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新中国实验京剧团编写的第一出戏是《夜奔梁山》。那是在天津中国大戏院演出的时候，因为《野猪林》的上座纪录超越了一般剧目，演员们都希望接演二本《野猪林》。后于“野猪林”的故事，自然是“林冲夜奔梁山”、“火并王伦”了。李少春的林冲，可以贯穿到底，而袁世海的鲁智深，则无法出现。我与他们研究的结果，只好由袁世海改演赤发鬼刘唐，在“火并王伦”的前后情节里，塑造出一个新的人物。提纲定妥，我用了五天时间，写好了《夜奔梁山》剧本。剧中的“夜奔”，全遵杨（小楼）派的“大夜奔”，上杜迁、宋万，上金枪手徐宁。林冲上了梁山，即接“三立投名状”，这一个单元是我着力编写的。按《水浒》原著，林冲头两次下山，未遇到过路行人，空手而回，招致了王伦的揶揄，第三天才遇到青面兽杨志。我在林冲头两次下山的场子里，加上了一个老农和一个青年木匠，通过他们对于苦难生活的控诉，不但博得了林冲的同情，任其自去，还增强了林冲的革命斗志，使他进一步认识到宋王朝的昏暗，坚定了“落草为寇”的决心。艺术上的处理是：第一次遇到老农，发挥唱工；第二次遇到青年木匠，发挥念、做；第三次遇到杨志，发挥武打。结束了这个单元，开展下面的“反间计”，先上刘唐“走边”，当场入店，醉酒诈死，描写刘唐的性格。再上晁盖、吴用、公孙胜、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也是当场入店，遇到刘唐，由朱贵接引上山。王伦虚与委蛇地敷衍之后，出于他的狭隘心肠，不但容不得林冲，更容不得晁盖一行，于是他耍了个小聪明，假造信件，命人故意投到刘唐住所，挑拨刘唐与林冲的冲突。刘唐盛怒之下，持信去找林冲，展开了一场“有戏”的矛盾。我初写这场戏时，安排的是对白与做表。在读剧本的过程中，少春认为可以适当地增加唱工。我根据这两个典型人物在典型环境中的行动线，不主张增添上板的唱，少春、世海未置可否，研究再三，少春说：“索性咱们来来，看唱什么合适。”于是少春素身演林冲，世海素身演刘唐，对唱着没有词句而有节奏旋律的唱，反复比较，［西皮原板］、［二黄原板］都不合适，最后决定还是唱［西皮散板］，我就加写了十二句唱词，演出效果颇好。少春、世海排演新剧，常常用这种方法互相探讨，研几而精。林冲与刘唐对唱［散板］，正是矛盾发展到高潮的时候，紧接吴用与晁盖等人上场，揭穿了王伦的阴谋，下面自然是顺流而下，水到渠成，结束在火并王伦的“断金亭团场”上。

《夜奔梁山》第一次演出是在天津河北戏院，那是少春的父亲李桂春经营的剧场。为了营业圆满，继《野猪林》而蝉联演之，上座果然合乎理想。后来叶盛章加入演出，我又把“智取生辰纲”的故事写成明场，由叶盛章饰演白日鼠白胜，加在“三立投名状”之后，“反间计”之前。虽然剧情火炽热闹，总感到场次繁碎，不如原型的《夜奔梁山》简洁干净。所谓“领异标新二月花”与“删繁就简三秋树”，风格不同，见仁见智。

继《夜奔梁山》之后，我开始酝酿改编《云罗山》。这是我青年时代最喜欢的一出梆子传统戏，与《忠义侠》同属于梆子“上八本”中的优秀剧目，都是通过深刻的内容、繁重的技巧，塑造出发人深省、感人至深的典型人物。远在十年前，我已幸运地改写了《忠义侠》为《鸳鸯泪》，经过考验，一直树立于京剧舞台上。现在，李少春谈出排演《云罗山》的意图，怎不使我心花怒放？回想我在幼年时期，看过梆子王小旺的《云罗山》，还看过他演的《雄黄酒》，那些甩发功夫、扑跌技巧，用当通神，如在目前。我仍然保持当年改编《忠义侠》的风格，尽量把王小旺的一切绝技，运用在李少春的表演艺术上。当我把这些想法征求少春意见的时候，他也眉飞色舞地表示：“只要您写出来，我就能演出来！”

那是一九四九年十一月初，新中国实验京剧团应上海天蟾舞台之约，到上海演出。少春夫妇住在后台三层楼的一间宽敞客堂里，为了来往方便，侧有斗室，请我下榻。“打炮”戏《连环套》、《打金砖》、《十八罗汉斗悟空》三天客满之后，即上演了《野猪林》，先声夺人，又预售了三天满堂，“一棵菜”的成绩，打下了连演连满的基础。少春还是照例地夜间吃晚饭，喝啤酒，饭后闲谈，直至次晨拂晓。我既比邻而居，自然饮无虚夕，而经常来晤的，还有石挥和周翼华。我们畅谈一切，有时也接触到编剧问题。少春自改编《野猪林》成功之后，对编剧兴趣颇浓，我也希望他既是表演艺术家，又是编剧家，自编自演。当石、周二公不在时，我便鼓励少春参加《云罗山》的编剧工作，他却坦白地说：“只要我能想出点子，我就参与一席。假若我没有什么新鲜的招儿，我绝不能滥竽充数。在演戏上，我是实至名归的主要演员，但是在编剧上，不能因为我是主要演员就包揽一切。编剧是一枪一刀的真功夫，是不是这里的事，明眼人一看便知。因人成事，虽然快意于一时，终究会戳破纸糊灯笼，落个话把，求荣反耻。”少春这一番谠论，字字出自肺腑，使我感动地想到，一位表演艺术家的本色，必须胸襟磊落，心地光明。像他这样以实事求是的精神致力于京剧事业，无怪他经文纬武，真体内充，老生宗余，武生宗杨，红脸、猴戏、斗狠、扑跌，允精允绝，得到内外行的一致赞许。

少春对于艺术，有一种锲而不舍的追求，尤其是对于一部新剧，酝酿伊始，即不忘怀。我们在夜饭闲谈之际，有时两三天或四五天不谈编写《云罗山》，但是，偶尔涉及，少春必然有一个新的想法，用商量的口吻娓娓而谈。当我针对他的想法，给以辩驳或补充，他总是当时不加可否，声也不响地揭过不谈，而过了几天，他却又旧话重提，或接受了我的辩驳，修正了他的想法，或在我所补充的基础上再加补充。原来他秉性多思，思的范围又不仅仅限于他自己饰演的角色，而是从全剧的结构，联想到每一个角色的表演，把自己摆在全体角色之中。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台上过电，必须接火，接火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全剧中所有人的事。戏里安排一个角色，必有用他接火的地方。哪一个角色安得不是地方，火就接不起来，电也无从过起，整个的戏就会掉在凉水盆里了。”

我与少春的编剧交流，虽然隔三跳两，而我的写作进度，并无一日中断。我从幼年练习作文开始，每天若是不写点东西，总觉这一天过着不舒服，积久成习，迄未能改。我明知不征求少春的意见，凭自己的想法写下去，剧本完成之后，可能会有修改，甚至还要返工，但是宁可返工，我也要循序而进地写下去。也许，我与少春在艺术的看法上有些灵犀暗通的关节，往往从他口中的一句话，我就知道了他的目的所在，抽茧解箨，拆甲剥蕉，写出之后，恰恰是“英雄所见略同”。所以我们这出《云罗山》，尽管他所想到的新方案不甚具体，而我根据他的艺术个性，也能具体地写出来，有时使他拍案叫绝，有时使他默默不语。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局外人莫测高深，我却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情：拍案叫绝，是他谈得具体的地方，我也具体地写出来了；默默不语，则大多是他谈得不具体的地方，而又感觉到我写得非常具体。用他自己的话说：“您怎么写出来的？我想还没有想到这种地步！”

《野猪林》连演了两个月，共六十余天，七十余场（有时星期日也加演日场），报纸广告上刊出了“野猪林双满月之喜”，这在当时的剧坛上，其盛况是罕见的。

这时已接近岁尾，院方又与剧团订下明春续演的合同，贴出了上演新剧《云罗山》的预告。剧团则利用这个休整阶段，接受了无锡和南京的聘请，各演短期。

十二月正是旧历的“冬子月”，江南天气，阴雨连绵。我们在雨丝风片之中，先到无锡演了十二天。我与少春分住两个旅馆，距离较远，间断了《云罗山》排演构思的交流；只有在游览名胜的间隙里，偶尔涉及，但又被那烟雨湖山的美的魅力所吸引，自然是“今宵只可谈风月”了。我们饱览了鼋头渚、太湖、蠡湖、渔庄、梅园、惠泉山等各具风格的秀丽风光。我还曾一口气跑到三茅峰的上茅峰，眺望太湖的凭几三山，折服了我的学生唱花脸的萧德寅；又贪婪地揽看了无锡的著名桥梁“九弓十八箭”；还在菜市的旧书摊上，用很低的价钱，买到了原刻本《双报应》传奇。

无锡期满，顺赴南京。仍然因为旅馆的分配，我与少春分居两处。南京的名胜多于无锡，昼间揽胜，夜间演戏，更没有研究《云罗山》剧本的机会。只有一次，我与世海同进晚餐之后，散步街头，世海问起《云罗山》中他扮演的角色，我介绍了他所演的反面人物任彦虎，是一个豪门恶少、迫害穷人的典型。世海想在人物扮相上有新的创造，下意识地想到《艳阳楼》的高登，他很赞赏杨小楼先生当年演此剧时那种撒扇高瞻、颐指气使的气魄。当我谈到《云罗山》里的时空问题，他又意识到在剧中的腊尾季节，那就不能撒扇高扬了，他为此颇感到遗憾，于是竟搬出《借东风》里的诸葛亮为例：为什么他在数九天还可以轻摇羽扇？我解释了诸葛亮之轻摇羽扇，是从“羽扇纶巾”的典型上塑造形象，同时在《借东风》整个戏里，也没有表现天寒地冻的任何细节。而《云罗山》的剧情，主要是在天寒地冻之中，表现出白士永一家三代受到了比天寒地冻还要残酷的迫害。在这里，天寒地冻的气氛已提到了第一位，显然与任彦虎的“撒扇高瞻”就发生明显的冲突了。我又安慰他说，塑造一个新的人物形象，不是正好可以在环境和背景的制约下挤出点新鲜的点子来！我建议他不必因袭传统的手挥大扇，可以用眼镜代替扇子嘛！他笑了，说道：“任彦虎在脸谱上戴架眼镜，岂非天大笑话？”我解释说：“真要那样，也起不到代替扇子的作用。我所谓的眼镜，是根据明代发明的‘单照’而来。‘单照’很像一只带柄的放大镜，柄端有套索，挂在手腕上，用时，举到眼前，不用时，垂于腕下。昆曲《芦林》里姜诗的表演，就凭借这个‘单照’，创造出很多别致的身段。京剧里还没有使用过，你何不自我作古地利用这个新鲜的小道具，创造些花脸的身段？”他琢磨着我的话，不由自主地就动作起来，我鼓励他深思下去，便接着又说了一句：“你可以勾歪脸。”他听到“歪脸”二字，转动着他那大而有神、熠熠发光的眸子，拍手叫道：“好！勾歪脸！照眼镜的身段和神气就都可以使出来了！”在愉快的气氛中，世海欣然接受了我的建议，结束了我们的话题。

在南京公演的十余天中，绝大部分时间，我多半与团中同志谒中山陵、访灵谷寺、看无梁殿、游莫愁湖、登鸡鸣山、逛夫子庙、品茶白鹭洲、摘叶栖霞岭。尤其是在阴雨天气，我总是约上骆洪年，披上雨衣，乘黄包车到雨花台去寻觅雨花石子，所得虽皆俗品，而亲手挖掘，反增亲切之感。夫子庙一带，旧货摊鳞次栉比，瓷玩书画我也囊括不少。

《野猪林》公演之后，轰动了南京市，报纸上纷布花絮。有一家晚报竟刊出了“翁偶虹杰作野猪林”的消息，我心中十分不安。幸而在文化局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我郑重声明：“《野猪林》完全是李少春编写的，我只是参加了一些意见。”由这件事，想起前不久在上海公演此剧时，有一天在马路上，遇到了先后曾在黄金戏院和中国戏院担任经理的汪其俊，他劈头就说：“这次少春到上海，又亏了您编的《野猪林》，营业呱呱叫，钞票栲老老！”我再三向他解释，他只是摇头微笑而已。(www.daowen.com)

南京期满，已近岁暮，全团欢欣鼓舞地奏凯回沪。迎头看到天蟾舞台门首高高悬挂着新剧《云罗山》春节公演的预告，无声的鞭策，使我准备风尘少息，即与少春投入排演的实际工作。哪知席尚未暖，一个消息传来，骚动了整个剧团及天蟾舞台的全院演员！原来是那位约角的顾某，乘我团离沪之机，席卷了我团两个月演出的庞大利润，逃到香港去了。院方无人负责，怎能再谈续演？演员演戏，向来是“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大家本来是热烘烘地抱着春节续演的兴奋之情而来，突遇这意外的一盆冷水，顿觉心灰意懒；又兼腊尾在即，人们很自然地兴起家园之念，都想赶回北京欢度春节。虽然天蟾舞台的本院演员一再要求双方自负盈亏，民主合作，少春、世海难却众情，本已初步应允，但是剧团的多数同志归乡之念已定，留沪之局难谐，终于筹措了一笔路费，全团人员分两批由沪回京。濒行，刘斌昆兄为我送行，共进猪肉春韭水饺，依依话别，他向我索取了《新蝴蝶梦》剧本，预备到苏州挑班演出。饭间，华香琳也赶到刘家，寒暄之后，她很失望地看着我，自言自语地说：“《洪宣娇》剧本流产了。”原来，我在去无锡、南京之前，华香琳曾托斌昆兄约我在她家宴会，席间，恳请我给她编写《洪宣娇》，我辞以居停纷嚣，难于动笔，她动议在国际饭店给我开一个房间。盛意难拂，便答应她从南京返沪之后，上演了《云罗山》，可以移榻国际饭店，满足她的愿望。不料事与愿违，天蟾局面的突变，不免使她的愿望也成泡影。

天蟾局面的突变，倒没有严重影响全团的奋斗情绪，而在回京之后，突变后又有突变，原来少春、世海为了意气之争，牵扯到“分红”问题，双方各持己见，势成僵局，既不能及时演出，《云罗山》自然搁浅。我就是在此期间，完成了程砚秋请我编写的《香妃》剧本。虽然我得此余闲安心写作，而社会上的舆论，都为李、袁分裂感到惋惜。不少戏友，接踵临门，询问消息，征求我的意见，我明确主张：李、袁应当永远合作。一天，世海来访，他问我：“我现在的地位，能不能自将一军？”当我肯定了他的艺术造诣之后，他便单刀直入地说：“您能不能捧我一水？我请一位文武兼全的武生，我也撑起大纛旗！”我说：“当然可以。不过，你和少春，在目前的剧坛上，是二难并的人物，合则双美，离则两伤。我从京剧事业发展的前途设想，你们俩还是合作的好！”世海默然久之，最后慢吞吞地吐出几个字：“就怕他不肯让步。”我笑着说道：“意气之下，感情迷惑了理智。再容他一周左右，大家冷静下来，我保他到草厂胡同袁宅当面让步。”世海也笑着说：“这话，我也信。我们大爷（世海之兄袁斌侯）常说，翁先生真有两下子，不然，谁能和少春打这么长的交道！”世海去后，我便扮演了《将相和》里“虞卿”的角色，翌日到高碑胡同少春家里，为他分析了与世海合则双美，离则两伤的道理。少春仍然保持着他那沉静的本色，也慢吞吞地说：“这些道理，我都懂。就怕袁三哥不肯让步。”他们俩人的表态既然一致，“虞卿”就有戏可做了，我抓住机会，用“原场换时空”的编剧方法，伴同少春即赴袁家。少春、世海对坐在沙发上，不是怒目相视，而是泪眼互瞠，我有意识地体验这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感情，不开“锣鼓”，却用“长撕边”看他们怎样表演。足足有五分钟的工夫，少春首先滴下泪来，握着世海的手，说道：“三哥，您原谅我。”世海也湿润着眼睫，交互地握着少春的手，说道：“贤弟，你也体谅我。”我望着这两位天才的编剧家，居然把前两场的“不肯让步”，异口同声地化为“原谅！体谅！”展示内心，何其简洁！我这个扮演“虞卿”的，自然也要应变改词，不能再“翻瓤子”，便也学他们那种惜墨如金的手法，说了声：“都是误会。”少春、世海都笑了。为了敲定此局，我又补充说：“一切事找阎绪春商量，没什么不好解决的（阎绪春是当时剧团的经励科，负责经济上的分配）。”当时我们的话锋，很快地就转向演出方面，世海提议趁机改组，加入叶盛章，少春欣然同意。我又沿用“原场换时空”的方法，三人行打道海北寺街太湖叶宅。叶盛章参加新中国实验京剧团，早有动机，所以一拍即合。我们又研究了旦角的人选，我推荐了黄玉华，她艺术好，品质也好，可以长期合作，大家都很同意。即由张盛利到黄家聘请，玉华一口答应。另外，剧团还加入了武旦阎世善、小生兼武生李元瑞、老生耿世忠。盛章又带进他的傍角高盛虹和徐世宸。阵容扩大，剧目翻新，全团同志闻此消息，兴奋之情，不能自已。“打炮”戏上演了全部《连环套》，少春天霸，世海窦尔墩，盛章朱光祖，这在当时已算三绝。而少春、盛章续演的《三岔口》，以及《野猪林》中增添了盛章的李小二，盛章主演的《酒丐》中世海配演知县，更属锦上添花，观众欢迎之余，都说眼福不浅。

剧团重兴，自然把排演《云罗山》的计划提到日程上来。在剧本初稿的基础上，根据新的阵容，又有所改动。每天下午大家在高碑胡同少春住的西屋里聚会，参加者还有孙盛武、骆洪年、李幼春等。

梆子原本的《云罗山》，主要是写任彦虎在庙会上调戏白士永之妹白素莲，白士永据理而抗，触犯了任彦虎的“虎”威，继而发展到劫持白士永的父母，后花园逼婚不允，双双被戮；白士永携妻妹同逃，在北风凛冽、大雪飘扬的酷寒中，爬过云罗山，投奔他的表兄云尚吉；云尚吉再越云罗山，夜擒任彦虎，杀虎报仇。全剧的重点，安排在“庙会”、“庭责”、“过山”三场。我在上海改编此剧时，已然感到梆子原有的情节，未脱抢男霸女、鱼肉乡里的窠臼，我想在阶级压迫和阶级斗争的发展中深化主题，同时还要保留梆子原有的表演技巧。我和少春商定：任彦虎之迫害白家，不只是白士永父子两代，还要延伸到第三代——白士永的儿子。在第三代受迫害的过程中，更可以反映出地主阶级的残忍凶暴，被压迫阶级的悲惨痛苦。我们重新结构了全剧场次，从第一场起就要贯穿全剧的行动线。这样，剧本完成之后，已与梆子原本大相径庭，与其说是改编，毋宁说是新编了。

《云罗山》的第一场写任彦虎从京都返回故乡均州，他的父亲当朝首相任伯玉临别切嘱：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希望早抱孙儿，接续任门香烟。并谈到任彦虎的发妻蒙氏若不生男，任凭彦虎休弃讨妾。这里就埋伏下任彦虎迫害白家三代的主线。以下继写任彦虎妻蒙氏得到刁仆任郎的密报，生怕自己养不出儿子而失宠，找来她的兄弟均州知县蒙三靠，定计假装怀孕，蒙哄任彦虎，由蒙三靠设法偷来一个新生的男婴，以为己出。均州的牢狱里监押着一个飞贼刘小义，蒙三靠甘言相诱，唆使他盗取白士永家刚刚落生的男婴。男婴到手，蒙三靠为了灭口，预设埋伏，暗算刘小义。刘小义逃脱，既恨蒙三靠之狠毒，又悯白士永之遭遇，更悔自己为虎作伥之无行，蓄意报复，但又不敢出头露面。任彦虎则以为蒙氏真的生了儿子，即命任郎勒派各家佃户于弥月之期汤饼会上各献礼品，以为庆贺。当白士永看到任彦虎的婴儿就是自己的儿子时，不禁失声痛哭，扑前相认，蒙三靠生怕揭穿真相，酷打白士永，强迫他向任彦虎的“儿子”叩头谢罪；又传来白士永的父母，命他们献上女儿白素莲为婢。白家二老，厉声相抗，惨死在任彦虎的刀下。白士永忍气吞声，急携妻妹逃走，过云罗山，冻馁而僵，幸得猎户万雄飞以虎血相救，死而复苏。刘小义也随后赶到，控诉了任彦虎迫害白家三代的暴行，激起阶级的同情，众猎户在万雄飞的号召下，揭竿而起。除夕之夜，刘小义以献虎皮为名，赚入任府，里应外合，杀死了任彦虎和蒙三靠，歼灭了均州之虎，报复了阶级之仇。

全团同志听我读了剧本，都很满意。按剧派角：李少春演白士永，袁世海演任彦虎，叶盛章演刘小义，黄玉华演白妻方玉娇，李文英演白妹白素莲，李世霖演白父白守训，李金泉演白母，孙盛武演蒙三靠，李幼春演蒙氏，骆洪年演任郎，娄振奎演前部任伯玉、后部万雄飞，张盛利演哑巴老人。

梆子的《云罗山》，虽然绝响于北京舞台者数十年，而一般老观众犹有印象。京剧《云罗山》的广告一出，先声夺人，老观众希望在李少春身上再看到当年梆子小生王小旺的绝技，而新观众在老观众的口头介绍下，大多认为这是一出好戏，欲先睹为快。演出成绩，自然是连上满堂。剧中一切绝技，都从李少春的坚实功夫中表现出来，一时轰动了北京剧坛。天津中国大戏院闻风而动，立即派遣李华庭来京约请赴津演出。“红底子”的演出土壤上，又绽开了新剧之花，连演连满，欲罢不能，一期之后，又续一期。继《云罗山》接踵而上的新剧，已然内定为《将相和》。正在营业鼎盛，群情高涨之际，不料叶盛章与骆洪年偶因细故，发生矛盾，牵扯到全团的组织问题，又引起少春、世海之间的二次决裂，只得草草回京，剧团再度出现了分裂局面。

这次决裂的原委，经过我三访李、袁、叶，才知道问题很小而纠缠很多，我想再次扮演“虞卿”角色，说服“将”、“相”二次合好，却又深感棘手，只得暂且怀着惋惜之情，等待寻找机会。在主观上，我对于李、袁的“将相和”颇有信心，迟早之间剧团还要花开三度。利用这段空隙时间，我除了重修《将相和》剧本外，还为李少春、袁世海、叶盛章编写了一出《三好汉》，这是根据《水浒》素材，把史进、鲁智深、时迁三位好汉的故事综合在一起而写出的。预定少春演史进，世海演鲁智深，盛章演时迁。剧本尚未杀青，万子和登门相约，传世海的口信，请我到天津为谭富英、袁世海排《将相和》。对于这个邀请，我感到又突然又不突然。原来李、袁再次分裂之后，谭富英听说我已写好《将相和》剧本，悬而未排，就托万子和向我来讨取。我从剧本的演出质量来考虑，认为富英扮演蔺相如也是个标准的人选，宝刀应送烈士，不过，剧本是我为新中国实验京剧团编写的，首演权应属李、袁。再者，当时谭富英与裘盛戎的合作尚未实现，廉颇缺席，一时也不会排演。岂料如今世海随富英出演天津，动议排此，遣人面约，所以在不突然的情况下又感到突然了。由于思想上的矛盾，不能立诺，只得敷衍子和，约日再议。我正在左右为难，恰好少春来访，闲谈之余，提及此事，少春却很坦率地说：“谭先生要排《将相和》，是件好事，您可以为他排。他演是他的路子，将来我演是我的路子，毫无抵触。现在我与世海一时不能实现此剧，为什么要把一个好的剧本束之高阁？”一席话，感动得我直瞠瞠地望着少春，默想这样一位艺术高超的演员，又有这样一副光明磊落的胸怀，真是菊圃之瑞，梨园之珍！区区之笔，一定要辅之成业，定鼎中原，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我来到天津，小培、富英父子殷勤招待，为我安排了清静的房间。按照富英的想法，我把《将相和》剧本作了三处改动：一处是删去了“庆功宴”，蔺相如在金殿对策时首次上场。一处是“过函谷关”的唱段，仍用刘鸿升当年演出的路子，唱［西皮导板］、［原板］，唱词则将“人辰”辙改为“江阳”辙。一处是最后的“请罪”，蔺相如唱［碰板二黄原板］。富英为人谨慎，我了解他的心情，只用了一个晚间，全部改好。他对此非常满意，我趁势说道：“其实您的脑后音很充实，唱‘人辰’辙没有问题，不然的话，《空城计》的［慢板］、［二六］，怎能那样的脍炙人口？”他说：“当年刘鸿升先生这一段‘人辰’辙，我只听过，没有学过，单凭听唱片，照猫画虎，未免欺世。咱们这出《将相和》是新编的，莫若再费您点笔墨，改个辙口，全剧的词句焕然一新，也算是我的创新。”他这种对艺术高度负责的严肃态度，正说明他那谨慎的性格并非泥古，而是在认真的前提下解放思想的。剧本改好，准备开排，却又发生了故障。原来当时富英剧团的阵容，首席花脸是刘砚亭，砚亭是刘砚芳的胞兄，专工武花脸，一向跟随杨小楼，扮演二路角色。钱金福逝世后，砚亭循阶而上，补充了钱金福的席位，扮演《五人义》的颜佩韦、《宁武关》的李虎、《铁笼山》的司马师等，颇称楷范。后来，他又锻炼出一条好嗓子，兼演架子花脸，马谡、黄盖、曹操等角色，演来也颇有特色。富英新排的全部《打渔杀家》，砚亭饰演倪荣，最后“劫法场”，他袭用《通天犀》的路数，颇收豹尾击石之效。这次排演《将相和》，是袁世海的动议，自然是世海饰演廉颇，屈砚亭于秦王。砚亭声称自己看过当年刘鸿升的演出，对于梅荣斋扮演的廉颇，很有心得，跃跃欲试。两个廉颇，相持不下，致使赋性忠厚的谭富英左右为难，几番磋商，满期已近，只得作为悬案，留待回京解决。

李、袁、叶合作的新中国实验京剧团，自演出《云罗山》之后，引起文艺领导部门的重视，希望剧团能排出更多更好的新剧。而停演两月之久，新剧阒然声寂，这当然又引起文艺领导部门的关怀。我回京之后，首先接到戏曲改进局副局长马彦祥的电召，继又承北京市文艺处负责人王颉竹来访，详询剧团停演的原委。马、王二同志为了京剧事业的发展，毅然代为斡旋。由彦祥同志出面，柬请李、袁、叶会宴于便宜坊。事先，我又扮演了“虞卿”角色，把戏改局和文艺处的关怀，详细地告知他们。在烤鸭席上，党对戏曲工作者的关怀，如春风化雨，感彻心脾。李、袁、叶那种百炼钢的成见，已在谈笑声中化为绕指柔了。一天云雾散，绚烂的朝霞，又映红了新中国实验京剧团前进的征途。即日受天津中国大戏院之约，赴津公演，决定在演出之暇，排出新剧《将相和》。

李少春、袁世海由“将相失和”而排演《将相和》，一时剧坛上传为佳话；而谭富英在北京也实现了与裘盛戎的合作，几乎是同时，他们也排出了《将相和》，佳话之中，又传佳话。我以《将相和》的编者身份，既参加了李、袁《将相和》的导演，又执行了谭、裘《将相和》的导演。与我厮熟的朋友们，竟也视此为我一生编剧中的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