狠戏和猴戏，都有他的独特风格，俨然成为李派；只有红脸戏节目较少，他经常上演的《华容道》，虽然能在全部《群英会·借东风》中获得照乘有珠的效果，而观众则难餍夙望。基于少春个人为发展京剧事业、丰富演出剧目的主观能动力，又经朋友们热心鼓励，他先后从李吉来（小三麻子）学习了《水淹七军》和《古城会》，继又从袁世海的建议，瞩目于《灞桥挑袍》的改编。在一个盛夏的晚上，我与他在纳凉闲话中，心照不宣地就谈到这出戏，他倾诉了他的志趣：并不是完全憧憬于当年杨小楼、郝寿臣之曾演此剧，而是认为这出戏的内容大有发挥余地，可以搞出一个更高的意境。他没有看过杨、郝的当年演出，只是从流传的剧本上，想象两位老前辈演出的声容。我为了提供参考资料，便不厌其烦地谈出当年杨、郝合演《灞桥挑袍》的风范和演出前后的花絮，竟作了长夜之谈。

当年杨小楼之演关羽，也是在许多朋友（包括内行）的鼓励和怂恿下，欣然一试的。这些位朋友，都有一种不是成见的成见，认为京朝派的红脸戏，如《华容道》、《战长沙》、《临江会》等，威武之中见庄严，凝重之中见儒雅，表现的艺术手段，则鹤唳九霄之唱多于龙嬉大海之做，时过境迁，不能再满足观众的欣赏要求；而王派（三麻子王鸿寿）的红脸，虽能绝赤兔之尘，尽青龙之态，煊赫火炽，动荡氍毹，但风度气宇，略输文采。想象杨小楼以龙虎之文，松柏之骨，山川之秀，日月之辉，扮演绿甲红脸的关羽，必能风高于林，独标一帜，同班之中，又有个“活孟德”郝寿臣，更能同擎艺厦，于是动议排演这出《灞桥挑袍》。消息甫传，观众传为佳话，企望以待。杨小楼对于京派的红脸戏，并不陌生，他又不耻下问，与同班中以红脸著称的李洪春（王派传人）研究探讨，把王派的表演艺术吸收糅化在他的风格之内。未公演前，先摄剧照，一张是杨小楼的关羽独身亮相，一张是与郝寿臣合摄的挑袍亮相，一张是与刘宗杨合摄的“屯土山约三事”，气宇轩雅，确是神品。凡看到过剧照的人，都说只凭这个扮相也值票价一元。而郝寿臣的曹操，又是他生平最后塑造的一个白脸形象，气度之轩昂，表情之深刻，正是在手柔弓燥、锐穿九札的火候中得来。这样一出二难双绝的好戏，竟然只演两场，即成绝响。原因是杨小楼一演此戏，辄觉头疼，他生平信奉道教，迷信极深，以为亵渎关圣，示惩于身。在吉祥园第一场演完以后，他的夫人严命他的女婿刘砚芳（当时任杨剧团的管事）在庭院里“跪香”，遥向关神谢罪。可是在第二场演出之后，杨小楼头痛依然，忏悔之余，决绝地不再演出红脸。实则他的头疼，是有科学根据的，这个根据是跟随他多年的容装科人员靳荣轩凭着多年经验分析而来。原来杨小楼演素脸戏，是在他头上的“马子盖”以下一寸五的部位勒网子，演勾脸戏，则齐着“马子盖”勒网子，较素脸戏高一寸五分，久经磨炼，这两处的肌肉已应付裕如，从无不适之感。而演红脸戏的关羽，脸谱要勾得比一般花脸矮些，勒头的地方即在“马子盖”下一寸的部位，而又高于素脸五分，恰恰是在不常勒网子的肌肉部分，既不习惯，又感别扭，因而上场以后，即觉头疼。靳师傅虽然把这个道理详细地作了分析，并设计了勾脸勒头的方法，不过杨小楼迷信过深，总以为敬神如在，焉能亵渎，从此就再也不肯演这出《灞桥挑袍》了。

我讲完了当年杨、郝合演《灞桥挑袍》的前后花絮，少春说：“大花脸（当时我们通称袁世海为‘大花脸’）的提议，是在总结了我俩演出《野猪林》的收获上而提到的，我的身材、气度，绝不敢企望杨先生的肩背，何况杨先生表演红脸，我也没看见过。不过，我想这个题材的内容，赋予了关羽和曹操广阔的表演天地，红脸与白脸的思想交锋，较《斩华雄》、《华容道》更为复杂，更为尖锐。希望您重新写一写这个剧本，不必拘泥于杨、郝两位老先生的典范。”我说：“应当借鉴的还要借鉴，应当发展的必须发展。《野猪林》之例在前，新老观众都会接受的。”过了几天，我把提纲打好，与少春、世海商定之后即开笔编写。

剧本当然从“徐州失散”、“屯土山约三事”写起，包括“赠金”、“赠马”、“挂印封金”，直到“挑袍”。“徐州失散”，不用武场，只用曹操督军的一支掐段牌子，通过曹将几报，叙述了战场的情况。第二场即过渡到“屯土山约三事”。“斩颜良、诛文丑”虽是关羽正戏，却在暗场表现。突出曹操料知关羽之不能真心归附，主要是义不忘兄，他侦知刘备身在袁绍之幕，便乘袁绍遣颜良、文丑进犯之机，借关羽之手而杀良、丑，即可借袁绍之手而杀刘备，备死则绝关羽之念，自然会真心附曹。剧的风格，展现于“风云舌底遣心兵”，冲淡了“铁骑突出刀枪鸣”，所以在暗场斩良诛丑之前，着力地写了一场“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的思想交锋之宴，刻画关、曹的内心活动和思想矛盾。从回忆“温酒斩华雄”曹操初识关羽时写起，发挥唱念，在几番对白之中，捕捉着语丝笑片的机锋，突出双方的内含矛盾。以此场为全剧立意之纲，贯穿到曹操之双重“借刀”和外宽内忌的灞桥三计。少春、世海读了剧本，十分满意，略加修改，即付排练。

少春、世海爱剧本如己出，深入人物，一切艺术安排，自然是在考虑成熟之中，左右逢源，信手拈来，都成妙谛。其他人物，由曹韵清饰张辽，李世霖饰程昱，张盛利饰刘备，侯玉兰饰甘夫人，张雯英饰糜夫人，娄振奎饰袁绍，谷春章饰马童，董德义饰陈震，孙盛武饰老军，钮凤华饰于禁，刘元汉饰徐晃，冯玉亭饰夏侯渊，孙德印饰夏侯惇，李幼春饰许褚，王鸣仲饰蔡阳，陈元昌饰曹洪，高韵芬饰李典，李益春饰乐进。一周左右的排练，即正式演出。同时，一团的叶盛兰和杜近芳也正在新排《佘赛花》，两剧人选，都不冲突。就在人民剧场，两剧同时间隔演出，上座之度，平分秋色。

《灞陵桥》演出之后，李少春因医治喉症，在家调息。一团老生缺席，经院方研究，把新成立的四团里的老生冯志孝和汪芝琳调到一团。冯志孝是马连良的弟子，学马极肖。世海出于爱才之诚，大力培植，第一出即为冯志孝配演了《淮河营》的刘长，效果很好。因而想到《青梅煮酒论英雄》也是马派代表作之一，得志孝可传其绪，得世海更增其色。《论英雄》即全部《许田射鹿》，自“衣带诏”起至“斩车胄”止，我在正式编剧之始，即修改过这个剧本（详见第二节），这次是再度加工。世海和我都多次看过高庆奎与郝寿臣、马连良与郝寿臣的合作演出，他又与李盛藻演过多次，可以说是烂熟烂熟的节目了，但他谨慎再三，与我讨论了戏的主题。我们认为前半部的“许田射鹿”，表现了曹操的专横跋扈，包藏祸心，导致了汉献帝的血诏讨贼，董承、刘备等共立七人状，为国除奸，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是属于正义的；后半部刘备以韬晦保身，借青梅煮酒论英雄之机，闻雷失箸，逃出羁绊，鱼跃于渊，也属于正当的防御策略。在表演艺术方面，世海的曹操，久负盛名，冯志孝的刘备，不曾演过，必须得乃师亲授，才能与世海功力悉敌。另外，曹韵清的董承、汪芝琳的汉献帝，也须着力加工。至于场数处理，我坚决反对传统的收场“关羽绕城斩车胄”。因为当年上海汪笑侬、周信芳、三麻子等初演此剧，鉴于三麻子演红脸的声望与资历，不能不把“斩车胄”列在最后压场，故事虽然衔接，但是表现刘备与曹操的矛盾，已然离题较远。经过考虑，只得在故事的基础上，脱离了《三国演义》的窠臼，把最后刘备赚兵脱身，程昱进谏，曹操悔悟，命许褚追回刘备的情节，改为刘备走后，曹操自己悔悟，自己带兵追赶，刘备再会曹操，仍以韬晦的策略表明善事曹公、代讨袁术的意志，迫使外宽内忌的曹操不得不沽取大度之名，怏怏而返，戏即在此结束，把刘曹两方的内含矛盾，斗争艺术，直线发展地贯穿到底，戛然而止。我这个大胆的设计，世海极表赞同，后来他又带着冯志孝到马连良家中，专诚请他课徒，同时把这个收场的设计说与连良，征求他的意见。我与马连良的艺术交流，在他排演《串龙珠》、《春秋笔》、《临潼山》、《十老安刘》等剧时，已然互相默契，同气相投。当他听到这个设计之后，也与我的想法一样，认为原来的“斩车胄”收场确是全剧的赘瘤，应当动动手术，割去为宜。他还找出从前灌制的唱片，付与冯志孝，鼓励他勤奋学习。世海更是兴致勃勃地为饰演董承的曹韵清、饰演汉献帝的汪芝琳说戏。经过细致的排练和慎重的响排，全剧组同志都认为质量很好，定期彩排。与此同时，杜近芳也新学了梅派名剧《廉锦枫》，排练已成。于是，马、梅、郝三派的两出名剧同场彩排，请领导审查。当时文艺界对于封建时代的“忠孝节义”正展开批判，大家认为《论英雄》里的董承受诏、七人立状、共讨曹操，是宣扬了“忠”，《廉锦枫》里为母病而下海采参，是宣扬了“孝”，为了慎重，只得建议暂缓演出。

一九六一年，高盛麟由武汉来京，露演他的代表作《连环套》，窦尔墩的人选，预定为裘盛戎，朱光祖为谷春章。世海曾请老舍先生修改《连环套》剧本，亦欲以新面目演出。老舍先生忙于新的写作，无暇及此，推荐了我。我既与世海有班荆之契，又与老舍有师生之谊，虽然意有所憾，也不能峻词而拒。根据我多年的材料积累与几度的酝酿构思，在《连环套》的原本上，修改了部分词句，增加了批判黄天霸的“尾巴”，结束在黄天霸因拿获窦尔墩有功而升任天津总兵，被绿林好汉刺杀在总兵衙门。这个情节是根据评书《五女七贞》，并非杜撰，在评书《五女七贞》里，黄天霸始终是个批判下的肯定人物。改本的批判“尾巴”，除增加了绿林好汉小蜜蜂刺杀黄天霸，高挂人头于总兵衙门之外，其他批判黄天霸的人物，仍是就地取材，如窦尔墩，如朱光祖，如何路通，不再节外生枝。改本写好，世海为了慎重起见，把剧本交与文学组讨论。文学组的同志们，表态不一，有的认为《连环套》毒入膏肓，不可救药；有的认为改本的批判矛头尚属尖锐，不妨一试。我虽然躬亲其事，衷心却不愿此剧公开演出，理由是高盛麟与裘盛戎合演的《连环套》，以传统原型，做内部演出是可以的，改本纵然略备基础，却仍有症结可寻，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风险太大！最后决定请示领导。领导的意见，恰与我的看法不谋而合，主张暂缓演出。及至盛麟、盛戎合作的《连环套》上演之后，文艺界总的看法，都认为是一出不可救药的艺术性强而思想性劣的戏。舆论的威力，冲淡了演者跃跃欲试的雄心。演者固嗒然若丧，而作者如予，反释然而安。安固安之，一剧废矣。

我比世海痴长六岁，他在“富连成”科班崭露头角之时，我就喜欢他的表演艺术，为文张之，“黑红二羽”之号，作俑于予而传为佳话。“黑红二羽”指的是他的代表作《霸王别姬》的项羽和《临江会》的关羽。他出科之后，不论是在尚小云班、李盛藻班、李世芳班、李少春班、马连良班，观众席中都有我的踪迹。他对于我编写的剧本，口角春风，曹丘者屡，如《百战兴唐》、《血泪城》等，都是由他诚挚推荐而实现于京、津、沪各大剧场。直到我参加了新中国实验京剧团，更有艺术交流的机会。几十年来，我为他编写新的剧本，都是在关心他的艺术发展的前提下欣然命笔的。这一时期，他主演的新排剧目虽因为种种原因都成泡影，但是我仍为他的艺术发展而冥想。偶然看到了粤剧表演艺术家红线女演出《闹花园》的剧照，想起了郝派的一出濒于失传的冷戏《打龙棚》。《打龙棚》的主角是郑子明，念山西白，与《斩黄袍》、《打瓜园》同，而唱念过之，是一出花脸正戏。袁世海的老师郝寿臣，当年演此极负盛名，一时无两，可惜只是一个折子，戏幅较小。戏的故事，是五代时后周的柴世宗继承了他舅父郭彦威的王位，郭彦威与高行周有宿怨，临终遗嘱，必绝高家之嗣。但是，柴世宗的盟弟赵匡胤在高平关借人头的时候，为了报答高行周舍身相救之恩，把自己的胞妹赵美蓉许与高行周的儿子高怀德为妻。后来高怀德投奔赵匡胤，赵匡胤知柴世宗承郭彦威遗嘱必欲杀害高怀德，所以他在履行诺言安排了高怀德的婚礼之后，切诫他遁隐府中不可外出，免罹杀身之祸。赵匡胤的胞妹赵美蓉，文武兼精，性情高傲，终日伴随快婿，困守园中，郁闷于怀，偶因对弈之胜负，遂角拳棒之短长，高怀德少年气盛，三胜美蓉，美蓉由愠而怒，由怒而讽，激讽怀德不敢出头，告诉他南唐李豹正在京城设摆七七四十九日的擂台，四十八天均无敌手，激励怀德上台打擂，为国争光。怀德负气之下，私出赵府，登上擂台，打死了李豹，显示了周朝有人。高怀德方以为打擂有功，可以面见柴世宗，消释高、郭之间的宿仇，免其一死。哪知柴世宗仍承舅嘱，必杀怀德，恼怒了他的盟弟郑子明，闯入龙棚，详述了高怀德为国争光的功绩，为怀德请命。世宗固执不允，郑子明出于农民的朴素意识，追述起柴世宗创业历程中两位盟弟的左辅右弼之功。在柴世宗羞恼成怒的僵局下，郑子明举起枣阳槊扑击世宗，经赵匡胤劝解斡旋，终于贷高怀德之死，息郑子明之怒。这是《打龙棚》的全部故事，人物关系、矛盾焦点，脉络分明，呼应清晰。从前郝寿臣单演《打龙棚》，以折子戏为独立剧目，许多地方交代不够，易使观众费解。实则传统节目中，已有前部的《闹花园》和中部的《怀德打擂》，均散见于地方戏中，可惜无人发现，用蚁线穿珠的方法，把它们组织成一个完整节目。(www.daowen.com)

梆子戏里，最早就有《闹花园》，从柴世宗张榜缉拿高怀德起，包括赵匡胤隐藏高怀德，高、赵结缡，花园比武。粤剧红线女演出的，可能就是梆子的体系。北昆传统戏中有一出《英雄台》，演的就是“高怀德打擂”。两剧虽不以郑子明为主，而只以喜剧人物出现，但也占有重要地位。京剧的《打龙棚》来源已久，郑子明是当然的主角，郝寿臣学于彭福龄，得延其绪。这三个不同剧种的节目，风格虽异，而故事是完全贯穿的，只要能咀嚼消化，下一番组织功夫，就会把东壁现鳞、西壁现爪的尺璧寸珠，合为一龙，点睛而飞。我出于发展袁世海表演艺术的赤诚之心，希望他全面地继承郝派，不应当把这样一出独具特色的“山西白”在自己的代表作中留下空白，以致遗憾终身。我把我的设想说与世海时，他非常兴奋，催我快写。我自然是意在笔先，运斤成风，一周左右，即写出初稿，定名为《英雄台》，后从世海之意，又改名为《郑子明打龙棚》。他迫不及待地把我仅有的这本《打龙棚》草稿，送与郝寿臣，征求郝先生同意并指拨。恰恰这时，郝先生病势渐重，虽仍带病课徒，而要一个字一个字地看剧本，不能不延宕时日了。直至一九六一年十一月二十二日郝先生病逝，剧本仍未回赵，排演自然搁浅。

这一时期，我编写的剧本，大部分因故未能演出。如：我与祁野耘合作，为李和曾、江新蓉、张云溪、张春华等改编的《冷山记》；我个人为张云溪、张春华编写的武打讽刺喜剧《贼老爷》（取材于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还有为三团李慧芳、李宗义、王泉奎、赵炳啸、黄玉华等编写的《钟离春》。此剧取材于《英烈春秋》和《五国旗》，写钟离春的剑胆琴心，识破了混入齐邦的间谍夏迎春，几次进谏齐王，反而逢彼之怒，贬入冷宫，后来夏迎春阴谋得遂，暗通四国，围困齐邦，齐王跪求钟离春奋战御敌，几以身殉，才保得半壁江山。为了剧情绚丽，袭用了《五国旗》中的“走鼓粘棉”、“琴棋书画”。慧芳很喜欢这个剧本，正待排练，三团奉命下放于市，改编为梅尚程荀“四联剧团”，建团伊始，组织工作占了首位，《钟离春》的排练自然提不到日程上来了。

中国京剧院原有四团，团址在宣武门内大街路西，主要演员有李鸣盛、郭元汾、王和霖、王吟秋、李蓉芳、高韵升等，曾演出过景孤血编写的《枸杞山》、马少波编写的《红色卫星闹天宫》等剧。那时，继三团下放于市之后，四团也被下放到银川，组成宁夏京剧团。中国京剧院则接收了中国戏曲学校的应届毕业生孙岳、吴钰璋、杨秋玲、刘长瑜、俞大陆、单体明、王晶华、李嘉林、寇春华、司骍等，成立了新的四团，生旦净丑，均为上乘新秀，阵容相当整齐。某位中央领导人，为新四团想了一个新剧的题材《五鸟闹朝》，以“群戏”面目演出，编写任务，又落到我头上。我在结构剧情时，征求了马少波院长的同意，改为《百鸟闹朝》，以两晋时期晋愍帝昏庸乱政为背景，组织了一个帝王将相嗜斗鹌鹑，扰民害民，百鸟同情百姓的疾苦，大闹朝堂宫苑的故事。角色较多，生旦净丑俱全，全梁上把，估计新四团的新秀都能上场。少波同志也同意四团的第一出新剧，应当是个“群戏”，标志出千岩竞秀、万壑争流的姿态，立即把剧本交与四团团长。但团长与文学组的某些同志却认为“群戏”不能突出某些新秀的特色，不愿排演。少波同志主持院务，是很讲民主的，既然意见分歧，只好另选他剧。一再搁置，《百鸟闹朝》亦成废品。数月后，祁野耘写了一本《雪夜破蔡州》，预定由四团俞大陆主演，在剧目会议上，公议由我襄助野耘整理剧本。俞大陆是俞派武生俞振庭的再传之嗣，曾得杨派武生孙毓堃的指点，我希望他以俞派为基础，吸收杨派的表演艺术，塑造出舞台上第一个树立起来的李愬形象。在修改剧本时，也花了很大功夫。由樊放同志担任导演，樊放演过武生，艺术修养很深，在导演上也能循规而出新，我们合作过几次，默契已久，对于《雪夜破蔡州》的演出，颇有“同心断金”之想。不料樊放才排了两场，因公外出，遂由团中同志自由组合了导演组，排练出来。在一个彩排的早晨，我与野耘列席而观，不料竟乘兴而来，败兴而返。剧本中所赋予演员的表演内容，十九模糊，增删失序，散漫冗杂，我即席对四团团长表态：“剧本写得不好，请勿劳动众贤。”野耘也不惜写剧之徒劳，同意我的看法。这是我生平自己否定自己剧本的一个特殊事件。

一九六二年，马少波同志另有新任，张东川同志接任中国京剧院领导。在我参加了全国政协扩大会议之后，东川同志分派了我一个任务，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导演崔嵬同志合编《大破天门阵》剧本，由京剧院四团排演拍摄。这是北影与香港某公司合拍的一部彩色戏曲艺术片，要求很高，定期半年。我与崔嵬同志，虽有数面之雅，而艺术上的探讨，尚属头次交锋。当时他住在西城宝禅胡同路北的北影宿舍，我住东太平街，七路公共汽车直通两地，过从方便，每日必晤，研究提纲，决定分为上下两部，他写前部，我写后部。前部从焦赞请杨五郎、孟良请金头马氏起，包括穆柯寨取降龙木，枪挑穆天王，辕门斩子。后部从穆桂英挂帅起，包括穆桂英比箭，直到大破天门阵。崔嵬非常喜欢《破洪州》里的“责夫赔情”，一定要我移植在内，并且提出一个要求：全剧的风格，建立在喜剧性上。我们分头编写，约期半月完成。

我在晚年编剧，养成一个“默剧”的习惯，先不伏案运笔，而是坐在沙发上默想某一场的主要情节、主要矛盾，用什么方法处理矛盾、升华矛盾；同时也就默想了人物的行动线和人物的最高任务，以及舞台调度、演出形象；然后再组织台词，结构唱段，直到通场大致完整，趁热打铁，伏案疾书，此时之书，等于记录。记录之后，不即修润，搁置四五小时，稍事休息，再用调息后的清醒脑力，从客观上审阅修改，直到自己满意，最后加工唱词。《大破天门阵》的编写，因为是戏曲电影剧本，又多一层剪裁功夫，所以在“默剧”之际，等于是手挥五弦，目送飞鸿。尤其使人伤脑筋的：《大破天门阵》本是一场十荡十决、热火朝天的大战役，却要把这如火如荼的战役写出喜剧风格。按编剧的规律讲，等于是南辕北辙，生拉硬拽。但是我这个才短智绌的低能作者，偏有一股牛脖子的犟劲，愈是有制约性的题材，愈想完成它，所以在我五十年编剧的过程中，编写《大破天门阵》可以说是我绞尽脑汁的一个纪录。有时为了一场戏，从吃完晚饭起，直到午夜，还想不出这一场喜剧性的方案，冥思苦想，直至次日凌晨，偶然得之，忘了困倦，忘了疲劳，仍然是继续默想，继续推敲，直到记录下来，又是第二天吃午饭的时候了。如此夜以继日地搞了十天，总算写成初稿，又用了三天工夫，润色全剧，如期完成。我把这后部剧本交与崔嵬，想他一定会把已写好的前部交与我，互相推敲，哪知他拿着我的剧本，敲打着桌子，笑容可掬地说：“你何必这样老实地如期交卷？过几天有何不可？我的前部还没动手呢。”我相信身为导演的崔嵬，一定是意在笔先，多思而后动笔，更显成熟，便说：“你一定是为导演方案在慎重考虑，考虑成熟后，动起手来，一挥而就，指日可待的。”他含笑不语地点了点头，顺手把我写的后半部《大破天门阵》剧本放在杂志堆上。

我完成了《大破天门阵》，院方又分派了新的任务，也就把拍摄影片的事淡忘了。月余后的一个星期天，我到公园看花，崔嵬来访，参商未晤，他留下了二百元钱和寸柬留言。我回家后，才知道《天门阵》停止拍摄，二百元钱是处理废本的报酬。这意外的兜头冷水，引起我为写这部电影剧本煞费苦心的疲劳，哭笑不得，默默地睡了。第二天清晨，访崔嵬了解真相，原来他的前部《天门阵》剧本根本只字未写，而香港方面催他从速拍摄，就把中国戏曲学校实验京剧团刘秀荣等演出的《战洪州》拿来顶缸。《战洪州》已是个成熟的作品，拍摄起来自然事半功倍，故事仍以穆桂英为主，杨宗保、佘太君、八贤王等重要人物依然保存，与《大破天门阵》是而一而二的。他这样聪明地换了题材，我没意见，但是我写的后部《天门阵》究竟有何缺点，请教于他，他却瞠目无言，只有为他自己的前部剧本未能完成连声道歉而已。同是文艺界的朋友，应当互相谅解，我们很融洽地互道珍重而别。我即顺路到了京剧院，把那二百元的酬劳交与党委。周后，党委找我谈话，仍以北影厂处理废本的制度为例，善意地希望我收下这笔酬金，当我说出“物质的补偿，抵不住精神的损失，接受了物质反而刺激了精神”时，党委同志看出我的内心痛苦，也就在苦笑中结束了这幕喜剧。

这一时期，我编写的剧本，虽然多数未能演出，但我却没有沉重的烦恼情绪。因为我从编剧之始，就为自己制定了一个座右铭：“只作成功之谋，不作成功之想。”也就是说，在编剧的时候，竭尽心力，以期其成，至于是否能够演出，演出后是否能够成功，并不去作过多的遐想。“风物长宜放眼量。”月有阴晴圆缺，大自然的现象尚且如此，何况人事纷纭，变化莫测，更不能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