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庄严的开国典礼中宣告成立，天安门前升起了五星红旗。北平仍名北京，定为新中国的首都。中国人民从此迎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

我与李少春几度合作，在艺术交流中互相默契。通过排演《血泪城》，相知更深。少春的思想，始终是跟随着时代的脚步不断前进的。他从天津演罢归来，先不忙于在北京演出，而是用了个把月的工夫，把剧团改为集体所有制，并来征求我的意见，聘请我担任剧团专职编剧。我因与“校友剧团”有约在先，不能不就商于菊隐。而此时的“校友剧团”，许多矛盾交织一起，难于解决。少春敦促甚急，我只好与菊隐兄说明：暂为少春帮忙，几时“校友剧团”整顿就绪，我还是落叶归根。菊隐兄本来就非常钦佩李少春的艺术创造能力，他经过认真考虑，爽然地答应了我的请求，并祝愿我响应党的戏改政策，为少春编写几出有利于人民的戏。于是，在一九四九年秋天，我正式加入了李少春、袁世海的剧团，担任专职编剧。

这个剧团，最初仍沿用李少春的“起社”名称，以李少春、袁世海为主演，后来加入了叶盛章和黄玉华，于一九五〇年改名为“新中国实验京剧团”，实行民主集中制，以团结互助的精神，建立集体领导、明确分工、层层负责的组织机构。剧团力求贯彻毛泽东文艺思想，配合人民政府的戏曲改革工作，达到以“推陈出新”的、科学的、民族的新京剧而服务于人民大众为目的。团内设团务委员会、演出委员会、学习委员会和演员队。团员均为薪金制，以团员的艺术水平及文化水平民主按分评定。当时的团员，除李少春、袁世海、叶盛章主演外，有黄玉华、孙盛武、骆洪年、李世霖、娄振奎、阎世善、李元瑞、张盛利、张盛禄、苏富宪、韩洪奎、钮凤华、李益春、茹木春、叶德霖、霍德瑞、孙玉奎、王德元、李铁三、杨世海等。剧团从一九四九年秋成立起，到一九五一年十月一日全体参加中国戏曲研究院止，经历了两年。我在这两年之中，并没有做出什么出色的成绩，仅在编剧、导演两方面略有收获。

首先是屏去了许多干扰，精力集中，除为本团写戏之外，在业余时间还写出了《窦尔墩》、《满江红》、《小鳌山》等剧。《窦尔墩》是描写窦尔墩青年时代学艺结婚的故事。这个剧本曾由上海杂志公司出版，外地许多演员都排演过。《满江红》是增益首尾的《打渔杀家》，更多地撷取《后水浒传》的素材，并保留了传统戏全部《庆顶珠》的精华部分。少春、世海、盛章本拟排演，因当时演《打渔杀家》者过多，尤其是谭富英剧团，演此戏亦已增加首尾，为了避免同业竞争，以致搁浅。《小鳌山》是我给谭富英编写的剧本，取材于《水浒》的“宋江夜看小鳌山，花荣大闹清风寨”。传统戏里，演宋江的“小出身”，只有《坐楼杀惜》和《浔阳楼》，这两出戏都描写了宋江怎样热情地支持起义英雄，并在强烈的矛盾中刻画了宋江的基本性格。但作为一个起义军首领的宋江，他的性格乃是多方面的。《小鳌山》的故事，就是表现宋江性格的另一方面：他主持正义，规劝王英，维护起义队伍的纯洁，同时也表现了他在军事上的才能。宋江夜看小鳌山，被恶吏刘知寨夫妇以恩作怨，陷身囹圄，两度被救，与花荣同归清风山。面对慕容知府派来的强敌霹雳火秦明，宋江运用智慧，迫使秦明夜走瓦砾场，投诚清风山，并说服镇三山黄信，同归水泊。在这个完整的故事中，从失败转向胜利，全系于宋江一人，不但展示了宋江的全面性格，还突出了宋江的军事才干。在一般的水浒戏中，几乎都是用写刘备的手法写宋江。宋江上得梁山，忠义堂的金交椅上有了一位智多星吴用做了军师，无形中，吴用就是诸葛亮的化身，而宋江即等于刘备的地位；运筹帷幄，决胜千里，只见吴用的智多星明，不再见宋江的及时雨沛。我认为历史上的刘备和宋江，并不是军事上的庸才，在小说和戏曲夸张的艺术手段下，突出诸葛亮和吴用，冲淡了刘备和宋江，原无不可，但是刘备和宋江的军事才能，还是应当放在肯定的地位。这是我为谭富英编写《小鳌山》的基本思想。因而这个剧本写得篇幅较长，主要人物除宋江外，还有花荣、秦明、王英、黄信、燕顺、刘高、刘妻等。

谭富英收到《小鳌山》剧本，通读之后，请我到他家里作了一次长谈。在万子和的陪同下，我来到谭家。那时富英还住在大外廊营的祖居“英秀堂”，面对这梨园汤武的谭派创始人谭鑫培先生的故居，我不觉肃然起敬。在前院，富英的父亲小培先生迎我到他的起坐间里。十余年前，我曾来拜访过他，蒙赠老谭先生的《翠屏山》剧照（与田桂凤、余玉琴、余大傻子合摄）和小培先生的《连营寨》剧照、富英的《定军山》剧照。往事依稀，重温旧话，畅叙良久。富英始终是侍立在侧，不敢就座。子和机警，觑个空隙便对小培说：“请翁先生里院坐，谈谈剧本吧。”小培哑然失笑地说：“瞧我，只顾抖搂那些陈谷子烂芝麻，忘了正事了！请翁先生和富英先谈，饭后，我们再接着聊。”

富英住里院正房，会客在东侧三间。室内布置简洁，不像尚小云的“芳信斋”那样珠辉玉朗，也不像程砚秋的“雅歌投壶弹棋说剑之轩”那样诗情画意，更不像余叔岩的“范秀轩”那样古朴堂皇，只是简单的两套沙发，圆桌长几，间列方椅。既无文玩点缀，亦无花木掩映。洁白的墙壁上挂满了历代帝王像和历代贤臣像，沙发的夹桌上面，摆着一部正在浏览的《三国演义》，后面有一个小木匣，匣上安放着一只极小的煤油炉子，炉子上放着一把西洋制造的小铜壶，前面有一把“饮场”用的小茶壶，两只杯子。在我们竟日之谈的过程中，我发现富英起坐在这间会客室内，对于墙上的图像和桌上的小炉小壶，似乎是不可须臾离的。我们交谈的开端，是在他恭敬地双手握着《小鳌山》剧本向我长揖致谢之后，由《水浒传》而谈到《东周列国志》和《三国演义》。他熟读过这三部小说，从小说里描写的人物，自然就引到墙壁上挂着的图像。他一一指给我看，从图像上又引到他所熟悉的这些人物的故事。如此回环引逗，使他谈笑风生。有人说谭富英沉默寡言，守口如瓶，其实他不但不是沉默寡言，而且还是很健谈的。但是谈不到五分钟，他必然要习惯地划着火柴去点燃那小煤油炉子，炖一炖炉上的小铜壶，只五六秒钟，他又捻灭炉子，把小铜壶里的热水，倾倒在小茶壶里，呷上一口，接着再谈。这似乎是规律性的：谈五分钟，划一根火柴，燃一次炉子，炖一回铜壶，续一遍水，呷一口茶。在我看来，那炉子上的小壶，未必通热，壶里的水，也未必炖滚，而他呷下的茶，似乎很满意而且很适口。这可能是习惯性的神经作用，解疑而已。(www.daowen.com)

差不多两个小时过去了，我们的谈话仍然围绕着“三国”、“列国”。我只好觑个机会，从列国里的管仲，谈到三国里的诸葛亮，又从三国里的诸葛亮，谈到水浒里的智多星，从智多星才引到宋江。他却从宋江谈到《乌龙院》，由《乌龙院》又谈起他学习这出戏的经过。我正想打断他的雅兴，转到《小鳌山》剧本上来，也好交流思想，却看他双手一拍，拿起剧本，峰回路转地说：“您这个材料想得好啊！我老早就想演一出宋江亲自用兵，表现他出奇制胜的戏！”他这两句话，不但驱散了我的焦躁情绪，而且暗暗佩服：不枉他熟读小说，他确能细致地了解人物，分析人物。看来，在塑造宋江这个人物的想法上，他与我已然默契了。编剧者最好能够与演员、导演有某些程度的默契，然后创作剧本，才能有共同的语言、统一的步伐，朝着成功的目标前进。富英之所以侈谈“三国”、“列国”而不急于谈《小鳌山》者，原来是他对于这个剧本已然十分满意了。他只有一个意见、一个顾虑。意见是：希望在宋江智赚秦明之前，加上一段“二黄导、碰、原”。我当时略假思索，觉得这并不是孤立地增加一个唱段，而是要更丰满地写出宋江在军事上的善于筹划，便爽然接受了。顾虑是：剧中人选，差可胜任者——杨盛春的花荣、慈少泉的刘高、陈永玲的刘妻、张世年的王英、刘庆义的燕顺——只有霹雳火秦明，位居豹尾，颇费踌躇。谈到这里，富英沉默地在室内踱来踱去，一会儿摇摇头，一会儿点点头，一会儿皱皱眉，一会儿又习惯地划火柴、燃炉子、炖水呷茶，两只眼睛始终是对着自己的鼻尖，凝眸低视，他的思想，高度地集中了！

突然，小培先生一路笑声，由万子和陪着走进屋来，打破了岑寂，第一句话是：“翁先生，我有饭局，不能陪您。我已然在两益轩定了菜，叫富英陪您多谈会儿……”不容我客套两句，他就紧接着问富英：“本子对路吗？”富英恭敬地回答：“回您话，本子太好了！我演来合适。”小培笑着向我点了点头，刚要说什么，富英却拉着万子和到一旁，低声地谈了起来，最后子和说道：“我紧着办，看来没问题。”富英笑了，三步两步地走到我的面前，他自觉低语而却是高声地说：“秦明有了！准压得住阵脚！”我正在莫名其妙，小培似问似答地说：“怎么？盛戎答应合作了？”富英、子和差不多同时地说道：“九成九了。天津归来，就可定局。”至此，我才明白，原来富英正酝酿着与裘盛戎合作，想请盛戎担任《小鳌山》里的秦明。

子和陪着小培先生去了。富英和我，在愉快的气氛中同进晚餐。一只小圆桌，摆满了两益轩的清真风味。屋子里进来五六个人，而就座的只有富英和我。原来谭氏家规，长辈用餐，晚辈都要环立伺候，小培就是这样地伺候谭鑫培，富英也是这样地伺候谭小培。此时，富英的儿辈都有戏上戏院去了，三房儿媳遵例地环侍左右，就是富英夫人也不能同桌进膳，照样地站在一旁，斟酒布菜。满桌珍馐，富英不动一箸，他只是一杯一杯地喝黄酒，我以白酒陪他。他面前放着一只凸凹变形的陈旧小铝锅，锅里是黄焖羊肉，他喝一口酒，夹一箸子羊肉，约略十分钟后，即命儿媳拿铝锅到厨下温一温，也只是短暂的一温，又端了上来，如此循环加温者七八次之多，这倒与他呷茶的习惯一样，神经性的解疑而已。

月余之后，谭富英、裘盛戎果然合作了，组成的剧团名为“太平剧团”。观众怀着热烈的希望，看他们那些功力悉敌、合乎理想的传统剧目的演出。每场必满，一时谈不到排练新剧。其间，我虽然与盛戎个别地谈过塑造秦明这个人物的问题，盛戎也出了些宝贵点子，点子之一，就是加唱，我都满足了他的要求，添写了新的唱段。只是由于新中国实验京剧团不时巡回演出，我在京的时期很少，《小鳌山》的排演，迄未实现。直到后来，由将相失和到将相再和，由将相一和到将相多和，谭、裘上演了我写的另一个路数的《将相和》，轰动北京之后，即受聘于上海天蟾舞台。上海盛况，尤甚北京，从此一演再演，蝉联不断。将近两年时光，谭、裘即以《将相和》为撒手锏，每演必满。营业上有了保证，《小鳌山》的排演便逐渐搁浅了。这个经验，恰与程砚秋演红了《锁麟囊》而搁浅了《瓮头春》的排演如出一辙。经验说明，为名演员编戏，演出失败，自然倒了胃口；而演出成功，往往也能导致某种副作用，尤其是在一剧大红特红的情况下，演员就像“饮至策勋，和乐且闲”一样，马放南山，刀枪入库，在一个时期内，不免影响了其他新剧的陆续排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