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还羁留上海的时候，焦菊隐兄已于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七日创办了“北平艺术馆”，馆分六部——总务部、戏剧部、电影部、音乐部、舞蹈部、美术部，中西并重，古今兼容。他为了实现改革京剧之志，首先组织了“校友剧团”，与储金鹏合作导演了欧阳予倩编写的《桃花扇》。不久，金鹏赴外地演出，菊隐记得与我在上海的约定，所以函电交催地请我回平。我与戏校的同学们是深有感情的，何况菊隐与我的交谊已非新雨之欢，更有班荆之契。费了许多周折，征得大来公司的同意，才于一九四七年旧历岁尾回到北平。春节过后，即着手导演菊隐编写的新京剧《铸情记》。这是他采用莎士比亚《铸情》的轮廓，根据中国古代人民的生活写成的。

也可以说是不谋而合，我在驻沪的后期，也就是唐韵笙上演折子戏的阶段，我也循大来公司之请，曾与朱石麟合作，写了一本中国式的《铸情》，改名《生死鸳鸯》，准备由李少春、李玉茹排演。同时应卡尔登经理周翼华之请，写了一本《英雄走国记》。这两本戏，都因我仓促回平而搁浅。当我看到菊隐兄编写的《铸情记》时，深感他的政治嗅觉比我敏锐得多。他在这本新京剧里，已然跳出莎氏原著的樊篱，因袭传统戏《讨渔税》的意境，加入了阶级斗争的内容，阶级观点非常鲜明。场次安排、表演提示，又都融化了歌剧、话剧的特点，为京剧注入了新的血液。菊隐兄是导演圣手，我岂敢弄斧班门，但他却十分诚恳谦虚地说：“十余年来，我虽然远离国土，却也间接地听到你编排戏曲的成就。搞话剧，我是当仁不让的；搞京剧，还是你内行。何况戏校同学经过你多年的熏陶，轻车熟路，事半功倍。我绝对信任你能把这出新京剧，焕发于旧都舞台。”故人推心置腹，我自然效当竭力了。在我对剧本提出某些修改意见时，他也诚恳地要我不客气地再以削补。既然相见以诚，谦让反而偾事。我便按着京剧的表演规律，修改多处，他都欣然同意，立即投入排练。剧中角色，多数是由戏校同学担任：王金璐饰演罗米欧，高玉倩、张玉英饰演AB制的朱丽叶，李金鸿饰演贵族少年，傅德威、朱玉安等饰演贵族公子，殷金振等饰演贵族恶奴。并特约前戏校的实习主任沈三玉饰演渔翁，萧英翔饰演老禅师（即原著中的牧师）。唯有乳娘一角，煞费甄选。经我苦思，想到了二十多年前享过盛名的女丑角一斗丑。又经我和高玉倩的敦请，一斗丑才肯出山。一斗丑本姓国，她原是在华乐戏院旁边开设水果局子的主人的女儿，习与演员接近，自幼入坤伶科班学艺，初学旦，后改丑，演于城南游艺园者多年，誉为全国第一女丑角。后又加入“奎德社”，排演过许多新剧，自与佟兰石结缡后，即已退出舞台，此时息影在家。我与佟兰石有同道之谊，因而熟识，一谈即允。一斗丑确是一位有经验的演员，她接到剧本，刻意揣摩，精心设计，从扮相到表演，不俗不浊，不瘟不火，忠实地完成了剧本所赋予乳娘这个人物的艺术使命。王金璐饰演的罗米欧，也很有特色，他把京剧里许多传统的精彩表演技术加以融化运用，成功地表现了人物新的姿态。当时的北平，币值日贬，百业凋敝，民不聊生，《铸情记》的上座情况，当然不够理想，演于长安戏院者半月，又换演了《桃花扇》。

“校友剧团”上演的欧阳予倩编写的《桃花扇》，曾与齐如山编写的《桃花扇》打过对台，颇得文艺界进步人士的赞许。这次再演出，菊隐兄又委托我重新加工，由高玉倩演李香君，沈金波演侯方域，王金璐演杨龙友，李金鸿演郑妥娘，张玉英演李贞丽，一斗丑演老尼姑，殷金振演田仰，萧英翔演阮大铖，沈三玉演史可法，剧情绚丽多彩，上座率反优于《铸情记》。尤以王金璐饰演的杨龙友，在“吃烧饼”一场里的表演，真有些粤剧丑生的味道，确是一个有才华的演员。

《桃花扇》上演以后，菊隐兄又敦促我编写一个新的剧本，由他来导演。我在《铸情记》的排戏过程中，受到这个剧本思想的启发，意识到写阶级斗争是编剧者应当提到日程上来的重要课题，所以我在选定了陈圆圆这个题材的时候，即把主角不单单地放在陈圆圆的身上。根据我参考的资料，在陈圆圆、吴三桂、李自成、吴襄、田畹这些重要人物的直接或间接的关系里，增添了一个田畹的奴仆田寿，一个使女离离，着力描写他俩的纯真爱情和革命思想、民族感情，从而发展了他们与田畹、吴三桂等的阶级矛盾，歌颂了这两个可爱可敬的所谓卑贱者，抨击了那个“将军一怒为红颜”的吴三桂，同时也背面敷粉地歌颂了农民起义的领袖李自成。此剧定名为《血泪城》，菊隐兄看过剧本，表示满意，但又有所顾虑地说：“这个剧本，写得尖锐，最好先放一放，等一个时期再着手排演。”这时，国民党发动的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已然明显地走向颓势，我们也都意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在挣扎的末日里，会不择手段地疯狂扼杀文艺界的进步作品，甚至进行人身迫害。正在这徘徊不定的时期，暑夏又发出了酷热的威胁，菊隐兄便拟与青岛剧院接洽，率领“校友剧团”去那里演出一个时期，借以避暑。计划未定，我又接到上海大来公司的急电，促我返沪。我估计可能是李少春和李玉茹组班上演，排练我在上海编写的《生死鸳鸯》和《英雄走国记》。

那时，国民党政府滥发纸币，逐日贬值，大来公司驻京代理人何海生给我送来包银，数目已然是多少多少亿了，隔日又送来飞机票。盛暑天气，行装简便，我只携带一只手提箱，乘机直抵上海。大来公司把我安置在国际饭店，那时九福里的演员宿舍已改建为文华电影公司的办公处了。当晚，吴性裁派车接我到他的公馆，设宴洗尘。旅途劳乏，赴宴较晚，客厅中已有梅兰芳、费穆在座，却不见少春、玉茹及其他演员，这又不免使我暗暗估计，此来不是为二李排戏，可能是为梅先生写戏了。

为梅兰芳先生写戏，是“其心乃深喜之，其意若有憾焉”的一道难题。在一九四六年的文艺小憩俱乐部“京剧改革座谈会”上，我与梅先生多次作过艺术交流，相谈甚契。他曾请我给他编写一个剧本，并且推心置腹地说：“我的新剧，以《凤还巢》、《生死恨》为转折点，在这以前，差不多都是佳话题材，没有什么情节。可惜像《凤》、《生》这样的戏太少了。我很喜欢您给老四（指程砚秋）写的《锁麟囊》，多么动人哪！您能不能也给我写这样一个剧本？”我对于梅先生那种日丽中天的风度、威凤祥麟的仪表、妙通造化的表演、戛金泻玉的声腔，早已五体投地，为他写剧，自然是寸莛之叩，与鲸奏而流声；数武之飞，附龙媒而俱远。不过，在旧社会的陋习局限之下，无形中似乎划了一道鸿沟。因为在当时的剧坛上，梅程对峙，壁垒分明，我既多年来为程砚秋编剧，客观上已皈依程门。楚材晋用，仿佛总是道义上的微瑕。我固知砚秋开朗，不会意气用事，因此而疏远交谊，但也必须当面说明，得到他的谅解。而陋习顽固，缄口难开。既未能陈情于程，亦不能表态于梅，时至今日，顿觉尴尬。幸喜寒暄之后，吴性裁开门见山地说明原委，才使我的惶惑之思一扫而飞。原来是梅先生正与费穆合作，拍摄《生死恨》彩色舞台艺术片，费穆担任导演，颜鹤鸣负责彩色片冲洗及录音方面的技术。由吴性裁投资，成立了一个以摄制彩色舞台艺术片为主的华艺公司。公司方面准备在《生死恨》之后，继拍梅先生的《洛神》，请我整理剧本。这当然不涉及新编剧本的问题，既无憾于程，又得偿于梅，我自然是欣然接受了。次日，移榻于华艺公司的经理间，在电扇飒飒凉风中，我即着手整理《洛神》剧本，不时与梅先生研究商讨。记得第一个镜头是陈思王曹植抚枕遐想，幻出洛水之滨，展开了影片的序幕。改写成名剧作，必须尽量保持原貌，驾轻就熟，只用了半个月工夫，即已完成。这年虽然奇热，我仍坚持上午写作，下午闲游，本想利用余暇为周信芳写完《中山羹》剧本，恰值他在外埠演出，有些问题须待他回沪面商。无已，就借此机会，为叶盛兰写好了《投笔从戎》。这个剧本也是盛兰一再催促，言犹在耳的，我只得在“受知如负债”的心情下，不渝诺言地献刍荛于知己。(www.daowen.com)

写作生涯，岁月易逝，转眼入秋，欣看《生死恨》影片拍摄成功，虽然在彩色冲洗方面不太理想，而已聊胜于无。公司方面即拟投入《洛神》的拍摄工作。不想愁云怨雾，笼罩沪滨，国民党又一次实行“币制改革”，把法币易为金圆券，以一九四八年八月十九日的物价为标准，实行冻结，搞得民心惶惶，纷纷抢购。上海的四大公司和一切商店一时无不货架空空，室如悬磬。人们手里拿着金圆券，买不到东西，即便买到，也是积压的底货，多少年没人理睬的滞销品。而且币贬价增，贵得吓人！尤其是饭馆餐厅，无不下帘打烊，形同歇业，街上的饮食摊贩，也少得可怜，只有良乡栗子，尚可充饥。我生长于北方，喜吃面食，华艺公司备有两餐，早晚都是米饭，逐渐倒了胃口，我必须到北方饭馆如青梅居、十乐坊、洪长兴、德盛馆等处，隔顿进餐。突遇此变，觅食无门，心颇悒悒。同时又从文艺界进步人士口中得知，我解放大军在各处战场上，正以雷霆万钧之力，节节胜利，国民党政权已处在彻底崩溃的前夕。菊隐兄又几次来函，催我回平；盛兰、少春也数致鸿鲤，询我归期，准备排戏。衡量得失，我并非斤斤计较于一个月的金圆券包银只能买到一顶礼帽、一件衣料和一只帆布箱子的小节，倒是珍重前途的思想，使我不能不再提出回平的要求。公司方面已经拿到《洛神》剧本，挹注无碍，便很融洽地给我买了“霸王号”飞机机票，设宴送行，约以明年再到上海。我遂于十月一日，与杜近芳的养父杜菊初，同机飞回北平。

回到北平，菊隐兄外出，第一个来看望我的是李少春，继是叶盛兰。盛兰得到《投笔从戎》的剧本，十分兴奋，准备熟读一遍，即行排练。少春此时，因北平伤兵麇集，不但白看戏，白吃饭，而且骚扰滋事，一般观众大多裹足不前，大大地影响了上座率，索性辍演，闭门写戏。他正与袁世海研究改编《野猪林》剧本，已具规模，喜我归来，庆得臂助。他的设想很好，把杨（小楼）、郝（寿臣）当年演出的头本《野猪林》和二本《山神庙》，浓缩为一日演完，适当地丰富了林冲的唱、念、做、表。如“菜园舞剑”，杨小楼当年有志未遂，少春偿之；“误陷白虎堂”，展开对质的念白，突出了矛盾的高潮；“长亭生离”，从“修书”上增加唱念，以背面敷粉的方法渲染了林冲迫不得已的从权心情，衬托出深厚的夫妻恩爱；“发配”一场，唱京派拨子，戴手铐翻“吊毛”，以及“山神庙”的甩衣御敌，夺枪群战，都比杨、郝演出的原本丰富得多。我很鼓励他完成此剧，他却有些倦鸟知返，请我信笔一挥，迅速脱稿。按情谊讲，我是少春的师叔，义不容辞。但是，杨、郝原本是我的朋友吴幻荪编写的，假若我把他的大作以大手术肢解起来，未免损伤他的自尊心。我诚实地说明原因，得到少春的谅解，同时我也不厌烦琐地弥补了他剧本上的不少漏洞，鼓励他再接再厉，遇有石碍峰阻，我即代他开路，少春很兴奋地写了下去。那时我们两家都装置有电话机，一日之内，总是四五次地通电商榷，有些词句和他感到过不去的地方，就在电话里解决了。有些不能完成的唱念，他便先开“天窗”，留待我来填补。这种形式的合作编剧，也开了一个途径，把少春视为荆棘充塞的崎岖仄路，化为爽朗光明的康庄大道了。剧本完成之后，少春在高碑胡同寓所西屋，小酌相劳，他很有感慨地说：“编戏不易呀！看来尔尔，把笔矻矻。我有时为了两句词，喝光了一瓶啤酒，嚼完了一碟花生米，还是像滴不出水儿来的钢笔一样，挤不出一句词来。”我安慰他说：“只要你多读书，有了文学修养，伏案之际，就会左右逢源了。”由此，他深深地信服了我的经验，开始精研而又广泛地读书。我完全相信少春是个编剧的人才，自编自导自演的灿烂前途正在向他招手，所以在《野猪林》上演之时，我坚决主张在报纸和节目单上标出“李少春编剧”的字样，以巩固他日后编剧的基础。他当然很诚恳地不想埋没我的劳动，建议并列我的名字，我仍以“不伤老友的情谊”为借口，坚决拒绝了他的提议。所以《野猪林》历演十数年，直到拍摄成彩色影片，我都回避了编剧上的署名。只有在中国京剧院赴日本演出的节目介绍中，不知是哪一位深知底蕴者的动议，才把《野猪林》的编剧者改为“翁偶虹”，而把李少春列为导演。这本节目册，直到一九七八年才由温如华同志送给我看。此时少春已殁，我总认为“幕后大白，对不住死者”而悒悒终日。

叶盛兰已通读了两遍《投笔从戎》，略有改动，正在准备开排，恰巧李金鸿从天津回平，约我到津协助他们排演新剧。原来我赴沪以后，菊隐兄有事外出，“校友剧团”的《铸情记》和《桃花扇》已辍演，为了生活收入，由王金璐、李金鸿、沈金波等约请李洪春、张永禄、李春恒等加入，赴津演出于天华景，排演了《百鸟朝凤》等剧，听说我已回平，即请我赴津给他们排《美人鱼》。情不可却，只得通知盛兰，推延了排练《投笔从戎》的日程，由金鸿陪伴至津。即日排演了《美人鱼》，由田菊林扮演妙华，王金璐扮演伦贵福，李金鸿扮演妙珠，李春恒扮演周浔，沈金波扮演莫扶观，张永禄扮演黑雪公主，张海臣扮演张兴德，上座尚好。及至移到中国大戏院演出，前线上溃败下来的国民党伤兵与日俱增，盘踞了各个戏院，每场还卖不到十分之三的戏票，我主张停演！偏偏吴绛秋由平至津，要求加入演出，碍于情面，由他主演了三天，剧目是《红梅阁》、《小上坟》等。任凭李慧娘的阴阳宝扇、萧素贞的缟素孝服如何地挥舞翩飞，也驱散不了国民党伤兵的肮脏晦气，上座每况愈下，绝对不能续演了！可是承办者还欠了演员半个月的包银，几番索讨，只答应以演戏收入依次弥补。这个趋势，我已看出承办者是想杠上开花，绝不会剖椟献珠的。而此时战讯频传，国民党军队披靡溃退，眼看解放大军已近逼平津，我即劝说金璐、金鸿，不必再讨逋欠的包银，只要求承办者包打车票，大家迅速回平。我对他们郑重地说：“你们都有行头，一旦困在天津，发生意外，就会断送了你们一生的生活依靠。我只有一只手提箱，想走就走。你们必须要求承办者把你们的行头箱笼安全运回北平，此为上策。”当时中国大戏院的场面负责人郭少安在座，听了我的话，频频颔首，也在旁直言相劝。

他们不负我望，果然牺牲了半个月的包银，人与戏箱于旧历腊月二十三日祭灶之期，安全回抵北平。就在这天晚间，祭灶的爆竹声伴随着城外隆隆的炮声，震响寒空，北京解放的日期已喜近眉睫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