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相和》的演出，得到中央文化部、北京市文化局和各文艺单位的鼓励和重视，新中国实验京剧团的全体同志意气风发，在党的文艺政策和戏改政策的指引下，大家都有参加社会主义革命，更好地为人民服务的愿望。同时，田汉同志领导的戏曲改进局也有吸收新中国实验京剧团的计划。此时戏曲改进局已然成立了一个剧团，李宗义、云燕铭、张云溪、张春华等都参加了。田汉同志与我约定，一九五一年春，新中国实验京剧团正式参加改进局，准备开会欢迎，少春、世海、盛章也都同意。在这过渡时期，我又为叶盛章在《野猪林》里增加的李小二这个人物，重新组织了一场戏，写陆谦在李小二店中收买管营，用武丑的技术表现李小二侦破秘密、草料场雪夜送信，演出的舞台效果很好。接着又编写了《虎符救赵》，初排于北京，继演于各地，由李少春演信陵君，袁世海演魏王，黄玉华演如姬，叶盛章演朱亥，李金泉演太妃，李世霖演侯生，李幼春演晋鄙，李元瑞演赵王，阎世善演平原夫人，娄振奎演秦王。写作此剧的目的，是为了配合抗美援朝运动，也收到一定的效果。《虎符救赵》上演后，正准备排演《三好汉》，我突然接到一个任务——编排《宋景诗》。

原来我团未能如期参加戏曲改进局的原因，是戏曲改进局已然改组，成立了中国戏曲研究院，田汉同志已调任为文化部艺术局局长，由梅兰芳任中国戏曲研究院院长，程砚秋、周信芳、马少波任副院长，具体事务由少波同志负责。这时，正是展开批判电影《武训传》的高潮阶段，武训历史调查团在山东柳林一带，发现了黑旗军宋景诗的英勇事迹，许多人要求以电影、戏剧等艺术形式来表现他们的历史。九月初，在周扬等领导同志的指导与鼓励之下，成立了“宋景诗创作组”，计划写一部电影、一部京剧。完成京剧《宋景诗》的任务，内定为新中国实验京剧团，由中国戏曲研究院领导。少波同志几次找我和少春商磋，约定在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新中国实验京剧团正式参加中国戏曲研究院；在十月一日以前，还可以到旅大、长春、哈尔滨各地旅行演出。只有我必须提前回到北京，参加邓拓、陈白尘、马少波等同志召开的“宋景诗创作会议”。

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天高气爽，新中国实验京剧团全体同志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改名为“第一实验京剧团”，团部在南湾子胡同，由魏晨旭同志具体领导。欢迎会上，马少波同志作了精彩的讲话，恰值团内的花坛里一株牡丹绽放了一朵鲜艳的大红花，少波同志即兴地以花为贺，借牡丹为百花之王，祝愿第一实验京剧团将发展成为天下第一京剧团。

我在中国戏曲研究院第一实验剧团里担任导演科副科长，任务是整理传统剧目。新剧的创作，由魏晨旭同志主持。当时，每演一出老戏，都要研究主题意义和艺术形式，以及唱词念白中的舛误瑕疵，例如，《打金砖》的鬼魂问题、《刺王僚》的说梦问题、《问樵闹府》的煞神问题、《红鬃烈马》的双妻问题、《挑滑车》的金兀术应改为完颜宗弼的问题……因而许多节目一时都不能上演，剧团演出的场次也相应地减少了。导演科的工作范围包括两个团，这时，李和曾、叶盛兰、杜近芳、王玉让等已先后参加了“第二实验京剧团”，盛兰演出的《罗成》和杜近芳演出的《合钵》，我都参加了剧本修改的工作。世海协助马连良剧团赴东北演出。少春、盛章排演了魏晨旭同志新编写的《新闹天空》，由郑亦秋同志导演，少春扮演孙悟空，盛章扮演六耳猕猴。

两月匆匆而过，十二月底，开展了“三反”运动，业务暂停，我也参加了“打虎队”，夜以继日地斗争那些“三人言而成虎”的“虎”。事后证明，“武松”错挥了拳头，至今犹觉汗颜。

一九五二年三月（旧历二月初），中央文化部组成了“宋景诗历史调查组”，赴山东柳林一带深入调查史实，并体验生活，吹响了编写《宋景诗》的号角。

我是“宋景诗创作组”成员之一，也编制在“宋景诗历史调查组”之内。调查组的成员是：陈白尘、阿甲、贾霁、景孤血、吴南青、祁兆良、吴青、郑白涛、栗小练和我。

一九五二年旧历二月初一，调查组从北京出发，赴平原（今山东）聊城专区进行调查。中途在济南住了一天，日丽风和，漫游贡院街附近街市，在一家旧书铺里，我买到一部《五霸七雄春秋列国志传》，陈白尘同志买了一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阿甲同志则在一个货担上买了两块石章。到了聊城地带，我们以宋景诗的家乡和黑旗军大本营所在地——岗屯，与当年反动地主武装的堡垒——柳林，作为两个中心，分成两组或四组，调查了这两大集镇周围的五十多个村庄。王燕飞同志以平原省文联的主人身份也参加了调查组。然后分成两队，一队由陈白尘同志领导，包括我和景孤血、吴青、栗小练，一队由阿甲同志领导，包括贾霁、吴南青、祁兆良、郑白涛，分别调查了堂邑、冠县、莘县、聊城、清平、临清、馆陶等八县所属的一百多个村庄，最后两队会合，回到菏泽专区，调查歼灭僧格林沁的曹州大战所在地高楼寨周围的十个村庄。总计调查访问了八个县、一百六十三个村镇、七百二十四位老人，记录了原始谈话材料约十八万字。对于宋景诗的出身和家庭情况，黑旗军的起义动机和黑旗军的成员，几番战役的实际过程，黑旗军失败的原因，黑旗军与白莲教、太平天国、捻军的关系，联合捻军后歼灭僧格林沁的英雄战绩，以及反动地主压迫农民的罪恶，反动王朝镇压起义军的暴行，都有了细致的了解，收集了许多珍贵的史料和动人的传说。这些收获，远远超出了我们预先所估计的，也大大超出了我们的创作所能容纳的范围。这些资料，不仅极大地丰富了文艺创作的素材，也澄清了许多“官书”上所歪曲了的史实，对于十九世纪中叶中国农民革命运动历史，提供了极为翔实的宝贵材料，它是革命农民群众用鲜血留下来的历史财富。

更重要的是，调查组在出发之前所关心所怀疑的“宋景诗的投降问题”，如果不弄清这个问题的真相，有关宋景诗的文艺创作就可能搁浅。经过详细调查，才得到一个明确的结论：宋景诗投降胜保这一事件，具体情况是非常复杂微妙的，其经过也是非常曲折的，从黑旗军这一时期前前后后的全部活动来看，宋景诗自始至终是个“假投降”，是出自他的策略，有他的历史特殊性。(www.daowen.com)

经过两个月的调查工作，最后我们到了曹州。春风次第，春光迂回，牡丹已带雨而放，初夏到了。归途又在济南停留两日，尽兴地参观了博物馆，游览了大明湖，于旧历四月初回到北京。我在调查活动的休息时间，也曾逛了几个集市，在废纸堆中，买到了一部原版的《斩鬼传》、一部《西游记》，还有一部悼红轩本的《红楼梦》，这些收获都是打在行李包中，转移了几十个村镇，最后带回家中。

回京后，调查组休息了三天，我开始在中国戏曲研究院上班。与陈白尘、景孤血、吴南青等先整理了调查材料，然后进行创作构思。白尘、贾霁二位同志合写电影《宋景诗》剧本。京剧《宋景诗》剧本，又另成立了一个写作组，由田汉、阿甲、孤血和我分场写作。田汉同志写前两场，阿甲同志继之，我写中部，孤血写后部。经过半月时间，分头写完，集为全部。内容非常丰富，只是感到篇幅过长。白尘同志提议，由我把整个剧本用带“锣鼓”的朗诵方式为研究院的导演组同志念了一遍，征求意见。经过往复研究，几度删减，最后把剧本压缩为四个小时。

《宋景诗》剧本定稿后，成立了导演团。团分两组，第一组由阿甲同志领导，包括李洪春、黄克保、祁兆良，排前半部；第二组由薛恩厚同志领导，包括李少春、俞珊和我，排后半部。全剧人选是：宋景诗由李少春扮演，宋景礼由李洪春扮演，杨殿乙由茹元俊扮演，狼头罐由夏韵龙扮演，侯二半吊子由叶盛章扮演，宋母由李金泉扮演，杨鸣谦由李幼春扮演，王二画眉由骆洪年扮演，僧格林沁由娄振奎扮演，胜保由李世霖扮演，长龄由茹木春扮演。排练场地，在南湾子实验剧团团部。每排完一个阶段，即由马少波同志召集座谈会，总结经验，根据实践中发现的问题，又在剧本上有所增删，由我执笔。如此边排边改，边改边排，经过两个月的时间，在十月中旬，全剧排成，我也病倒了。

我自从前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解散之后，连续地为李玉茹、宋德珠组织剧团，每年总要长期到外埠旅行演出，回京小憩，又动手编写剧本。在那敌伪统治的黑暗社会里，乘火车、坐轮船，应付各地的戏院老板、资本家、地头蛇，虽然费尽心思，也不免遭受欺侮，无形中心灵上受到创伤，精力也逐渐衰弱。盼得解放，参加了中国戏曲研究院，心神为之一定。而痛定思痛，积疴反炽。加以两个月的辗转聊城，一个月的整理材料，紧接两个月的编戏排戏，精神紧张，工作繁忙，竟然得了神经衰弱症，身如驾云，足如踏絮，头昏目眩，走起路来，摇摇欲倒，坐在椅上，辄觉天旋地转，躺在床上，还是像乘海轮过黑水洋那样地难受，无法继续工作，只得休假将息。病中，少春、盛章等都来看望，并荐医疗治。从此，病榻缠绵，足不出户。十月间，中央文化部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一届戏曲会演，上演了二十三个剧种九十余场的戏曲节目，我一次也未能观摩，这不能不引为终身憾事。京剧《宋景诗》参加了这次会演，少春、盛章、洪春、金泉等都荣获演员奖，《将相和》获得剧本奖。这些消息，朋友们都不敢直接告诉我，因为我的神经衰弱症最怕兴奋与激动，愈是听到兴奋而令人激动的事情，头也随着晕得厉害。最初我很焦躁，以为脑力彻底坏了，从此再也不能执笔写作，继而安之，索性不再做写作之想，书籍报纸，一概屏绝，只字不看。经过中医施今墨先生的治疗，服了几十剂汤药，半年以后，病情稍见好转，虽然略可移动，遵医嘱仍不能看书写字。

实则我那些心血所寄的书籍，已然为医药之资，绝大部分都卖掉了。回想我自从踏入社会以来，不论是在北京还是在外埠，稍有闲暇，辄涉足书肆或集市，不但搜求古典小说和传统戏曲，务尽务备，就是一切笔记丛书、散帙杂著，不论贵贱，也必得而后快。我在编剧生活中，摸索到一条经验，编写历史剧，必须熟悉古人生活，而古人的生活只能从间接的源泉——书籍中，剔索而得。编剧者选定的题材，不一定都是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要人物，小市民，劳动者，医、卜、星、相，金、皮、彩、挂，三教九流，五行八作，都可能是剧中所出现的人物，这些人物的生活情况，在一些堂而皇之的史册里是绝对看不到的，只能从笔记杂著的字里行间，举一隅而以三隅反。何况庙廊上的朝典，市井里的民俗，九州廿四省的风情，三百六十行的习惯，都可能要反映在所写的剧本里。固然，编剧者不必做精深的考据学问，但也应当在作品里勾勒出可信的画卷。因而我锐意做一个“杂家”，尽一生之力，不敢说博览群籍，但也尽可能略窥涯涘。所以，我历年搜买的书，有的是颇有价值的好版本，也有的是不值几文的覆瓿物。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生活安定，略有余资，时常打道琉璃厂或隆福寺，在“来薰阁”、“宝绘斋”等几家厮熟的书店里，根据孙楷第先生的《中国通俗小说书目》和其他书目，逐架寻书，曾买到原版的《夏商志传》、《笔獬豸》、《绣谷春容》、《国色天香》、《醉翁谈录》、《全相平话》、《一百廿回水浒》、《野叟曝言》、《绿野仙踪》、《墨娥小录》、《野获编》、《通俗编》、《牧令须知》、《纸糊灯笼》等，后又搜寻各种弹词和笔记，如《黄奶余话》、《七嬉》、《花间笑语》等，都是极为难得的“千金敝帚”。我正以坐拥书城为乐，哪知一病经年，为了医药所需，像割去心头肉似的，把一套一套买进来的书，又一包袱一包袱地卖出去了。

病一直延续了两年多，在我养病期间，中国戏曲研究院已经调整，成立了中国京剧院，院中设立文学处，由王颉竹任处长，罗致了大量的编剧人才，当时参加的有景孤血、范钧宏、朱慕家、吴少岳、祁野耘、何异旭、吕瑞明、陈延龄、苏俗。周贻白和赵慧深也一度参加，贻白写了《猎虎记》，慧深写了《三不愿意》，后又因故调出。颉竹同志曾几次来访，希望我参加文学处，可以不上班，在家里写作。我接受了他的邀请，辞去了原导演科科长的职务。

当时中国京剧院文学处的工作，除了编写新剧本外，兼及传统戏的整理，出版了《京剧丛刊》，我因病未能参与其事。二团叶盛兰排演《鸳鸯泪》，曾两次请我到团指导，心虽许之，奈病体何。直到在京剧院小礼堂彩排此剧，我才莅场观摩，出席了梅兰芳、马少波院长主持的座谈会，会上决定《鸳鸯泪》改名为《周仁献嫂》。从此，“鸳鸯”梦断，“献嫂”时闻，一直传到今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