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编写《将相和》的动机，原来早在《云罗山》之前。有一次，在中山公园听到郭沫若先生的学术报告，最后他用“学习学习再学习，团结团结更团结”为结束语。由于“团结团结更团结”的启发，我想到了京剧传统戏《将相和》，由《将相和》想到《完璧归赵》和《渑池会》。这个题材，三剧联系演来，更可以深化团结的主题。剧中蔺相如和廉颇这两个主要人物，正适合李少春和袁世海扮演。我把这个初步设想提出来，少春、世海十分同意，只是团中某些演员从《野猪林》、《夜奔梁山》的营业观点出发，认为观众欢迎少春的节目，还是带些武功的好，蔺相如是个纯粹的文老生，恐难餍观众之望。他们一致推崇《云罗山》，所以编写计划转向了云罗高峰。《云罗山》上演之后，我仍眷恋于《将相和》的实现，少春也敦促我即刻动笔。我在编写《将相和》期间，有一天去文艺处开会，会后，王颉竹同志对我说：“你们剧团既有标准的蔺相如和廉颇，为什么不排《将相和》？”我正暗佩他的真知灼见，他又从抽屉里拿出一份提纲来，铺在我的面前，说道：“《将相和》的提纲我已经写好了，你可以参考一下。”我只好把自己已经着手编写的情况告诉了他，他拍掌大笑地说：“好！英雄所见略同！咱们合作！”回团后，我反映了这件事，团中同志都认为我一人执笔编写，绝对胜任，何必再加入一个作者。我解释说：“《将相和》写的是团结，我们在编写剧本之中，就体现了团结的实际行动，可能会有更好的影响。”少春、世海异口同声地说：“您向来是谦和的性格，随着时代的进展，您又发扬了团结的精神。我们同意您这样做。”我意有所指地说：“唯有谦和，才能团结。”少春、世海也都相对笑了。

团中同志所以不同意再加入一位作者，原因是我在排练《云罗山》的空隙时间里，已把我写的《将相和》分场提纲和具体想法，详细地与团中有关人员讨论过了，他们都表示满意；少春、世海、盛武、洪年还补充了些建设性的意见，成局已定，无须再借箸筹。我为颉竹同志解释说：“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一字之长，足资借鉴。”他们看我态度很坚决，又见少春、世海已然首肯，也就默许了。

我在编写《将相和》之初，时刻酝酿于怀。有利的一面是，三出传统戏《完璧归赵》、《渑池会》、《将相和》，我都看过，一切表演，记忆犹新。我翻看了《史记》里《廉颇蔺相如列传》，又参看了《东周列国志》，联演三出，鱼贯而下，不但故事完整，刻画人物也能由浅而深。我分析了全剧的矛盾发展，先揭出一个总纲，那就是在秦、赵两国的外部矛盾之下，产生了赵国的蔺相如与廉颇的内部矛盾。内部矛盾随着外部矛盾的发展而深化，外部矛盾又促进了内部矛盾的解决。廉颇与蔺相如的矛盾，不是双方性格上的矛盾，也不是认识上的矛盾，而是双方身份地位的矛盾。将相失和，起自廉颇。廉颇看不起蔺相如，以致发展到谏阻封相、长街挡道、纵客寻衅、奏本不朝，所有这些，并不是嫉功妒位，而是基于战国时代贵贱悬殊的社会风气。这种狭隘心理，通过以国为重、不计私见的思想涤荡，他会幡然猛醒地悔悟过来，表现出负荆请罪的勇气和行动。因为廉颇的基本品质，原是与蔺相如同样地焕发着以国为重的光辉，并没有嫉贤妒能的龌龊源泉。为了更有说服力地阐明此点，必须在廉、蔺身份悬殊的表现上，做到明澈的渲染，所以我在廉颇御齐而得胜回朝之后，增加了宦者令缪贤在私邸为廉颇贺功的一场戏，目的是在明场上介绍出廉、蔺之间的身份悬殊。当时蔺相如只是缪贤府中的舍人，执席把盏，分所应当，廉颇位居首座，备受推崇，用一支载歌载舞的昆曲［油葫芦］，酣述战场之功，衬映身份之重。而蔺相如只不过是个侍立在侧的不起眼的舍人。对比之下，既赋印象于观众，亦铭印象于廉颇。以后廉颇对于蔺相如的蔑视和轻侮，似乎就有形象上的根据了。同时，在缪贤与蔺相如的对话中，很自然地提到对于廉颇之战胜齐邦，蔺相如早有预见；而在庆功宴结束后，大家共议对秦之策，蔺相如也就水到渠成地表示了自己的看法。这两个细节，都是为缪贤推荐蔺相如捧璧入秦埋伏下思想根据。同时，还穿插着廉颇否定蔺相如的态度，从形象和语言都已达到表面化，形成了一条身份地位矛盾的行动线贯穿全剧。

第二，蔺相如之所以能完璧归赵，一般看法，都不脱离“以血溅敌”的国士窠臼。固然，这是符合战国时代的历史背景的，但我想把蔺相如这个人物再升华一步，写出他的政治见解和外交才干，就在“扑油鼎”之前，加写了几句［散板］：“相告列国使节听：秦邦本是犬戎性，奴视列国肆鲸吞。列公把我作借镜，看一看秦邦这残暴君。我这里脱袍不惜命……”目的是表现蔺相如利用外交舆论的影响慑服了秦王。

第三，“渑池会”一折，传统的演出比较简略，形成了中轴武戏的风格，对于蔺相如的描写，只是迫使秦王击缶，挽回赵王鼓瑟的面子，没有更丰富的刻画。单演此折，独立成章，也还可以。若上承“完璧归赵”，下接“金殿封相”，就觉得有些草率了。渑池一会，是秦王政治攻势的继续，目的是要实现“以城换璧”所不曾实现的野心，并不是简单地以鼓瑟而侮辱，伏重兵而劫持。会晤的内容，肯定是你来我往、尔虞我诈的多次交锋。蔺相如在这场严峻的外交场合里，应该再一次展现他的胆识与才能，才能有说服力地过渡到回朝封相，从封相而发展到廉颇启衅，而负荆请罪，而将相和好。所以，“渑池会”是个不容忽视的重要环节，不能不另起炉灶，重写此场。“鼓瑟”、“击缶”是原有的情节，我只加重了些许描写，而在“击缶”之后，由秦王叫起［原板］四句，蔺相如接唱［原板］，不等过门，表现蔺相如在极度紧张气氛中的思想活动：“蔺相如暗思忖吉凶难料，渑池会上杀气高。两国君臣假谈笑”；转［二六］：“各有机谋暗隐韬。且用词锋试虎豹”；转［快板］：“秦王莫嫌臣舌饶。既是两国修和好，快来歃血定邦交。”我增加这个唱段有两个目的，一个是写蔺相如的未雨绸缪，一个是从唱段过渡到魏冉索城，暴露出秦王的狰狞面目。而蔺相如之唱，又是接秦王之唱，闲闲而起，这在艺术形式的表现上也就不感到突然。从唱词最后一句“快来歃血定邦交”引出魏冉索城，情节紧凑。魏冉索城，是在挑衅之中爆发出威胁劫持的火药气味，蔺相如则针锋相对，转命魏冉“献上咸阳，以为庆贺”，这个回敬恼怒了秦王，摊开了“可知我秦邦的厉害”这张王牌，蔺相如即以在“完璧归赵”时“秦邦的厉害，我在油鼎之上，早已领教过了”再回敬于他，以子之矛，陷子之盾，逆鳞的讽刺，自然掀起了恶蛟的张牙舞爪。当秦王气急败坏地呵斥：“蔺相如！你不提起，孤家倒也忘怀了。今日在这渑池会上，快快献出和氏之璧，如若不然，你君臣难回赵邦。来呀！孤将赵王强留了！”秦将白起率领秦兵，赵将李牧率领赵兵，两边分上，干戈对峙，剑拔弩张。在涌现出激烈高潮的时候，我安排了蔺相如“一望”、“两望”、“冷笑”、“睨秦”，用秦王的“你为何发笑”几个字，引出蔺相如在这场戏中的大段主白：“大王此举，是癫而又狂，尊而又大。渑池之会，明为和好，暗藏杀机，我朝君臣，早已料就。离朝之前，戎机策定，李牧将军保驾前来，廉颇老将屯扎界口，一个个摩拳擦掌，准备对敌。大王若嫌这渑池会不热闹么，来，来，来，叫他们战上几百回合，我们也好玩耍玩耍。”从这一大段白口里，表现蔺相如是在有充分准备的基础上，揭穿秦王的阴谋，以攻为守，迫使秦王不得不强赔笑颜地送走了赵王（后再派兵追杀，又受到廉颇的阻击）。这一场重新结构的“渑池会”，历经演出考验，都得到观众普遍的赞许与欢迎。

第四，传统的《将相和》是当年汪笑侬的代表作。我在改编时，为了“三次挡道”的集中，重新安排了场上的表演形式，以廉颇为中心，表现主要事件；以蔺相如的上场、下场，表现时空的变换。相应地在唱词上也有改动，但仍遵循传统的白描手法，不卖弄文采和典故，有人认为《将相和》的唱词俗浅，我亦云然。不过，我在写唱词时，一方面是为了保持传统的风格，一方面也认为这种白描手法，恰恰符合于普及性质的大众化。唱词改动较大的，除廉颇的［垛板］外，蔺相如的唱词也有新的安排。尤其是蔺相如的一再退让，与其说是溢美，毋宁说是不太真实。在这个事件中，蔺相如的内心活动，不见得不想面抗廉颇，但他终于在团结的正确思想指导下，克制了可能的冲动，这些内在的情绪，应当刻画出来。所以在第二番“挡道”的唱词中，我又添写了“……有心与他把理讲，意气相争怎同朝堂。我二人争强来较量，岂不是因私把公伤。转怒为笑再相让”几句，然后转到第三番“挡道”。戏演出后，得到中央领导同志和文艺界同志的支持与鼓励。在一次文代会上，由马彦祥同志介绍我见到李伯钊同志。当时谈起《将相和》，伯钊同志说：“《将相和》是出好戏。我只有一个意见，就是在廉颇挡道的时候，蔺相如克制情绪的表演似乎有些简单化，不符合生活的真实。”一言指迷，使我感到添写的唱词还不能充分地刻画出蔺相如的内心活动。我与颉竹同志商量，他曾建议加写一段念白，可能会明显一些，但是我考虑到这一场以唱为主的艺术完整性，假若加上一段念白，就完全破坏了。最后我与少春探讨之后，在“岂不是因私把公伤”下面，加写了“非是相如无胆量，我为国、保家邦”两句；并把第三番“挡道”后的唱词改写为：“两次三番忒嚣张。他倚仗年高功劳广，这样地欺人理不当。罢、罢、罢，怒气忍心上，怕的是将相不和于国有伤。”少春按词度曲，再演出时，大家都说蔺相如这一人物，刻画得比较饱满了。

第五，“挡道”固然表现了将相失和，而失和后的具体活动以及廉、蔺二人思想感情的反映，在传统本中都没有交代。为了人物性格的完整性，我在“挡道”之后，又加了一个短场，写秦王第三次用计，勾结齐邦暗袭赵国，虞卿报警，廉、蔺各递本章，献计御敌，却不同朝会面。从这个具体情节上，点明将相失和，昭著朝野。再过渡到赵王命虞卿斡旋将相，解怨释嫌，重归于好。团中同志最初认为这个短场既不上主角，又没有更深的矛盾发展，等于赘瘤，力主删割。当我解释了编写的意图，大家也只以姑妄试之的心情，保留演出。然而经过实践，效果很好，大家又认为这场戏既不显得多余，反而有主角在场上活动的感受。从这个实践证明，我总结了一条经验：“帷灯匣剑法”是刻画主要人物的补充手段。主角不上场，却有上场的感觉。就如同灯在帷中，不见灯而灯光自射；剑在匣内，不见剑而剑气自冲。以此例剧，场上虽然没有廉颇和蔺相如的形象，而这两个人物的行动线，却已昭昭于观众耳目之中。(www.daowen.com)

第六，由将相失和而到将相和，是通过虞卿的两方斡旋，获得矛盾解决。在“和”的一刹那间，两个主要人物的态度问题，也要考虑到他们在整个剧中性格发展的完整性和贯穿性。传统老本，在廉颇身背荆杖相府请罪的时候，有一段［西皮流水］，“留腿”进门，“封腿”跪倒，然后门客一声禀报，蔺相如惊起而趋，通过对唱，表现了将相思想感情的交流，点明了“将相和”的主题。廉颇上唱［流水］，按京剧艺术安排的规律来讲，是顺理成章的。但是我在排演此场时，发现此时的蔺相如正在端坐看书，廉颇之闯入相府，负荆跪地，蔺相如却丝毫没有感觉，也没有及时反应，这从京剧艺术中“点”“面”结合的角度来看，应该是允许的。然而联系到蔺相如的整个形象，对于他那恢豁大度、谦和揖让的性格似乎有些损伤；而取消廉颇所唱的［流水］，又感到上场有点突然。几经思索，最后与少春、世海研究，决定先上蔺相如，唱两句［二黄摇板］，紧接门客上报：“老将军单身一人闯进相府！”促使疑云冉冉的蔺相如急于看个究竟，命门客“带路前厅”。场面起［水底鱼］锣鼓，在这个锣鼓节奏中，廉颇身背荆杖上场，“进门”，蔺相如“圆场”、“挖门”，恰与廉颇碰面。廉颇遽跪，疚愧自责地念完一大段念白，蔺相如趋步跪扶，相抱而泣，二人对唱［二黄散板］，从而淋漓尽致地表现了这两个主要人物思想感情的交流与升华，归结到身份悬殊的矛盾终于得到解决，扣着了《将相和》全剧的最高任务。

第七，鉴于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编历史剧中，都有人民群众的形象出现，这也启发了我的思维。我想，任何一个重大的政治事件，不可能不触动人民群众，而群众思想的波动与反应，正是推动事件发展和解决的重大力量。廉颇与蔺相如将相失和，已达到长街挡道的表面化，赵国的广大人民自然是触目惊心而有强烈反应的，因此在剧本中，完全有理由增添这个环节。当我在组织场次的时候，又想到这个环节的内容，在全剧中毕竟是条副线，副线的人物不能游离于主线人物之外，假若添上几个分别由老生、小生、净、丑甚至老旦、青衣扮演的人物，另起一个单元，在思想意义的揭示上固然显豁，但在观众的观感上，必然就会觉得涣然离源，索然乏味了。为此，我煞费思索地在主线人物集团中挖掘出将相两方的门客——贾凌、郭盛、李诚、傅让，再增加一个酒保，代表群众，新写了一场五丑同堂的“酒楼”，由酒保反映出人民群众渴望将相和好的呼声，而以李诚、傅让与贾凌、郭盛双方矛盾的解决、认识的统一，背面敷粉地体现了人民群众的心情。此场演出后，有些观众认为很好，也有些观众则认为，《将相和》的风格肃穆庄重，不能允许丑角喧闹其间。我却认为，丑角虽念京白，京白也是有韵律的，与上口的韵白是和谐的，他们在本行当艺术的特殊规定下，用京白塑造富有正义感的人物，有利于对全剧主题的揭示，加强观众的了解，只要无损于全剧的思想内容，在冠袍剑履的廊庙之间，穿插个曲槛竹楼、语丝笑片的场面，未尝非调剂之一道。当时演出的各个剧团，都很珍视这一场。后来拆演《将相和》，为了经济时间，便只好割爱了。一九八一年夏，山东省京剧团方荣翔、殷宝忠来京演出全部《将相和》，就仍然保留了这一场。仁山智水，各异其趣，岂可强同。只是我在编写这一场“酒楼”时，并非一蹴而就，而是惨淡经营，不下于廉、蔺的几个主场，个中甘苦，正如王安石的诗句：“成如容易却艰辛。”

《将相和》剧本完成之后，几经曲折，得新中国实验京剧团李少春、袁世海剧组和太平京剧团谭富英、裘盛戎剧组同时排演，两台人选，一时瑜亮，艺术处理，各有千秋。少春、世海，完全按照我写的原本演出。富英的蔺相如，则删去了缪府的庆功宴，蔺相如在金殿对策时上场；过关时改［流水］为［西皮导板、原板］，恢复原来刘鸿升的路子，只改“人辰”辙为“江阳”辙；“渑池会”只演到“击缶”为止，删去了［原板］和大段念白；却在“负荆请罪”那一场增加了大段唱功。盛戎的廉颇，也同意删去“庆功宴”，而在“挡道”之后，增加了“二黄导、碰、原”大段唱腔，以表现人物的思想活动；在虞卿指迷、霍然醒悟后，加上一段［西皮二六］，并恢复了“负荆请罪”上场时的［流水］，最后与蔺相如对唱［二黄原板］。

新中国实验京剧团演出《将相和》的角色是：除李少春演蔺相如，袁世海演廉颇之外，由叶盛章演李牧，李世霖演虞卿，李幼春演秦王，张盛利演赵王，娄振奎演胡伤，李金泉演缪贤，李元瑞演业旦，孙盛武演李诚，骆洪年演贾凌，叶德霖演酒保，高盛虹演白起。太平京剧团的角色是：除谭富英演蔺相如，裘盛戎演廉颇之外，由黄元庆演李牧，李世琦演虞卿，张洪祥演秦王，储金鹏演赵王，慈永胜演胡伤，何盛清演缪贤，茹富华演业旦，马富禄演李诚，慈少泉演贾凌，李盛芳演酒保，刘春利演白起。太平京剧团在北京演出一个时期后，即受上海天蟾舞台之聘，赴沪演出，《将相和》连满二十四场。富英回京，盛戎留沪，天蟾舞台又聘高盛麟、李鸣盛双演蔺相如，与盛戎蝉联演出，更创造了连演半月的满堂纪录。

这一时期相继演出《将相和》的，有首都实验京剧团，由奚啸伯演蔺相如，苏维明演廉颇，李春恒演秦王，侯永奎演李牧，卢邦彦演虞卿，王少楼演赵王，殷行云演缪贤，陈盛泰演业旦，张少庭演胡伤，高富远演李诚，马幼禄演贾凌，张德发演白起。剧团改组后，由李万春演蔺相如，景荣庆演廉颇，苏维明演秦王，赵玉民演赵王，卢邦彦演虞卿，吴鸣申演李牧，毛庆来演白起。还有明来京剧团，由徐东明演蔺相如，郭元汾演廉颇，哈宝山演虞卿，叶盛茂演秦王，高维廉演赵王，高盛麟演李牧，张连庭演白起。还有进步京剧团，由李鸣盛演蔺相如，王泉奎演廉颇，曹世嘉演虞卿，闵兆华演赵王，茹元俊演李牧，马富禄演李诚。同时，言少朋在青岛，纪玉良在南京，白玉昆、李铁瑛在天津，也曾演出了《将相和》；武汉、福建、石家庄等地，都有剧团演出此剧。后来，杨宝森也相继排出，由王泉奎演廉颇。一九五一年秋，马连良从香港回到北京后，受东北之聘，约袁世海协助演出，也排演了《将相和》。

一九五一年春，北京市文化局评定《将相和》为优秀剧目之一，由吴晗同志颁发了奖品。一九五二年秋，中央文化部举行第一届全国戏曲观摩演出大会，在会演中，《将相和》与《柳荫记》、《西厢记》等同获剧本奖；演出此剧的谭富英、裘盛戎也荣获演员一等奖。以后陆续演出此剧的还有孙钧卿、尚长荣、谭元寿、冯志孝、殷宝忠、方荣翔、赵世璞、刘建元、孙岳、吴钰璋等。经历了三十个春秋，新编的《将相和》已成为一个传统保留剧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