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蟾舞台举办了前后两期的“十大头牌”，主要是以李少春、李世芳、李玉茹、叶盛章、叶盛兰、袁世海、马富禄、魏莲芳、高维廉、王泉奎、郭元汾等难得荟萃一堂的时贤为号召，撑出了堂堂之阵，正正之旗，再把戏码摆得璀璨夺目，这样当然争取了大量观众。所以每日上演的节目，更是力求精致完整。李少春文武兼能，有时前面和袁世海、王泉奎演出《失空斩》，后面还要和叶盛章演出《三岔口》；有时大轴与李玉茹、郭元汾合演《二进宫》，前面还要和叶盛章、李玉茹、马富禄、高维廉等演出《武松与潘金莲》，中间上演叶盛兰的代表剧目《射戟》、《临江会》等。新剧只排演了我编写的《美人鱼》，李玉茹演妙华，李少春演伦贵福，袁世海演周浔，高维廉演吕元，叶盛章演云公。我为“校友剧团”编排的《白虹贯日》，经过袁世海的推荐，李少春极欲一演，“单头”虽早已写好，排练却遥遥无期，原因是传统戏叫座力强，乐得静以待变。

直到最后十天左右，诸贤的拿手好戏经过几十天的陆续上演，差不多抖搂干净了，我才接到院方的请柬，聚餐说戏。筵席上，院方提出排演《白虹贯日》的计划，首先由我介绍了全剧的剧情和主要人物。尽管快人快语的袁世海手舞足蹈地介绍了“校友剧团”演出时的热烈情况，院方却是冷冷地沉思默想，最后才提出他们的看法：一、剧情都是根据历史的，上海观众不易接受；二、剧名太冷僻，观众不易理解；三、新编不如旧传，用“南府秘本”号召观众。这三个意见，显然都是针对作者提出来的，当时筵席之上，十目所视，凝集于我。我首先答应可以更改剧名，但不同意用“南府秘本”欺骗观众。至于剧情源于历史，观众不易接受的提法，我也作了较为冗长的辩驳。我从写剧以写人物为中心谈起，谈到成功的传统剧目，都是以塑造人物为一剧之本，戏的情节是由有血有肉的人物支配的，也就是说情节是由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矛盾以及矛盾发展、矛盾激化、矛盾解决，表现于生活中的一切姿态而决定的，而并不是情节支配人物——先有情节，再写人物。更不是像彩头连台本戏那样先定了几场“彩头”，为了运用这些“彩头”而编剧情，再由剧情而想人物。多少年来的戏曲，只有开场的“天官赐福”、“财源辐辏”、“富贵长春”，送客的“金榜”、“封相”，属于一色的祝福迎祥之声，没有剧情，其他大小剧目，凡是演好了人物的，都有深刻动人的剧情，才能成为多少年来绵延不绝的保留节目。何况《白虹贯日》的取材，是在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下融入虚构，塑造人物也相应地费了些功夫，与彩头戏比，可以说一个是“洛阳花似锦”，一个是“庾岭素梅馨”；与传统戏比，可以说一个是“梅能傲雪香能永”，一个是“枫不经霜叶不红”。上演之后，上座踊跃与否，我不敢打包票，而看后的反应，我倒是能保证观众满意，不会倒了胃口。至于不提创作新编，冒充“南府秘本”，那是既欺骗了观众，也欺骗了作者。我是“狂固难辞，痴且不讳”地极力反对的。理由是戏曲界原有一个先天性的“不公道”——从来不提剧本作者的姓名。造成这样的恶果，最初当然是受了时代的局限，在思想上更表现出浓厚的封建意识。当年艺人自己编写的剧目，由于自卑而不敢以姓名问世，后来出现文人代庖，他们却又搔首弄姿地不屑以姓名示人。这就逐渐养成了一般演员常常以自己为中心的高贵感，仿佛他们享了大名，他们就是万能者；他们的一切杰作，都是他们自己创作的——包括剧本在内。在随着时代发展的戏曲长河中，很出现了一些优秀的剧作者，他们提供给演员们以丰富的营养，而演员们则大都只是表面上尊重，内心里却是轻视；或者是在恳求作者写剧本时是尊重的，而一旦剧本到手至演出，却又蔑视甚至不理睬剧作者了。此时的演员，对于一个剧本的成功演出，往往讳莫如深地不愿再提作者姓名，更何论刊印问世。他们似乎觉得请人编剧是自己的耻辱，原因就是他们总把自己看成是个万能者。当然，那时的剧作者行列中，确也有一些玩弄戏曲艺人的所谓“名士”，意在满足自己的色欲而不计其他；也有一些笔耕墨耘、仰鼻息于演员的落魄文人，旨在解决自己的温饱而不敢计及其他。这样，就形成了“奉天承命”不提作者的一条定律。我在未从事编剧之先，即为戏曲作者的湮没无闻而感喟。当我给中华戏校试写了几个剧本，并又经我亲手导演而实现于舞台，似乎是“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许多报刊记者，识与不识，都自动地把我的姓名刊于报端，视为花絮。花絮虽轻，究竟窥见了春色的一斑，这是因为戏校的学生们都是天真烂漫的好青年，没有过多地受到旧式科班的影响，也没有步入所谓名角之林的戏班剧社，他们赤诚地实话实说，把某一个剧目的演出，从编写到排练的整个过程都是如实地公之于社会，意非说项，实树口碑。不只一些刊物首先发表了我这个编剧者的姓名，而且逐渐地见于广告、戏单。不可否认，我的剧本表现于舞台上的成绩，有许多是经过戏校同学和有关的表演艺术家们再创作而升华的，但是他们始终没有埋没了编剧者的劳动，直到今日，天蟾舞台门首的新剧预告，还大书特书地高标着鄙名。我既为戏曲作者开拓了一条荆棘之径，就有责任坚持下去而不能遇难而退，树信义于今日，固绳墨于未来。我想院方是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整个的戏曲事业，为什么又在这一出《白虹贯日》上，要演出一段“南府秘本”取代“偶虹剧作”的戏外之戏呢？我滔滔不绝地说了许多。当时第一个对我的话有反应的，是久办共舞台彩头班的周剑星。我以为他必定是“吃讲茶”式地耍出白相人的“辩才”，不想他却郑重其事地说：“今天我才明白，编戏是要写人物，不能只编剧情。以后翁先生久驻上海，我想请您编一部写人物的连台戏，改变改变彩头戏的老套子。”他这几句答非所问的老实话，又使全场寂然。大来公司总经理吴性裁似乎打圆盘地说：“饭冷了，大家先吃饭吧！”在各自“努力加餐”的空隙间，我看他和李少春耳语了许久，少春眉扬色舞，性裁频频点头。饭后，他向大家说：“《白虹贯日》一定要排。下午我还有事，不能再谈。晚间请翁先生到我家小酌，我们继续商量。”

吴性裁的公馆，是一座拥有广阔草坪的楼房，可以在草坪上放映电影，这在上海是不多见的。我们在一间小客厅里晤面，没有别人，只有周翼华在座。吴性裁开门见山地问我：“您想出了新的剧名没有？”我说：“为了通俗易懂，改名为《百战兴唐》如何？”他点了点头，睨视翼华。周翼华默念几遍，微笑着说：“戏名很好。是不是再加上一个字，叫《百战兴中唐》。上海观众听戏，从方言上讲有一套习惯，用上海话念着响亮，就认为戏好。例如演《奇双会》，要贴《贩马记》；演《艳阳楼》，要贴《拿高登》；演《阳平关》，要贴《十三功》。《百战兴唐》改为《百战兴中唐》，‘中’字是阴平字，念起来就响亮多了。”一字之增，我当然没有异议。戏名定后，吴性裁递给我一支香烟，趁势说道：“用‘南府秘本’来宣传，是我的意思。这个戏的历史故事，我还是熟悉的。我想，在广告上必然要刊出许多关目——雷海青骂敌，雷万春面中六箭，南霁云三次借兵，坚守睢阳，罗掘俱穷，张巡杀妻，许远杀子，等等，观众看了，自然会明白这是一出描写抗战的戏。但是在未看戏之前，他们可能认为戏中只是大喊口号，没有什么剧情。所以我是想要借用‘南府秘本’的‘关子’冲淡这种容易误会的心理。上海人看戏，向来是两个极端，既愿看真老的老戏，也愿看真新的新戏。我们用‘南府秘本’作宣传，一方面既能引起观众钩古赏秘的好奇之心，一方面也可以使观众想到我们民族传统的艺术中早就有了抗战题材的作品，他们就不会担心失望而裹足不前的。为了戏院的营业，请您从权一次，下不为例。”周冀华也接着说：“翁先生坚持编剧者的署名问题，是天公地道的堂堂正理。程先生演的《锁麟囊》，虽然那时的广告没有刊出您的名字，可整个上海滩谁不知道是出于您的手笔？我想《百战兴中唐》演出之后，有识之士献知音之敬者，必大有人在！”这一席话，我虽然不惬于怀，却禁不住他们的婉转谀奉，也只好违心而应。

第二天，我单独和李少春、袁世海研究了剧中人选：李少春“一赶三”，前部饰演雷海青，发挥唱念；中部饰演南霁云，发挥做表；后部饰演郭子仪，发挥武打。袁世海饰演张巡，叶盛章饰演李猪儿，叶盛兰饰演雷万春，李世霖饰演许远，李玉茹饰演徐菡，魏莲芳饰演梅妃，班世超饰演谢阿蛮，李幼春饰演贺兰进明，高维廉饰演耿义，马富禄饰演蔡保，王泉奎饰演安禄山，韩金奎饰演张垍。当时分发了各个演员的“单头”。第四天开始排戏。少春的父亲李桂春，此次也随少春南来，他是久在上海排演连台本戏的老前辈，一出《宏碧缘》，一出《狸猫换太子》，就红了十年，凭他的丰富经验，又出于关心排练的热诚，很想出些个点子。当我拿着“总讲”，给大家说戏时，桂春先生不住地颔首而笑，环顾左右地说：“有‘关子’！有‘关子’！”在某些表演的筋节上，他都毫无保留地加以指拨，大家也心悦诚服地接受。韩金奎原是黄金戏院的后台经理，排戏素日认真，他的职务是监督一般的配角。在“骂敌”一场中，有四个朝官打朝唱［点绛唇］，三个都唱调面，一个唱了调底，他毫不客气地当面呵斥，那位演员嗫嚅地说：“我不识字，不知唱什么词。”韩金奎便拿过他的“单头”，提高了嗓音唱出来为其示范。这个儆一惩百的办法，促使全体演员非常严肃地进行排练。排到安禄山威胁梨园伶工歌唱的时候，剧本上安排了一支［二转货郎儿］，用《弹词》的原腔，填写了新词，饰演伶工的演员中有一位张国斌，文武全才，能戏极博，可就单单不会这出《弹词》，其他三位演员，更是“南郭先生”了。我只好带头唱出来，以张国斌为首的四位演员则和声学唱。可是，一段“二转”，非顷刻即能上笛者，我临时想了个办法，只唱到第二句，请鼓师下了一锣，叫四位伶工拭泪痛哭，表示思念先皇，愧侍新君而唱不下去了，四位演员松了一口气，齐说：“这样好！这样好！真演出了感情！”只有韩金奎意有所憾地说：“是好啊。省得诸位一遍一遍地拍曲子了。”在场的演员，无不大笑。排到南霁云奉命借兵的时候，袁世海饰演的张巡，在剧本上一大段叮嘱之词的结束处，他加上了一句“将军请上，受我一拜”，“拜”字用悲凉的声韵拉得很长，意似“叫唱”，我忙问：“是不是想唱两句？”世海说：“对！我正想征求您的意见哪。”我还没有表态，桂春先生插话说：“对嘛！该唱两句了。”我根据剧情发展的气氛，也认为加唱是可以的，便说：“唱可不能上板，也不能多。《连环套》里朱光祖有话：‘没有说话的工夫了！’”全场又是一阵大笑之后，纷纷献策。少春一向是沉默寡言的，他静静地听着，有人问他，他只是“嗯，嗯”地应着。结果，方案定妥，唱［二黄散板］，由张巡开唱第一句，许远接唱第二句，张巡再接唱第三、四句，南霁云接唱第五、六、七句，起［扫头］。我即兴口占了几句唱词，等于救场，当然谈不到什么文采了。唱词是第一句张巡唱“将军此去当谨慎”，第二句许远唱“借得兵来速回程”，第三、四句张巡接唱“国家的兴亡全在你，民族荣辱在你身”，第五、六、七句南霁云唱“此时间顾不得多谈多论，元帅的嘱咐铭记在心，我这里策马冲出鲸鲵阵”。我以兴奋的心情，急就章地交了卷，而演员们也以同样的兴奋心情，入耳即能上口地唱了出来，效果很好。这时，更兴奋的是桂春先生，他爽朗地说：“成！成！这才是编戏的！编出词儿来就能有‘趣儿’（“趣儿”是上海演员排戏的术语，不作诙谐逗趣讲，而是有机趣有效果的意思）！”少春仍是静默地不参加意见，也照样地唱了。及至演出之日，他却把应唱的三句改为一句，只唱了“此时间顾不得多谈多论”，就起［扫头］，效果却更为强烈。散戏后，我们同吃夜宵，我赞赏他精简得好，他说：“我也是从您在排练场上说的那句‘哏’而有所领悟的。您不是说，按剧情，正像《连环套》里朱光祖那句话‘没有说话的工夫了’吗？我认为有道理。但是唱还是要唱的，哪怕精练到一句，唱出情绪，唱出气氛，就达到最好的效果了。我从您临时编的那句‘此时间’，想起了余（叔岩）先生《桑园寄子》唱片里那句‘此时间顾不得父子恩爱’，我就借用了余老师的这句高腔。‘此时间’三字出口之后，接着设计了随着以下的唱词而拉马‘圆场’、上马的身段，表现此时此刻南霁云急于借兵的急促情绪，跟着在［扫头］里张巡、许远再加念一句重重的嘱托：‘小心！’我回马一拜，策马而下。我只觉得这样干净简练，没承想会真有效果。”这样升华剧本的再创造，使我从心里钦佩少春的才华，也更加强了甘为少春驱策的愿望。桂春先生哈哈大笑地说：“来吧，你们爷儿俩，一个编，一个演，我敢保排一个响一个！”我也从心里钦佩桂春先生的丰富经验和爽朗性格，不免由衷地谦逊了一番。桂春先生却说：“您不用客气！是骡子是马，拉出来遛遛。光说会编戏不成，还得能排！那天排戏的时候，我看您在南霁云三次借兵的场子上，安排了三套锣鼓，第一次用‘亮长锤’上，第二次用‘阴长锤’上，第三次用‘九锤半’上，这就真把角色的心情打出来了！像您这样地精通锣鼓，更会选用锣鼓，才算是个真正编戏的。编戏的缺了这一门，就仿佛缺了一条大腿似的！我从前在上海滩排戏，都是我的打鼓佬张春堂给我排，编戏的根本插不进嘴。排出来，不但我服，同台的伙伴们也都服。编剧的不懂锣鼓不成啊！”(www.daowen.com)

长达三个半小时的《百战兴唐》，只用了三个下午就排成了。这种排练，是总体的串排，不包括主要演员个别的自己排练以及他们之间的互相交流。排戏当中，院方也在楼上旁观，他们的感觉是有文有武，火炽热闹，决定在行将期满的最后五天里，连演五场。前四场的演出，我还是以编剧兼导演的职责，下后台，抱“总讲”，一方面照料后场的准备工作，一方面观察前台的效果。文场部分，有李少春的文管事张盛禄和后台经理韩金奎帮助监督；武场部分，有李少春的武管事苏富宪和陈盛德帮助催场。他们都精神抖擞地跑前跑后，不时低声地鼓励演员：“卯上！瞧，三楼都快压塌了！十二成的大满堂啊！”我从幕后觑了觑三楼的站票观众，果然是黑压压地人挤着人，时时从人隙中爆发出响亮的掌声。最后一天，戏演熟了，我才得安详地到前台正式看戏，座仍狂满，只能在二楼的最后一排中挤了个座位。在我意料之中的效果，都像激流似的撞到我的心头；而在“校友剧团”演出时未曾获得的效果，更如波叠浪涌，层出不穷。使我意爽心折的是新添的那几句［二黄散板］，每一句都得到热烈的反应，尤其是少春最后的上句高腔，才唱出“此时间”三个字，观众就迫不及待地热烈鼓掌，一直到南霁云下场之后，世海的张巡快步上城，擂鼓助阵，喊声“南将军奋勇冲围”，剧场里连续不断的掌声竟长达五六分钟之久。戏结束了，观众多而退场慢，我正在座位上少作休息，远远看见周剑星巡视似的向我走来，默默地和我握了握手，指了指散场的观众，苦笑而去，他似乎有一句不好出口的潜台词：“可惜这个戏派迟了！”回到九福里，演员们仍然兴高采烈地互相谈论着这出戏“如何紧凑”、“如何动人”，而最后归结的一句共同语言，就是周剑星未吐露出来的那句潜台词：“可惜这个戏派迟了！”

少春仍然照例地请我吃夜宵，座上有他的好友石挥。在石挥演出话剧《秋海棠》的时候，我们就认识了。他劈头一句向我说：“《百战兴唐》好啊！可怎么会是‘南府秘本’呢？在剧本方面，有好几处是用了话剧手法的，像张巡训话的那一个设计，背向观众，面对天幕，虚拟地表现了千军万马。恐怕‘南府秘本’不会有这样的写法。”少春带笑地说：“这个剧本，本来是翁先生新写的，院方为了号召观众，故意卖了个关子！”石挥默然地点了点头，似乎在思索着什么。我在石挥面前，讲出我学习话剧的心得，当然也恭维了话剧。石挥说：“话剧的手法，是有些新的创造，但是运用到京剧里，反使话剧黯然失色，退避三舍。就以这个设计来说，张巡训话之后，雷万春报告军情，张巡回顾的那个身段，话剧演员是没有办法表现出来的。京剧演员似乎是很容易地就能做出这个优美的姿势而平添光彩。”我说：“这个身段很平常，是借用《青石山》周仓接诏的演法——跨右腿，踢左腿，按剑推髯，转身一亮——凡是唱花脸的，都能胜任。”石挥笑道：“您说得容易，只那一个跨腿、一个踢腿，没有深厚的基本功，怎个跨法？怎个踢法？而这些基本功，却正是话剧演员所缺少的一角。”

为了酬谢苏富宪、陈盛德、张盛禄文武管事的热心帮忙，我在五马路德盛斋天津饭馆请他们小酌。饭后，我信步到法国公园去看菊花。无意间遇到了周信芳，他扯我到路椅上，沐浴着秋天的阳光，谈起《百战兴唐》来。他也怀疑不是“南府秘本”，他说：“这出戏肯定是您写的。‘南府秘本’我见过，不是高腔，就是昆腔，要不就是没有加过工的京剧传统老本，怎能有这样新手法的本子？从您写的《锁麟囊》、《鸳鸯泪》、《百鸟朝凤》等相对照，明眼人一看就看出是您的手笔。”我微笑地应了一声，请他指教。周先生说：“这出戏我很喜欢，我也能演啊！白胡子的雷海青和郭子仪，在表演上我还能发挥；中部的南霁云，就按您的原本演来，我也是能应付的。”我在青年时期，就喜欢看周信芳的戏，每到上海，凡是他的演出，从未遗漏地赶场观摩。他的生、外、末戏，南麒北马，早树口碑；而光嘴巴的武生戏，他又能演《凤凰山》的薛仁贵、《连环套》的黄天霸、《走麦城》的关平；至于他演小生戏《白蛇传》的许仙、《吕布与貂蝉》的吕布、《火牛阵》的田法章、《温如玉》的温如玉、《董小宛》的冒辟疆，也树立了麒派的艺术体系。假若他演南霁云，一定会创造出另外一种风格。痴诚于戏曲的我，便不假思索地说：“您若演出，我可以遵照您的风格，修改剧本。”周先生哈哈一笑，拍着我的肩膀说：“您太老实了！《百战兴唐》方兴未艾，院方一定还要重演，我怎能端走他们的聚宝盆？我只希望您在天蟾编剧之暇，给我写两本‘老头戏’，合作如何？”我对于周先生的表演之术，既已五体投地，为他写戏，自然高兴，但想到我在上海的处境——长期驻班于天蟾，不觉皱了皱眉。周先生聪明极了，早看出我的难色，握着我的手说：“我和吴、周二公，都是朋友，我会圆满地解决您长期驻班不能兼顾的难题。”法国公园的一席话，使我在钦佩周信芳的艺术博大精深之外，更折服他的阅历经验、高瞻远瞩。他所谈到的两点——一、《百战兴唐》还要重演；二、斡旋院方，请我为他编剧——都在月余之后，果然应验地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