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九三七年卢沟桥事变，北平沦陷，到一九四五年抗战胜利，日寇投降，八年之中，我虽然为戏校、富社和许多演员编排了一些新戏，大部分得到上演，聊可自慰，但是日伪汉奸的欺侮迫害，精神上也受到很大的创伤。首先是汉奸猾吏以呈报剧本发给演剧“许可证”为名，进行贪得无厌的敲诈勒索，有几出戏，即因此遭逢无辜的夭折。最突出而最使人愤愤不平的是我给评剧表演艺术家喜彩莲编写的《好姐姐》与《千金小姐》两部戏。

一九三九年，喜彩莲从上海回到北平，原拟在广和楼上演夜场。那时，广和楼已与中华戏校订下长期演出昼场的合同，除戏院门外悬挂演出的节目广告外，戏院里也张贴次日节目的预告。有一天，校长金仲荪看到预告海报上高标“本院明晚特约喜彩莲首演《老妈艳史》”，认为这样的节目有玷于戏校的演出，提出抗议。院方主人，只得婉辞了喜彩莲，迫使她移到华北戏院上演。殊不知喜彩莲的表演艺术，标志着评剧革新的里程碑。她不但在唱、念、做、表上都有独到之处，思想上也是很进步的。她的爱人李筱舫，原是位大学毕业生，有相当的艺术修养，对于喜彩莲的艺术思想、艺术风格影响很大。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喜彩莲演于上海时代剧场，曾得到田汉、洪深、欧阳予倩等进步戏剧家的赏识，推崇她是人民的戏曲表演家。针对当时上海资产阶级之卑视评剧，洪深曾作《垃圾堆里的漱口盂》一文，刊于报端。意思是评剧虽如埋没在垃圾堆之中的漱口盂，而它毕竟是人民大众日常生活中必需的物品，每一个人都离不开它。此文一出，引起广大群众的重视与拥护，语意双关地称喜彩莲为“时代艺人”。在声誉日高的局面中，喜彩莲并不自满，她更加诚恳谦虚地向京剧和一切戏曲艺术学习。这种向上的精神，感动了欧阳予倩，欧阳先生把他的代表名作《人面桃花》、《宝蟾送酒》、《武松与潘金莲》都传授给她。同时，经过李筱舫的奔走，她又把京剧的《花田错》、《十三妹》、《凤还巢》等剧的表演艺术也精确地学到手，改为评剧形式演出。所以，在七七事变以后，她羁踪上海，一时不能回平的时期，黄金戏院经理孙兰亭曾约她与京剧名演员林树森合作，以“京、评风搅雪”的形式演出。例如演《坐楼杀惜》，林树森演宋江，仍唱皮黄，喜彩莲演阎惜娇，则唱评剧；演《战宛城》，林树森的张绣自然是京、昆兼唱，喜彩莲的邹氏则用评剧形式表演。形式虽殊，而喜彩莲对于京剧艺术已有相当程度的修养，风格上也能做到和谐。最后又由该院后台经理韩金奎给她排了一出《纺棉花》，虽是个耍噱头的无聊剧目，但喜彩莲在这出戏里学唱京剧“四大名旦”的《五花洞》、李多奎的《钓金龟》等，头头是道，唱足输赢。直到她把这个剧目带回北平，影响了当时的许多女演员，纷纷学演此剧。

喜彩莲回平之后，所以第一出戏先贴《老妈艳史》，那是迎合当时北平观众的欣赏习惯，不能不用这个传统的评剧《老妈进京》为号召。实则她移到华北戏院演出后，经常上演的节目，大部分是健康的。她还演过话剧《雷雨》，饰演繁漪。创作过《梁红玉》，她演梁红玉，李筱舫演韩世忠，得到北平艺术界知名人士的赞誉。权威的剧评家徐凌霄尤为推崇，时相过从，结为亲眷。喜彩莲姐妹三人，姐喜彩春，新中国成立后参加中国评剧院，妹喜彩雯，与徐凌霄哲嗣徐朴斋结婚，现仍在评剧院传授剧艺。当时，我也忝列于北京艺术界，自然与李筱舫时有接触，探讨评剧的起源与流派，也时常观看喜彩莲的演出。一九三九年，李筱舫看过我给戏校编排的《鸳鸯泪》之后，曾到戏校参观，并有意请我把《鸳鸯泪》改为评剧形式。在我婉转的回绝之下，曾答应给喜彩莲另编写新的剧本。只以事冗，未能如期交卷。但是李筱舫求新甚切，只得先请陈墨香先生编写了一本《还乡梦》，演出成绩很好。直到一九四二年，我在组织宋德珠的“颖光社”剧团的空隙中间，李筱舫一再敦促，希望我履行前约，并于节日亲贻厚礼，鉴于他谬许之诚，我想了两个题材，一个是关汉卿的《救风尘》，一个是白仁甫的《墙头马上》。这两个古老的元曲，内容都很健康，设想由喜彩莲塑造出赵盼儿和李千金的评剧舞台形象，一定会取得很好的效果。同时，我还有一个想法，鉴于北平一般附庸风雅的遗老遗少都不齿评剧于大雅之堂，我却要把最古老的元曲改编为评剧，在通俗易懂、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中，洋溢出古色古香，说明评剧的艺术并不是像一般持有偏见的鉴赏家那样所谓的浅薄卑俗。

我用十天工夫，先写好了《救风尘》，为了力求大众化，初改名为《牡丹钩》，继改名为《好姐姐》。从全剧的情节发展来看：歌妓宋引章阅历浮浅，不从心灵的美丑选择终身伴侣，以致抛弃了对她忠实相爱的秀才安秀实，反嫁了金玉其外蛇蝎其中的同州之子周舍。嫁后未及半载，周舍喜新厌旧，对她横加鞭挞。宋引章致书求救于义姐赵盼儿，赵盼儿果敢机智地利用周舍的丑恶心理，盛妆厚奁地来到郑州，命店伙张小闲绐周舍来，佯致缱绻之情，愿携厚奁下嫁周舍；同时暗告宋引章来店吵闹，诱使周舍写下休书。赵盼儿当晚藏起真休书，而把一张空白的休书交与引章，偕引章连夜而去。周舍闻讯赶来，夺走引章的休书，诬告赵盼儿局骗引章，闹到公堂。赵盼儿从容不迫地倾诉原委，并指告宋引章原有前夫安秀实，周舍仗势强娶，娶而又休，呈递了周舍亲笔写下的真休书。周舍结舌瞠目而不能辩，以强娶获罪受责。邑宰当堂作证，赵盼儿做媒，宋引章终于和对她爱慕诚笃的安秀实结为伴侣。出于真挚感激的热情，宋引章对赵盼儿欢呼了三声“好姐姐”。据此，以《好姐姐》定为剧名，在字面上虽然俗些，却是准确的本色之语，毫无藻饰溢美之意。彩莲夫妇，也很同意这个剧名。他们很认真地排练，对于剧本，也没有大的改动。筱舫深知我写此剧的用心，在唱腔的格调上力求古朴，他熟于滦州影戏的影调，吸收融化了很多优美动听的声腔，创造了崭新的而又是古典派的评剧唱腔，我听了都很悦耳。对于剧中人物的造型，也很讲究，恰巧这时，蜡塑家程枕霞先生在中山公园举办蜡人展览，陈列出唐宋妇女的蜡人造型，彩莲夫妇参观了两三次，参考蜡人的衣饰，制作了蝉翼衫、点春帔、石榴裙，颜色形式，既美观而又适于舞台表演。其他角色如宋引章、安秀实、周舍等，也都制作了新的服装。预计演出之后，在评剧革新方面会迈进新的一步。

在排练当中，我曾问过筱舫，这个剧本呈报了警察局等处没有？是否暗递苞苴？他轻蔑地一笑说：“您放心，剧本是呈报了，关节谈不到。这样一出好戏，他们有什么理由禁止演出？”我也轻蔑地一笑说：“我们从编写剧本到排练演出，当然是立不败之地而取胜的。可是现在的世道，哪有公理可言？未能免俗，你还是通权达变的好！”筱舫说：“我自然有办法，保您如期看到演出。”我深知筱舫素日交际广阔，这一件事情，他会有备无患的。哪知就在此剧首演的前两天，筱舫沉闷地到我家来，劈头一句话：“真不讲理！《好姐姐》居然不许上演！”我问：“何处禁演？”“警察局。”“理由？”“他们说这个戏是演妓女的，有伤风化！”我笑了：“奇闻怪事！舞台上常演的《玉堂春》、《绣襦记》、《胭脂虎》，哪一出不是演妓女的？就是尊夫妇创排的《梁红玉》，梁红玉的出身也是官妓啊！《好姐姐》写的虽然是妓女生涯，而主题与意义似乎还优于那几出老戏。据此而禁，天大的笑话了！”筱舫听了我这些怒不形色的不平之鸣，嗒然若丧地说：“悔不当初听了您那句未能免俗。”(www.daowen.com)

处在当时的昏暗社会，我对于这个无理禁演事件，不但一笑置之，反而触动了我的倔强脾气，偏要从速写出那个不是表现妓女生活的元曲题材《墙头马上》，看他们有何借口再来禁演。李筱舫非常感动，来往更加频繁。几个通宵写作，完成了这个剧本。剧中的女主人公是李千金，剧名定为《千金小姐》，虽是浑成，也取其通俗易懂。剧情是尚书裴行俭的儿子裴少俊奉高宗之命，至洛阳买花栽子，偶过洛阳总管李世杰的花园，在马上看见李家女儿李千金，雾鬓云鬟，冰肌玉骨，非常爱慕，李千金在墙头上也看到少俊仪表非凡，通过丫环的询问，知道他是素负才名的裴少俊，少俊也得知她是知书善诗的李千金，于是互赠诗句，各倾爱苗，约于墙头跳入相会。事为千金的乳娘所知，在同情的热诚爱护下，支持他们二人携手而遁。到了长安，少俊不敢明告父母，匿千金于后花园中七年，生子端端六岁，女重阳四岁。在一个清明祭奠的节令，裴行俭卧病在床，裴母柳氏率少俊同往，偶过花园，发现了端端兄妹，询得情由。为了维护封建礼教的尊严，收留了裴氏的骨血端端兄妹，而强迫少俊写下休书，逐去千金。千金还家，父母已殁，仍得到乳娘的照顾，守节不移，过着凄凉困苦的生活。后来裴少俊考中进士，授官为洛阳令，迎父母至任所，婉转陈述了李千金的守节之诚。裴行俭知道了李千金是李世杰的女儿，当年也曾议过婚姻，认为他们二人的结合虽然有乖礼教，但在宿命论的观点上，也同情他们是三生石上旧有姻缘，毅然解脱了礼教的绳索，允许少俊与千金名正言顺地结为姻眷。

从故事和剧情的发展来看，主题是很明确地反抗封建礼教，争取婚姻自由。在传统戏曲中，这种带有民主主义精神的节目屡见不鲜。彩莲夫妇接到剧本之后，满以为演出此剧绝不会再遭禁演的厄运。他们加紧地设计与排练。与此同时，我又提醒他们有备无患地再来一次“未能免俗”，但是他们夫妇个性很强，认为这样的题材再行禁演，则真是暗无天日了。这种反抗精神，也深深地激励了我，我也没采取什么行动进行斡旋。哪知当时的万恶社会，真的暗无天日！就在呈报剧本的第三天，又接到“批示”，以“男女私奔，有伤风化”为名，赫然两个大字，仍是“禁演”。再一次受到这样的意外打击，我也不能不怒形于色了，而筱舫却与我形成对比，他冷静地说：“您不必生气，事在我们意料之外，也在我们意料之中。我不信这个暗无天日的社会，会永远延续下去。我们虽不能在北平演出，只要剧团旅游外埠，我们一定先演此剧。”我相信李筱舫是诚实而有毅力的有识之士，他的话是会兑现的。然而人事沧桑，变化顷刻，事过一年，他们夫妇发生婚变，筱舫远回故乡，彩莲也从未晤面。我原想为评剧开拓题材的愿望终于破灭了。

新中国成立以后，赵燕侠在一九五九年国庆献礼演出期间，用京剧形式演出了《救风尘》，同时俞振飞兄与言慧珠也用昆曲形式演出了《墙头马上》。我于乐成欣慰之余，不禁感慨系之。尤其是在一九六一年，文化部在新侨饭店召开一次剧目会议，我与喜彩莲都列席发言，偶然谈到了这两个题材，不期然而然地、同一口径地谈到了各自的感受：“愧着先鞭，而遭受扼杀；喜闻新声，而感到兴奋。憎恨万恶的旧社会，何止眦裂发指；热爱幸福的新时代，何止雀跃山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