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社会的行帮制度，不但顽固地扎根于各行各业，甚而涉及绘画、戏曲等艺术组织。京剧界行帮的创痕尤为显著。自从京剧形成以来，后起人才，绝大部分以“科班”出身而自诩；手把徒弟、私房弟子，则因乃师活跃于剧坛，也能与科班出身的相提并论。票友“下海”，在内行的心目中一般都被讥为“羊毛”、“棒槌”，必须举行盛大的拜师典礼，把同行的太老师、师伯、师叔、同门兄弟，甚至与业师有密切关系的其他行当的佼佼者都请来，大酒肥鱼，聚于一堂，经过这样的洗礼，才算归了“行”，在行帮中挂上号了。及至这位初称“羊毛”的票友，一旦走红，挑了大梁，形成流派，不但以前讥之为“羊毛”者仰若岱宗，交称“好老”，就是这位票友本人，也在不知不觉的潜移默化中染透了行帮习气，自诩内行，反而藐视其他票友。如此恶性循环，便形成了一个“天经地义”的信条：内行外行，地位悬殊，赫赫鸿沟，不容陨越。尽管你有天大的本领、突出的艺术，想要以戏为业，真应着那句梨园古谚“搭班如投胎”了。

一九四〇年，中华戏曲学校解散之后，无论是应届毕业生或未到年限的提前毕业生，都彷徨于行帮的崇山峻岭之前，走投无路，面临失业之苦。

按道理说，中华戏校也属于科班组织。只是创办者程砚秋、焦菊隐、金仲荪诸公，锐意改革科班旧规，加强学生文化修养，在组织的体系中，也展现了不同于一般科班的风格，惨淡经营，用心良苦。而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土高于岸，流必湍之；行异于众，人必非之。这样新式的有创造性的组织，在当时极端保守的“内行”的心目中，恰恰犯了行帮制度中的四忌：首先是戏校中不供“祖师爷”，学生没有磕头拜师的礼节；二是男女合校，认为“有伤风化”；三是教师虽有戒方，却不用板子打人；四是学生出校演戏，集体坐汽车而不步行。所以，当时的梨园行中，很有些有趣的风凉话，什么“戏校的祖师爷是戴红扎的！”“戏校的学生是集体的少爷小姐！”“戏校的演出只能博得高粱穗点头，蛤蟆叫好！”笑骂任他笑骂，好戏我自演之。戏校自开幕以来，除七七事变后短暂的营业稍蹶，而奋发图强，继起再追，直到解散前夕，依然保持了锦簇花团的灿烂景象。然而，月有阴晴圆缺，解散的厄运终于到来，这就笑绽壁上观者之颜，恶狠狠的诅咒式的报复性的闲言蜚语，一时蜂起。其中最使学生们惊心动魄的一句话，就是：“看你们怎么搭班？”

学生们渴望搭班演戏，并不是单纯地为了家庭生活问题，而是关系到他们的艺术前途。尤其是实践过几年台毡的高才生，一旦拳离手而曲离口，在日常生活里就难免出现了一块空虚的土壤，什么事物也填它不上。而我呢？骤然离开火热的同学们，也感到生活里有块土壤蓦然空虚。我原想有了空隙时间，可以完成我想写的那本《琥珀珠》，可是在时间的空隙中，思想上也随之而空虚起来，几度濡笔，欲写又罢。回想往日写戏，总觉得有股力量风驰电掣般地催着我走，现在却得不到那股力量的激励。倒仿佛日长春困般地慵理梳妆，虽没有凭楼远眺的环境，心里却浮起“暮色入高楼，有人楼上愁”的相思滋味。这滋味是五味俱全，有学生们龙腾虎跃精彩表演的甜头，也有排戏中遇到暗礁，一时难以过关的苦头，而朋友们火辣辣的口头揄扬，剧评家们酸溜溜的文章评论，与我自己徘徊于一个剧本完成之后，再构思一个新剧开始之前的殚思冥想的苦涩意境，同时涌上心头。这滋味占据在我的心灵深处，绵延一周。七日之间，只字未写。这时我悟到一个道理：一篇文章，一幅图画，一个剧本的创作，似乎必须有一个客观的力量催促着你，就如同一个魔影似的，永远跟在你的身后，当你向前创作时，它会幻化出娇娆的媚脸，温存地安慰着你；而当你退缩搁笔的时候，它又会幻化出狰狞的鬼脸，冷峻地恐吓着你；你的手脚心神，完全被它所控制；你纵然胸无珠玑，也必须笔倾瓦砾，不管你写作出来的水平如何，最低限度地完成指标，它已然给你安排在笔耕墨耘的田野尽头。尽管此时我于写作上需要这股力量，但是，这个客观的力量，在当时客观的社会中，在我原任职的中华戏校宁主解散不愿事敌的民族自尊心的驱使之下，我也宁可将它弃置一旁而不顾。

然而，志同道合的师生感情，是在一个共同目标之下凝结起来的。就在这个共同目标的召唤之下，我自己抛弃的那股创作力量又失而复得。

戏校解散的一周之后，我的学生储金鹏、王玉让，一如往日那样欢蹦乱跳地到我家来，劈头一句就是：“老师，您给我们成班吧！我们要演戏！”我顿时觉得有股力量猛击了我一掌，使我疼痛而又使我兴奋，使我彷徨而又使我憧憬，我呆呆地看着他俩，似乎是回答又似乎是自语：“成班！演戏！”他俩也凝视着我，点了点头，默不作声。我又觉得那股力量似乎着力地推了我一把，我开始有些勇气，但又迟疑地自语：“我只会编戏、排戏，又不是经励科，怎能给你们成班？”他俩正要解释，院子里又嘈杂地闯进三个学生——王金璐、张金梁、李金泉。王金璐比较成熟，他懂得问安问好，可是最后一句话却落在“您不闷得慌？咱们爷儿几个在一块儿多热闹啊！”我明白他的语意，还是自语般地说：“你们都想成班？”话才出口，屋内立刻热闹起来，大家七言八语地倾诉了他们共同的愿望：组织剧团，公演翁剧。我又觉得那股力量更有力地推动着我，我环视一周，又仿佛自语地说道：“没有玉茹，怎能演我的戏？”只这一句，又呈阒寂，他们互相瞠目而望，又默然不语。还是储金鹏天真地说：“玉茹那方面，没问题……”话未说完，金璐扯了他一下，丢了个眼色，金鹏哑然，金璐接着话茬儿：“玉茹会想得通的。现在虽然有人要给她成班，可是我们大家都不同意。您的本戏，离不开她，而她又离不开我们。说不定一两天她就会想通了的。”金鹏又活跃了，马上插话：“对！咱们先研究研究怎样成班，还需要哪几位同学，玉茹是不会不参加我们这个剧团的。”

我梦幻般地试做一番游戏，却又认真地布置了梦幻的棋局。根据他们演出的新剧，按图索骥，商定了增加的同学：老生赵金年、林金培、郭和涌，旦角张玉英、周金莲、田玉林，武花脸程玉焕、邓金昆，丑角朱玉安、李金瑞、金玉恒。文管事陈少武、赵春锦，武管事丁永利。棋局甫定，他们又兴致缤纷地各抒己见，商量起“打炮”的剧目，最后决定，由我赶写《琥珀珠》，再发一枚新的炮弹。结束了一番谈论，各自分头邀约同学。

“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我仿佛真的徘徊于江岸之上，历数青峰而数之不尽，思之不已，心情总是不能平静。最后我才哑然失笑，发觉那股曾被弃置的力量，终又旧燕归巢，依然占据到我的心灵之上。我正估计这股力量的时候，院内几声爽笑，随着周旋的笑声，我的妻子陪着李玉茹的母亲进来了。玉茹母亲手提着一个蒲包（蒲包是送礼的糕点包装），很爽快地开门见山：“请您来啦！给玉茹组班。班子已有了名儿，是金校长刚给拟好的，叫‘如意社’！”由金校长使我想到李玉茹组班的最后定局，由“如意社”使我想到玉茹母女的满意心情，万事俱备，东风又来，实践翁剧的“如意社”剧团，已呈现在我的面前。

才送走了玉茹的母亲，我的房东沈秀水兄又助兴而入。沈秀水是“富连成”社的东家，但他对于艺术，从不以私情而掩公论。他经常和我谈起中华戏校的革新组织是适应时代潮流，他很赞同戏校的男女兼收，更从学生们常到我家来而目睹他们那种彬彬有礼、谈吐雅洁的风度，认为戏校学生不只戏演得好，而且是受过文明教育的艺术人才。我曾多次送他戏票，看我编的新戏，他从兴致而转入酷爱，他说过一句很公允的话：“偶虹的剧本，多亏了这些学生；而学生们的艺术声誉，又多亏了偶虹这些剧本。”沈秀水兄熟谙京剧事务，从这几天你来我往、川流不息的学生和玉茹母亲的行动上，他已看出组织剧团的苗头。所以他和我交谈的头一句就是祝贺语：“恭喜成班。”我们虽是两个京剧堡垒的中坚分子，但是知交已久，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我当然率直地承认组织剧团，并征求他的意见。他是举双手赞成的，只是提出一个我尚未考虑到的经济问题。他建议我约请万子和襄助一切，同时，剧团要有基金，他与万子和可以各出二百元，再由我召集三股，每股二百，共一千元，以备不时之需。我很感谢他的建议。第二天，我征求了我的叔父和我的至友张幼渔的同意，各认一股，我自己认一股，加上沈、万两股，在西来顺的一席宴上，小小的股东会就成立了。

“如意社”三字，标志出是以李玉茹为主的剧团。玉茹既是主角，按旧时代的成例，当然要在主角家中商议一切公事。人事的遴选，经济的准备，“打炮”的日期，虽已就绪，却又飞来两支插曲，一个是梨园公会不承认这个剧团，理由是“戏校的学生没有正式拜师”；一个是原戏校“永”字班的学生和“如意社”以外的学生已由沈三玉重组“光华社”科班，招徕了杨宝义等做股东，为了营业演出，拟定由张玉英担任主角，不容她参加“如意社”。第二个问题好解决，在我与沈三玉一番磋商中，根据张玉英本人的意愿，“如意社”只好割爱，容她加入“光华社”。但是对于第一个问题，我却束手无策，只好问计于万、沈二公。万子和却若无其事地说：“这有什么？您跑趟梨园公会，就提‘如意社’的演员都是您的学生，公会就会承认了。”我又似乎自语道：“我是外行啊！”不意万子和哈哈大笑：“您是外行？谁是内行？！梨园公会的净行匾上有您的名字，这就是铁板干证。”提起净行匾上的名字，倒使我想起了一件久已淡忘的佳话——就在戏校解散的前两个月，我在西单大街上遇到了孙盛文先生，孙先生很诚恳地向我倾诉，梨园公会的净行匾上已把我的名字列为顾问。我当时歉然逊谢，孙先生解释说：“现在梨园行内，不用说提起您编的戏，就是您在报纸上发表的‘偶虹室脸谱’，也颇使我们净行折服。所以我们同行都同意把您的名字列在匾上，又考虑到您没下过海，就把您和尚和玉先生列为顾问，我想您不会推辞的。”我当然是诚惶诚恐。但我只有编剧之志，并无演戏之谋，便把这件事视为无足轻重，只是心中感谢净行同仁，能以国士待我，我必以国士报之。哪知这个未曾亲试一行的桥梁，今天却成了势在必行的捷径。

那时的梨园公会，会长是尚小云先生，他因为忙于演出，便将会中一切事务委托给赵砚奎（赵砚奎是尚小云的琴师）。当我来到樱桃斜街梨园公会，会见赵砚奎时，尚小云正巧在场。我们都是熟人，小云先生又很豪爽，他那侠肠义骨心情，已知道我的来意，寒暄过后，便直接地告诉砚奎，立即批准“如意社”的组织。砚奎亲热地对我说：“老弟，何必您亲自辛苦？打发个伙计来，通知我一声就成了。谁不知道戏校的学生都是您的徒弟。‘如意社’的花名册，我这就批准，您愿意明天开锣，我去捧场！”就这样，第一个问题顺利地解决了。当我向他们致谢的时候，小云先生忙把手一摆，说道：“自己人，这算什么？您的徒弟多哩！我们‘荣春社’正想请您编几出戏，咱们哥儿俩排，到那时，您不是又添了些个徒弟？”我自然应诺而去。

“打炮”戏准备排演了，储金鹏时时来催我的新剧本《琥珀珠》。使他失望的是，他来的时候，我并没有伏案疾书，而是悠然自适地欣赏我新买的一对朱砂红的珍珠鸟。他两次失望而去。第三次再来时，他才绽开会意的一笑。因为金鹏知我甚深，想起了我写作过程中的特殊习惯——

在一次宴会后，程砚秋兄提议去游故宫。金仲荪先生提醒我说：“《三妇艳》的剧本等着排练，最好明天就赶写完成，你今天能去吗？”我说：“不成问题，我的写作习惯最好是在畅游之后或极度游戏之余。”仲荪先生不信：“能这样吗？我写戏，事前必须静坐，然后才能提笔。”陈墨香先生叹了口气，又笑着说：“仲翁，仲翁，咱们老了。偶虹年轻，精力充沛，所谈不虚。倒退二十年，我也是在极度欢快之后，反而文思泉涌，酣畅疾书。现在也不成了！”仲荪先生颔首而笑：“好！偶虹一定同游，明天一定要看你的剧本！”我们一行六人，畅游了故宫。我不负仲翁之望，翌日上班，便把完成的《三妇艳》剧本，亲自交到仲翁手中。其实，我年轻时写作的习惯，倒不一定在畅游之后，但是，精神上的刺激，是不可缺少的。刺激的范围很广，因为我的嗜好太多，好花，好鸟，好虫鱼，好书，好画，好瓷玩……我在写戏之前，随我兴之所至，先把花鸟虫鱼等畅玩一番，趁兴浓之际，把笔疾书，有时案头还安放一只鸟笼或供置几盆花木，仿佛笼鸟盆花蕴藏着我所需要的东西，呼之即来，聚于笔下，屡试不爽。所以，“一生长费买花钱”，在我来说是当之无愧的。然而，我却有一个信条：非我养花，花在养我；非我哺鸟，鸟在哺我。这个习惯和信条，一直持续到七十多岁的晚年。

《琥珀珠》剧本已在欣赏珍珠鸟的过程中迅速完成。偶有所感，觉得这个剧本取名“同命鸟”更有意义。

“同命鸟”并非寄意于对鸟写剧，而是由剧中两位主人公的遭遇赋予的。这个戏演的是：唐代边羌犯界，洪水关的守将郑魁贻误军机，失关丧地，他命参谋李智带着珠宝入京打通关节，赦失关之罪，请援救之兵。李智为了预卜吉凶，半途中在土祖庙求签，因获得“上上”吉签而狂喜过甚，竟遗失了满装珠宝的包裹。包裹被一个在庙中替道士抄写经卷的穷书生郑兴郎所见，他拾金不昧，守候李智，物还原主。李智得以顺利地请来王俊照大将军，兴师驰援，收复失地。郑兴郎原是郑魁的侄儿，离散多年，流落京都，在王俊照将军府中为童。有一次，王将军问相于袁天罡，袁告之“有童克主”，祸及兴郎，被王将军驱逐出府，无法为生，只得为道士抄写经卷而栖居于土祖庙。与王将军同日问相的还有一位富孀赵夫人，袁告之以“有婢旺主，可以收为儿媳”，这个婢女名叫燕香，美而多才，赵夫人凛遵袁言，以家传珍宝琥珀珠为定礼，把燕香配与她的独生子赵芳。赵芳是个狂嫖滥赌的浪子，夜间偷了琥珀珠，反诬燕香，借以毁婚，被燕香发觉了，便乔装他的亡父，假做“显魂”而索回琥珀珠。赵芳后知受骗，大肆咆哮，竟气死了他的母亲赵夫人。殡榇之日，又想把燕香推下河去，此时恰恰遇到羌邦的梨花公主带着侍从虎婆暗入中原侦察军情，路见不平，救了燕香，杀了赵芳。燕香无家可归，即拜虎婆为义母，三人同改男装，夜宿于土祖庙。她们目睹郑兴郎拾金不昧的义举，激起了燕香敬爱之心，便假意与兴郎结为“兄弟”，以妹相许，实则自许，即以琥珀珠为赠，嘱他去到羌邦订婚。郑兴郎至羌邦后，得到驸马敖唐的赏识，授职参军。恰巧李智也入羌邦刺探军机，被羌兵擒获，敖唐命兴郎拷问李智。实则敖唐心怀叵测，欲乘机强占燕香。哪知梨花公主也看中了郑兴郎，潜入军营意欲勾引，正遇兴郎假意拷打李智，暗定里应外合之计，放走了李智。梨花公主借此要挟，兴郎只得假意应允，约定三更相会，实为争取时间，计划与燕香逃去。错综复杂的矛盾发生了，敖唐驸马来会燕香，梨花公主来会兴郎，各自明白了真相，由羞恼而彼此讥讽，分头拷打自己原欲占有的女貌郎才。兴郎、燕香正在性命攸关的时刻，李智引郑魁和王俊照大兵压关，敖唐驸马和梨花公主只得出关迎战。原是中原人氏的虎婆，乘机救兴郎、燕香逃出魔掌。在郑、王大军的扫荡之下，敖唐、梨花双双丧命。兴郎重见叔父郑魁、故主王俊照，得与燕香成婚。这出戏的主人公，自然是奴婢燕香、奴童郑兴郎，他俩的际遇相似，命运相同，虽然戏中安排了相面卜卦的宿命论，实际也是封建社会阶级烙印的伤疤，取名“同命鸟”，较“琥珀珠”更为贴切。演出时，即以《琥珀珠·同命鸟》两名并列，因为《琥珀珠》原是梆子名剧之一，失传已久，揭橥而出，可以招徕观众。

这个戏，是我根据说书红口述的《琥珀珠》本事改编的，保留了原有的技巧，并把几个地方的绝技如实地给玉茹、金鹏、金璐等排演出来。例如，袁天罡“相面”一场，燕香和郑兴郎各捧茶盘分由上下场门同时上场，听到袁天罡那句决定命运的话，两个人的心情不同，而惊愕如一，失神把茶杯倾倒盘中，茶杯在盘中转个不停，眼神也要随着茶杯转个不停，同时还要倒退着退入幕内。为此，我特意在劝业场内给他们买了两个珐琅茶杯，珐琅滑而带涩，可以掌握转杯的尺寸。又如“土祖庙”一场，郑兴郎看到李智因丢失珠宝而欲拔刀自刎时，他急忙握住李智的刀，告诉李智珠宝是他拾了去，李智情急，一时冲动，竟反过手来把刀勒在兴郎的项下，叫他说出真情，吓得兴郎如告朔的饩羊，反而哀恳李智放手。这一个心情突变的身段，要由内心出发，展现于面部神气和形体动作上。形体的塑造，虽然是从程式中变化而来，却又需要尽脱程式的窠臼而出以新意。单这一个身段，就反复地排了三天。幸而金鹏、金璐都有一双好眼睛、一副好身手，在台上演出时，颇得观众的赞许。另外，我还把《火焰驹》中二相公卖水的强挑水桶的身段，告诉了金鹏，经他刻苦练习，用在戏里，也获得很好的效果。

《琥珀珠·同命鸟》于十一月下旬首演于长安戏院。剧中主要人物，由李玉茹饰燕香，储金鹏饰郑兴郎，王金璐饰李智。初冬之季，正是淡月，连演两天，却告客满。后又陆续在华乐戏院、广德楼公演了四五场，上座率逐渐降为八九成。最初我估计此剧虽不如《鸳鸯泪》之动人心弦，却也能引人入胜，可以连卖十个满堂。现在结果竟至如此。我怀着失望的心情，掺杂在观众席内搜集舆论，得到的一个反映倒比较客观，那就是观众公认“如意社”从主角到中坚演员都是戏校的高才生，仍能保持戏校的原有风格，只是一般配角都是临时搭班的，未免参差不齐，瑕瑜互见，远不如戏校台上的“一棵菜”。上座率降落，可能因此。

我向来赞成民主作风，因此我从不以师生关系而专断独行。即使每场派戏，我也都与有关人员共同商量。有一天是广德楼的“转儿”（例演的日期，叫“转儿”），大家商量戏码，玉茹的母亲说：“翁先生，是不是可以唱一台老戏，换换口味？”我从她的口风中感觉到是有人请她代舌的，我当然不拂众议，便派定了一台老戏：储金鹏的《辕门射戟》，王金璐的《金锁阵》，李金泉的《钓金龟》，李玉茹（演潘巧云）、王金璐（演石秀）、赵金年（演杨雄）、张金梁（演潘老丈）的《翠屏山（带“杀山”）》，大轴是李玉茹、赵金年合演的《宝莲灯》，前面还加上“闹学”，为的是玉茹、金年有赶场的充裕时间。按理，这台戏码还是够硬的。哪知大违人意，演出之日，只上了三百多个观众。

三百多张戏票的收入，当然不敷开支，这就需要用基金来填补了。万子和意欲“打厘”（剧团因营业不振而给演员的戏份打了折扣，叫“打厘”），我认为“如意社”创办伊始，必须在梨园界争取信用，不能“打厘”。子和同意，便告诉了开“卡子”的唐采芝，仍按全份开销。唐采芝是位唱旦角的老伶工，人老珠黄，息影舞台，转业“卡子桌”已多年了。他怀疑地看了看我，点了点头，从怀里掏出个蝈蝈葫芦，嘴里“咂咂”两声，葫芦里的蝈蝈应声而鸣，他悠然自在地说：“好玩意儿还得好饲养，您听这个豆绿蝈蝈，我花五块大洋买的！能不精心伺候它吗？这也和唱戏的一样，好角必须好帮手，走错了一步，就麻烦了。今天这场戏，是谁派的？”我听出他的弦外之音，颇感兴趣地坐在板凳上，笑着指了指自己，唐采芝说：“翁先生，您别怪我直言，编戏有您这一号，办戏班吗，您还没吃透呢！”语见机锋，我当然不能错过机会，向他请教。他说：“乍出科的子弟，千万别自以为是。先老老实实地唱你科班的独有剧目，唱开了，再动老戏，才能站得住脚。这个班的叫座活儿，还应当是什么鱼啦，凤啦，鸳鸯啦（指《美人鱼》、《凤双飞》、《鸳鸯泪》），不管怎样，那是旱香瓜另个味儿。好家伙，敢动《宝莲灯》、《翠屏山》？这两出戏，谁不想听程老四（即程砚秋）的？小翠花的？买票的谁心里都有个小加九，总要掂量掂量，认可多花几毛去听头钩角，谁肯倒赔车钱来听才出科的子弟？咳！初生牛犊不怕虎啊，真敢玩蝎子！”我听他说得非常直率，便解嘲地说：“叫他们熟熟老戏，闯练闯练也是好的。”唐采芝把蝈蝈葫芦又纳在怀里，把手向“卡子桌”上一拍：“什么？闯练闯练？二百块现大洋都闯练出去啦！”

这一场营业演出的失败，演员们也都是明白的，人大心大，羞刀懒入鞘了。从此，在派戏方面分歧很多，有的主张仍演“鸳鸯”、“珠”、“凤”，有的主张仍演老戏，争回面子。此时我的处境，进退维谷，从唐采芝的诤言相告，到上座的屡屡下降，都证明凭演老戏绝无转机。但我总有些避嫌之心，不愿把“如意社”办成“翁剧班子”，所以我尽量少派我的本戏。两个月快过去了，基金已然赔补了十分之七，股东们虽非戋戋计较，但是眼看着有路可走的活棋，却变成无子可撑的死角，未免聚讼于予，怪我不该“大权旁落”，自毁长城。股东中最激烈者，也是最行家者要属万子和，他明白我的处境，便开诚布公地说：“他们既然这样地不听话，算了！算了！咱们一个人的二百块钱只当是打个水漂儿，趁早撤腿，叫他们自己去办吧！”我知道这是子和的一时气愤之语，只得婉转解释，把派戏之误归罪于己，并声明即时赶写一本新戏，重整旗鼓，夺回战机。恰在这时，海上风来，逆帆转棹。

原来，上海的黄金戏院早已改组，由少壮派孙兰亭、汪其俊、吴江枫、赵培鑫、马治中负责约角，号称“五虎上将”。他们早已闻中华戏校之名，只碍于“科班”性质，恐上海观众以科班学生的水平而衡量票价，不易捞到厚利。现在戏校解散，以部分高才生组成了“如意社”，就大可以初试锋芒的名角而新观众之耳目，票价自然可以提高。马治中担负这个使命，来京与万子和商洽。我把这渴骥得泉的消息告诉了众学生，自然皆大欢喜。几经磋商，定于旧历十二月二十三去沪，稍事休息，春节公演。(www.daowen.com)

“如意社”的人选，不为不全，只是缺少一个好嗓子能唱的老生。万子和提议：加入马四立的徒弟纪英甫。纪英甫是位业余的京剧爱好者，私淑马派，故拜马连良的“大管”马四立为师。四立也愿英甫脱颖而出，在我同意英甫加入剧团之后，他特地殷切托付，马连良先生也代为致意。得英才而培育之，是我们维护京剧事业的职责，我当然满足了他们的希望，只是提出一个条件：为了保持清一色的戏校高才生的阵容，拟将纪英甫改名为纪玉良，以“玉”字排班次，以“良”字标流派。玉良师生，拍手赞同。玉良为人谦诚，沉默寡言，同学们也都很欢迎他。当时议定由李玉茹挂头牌，王金璐二牌，纪玉良三牌，以下是储金鹏、李金泉、王玉让、张金梁等鳞次排列。演期一月，而唱三十六天，“帮忙”六天，戏院方面负责“四管”（即管吃、管住、管接、管送）。李玉茹的包银是一万元，金璐八千元，玉良三千元，金鹏八百元，金泉、玉让、金梁等各六百元，我负责编剧，兼任团长，包银两千五百元。另付丁永利兄二百元，为武管事的酬金。玉茹、金璐等接到包银，兴高采烈地定做戏装，置办行李，一时喜气溢于全团。

在朔风凛冽的岁尾之日，玉茹乘飞机先行到沪，我和永利兄及金璐、金鹏等乘火车南下。这时，南京通往上海之间的轮渡已然炸毁，不能直接过江，必须在下关寄宿一晚，次日再乘沪宁班车。就在这下车上车的间隙当中，也体会到了日本侵略者的侵略暴行。

日寇对于沦陷区人民的奴役政策，与日俱增。不但是长期住户人人要有“身份证”，出外者还要有“旅行证”、“职业证”。上车检查，下车搜查，稍有触犯，则遭拳打脚踢。就是一般“顺利”过关的旅客，也必须作一番敢怒而不敢言的鞠躬行礼。我们在下关下车时，日本宪兵把每个人的身上都搜到了，不但要让他们搜，还得强赔笑脸，脱帽行礼。出车站，过长桥，又是一番检查。每一位旅客，都得一手提着自己的东西，一手捏着“身份证”与“旅行证”、“职业证”，还得脱帽行礼。王金璐生来亢爽，耐不得这些悖谬行为，一团怒火，暗燃心头，竟忘了拿好三证，待过桥时，北风一掠，把他手中的三证都刮落到江边上。我们情知没有三证是进不了上海站的，一时情急，只得用十元钱酬请乡民下桥拾取，幸而风力暂弱，三证没有刮入江心，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了。

到了上海，黄金戏院备车来接。岁尾的沪滨是经常落毛毛雨的，我们在细雨迷蒙之中，穿行大马路，只见大街两侧的商店房檐下，排列着不少穿雨衣的女人，我很奇怪：她们在这落雨的街头看什么呢？我问同车的马治中，才知道这些女人都是被生活所迫而卖身的妓女。我吃惊地说，前些年我来上海时，所谓“扁嘴的麻哈蚁”还没有这样地鱼鱼雅雅。马治中解释：上海的光景已不如昔。这都是日本侵略者压榨的结果。我唏嘘地说不出话来，同时也为“如意社”的营业而担心，一时不免为之默然。恰在这时，一个锦簇花团而又夹着扑鼻异香的小行列从汽车窗外经过，原来是六七个郊区乡民，每人挑着一副担儿，担儿的两端夹系着折枝的梅花、天竹、蜡梅、木笔，娇黄与朱红齐辉，疏影伴暗香共俏。我那冷漠的心又激荡起来，暗怪上海之区，何煮鹤焚琴而败兴至此？好端端的冬花宠儿，如此摧折，太伤风雅。因此，又想到“如意社”的新剧差不多都是规规矩矩的传统风格，虽不敢跻列于雅，也稍可略迹于俗。如此地损花败兴，难道真如一般所传，上海的观众只热衷于灭灯换景的彩头连台本戏？我怀着这个疑问，一直到了敏体尼荫路老公馆（即黄金戏院主人金廷荪的旧宅，现划为京角宿舍），会见了久违的赵桐珊（即芙蓉草）和苗胜春（当时公称苗二爷），话旧之间，才知道这些折枝的蜡梅、天竹，是上海市民为度春节而供养在花瓶中以迎春色的。天竹、梅花、木笔、蜡梅在苏杭一带，遍地皆是，折闲枝而不损其本，芟旧条而能丰其新。由此又谈到上海观众近几年来看戏的胃口，赵、苗二公介绍了程砚秋、马连良、宋德珠历次演出的情况，以及正在结束演期的李盛藻的营业成绩，才使我释然于心。原来上海看戏，是两极分化，一方面喜欢新到极点、怪到极点的彩头班子，一方面也喜欢古色古香而有真才实艺的骨子老戏。

“如意社”的宣传展开了，戏院门首高悬李玉茹和王金璐的剧照，其他重要成员的名字也都用霓虹灯布列出来，报纸上刊登了“打炮”戏目：春节初一日白天是李玉茹的《鸿鸾禧》、王金璐的《挑滑车》，夜场是“马派双寺”——《法门寺》、《甘露寺》。毕竟戏校的名气先声夺人，春节五天的昼夜场戏票，预售一空。

当时黄金戏院的班底是相当硬整的，罗致了各行具有高度艺术水平的演员，生行有苗胜春，旦行有赵桐珊，武旦有阎世善，净行有程少余、李克昌，丑行有刘斌昆、韩金奎、李小龙、盖三省，红生有李吉来（小三麻子），还有洒金红、王福卿等艺术修养很深的老伶工。那时，裘盛戎嗓音尚未复元，也在黄金戏院长期坐包，仅演开场《万花厅》、《锁五龙》等戏。除世善、盛戎外，其他演员，我都命学生们侍以师礼。他们也为学生们的彬彬有礼而垂以青睐，尤其是赵桐珊，对于玉茹演出各戏，都预先给她温习，有疵即正，玉茹获益不浅。

在剧团未“打炮”之前，学生们已看了几场岁末的合作戏，对于周信芳、林树森、盖叫天、赵如泉、赵松樵等演出的杰作，佩服得五体投地，就是对于刘斌昆和韩金奎、盖三省于开场演出的《财迷传》、《李逵磨斧》、《丑表功》等戏，也惊为艺林瑰宝。及至看到“打炮”第一天的开场节目，更使学生们瞠目喝彩。那天开场是《英雄会·打窦尔墩》，由李克昌饰黄三太，程少余饰窦尔墩；《财迷传》由刘斌昆饰花婆，韩金奎饰花郎；《挂印封金》由小三麻子饰关羽。以下才是纪玉良、李金泉的《雪杯圆》，王玉让的《牛皋下书》，王金璐的《挑滑车》，李玉茹的《鸿鸾禧》。

春节五天，都是昼夜两场，演出了大量的传统老戏，虽然场场满堂，但还没有达到狂满的程度。所谓“狂满”，是指在“关铁门”（上海戏院称客满为“关铁门”）之后，仍有许多买不到戏票的人徘徊门外，望洋兴叹。根据这样的征兆，当晚节目再连演三五天，左券可操。戏院方面约请“如意社”的目的，原是瞄着那几出新剧，估计新剧一露，狂满连演，绝无问题。其实，就在春节五天昼夜两场中，戏院约角的本钱早已收足，下余的二十余场，都是盈余红利。约角的资本家，总认为他们拿出的血本是身怀六甲的钱龙，母子衍育，则青蚨不翼而来，愈聚愈多，愈多愈好。所以在春节第七天他们就要求上演新剧，第一出就是《美人鱼》。观众对于此剧的评价，认为剧情新颖，演出整齐活泼，他们最感兴趣的是末场的“鱼龙变化”，也就是“水擒伦贵福”，但此剧尚不足以深刻地感染观众，征服观众。后台的文武管事，则认为此剧关目规矩，一切重要配角都由“如意社”成员担任，无劳后台操心，演前也不排戏，如出夙构，因而文管事韩金奎、李小龙，武管事朱德奎对于“如意社”的印象非常亲切。《美人鱼》演了四场，又间演了《探母回令》、《穆桂英》（包括《穆柯寨》、《穆天王》、《辕门斩子》、《破洪州》）等几场老戏，新戏《凤双飞》又接力而上。在《凤双飞》中，为了加强阵容，点染关目，特烦赵桐珊扮演田夫人（即梆子班所谓的“官旦”），苗胜春扮演田云山，他们的年龄虽高于同台的演出者，而于剧情之中确也需要年事较高的老艺人饰演这一对矛盾重重的患难夫妻。李玉茹则前饰胡凤莲（即“渔婆旦”），后饰卢凤英（即“帐子旦”）。余如储金鹏的田玉川、王玉让的卢林、李金泉的卢夫人、张金梁的卢世宽，均仍其旧。赵、苗二公的参加演出，正如翠柏苍松，辉映着烂漫的三春花蕾。观众非常满意。只是熟于戏剧的人都知道这是根据梆子传统的《蝴蝶杯》改编的，虽有新意，却非陌生，还是达不到狂满的程度。此剧也只演了四场。这时已逾正月十五，戏院方面正式向我请求：早日上演《鸳鸯泪》。我也认为这一出自许的作品应当早些与上海观众见面，看一看上海观众的评价如何，便着手准备排演工作。

经过二十天的演出，李玉茹的名字已腾誉整个上海滩，巩固了她在“如意社”中大梁的地位。戏院方面表面上是为捧玉茹、玉良，实际是想在《鸳鸯泪》上再捞一笔更大的利润。他们认为李玉茹在《鸳鸯泪》中虽与储金鹏并为主角，但在戏的中部，玉茹饰演的周仁妻子冯素蕙自刎于严府，以后就没有戏了，为了主角贯穿到底，他们提议让玉茹前部演冯素蕙，后部反串小生演杜文学，这在旧时代的营业戏中，也允许这样的一赶二。只是冯素蕙“赶”杜文学的交替中间，时间不长，难以赶场，而且杜文学在戏中有一场收服张武烈的武打场面，那一套“大刀棍”及“棍下场”又非玉茹素谙。经我提议，索性全剧的杜文学都由旦角反串，前部杜文学由武旦阎世善担任，而后部玉茹的杜文学先露一露“凯旋”一场的调底唱工，再露一露“拷打”一场的做工。戏院方面对此表示满意，但又提出了一个希望，要求把纪玉良也加入戏内，全梁上坝，锦上添花。同学们都认为这是个无理的要求，整个《鸳鸯泪》中并无唱工老生的角色，而纪玉良是以嗓子好能唱见长的。戏院方面感到很失望。我却从中解围，告诉他们：玉良的戏，有角可加。本来《鸳鸯泪》事件的导火线，是由于严嵩计害杜宪，海瑞正义保本，嘉靖宠严而斩海，太子为救海瑞，用了个“爪痕计”，大闹法场，打了严嵩，反在自己脸上做了面伤，弹劾严嵩擅打东宫，嘉靖无奈，只得赦了海瑞，命他领兵征蛮，这才引出严嵩的管家严年查抄杜府，窥见杜娘子而涎美谋占，诱胁周仁献嫂，周妻义代，自刎于严府；直到后来海瑞征蛮败绩，得到发配边疆的杜文学的相助，说降张武烈反正，征服苗蛮，奏凯而归；再引起错打周仁等情节。如此演法，进戏太迟，所以我在改编时删去了海瑞奏本、太子惩严的两个关目。现在想要加入纪玉良，他正好扮演海瑞，可以有大段唱工，露一露他的嗓子。戏院方面为我的想法而大喜过望，特在老正兴沪菜馆请宴，浼我尽快地写出剧本，尽快排演，尽快演出，因为辰光已逾正月二十，只有半个月的营业时间了。他们的催促是有预算的，在他们的估计中，这样地上演《鸳鸯泪》，一个月的生意便稳操胜券了。

我补写这几场戏还是容易的，一夜完成之后，凌晨又给玉茹添写了一段“凯旋”的调底唱词。第二天便召集排戏，纪玉良的海瑞、郭和涌的太子、李克昌的严嵩都是新添的角色，同时又烦赵桐珊扮演杜娘子，刘斌昆扮演凤承东。桐珊慨然允诺，斌昆却很客气，答应看过两场之后再行加入。实则斌昆与张金梁的父亲张春彦交谊很深，不愿攫夺金梁的这个颇能讨俏的角色。在排演中间，戏院经理也来旁观，因而一般的配角更为严肃认真。经理看了整个戏的轮廓，心中有数，便与我商量演出的场次。这时距期满已剩十二天了，他们的意见是十二天全演《鸳鸯泪》，我基于北平演出的习惯，不敢贸然尝试，因为在北平不论演多么好的新戏，能够连演三场已属凤毛麟角，连演十二天，是想也不敢想的。商议结果，我答应演出八场，还要分两次演出，先演四场，用老戏过渡两天，再演四场，最后临别纪念，再派别具花样的节目。经理虽含笑同意，而笑中却含腹诽。

当时戏院事先对《鸳鸯泪》并没有作过火的宣传，却不知是什么力量，四天的广告刚刚见报，只一个上午，票售一空。演出的效果，自然是相当不错的。有些沪友反映：这个戏是有后劲的。我问何以见得？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上海观众对感动人的戏往往是要落泪的。您没看见台下有多少人哭鼻子？只要感动了他们，他们就会诚恳地去作义务宣传了！”我按照老习惯，每场演出都在上场门把场，当我认为戏中可以感动观众的地方，揭幕偷觑，果然在观众席中有不少人在擦眼泪。这时，戏院方面似讽实赞地向我提出：“怎么样？连演没问题吧？”在这客观情况下，我只得答应他们：两场老戏过渡之后，后六场连演《鸳鸯泪》，临别纪念的节目也不必再费脑筋了。哪知后六场连演的广告一出，又是一个上午就将戏票售完。我这时才了解上海观众的心理：原来我认为京角的戏，无论是传统与新编，在上海演出，只能得到知识分子和所谓豪门寓公的欣赏。广大观众则绝大部分是大舞台、共舞台彩头戏的座上客，一般家庭妇女又被新兴的女子越剧所吸引（当时女子越剧刚刚崛起，姚水娟在时代剧场领衔演出）。一个戏，不能普遍地争取观众，上座率当然是不能估计太高的。哪知我估计错了，艺术在观众的心目中是最公平的，是客观存在的，只要戏好，能感动人，不论是知识分子、豪门富户、工农群众、家庭妇女，都会来借你的酒杯消自己的块垒。《鸳鸯泪》之得以连演连满而不衰，实际就是征服了各个阶层的所有观众。回想起来，有例可循，程砚秋演出的《锁麟囊》，在上海不是也有连演十几场的魅力吗？不过，程先生在戏中担负较重，连演十几场是吃不消的，只能将十几场化整为零，但总合起来，仍然达到了最初估计的预定场次。

《鸳鸯泪》的成绩，既然不在《锁麟囊》以下，而“如意社”又是好说话的，贪婪的资本家怎能把到口的肥肉轻易放下？三十六天期满即临，院方又和我商议，再续十二天，算作一角，但这十二天的剧目，都演《鸳鸯泪》。我同意续演，但坚持这十二天中只能演八场《鸳鸯泪》，临别纪念，每角可演双出。一、不能让储金鹏一人劳累过度；二、不能最后临别仍演悲剧，使“如意社”哭哭啼啼地离开上海。商议结果，我答应在续期十二天内，先演四场《鸳鸯泪》，垫演两场《美人鱼》，再继演四场《鸳鸯泪》，最后临别纪念，仍演双出老戏。但《鸳鸯泪》的卖座纪录仍占上风，戏院经理一再恳商，只得减少一场临别纪念演出，最后连演五场《鸳鸯泪》。临别纪念戏只演了一场双出，大轴是全体反串《法门寺》。

“如意社”在沪演出的一期半，不但营业意外昌盛，而剧团的秩序和作风也给前台后台留下了极好的印象。期满之日，前台经理设宴饯行，后台经理韩金奎也在家里便宴全体演员，致歆谢之意。而院方以鸳鸯之泪，尽化明珠，赢利五倍，出于愧恧之心，特致酬两千元于编剧者，五百元于主演者。

这些消息，早有人透露到平。那时北平的报纸已被日伪政府控制，日报仅存一份《新民报》，景孤血在该报主编戏剧版。另外还有两个偏重京剧的综合刊物，一个是《立言画刊》，李政贤主编，每周出版一册；一个是《三六九画报》，哈杀黄、王泰来主编，每月三、六、九日出刊一册。他们都是我的老朋友，“如意社”的得意春风，催开了我的墙头红杏，所以他们都以客观的事实，在报刊上专文记述。郑子褒主编的《戏剧月刊》上，还发表了“翁偶虹专页”，介绍我编写的剧本和我画的脸谱。

这时已是初春二月，江南菜花铺金的时候，“如意社”全体成员，衣锦还乡似的回到北平。

回平后，略事休息，即在广德楼、华乐、长安等戏院分别演出。李玉茹的母亲为了迎合当时的观众心理，要求我编一出逗笑的喜剧。所谓逗笑的喜剧，实际就是当时流行的《纺棉花》一类的闹剧。我并不是因为我所编写的《锁麟囊》、《鸳鸯泪》、《美人鱼》、《三妇艳》、《凤双飞》等陆续成功而自负，主要是我的艺术观点与这类闹剧大相径庭，姑妄言之姑听之，一再延宕，迟不动笔。后来，大多数演员也异口同声地催促我，我也感觉到牵线有人，合唱双簧，但又难违众意，只好把昆曲《开口笑》改编为京剧，易名《蔷薇刺》，又名《桃花醋》，是一出讽刺妒妇的喜剧。演员们觉得新颖，虽然兴高采烈地排演，而演出成绩平平。这在我编写的剧本中，是很失败的一个。

在编写《蔷薇刺》的过程中，我勉强地克制自己，违心地草率为之，这是因为在这期间，意外风云，突然变化。当我动笔编写《蔷薇刺》的时候，玉茹的母亲一再透露出改组“如意社”的意见，她所根据的理由，竟是毫无凭据地怀疑万子和，认为上海之行，子和在经济方面中饱若干。这实在是冤枉了好人。万子和是一位老成忠实的戏班组织者，他出身是劳动贫民，虽不懂戏曲，却一心一意地维护戏曲事业，他不是经励科，但却时常不顾他们的诅咒而去干预经励科的业务；他是戏园经理，而没有剥削演员的行为。他首创电影事业于大观楼，老谭的《定军山》和俞振庭的《金钱豹》两部无声纪录影片，就是他提倡上演的。他曾先后担任华乐园和新罗天的经理，并相继为高庆奎、郝寿臣、马连良、程砚秋、李少春、孟小冬组织剧团。虽然他在业务观点上，与演员有所分歧，时聚时散，可从来没有听说他在经济上有什么不干净的地方。此次组织“如意社”，他自认股份，出资二百元，已然垫净，而上海之行，只有黄金戏院约角人马治中以戏院名义，致酬四百元为谢仪，其他一切账目，都是经我过目，毫无纰漏。所以，我对于改组“如意社”的理由颇感不平。我虽然煞费唇舌地为他解释一切，而玉茹的母亲却坚持己见，手柔弓燥，势必一发。在这种情况下，事可为则违予心，事不可为亦违予志。经过一番思想斗争，最后我还是持平度理，毫不牵扯什么江湖义气，认为这样地捕风捉影，未免有乖公道，宁愿遗憾地事不可为，也不能昧心地事尚可为。从这一件事，我得到一个不见得确切的比喻，一个人不论是搞一番事业或是写一个作品，就好像面对一个气足球圆的皮球似的，要把浑身的力量都用在这个皮球上，叫它活泼地跳跃在你的双手之下，才能做出些名堂来。假若这个皮球只破了哪怕是针尖大小的一个孔，必然是气泄球萎，任你使出浑身解数，球也不会跳得活泼，此时就是你浑身是劲，也无能为力了。《蔷薇刺》剧本的失败，就是这个原因。“如意社”无理改组，深深地刺动了我的心扉，就如同圆劲的皮球忽然煞眼泄气一样，这对我虽非乌江跌霸，也是凤尾焚琴，人非草木，孰能遣此，无形中自然大大影响了我的写作情绪。

《蔷薇刺》演出的失败，玉茹母亲并不关心，但她却一再促我表态。我只得请来金仲荪先生（仲翁对于玉茹爱护备至，玉茹母女对仲翁亦倍加尊敬），倾诉了我组织“如意社”的初衷：为戏校毕业生谋一出路。如今路既成而予志亦达，我可以退出“如意社”了。仲翁看我意志坚决，从中斡旋，仍挽留我继续给“如意社”编剧；团中事务则请我推荐一位诚实忠正的内行承办一切。为我这些亲如骨肉的学生们编剧，我是义不容辞的，爱屋及乌，我虽不谋其政，也愿意有一位正直君子，曹随萧规。于是我推荐了曾在戏校任教的时青山。他是时慧宝的侄子，工老旦，德才兼备。仲翁熟知青山之为人，玉茹母女亦表同意。为了避免与万子和发生误会，便以仲翁的名义约请时青山。与此同时，我召集了“如意社”的各位股东，说明了改组的原委。子和笑道：“这不奇怪。凡是初组班社而青云直上的演员，总以为自己艺高价重而愿自组自理，这是当然的过程。不过，‘如意社’的改组，一定幕后有人，瞒住了您。您自愿置身社外编剧，很好。不然，一国三公，是戏班里最惹气的事！”子和的态度，既不迁怒于自己的得失，还为我的顺逆而设想，更使我敬佩他的恢豁大度。我从上海的酬仪中预备了八百元钱，当场退还四位股东的股金，子和坚决不受，并且解释道：“办戏班从来没有退股金的。既然偶虹执意如此，我们内行不能办外行的事，我和秀水，绝不能收。另外两位，都是外行，收也无妨。”就在再三推让之下，我强把我叔父和朋友幼渔的两份股金，还给了他们二位。果然不出子和所料，“如意社”改组之后，剧团事务虽由我推荐的时青山负责，而真正具有实力的后台，却是当年梅兰芳容装科的老搭档韩佩亭，这时他与徐兰沅合办广德楼，颇有地位，由于玉茹母亲的一位老朋友的介绍，以韩佩亭换下了万子和。演员阵容，也有更动，二旦换上了林秋雯，大丑换上了孙盛武。

这时，我的另一个学生宋德珠来请我整顿他的“颖光社”，我就不能常到广德楼后台看玉茹的演出了。一年多后，不知何故，李玉茹搭了马连良的“扶风社”，担任二牌旦角。煊赫一时的“如意社”，从此香销花萎，绝迹于梨苑菊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