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鸳鸯、鱼、凤三争艳”这四出戏编排的过程中，戏校师生还流传着一句口头禅——“会议室里的翁剧组”。这也是客观存在。凡是我排的戏，都在会议室里进行，而这些戏里的重要角色，不外是侯玉兰、李玉茹、李玉芝、白玉薇、王金璐、储金鹏、李金泉、王玉让、张金梁、赵金年、王玉芹、朱金琴、周和桐、刘金春、田玉林、周金莲、林金培等。没有参加排演我的戏的学生，认为以上这些同学是我的剧本里的核心角色，无形中形成了一个“翁剧组”。“翁剧组”传布到社会上，报刊的宣传、评论，也都把我的剧本称为“翁剧”或“翁编”。我并不喜欢这样的揄扬，但也无法辩解。

事物中往往有一种“欲抑反张”的规律性，即使带有讽刺性的刺激，反而促进了事物的发展。“翁剧组”一说从校内传到校外，似乎是已被默许而公认；在“组”的学生，与我的感情，也愈加深厚。我经常在排演之余，讲些个戏剧知识、剧坛掌故，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一致要求校长，请我每周给他们上几堂文化课，有系统地满足他们的求知欲。仲荪校长通知了教务主任张体道，与我商谈此事，我当然义不容辞。不过，文化课都在晚间进行，那时我已由妞妞房胡同迁居到西直门内黑塔寺胡同，妞妞房距离戏校很近，来往只用二十分钟；黑塔寺与戏校所在的椅子胡同，却形成了大东大西的十几里路的长距离，下课后步行回家，那就要在午夜以后了。我提出了这个困难，学生们出于幼稚的心理，以为我借故推诿；他们反映我在夜戏把场之后，时常随着学生们乘坐的大汽车回校休息，他们认为我在戏校自有宿舍。哪知我是从爱护我那几出戏的痴念出发，每场演出必要把场，夜戏晚了，我回校后，就在原戏曲改良委员会的小屋里，用六只椅子搭个临时睡铺，有时借不到被子，就用大衣覆身而酣睡一宵。现在要我每周几天来上文化课，我不能不把这“六椅无被”的临时床铺告诉了他们。他们很替我抱不平，立刻反映于校长。仲荪校长颇有歉意，迁怒于事务人员，埋怨他们不了解编剧者的辛苦。我反替事务人员解释：看场、把场出于我的自愿，“六椅无被”也出于我的自谋，我并没有通知校方，校方自然不了解我的甘苦。仲荪先生很是豁达，不咎既往，却马上把事务主任李显庭和会计王思齐找来，当面指定：翁先生每周二、四晚间上课，晚饭由李显庭吩咐厨房准备，宿舍则借用王思齐那间不甚宽大而颇为讲究的小北房，届时王思齐回家去住，让与翁先生。承校方这样优待于我，我自然兴致勃勃地满足了学生们的要求，每周二、四晚间，共上四节文化课。

戏校的文化课，具备了一般学校中的语文、数学、历史、地理。每一学期，由教务处安排妥善。文化教员也不下十几位之多。据我记忆所及，有华粹深、吴晓铃、杜颖陶、洪中井、关楚材诸位先生。我这个文化教员，等于是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来。原来规定的课程，已有专人负责，我只好应学生们的要求，讲一门“戏剧常识”。所谓“戏剧常识”，只是一个笼统的名义，我采取有目的的，又是漫谈式的授课方法，讲一些在他们演出的剧目中需要表现的是什么，也就是讲这些剧目的主题。例如，我讲《岳家庄》，阐明了岳云爱国抗敌的积极思想；讲《钓金龟》，说明这出戏的主旨是写张义的赤子之心；讲《汾河湾》，向学生们推荐了前任校长焦菊隐对此剧的改革方案，应当删除报应循环的迷信赘瘤，写成薛仁贵因嫉妒心理而误伤自己的亲生儿子薛丁山的一出很有教育意义的悲剧；讲《洪羊洞》，强调戏里的重点应当放在焦赞违反纪律，私下番营而造成错误的自相杀戮的后果。学生们都听得津津有味，认为别有发现。有时，他们从戏中的唱、念里，问一些词汇的来历和意义。例如，《摘缨会》中，楚庄王为什么称许姬为“梓童”？一般将帅为什么称兵丁为“貔貅”？一般大臣为什么称皇帝为“陛下”？《宁武关》里的“黄卷青箱”，《钟馗嫁妹》里的“冰人系赤绳，月老为盟定，氤氲使巧作合，斧柯媒证”以及“屏开孔雀”、“御沟红叶”、“三生石上”，等等，做何解释？这些典故堆砌，都是编者舞文弄墨的痕迹，好在我幼年学过骈文，遣词用典，下过一番功夫，这些眼前的“小品”还能应付裕如，有问即答。从此，又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他们发现了不明白的戏词，就记在小本子上，等我上课时请我解说。这样，有时一堂文化课讲不到正文，只这一节“疑思问”的插曲，便与下课的铃声交织地结束了。

在我讲授文化课期间，还有一个颇有意思的插曲。我每次授课，由校方供给一顿四菜一汤的晚餐。事务主任李显庭必然事先问我喜欢吃什么菜。有些学生和我厮熟，便替我出主意，点什么“熘肉片”、“炸丸子”、“木樨肉”、“古老肉”之类，他们知道我一个人吃不了这许多菜，为了餍饫他们的口欲，便以谈话为名，来到会议室，用“堆鬼”来的馒头（学生们在饭厅吃饭时，藏起馒头，隐语叫做“堆鬼”），帮助我吃掉这些他们想吃的菜。有一次，储金鹏想吃“炸丸子”，便以我的名义告诉了李显庭先生。李显庭已然发现了这个“秘密”，特意叫厨房的周师傅丰富地做了两大盘。我惊问何以量多如此？李显庭说：“您一个人吃饭，等于一个组吃饭，必须丰富。现在学校每月开支，必须依靠上演您编的那几出戏，您辛苦了，翁剧组的学生们也辛苦了，我们应当尽点人心，借您的名义，酬劳酬劳他们。”这简单的几句话，使我感慨很多。是非功过，有目共睹。些许小事，更可以看清楚事物发展中欲抑反张的规律，“翁剧组”的形成，已是无可置辩地被人们所公认了。

我虽然每周要教两晚文化课，新戏总还是要继续编写的。我正想完成夙愿，编写《琥珀珠》，才写了一场，程砚秋先生又送来他演过的三个剧本《陈丽卿》、《斟情记》、《花筵赚》，指定由我导演，并诚恳地要求我从我的导演角度出发，结合学生们的艺术能力，可以对原剧本有所增删。这三出戏都是出于金仲荪先生的手笔，此时，我与程、金二公交谊日深，对于京剧艺术已有共同的默契，增删仲荪先生的原作，我并不谦逊，但是我知道这三出戏都是程先生青年时常演之作，与他同台的老搭档吴富琴，正任戏校的旦角教师，为了保持程剧的楷模，理应由经历过这些演出的吴富琴先生担任导演，我可以从旁协助。当我提出这个想法时，程、金二公都认为我想得周到，也深知我与内行合作有例在先，一定会鱼水相得。于是，这三出戏的修改工作由我担任，导演工作由吴富琴偏劳，在排练中，我也参加，遇有剧脉不通畅的地方，当场解决，我们合作得很是愉快；而剧中人选，仍不脱“翁剧组”的范围。《陈丽卿》的人选是：李玉茹扮演陈丽卿，赵金年扮演陈希真，张金梁扮演高衙内，张和元、李金瑞扮演两篦片。《斟情记》的人选是：侯玉兰扮演朱福姑，储金鹏扮演陈多寿，赵金年扮演朱世远，林金培扮演陈青，张金梁扮演王三老。《花筵赚》的人选是：李玉茹扮演碧玉，白玉薇扮演刘芳姿，储金鹏扮演谢鲲，关德咸扮演温峤，李金泉扮演刘姑母。排戏仍在会议室进行。

这一段时间，我比较轻松，导演的主力是吴富琴，我只在排练时参加一些意见，当场修订，或另写一两场戏，过午即成。每周二、四晚间上文化课，不能回家，便整天在戏校里，下午学生们在广和楼演出，校内环境比较安静，我就利用这个时间进行《琥珀珠》的编写。有时精神疲乏，搁笔休息，便找高庆奎先生闲话。

那时，高庆奎先生专为李和曾说高派戏，为了来往方便，校方特辟一室，为高先生休憩之所。高先生也不常回家。我与他在排戏方面虽没有什么接触，而谈起往事，月旦艺术，却恨相见之晚。我一向是非常钦佩高派表演艺术的，他不但有一条高亢清亮的乙字调嗓子，而做、表、念白、神气、把子，亦无一不精，尤其是他那一双会做戏的眉毛，与程砚秋并称双绝。他既息影舞台，便毫无牵挂地谈起他的艺术见解，以及他从唱配角而跻列于名宿之林的经历，旁及生、旦、净、丑，京派、海派，无一不谈。他还经常拿些家藏的大堂会的戏单、大义务戏的戏单、剧照、画像，与我共同欣赏。他只要看到我爱不释手，便慷慨地说一声：“归您！”我也毫不客气地视如拱璧，珍袭而藏。从此，我于每周二、四，不再写作剧本，总是找高先生谈天。相处日久，他似乎很惊奇地问我：“为什么您不想唱戏而如此癖戏？”我也似乎对于自己的癖好感到奇怪似的说：“我也不知为了什么，天生与戏有缘，不但是台上的戏，凡是与戏有关系的事物，我是无一不爱。”我们谈话的这一天，正是旧历的初九，我指着日历说：“今天是初九，隆福寺庙会之期（当年的隆福寺，即今天的人民市场，俗称东庙。东庙是相对护国寺而言，隆福寺在东城，故称东庙；护国寺在西城，故称西庙。东庙的庙会日期，是每月初九、初十、十九、二十、二十九、三十，后又增加两天，从初九到十二）。庙里有四个摊子，总是吸引着我，使我得闲即往，乐而忘返。这四个摊子，都与戏曲有关。”高先生高兴地问：“什么摊子？”我看他高兴，天气又是风和日暖，便说：“咱们何妨一游？到了那里，您就知道我这个戏迷，迷到什么程度了。”高先生更兴奋地说：“不瞒您说，我以前演戏很忙，住在南城，想逛东庙，来往不便，又因逛庙必须步行，我为虚名所累，恐怕游人注目，所以很少去逛。今天咱们哥儿俩可以痛痛快快地逛半天了。”

隆福寺庙会的规模，甲于北京城中所有的庙会，举凡日常用品、花鸟虫鱼、耍货玩具、古玩玉器、江湖杂艺、风味小吃……无一不有。但是真正吸引着我的，却是四个售卖戏曲艺术品的摊子。为了揭出我如何癖戏之谜，我和高庆奎先生径直走进庙内东街。行未数武，便听到“当当当”有节奏的敲击铜茶盘子的声音。我自言自语地说：“第一关到了。”边说边走，已来到一个长达两米的摊子前面。

这个用一块干净的蓝布遮盖的摊子上面，立排着几个玻璃匣子，匣内用小木条截为窄阁，每个阁内摆着两个或三个穿着戏装的剧中人物，组成京剧“戏出”，文武昆乱，应有尽有，小木条上还贴着戏名。这种戏装人，是以胶泥做人头，纸浆做身胎，再用各色绢纸扎扮戏装。可是，每个剧中角色都没有脚，靠、褶、蟒、帔以下，整整齐齐地粘牢一圈猪鬃，所以又叫做“鬃人儿”。把这种鬃人儿放在铜茶盘内，以棍击盘，利用铜盘的颤力，使盘内的鬃人儿团团乱转，鬃人儿的两只胳膊又是用铁丝贯穿，可以上下左右地挥动，想象地看着，就仿佛舞台上的“活人大戏”。这种工艺品，老北京人习惯地称之为“铜茶盘子小戏出”，而真正原名，就是“鬃人儿”。当然，鬃人儿之转动于盘，并不符合舞台演戏的规律，充其量只能是儿童的玩具。而我之所以迷恋甚深者，主要是制作这些鬃人儿的巧匠很懂戏，他们制作鬃人儿的穿戴扮相以及脸谱把子，都是具体而微得与舞台上的演出一样。我最喜欢那两人为一组的《龙虎斗》——赵匡胤黄靠双锏、呼延赞黑靠单鞭，《湘江会》——吴起红脸白靠、无盐凤盔金刀，《金钱豹》——金钱豹豹脸钢叉、孙悟空猴衣桃脸，《白良关》——尉迟敬德苍满单鞭、尉迟宝林簪翎黑靠，真是无一处不生动，无一处不内行。那三人为一组的《三娘教子》——王春娥、老薛保、薛倚哥，《群英会》——周瑜、鲁肃、孔明，《失街亭》——马谡、王平、张郃，《取洛阳》——马武、岑彭、邓禹，居然能选取恰如其分的场子，把三个鬃人儿组为一戏。也有大型角多的戏出，摆在最高一层的玻璃阁内，尺寸也较普通鬃人儿为大。普通二至三人为一组的，高只三寸左右，大型者则增高一倍，六寸有余。这些大型戏出，都是舞台上的大武戏，有《阳平关》——曹操站立山头，山下黄忠、赵云酣战徐晃、王平、曹洪、许褚、张郃、杜袭、焦炳、慕容烈，多至十一人；还有《八大锤》——岳飞山头观阵，山下陆文龙大战四锤将严正芳、何元庆、岳云、狄雷。另外又加上金邦四锤将，虽然不在同场，玩者也可随意布置。妙在盔靠脸谱，无一不精，就是使用的八对锤，也能精致地做出“大四件”和“小四件”的传统形式。可以看出是“八卦紫金锤”、“宝瓜亮银锤”、“青铜六合锤”、“浑铁轧油锤”——“大四件”的金银铜铁四对锤；“雷鼓瓮金锤”、“梅花錾银锤”、“八棱灌铜锤”、“生铁一字锤”——“小四件”的金银铜铁四对锤。这些大型戏出鬃人儿，售价很高，专供豪门贵族的消遣。一般人只能用两三吊钱买一出二人或三人为一组的小戏出而已。这个摊子的主人，是一位年逾四旬的妇人，从我五岁记事时起，每逛东、西两庙，我总看到她顷刻不停地敲打铜盘在招徕顾客。

我将鬃人儿介绍给高先生看，他也惊叹这种手工艺品竟至如此地忠于戏曲，可谓是戏曲界的知音。他笑对我说：“只这第一关，就很有意思。看来，您如此癖戏，不是无源之水了。”

看过鬃人儿戏出，往北几步，有一个道士装束的老人，守着一个大摊子，恬静地坐在那里。摊子上陈列着他用新砖磨雕的亭、台、楼、阁、花墙、盆景。此老姓张，据说是“山子张”的同族，布置园林，家学渊源，制些砖玩，出其余绪，旨非牟利，聊作消遣。我每次逛庙，总要和他谈些园林旧迹，今天忙于解谜，只是招呼一声，匆匆而过。

紧靠张老的砖玩摊子，就是我癖戏的第二关——“影戏人”摊子。这个摊子，小得出奇，只有一张长不够一米的小木桌，桌前扎个简单的架子，架子上分三层卡着些影戏人。最高一层的影戏人，是驴皮做的，尺寸高及八寸；中间一层的，是用三层高丽纸做的，不及半尺；下面一层陈列的，是演皮影戏用的桌、椅、城、塔等道具，以及皮影戏特有的“甲身走马”、“虎豹形儿”。这三层陈列品只是标志，丰富的货源却在桌子上的一个大蓝布包袱里。影戏人扁平而薄，可以夹在纸册中，那个大蓝布包袱里就有十几本大纸册子，分门别类地夹着“头”、“身”、“砌末”、“车马”、“鸟兽”、“刀枪”、“桌椅”等，可以说，这么一个包袱就等于一份戏箱，不但是一份戏箱，台上的“演员”也韫椟其内。高先生看到皮影戏人，就笑着说：“这个我可不生疏，我们家办个生日满月的，都唱影戏。他们和咱们的京戏不一样，有他们的特色，有他们独有的节目和技术。”我看高先生似乎对此兴趣不高，便先把卖影戏人的主人介绍给他。

主人姓旭，五十左右年纪，已留短须。我在十一二岁的时候，就爱耍影戏人，时常购买，每次他都是习惯地打开包袱，把“人头”夹册翻开，任我挑选。影戏人的结构，是由“人头”和“身腔”灵活地组成的。“身腔”是蟒、靠、褶、氅的服装，顶端有个牢固的卡口，在卡口里可以临时改装各式各样的“人头”。“人头”是把剧中人物的面貌神情和头上的盔、巾、冠、帽一体雕成。女角色则分各种髻鬟辫发，按人物的身份，装饰钗簪花朵。所以，耍影戏人的诀窍，只要备齐了各种“身腔”，便可以用不同的“人头”演变出许多不同的人物。所以我每次来买，这位主人便主动地翻开“人头”夹册，他知道这是买影戏人的规律——已然具备了足够的“身腔”，多买“人头”就能多出角色。过去我一直买他的影戏人，到了我上台演戏的时候，便感到耍影戏人只是演剧的雏形方式，味同嚼蜡，就把所有的影戏人都送给比我年纪小的亲戚了。但是，三四年的交易不算短了，所以这位主人还认识我。(www.daowen.com)

这一天，我把高庆奎先生介绍给他，他特别兴奋地抱拳致敬：“原来是高老板，久仰久仰！今天有幸光临，我正想向您请教！”高先生谦逊地说：“不敢，不敢。滦州影人，我只看过，没有做过，我是十足的外行。”主人笑着，一边打开包袱一边说道：“您要是外行，还哪里去拜内行？”说时，他把最底下的一个“人头”册子取出翻开，谨慎地送到我们面前，又恭敬地说声：“请教。”我看那些“人头”，都是老生扮相，但觉神态不凡。高先生却特别兴奋地说道：“哎呀，真像！真像！”接着，他指着一个打扎巾的“人头”说：“这是老谭（即谭鑫培的《定军山》黄忠）！”又指着一个戴王帽的“人头”说：“这是大头（即汪桂芬的《让成都》刘璋）！”接着又捏起一个戴员外巾的“人头”向我说道：“这是我的老师老乡亲（即孙菊仙的《朱砂痣》韩廷凤）！”我还未及答话，高先生又一个个地指出了：“这是刘鸿升的《斩黄袍》，这是许荫棠的《取荥阳》，这是李顺亭的《凤鸣关》，这是……”原来这些都是逼真肖像的京剧“人头”，我便急忙问道：“有花脸的吗？”主人不答，笑容可掬地翻开了第三层册子，我才一注目，就惊呼起来，向着高先生说道：“您看，这是不是钱金福的夏侯渊？嗬！还有周仓、典韦、李佩！这是韩二刁的张郃！这是黄三的李逵、曹操、窦尔墩！这是金秀山的王振、铫期、尉迟恭！”这时，气氛非常沉静，主人和高先生只是频频颔首。我们又翻看了第二层的旦角“人头”、第四层的末角“人头”、第五层的丑角“人头”，什么梅巧玲、杨小朵、路三宝、陈德霖……刘景然、刘春喜……王长林、赵仙舫、罗寿山、李敬山……真是铁网珊瑚，尽收眼底。我看得呆了，回想在以前我买影戏人时，为什么没有看到这个册子？忽觉高先生轻轻地扯了我一下，低声说：“快买些个，这是好东西！难得的好东西！”一句话，把我从回忆与遐想中召唤回来，便急不可耐地询问价钱。主人却微笑着说：“怎么，您也懂得这些是戏台上的好老？”高先生接过话茬儿说：“翁先生现在是编剧家了，他知道的不比我少。”主人凝视着我，似乎不相信地问道：“您就是翁先生？”接着便郑重地说：“这些本来是不卖的。我是因为当年照相很难，台上的好老留不下多少戏像，出于我的心愿，尽我所能，才在看戏的时候，把我钦佩的这些位名家，揣摩着台上的容貌神气，记在心里，刻成头像，留为纪念。您还记得吧，您小时候来买影人，没见过这些册子吧？”我下意识地点了点头，急待他说出价钱。高先生明白我的心理，便以揄扬的口吻说道：“您有手艺，可以再刻，让给我们，也是留作纪念。咱们都是知音同好。”主人豪爽地一笑，说：“好！敬您二位几个！不过，不过现在钱不值钱，工料贵了，普通的‘人头’已卖一毛一个，这样的活儿应卖一元。今天遇到真行家、真知音，交个朋友，三毛一个！”我听他开价不大，高兴极了，就请高先生帮我挑选，生旦净末丑，凡是有名气的，人各一头，买了三十余个，一张十元钱的票子，付给了旭老。

我们兴高采烈地辞别了影戏摊主人，仍向北去，在拥挤的游人行列中，高先生用他那低哑的嗓音絮絮谈着：“今天算来着了！您可大有收获！偌大的北京城，真是何地无才，想不到会有这么一位爱好京剧的高手艺人，把咱们的前辈都雕刻下来，奇宝！奇宝！”我问：“您看是否真像？”高先生说：“若说不像，我怎能一看就认得出来？若说全像，可影戏人头都是偏脸，有几位的面部特征，从侧面是不好表现的。这就很难得了！更难得的是：汪桂芬、孙菊仙、韩二刁、刘春喜、大李五……这老几位，连我都极少见过他们的戏像，得此刻影而传，亦足以弥补了永世之憾。您要好好保存，赶明儿我给您写上几句，说明这是由我鉴定过的，何虑见者置疑！”我们滔滔不绝地边说边走，高先生打了一个呵欠，这时已到了东街尽头，东配殿的台阶上设有临时茶座，我请高先生进茗小憩，恰可欣赏我那癖戏的第三关。

东街尽头是一个小穿堂门，紧靠穿堂门的台阶下是一个卖糖果的摊子，挨着糖果摊，就是至今闻名的“面人汤”汤子博的三弟的面人箱座。他的面人箱座，恰好在东配殿临时茶座的前面，相距只有十几步。

高先生喝了碗茶，接连着吸了两支香烟，精神又来了，便问我道：“您的戏迷关才过一半，还有两关呢？”我就指着汤三先生的面人箱座说：“您看，这位捏面人的，就是我癖戏的第三关关主。”高先生“哦”了一声，说：“我曾在什刹海会贤堂前买过两匣面人，是否此公手艺？”我说：“正是此公妙手。我和他很熟，是不是请来一会？”高先生笑道：“您真成！为了戏，江湖上到处交朋友。”我下了台阶，请汤三先生与高先生相见。汤三先生那时约有三十左右年纪，名有义，号子高。他的二哥汤子博，就是今犹称誉的“面人汤”。子博、子高不但擅捏仙、佛、神、馗，佳话故事，古装仕女，还能捏戏曲人物。那时，我每演一戏，就请他们给我捏一个面人，留为纪念。先后捏过《连环套》的窦尔墩，《闹江州》的李逵，《法门寺》的刘瑾，《长坂坡》、《阳平关》、《战宛城》的曹操，《穆柯寨》的焦赞，《失街亭》的马谡，《群英会》的黄盖等数十个，工价很低，捏一个只需一角钱，配个小玻璃匣再加一角，两角钱便可保存一个纪念品。可是他们二位毕竟不是唱花脸的演员，捏出的面人，服装脸谱虽不离格，而姿势神态总不惬意。有一次，我在什刹海捏了一个《丁甲山》的李逵，顺便到我的老师胡子钧家中串门（那时胡先生住在什刹海南岸，开设蜂具店）。胡先生看了面人，立刻指出“膀子不圆”、“脚步不对”，一边批评，一边摆弄。面人究竟是面人，怎能尽随人意，三摆两弄，便掉了“胳膊”，落了“靴子”。胡先生似乎过意不去，便邀我去访“面人汤”，胡先生当场摆了个架势，请子博照式捏制，由胡先生花钱，又给我捏了一个李逵。果然，这个李逵居然姿态一新，膀子脚步、身手眼神，颇具舞台演出之致。经过这一番实地示范，我与子博就逐渐熟识了，以后请他们弟兄再捏戏出，都是我先摆出身段，他们照此制作。在我们合作的场合里，不免招致了许多游人，聚而围观，窃窃私议，我就听到过这样的评语：“瞧这个戏迷！”

我不但请子博、子高捏制我演出过的剧中角色，还给他们出谋划策，捏制其他戏出。而我设计的构图，又都是他们意想不到的。例如，捏《战宛城》，我要他们捏校场上张绣穿青素，典韦扎硬靠，骄将睨降的那一刹那；捏《落马湖》，则捏李佩与何路通水战时掏翎子、踏水步的那一刹那；捏《法门寺》，则捏贾贵高举公文，刘瑾背袖而视的那一刹那；捏《闹天宫》，则捏美猴王扎硬靠、教授小猴扯弓试射的那一刹那。也许我的拙见，贤者所见略同，他们照我的设计捏制了，懂戏的顾客便争先恐后地购买而去。从此，我的建议，他们无不采纳。这也和那时编戏一样，只要你编的第一本戏，演出能卖几个满堂，以后你再编什么剧本，演员都乐于接受而迅速排出。旧社会里，艺术形成的规律，似乎必然有这样一个微妙的过程。

今天，汤子高见到高先生和我，便直爽地提出一个要求：请高先生给他摆一下《战长沙》的身段。他久仰高先生在《战长沙》这出戏里能关羽又能黄忠。高先生也饶有兴致地应其所请，就在茶座前面的空地上做了个关羽拖刀的身段，非常有神。但是此时剧中的黄忠，是翻“抢背”落地的单腿跪像，子高颇感棘手，又请高先生改个姿势。高先生便和我摆了个“会阵”的亮相，高先生来关羽，横刀肃立，我来黄忠，推髯微睨。子高看了，忙说：“谢谢高老板，您先喝碗茶！”说着，他连忙回到面人箱座，戴上眼镜，摆弄起来。没有两碗茶的工夫，他兴冲冲地托着一个小玻璃匣子，恭敬地送到高先生面前，说道：“您看，还过得去吗？不成敬意，奉送高老板。”高先生非常敬佩他这既敏且肖的艺术天才，爱不释手。我便替高先生致谢：“却之不恭，手工领情了，玻璃匣价，当然照付。”说着，我拿出一张五角毛票，塞在子高手中。子高明知玻璃匣价只值一角，五角钱中已包括手工的酬金了。我怕他客气，忙说：“都是交朋友，以后还要常麻烦你。”子高倒不好意思起来，道了谢，喝了碗茶，再订后约而去。

高先生始终是目不转睛地欣赏那匣《战长沙》，颇有感慨地说：“今天这个东庙逛得好，您得到梨园先贤的皮影肖像，我得到我生平最惬意的一出《战长沙》，咱们哥儿俩都有戏缘！”我笑着说：“还有个四关未过，不知有何收获？”高先生毕竟有些疲乏了，忙问：“远不远？”我用手向南一指，说：“进了穿堂门就是。”

只有二十几步距离的穿堂门里，东边墙上，张着一块两丈多长的蓝布，上面挂满了各色各样的托偶戏人。高先生“哦”了一声，说道：“原来是大台宫戏——托偶人（即“杖头木偶”）！”他似乎又忘了疲劳，驻步而观。

在我五六岁时，祖母带我来逛东庙，就在这里看到过满壁琳琅的托偶人。主人那时还在壮年，现在已然留须，他是采育人，姓王。他的木偶，货高价昂，问津者少。他所制作的托偶人，分为三种：最高一层的，人高二尺，用几十层的高丽纸范模做人头，不怕磕碰，头上的盔头，堆金立粉，尽量仿真，绒球都是具体而微的小绒球，珠饰也是具体而微的料货，就是翎子狐尾，也都是真尾真翎，服装是印彩的软缎，髯口是能摘能挂的口面。我最艳羡那出《二进宫》的李艳妃、徐延昭、杨波，还有《连环套》的窦尔墩、黄天霸、朱光祖，只是价钱太昂，每个三元，一戏三人，须付九元代价。中间一层的，人约一尺，胶泥为头，洋布为衣，形虽简而规范依然，穿戴扮相，丝毫不舛，要价略低，每个一元，一出戏也要二三元的代价。最下面一层的，是一般视为儿童玩具的“王小打老虎”、“老头儿卖豆腐”、“猪八戒背媳妇”之类，每套五角，销路最畅。我五六岁时，就得到过祖母赏赐的一套“王小打老虎”；十二岁时，我把每天的点心钱攒够了二元，买过一出中型的《龙虎斗》；至于大型的托偶人，则梦寐思之，迄未如愿。

今天，高先生看到这满壁的托偶人，注意力只集中于最上一层，边看边称赞这些戏曲艺术品制作既精，规范又准。主人王老虽然不认识高先生，但他已感到这是位内行先生，忙赔笑说：“老板，照顾照顾。年月不对了，没人懂了！两天庙，还没开张。”高先生向我递了个眼色，意思是“你甭再买这些玩意儿了”。我似乎感觉到了，又似乎没有感觉到，反而搭讪着进行交易说：“不是不照顾，价钱太贵了，三块钱一个，比一袋白面还贵啊。”王老苦笑一声，又叹了口气，说道：“咳！说贵也不算贵，从前卖三块一个，现在的钱不值钱了，还卖三块，无形中就落了价儿。我看您二位，不是玩者，是行家，咱们交个朋友，两块五一个，您拿一出！”这个开价，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从小逛庙，知道这个托偶摊子向来是言不二价，今天居然打了折扣，更触动我问鼎之心。高先生看穿了我的心理，便说：“要买，就买这出《连环套》，窦尔墩是金秀山的脸谱，天霸像老俞（即俞菊笙），朱光祖像王先生（即王长林）。”王老由苦笑而换为爽笑，说：“我的眼力不差，您二位真是行家。我摆弄这出戏，就是揣摩那三位好老做的。”高先生的几句话，更促成了我的占有之欲，便掏出八元钱付价，但仍饕心未已，又对高先生说：“您看这出《二进宫》是不是……”高先生笑着打断我的话，摇了摇头，催我快走。王老托着八块钱，由爽笑又变为僵笑，说：“不用找钱了，带一份‘王小打老虎’给小孩玩吧。”我笑着说：“不用，不用。”王老又由僵笑变为干笑：“您的少爷也快会玩了，这么办，再饶您一份‘猪八戒背媳妇’。”说着就用纸把这三套价格悬殊的托偶一一包好，八元钱已装进他的衣袋里。

我与高先生走过穿堂门，又在塔院略一流连，听了一段“单弦拉戏”，便出了隆福寺后门。拐出东门，我请高先生在一家“爆肚儿”馆里喝酒吃爆肚儿，又买了几个烧饼，同进了一次不成晚餐的晚餐。

酒兴之余，我还是不忘那出托偶人的《二进宫》，我问高先生：“那出《二进宫》的徐延昭是不是像裘桂仙？李艳妃是不是像陈德霖？杨波是不是像您的师哥凤二爷（即王凤卿）？”高先生郑重其事地点头答道：“正是如此。”我惊叹一声，顿有“失之交臂”之感。高先生明白我的心思，却又郑重地说：“偶虹，咱哥儿俩虽然相交只有一年多，从丁永利那里说起，都不是外人，我也从不按外人待你。我说句老实话，你每月在戏校挣多少薪水？”我说：“每月七十元。”高先生点了点头，呷了一口酒，又说：“挣的虽说不算少，可禁不住你这样花呀！今天逛个东庙，你就花了二十块，你可要量入为出啊！我当年嗓子没坏的时候，馆子的戏份是一百块，我能在一天一夜里唱三出《探母回令》，馆子拿一百块的戏份，堂会是一百五十块一场，一天要进四百块，可是现在我……”我忙安慰他说：“千金散尽还复来。您的豪举，内外行是有目共睹，有耳共闻的。”高先生长叹一声：“还是那句戏词说得对：‘常将有日思无日，莫待无时盼有时。’你应以我为鉴，节俭为是。”我肃然起敬地感谢高先生训诲之高谊，又怕谈起斗方套语，扰了一天的清兴，便用偏锋解颐，给高先生满了一杯酒，说道：“您放心，我会量入为出的。昨天我进了一笔稿费，《剧学月刊》上发表了我那篇谈脸谱的文章，稿酬八十元，我即以二十块买了一部《曲海总目提要》，下余六十元，足够咱们逛三次东庙之需了。”高先生也为我高兴起来，连声说好，把酒一饮而尽。我趁着他的酒兴，把那两套“王小打老虎”和“猪八戒背媳妇”的托偶人，送与高先生最小的儿子小老儿（即高韵升，现在银川京剧团演武生）。